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之价值
向来撰目录者多据其所典藏之书而从事焉，或官府世守，或私家新收，于以登记名目，取便稽寻，其在当时此地之功效甚大。然时移世易，彼琅环插架之书既多毁灭，轴签编目之录亦鲜留传。后人欲考镜古代学术源流，书籍存佚，舍史籍中之艺文、经籍志，殆莫由焉。盖藏书目录，孤本单行，传抄者稀，偶遭焚弃，便易佚亡。故开天辟地之《别录》与《七略》，虽为后世所珍重，而终于不传。多至二百卷之《群书四录》，刊版行世之《崇文总目》，吾人亦无从窥见全豹者，实由于枯燥无味之账册不为学子所诵习耳。幸而历代史籍颇有采取书目入志者，以其内容繁富，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故得留传千古。史志之所以见重于世，即斯之由也。而唐人刘知幾独力诋艺文志为无用，谓：“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亘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乎？”此因知幾生当开元盛世，藏书充足，古录具存。故谓“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辄简”。因而攻击“著《隋书》者……广包众作……百倍前修，并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也。彼意以为“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唯取当时撰者……庶免讥嫌”。见《史通·书志篇》。其宗旨在节省史籍之篇幅，删芟非要之繁文。吾人只须一翻《旧唐志目录篇》，自汉迄隋之古录大半尚存，即知知幾之论非无理由，自可不必反驳。然而人事难测，知幾身后不久即遭天宝之乱，古录之因是失传者不知其数，再经唐末广明之乱，更扫地无余。试考宋时《崇文总目》所载目录，则唐初以前之书，竟不得一种焉。宋后学者欲知古书之名目，乃不得不求之于《汉志》、《隋志》。知幾所嫌其繁富者，后人转恨其简略矣。由是而知史志之功效，固有超乎藏书目录者。
史志之源流
截时代而记书目，初不问其存佚，惟著重在叙述学术源流者，其例创于东汉初年班固之《汉书·艺文志》，而晋末袁山松之《后汉书·艺文志》继之。唐初李延寿等撰《五代史志》，始改《艺文志》名《经籍志》，即刘知幾所攻击之《隋志》是也。五代、北宋，先后撰《唐书》，并沿其例。删去小序，又开后志之风。南宋初，郑樵撰《通志》，更恢其范围，为《艺文》、《图谱》二略，复有《校雠略》以述其理论。元初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亦有《经籍考》，而包罗稍窄，元末修《宋史》，又稍稍宏之，以为《艺文志》。明代则有焦竑师郑樵之意，欲尽列古书于其《国史经籍志》。清初黄虞稷、倪灿二家略变其例，黄则记其所藏，倪则不记存亡，而皆欲尽述明人所撰，上补辽、金、宋、元诸史之阙。其后王鸿绪重修《明史》，始遵知幾“唯取当时撰者”之说，只录明人撰述，不及古籍。三通馆所修《续通志》、《续通考》、《清通志》、《清通考》之类，则仅移录《四库全书总目》，不能广罗万有，有愧于前哲多矣。晚近始有刘锦藻《续清文献通考》，颇能收及《四库》以后，虽不能备录清人撰述，亦可谓史志之殿军。凡上所述，多附丽于史籍以行，盖所谓史志也。史志出于修史者所为，而修史者未必皆撰艺文志，即修之亦未必皆能完备。自倪灿首倡补修辽、金、元史志之说，继起者数家。近数十年，其风转炽。后汉、三国而下，无代不有人为之补志者。《汉志》、《隋志》以时代特古，自宋末即有王应麟撰《汉志考证》，近代仿其例而考证拾补者亦不乏人。在目录学史中乃蔚为补志考志一派。故合述其事，为《史志篇》。
《汉书·艺文志》及后人之研究
班固删《七略》而为《艺文志》，已见本书《溯源篇》。据著者考证所得，其体例盖与《七略》无殊。即后人所最推尊之《小序》，有考镜学术源流之作用者，亦为《七略》之原文。故此处所宜论者，非《汉志》之内容，而为《汉志》所记之书是否即当时东观所藏，抑为全抄《七略》，并无其书欤？《汉志序》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注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玩删字之义，则对于《七略》之原文仅加以删节而未尝更易紊乱，故偶有出入，必用自注以明之。如《书》“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注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所入之书仅刘向、扬雄二家之作，为向、歆校书所未收者。所出诸家，则原文重复，故省之也。如《乐》“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故六艺总计“出重十篇”。玩此“重”字，便知所以省出之因矣。又如《兵书略》“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则以《儒家》已有《孙卿子》、《陆贾》，《道家》已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纵横家》已有《苏子》、《蒯通》，《杂家》已有《淮南》，《墨家》已有《墨子》，故以为不宜重出耳。非但有所增减必加注明而已，即移动一书入他类，亦已注明。《兵书略》之“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实为《汉志》对《七略》部类之唯一变动，此外则未尝稍有紊乱焉。由此推论，则《汉志》所载，除新加向、雄二家，删省重出之书十余种外，全部皆《七略》之旧目，殆无疑矣。再循此出发，则吾人须问：《七略》所录之书，班固时是否全部保存于东观？《七略》成书之后，有撰述者是否限于刘向、扬雄二家？自《七略》告成，迄王莽亡国，尚有三十年之久，无论王莽好文，多所制作，即刘歆、龚胜之徒，亦未必无所撰述。他如图谶繁兴，纬候竞出，新书之入于中秘，出乎《七略》之外者，定然不可胜纪。故王莽中叶，扬雄犹校书天禄阁。见《汉书》卷八十七。据是言之，则援《汉书》绝笔莽亡之例，最后三十年之作者决不仅有向、雄二家。班固所以只增二家者，盖举其所知，偶然附入耳。再由此推论，则《汉志》所录，并非存书可知。
盖中秘所藏倘尚存在，则班固典校之馀，所加于《七略》者，决不止二家也。由其无他增补，便觉《隋志》所载“王莽之乱，又被焚烧”之说，似属可信。盖天禄阁固在未央宫中，兵火容可波及耳。然秘书若已被焚，《汉志》及《王莽传》何以不言？《后汉书·儒林传》何以又谓：“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是二千馀两者，既明为秘书，且班固典掌时，“并依《七略》而为书部”。亦见《隋志》。而《汉志》录书，独不依当时秘书之目而反墨守《七略》之旧，倘非惮烦，即为浅识。郑樵詈之虽非其道，而班固之过固不容代掩也。自班固创此不问存亡但问时代之例以后，历代史志并根据前代秘书目录，随意转誊，既非尽收古来一切书目，又非当代确实保藏之物，而惟虚应故事，漫充篇幅而已。至如《旧唐志》但录开元盛时，遗弃后百馀年之撰述，推其恶例，何尝非《汉志》所已开启？故论史志之利弊，不可徒因《汉志》幸保古书名数而遽推尊之也。惟其因《汉志》之有不明不备，故后世颇有为之考证注解者。吾人所知，首为宋末元初之王应麟。应麟以颜师古注《汉志》“仅略疏姓名、时代，所考证者，如《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非子产所杀，庄悤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故撰《汉书艺文志考证》，“捃摭旧文，各为补注，不载《汉志》全文，惟以有所辨论者，摘录为纲，略如《经典释文叙录》之例。其传记有此书名而《汉志》不载者，亦以类附入，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录’字别之”。《四库提要》语。清人王鸣盛评其于“本源之地，未曾究通，不得要领”。姚振宗则谓“然使后人寻流溯源，引申触类，未有不以其书为先声之导”。故特援其例而恢之，撰《汉书艺文志拾补》以收集遗漏，得书竟达三百一十七部。撰《汉书艺文志条理》以图恢复原状，并详加注释。凡上古载籍之名目，后人研究之意见，广搜条录，殆已无遗。有此两书，而后古书显，《汉志》明，诚目录学之绝作也。近年之为此学者，如刘光贲有《注》，姚明煇有《注解》，顾实有《讲疏》，李笠有《汇注笺释》，李赓芸有《考误》，较之振宗，皆不能稍胜。而孙德谦更有《举例》，强作绳墨，尤不足观。
《后汉艺文志》之补撰
后汉一代，当古籍固定之后，有《别录》为读者之指导，故其学术水平线较前汉为高，著述数量亦较前汉为富。所惜一经董卓迁都之纷扰，大半湮灭，故晋、宋史家述《后汉书》者多不著《艺文志》焉。惟阮孝绪《七录序》载：“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其《古今书最》亦载有袁山松《后汉艺文志》，惜有阙文，未知其所收之书共有几何。然山松以晋末隆安五年战殁，上距汉末已百八十二年，中更董卓及五胡之乱，秘阁藏书才万余卷，则其著录之不能完备，可想而知。故宋末王俭既集今书为《七志》，“又条《七略》及《两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亦见《七录序》。也。俭《志》既能补前志之阙，则其通记古今，兼列存佚，虽属单行，亦史志之流亚也。然袁、王之作，并已失传，后人欲识后汉书目，舍《隋志》莫由焉。而《隋志》不能无遗，故近世多补撰《后汉书·艺文志》者。自乾隆初年，已有厉鹗创其业，二百年来，继起者先后有钱大昭、洪饴孙、劳颎、侯康、顾櫰三、姚振宗、曾朴等，共计八家。厉、洪、劳之书，今并未见。钱《志》仅著书目撰人，最为疏略。侯《志》较详，而非完璧。无集部。顾《志》多引关系文字，虽详而收书并非最多。惟有《经学师承》一篇，列述经师传记，隐显并备，虽乖录例，亦考镜后汉学术史者所不可少之篇也。所可惜者，“引书篇名，或注或否，或详或略，甚至互讹”。蒋国榜跋。盖亦未定之本，故不能如姚《志》之精详。曾《志》虽于诸志为最后出，而未见顾、姚之书，其体例有意仿古《七录》，谨饬有法，而博搜精考，亦不及姚《志》。姚《志》所收，多逾千种，倍于《汉志》。后汉著述，有可考者，殆无复遗漏。非独为《隋志》所不及详，且亦远非范晔《后汉书》所能包。欲考究后汉遗书者，其道固有由矣。钱《志》有《积学斋》、《广雅》、《昭代》，侯《志》有《广雅》、《岭南》，顾《志》有《金陵》、《广雅》、《小方壶斋》，姚《志》有《适园》、《师石山房》等丛书本。又《二十五史补编》兼收此五志。
三国、晋、南北朝艺文志之补撰
补志之在近代，相习成风，故后汉之外，治三国志者有二家，治晋志者有五家，治南北朝志者有三家，皆所以补《隋志》之阙遗者也。侯康之《补三国艺文志》仅成子部小说家以前，农家之后，有录无书，集部则未见只字，盖与其《后汉志》同为未成或残余之书也。有《广雅》、《岭南》、《二十五史补编》三本。姚振宗之《三国艺文志》，例质亦一准其《后汉志》，著录之书至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亦与《后汉志》相埒。然三国历年仅及后汉三分之一，而书数不相上下，固由裴松之《三国志注》保存史料较多，亦可见振宗搜辑之勤矣。补《晋志》者五家，时代相距不远，异方并起，互有详略异同。吴士鉴之作，独名《经籍志》，又撰有《晋书斠注》，故其文简书多，有近史裁。丁国钧则以创立黜伪、存疑二类，秦荣光则以辑录典籍掌故源流，黄逢元则以各类皆撰小序，文廷式则以考证最精最详，各有所长，互不相掩。著录之书，文《志》有二千二百九十六部，黄《志》有一千二百八十八部，秦《志》有一千七百四十七部，丁《志》有一千七百五十四部，尚有疑伪及补遗共二百一十九部。吴《志》则有二千一百二十六家，部数在此数之上。诸家一致之例，为注明出处，分类纲目亦皆依照《隋志》或《四库》。试一一比勘其内容条目，则此无彼有，此详彼略，殊难取其一而遽舍其余也。南北朝之补志，则又不然。元人蔡珪、清人汪士铎，尝撰补《南北史志》，并已遗佚。今人所撰，稍近草率。如徐崇之《补南北史艺文志》，仅取材于南、北《史》纪传，非是则不录，故如《隋志·簿录篇》所载陈代目录数种及其他目录多种，皆不见于《补志》，直所谓目察秋毫而不睹舆薪，其所遗漏者多矣。至如不知王俭《七志》之七十卷为梁人贺纵补注之本，而妄谓为三卷与四十卷之合本，其幼稚亦可怜也。又将书名之不见南、北《史》纪传而见于同时八书者，复别为《载记》一篇，亦殊无谓。故其书仅可视为《南史》、《北史》纪传所述书目汇录，吾人如欲尽知南北朝一切撰述，则尚须另下一番工夫耳。虽然，较诸《隋志》则又丰富多矣。此外有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惟据隋唐诸录而不求之于宋、齐各书，复无考证。甚至如王俭《七志》及《元徽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亦不见焉。若谓王俭没于齐代，则此二书固宋时所撰，且为考宋代学术所不可不知之书，岂可少哉？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则颇仿王应麟《汉志考证》之例，与向来诸家补志者同一体裁，稍胜。又有李正奋撰补《后魏书艺文志》，余未之见。北平图书馆有钞本。
《隋书·经籍志》
今存古录，除《汉志》外，厥推《隋志》。亦惟此二志皆有小序，自后诸志则不复继述，故并见尊于世。其自序云“今考见存，分为四部”，一若所录之书皆见存者。然各条自注，每云：“梁有某书若干卷，今亡”，或“今残缺”，每类通计，亦必于存书总数之外，另注存亡合计之总数。则其实乃通记存亡而非专录见存者。其序又称：“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实只四十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此盖指学术源流及目录分类而言，非谓所收书目远及马、班也。其书原名《五代史志》，限于梁、陈、齐、周、隋五代，故凡此五代之官私目录皆在其包罗之中。且有藏书以备考核，故能分别存亡，且又以意去取耳。其去取之例，自谓“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凭主观为鉴别，有异于班固之全抄《七略》，实启后世任意废书之恶习。又妄删佛经、道经之书目而仅录其部名卷数，变荀、李之甲、乙、丙、丁为经、史、子、集，使后世墨守四部之分类而不复能变通，详《分类篇》。则其弊也。唯一之优点为各类之小序，稍采《汉志》，接其后事，叙述各类学术之由来，颇具学术史性质。然其所增者殆根据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而为之也。至其书目，则多未备，开元初马怀素已昌言之，而从事补缉。另详下章。清乾、嘉间章宗源，光绪中姚振宗，各撰《考证》，广征古籍，以补其阙遗，且详载各书之原委，学者便焉。宗源所辑，仅存史部。振宗实仿其成规，而备引古史及异说，最为渊博。在姚氏诸志中，尤为最精不朽之作。有《师石山房》丛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前文所述补后汉至南北朝史志，亦有可与《隋志》互相考证者。此外又有张鹏一撰《隋书经籍志补》，杨守敬撰《隋书经籍志补证》，李正奋撰《隋代艺文志》。北平图书馆有钞本。试参合研究之，则先唐古籍可无遗蕴矣。
《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及《唐书·经籍志》之关系
唐玄宗尝命褚无量校书，马怀素撰录，皆未成而卒，元行冲总代其职，始成其功。旧、新《唐书》及《唐会要》所载，极其浑沌，一若同时、同地、同事、同功也者。著者尽三日夜之力，始得分析清楚，考定源委，记之于《校雠篇》。盖无量校写书籍原在东都乾元殿，后徙于丽正殿，虽“各于本库每部别为目录”，《唐会要》卷三十五。而非怀素、行冲所撰之《群书四部录》。怀素之功，乃以秘书省典籍为根据，“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唐书》卷一百二。虽与无量校书同为开元五年之事，而地点不同，目的不同。后因“怀素不善著述”，“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乃诏行冲综治其事。《新唐书》卷百九十九。“于是行冲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部录》”，《唐书》卷一百二。委毋煚音贯憬。韦述等分治四部。《新唐书》卷百九十九。后因无量病卒，“丽正写书未毕”，《唐书》卷一百二。又命“行冲整比存书”，《通鉴》。故秘书省诸学士皆入居丽正，《新唐书》卷百九十九。于开元九年撰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唐志序》。自古目录未有钜于此书者，后世亦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堪与比拟，余皆不及焉。篇幅既钜，必有提要。其书若存，实考古治学者之最大恩物。不幸成书非久既遭天宝之乱，唐代后期又未纂类书，故其佚文无从纂辑。惟据毋煚《古今书录序》，则对于“曩之所修……追怨良深”。盖以“于时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此则事有未周，一也。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此则理有未弘，二也。书阅不遍，事复未周，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此则体有未通，三也。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既无篇题，实乖标榜：此则例有所亏，四也。所用书序，或取魏文贞徵；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理有未允，体有不通：此则事实未安，五也”。故毋煚“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旧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见《唐志序》。成《古今书录》四十卷。毋煚此书较之旧录分量，仅为五分之一，而其序未说明所删略者为何。据《唐志序》称“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则煚《录》之不同于旧录者，盖删去过于繁芜之各书序跋，而撷其要旨，撰为简明之解题耳。《唐志》尚嫌其“卷轴繁多”，又“并略之，但纪篇部”。则更删去小序及小注。故又略四十卷为一卷。此即《别录》一变而为《七略》，再变而为《汉志》之另一比照也。毋煚别有《开元内外经录》十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二录幸未遭天宝、广明之兵燹，至后唐犹存，故史臣犹得据之以为《唐书·经籍志》。《唐志序》又称：“其《释道目》附本书，今亦不取。据《开元经篇》为之志。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篇，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故《唐志》实为《古今书录》之节本，既非通撰古今，亦未备录唐代。盖《古今书录》虽以古今为名，而实据当时秘书省及诸司所藏之书而记其目，皆确有其书，并非尽录古书，虚存其目也。史志之任务，或专记一代著述，或通录一代典藏，或尽收前代书目，三者必有其一。惟《唐志》不然，严格论之，殆非史志之体。故宋祁撰《新唐艺文志》，加录唐代学者自为之书，多至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而后唐人所著与唐代官府所藏，约略俱备焉。然唐末广明之乱，秘籍业已荡然，则《新唐志》所新收者，必非尽为宋室所藏。岂贞元、开成续添之书目至宋初犹存欤？若然，则何以又不见于其目录类也？
宋《国史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
宋制：国史皆有艺文志，且每类皆有小序，每书皆有解题，迥异于历代史志，盖根据当时馆阁书目以为之也。《宋史艺文志序》称：“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考《三朝国史》为吕夷简等所上，其《艺文志》所据当为咸平三年朱昂、杜镐、刘承珪等所撰之《馆阁书目》。《两朝国史》为王珪等所上，其《艺文志》所据当为庆历元年王尧臣、欧阳修等所撰之《崇文总目》。《四朝国史》为李焘等所撰，其《艺文志》所据当为政和七年孙觌、倪涛等所撰之《秘书总目》。国史志既已除去重复，故《宋志》于北宋以前之书尚少舛复。惟于南宋之书，则并非依据国史，而直接取材于淳熙五年陈骙等之《中兴馆阁书目》，及嘉定十三年张攀等之《中兴馆阁续书目》。而北宋诸目与《中兴》之目，“前后部帙，有无增损，互有异同”。《宋志》“合为一志”，虽云已“删其重复”，而重复颠倒，不可枚数。咸淳以后新出之书，又未及收录。故《四库提要》讥为诸史志中之最丛脞者。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即有意拾其遗书。康熙中，倪灿修《明史·艺文志》，亦特补苴《宋志》之阙，乾隆中，卢文弨又为之校正。见《金陵》、《广雅》、《八史经籍志》、《二十五史补编》。此外尚有朱文藻、书目见《清吟阁书目》。王荣兰书目见光绪《湖南通志》卷二五。亦尝从事。吾友刘纪泽君则撰有《宋志匡谬》。赵士炜更欲全部董理之，故辑有《宋国史艺文志》。其分化《宋志》而专攻其一部分者，则有顾怀三撰《补五代史艺文志》，王仁俊撰《西夏艺文志》，及次章所述补辽、金史志诸家，皆专录一代撰述，其性质与《宋志》之专录馆阁藏书者有殊。柯维骐《宋史新编》之《艺文志》全抄《宋史》，反有遗漏，故不录。
《通志》与《文献通考》
南宋初年，有郑樵撰《通志》，通纪百代之有无为《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又撰《校雠略》以说明分类编目之意见，主张编次必记亡书。《艺文略》原为单行之书，名曰《群书会记》。见《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其所根据之书目为《汉志》、《隋志》、《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北宋馆阁之目。《道藏目录》及当时民间所藏如《荆州田氏目录》，《漳州吴氏书目》之类。而《大藏目录》则似未及收，故《释类》之书，仅有三百三十四部。其意则欲包括古今，备录无遗。在一切目录中，实为野心最大，范围最广者。《通志》原为通史，故《艺文略》亦史志之流。虽于书名或误或漏或重复，然此种通史艺文志之作要不可少，迄今日犹有重新汇编之必要也。后百余年，马端临于宋末元初撰《文献通考》，中有《经籍考》七十六卷。大体虽据晁公武、陈振孙二家之书，而宋世馆阁之书亦备，除尽录二家解题外，兼引《汉》、《隋》、《新唐》三志及宋《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各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各史列传，各书序跋及文集，语录之有关系文字，每书皆有解题，每类各述小序。凡各种学术之渊源，各书内容之梗概，览此一篇而各说俱备。虽多引成文，无甚新解；然征文考献者，利莫大焉。较诸郑樵之仅列书目者，有用多矣。后世朱彝尊撰《经义考》，章学诚撰《史籍考》，谢启昆撰《小学考》，即仿其例，在目录学中别成一派，对于古籍之研究，贡献最钜。
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之补撰
清倪灿撰《明史·艺文志》，以“《元史》既无《艺文》，《宋志》咸淳以后多缺”，故“并取二季，以补其后；而附以辽金之仅存者，萃为一编，列之四部”。原序。虽“诸书既非官所簿录，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详”，然补志之风，实自此始也。乾隆中，卢文弨提出补志部分，分为《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史艺文志》，而加以补订。见《广雅丛书》，《二十五史补编》。金门诏似未见其书，故又“取三史所载，并旁搜采，合为一志”。见《昭代》，《广雅》，《八史经籍志》，《二十五史补编》。倪、卢之作，收书至一千七百十家，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卷，较门诏为详。其后钱大昕撰《元史艺文志》，亦附见辽金之书，搜检所得，又较倪、卢为富。除蒙古文部分遗漏必多外，汉文之书，殆已差备矣。魏源撰《元史新编》，其《艺文志》即抄钱《志》而稍补充之。别有专补一代史志者，《辽史》则有厉鹗之《辽史拾遗》，缪荃荪之《辽文存》，王仁俊之《辽史艺文志补证》，黄任恒之《补辽史艺文志》，前者有单行本，后三者见《二十五史补编》。以最后一种比较精详。《金史》则有杭世骏、郑文焯二家，《元史》则有张景筠一家，余并未见，不复具论。又吴骞有《四朝经籍志补》二册，北平图书馆有钞本。
明《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之演变
《明史·艺文志》之撰集，凡经五变。焦竑创始于前，不分存佚，通记古今。黄虞稷搜藏于后，兼补前朝，殆尽目睹。清人修史，傅维鳞但取殿阁所藏，不限朝代。倪灿、尤侗专收明人撰述，附拾前志所遗。王鸿绪抹去前代，重分类例，遂成张廷玉进呈之本。考明神宗万历十七年，焦竑进士及第。见《明诗综·小传》。大学士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仅成《经籍志》五卷。“丛钞旧目，无所考核”。《四库》。且“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明志》。故《四库提要》谓“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卷八十七。然其每类皆有小序，分部虽准四部，而小类多依《通志艺文略》，且仿《文渊阁书目》之意，增《制书》一部。复有《附录》一卷，专纠《汉志》至《文献通考》分类之误。此其精神注重之点惟在分类，故于名数多所忽略耳。在目录学史中，惟竑能继郑樵之志，包举千古，而力不足胜其任，故为《四库》所讥也。有《粤雅堂丛书》本。清顺治五年，傅维鳞分纂《明史》，私撰《明书》，遂成《经籍志》三卷，其志序述明代敕撰书籍之事甚详，录殿、阁、皇史宬内通籍库藏书四千六百七十部，释道书不具载，原无卷数，故仍因之。分类亦依文渊阁之旧。考其书名，多宋元旧本。至于明人新作，寥寥无几。名虽《明志》，实不相关。有《畿辅丛书》本。及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始有意于搜集一代艺文，故凡《宋志》以前所录之古籍，悉屏不收。但为弥补《宋志》之遗漏，且因辽、金、元三史无艺文志，故于每类明书之后，附录宋末及三代书目。明代撰述，则据所见所藏而备列之，最为征实。其分类亦多创例，如削去“乐经”，立“食货”、“刑政”二类于《史部》，并“名”、“墨”、“法”、“纵横”诸家于“杂家”，“别集”以朝代科分为先后，又特收制举之书，皆其不苟同处。参看《分类篇》。书目卷数之外，更注撰人略历，较其他各志，特为详明。后来王鸿绪、张廷玉所修《明志》皆以此书为根据，足证其赅赡矣。康熙十八年，倪灿、尤侗等奉敕分修《明史》，合撰《艺文志》。《四库提要》载有侗《志》五卷，称其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正史”、“稗史”、“传记”、“典故”、“地理”、“谱系”、“儒家”、“道家”、“释家”、“农家”、“法家”、“兵家”、“小说”、“五行”、“艺术”、“奏议”、“诗文”、“选纂”二十八类，有书七千一百四十一部。又称其“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又往往兼收宋元之作及明刊古籍。因此讦“此志又出《宋志》之下”。殊不知侗《志》即灿《志》。灿有《明志序》明言“今文渊之书，既不可凭，且其书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称纪载也。故特更其例，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元史》既无艺文，《宋志》咸淳以后多缺。今并取二季，以补其后，而附以辽、金之仅存者，萃为一编。……诸书既非官所簿录，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详”。见《雁园集》。灿、侗同时修史，灿《序》与侗《志》例合，故知所撰实无二致。《四库提要》所致疑者，灿《序》解答甚明，特《提要》之撰者未及考耳。试取侗《志》与今《明志》较，则侗《志》多过《明志》，《明志》仅有四千六百三十三部。而《提要》乃诬为挂漏，殊属不公。《明志》今本实系康熙末年王鸿绪总裁之本。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王《序》称：“明季秘书已亡，则前代陈编，无凭记载。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足成一志。爰取士大夫家藏目录，稍为厘次。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见《明史稿》。今本为乾隆初年张廷玉等所进，惟改动志序数语，至于书目部卷数，则绝对相同。然试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相较，则部数卷数减少极多。一一比勘，则其所删削者多为原无卷数者。鸿绪等不能详征博考，乃猥以“宁阙而不详”一语，轻轻抹杀数百千部之书目。而世人亦不加细察，乃侈称《明史》优于前史！此梁任公先生过推万斯同之过，著者不能为之曲讳。实则《明史》之多误，不限此志，即卷一《太祖纪》亦有舛误数十处。著者断言，试取数百种现存明人传记及数千种明人撰述一一考之，则可以补《明志》之阙目，增至一倍。世之考史者重远而忽近，不知近代史之荒芜，尤大有待于吾人之开垦也。吾友谢国桢君有《晚明史籍考》，详赡可补《明志》之阙，别见《专科目录》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三《通考》、二《通志》、《清史稿》
《四库提要》之作，已详纪其事于《校雠篇》，论其例于“分类”及“编目解题”篇矣。其书虽为庋藏之目，而附录存目各书之提要，则亦有近于史志焉。况同时所修《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续通志》、《皇朝通志》，几于完全抄撮《提要》，所不同者，惟沿袭马、郑之例，《通考》则稍取清初少数学者论考古籍之语，《通志》则惟录书目而删去提要。其分类亦依违于马、郑、《四库》之间，不值一顾。《续》、《清》之别，一则继马、郑而迄明末，一则只记乾隆以前之清人撰述耳。道光中，有黄本骥者，钞撮《四库总目》之清人书目，嫁名曰《皇朝经籍志》，了无增补，深可嗤鄙。其能补《四库》之未备者，嘉庆中有阮元之《四库未收书提要》，光绪间有郑文焯之《国朝著述未刊书目》、朱记荣之《国朝未刻遗书志略》，民国初年有刘锦藻之《续皇朝文献通考》。然皆取舍任情，不能完备。及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其《艺文志》虽曾经缪荃荪之手，亦非精详之作。如西洋教士之译籍，满、蒙、藏、回等之文籍，以及新出之新书、杂志、小说，皆未及收录；已录各书，亦有错误重复者。倘以《四库提要》撰者苛刻之眼光论之，则“此又出《宋志》《明志》之下”矣。
四种集刊
百年前已有日本人合刊《汉志》、《隋志》、《唐志》、《新唐志》、《宋志》、《明志》及倪灿之宋、辽、金、元志补，金门诏之《三史艺文志补》，钱大昕之《元史艺文志补》为一书，名曰《八史经籍志》。后来传入我国，即有国人翻印，学者便之。近年书报合作社印《历代艺文志》，只有正史六志，惟加入《元史新编》一志而已。大光书局接出续集，则取《三文献通考》及《三通志》之《经籍考》充之。杨家骆辑《历代经籍志》，其下册亦仅录六志及文廷式《补晋志》，及倪、金、钱三志，而删去考据之语。上册为《历代经籍总目》，则以书名及著者为纲，依四角号码检字法编为辞典式之目录。以上三种皆非史志之全相。惟开明书店所刊吾友王钟麒君所辑之《廿五史补编》，收录诸家补志最多，且悉保原状，不为删易，专家用之，多称满意。然格于补志之名义，故如事实上确为史志而名义则否之，《千顷堂书目》不入于编，而近人未熟之作反而滥收不少，识者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