分类之原理

西洋目录学家每谓分类为人类之本能；实则积得丰富之经验后，自然有鉴别之知识耳；谓为本能，则未必也。《荀子》推究“名”之起源，由于“辨同异”。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即分类之最大作用也。故《荀子·正名篇》所论，可借以述分类之由来。其言曰：“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荀子》此论，虽就命名而言，然分类之原理亦尽在其中矣。目录之两大要素，曰分类，曰编目。有书目而不分类，未得尽目录之用也。述《分类篇》：

类之字义

《尚书》有类字二。《舜典》“肆类于上帝”，注：“类谓摄位事类。”《太甲》“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注：“类，善也。”《尔雅释诂》同。似古类字犹无种类之义。然若舍旧注而径释为种类，亦未尝不可。《左传》“名有五：取于父为类”；桓公六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类始训种族。“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宣公十二年。类始训区别。“非君也，不类”，庄公八年。类始训近似。“喜怒以类者鲜，易者实多”；宣公十七年。“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襄公十六年。“事序不类”；昭公七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以相成也”，昭公二十年。则合乎义例者曰类，不合者谓之不类。要皆由种类一义引申，毫无违悖。

事物之分类

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尧之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定四时成岁”，见《尚书·尧典》。依时分类之始也。舜之分命伯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司庶绩，见《尚书·舜典》。依事分类之始也。《洪范》之分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则事物性情，莫不区分类别矣。《尚书》各篇之著作年代虽尚未能确定，然应用分类之法以辨别事物，则古已有之。《易象》称“君子以族类辨物”，《同人》。《系辞》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见矣”。“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之为术，纯乎依推类演绎之法以行之。盖古之哲人积累多数经验，区分事物，取其类似者比附之，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乾文言》。从而为之说辞，以断其凶吉。观乎殷虚《卜辞》已知应用此术，则推类之始固不仅殷周为然矣。沿及战国时代，则论学者亦无不善用此种推类论理之术。如《孟子》：“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万章下》。“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于人而疑之？”《告子上》。“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礼记》“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乐记》；《荀子·乐论》。《荀子》尤善言类，且以类为人事最高之标准。“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其论理之最要方法也。“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天论》。其论政之最大策略也。“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一，辨则尽故。”《大略》。其论人之最高圭臬也。又称“群而无分则争；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故其《王制》序官，分述大师、司空、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击。治市、司寇、冢宰、辟公、天王之职事，责任了然，各有分异。撰《周礼》者因之，详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官属职责，纤悉周到，经纬秩然。自古分类序官，未有若斯严密者。其为政治学家之理想制度原属显然，不待分辨。然从分类学史论之，事物分类至《周礼》而叹观止矣！

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

学术之分类，盖始于孔丘。《论语》于君子小人之分，辨之最晰。《荀子·哀公篇》述孔子分人为五仪：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为学之法，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思想之术，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其教育学与论理学条理之清晰，前所未见。而《论语》记者述其入室弟子，分为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使孔门原已分科也，则允为学术分类之祖矣。后此百家云兴，分类法遂应用及于思想方面。孟轲首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庄子·天下篇》更分“百家之学”为七派：（1）邹鲁之士，（2）墨翟、禽滑厘及相里勤、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3）宋钘、尹文，（4）彭蒙、田骈、慎到，（5）关尹、老聃，（6）庄周，（7）惠施、桓团、公孙龙，并各述其要旨，评其得失。辨析微芒，最为精到。论断之公允，亦为后世论学者所取法，固不仅于分类学史占重要之地位而已。出乎其后者，若《荀子》之既分百家为（1）它嚣、魏牟，（2）陈仲、史，（3）墨翟、宋钘，（4）慎到、田骈，（5）惠施、邓析，（6）子思、孟轲六派，《非十二子》。又分儒家为（1）子张氏，（2）子夏氏，（3）子游氏三支，《非十二子》。复或分（1）慎子，（2）老子，（3）墨子，（4）宋子，《天论》。或分（1）墨子，（2）宋子，（3）慎子，（4）申子，（5）惠子，（6）庄子。《解蔽》。互有异同，非出一手。而《韩非子》谓“世之显学：儒、墨也”。并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显学》。则非特分别学派，更能条析支流，有近乎学术史之叙述矣。其他若《尸子》述墨子、孔子、皇子、田子、列子、料子之相非，《广泽篇》，汪继培辑本。《吕氏春秋》述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兒良之相非，《不二》。虽无意为思想家分类，亦足见当时百家之盛，分派之多。然皆以诸子姓名为标号，除儒家外，未有独起殊称者。及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乃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特命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名。见《史记·自叙》、《汉书》卷六二。先师梁任公先生称之曰：“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檃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分类本属至难之业，而学派之分类则难之又难。后起之学派对于其先焉者必有所受，而所受恒不限于一家。并时之学派，彼此交光互影，有其相异之部分，则亦必有其相同之部分。故欲严格的驭以论理，而簿其类使适当，为事殆不可能也。谈所分六家，虽不敢谓为绝对的正当；然以此檃括先秦思想界之流别，大概可以包摄，而各家相互间之界域，亦颇分明。……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后来刘歆撰《诸子略》，即以谈所论六家为主类而益以纵横等家。由此可见学术思想之分类对于图书之分类关系之密切矣。

图书分类之始

上古人事简单，书契繁难，故典册无多，分类之情形亦不能详。《史记》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卷四十七。由此所言，则孔丘于古书中特采《六艺》以教弟子，于《六艺》之中，《诗》复分为《风》、《小雅》、《大雅》、《颂》，《易》则分为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彼其用意虽非为古书分类，古书亦非“六艺”所可概括；然孔门之教科书固俨然分为六门，谓为图书分类之始未始不可。特《诗》、《易》内容之分，早已习然；《书传》、《史记》之作，由来更久；凡此分类，皆未必为孔丘所发明，乃当日一般之习惯耳。其后，孟轲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合三种名义不同之书为一类，其作用乃与今日分类编目之方法无殊。乃知当日管理图书者之必自有其分类法也。及“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据《史记》卷百三十，《汉书·高帝纪》则多“陆贾造新语”一项。由斯而言，则汉初已分图籍为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四类，皆政府所日用之书也。迨后藏书益多，乃有刘向典校中秘书之事。详见《溯源篇》。

《七略》之分类法

向等校书既毕，各有叙录。“（向子）歆遂总括群书，撮其旨要”，《隋志》。“种别为七略”。据《汉书》卷三十六。后汉东观藏书，“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班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隋志》。故其书虽失传，而其分类犹保存于《汉志》。名虽为七，实际仅分六部。《汉志》称其“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虽列《辑略》于首，而原书则未必然也。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观乎后世仿《七略》而作之佛教目录，如法经《众经目录》七卷，前六卷为分类目录，最后一卷谓之众经总录；费长房《开皇三宝录》十五卷，前十四卷，为帝年，代录，入藏目，最后一卷则仅列全书总目，上书表序及诸家目录之总目。以彼证此，则《辑略》之为《七略》总目也无疑。推其体制，殆即《汉志》全文，包括书目、篇卷数及每类小序。其首必有刘歆《上七略表》，而每书目下必无小注。说详《溯源篇》。故《七略》之分类表，可由《辑略》之后身《汉志》而推定其系统如下：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其分类之标准不一：有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者，如《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八种是也。有聚学派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儒”、“道”、“法”、“阴阳”、《诸子略》。“名”、“墨”、“纵横”、“农”八种是也。有聚研究一种专门学术之书为一类者，如“小学”、“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书略》。“兵技巧”、“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十五种是也。有聚文章体裁相同之书为一类者，如“杂”、“小说”、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赋、“杂赋”、“歌诗”七种是也。其法草创，前无所承，原无深义。如《诸子略》既有《阴阳》，《兵书略》又有《阴阳》，种名重复，亦所不嫌。一也。“阴阳家者流”，既“盖出于羲和之官”，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又与《术数略》之“天文”、“历谱”无异；而“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亦与《术数略》之“五行”、“蓍龟”、“杂占”无异。然分列于《诸子略》，独不入《术数略》，虽曰虚理有殊于实艺，而强剖一家之学于绝远之域，终属不合分类之原则。二也。《诗赋略》分为五种，而前三种概以一《赋》字为标题，漫无区别。小序复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则孙屈二家，作风如一，何缘而判为二种。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既与屈原不同，何缘独置《扬雄赋》于《陆贾赋》之后而悉列其他数家于《屈原赋》一种中？除非不问作风之同异而惟体裁之同异是问，否则殊乖分类之义。三也。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附《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于《历谱》。若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则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不能另立一种乎？若谓史书与《春秋》原为一家之学，不应另列；则《诗赋》又何以自异于《诗经》？其不合理四也。乃至如形法兼收地理、相人、相刀、相六畜之书为一种，其为乖谬，尤不待言。五也。其他如《管子》既列《道家》，而其《弟子职》篇又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即《礼记》。既列《礼经》，而其《三朝记》又入《论语》；《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重见于《兵权谋》及《道家》，《苏子》、《蒯通》重见于《兵权谋》及《纵横家》，《淮南王》重见于《兵权谋》及《杂家》，《荀卿子》、《陆贾》重见于《兵权谋》及《儒家》，《墨子》重见于《兵技巧》及《墨子》；此皆一时疏忽，偶未检点。而后人必欲推尊其书，谓有别裁互见之例。章学诚。甚至有为《汉志》代撰条例者，孙德谦。多见其“托古改制”耳，岂《七略》之原质哉？窃谓《七略》之功远逊于《别录》，而其分类律例亦无足重轻。后人誉之过其实，毁之非其罪，纷纷者皆多事也。其稍可称者，惟视实用之“方技”、“术数”、“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然亦由于校书另有专官，非必刘歆有此公道耳。

类书与目录学

著者认类书为主题目录之扩大。盖分类之道，有时而穷。惟以事物为主题，汇列参考资料于各主题之下，使学者一目了然，尽获其所欲见之书。此其功用较分类目录为又进一步。倘删其繁文，仅存书目，即现代最进步之主题目录也。而我国先哲于一千七百余年前已创其例。《魏志》称魏文帝命王象、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注引《世语》称其书撰集数载始成，“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是诚空前创作，极便来学。宜乎后世仿例踵成，屡见不鲜也。如唐太宗之辑《文思类要》，周则天帝之辑《三教珠英》，宋太宗之辑《太平御览》，明成祖之辑《永乐大典》，清圣祖之辑《古今图书集成》，量愈出而愈多，类愈分而愈精，乃至分部数百，编卷逾万。虽内容之精有逊于现代《大英百科全书》，然创意之早，收书之富，实足夸耀世界。即在目录学史上，苟能闯出逼仄之分类目录樊篱，而远瞩高瞻，则此种接近主题目录之类书，亟宜研究之，改良之，使与主题目录相应，与分类目录相助。则目录学之范围于以扩张，而其功用亦更加显著矣。重要类书之编纂，别见《通纪篇》，本篇不复述。

五分法之偶现与四分法之代兴

世之言目录者辄喜以四部与《七略》对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贬四。岂知《七略》固无七类，仿《七略》之《七志》、《七录》、《七林》亦不拘泥于《七略》之部类？又岂知荀勖之四部不只四部；荀勖、李充之四部并无小类，不同于后世之四部；《隋志》之四部非荀、李之后裔，乃《七录》之嫡血乎？考四部之兴，世人仅知晋秘书监荀勖因魏秘书郎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志》。而不知其更收有《佛经》也。《广弘明集》引《古今书最》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其第三句语意不明，似此簿共十六卷，《七录序》谓“《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缺少《佛经书簿》二卷，故不知《佛经》共若干部卷。然则《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固另有《佛经》一部。若据费长房《开皇三宝录》较之，则后汉末年迄三国僧俗译经固有六百七十一部，九百一十卷之多，再加晋初十五年所译，必已逾千卷。其能占一部类于《中经簿》也固宜。则世之指荀勖为始创四部之祖者，其犹屈其拇指而妄谓手指有四乎！况勖与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明见《晋书》卷三十九。而后汉东观及仁寿阁“并依《七略》而为书部”。《隋志》。魏郑默所“始制”之《中经》，仅仅“考核旧文，删省浮秽”《晋书》卷四十四。而已。未必于《七略》之外，另创新分类也。勖虽“因默《中经》，更著《新簿》”，然亦不过因其所有之书，而未必因其分类之法。故有推草创四部之功于郑默者，亦未免失之好立异说也。荀勖之《中经簿》所异于《七略》者有四大特点：其一为并“兵书”、“术数”于“诸子”，其二为特设一部以藏史书及类书，其三即上述之另有“佛经书簿”，合四部而为五。此外尚有一怪事，前违《七略》而后异《隋志》者，曰四部之内，不更分类。《七录序》谓“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推其语意，则每卷并无种类之名称，决然无疑矣。其有不可解者三：一、《兵书》与《兵家》何异？二、《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三、《汲冢书》何以不入丙部而附于丁部？意者《汲冢书》出于编定目录之后，为插架方便计，故置于最后之空架耶？其余二者，则不宜意度。然从《隋志》之所述，则此簿于四部之下固犹有小类之分。及东晋著作郎李充以秘阁仅有书三千余卷，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阮孝绪《七录序》。小类既除，四部悬立。盖荀勖之旧例也。而“《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见《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隐然成为定例。“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七录序》。惟《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当即谢灵运所造者。另列《佛经》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古今书最》。犹存荀勖五分法之意。而《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古今书最》。其《四部目录》为学士刘孝标所撰，《隋志·簿录篇》。“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隋志·序》。文德殿本独立于秘阁之外，故不循李充之制。同时秘阁之书，虽少于文德，《古今书最》。而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隋志》。“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梁书》卷十四。秘书丞殷钧遂撰为《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志》。历陈及隋，秘阁皆沿四部之制。梁之东宫，陈之寿安殿，德教殿，隋之观文殿，亦准依焉。推厥渊源，乃不得不以最荒芜最疏略之荀勖、李充为大宗。江海导源于蹄涔，固亦不足引以为耻耳。

《七志》与《七录》

荀勖、李充之陋，并小类亦复没略。上述诸家，除殷淳《大目》多至四十卷，《宋书》卷四十九。应有更详细之小类外，殆莫能背其四分之法规。严格而论，真正之四分法，惟此两晋南朝秘阁目录允克当之。《隋志》以后，《四库》以前之号称四部者皆不应纳此范域。积弊相沿，显而易见。世有哲人，能不愤恨？起而革命者遂有三家，宋之王俭，梁之阮孝绪，隋之许善心，其魁首也。任昉称俭“采公曾荀勖之《中经》，刊宏度李充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文选·王文宪集序》。阮孝绪称俭“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术数》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七录序》。《隋志》称“俭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其书成于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宋书》卷九。有三十卷同上。或四十卷《南齐书》卷二十三。之多。后经贺纵补注，增至七十卷。《唐志》。《隋志》则作为《今书七志》七十卷。篇帙之钜，既远倍《别录》，近比殷淳。部类之精，则能尽《七略》之所长，善补《七略》之所阙。其新增《图谱》一志，《道》《佛》二录，允为独步古今，未见其偶。惟渗杂经史于一罏，不如《七录》之判别；而彼之散图归书，终不及此之重视图谱，有裨实用也。况有九篇条例，对于分类之理论，定有发挥，惜乎失传。虽《隋志》讥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然指陈类例者固未有前乎王俭者也。所可惜者：“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七录序》。及梁武帝“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隋志》。“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集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原序》。收书多至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卷，可谓空前钜制矣。其分类系统尤极清明整齐之致。《广弘明集》《卷三》。保存其二篇。《七录》五十五部之分类表如下：

孝绪自述其分类定名之旨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术数’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术数’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术数’，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术数》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纪传》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七录序》。《隋志》论“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而其实则《隋志》部类几于全袭《七录》，且其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七录》所有。试一推究，则知《隋志》之分类法实近承《七录》，远接《七略》。而《七录》在分类史中所占之地位实为一承先启后之关键。《经典录》之分九部与《六艺略》之分九种，《子兵录》之前十部与《诸子略》之分十种，标名序次，符合无殊，惟因兵书甚少，故合四种为一部，附于子末，与《七略》不同。《术技录》并“术数”、“方技”二略为一，其“天文”、“五行”、“杂占”、“刑法”四部仍依《术数略》之原名。“历谱”、“蓍龟”改为“历算”、“卜筮”，新增“谶纬”，固《七略》以后新兴之学也。惟将《方技略》之“房中”、“神仙”二种提入《仙道录》，仅存“医经”、“经方”二部，又特增“杂艺”一部耳。此皆《略》、《录》之大同小异处。其所以保留“术技”一录者，盖有祖暅之《术数书目录》为蓝本耳。至其迥异之点，一在改《诗赋略》为《文集录》，废“赋诗”之种名，创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二在创立《纪传录》，蔚然扩为十二部，收书多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古今书最》。三在特立“佛法”、“仙道”二录，收书多至二千八百三十五种，六千五百三十八卷。是诚《七略》所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者。抑亦时代潮流使然，无所用其抑扬也。考荀勖已收“佛经”入《中经簿》，且提列《史记》、《旧事》为四部之一，王俭并收“道经”、“佛经”而不在《七志》之限。孝绪仿意重编，既特录“记传”，又骈列“仙佛”，挹荀、王之长，补《七略》之短，又复细分部类，铨配适当，故能广罗万书，垂范百世。《隋志》仰承成例，稍加删并，竟为后世四部目录不祧之祖。较其异同：仅移《纬谶》入《经部》，改《纪传录》为《史部》，删“鬼神”而增“杂史”，析“注历”为“古史”、“起居注”，并“子兵”、“术技”二录为《子部》，删“杂艺”，并“卜筮”、“杂占”、“刑法”入《五行》，合“医经”、“经方”为《医方》，屏“道经”、“佛经”目录于志外，仅录其大纲。其所谓四部者，原为空洞之外壳。试揭其内幕，则《隋志》之四十种原无以大异于《七录》四十六部。《佛》《道》九部除外。然较之荀勖、李充之仅以甲乙丙丁为部次，不复再分种类者，则其详略精粗既已迥殊，名义宗旨亦复不同。故著者以为自荀勖经李充至梁、陈之四部目录，仅为以甲乙丙丁部次书名之分类法，确可谓之单纯四分法，但荀勖、谢灵运、文德殿则应称“五分法”，殷淳则不详。最多仅可认为四部目录之第一时期。与后世《隋志》以下迄《四库全书总目》之四部绝对不同。《隋志》之四部，貌似荀、李而质实刘、阮，远承《七略》之三十八种，近继《七录》之四十六部。嫡脉相传，间世一现。治目录学者绝不可谬认《七略》、《七录》之学已失传而妄谓《隋志》为荀、李四部之血嗣也。《七录》、《隋志》之间，尚有隋秘书丞许善心于开皇十七年“仿《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隋书》卷五十八。《隋志》各部小序殆即摘录善心《七林》之原文而成。然《隋志·簿录篇》竟不著录其书。时代近接，应未遗佚。其犹《汉志》之不录《别录》与《七略》欤！

《五代史志》之《经籍志》

自荀勖以来，四部仅有甲乙丙丁之号，并无经史子集之名，吾友毛春翔君谓甲乙丙丁犹之ABCD，一二三四，乃分类之号码，非分类之标题。其说实发古人所未发，殆合实情。著者则谓直至隋代，秘阁及内殿藏书，仍依甲乙部次，未用经史类名。观乎隋炀帝命将“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隋志·序》。即可证吾说之不谬矣。及唐初秘书监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先后抄校四部书，《旧唐书》卷百九十上。“数年之间，秘府灿然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太宗贞观十五年，乃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始成。合记梁、陈、北齐、周、隋之事，别自单行。其后始并入《隋书》，故通称《隋志》。本书所称《隋志》仅指《五代史志》之《经籍志》。其《经籍志》考见存之书，分为四部四十种，“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按实际仅有四十篇，不知何故。各列本条之下”。《原序》。其各篇小序，摘录于次：

《易》：“《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按《归藏》是伪书。

《书》：“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按《逸书》是伪书。

《诗》：不录

《礼》：不录

《乐》：“魏晋以后，虽加损益，去正转远，事在《声乐志》。今录其见书，以补乐章之阙。”按此篇之书既非上古所传，便不应入经部。

《春秋》：不录

《孝经》：不录

《论语》：“《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纬谶：“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按既非圣人之书，何以混列一部？

小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以上为《经部》：“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正史：“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古史：“《纪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杂史：“《战国策》……《楚汉春秋》……《越绝》……《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按此篇最杂，几不成类。

霸史：“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尒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起居注：“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今依其先后，编而入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旧事：“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缙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

职官：“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亡散。又多琐细，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

仪注：“汉兴，叔孙通定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彼此纷争，盈篇满牍。而后世多故，事在通变，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余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存，以为《仪注篇》。”

刑法：“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观者，编为《刑法篇》。”

杂传：“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记。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按此篇实并括《七录·纪传录》之鬼神部。

地理：“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记注甚众，今……录……以备《地理》之记焉。”

谱系：“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簿录：“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为《簿录篇》。”

以上为《史部》：“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纪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名达按三十当为十三之误。种，别为《史部》。”

儒：“‘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

道：“‘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

法：“‘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

名：“‘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

墨：“‘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

纵横：“‘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

杂：“‘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农：“‘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

小说：“‘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

兵：“‘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

天文：“‘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

历数：“‘历数’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时日，以处百事，以辨三统，以知阨会吉隆终始，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者也。”

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气者也。”

医方：“‘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

以上为《子部》：“……《汉书》有《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楚辞：“‘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

别集：“‘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后，次之于此。”

总集：“‘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

以上为《集部》：“文者所以明言也。……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方体迁变，邪正或殊。……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上为《隋志》小序。自来一般目录学家，对于《隋志》莫不推尊称赞，认为媲美《汉志》，垂裕《四库》。故不惮烦而录其要点于此。其分部为四，自不免受有荀勖、李充之暗示。然彼则但标甲、乙、丙、丁，此则明称经、史、子、集。经名仿自《七志》，子名由于《七略》，集则《七录》创称，史部则缘《七录》之纪传录而简括改易之耳。其先后次第，则李充定之，阮孝绪因之，《隋志》顺受其成，了不足异。所可异者，则荀勖、李充而后，有部无种，“没略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至《隋志》乃厘为四十种，依准《七录》而整齐之。其种名之同异分合已见上文，足征其亲属关系，无庸赘辞。今所当论次者，则《隋志》之分部分种是否合理是也。古今议者纷纭，文繁意杂，不复征述。但抒鄙见，以醒眉目。

一曰《经》、《史》、《子》、《集》四部之界画并不谨严也：《汉志·六艺略》于“六艺”之外，兼收《论语》、《孝经》与《小学》。《论语》、《孝经》，孔门所述，无妨附属。《小学》则人人习用之文字，有何关系，而亦同略？《隋志·经部》沿袭其谬，且更益与“六艺”背驰之伪书——纬谶。“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隋志》既已自言之矣。彼《纬谶》者，既“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亦《隋志》原文。何为亦尊之而厕于《经部》乎？若谓《经部》专收上古之书，则《纬谶》既“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乐经》“及秦而顿灭”，乃录魏晋已后之书以补其阙。是又自违其例也。《史部》之义，引见上文，大抵皆政治史与传记、地理、簿录之属。而《总集篇》中，复有历朝诏集，岂帝王之诏制尚不足以备史料乎？“簿录”既以司于史官而入《史部》，则天文、历数、五行“亦太史之职”，何为而又别置《子部》？若谓天文等科为专门，则地理亦专门之学也。若谓《史部》专记人事，天文等科乃属技术，则《杂传》篇中多鬼怪神仙之记，并非人事。若谓鬼神传记亦有时间性，则职官、仪注、刑法之书皆系个别独立于空间，并无系统之叙述。若谓《职官》等书皆政治产物，则《经部》之“礼”、“乐”岂非政治产物乎？无论用何标准以绳之，《史部》之范围皆未能确定也。至于《子部》，则空谈理论之诸子，自“儒”至“杂”。记载实用之技艺，自“兵”至“历数”及“医方”。充满迷信之术数，“五行”。摭拾异闻之小说，混同一部，真所谓薰莸同器，不伦不类矣。若谓《子部》皆专门之学，则《乐章》岂非专门之学？何为独入《经部》乎？此由一方欲拘守李充之四部，一方又须遵照《七略》、《七录》之小类，略之种，录之部。故削足以就履，并“方技”、“术数”、“兵书”于《诸子》，致成此四不像耳。《集部》专载诗赋文辞，宜稍整齐；然既杂收诏集，又复外置小说及鬼神之记。未见其为纯属文学也。他如《经部》之“诗”与《集部》之“楚辞”及“诗集”何殊？《经部》之“尚书”、“春秋”与《史部》之“正史”、“古史”何殊？《经部》之“礼”与《史部》之“仪注”何殊？《经部》之“易”与《子部》之“五行”何殊？此皆浅学所能识，而古目录学家乃不之悟，耻矣！

二曰各篇小类之内容并不单纯也：所贵乎部类者，以其大可包小也。四部之无一定界画，犹可诿为范围太大，包摄非易。至于小类，则宜尽其所有，不遗亲属于外，亦不杂仇敌于内，庶几合理。若《隋志》之小类，则诚莫明其妙也。《经部》各类比较单纯，可无苛究。然杂经解于《论语》，亦复不伦。至如《史部》之“杂史”，则笔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实录体、纪事本末体，乃至传记、琐记及史抄咸备，厖杂之弊，可谓极矣。《杂传》则妄并《七录》之《鬼神部》于一篇，以致虚实杂糅，人鬼莫辨。通《史部》而合论之，则其分类之标准，多至三种。“正史”为纪传表志混合体，“古史”为编年体，“起居注”为日记体，“旧事”为记事体，“杂传”为列传体，“谱系”为谱牒体，此皆以体裁为分类标准者也。“霸史”则以所述之对象为偏霸之国，各种体裁均备。“职官”、“仪注”、“刑法”、“地理”、“簿录”，则以所述之对象为专门之事物，故从其性质而分类，亦不问其体裁也。夫惟以体裁为标准，则人、鬼、神、仙可以同列杂传，姓氏、钱、竹可以同列谱系，事之荒谬，有过于此者乎？既以体裁为标准矣，又复有所谓“杂史”、“霸史”；致记事体之《战国策》可以不列《旧事》，王劭之《隋书》可以不列“正史”，编年体之《梁皇帝实录》及《十六国春秋》可以不列“古史”。执一则不通，兼两则自紊其例。至于《子部》，则“诸子”以宗旨分，而猥以杂家为龙蛇之菹，乃至“佛家”之目录、传记，及杂书、类书皆入其中，妙不可言。技术诸篇，宜以对象性质而分类；然“历数”则兼历法、数学，“五行”则兼卜筮、杂占、相面、相马、相地、游戏，“医方”则兼生理、医、药、房中术。其不单纯，一望可知。《集部》则《楚辞》以一书而独成一类，若《书》、《诗》然，殆以有后人音疏之故。否则同时同一作风之《荀况》、《宋玉》二集何以又入别集类？而所谓“别集”者，凡一人所作之诗赋文辞，以集名者咸入焉。合若干之作为一集者，则入总集类。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然则所谓集者即现代所谓总类也。既不能豆剖瓜分，则随人结集亦宜。若夫“总集”则不然：有选集各家之诗者，有选集各家之某种文辞者，有专集乐府歌辞者，有专集连珠碑文者，甚至有单篇之赋焉，有专门之作焉，如《文心雕龙》。有漠不相关之《女诫》焉，有绝非文学之诏集焉，有表奏，有露布，复有启事，《隋志》所载，五花八门，极凌乱渗杂之致。此岂“总集”？乃杂书耳。其实只须稍一分析，则文学史学，各有攸归。而撰《隋志》者惮爬梳之烦苦，蹈《七录》之覆辙，又复并“杂文”于“总集”，乖分类之义远矣。

以上所论，虽指《隋志》以立言，实则上箴《七略》、《七录》，下讥《崇文总目》、《四库总目》。凡古人之失，后人不敢纠正，仅仅稍事增并而已。泥古不化，固我国学术之通弊，目录学何能独免？抑著者敢正告晚近自矜之目录学家曰：君倘以《七略》为“主质”，四部为“主体”乎？倘以《七略》与四部互竞，四部兴而《七略》没乎？抑知《隋志》之四部非复李充之四部，《隋志》之四十种即由《七略》之三十八种，《七录》之四十六部而来否？故明显言之：李充之四部，单纯之四分法也。《隋志》之四部，只可谓之四十分法。《隋志》者，固《七录》之子，《七志》之孙，而《七略》之曾孙也。请用算术演式表示《七略》、《七录》及《隋志》之分类关系如下：

∵《七略》：《七录》＝（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诸子＋兵书〕＋文集录＋术技录〔术数＋方技〕＋佛法录＋仙道录）－（纪传录＋佛法录＋仙道录）

∵《七录》：《隋志》＝（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仙道录）：（经部＋史部＋子部〔子兵＋技术〕＋集部＋道经＋佛经）

∴《七略》＝《七录》 《七录》＝《隋志》

∴《七略》＝《隋志》

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源流

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种后，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故此项第二时期之四部分类法，非第一时期之李充单纯四部分类法。实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亦即分类史之正统派。试取历代正史艺文志观之，未有不用其法者。私家著录，现存最古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简称晁《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简称尤《目》，见《说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简称陈《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简称马《志》。四家及为《明志》蓝本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莫不遵其矩范。明、清以后，著录益繁，较其部类，极少改革。偶有二三贤哲颇能闯出藩篱，自创新法，事具别章，兹不先述。谨将《正统派四部分类表》胪列于后，勘比异同，一目可尽。溯其渊源，始于《七略》，穷其宗裔，蔚为《四库全书总目》。摄述变化，可得而言：四部之称，创自《隋志》，一成不变，无待烦辞。考其由来，则以“经典”称录。由于《七录》，更沿其源，实发于《七略》之《六艺略》。“纪传”脱离“经典”而独立，亦为《七录》创格；而以史记旧事合类书杂事为《丙部》，则荀勖《晋中经簿》已首创其例矣。《七略》受秦烧诸侯史记之影响，独乏史书，未能成略，固不足责。《子部》最杂，几经并合而成，实为《七略》中“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之复合体。一经《七录》之复合为“子兵”、“技术”，再变即成《隋志》之《子部》矣。“文集”之名，亦始见于《七录》，推其宗祖，实即《七略》之《诗赋略》，不过加入散文耳。至于种类之分合，亦极微少。《经部》诸类，自“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至“小学”，凡九种，由《七略》确定后，绝未有能变革者。《隋志》所异，仅移《七录·技术录》中之“谶纬”入《经部》，并附《尔雅》及“五经总义”于《论语》之后而已。《谶纬》入录，后世惟《古今书录》、即《旧唐书·经籍志》所本。《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陈《录》、马《志》四家，余悉屏除。《小学》则《古今书录》析为“诂训”、“小学”，尤《目》析为“文字”、“音韵”，《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析为“训诂”、“字书”、“韵书”。《论语》则尤《目》附入《孝经》、《孟子》于其后，陈《录》遂合称“论孟”，《明史·艺文志》简称《明志》。更创为“四书”之称。“经解”成类，创于“古今书录”，《明志》改称“诸经”，《四库》定为“五经总义”。自余“六艺”，惟《四库》析“礼”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陈《录》独缺“乐”，尤《目》独聚合刻“九经”及善本各经为《经总类》，此外则绝无歧异。《经部》之可言者尽于此矣。《史部》诸类则自《七录》确定而后，变化亦鲜。《隋志》改《七录》之《国史》为《正史》，诸志谨遵，无或违异，“编年”则首由《新唐志》创称，其先则称“注历”或“古史”，而《明志》独附之于《正史》之后。“故事”亦由《新唐志》，其先但称《旧事》，而陈《录》之《典故》不得与焉。《职官》独无异名，惟《四库》析之为“官制”、“官箴”耳。“仪注”则《七录》名“仪典”，陈录名“礼注”。“刑法”则《七录》名“法制”，陈《录》名“法令”。余志无异称，而《四库》独并二类为“政书”一类，复析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七录》之“伪史”，《隋志》改为“霸史”，《四库》改为“载记”，余录各有依违。“传记”则由《新唐志》以上皆称“杂传”，自《隋志》并入《七录》之“鬼神”后，或依或违，各从其意，惟《四库》独析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属。《地理》始于《隋志》，《七录》则名“土地”，《四库》析至九属之多。其目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详悉极矣。他如“谱状”、“谱系”、“谱牒”、“氏族”、“姓氏”之异称，“簿录”、“略录”、“目录”之歧名，《四库》更分“经籍”“金石”二属。原无深意，惟《明志》独缺“目录”，《四库》独缺“谱牒”，为足怪耳。以上所述《史部》诸类，莫非《七录》首创。至于《七录》所无，后来渐增者，仅下文数类耳。“章奏”创于尤《目》，陈《录》改为“奏议”，原隶于《集部》，《四库》始合为一类，改入《史部》。岁时始于《崇文总目》，简称《崇文》。陈《录》改为“时令”。“杂史”始于《隋志》，惟《宋志》独无。“别史”创于陈《录》，惟《宋志》、《四库》继述。“诏令”亦创于陈《录》，后录莫不仿之。乃至《隋志》、《古今书录》、《新唐志》、陈《录》及马《志》之“起居注”有似《崇文总目》、晁《志》及尤《目》之《实录》；晁《志》之《史评》，尤《目》之《史学》，有似马《志》之《史评史钞》合一类。及《宋志》、《明志》之《史钞》，而《四库》始析为“史评”、“史钞”二类；而尤《目》独多“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四类，特别注重近代史书，在诸志中为特异。此皆后录之轶出《七录》规范者也。《子部》则自《七略》分类以后，大体而论，反似有减无增。如《诸子略》之“阴阳家”，自《隋志》以下不复入录，“法”、“名”、“墨”、“纵横”四家，《明志》概并入“杂家”，《四库》则留“法家”，而并其余三家。《兵书略》之“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自经《七录》并为“兵家”后，不复分析。但或名“兵法”、“兵书”耳。《术数略》之“天文”、“历谱”二种，有并为一类者，《崇文》，晁《志》，陈《录》，《四库》。有并入他类者。尤《目》。“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四种，有并为“五行”一类者，自《隋志》至《新唐志》及《明志》。有并为二三类者。自《崇文》至《宋志》，惟《四库》独分析为七属。《方技略》之“医经”、“医方”二种，则自《隋志》以下，多并为“医方”一类，或名“医家”、“医书”，惟《新唐志》分二类。《房中》则惟《七录》独有。《神仙》则惟晁、陈、马三家有之。《七录》另有《仙道录》。除此之外，如《儒》、《道》、《杂》、《农》、《小说》，则诸录皆谨守不改。惟《四库》分《杂家》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之属，《小说》为“杂事”、“异闻”、“琐语”三属。其为后录所新增者，仅《杂艺》，《崇文》改为“艺术”，陈《录》改为“杂艺术”，《四库》分为“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属。创于《七录》，《类书》创于《新唐志》，《音乐》创于陈《录》，仿自郑氏《乐书》。《谱录》创于尤《目》，《四库》独分为“器用”、“食谱”、“草木”、“鸟兽虫鱼”四属。是寥寥者，仅三类耳。《集部》诸类自《七录》确定“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隋志》删去“杂文”以后，仅《崇文总目》增“文史”，《四库》改为“诗文评”。陈《录》增《诗集》、《诏令》，尤《目》增《章奏》、《四库》改入《史部》。《乐曲》陈《录》改为“歌词”，《四库》改为“词曲”，又分为“词集”、“歌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之属。而已。“楚辞”以一书而成类，有似“六艺”，本不合理，故《崇文》、尤《目》、《明志》皆删并之。揆以诗词文赋皆以单篇结集之例，则“诏令”、“奏议”之入《集部》也亦宜。虽然，谈《四部》之义者，固不必过分深求也。

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见插页） 插页之表上下左右，各有关系：循左而右，则部类始末，此废彼兴，莫不明悉。自上至下，则某录分类若干，总为几部，分合删并，触目会心。读是表者，当可了然于《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非复其仇敌矣。

《隋志》以前之专科目录

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主流既如上述，遍求古录，能轶出其牢笼，别创新意者，为书极少。前乎《隋志》者，舍“术数”、“文”、“史”、“书”、“画”、“佛”、“道”无闻焉。“术数”有祖暅撰录，已见上文。自三国时，已有朱士行撰《汉录》，详名不知。为佛经有录之始。晋宋以降，作者数十家，及隋、唐而蔚为二三十卷之钜帙，骎骎有与“四部”目录抗衡之势。迄今数隋唐以前之古录，除《汉志》与《隋志》幸附《汉书》、《隋书》而偶存之外，悉属《佛经》目录，可谓盛矣。本书以是特辟《宗教目录篇》以详述《佛录》之伟迹，而《道录》亦附著焉。《道经》有专目，殆始于刘宋陆修静之《灵宝经目》及同时之《上清原统经目》。故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皆特为佛经、道经辟一录焉。《隋志》始拒道、佛经目于“四部”之外，而犹录其分类大纲，且叙其史迹于小序中。《开元录》遂绝对不收佛道之书。而另有毋煚撰《开元内外经录》，与其《古今书录》并行。《崇文总目》以下，有兼收道书、释书于《子部》者，《崇文》。有兼收神仙、释氏于《子部》者，晁《志》、陈《录》、马《志》。有独收释氏而混道教即所谓“神仙”。于《道家》者，尤《目》、《明志》、《四库》。有更并释氏、神仙于《道家》者。《宋志》。然皆偶尔摭拾少数经传，聊备一格，未能尽举《大藏》、《道藏》之所有。至如《隋志·杂家》竟有佛教类书《华林遍略》、佛教目录《历代三宝记》、佛教传记《释氏谱》、《高僧传》之属，其为荒谬，不究可知。姑叙彼二教经录与正统派四部目录之分合于此，以见正统派以外固尚有若干主流云尔。至于“书画”目录，则《隋志》以前，亦早已独立于“四部”之外。考其渊源，起自刘宋。东晋王羲之、献之父子号称书圣，墨宝流传，片楮千金。宋人虞龢首撰《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撰《羊欣书目》一卷，《钟张等书目》一卷，见虞龢《论书表》。《法书目录》六卷。见旧、新《唐志》。同时有王情撰《文字志》，上卷叙古书三十六种，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及新、旧《唐志》。想亦同一体裁。此“书法”目录之始也。宋末，王俭《七志》首辟《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内容不详；然古所谓图书实即图画，“图画”之独成一类，得占目录之一角，自此始矣。晋末，“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玄败，刘裕先使臧喜入宫，载焉。王俭之所录，殆即据宋宫所有也。“南齐高帝又科其尤精者，录古来名笔，不以远近为次，但以优劣为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质四十二人，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听政之余，旦夕披玩”。见何法盛《中兴书辑本》。而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谓南齐高帝撰有《名画集》，此集殆即图画最初之目录欤？梁武帝时，秘书丞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见《梁书》卷二十七。《贞观公私画史》所谓《太清目》，殆即是也。同时傅昭撰《书法目录》，见窦臮《述书赋》注。陈秘阁亦有《图书法书目录》一卷。《隋志》。隋大业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分藏正御四部书，“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隋志·序》。其《法书目录》多至六卷，较诸《正御书目录》仅少三卷，并见《隋志·簿录篇》。又“杂家”有《宝台四法藏目录》一百卷，亦“大业中撰”，不知内容为大藏抑古画。“书画”目录之足与“四部”目录分庭抗礼，于斯见之矣。隋人姚最撰《法书录》，见窦臮《述书赋》注。唐人朱景玄撰《书品目录》，见《百川书志》。窦蒙撰《齐梁画目录》。见马《志》。以上各录并已失传。传世最古者，书目以褚遂良《右军书目》，画目以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史一作录。为最，并撰于贞观十三年前后，距今一千三百年矣。至于文史目录，则新、旧《唐志》载有杨松珍《史目》三卷，挚虞《文章志》四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殆皆别录文史书目或篇目之作，为“四部”目录所不能范围者。又北魏秘书丞卢昶撰有《甲乙新录》，见《魏书》卷八十四。北齐秘书监尉瑾校书亦仅限于五经诸史，见《北齐书》卷四十五。岂魏、齐藏书不收子集，故目录所载只有经史欤？姑附其事于此。唐、宋以来，专录渐兴；爰及近代，益多巨著。别见《专科目录篇》，此不先述。

《隋志》以后闯出“四部”牢笼之十几种分类法

自《隋志》规定四部四十种之分类法后，乾封、开元、天宝、贞元、开成，秘府几经校理，其所著录，殆无不一准《隋志》。参看《通纪篇》。唐代私家，惟开元、天宝间，韦述藏书至二万卷，兼有“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见《旧唐书》卷一百二。收藏既不限于书籍，而广及于书、画、金石等类，其必有特殊目录，而非“四部”所能牢笼，殆可想见。此外不乏藏家，间有目录，而久已失传，莫测真相。以管窥天，固不妨径谓有唐一代除佛、道另有专录外，完全为“四部”之世界，别无例外也。直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吾人始知河南李淑撰有《邯郸书目》十卷，又号《图书十志》，见陈《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至五十七，见晁《录》。其不恪遵《隋志》可知。“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晁《录》。则于四分之外，又创八分法。惜其类目失传，否则以李淑之渊博高明，当可大有裨于分类学也。宋敏求之《书目》惜亦失传。北宋之末，有董逌撰《广川藏书志》，“及于诸子而止”。《直斋书录解题》尝仿其例，以时日、禄命、遁甲为《阴阳家类》，足见其分类法亦有不同于“四部”目录者。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其《艺文略》尽列古今目录所收之书于一篇，分为十二类，一百五十五小类，小类之下，更分二百八十四目，纤悉极矣！其《经类》虽全依《隋志》，而抽出“礼”、“乐”及“小学”各为一类，《史类》略同，“诸子”提出“天文”、“五行”、“艺术”、“医方”及“类书”独立，《文类》即《集部》之别名。对于各书个别之铨配，错误虽多。而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列其分类表于后：

不特此也，郑樵《通志》又特撰《校雠略》，披陈其对求书、校书、分类、编目之意见。其《编次必谨类例论》尤多古人未发之议。古来素少关于分类之讨论，故其言有足观者焉。

曰：“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纲；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者，所以分地之纪，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但《艺文略》作《天文类》。《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图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诂训，故分为十二种，《礼》虽一类而有七种，以《仪礼》杂于《周官》，可乎？《春秋》虽一类而有五家，以崔、赵杂于公、穀，可乎？《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字，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杂，日月星辰岂可与风云气候同为天文之学？三命元辰岂可与九宫太一同为五行之书？以此观之，《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校雠略》中又有《见名不见书论》，指斥诸录分类之误。谓“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编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此外，尚有《编次之讹论》，指摘《隋志》、《唐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分类之误。并谓：“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更有《编书不明分类论》、《编次不明论》，攻击刘向、班固，“胸中元无伦类”，“初无独断之学”。语多武断，不堪尽录。其所长者非群书之部次，乃分类之理论耳。而明人焦竑、清人章学诚顾龂龂辨其部次铨配之得失，顽固之徒死守《七略》“四部”之古垒者又从而攻之，多见其胡闹也。《通志》之关涉目录学，《校雠》、《艺文》二略而外，尚有《图谱》一略，首抒图谱必需有目录之原理，继乃备列古今图谱之名称，分为《记有》、《记无》二大类，《记无类》又分“地理”、“会要”、“纪运”、“百官”、“易”、“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经学”、“小学”、“刑法”、“天文”、“时令”、“算数”、“阴阳”、“道家”、“释氏”、“符瑞”、“兵家”、“艺术”、“食货”、“医药”、“世系”二十六目。门类不齐，未为典则。其可贵者，亦在议论。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也。其言曰：“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秦人虽弃儒学，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当众人争取之时，何则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以为守计。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故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且高祖以马上得之，一时间武夫役徒，知诗书为何物？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然是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所谓书者有几？无非按图之效也。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议一典礼，有如聚讼，玩岁愒日，纷纷纭纭，纵有所获，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偿劳矣！何物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惟任宏校‘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不失。任宏之略，刘歆不能广之。王俭之志，阮孝绪不能续之。孝绪作《七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盖积书犹调兵也，聚则易固，散则易亡。积书犹赋粟也，聚则易嬴，散则易乏。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孝绪之《录》，虽不专收，犹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未知谱之如何耳。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俱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作图谱略。”右《索象》。又曰：“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间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臣，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纷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

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呜呼！图谱之学绝纽，是谁之过与？”右《原学》。又曰：“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旂，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书。凡此十六类，有书无图，不可用也。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稽人之事，有宫室之制，有宗庙之制，有明堂辟廱之制，有居庐垩室之制，有台省府寺之制，有庭霤户牖之制。凡宫室之属，非图无以作室。有尊彝爵斝之制，有簠簋俎豆之制，有弓矢钺之制，有圭璋璧琮之制，有玺节之制，有金鼓之制，有棺槨之制，有重主之制，有明器祭器之制，有钩盾之制。凡器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为车旂者，则有车舆之制，有骖服之制，有旟旐之制，有仪卫卤簿之制，非图何以明章程？为衣服者，则有弁冕之制，有衣裳之制，有履舄之制，有筭总之制，有襚舍之制，有杖经之制，非图何以明制度？为坛域者，则有坛之制，有丘泽之制，有社稷之制，有兆域之制，大小高深之形，非图不能辨。为都邑者，则有京辅之制，有郡国之制，有闾井之制，有市朝之制，有蕃服之制，内外重轻之势，非图不能纪。为城筑者，则有郛郭之制，有苑囿之制，有台门魏阙之制，有营垒斥候之制，非图无以明关要。为田里者，则有夫家之制，有沟洫之制，有原隰之制，非图无以别经界。为会计者，则有货泉之制，有贡赋之制，有户口之制，非图无以知本末。法有制，非图无以定其制。爵有班，非图无以正其班。有五刑，有五服，五刑之属有适轻适重，五服之别有大宗小宗。权量所以同四海，规矩所以正百工。五声，八音，十二律，有节。三歌，六舞，有序。昭夏，肆夏，宫陈，轩陈，皆法制之目也，非图不能举。内而公卿，而大夫，外而州牧侯伯，贵而妃嫔，贱而妾媵，官有品，命有数，禄秩有多寡，考课有殿最，缫籍有数，玉帛有等，上下异仪，尊卑异事，皆班爵之序也，非图不能举要。通古今者不可以不识三统五运，而三统之数，五运之纪，非图无以通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鱼虫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要。明书者不可以不识文字音韵，而音韵之清浊，文字之子母，非图无以明凡。此十六种，可以类举。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右《明用》。右皆郑樵议论，深切著明，得未曾有。时至今日，治图书馆之学者，犹多重书而轻图，有愧于樵远矣。樵又撰有《群书会记》三十六卷，盖即《艺文略》之单行本。其后，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亦见《直斋书录解题》。盖亦祖述樵例，而又加变通，并“礼”、“乐”、“小学”入《经录》，并“天文”、“医方”入《方技录》，“天文”是否改入“方技”尚未可定。故合十二类为七类耳。此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盖空谈之“诸子”万不可与消遣之“艺术”、实用之“方技”合部，《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自是以后，作者无闻。惟《辍耕录》称庄肃“书目以甲乙分十门”，“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医、卜、方技，稗官小说，靡所不具”。究竟十门为何，尚弗之晓。爰及明英宗正统六年，始有杨士奇、马愉、曹鼐等奏上《文渊阁书目》。其分类法虽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规，实开有明一代之风气。首曰“国朝”，特录明帝御制、敕撰、政书、实录等项。此例一开，陆深、沈节甫、叶盛、焦竑、孙能传皆仿行勿违，几成明代众录之共同特色。次曰“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经济”。并无经部总名，其善一。“礼书”、“乐书”皆后世之作，不杂入“礼经”，不冒充“乐经”，其善二。特辟“性理”、“经济”二类，其善三。惟“诸经总类”实兼收无类可归之经书，义兼总杂，失之浑沌。次曰“史”、“史附”、“史杂”，漫无界限。次曰“子书”、“子杂”、“杂附”，弊与史同。次曰“文集”、“诗词”，划出散文，与韵文对立，可称特识，较之众录但分总集别集者精善多矣。次则“类书”不附于“子”，“韵书”不附于“经”，“姓氏”、“法帖”、“画谱”、“诸谱”附。“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各各独立，不相比附，亦颇合理。尤以政、刑分门，谱、帖异类，为他录所不及。又因地方志特多，故特分为“古今志”、“杂志”附。“旧志”、“新志”三类。综其全目，本无深意。较之四部旧法，固如上述，偶有所长，而劣点更多，不足相掩。然有明一代，除高儒、朱睦、胡应麟、焦竑、徐、祁承六家仍沿四部之称而大增其类目外，私家藏书，多援《文渊目》为护符，任意新创部类，不复恪守四部成规。此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而摧锋陷阵之功要不能不归《文渊目》也。成化二十二年钱溥私撰《秘阁书目》，所据亦系正统五年文渊阁之藏书，分类亦多相同。浙江图书馆有钞本。例如宪宗成化间叶盛之《菉竹堂书目》，即全仿其分类名次，惟改称“国朝”为“圣制”耳。其后武宗正德三年间，陆深撰《江东藏书目》，遂更创十四分之例。其言曰：“夫书莫尚于经；经，圣人之书也；后有作焉，凡切于经，咸得附矣，故录‘经第一’。理性之书，倡于宋而盛之，然经之流亚也，故录‘理性第二’。语曰：‘经载道，史载事’，故录‘史第三’。书作于经史间，而非经史可附者，概曰古书，故录‘古书第四’。圣辙既逝，诸子竞驰，故录‘诸子第五’。质渐趋华而文集兴焉，故录‘文集第六’。四诗既删，体裁益衍；案厥世代，考高下焉，故录‘诗集第七’。山包海汇，各适厥用，然妍媸错焉，类书之谓也，故录‘类书第八’。纪见闻，次时事，而掌不在官，通谓之史可也，故录‘杂史第九’。山经、地志，具险易，叙贡赋，寓王政矣，故录‘诸志第十’。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而礼乐所由出也，故录‘韵书第十一’。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录‘小学、医药第十二’。方艺伎术，故有成书者，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故录‘杂流第十三’。圣作物睹，一代彰矣，宣圣从周，遵一统故也，特为一录，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渎云，目曰‘制书’。”见《经籍会通》及《式古堂书画考》。其特立“制书”、“理性”、“诗集”、“类书”、“诸志”、“杂史”为一部，实仿《文渊阁书目》；惟合并“小学”、“医药”，失之不伦；别“古书”于经、史、子之外，亦属多事，较其大体，则视《文渊》略为整洁。继而起者，嘉靖中有晁瑮、孙楼二家，嘉、隆间有沈节甫一家，万历中有孙能传、陈第两家，崇祯中有茅元仪一家，皆自出心裁，唾弃四部。晁瑮，嘉靖进士，撰有《宝文堂书目》三卷，“以‘御制’为首。上卷分‘诸经总录’、‘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五经分五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谱’、‘艺圃’、‘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见《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号至第六号。其作风又别成一格：标“四六”、“举业”、“年谱”之目，分“乐府”于“诗词”之外，并古录所未曾及者。孙楼以嘉靖三十年撰《博雅堂藏书目录》，“其分类：一‘经’，二‘史’，三‘诸子’，四‘文集’，五‘诗集’，六‘类书’，七‘理学书’，八‘国朝杂记’，九‘小说家’，十‘志书’，十一‘字学书’，十二‘医书’，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禅学’，而‘道书’附焉，十七‘词林书’，又特录‘制书’类，而附以‘试录’、‘墨卷’”。《自序》，见《百川集》。故实有十八类，颇觉秩然。而祁承称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亦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谟”，三曰“经”，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别”，“别”者道其所道，非圣人之所谓道也。八曰“志”，九曰“类”，十曰“韵字”，十一曰“医”，十二曰“杂”。见澹生堂书《庚申整书略例》引。较前数家，特为简略。及万历三十三年，内阁敕房办事孙能传、张萱、秦焜等撰《内阁书目》，即文渊阁之书。亦仿陆、孙、沈三家之例，废除小类，一律称部。以官书而从私家体裁，在往古实所未闻。其部名为（1）“圣制”、（2）“典制”、（3）“经”、（4）“史”、（5）“子”、（6）“集”、（7）“总集”、（8）“类书”、（9）“金石”、（10）“图经”、（11）“乐律”、（12）“字学”、（13）“理学”、（14）“奏疏”、（15）“传记”、（16）“技艺”、（17）“志乘”、（18）“杂部”。观其别“志乘”于“图经”，析“传记”于“史部”，剖“总集”于“集部”，特立“金石”、“乐律”二部，似有进于前人，然细按各部内书目，则铨配失当，触目皆是，苟简极矣。后十二年，有陈第撰《世善堂藏书目录》，先分“经”、“四书”、“子”、“史”、“集”、“各家”六部，再分小类。《经部》有“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二戴”、“周礼”、“仪礼”、“礼乐各著”、“孝经”、“诸经总解”、“尔雅”十二类。《四书部》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总论”五类。《子部》有“诸子”、“辅道诸儒书”、“各家传世名书”三类。《史部》有“正史”、“编年”、“学堂鉴选”、“明朝纪载”、“稗史野史杂记”、“语怪各书”、“实录”、“偏据伪史”、“史论”、“训诫书”、“四译载记”、“方州各志”、“历代典制”、“律例”、“诏令”、“奏议”、“谱系”、“类编”十八类。《集部》有“帝王文集”、“历代大臣将相文集”、“两汉晋魏六朝诸贤集”、“唐诸名贤集”、南唐附。“宋元诸名贤集”、“明诸名贤集”、“缁流集”、“闺阁集”、“词曲”、“诸家诗文名选”、“金石法帖”、“字学”十二类。《各家部》有“农圃”、“天文”、“时令”、“历家”、“五行”、“卜筮”、“堪舆”、“形相风鉴”、“兵家书”、“医家”、“神仙道家”、“释典”、“杂艺”十三类。详其类名，较以前各家特为详悉。立类标准亦与众不同，颇具创造之精神。如分置释经之“尔雅”与通俗之“字学”于异部，特立《四书部》以与《经部》对立，《集部》之分类兼用时代、人物、体裁三个标准，《史部》新设“学堂鉴选”、“明朝纪载”、“训诫书”、“四译载纪”、“类编”等类，皆其特优之点。惟合“道”、“释”与“术”、“艺”为《各家部》，殊觉不伦。揣其用意，盖谓是皆异端小道，不堪与“经”、“史”、“子”、“集”及“四书”同部，故屏之于另一部耳。除此之外，尚有所谓九学十部之《白华楼书目》，显标学字，一扫杂称，于诸家中独为明洁，有似乎现代之十分法焉。但非十进。茅坤，嘉靖戊戌进士，藏书甲海内。崇祯中，其孙元仪编为九学十部目，自述云：“九学者，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文学’，四曰‘说学’，五曰‘小学’，六曰‘兵学’，七曰‘类学’，八曰‘数学’，九曰‘外学’。十部者，即九学之部，而加以‘世学’。‘世学’不可以示来世，然时王之制，吾先人以兹名于世，吾敢忽诸？”盖指制艺墨卷。见《湖录》及《吴兴藏书录》。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今茅元仪独能以学术为分类之标准，且划一其名称，整齐其部次，贤于往哲多矣。综观上述“文渊”、“菉竹”、“江东”、“宝文”、“博雅”、“玩易”、“内阁”、“世善”、“白华”九家目录，皆能废弃“四部”旧法，或约其类目，或增其部名，骎骎有夺《隋志》宝座之势。流风所及，虽固守“四部”残垒者，亦不复能丝毫不增减其类目焉。详见下章。爰及清代，此风不泯。顺治中，钱曾《读书敏求记》即以“经”、“礼乐”、“字学”、“韵书”、“书”、“数书”、“小学”为一卷，“史”、“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舆图”、“别志”为一卷，“子”、“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为一卷，“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为一卷。每卷之首，虽有“经”、“史”、“子”、“集”之目，然仅为小类，非属总部。合计四十四类，与《隋志》略等，而精确过之。且“经”、“史”、“子”、“集”既不复统摄他类，则无扞格之虞。钱曾又撰有《述古堂藏书目录》，分类尤为纤细。卷一有“经”、“易”、“书”、“诗”、“春秋”、“礼”、“礼乐”、“易数”、“儒”、“小学”、“六书”、“金石”、“韵学”、“史”、“杂史”、“传记”、“编年”、“年谱”、“杂编”、“姓氏”、“谱牒”、“政刑”、“文献”、“女史”、“较书”，卷二为“子”、“子杂”、“文集”、“诗集”、“词”、“诗文评”、“四六”、“诗话”、“类书”，卷三为“小说家”、“仪注”、“职官”、“科第”、“兵家”、“疏谏”、“天文”、“占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军占”、“地理总志”、“舆图”、“名胜”、“山志”、“游览”、“别志”、“人物志”、“外夷”，卷四为“释部”、“神仙”、“医书”、“卜筮”、“星命”、“相法”、“形家”、“农家”、“营造”、“文房”、“器玩”、“岁时”、“博古”、“清赏”、“服食”、“书画”、“花木”、“鸟兽”、“数术”、“艺术”、“书目”、“国朝”、“掌故”，合计七十八部，据《粤雅堂丛书》本。较《读书敏求记》为尤详，而对于“四部”之彻底破坏也尤力。诋之者固可以有似类书讥之；然欲部次群书臻于妥善，则非类目繁多不为功。古录之不能尽其责任，正坐类目太少耳。《述古堂书目》有一别本，名《也是园书目》，凡十二卷，分“经”、“史”、“子”、“集”、“三藏”、“道藏”、“古今杂剧”七部。据《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余未之见，不复推论。然列杂剧为一大部者，固以钱曾为最早也。康熙间有王闻远撰《孝慈堂书目》，亦有钱曾之风。其类名如下：“经总”、“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礼”、“乐”、“论语”、“续语”、“尔雅”、“孝经”、“孟子”、“四书”、“字书”、“韵书”、“碑刻”、“书”、“小学”、“正史”、“通史”、“编年”、“杂史”、“史学”、“史传记”、“政事职官”、“谥法”、“国玺篆刻”、“家礼”、“职掌”、“律令”、“时令”、“宝货器用”、“酒茗食品”、“树艺豢养”、“遗逸”、“仙佛”、“校书”、“方舆郡邑”、“役行”、“属夷”、“川渎”、“名山”、“陵寝”、“名胜”、“人物”、“文献”、“谱牒”、“姓氏”、“年谱”、“书目”、“子总”、“儒家”、“道学”、“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小说”、“天文”、“宅葬”、“阴阳”、“历家”、“数学”、“卜筮”、“星命”、“相法”、“医书”、“艺术家”、“画录”、“类书”、“诏诰”、“表奏”、“骚赋”、“诗文集”、“总诗文集”、“诗馀”、“诗文评”、“词馀”、“释经”、“释氏著述”、“道经”。凡八十五目，较《述古堂书目》更为繁多。而钜细不齐，广窄同观，或异学而同类，或学同而类分，其得失亦与钱曾比焉。及乾隆中，朝廷盛开四库全书馆，采用《隋志》四部分类法为准则。《四库全书总目》既成，“四部”遂有一统分类界之绝对优势。然当书馆初开，《总目》未成之际，犹有周厚堉、章学诚二家反对“四部”之法。书成以后，更有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公然另创新法而不依《四库总目》，亦可见“四部”并非“古今不易之法”矣。厚堉撰《来雨楼书目》二卷，“上卷为‘经’、‘史’、‘子’、‘集’四类，下卷为‘总选’、‘类纂’二类。‘类纂’又分理学、经济、博雅、技术、闲丛五子目”。周中孚谓其“所分门目，大都乱杂无章。”并见《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然其所添类目皆昔人所未称，亦一奇也。学诚撰《和州志》，其《艺文书序例》谓“《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以“《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为非。主张将“文集”“掇其大旨，略其枝叶”，“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同于”儒、墨、名、法之某一家中。看《章氏遗书》刘承幹刻本。推其极旨，盖欲废“四部”而返《七略》，去“史”、“集”而存“经”、“子”，以达到其所梦想之“官守其书，师传其学，弟子习其业”之目的。谓非如此，则不能成就专门之学也。然不久即因四库馆开，清帝谓“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为古今不易之法”。见《四库总目》卷首。学诚胆为之怯，不敢坚持其说，故于《校雠通义》中又谓：“《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见同上。较其矛盾，不及孙星衍之有胆有识远矣。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序》，时为嘉庆五年，学诚犹未殁，《四库》成书未久，正《总目》风行草偃之际也。而星衍之分部乃非四而为十二。“曰‘经学第一’：汉魏人说经，出于七十子，谓之师传，亦曰家法。六朝唐人疏义，守之不失。以及近代，仿王氏应麟辑录古注，皆遗经佚说之仅存者。学有渊源，可资诵法。至宋明近代说经之书，各参臆见，词有枝叶，不合训诂。或有疑经、非议周、汉先儒，疑误后学，宜别存之，以供取舍。曰‘小学第二’：先以字书，次及声韵。六义不明，则说经不能通贯，或且望文生义。文字之变，隶楷递改，滋生日多。既集汉、魏字书，亦及后世，以尽其变。声言反切，虽起六朝，或推本读若旧音而作，且引古字书，足资校证，亦宜兼列。曰‘诸子第三’：九流区分，互有改易。《班书》、《隋志》，部分最当，依此为类，庶非臆见。《六韬》旧入于‘儒’，《管子》还列于‘道’。周、秦述作之才，几于圣哲，或多古韵古字。伪书后出，判然可知。唐宋依托前人，号为子书，文多肤浅，入录甚少。曰‘天文第四’：黄帝、巫咸、甘石之学，是有五官分野，按五行以占吉凶，出于保章左史，其书最古，谓之‘天部’。九章五曹之书，惟知转算，不必长于观象，谓之算法。遁甲六壬，其术亦古，不可中废。合以命书、算法，谓之阴阳。三者俱属天文，各有专门。后世或不能辨，仅传算学。曰‘地理第五’：先以统志，次以分志，或总记区宇，或各志封域。《禹贡》古文说及周地图之言，存于列代地志及《水经注》、《括地志》诸书。宋元方志多引古说证经注史，得所依据，宜存旧说。地名更易，今古殊目，兼载今志，以资博考。曰‘医律第六’：先以‘医学’，次以‘律学’。‘医’、‘律’二学，代有传书，并设博士。生人杀人，所关甚重。经称‘十全为上’，‘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称郭镇、陈宠世传法律。此学古书，未火于秦，历代流传，尤不可绝。医则祛其后出偏见者；律则今代损益尽善，欲悉源流，兼载古时令甲云。曰‘史学第七’：先以正史，次以杂史，次以政书。古今成败得失，一张一弛，施之于政，厥有典则，存乎正史。史臣为国曲讳，或有抵牾，尤赖杂史，以广异闻。朝章国典，著作渊薮，举而措之，若指诸掌，则政书尤要云。曰‘金石第八’：金石之学，始自宋代，其书日增，遂成一家之学。钟鼎碑刻，近代出土弥多，足考山川，有裨史事。古今兼列，无所删除。曰‘类书第九’：先以‘事类’，次以‘姓类’，次以‘书目’。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采录，存其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亦羽仪经史，谓之《事类》。谱学之传，自东晋板荡，南宋播迁，周秦世系，不可复寻，或多伪托。唐、宋学有专家，传书幸在，故为《姓类》。流传书籍，自有渊源，证以各家著录，伪书缺帙，不能妄托，宜存其目。曰‘词赋第十’：先以‘总集’，次以‘别集’。汉、魏、六朝、唐人之文，足资考古，多有旧章，美恶兼存，自宋以下，人自为集；取其优者，入于《书目》，馀则略之。曰‘书画第十一’：先以‘总谱’，次之‘分谱’。六朝以来，以行楷争奇，存乎绢素；或摹绘山川故事，以传往迹。书画小技，不绝于今，宜考其真赝。鉴赏之学，游艺及之，所谓贤于博弈。曰‘小说第十二’：稗官野史，其传有自。宋以前所载，皆有出典，或寓难言之隐。今则矫诬鬼神，凭虚臆造，并失《虞初》志怪之意。择而取之，馀同自郐焉。”此序成后十年，始刊其书目，部类分并，有异于序者。列而存之，以见《四库总目》之外，尚有不守规矩之目录焉：“‘经学第一’：（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7）《孝经》、（8）《论语》、（9）《尔雅》、（10）《孟子》、（11）经义。‘小学第二’：（1）字书、（2）音学。‘诸子第三’：（1）儒家、（2）道家、（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 （7）杂家、（8）农家、（9）兵家。‘天文第四’：（1）天部、（2）算法、（3）五行术数。‘地理第五’：（1）总编、（2）分编。‘医律第六’：（1）医学、（2）律学。‘史学第七’：（1）正史、（2）编年、（3）纪事、（4）杂史、（5）传记、（6）故事、（7）史论、（8）史钞。‘金石第八’。‘类书第九’：（1）事类、（2）姓类、（3）书目。‘词赋第十’：（1）总集、（2）别集、（3）词、（4）诗文评。‘书画第十一’。‘说部第十二’。”此目配隶失当之处甚多，详见陶濬宣所作之跋。较其类目，亦不如《四库》之详。然其划“小学”于“经学”之外，出《天文》于《诸子》之中，析《地理》与《史学》为二，不强戴“四部”于各类之上，而新设数类以容性质独立之书，此皆有得于明人诸录之遗意。虽误合医、律为一，大失专门别类之理；而不慑于《四库总目》之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矣。溯自北宋李淑另创八分法以来，迄于孙星衍之十二分法，七百六十年间，西一〇四九年至一八一〇年。作者十数人，背“四部”而骋驰，独适意而草创。其间不乏良法美意，足资启发；所惜诸家著录，聊备检寻，原无深入研究之志，随意分合，未必一一合乎分类之原理。此种不专精、不彻底之学风，百科皆然，非可独责目录学家。一方则文化之惰性深入人心，惮于革命而安于守成者比比皆是。“四部”之类目比较繁多，系统比较分明；故自《七录》创格，《隋志》采用以后，除明朝官录独加屏弃外，唐、宋及清秘阁藏书莫不资为部次架列之准绳，惟恐稍有违背；私家目录，靡然从风，其声势之浩大，远过于本章所述之“别派”；彼其所以成为正统派者，固有由矣。

对于《隋志》部类之修正与补充

《隋志》四部四十类之纲目确定，蔚为正统派之圭臬以后，如上一章所述，已有对之不满，起而另创分类法者，然蚊撼泰山，终未能淘汰《隋志》，代之而兴。则补偏救弊，随宜修正之功，亦不可少。故自《开元群书四部录》以下，直至《四库全书总目》，皆不能不有所增删改易焉。如上文《正统派四部分类之源流》一章及《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所显，正统派各录，对于《隋志》之类目已微有更动矣。然其差异极少，所以列之为正统派。此派之外，尚有仅守“四部”之大纲而大改其类目者，其风亦始于明代。盖杨士奇等之《文渊阁书目》既已废弃“四部”法，而其新法又不足为永制，故除叶盛之《菉竹堂书目》以外，未有谨遵之者。纵使不用“四部”法，亦皆起意另创。纷纷近十家，或简而不能并包万有，或繁而不能复见重出。故私家藏书别有一派、仍用“四部”而增减其类目焉。所可知者，有高儒、朱睦、胡应麟、焦竑、徐、祁承六家。高儒以嘉靖十九年撰《百川书志》，首增类目至九十三门。“经志”于习见之十二类外，增“经总”于“孝经”之后，“仪注”于“小学”之前，“道学”、“蒙求”分立于《乐》之先后，皆有别于所谓“正经”。“史志”于习见之十四类外，增“御记”于“故事”之后，“姓谱”于“目录”之后，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子志”于《七略》之十家外，增“德行”、“崇正”、“政教”、“隐”、“格物”、“翰墨”六家于其后；复于“医家”后，加“卫生术”、“房中术”；于“卜筮”、“历数”、“五行”、“阴阳”各家后，加“占梦术”、“刑法家”；于“神仙家”、“佛家”后加“杂艺术”、“子钞”、“类书”。“集志”之类目尤为详悉：既分诗文时代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制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又分文体为“诏制”、“奏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最后复有“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集”等类。自来依“四部”分类者，未有若斯之详明者也。然“以‘道学’编入‘经志’，以‘传奇’为‘外史’，‘琐语’为‘小史’，俱编入‘史志’，可乎？‘儒家’外，别分‘德行’、‘崇正’二家，亦太丛杂不伦矣”。见《郑堂读书记》。“史志”既有“文史”，“集志”复有“文史”，异实同名，亦无可自解。后来诸家，所以不复依循也。及隆庆四年，朱睦撰《万卷堂书目》，《经类》凡十一，《史类》凡十二，《子类》凡十，《集类》凡三，《观古堂书目》丛刻本。出入于正统派各家之间，了不足异，惟《史类》多一“制书”耳。万历中，胡应麟《二酉藏书山房书目》始分“子类”为二十二，“集类”为十四，或有得于《百川书志》，不同于他录；而“经类”十三，“史类”十，想亦无大异点。书既不传，惟见述于《经籍会通》。不能悬断。徐《红雨楼书目》，“史”、“子”、“集”三部变动极大，惟《经部》于“六艺”、“论”、“孝”之外，仅增“学庸”、“孟子”、“尔雅”、“经总”，略存旧态。《史部》则分“正史”、“旁史”、“本朝世史汇”、“人物传”、再分“圣贤”、“历代”、“各省”、“名贤”四目。“姓氏”、“族谱”、“年谱”、“科目”、“家训”、“方舆”再分“总目”、“分省”、“外夷”、“各省杂志”、“各省题咏”五目。十类。《子部》分“诸子”、“子”、“小说”、“兵”、“卜筮”、“地理”、即“堪舆”。“医”、“农圃”、“器用”、“艺术”、“韵”、“字”、“书”、书法。“画”、“汇书”、“传奇”、“道”、“释”十八类。《集部》分“集”、再分唐、宋、明三目。“总集”、“总诗”、“词调”、“诗话”、“启札”、“四六”、“连珠”、“家集”九类。巨细不伦，殆不足观。见《北平图书馆月刊》三卷六号至四卷四号。稍可观者，惟焦竑《国史经籍志》。其书有特色三：（一）于四类之前，首列《制书类》，内分“御制”、“中宫御制”、“敕修”、“记注时政”四项，似有异于《隋志》而近于《文渊目》。（二）然仍以经、史、子、集四类冠罩各项之上，各项名称亦十九与《隋志》同；自序甚明。（三）各项之下，再分子目，却又用《通志·艺文略》之例。所收书名，不问其存佚与否，亦仿郑樵之意。子目过多，时与《艺文略》相出入，无甚关系，不复比述。其《经类》分项十一，亦无异于正统派，所独异者，惟列《算法》于《小学》耳。《史类》分项十五，较《隋志》则多“时令”、“食货”二项。较《艺文略》则多“时令”、“仪注”二项，则参合众录而记之也。《子类》分项十六，亦包括“道”、“释”二家在内。《集类》分项六，于“别集”、“总集”、“诗文评”之外，更有“制诏”、“表奏”、“赋颂”，亦从正统派之尤、陈诸家折衷而得之耳。其书本在国史馆所作，而滥收前代，断限不明，见讥后世。书末附录《纠缪》一卷，对《汉志》、《隋志》、《唐志》、《唐四库书目》、《宋志》、《崇文总目》、《艺文略》、晁《志》、马《志》，一一撷其分类之非，编目之误。而其书本身却又不能无过，致劳后人再纠其缪。看章学诚《校雠通义》。此固规模太大之工作所不可免者。然而其在分类史上，所贡献者，则亦仅矣。统观有明一代中，对于《隋志》之修正，分类之研究，比较肯用心思，有所发明者，允推祁承为冠军。其所撰《澹生堂藏书目录》，既增减类名，复详分细目。名词之确当，大胜于上文诸录。而其《庚申整书略例》，推究分类之方法有四：“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故前此而刘中垒之《七略》、王仲宝之《七志》、阮孝绪之《七录》，其义例不无取裁；而要以类聚得体，多寡适均，惟荀氏之‘四部’称焉。两汉而下，志艺文者，无不守为功令矣。若嘉隆以来，陆文裕公之藏书，分十三则，一录经，次录性理，又次录史，录古书，录诸子，录文集，录诗，录类书，录杂史，录志，录韵书，录小学医药；杂流，而以宸章令甲别为制书，示不敢渎也。沈少司空稍为部署，而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谟’，三曰‘经’，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别’——别者道其所道，非圣人之所谓道也。八曰‘志’，九曰‘类’，十曰‘韵字’，十一曰‘医’，十二曰‘杂’。虽各出新裁，别立义例。然而‘王制’之书不能当‘史’之一，‘史’之书不能当‘集’之三。多者则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总不如经、史、子、集之分，简而尽，约而且详，循序仿目，简阅收藏，莫此为善。而间有未备，如释氏家，郑渔仲之所收，皆东土之著述，而西土重译单译者，俱无闻焉。则《释藏》总目条分甚析，经有大、小乘之分，乘有重译、单译之辨，为律，为论，为疏注，为诠述，皆一一可考。总之，不嫌袭故。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而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而书有独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备考。故洪荒邈矣，而《竹书纪年》之后有《荒史》，有《邃古记》，有《考信》等编；世代繁矣，而《皇极经世》之后，有《稽古录》，有《大事记》，有《世略治统》等书，此数十种者，皆于十许卷之中，约千万之事，既非正史之叙述，亦非稗史之琐言，盖于记传之外，自为一体者也。故益以‘约史’者一。‘性理’一书，奉钦纂于文皇，虽近录宋儒之诠述，然而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如《伊洛渊源》、《近思录》及真文忠公之《读书记》、黄东发之《日钞》与湛文简公之《格物通》、王文成公之《则言》、《传习录》及前后诸儒论学之语，或援经释传，或据古证今。此皆六经之注脚，理学之白眉，岂可与诸子并论哉？故于‘经解’之后，益以‘理学’者二。‘代制’出于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经筵’辟乎主德，非讲义之可例观。然而两者皆无专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载，而特附其名目于‘诏制’、‘经解’之内。故益‘代言’、‘经筵’者三。‘丛书’之目，不见于古；而冗编之著，叠出于今。既非旁搜博采，以成一家之言；复非别类分门，以为考览之助。合经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并集焉。如后世所刻《百川学海》、《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百名家书》、《稗海》、《秘笈》之类，断非‘类家’所可并收。故益以‘丛书’者四。文有滑稽，诗多艳语。搜耳目未经见之文，既称逸品；品摘古今所共赏之句，独夸粹裘。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馀也。益《馀集》者五。其他各目所增，固难概数。虽似别蜂房之户，而实非为蛇足之添。如有请益，以俟再举。一曰通：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事有繁于古而简于今，书有备于前而略于后。故一《史记》也，在太史公之撰著，与裴骃之注，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皆各为一书者也。今正史则兼收之，是一书而得四书之实矣。一《文选》也，昭明之选，与五臣之注，李善之补，皆自为一集。今行世者，则并刻之，是一书而得三书之用矣。所谓以今之简，可以通古之繁者，此也。至于前代制度，特悉且详，故典故、起居注及仪注之类，不下数百部；而今且寥寥也，则视古为略矣。故附‘记注’于‘小史’，附‘仪注’于‘国礼’，附‘食货’于‘政实’，附‘历法’于‘天文’，此皆因繁以摄简者也。古人解经，存者十一。如欧阳公之《易童子问》、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丰之《洪范传》，皆有别本，而今仅见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类，使穷经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会多者也。又如《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此《杂史》也，而载于李忠定之《奏议》；《宋朝祖宗事实》及《法制人物》，此‘记传’也，而收于朱晦翁之《语录》。如罗延平之集，而《尊尧录》则史矣；张子韶之集，而《传心录》则子矣。他如‘琐记’、‘稗史’、‘小说’、‘诗话’之类，各自成卷，不行别刻，而附见于本集之中者，不可枚举。即如《弇州集》之《艺苑巵言》、《宛委馀编》，又如《冯元敏集》之《艺海泂酌》、《经史稗谭》，皆按籍可见，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迹记》、元敏之《宝善编》，即其集中之小传者。是两书久已不行，苟非为之标识其目，则二书竟无从考矣。凡若此类，今皆悉为分载。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内，以便简阅，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一曰互：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时之著述，而倏尔谈经，倏而论政；有以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如‘皇明诏制’，制书也，‘国史’之中固不可遗，而‘诏制’之中亦所应入。如《五伦全书》，敕纂也，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书’，亦不可不从类而入‘纂训’。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占林》，皆‘五行家’也，而《易书》占筮之内亦不可遗。又如王伯厚之《玉海》则《玉海》耳，郑康成之《易》、《诗》地理之考，《六经天文》，《小学绀珠》，此于《玉海》何涉？而后人以便于考览，总列一书之中，又安得不各标其目，毋使溷淆者乎？其他如《水东日记》、《双槐岁钞》、陆文裕公之《别集》、于文定公之《笔麈》，虽国朝之载笔居其强半，而事理之诠论亦略相当，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备考镜。至若《木钟台集》、《闲云馆别编》、《归云别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龙子集》，如此之类，一部之中，名籍不可胜数；又安得以集收，溷无统类？故往往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同集而名类各分者，正为此也。余所诠次，大略尽是。聊引其端，庶几所称详而核，杂而不厌者乎！”《绍兴先正遗书》本。承此论，实有古人未发者两端。其所谓通，即后来章学诚所谓别裁；其所谓互，即学诚所谓互著：欲使分类恰当，非善用此两法不可。此古人所不识，石破天惊，允推承为分类学之一大发明家。其所标分类表，子目略仿郑樵、焦竑，类目则仍以“四部”为依归。但不标经、史、子、集部名，一若各类独立也者。（1）《易类》分“古易”、“章句”、“注传”、“疏义”、“集解”、“详说”、“拈解”、“考正”、“图说”、“卜筮”、“易纬”、“拟易”十二目。（2）《书类》分“章句注疏”、“传说”、“图谱”、“考订”、“外传”五目。（3）《诗类》分“章句注疏”、“传解”、“考正图说”、“音义注释”、“外传”五目。（4）《春秋类》分“经传总”、“左传”、“公羊”、“穀梁”、“通解”、“考证”、“图谱”、“外传”八目。（5）《礼类》分“周礼”、“仪礼”、“二戴礼”、“通解”、“图考”、“礼纬”、“中庸”、“大学”八目。（6）《孝经类》分“注疏”、“丛书”、书或为说之讹。“外传”三目。（7）《论语类》分“章句注疏”、“解说”、“别编”、“图志”、“外传”五目。（8）《孟子类》分“章句注疏”、“杂解”、“外传”三目。（9）《经总解类》分“传说”、“考定”、“音释”、“经筵”四目。（10）《理学类》分“性理”、“诠集”、“遗书”、“语录”、“论著”、“图说”六目。（11）《小学类》分“尔雅”、“蒙书”、“家训”、“纂训”、“韵学”、“字学”六目。（12）《国朝史类》分“御制”、“敕纂”、“汇录”、“编述”、“分纪”、“武功”、“人物”、“典故”、“时务”、“杂记”、“行役”、“风土”十二目。（13）《正史类》不分目。（14）《编年史类》分“通鉴”、“纲目”、“纪”、“记事”四目。（15）《通史类》分“会编”、“纂略”二目。（16）《约史类》不分目。（17）《史钞类》分“节详”、“摘略”二目。（18）《史评类》分“考正”、“论断”、“读史”三目。（19）《霸史类》分“列国”、“偏霸”二目。（20）《杂史类》分“野史”、“稗史”、“杂录”三目。（21）《记传类》分“别录”、“垂范”、“高贤”、“汇传”、“别传”、“忠义”、“事迹”、“行役”、“风土”九目。（22）《典故类》分“故实”、“职掌”二目。（23）《礼乐类》分“国礼”、“家礼”、“乐律”、“祀典”四目。（24）《政实类》分“时令”、“食货”、“刑法”、“官守”、“事宜”五目。（25）《图志类》分“统志”、“通志”、“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揽胜”、“园林”、“祠宇”、“梵院”十一目。（26）《谱录类》分“统谱”、“族谱”、“年谱”、“世家”、“试录”、“姓名”、“书目”七目。（27）《儒家类》不分目。（28）《诸子类》分“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五目。（29）《小说家类》分“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八目。（30）《农家类》分“民务”、“时序”、“杂事”、“树艺”、“牧养”五目。（31）《道家类》分“老子”、“庄子”、“诸子”、“诸经”、“金丹”、“汇书”、“诠述”、“修摄”、“养生”、“记传”、“余集”十一目。（32）《释家类》分“大乘经”、“小乘经”、“宋元续入经”、“东土著述”、“律仪”、“经典疏注”、“大小乘论”、“宗旨”、“语录”、“止观”、“警策”、“诠述”、“提唱”、“净土”、“因果”、“记传”、“禅余”、“文集”十八目。（33）《兵家类》分“将略”、“兵政”二目。（34）《天文家类》分“占候”、“历法”二目。（35）《五行家类》分“占卜”、“阴阳”、“星命”、“堪舆”四目。（36）《医家类》分“经论”、“脉法”、“治法”、“方书”、“本草”、“伤寒”、“妇人”、“小儿”、“外科”九目。（37）《艺术家类》分“书”、“画”、“琴”、“棋”、“数”、“射”（附“投壶”）、“杂伎”七目。（38）《类家类》分“会辑”、“纂略”、“丛笔”三目。（39）《丛书类》分“国朝史”、“经史子杂”、“子汇”、“说汇”、“杂集”、“汇集”六目。（40）《诏制类》分“王言”、“代言”二目。（41）《章疏类》分“奏议”、“书牍”、“启笺”、“四六”四目。（42）《辞赋类》分“骚”、“赋”二目。（43）《总集类》分“诗文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考识”、“制科艺”七目。（44）《余集类》分“逸文”（附摘录）、“艳诗”（附词、曲）、“逸诗”（附集句、摘句）三目。（45）《别集类》分“帝王集”、“汉魏六朝诗文集”、“唐诗文集”、“宋诗文集”、“元诗文集”、“国朝御制集”、“国朝阁臣集”、“国朝分省诸公诗文集”八目。（46）《诗文评类》分“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五目。此种四十六分法，承虽自承为“因‘四部’之定例”，而实际兼具反“四部”之精神。其所增添“约史”、“理学”、“诏制”、“丛书”、“余集”五类，除“理学”仿自《文渊》、《江东》之“理性”，“诏制”仿自陈《录》之“诏令”，余悉新创。尤以“丛书”之独立，于分类学之功勋最钜。俗儒乃谓至张之洞《书目答问》始创“丛部”，或又谓姚际恒《好古堂书目》之“《经史子集总》”为“近世别立‘丛书’部类之滥觞”，《柳跋》。陋矣。子目之分配，亦较郑、焦二家为审慎，盖由确有其书，故无滥入之弊。例如《史评类》能分辨考据，评论，及研究史法之别，别立《礼乐》一类，不混杂于《礼类》之中，合著录专门之书如“族谱”、“年谱”、“试录”、“书目”等项为《谱录类》，从体裁言，不为错误。不以杂家为无类可归者之渊薮，此皆向来诸录所未能办到者。历观古今“四部”目录，未有能超录此《澹生堂书目》者也。其惟一缺憾为未有《应用技术》一类，此则儒者藏书向轻实艺，不足责矣。自尔以往，崇祯中惟檇李姚氏《赖古堂书目》于“四部”之前添一《制部》，犹依焦竑之例。见《郑堂读书记》。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涵芬楼秘笈本。则于《经部》之首添“经书总类”，《子部》之首亦添“总子”，《史部》多“圣制”、“经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子部》有“字学”、“书画”、“书目”、“乐书”、“杂书”、“谱牒”、“大西人术”。即西洋人译书。其书本未定之备检帐册，取便藏置，故多异类同厨，不堪深究。惟“经总”、“总子”之立，清初钱谦益、姚际恒犹沿其例。际恒亦好添子目，其书亦未定之本。“经”、“子”二部之末皆有“汇集”一类，《史部》有所谓“集古”、“时政”、“食货”、“器用”、“虫鱼”、“方物”、“名胜”、“川渎”。《集部》则合“表奏”、“策论”为一类，合“骚赋”、“四六”、“尺牍”为一类。要之，皆一时备用之作，原无意于问世也。谦益《绛云楼书目》亦非极盛时完备之录，其分类，亦无“四部”之名。除一般习见者外，新增类名为“道学”、“壬遁”、“天主教”、“伪书”等类，惟既有“道家”，复有“道藏”、“道书”，既有“类家”，复有“类书”，层见叠出，不知何意。“集”则分别“诗”、“文”、断截时代，皆明代旧习。其外更有“骚赋”、“金石”、“论策”、“奏议”、“文说”、“诗话”，以“金石文字”夹于“诗”、“文”中间，较古录之漫入《目录类》者犹为得之。“史”则有《本朝制书实录》、《本朝实录》、《本朝国纪》、《传记》、《典故》、《杂记》等类，皆属明人撰著，盖为私修《明史》所备，并非收藏史书之全豹也。与谦益同时者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其《经部》分类十一，《史部》分类十八，《子部》分类十二，并无特异，惟《史部》冠以“国史”耳。《集部》则分“别集”、“制诰”、“表奏”、“骚赋”、“词曲”、“制举”、“总集”、“文史”八类，纯然一明录典型也。与际恒约略同时者，有金檀《文瑞楼书目》，其《史部》多“运历”、“宗藩”、“谥法”、“外夷”、“制诏”、“职掌”、“科甲”、“山陵”、“行役”等类，“地志”、“史传”各有子目。《子部》则分“子书”、“儒家”、“道学”、“家训”、“规劝”、“类书”、“时令”、“农家”、“种艺”、“货宝”、“食货”、“小学家”、分四子目。“释家”、“仙家”、“小说家”，再分代分朝。中复杂有“古文”、“骚赋”、“四六”、“尺牍”等类，盖误订也。《集部》诗文概分代分朝，所收之集最多，是其特长。又有“诗话”、“乐府”、“词”、“总集”等类。统观其书，漫无典则；惟“小说”及“诗文集”分别朝代，最便循读；然亦明人早创之例也。往后，乾隆三十九年之《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遂循其法，“别集”全以时代为目，“总集”则一以时代为次，一以地为次。以地为次，祁承早已创行。《子部》特立《丛书类》，亦承之遗法。惟《说家类》再分“总类”、“文格”、“诗话”、“金石书画”、“小说”四目，一反昔人旧例。《史部》亦有特例数端：新立《掌故类》，分设“总类”、“职官”、“食货”、“伪制”、“兵刑”、“河渠”、“水利”、“营造”八目，《传记类》既有“总类”，复以时代为次，以地为次。《地理类》分目亦详。《经部》则惟分“尔雅”、“小学”与“六书”为三，是其特点。往后不久，即为《四库全书总目》统一整个目录学界之时代，除上章所述之孙星衍外，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直至百年之后，始有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实际系缪荃荪代笔。始于“四部”之外，别增“丛书”、“别录”两目，以收容“古今人著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初学各书”。《集部》四分，散“词曲”于“总、别集”。“总集”分“文选”、“文”、“诗”、“词”，“别集”分时代，而于清人复分“理学家”、“考订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六目，略具专家分门之意。《子部》大半同于《四库》，惟增“周秦诸子”，移“谱录”入《史部》，并“释”、“道”为一，“儒家”分“议论经济”、“理学”、“考订”三目，“天文算法”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目耳。《史部》大体亦同，惟增“古史”，而去“史钞”、“职官”，散“目录”为“谱录”、“金石”，此其特异。《史评》分“论史法”、“论史事”二目，盖得自祁承。“金石”专录“金石目录”、“金石图象”、“金石文字”、“金石义例”，盖得自孙能传、孙星衍。《谱录》兼收“书目”、“姓名”、“年谱”、“名物”，亦承旧例也。其余则“正史”、“编年”、“杂史”、“地理”、“政书”各有子目，较《四库》为略，不足述。惟《经部》独大异于《四库》，只分“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划正文与后儒之专著为二，斯为特异，古人所不及为。要之，《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之地位，不在创造，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以张之洞之权威，《答问》之流行，适值东、西洋译书日多，“四部”分类法正苦不能容纳之时，纂新书目录者遂得借口另起炉灶，不复依傍《四库总目》。张氏虽绝对无意于打倒《四库》，而《四库》之败坏自此始萌其朕兆也。自光绪之年，《答问》刊行以后，六十余年来，旧派目录家感于《四库总目》之类目缺乏，多有起而补充者。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有其能起死回生也。稍可述者，惟近年南京国学图书馆之《总目》。简称《国学目》。《国学目》对于《四库目》之部类，有增补而无改减。于四部之外，新加“志”、“图”、“丛”三部。《丛部》分“类刻”、再分“经”、“史”、“子”、“集”、“志”五项，每项又分目。“汇编”、“郡邑”、分“杂编”、“诗文”二项。“氏族”、同上。“独撰”分时代。五类。《图部》专收地图，自“全国”、“省”、“县”、“城市”、“水道”、“交通”、“历史”、“交界”、“军用”、“经济”、“天象”、“地质”、“杂图”以至“世界”、“东西洋历史”、“日本”，凡十六类。《志部》专收地方志，分“省”、“府州厅县乡镇”、再分省。“志丛”三类。此其用意惟在取便庋藏，以方志太多，地图异样，故特设大部以储之耳。若从学术分类之理论言之，则以一地理学而兼占两大部，复在《史部》中占一“地理类”，在书库中既分居数处，不便参考，在目录中，又层见叠出，甚乖专科分类之义，甚不可也。“丛书”之独立，从古录言之，原较附居于“类书”者为进步；然至现代则学术以专科而益精，已有散归各类之必要；而一般目录所以仍旧保存此类者，特偷懒畏烦耳。是则以《丛部》“四部”抗衡，非特《书目答问》不得专美于前，即《国学目》亦无须夸口于后也。《国学目》之特点，在散新书以归旧类；其无类可归者，则立新类以纳之。以其藏书特多，则小类子目亦最多而备。最显异者尤为《子部》，新增“工家”、“商业”、“交通”、“释教”、“神道”、“耶教”、“回教”、“东方各教”、“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十一类之多，几于平分原有各类之天下矣。“四部”复各有“丛类”，经史则名“总类”。与“丛部类”“刻类”互见。其尤奇者，于“杂家类”特增“杂志”之属，下分二十子目，凡现代各种定期刊物概以入焉。揆以该目“特多”“异样”之图书应另设部之义，则“杂志”之宜特设一部而不应屈居一类中之一项也，必矣。其他各类之中，分项别目，最详最备，不能尽述。要之，《国学图书馆总目》在目录学分类表中，不失为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最后残垒（纵使其为七部而非四部），然而其不能传世而行远也，则大势所趋，无可奈何者矣。——凡此所述，对正统派而言，可称修正派，盖异乎正统派之固守不变，亦不似别派之相背而驰也。

新分类法创造之尝试

“四部”分类法之不合时代也，不仅现代为然。自道光、咸丰允许西人入国通商传教以来，继以派生留学外国，于是东、西洋译籍逐年增多。学术翻新，迥出旧学之外。目录学界之思想自不免为之震动。故五六十年前，已有江人度上书张之洞论之曰：“第思目录之学最难配隶适当。《四库提要》所列门目，与昔之目录家颇有出入。中堂《书目答问》，与《四库》复有异同。移甲就乙，改彼隶此，要亦难为定论也。章实斋致慨于‘四部’不能复《七略》，由史籍不可附《春秋》，文集未便入‘诸子’。然处今之世，书契益繁，异学日起，匪特《七略》不能复，即‘四部’亦不能赅，窃有疑而愿献也。《艺文》一志，列于《汉书》，后世遂以《目录》归《史部》。不知班氏断代为书，秦火以后，所存篇籍，自宜统加收纂，以纪一代之宏规。而目录家岂可援以为例？盖目录者，合经、史、子、集而并录。如刘向之《辑略》。安得专归《史部》乎？史氏可以编‘艺文’，而‘目录’不得登乙馆。此配隶未当者一也。《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肴馔‘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此配隶未当者二也。《丛书杂纂》同。‘金石’之学，《隋志》列‘经’，《宋志》属‘史’，已觉歧异。且昔之考核者少，尚可附丽；今之研究者多，岂容牵合？六义附庸，蔚为大国，夹漈《通志》所以别为一略也。盖其中有证经者，有资史者。居之甲部，既病其偏枯；置之乙帙，亦嫌其泛滥。此配隶未当者三也。《四库》以“金石”入“史部目录类”之子目，尤非。他若‘谱录’、‘图画’诸书，精心殚虑，各有专长。‘经’、‘史’非其族者，‘子’、‘集’亦非其伦，横牵强附，究多未安。且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围，恐《四库》之藩篱终将冲决也。盖《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为宗；今则‘四部’不能包，不知以何为当？如彼方枘试圆凿，每虞其扞格；譬之算术得大数，而尚有畸零。夙怀此疑，敢以贡之左右。”见《书目答问笺补》卷首。张之洞对此怀疑有何解决之方案，不得而知；然以其平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卜之，殆亦未能进一步而废弃“四部”也。对于中外新旧之学术综合条理而分为若干科目者，据吾所知，以袁昶为最先。同文馆、制造局之类，时代虽较早，而偏重西方格致语文之学。昶以光绪二十年主讲中江书院，略仿当时“四明之辨志文会、沪上之求志书院、郸渚之两湖书院，分科设目”，计十有五。“每目之中，再分子目。曰‘经学’，‘小学’、‘韵学’附焉。曰‘通礼学’，‘乐律’附焉。曰‘理学’。曰‘九流学’。曰‘通鉴三通政典之学’，历代正史，则系传分代，史志分门，部居散隶，以便检阅善败起讫与夫因革损益之迹焉。曰‘舆地学’。宜详于图表。曰‘掌故学’，宜详于国朝，以为根柢，渐推上溯，以至于近代。曰‘词章学’，‘金石碑版’附焉。曰‘兵家学’，宜有图。仍略仿班志‘形势’、‘技巧’、‘权谋’、‘阴阳’四目，宜添‘制造’一门。曰‘测算学’。曰‘边务学’。曰‘律令学’，吏治书分类附焉。曰‘医方学’。曰‘考工学’。曰‘农家学’。此十五目皆有益国故政要，民生日用。”见《经籍纂要》中江书院本。规模之阔大，实一扫往古专治制艺帖括之积弊，而畅开新目录学之机运。盖当日袁昶所讲授之学，实际仍不离书本，故其所分之学科，实际亦即书目之分类也。次年，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遂首创新分类法，分（1）“生理”、（2）“理学”、（3）“宗教”、（4）“图史”、（5）“政治”、（6）“法律”、（7）“农业”、（8）“工业”、（9）“商业”、（10）“教育”、（11）“文学”、（12）“文学语言”、（13）“美术”、（14）“小说”、（15）“兵书”，凡十五门。每门各分子目，自数项至数十项不等。特其用意在使中国人知日本有此种要籍而译读之，故吾人不能以分类之当否律之。如“小说”不附于“文学”，“交通”附属于“商业”，“社会”、“经济”、“家政”等学附属于“政治”，皆不甚妥恰。尤以并“物理”、“理化”、“天文”、“历”、“气象”、“地质”、“矿山”、“地震”、“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论理”、“心理”、“伦理”等学，合称“理学”，漫无“自然”、“社会”之分，最为乖戾。虽然，揭日本新学之全貌，使国人爽然自失者，固莫之或先也。又明年，梁启超撰《西学书目表》，“将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除宗教一类之书不录外，“自馀各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梁先生明知“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而又“强为区别”。乃至并“农”、“矿”、“工”、“商”等实业亦视为“政”之一项，未免作茧自缚。自此例一开，颇有仿行之者。例如《古越藏书楼书目》亦成“学”“政”二部。然此表重西学而轻东学，其弊正与《日本书目志》之有东籍而无西籍相同。故徐维则又撰《东西学书录》，顾燮光补充之，于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一再刊行，分类凡三十八。及三十年，燮光复续一编，近年始刊为《译书经眼录》。其目为“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地学”、“全体学”、“博物学”、“卫生学”、“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议论”、“杂著”、“小说”。此外复有沈兆袆《新学书目提要》，分“法制”、“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录”、“小说”八类，其“法制类”刊于光绪二十九年。皆梁先生专录译书一派之继起者也。译书既多，国人自著者亦随之日众。其始各录皆附系于译书目后。后来附庸蔚为大国，倍蓰于译书。各种学术既与旧学不同，遂非旧有之“四部”所能安插，故当时新兴之图书馆颇有收新书目录于旧书目录之后，自成一部者。发其意者，殆为黄庆澄之《普通学书目录》。其书卷一所列为“中学入门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中学丛刻书”。试取以与《书目答问》比较，即知其由《答问》脱胎而来。卷二列“西学入门书”、“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光学”、“汽机学”、“动植学”、“矿学”、“制造学”、“图绘学”、“航海学”、“工程学”、“理财学”、“兵学”、“史学”、“公法学”、“律例学”、“外交学”、“言语学”、“教门学”、“寓言学”、“西学丛刻书”。其分类较《西学书目表》略多而名称不妥。卷三为“天学”、“地学”、“人学”。“人学”即“医学”。书撰于光绪二十四年，原为指授初学，融贯中西而设。虽非藏书目录，且浅之无甚精义。然混合新旧之目录于一编者，固未之或先也。是后遂有以新书为《时务部》，列于四部之后者。流风所扇，入民国后犹有若干公立图书馆习用此种新旧分列之办法。如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之旧书亦分五部，新书则分“文学”、“政事”、“实业”三类，每类各分子目。合名《新部》；广西图书馆之《新书部》分为“教育”、“政法”、“军学”、“实业”、“哲学”、“医学”、“修身”、“经学”、“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算学”、“理科”、“体操”、“图画”、“乐歌”、“杂志”、“小说”十九部，每部或分若干类，或不分类。云南图书馆之《科学部》分“法政”、“财政”、“军事”、“警察”、“教育”、“伦理”、“文学”、“历史”、“地理”、“博物”、“理化”、“算学”、“乐歌”、“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工艺”、“商业”、“杂著”二十类，皆其显者也。新书日多，一部不足以容纳，则有提出新书，独立于旧书之外，各编目录者。例如光绪三十三年之《浙江藏书楼书目》，编者杨复、胡焕既以《甲编》依《书目答问》之法，“为国粹之保存”，复“循附录外编之例”，“将新书编为《乙编》”，“各行其是，两不相师”。计分十六类：（1）“法律”、“章程”附。（2）“政治”、（3）“宗教”、（4）“教育”、（5）“图史”、（6）“文学”、（7）“文字”、（8）“理学”、（9）“算学”、（10）“美术”、（11）“杂志”、（12）“工业”、（13）“商业”、（14）“兵书”、（15）“生理”、（16）“农业”。然各类之下，并无子目，藏书不多，未为定例。至宣统三年之《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旧书亦兼用《答问》及《四库》法。始有最完密之类目。分部十四：（1）“哲学”、（2）“教育”、（3）“文学”、（4）“历史地理”、（5）“政法”、（6）“理科”、（7）“数学”、（8）“实业”、（9）“医学”、（10）“兵事”、（11）“美术”、（12）“家政”、（13）“丛书”、（14）“杂书”。每部几皆有《总记》及《杂类》。《哲学部》兼含“伦理”、“论理”、“心理”、“哲学”，《教育部》兼含“法令制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学校卫生”、“体操”及“游戏”、“特殊教育”、“幼稚园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文学部》兼含“文典及修词学”、“读本”、“尺牍”、“诗歌”、“戏曲”、“外国语”、“字帖”、“小说”。《史地部》兼含“本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传记”、“史论”、“本国地理”、“外国地理”、“游记”。《政法部》兼含“政治”、“法制”、“本国法制”、“经济”、“社会”。《理科部》兼含“博物学”、“理化学”、“天文”、“地文”。《数学部》兼含“算术”、“代数”、“几何”、“三角”、“高等数学”。《实业部》兼含“农业”、“工业”、“商业”。《医学部》兼含“卫生”、“医学”、“药物学”。《兵事部》兼含“陆军”、“海军”、“兵器”。《美术部》兼含“音乐”、“绘画”、“游艺”、“写真”。《家政部》兼含“簿记”、“裁缝”。每一类中，各有子目。在十进法未输入我国以前，此《涵芬楼新目》实为新书分类之最精最详者。然新书目录与旧书目录分为二册，则同类之书，散见各处，集中研究，势不可能，对于学术之进步，妨碍殊大。故混合新旧，统一部类，使同一学科之书，不问新旧，庋藏一处，以便于检寻研究，实为至紧要之事功。追溯近代，首先混合庋藏，统一分类者实为光绪二十八年由邵寅署名之《杭州藏书楼书目》。编者何人？未及考出。计其数目：（1）“经学”，“小学”附，（2）“史学”，“掌故”、“舆地”附，（3）“性理”，“哲学”、“家言”附，（4）“辞章”，（5）“时务”，（6）“格致”，“医学”附，（7）“通学”，即“丛书”。（8）“报章”，（9）“图表”。虽书少目略，要亦自辟门户，不蹈昔人徯径者。然其规模完备，分类确当，不若《古越藏书楼书目》。此目先分“学”、“政”二部，《学部》再分“易学”、“书学”、“诗学”、“礼学”、“春秋学”、“四书学”、“孝经学”、“尔雅学”、“群经总义学”、“性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天文算学”、“黄老哲学”、“释迦哲学”、“墨翟哲学”、“中外各派哲学”、“名学”、“法学”、“纵横学”、“考证学”、“小学”、“文学”上下二十三类。《政部》再分“正史兼补表补志考证”、“编年史”、“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纪”、“诏令奏议”、“谱录”、“金石”、“掌故典礼”、“乐律”、“舆地”、“外史”、“外交”、“教育”、“军政”、“法律”、“农业”、“工业”、“美术”、“稗史”二十四类。每类之下，各分若干子目。系统分明，在此派中可谓登峰造极者。惜“学”、“政”二部不足以包摄各类耳。入民国以后，各地图书馆纷纷设立，或强新书入旧类，或别置新书而另创部类，或以新书立科学部，与四部并列，或混合新旧书而仿杜威“十进法”，罕见专为旧书另创新分类表者。惟陈乃乾《南洋中学藏书目》独分为（1）“周秦汉古籍”，（2）“历史”，（3）“政典”，（4）“地方志乘”，（5）“小学”，（6）“金石书画书目”，（7）“记述”，（8）“天文算法”，（9）医药术数，（10）“佛学”，（11）“类书”，（12）“诗文”，（13）“词曲小说”，（14）“汇刻”，十四部，标准不一，次序无理。每部所分之类，亦不足述。此在新分类法之尝试，殆为最失败者。总之，本章所述，实“四部”初衰，“十进法”未兴之际，幼稚者群对于新分类法之开始研究。当时能读西文书者既少，研究图书馆学及目录学者尤绝未见。故“十进法”兴起之后，此项不新不旧之过渡法遂归淘汰。居今日而参观各地图书之林，除少数私家藏书楼仍沿用《四库总目》或《书目答问》之旧法外，其采用此项过渡法者殆已绝迹矣。惟苏州某图书馆仍旧分列新旧，旧书用洪有丰法，新书用杜定友法，不能统一，甚可笑。

西洋近代分类法之进步

图书之插架，其法有二。一曰固定排列法：或标部类名称于厨架，俾与目录适合，如东观藏书“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是也。或标字号于厨架，而注其字号于目录，如《开元释教录略出》、《道藏目录》及《文渊阁书目》之以《千字文》编号是也。无论依照部类或字号以排列图书，图书之位置皆已固定，不能任意移动。插架之先，必预算某类有书若干，占架几具，然后按次列书。此在饱和自满，不复增益之旧式藏书楼，固无不可。若在日进月益之图书馆，当某一类新购之书增至该架不能容纳时，即不得不侵占附近稍空之地位；设使附近亦已饱和，势必远觅空架，任意暂置。《脉望馆书目》及《文瑞楼书目》之所以凌乱无序，殆即此因。欲除其患，惟有以数目字之号码代表部类之名称，标记于图书之上，按次排列，不必限定某类书永列某架，如此则目录既可免登记架号之烦，而新书复无无架可插之患，此之谓活动排列法。然必有赖于分类之用号码始得如意。向来我国目录学家从未注意及此，故部类之增减虽层出不穷，而求其最便于庋藏检寻者，迄未之见也。直至近十馀年，始有西洋分类法之输入，然后靡然从风，率相采用焉。西法之中，尤以美国人杜威（Melvil Dewey）之“十进法”为最流行。故述现代中国之分类法，不可不略知西洋近代分类法之大致情形。西洋古代之分类法亦不知以号码代部类，其弊正与我国目录相同。直至十九世纪，因受工业革命之影响，新书出版之速度日增，旧法之类目不能收容，近代化之图书馆到处兴起，新目录学之研究渐精。为适应活动排列法而创制之《编号分类法》，始见于一八七〇年美国人哈利斯（William T．Harris）之路易斯（Louis Public）《中学图书馆》。哈氏分图书为一百类，每类各代以号码，自一号Science至一〇〇号Periodical，类号比次，各有一定。同类中如再分类，则加a b c等字母以别之。此种方法，发表未久，即为各地图书馆所采用。次年，又有美国人雪华尔兹（Tacob Schwartz）另发表一种“助记忆分类法”。先分学术为二十三大类，各代以A至W之字母，然后各附以号码。其代替大类之字母，除Language之代符为K，不合原字外，余皆适与各类原字之第一字母相同，例如以A代Arts，以B代Biography，以H代History，颇便记忆检索。每大类中，又分为九中类，各冠以1至9之数字。每中类中又可再分小类，各冠以一字母。以上两法流行不久，即为杜威之新法所代替。杜威以一八七六年，取两法之精神，参以己意，制为完全使用号码，适合活动排列之《十进分类表》（原名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先将一切图书分为十部：（1）“总部”（General Works），（2）“哲学”（Philosophy），（3）“宗教”（Religion），（4）“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5）“言语学”（Philology），（6）“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7）“应用技术”（Useful Arts），（8）“美术”（Fine Arts），（9）“文学”（Literature），（10）“历史”（History）。每部各分十类，每类各分十目，每目仍可再各十分，直可分至无穷。以0代“总部”，以1代“哲学”，顺推至以9代“历史”。无论其为单位，十位，百位，各号码所代表之意义均有一定。以百位代部，十位代类，单位代目，单位以下，隔以小数点，尽可增加号码以代表各项小科目。如用二位小数，即有包含十万科目。以之应付日出翻新之科学，略无拥挤慌乱之苦。将分类号码登记于书皮，依其算学顺序，排列厨架。苟能熟知某号即某类某目，检之即得。如中间某类新增之书太多，即可将以下各类之书往后推移，架上既无须号码，可免改易之烦。目录中及书皮上之号码既非随时变动之书架号码而为永久固定之分类号码，则一成不变。亦无时时涂写之劳。且号码次序，略有连带关系。如500为“自然科学”，510为“数学”，511为“算术”，512为“代数”，513为“几何”，大部既可包含小类，小类之毗连亦有密切之学术关系。非但便于记忆，便于寻找；即在学术研究时亦可收触类旁通之效。在过去各种分类法中，实以此法最具灵活性，故能流行一时，对于目录学界发生相当影响。虽然，各种学术之领域，或宽或窄，极非一致，杜威纯用十进之例，瓜分每种学术为十类，俨若学术皆循算学之级数而进展者，其不合理可知。且“社会科学”与“历史”关系甚深，“言语学”与“文学”尤相表里。而杜威竟分隔于悬远之地，不使相邻，无怪传入我国之后，起而变更其部次者多过于恪守不动者也。杜威之分类号码，于一八九五年，得布鲁塞尔国际目录学会之公认与修正，且由该会于一九〇五年发表补助符号五种：以00表示著者之观察点。以（2）至（9）表示地理之区别，如（42）为英国。以“”表示时代之划分，如“18”为十八世纪。以（0）表示形式之特异。以＝2至＝9表示语言之歧离。此外又以∶表示一书中二种题材之互相关系，以——表示题材之性质。概加于分类号码之后，统名之曰“不鲁塞尔扩大十进法”（BrusselsExpandedDecimal）。杜威之法，因是而益广被采用。然传至我国以后，性质略变，此种补助符号亦甚少使用者。杜威以外，现代西洋派别流行，足相抗衡之分类法，尚有三大派，在我国几无人仿用。其一为美国人卡特（Charles A．Cutter）之“展开分类法”，其书名为Expansive Classification，第一表发表于一八九一年，卡特逐渐制造第二、三表，至第七表即病卒，后来犹有专家继述其志，陆续编纂出版。其法为由简而详，第一表仅分八部，第二表将每部各分若干类，第三表将每类再各分若干项，第四表又将每项各分若干目，继续分剖，直至无可再分。用其法者可以任意伸缩，书少则可用第一表，再多则可用第二表，更多则可用第三表，图书逐渐增多，分类亦可逐渐加详，无更张涂改之纷烦，而有日新月异之便利。故名曰“展开式”。其第一表以A代“总部”（General Works），以B代“哲学”与“宗教”（Philosophy and Religion），以E代“历史”（History），以H代“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以L代“科学”与“艺术”（Science and Arts），以X代“语言学”（Language），以Y代“文学”（Literature），以YF代“小说”（Fiction）。自第二表以下，亦各用字母代替。无论何部何类何目皆再分二十六项，充其量可分至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项。任何方法，皆无此法之详尽。所可惜者，字母代替学科，漫无意义，不似雪华尔兹之以学科之首一字母代表该学科，故记忆极不易。且字母既非我国所习用，自不如数字号码之通行易记耳。其二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发表于一八九七年，略仿卡特之“展开式”，而只用两个字母代表部与类，每类再分目，则用数字而不用字母，数字用至第四位即止。此外尚有许多符号，以分细目。其排列之次序，纯依ABC之顺序，无学理之关系。分类表洋洋巨册，亦非旦夕所可理解。兹仅录其二十部名于下：（1）A“总部”（General Works，Polygraphy），（2）B“哲学宗教”（Philosophy，Religion），（3）C“历史”——“补助科学”（HistoryAuxiliary），（4）D“历史”与“地志”——美国除外（History and Topography〔Except America〕），（5）EF“美国”（America），（6）G“地理学”，“人类学”（Geography，Anthropology），（7）H“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8）J“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9）K“法律”（Law），（10）L“教育”（Education），（11）M“音乐”（Music），（12）N“美术”（“建筑学”，“绘画术”）（Fine Arts〔Architecture，Graphic Arts〕）（13）P“语言学”（“语言”与“文学”）（Philology〔Language and Literature〕），（14）Q“科学”（Science），（15）R“医学”（Medicine），（16）S“农业”，“植物与动物之实业”（Agriculture，Plant and Animal Industry），（17）“工艺学”（Technology），（18）U“军事学”（Military Science），（19）V“海军学”（Naval Science），（20）Z“目录与图书馆学”（Bibliography and Library Science）。除上述二派外，尚有英国人布朗（J．D．Brown）于一九〇六年发表之“主题分类法”一般原译“标题”，鄙意窃谓不如译为“主题”。（Subject Classification），与美国式之三种完全不同。其要点为悉聚研究或记载同一目的物之图书于一处。例如以脑为主题，则凡研究脑之生理，脑之病理，脑病之治法，各项有关于脑之图书，皆应集中于此主题之下，若引得（Index）然，初不问其为解剖学、生理学，抑或病理学、医学也。若依普通分类法，则凡属某科学之书，必列入某科学之类目。如是，则研究一物之书，势必分散数处，不能集中。惟改用主题分类法，则可免此弊。故布朗之法，确有特长。我国之类书，西洋之百科全书，以及中外通行之辞书，即活用此项原理以成功者。所可惜者，主题之确定，极觉困难。欲将宇宙间万物万事各赋以一定之主题，实属不易。且每一书之所言者，决不限于某一主题，其兼包并论，界限模糊；必使系属于某一主题，尤难得当。势必于最小不能再分之基本主题之上，递层加以能包括性质相近之较大之主题，层积既多，又有混沌不明之弊，正与普通分类法之科学部名相同。如不递层包摄，则又嫌过于繁杂。故布朗之分类表亦未见悉合论理也。布朗将人类知识大别为（1）物质与力量（Matter and force），（2）生命（Life），（3）思想（Mind），（4）记录（Record）四部。以（1）为宇宙之原动力，（2）即由（1）而生，而（2）复生（3），（3）复生（4）。再将各部加以论理学之分析，而冠以总类，共为十一类，如下表：

最奇者，其总部中，除以AO代普通书（Generalia）外，竟包含A1“教育”（Education），A3“论理学”（Logic），A4“数学”（Mathematics），A6“绘画”与“雕刻”（Graphic and Plastic Arts），A9“普通科学”（General Science）。布朗以为此数者皆超越一切科学之学术也，其荒谬抑甚可笑。所用字母只限一个，后附数字只限三位，故每部皆可分为一千类。较卡特、美国会图书馆皆较简单。分类虽稍广漠，然其采用主题之原则，则甚便利于专门学者。故我国近日亦有仿其意而编专科参考目录者焉。特全仿其部类号码以编藏书目录者，则尚未发见耳。

杜威“十进法”之接受与修正

上文已述现代西洋各种分类法之四大派别，因卡特与美国会图书馆皆兼用字母与数字，且其系统比较不如杜威之分明，布朗之法在实施上又有困难，故杜威之“十进法”，独能流行，我国接受其法而加以修正者，依发表之先后而列举之如次：

（1）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本章简称沈法。一九一八年一月文华公书林初版，一九二三年改订版。

（2）杜定友：《图书分类法》初称《世界图书分类法》，后去世界二字，最后又加杜氏二字。一九二五年上海图书馆协会初版，一九三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增订版。

（3）洪有丰：一九二六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之第十二章。

（4）陈天鸿：《中外一贯图书分类法》一九二六年八月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印本。

（5）查修：《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一九二七年该图书馆印本。查修又有《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见《清华学报》二卷一期。

（6）陈子彝：《图书分类法》一九二八年，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印本。

（7）《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本。

（8）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一九二九年一月，金陵大学图书馆初版，一九三六年三月增订版。

（9）王文山：《南开大学中文书籍目录分类法》一九二六年四月该图书馆中西合编本。

（10）施廷镛：《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一九三一年十月该图书馆本。

（11）何日章，袁涌进：《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一九三四年五月，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本。

（12）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一九三四年文华图书馆学校印本。

（13）陈东原：《安徽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一九三五年一月该图书馆本。

（14）桂质柏：《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分类大全》一九三五年一月该图书馆印本。桂质柏前此尚有《杜威书目十类法》，齐鲁大学图书馆印本。

（15）金天游：《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一九三六年该图书馆《图书之分类》之第三章。

此十五家虽皆受杜威之影响，而宗旨各殊，类目迥异，撷其特色，可分为五派。第一派为仿杜威十分十进之意而变更部类之名称次序者，如沈祖荣、杜定友、洪有丰、陈天鸿、陈子彝、陈东原、桂质柏等皆是也。第二派为保存杜威之十部及大多数类目而增加及变动许多类目者，如王文山、何日章、皮高品、金天游等皆是也。第三派为仿杜威用三位数字作分类号码之意而另创部类不用十分法者，如施廷镛、刘国钧等是也。第四派为遵守杜威成法而稍微增改一二子目者，如查修是也。第五派为不改动杜威成法而增加几种符号及号码以容纳中国之书者，即《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第一派诸家鉴于杜威之过重宗教、语言，且赋予中国书之号码过少且过小，故只用其十进之意而完全不守其部类名次。沈祖荣与胡庆生之法成于一九一七年十月，次年一月出版，可谓仿杜之最早者。其分类表规定0为“经部”及“类书”，1为“哲学”，2为“宗教”，3为“社会学”，4为“政治”，5为“科学”，6为“医学”，7为“美术”，8为“文学”，9为“历史”。析“社会科学”为“社会”与“政治”，并“语言”于“文学”，易“技术”为“医学”，是其不同于杜威处。然一九二三年版又并“哲学”与“宗教”为1，“科学”与“医学”之先后对调，加“工艺”为6。杜定友仿其意，亦并“宗教”于“哲学”，扩“教育学”为2，抑“方言学”为7，而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美术”递移向前一位。后来屡经增订，至一九三五年之“杜氏图书分类法”，又将“艺术”提前为4，而抑二种科学随于其后。陈天鸿则只增教育于2，而不更其他部次。至于小类子目，则三家无一保留杜威原来名次者。然对于大部名称次第犹十九保留也。至洪有丰则并名称次第亦尽改旧观矣。其法以0为“丛”，1为“经”，2为“史地”，3为“哲学”与“宗教”，4为“文学”，5为“社会科学”，6为“自然科学”，7为“应用科学”，8为“艺术”。又无900，故实际仅有九类，距杜威十分十进之义远矣。故严格论之，有丰亦应归入第三派也。桂质柏之《中央大学图书馆分类大全》因之，加“革命文库”为900，凑成十部。质柏在齐鲁大学图书馆时原有严守杜法之意，后因职业关系，故改从有丰之法耳。在此派中，改动大部最少者为陈东原。其法仅移“文学”于“语言”之地位，而新设“地理部”于“文学”原位，馀悉不动。然于部以下之类目，则亦以意自造。总之，此派虽为仿杜，实只仿其意，则并不守其例。其中以杜定友之细目最完备，仿用者亦最多。自馀诸家，惟划疆自守而已。第二派比较前派稳健，大体不甚变动，而仅增改若干类目之名义及次第。其增改最少而细目最详，可备一般图书馆员参考者，允推皮高品之《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及索引》。此派之趋势最值得注意，盖其用意只在补偏救弊，而不欲另起炉灶也。第三派则与之绝对相反。如刘国钧即不用十分法者。彼虽用三位数字而非完全十进。盖鉴于学术之以大包小，并无一定，每学十分，尤属呆板。杜威之法，强类目以就数字，实有不合论理之处。故虽沿杜威大部之名义，而变动其次第，合“语”、“文”为一部，扩“史地”部占二部之号码。其顺序如下，0为“总部”，1为“哲学”，2为“宗教”，3为“自然科学”，4为“应用科学”，5为“社会科学”，6、7为“史地”，8为“语文”，9为“美术”。其设立类目也，每视中国书之有无多寡而定，故于中国书之庋藏颇有较便于他法者。仿而用之，亦数数见。施廷镛之法，则又与刘国钧不同，乃有得于布朗兼用字母数字之意。先分八类，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代表“总类”、“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艺术”。每类各分十目，共用100至999九百号。虽每类中亦用十进十分之法，而实际已有千位，大类且属八分，较之杜威，大不相同。有与此派完全相反者，可举查修为例。彼除加“经书”于000至009外，绝对遵守杜威原来之名次。仅有一二无关重要之改动。然杜威固轻视中国书者也，故以中国四部之一之“文集”仅得占一分位895．1焉；“史部”之位数略大，亦仅得951。图籍较少之学，杜威原用十位者，亦只得依之。故“音乐”之书，屈指可尽，反可列入780矣。或则削足以适履，或则小人穿大衣，大小不伦，其见讥于世也宜矣。《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图矫其弊，故改用＋±卄等符号以安排中国书，使中外可以并列，而大小不致倒置。对于杜威原定名次号码绝对不动，而惟加符号于号码之前以代表中国。凡有＋之号码必排列于无＋而绝对相同者之前。有卄之号码必排列于无卄而十位相同者之前。有±之号码纵有小数亦必排列于无±而整数相同者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