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目录之分道扬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见《汉书·武帝纪》。“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见《汉书·儒林传》。儒术遂成一尊之学。前此并肩之诸子百家，后来崛起之佛道诸教，咸莫能与之京。虽向歆《录》《略》不废数术、方技，晋宋四部目录初亦兼收佛经，《七志》《七录》且特为《佛经》《道经》新增二录。而后来帐籍终于分道扬镳，不相为谋。正统派之目录学家既自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拒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著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晚近先师梁任公先生始论《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称：“其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函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费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必更有进，可断言也。”见《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虚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
天主教与基督教之目录
佛录而外，《道藏》目录亦自有源流统系，为普通目录所不及详者。独回教经典弥寡，余尚未见其目录。天主教则输入虽较晚，而明清之间已有韩霖、张赓撰《道学家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证》之后，赵魏《竹崦庵书目》载有韩霖《西士书目》，殆即其单行本也。而瞿颖山《清吟阁书目》又有《耶稣会士著述目》，则未必同为一书。清末王韬重刊此传，改名《泰西著述考》。其实则仅录明末清初西洋来华教士之著述耳。晚近吾师陈援庵先生纂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油印未刊。浙人方豪纂有《天主教文献年表》，稿本未刊。皆专治初期天主教目录学之作品。教会书局目录，则以上海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及北平西什库天主堂遣使会印书馆所出为最多。前者分类二十六，后者分类二十三。其并收今古，兼录中西，俾天主教徒关于中华之著述无有遗漏，余尚未见，是有待于将来。至于基督教则输入虽较天主教为尤迟，而汇刊译著目录则早已从事一。八六七年已有Rev．Alexander Wylie创辑《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A Classified Index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其后一，九〇七年有季理斐续编一，九一八年有雷振华续编，一九三九年有李培廷续编。虽取便购求，兼利推销。而凡中华基督教各教会一、书局、学校所出版之书籍，概依杜威（Dewey）分类法汇录编，中文西文，概无遗漏，较之天主教似觉略胜一筹矣。然其在宗教目录学之地位，比诸佛教乃不可以道里计。故本篇所述，侧重佛教目录，而道教目录次之。
佛教目录之全貌
佛教起于天竺。汉“哀帝元寿元年已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支王使依存口受浮屠经”。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而“中土闻之，未之信了”。见《魏书·释老志》。后汉楚王刘英“为浮屠斋戒祭祀”，于明帝永平八年“奉送缣帛以赎愆罪”，诏令“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见《后汉书》卷七十二。则祀佛斋僧，后汉初年固已有之矣。然汉法“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据慧皎《高僧传》（下文简称皎《传》）卷十及《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引石赵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故“章和以降，经出盖阙。良由梵文虽至，缘运或殊，有译乃传，无译乃隐”。见僧祐《出三藏记集》（下文简称祐《录》）卷二。“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飞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见祐《录》卷二，参看卷十三。厥后，“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见《后汉书》卷一百三《陶谦传》。颍川人朱士行“出家以后”，“以魏甘露五年”“西行求经”。见祐《录》卷十三。汉法既弛，佛教遂盛。而晋武帝时，燉煌人竺法护“随师至西域，及归，译经凡一百四十九部”。“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同上。故道安有云：“佛之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同上卷五。译经既多，爰有目录。其始创者，殆即安清。而朱士行竺法护之撰录，则明见于后世众经之称述。荀勖之《晋中经簿》首收佛经，据《广弘明集》卷三引《古今书最》。足见佛经之在晋初，不特已有目录，抑且深入秘阁矣。东晋中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经论别录》于前，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于后，佛录之基础始得成立。宋元嘉八年《秘阁目录》遂收佛经四百三十八卷，而王俭《七志》且特辟《佛经录》，并为书名立传。同时有释王宗（？）者撰《众经别录》，分教义为大、小乘，判文裁为经、论、律、数，更提出阙本、疑经，各自独立。体例之精，非特凿空，抑且垂后。谓佛录至斯，乃得成学，亦无不可。而齐、梁间，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踵安《录》而增序、传、记三体。宝唱继之，分类更细。阮孝绪又摄众录为《佛法录》，包罗弥广。其在北朝，则魏末有李廓，齐初有法上，收录虽少，部勒反精。隋代踵承，法经遂确定四十二分之法，其整洁为众录冠。费长房扩其境界，并祐《录》、阮《录》、经《录》之长于一身。唐道宣因之，撰《大唐内典录》，勒定十录，囊括古今，遂集斯学之大成。延及智昇，其《开元释教录》，名数之富，规律之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百世盛崇，准为圭臬。后此有作，仅得其偏。佛录至此，叹观止矣。同时毋煚撰《开元内外经录》，序述指归，上承王阮，下启慈云惟白王古一派。爰及北宋，三家竞起，各撰解题，盖吸收之后，正从事于消化矣。清初智旭撰《阅藏知津》，亦同此意。
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
此表所存，详于远而略于近。宋后刻藏，书目出入，卷数多寡，时有异同，不复备列。盖以其于目录学无甚影响故耳。
佛录之始创者
佛教目录之兴，盖伴译经以俱来。观乎后竺法护、释真谛之译经有录，则始创佛录者，其安清、支谦之伦乎？安清，相传为安息王太子，“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其先后所出经，凡四十五部。”见祐《录》卷十三。其后，支谦译经于吴，“首尾三十余载”，出经三十六部。而据费《录》“检众录能述”所得，则谓清、谦所出有一百七十六部及一百二十九部之多。信如其说，则目录之需要极矣。即曰费《录》可疑；四十五与三十六之数亦非寡少，其必有一纸帐单以为备查之用，实系事势所趋，不得不然者；而此帐单纵极简陋，亦目录之雏型也。特以“仅列经名”，宣《录》羌无义例，“岁久录亡”，祐《录》故未为诸录盛称耳。惟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于《魔化比丘经》注云：“支谦录内有此经名，恐伪窃真名，且两存其目。”
三部伪录
前于安清、支谦之佛录有三，皆后世伪造，或误认近著为古书。其一曰《古录》。费《录》云：“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夫秦时佛法尚未流入中国，僧徒姓释始于苻秦之道安；王子年《拾遗记》本非信史，虽有室利防赍经入秦之说，讵足信乎？况费《录》于严佛调《古维摩诘经》、支谦《八吉祥经》、法护《普曜经》皆注云：“见《古录》。”是数人者，皆生于汉末晋初；然则乌得又认《古录》为秦书乎？《法华传记》卷一《支派别行第四》。亦云：“又有《萨量分陀利经》一卷……《古录》注：‘法护译。’”祐《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续撰失译杂经录》皆有引《古录》语。费《录》又于道龚《悲华经》注云：“见《古录》，似是先译，龚更删改。”祐《录》则于《悲华经》下注云：“《别录》或云：‘龚上出。’”龚，晋安帝时人。因知撰《古录》者，最早不能出于法护以前，最迟不能更在道安或道龚之后。要之，必为晋人而非秦人。其书非古，更古者尚有朱士行、竺法护、聂道真之作。徒以失其撰人，故号为古耳。若遽依费《录》认为秦书，则不伪而伪矣。
其二曰《旧录》。费《录》云：“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宣《录》云：“似是前汉刘向校书天阁，往往多见佛经，斯即往古藏经，谓孔壁所藏，或秦政焚书人中所藏者。”此其荒谬，尤罕比伦。夫《列仙传》决非刘向所撰，且其记事全属子虚；据以为说，谁能置信？故《魏书·释老志》云：“汉采遗籍，复若丘山。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夫汉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自序》。向、歆《录》、《略》，虽房中术之秽，亦所不遗；岂有高明如佛经而反屏去不道乎？况《旧录》之称，原出祐《录》。祐《录》之《新集经论录》依照年代先后著记，自《四十二章经》至《譬喻经》，皆常引《旧录》所称之异名。较其同异，《旧录》每较安《录》为长。例如《七法经》，《旧录》云：“阿毗昙七法行经。”此因安《录》“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祐《录》。《旧录》之不蹈袭安《录》，观此可知。迹其时代，《譬喻经》系晋成帝时，沙门康法邃所撰；而祐《录》于简文帝以后所出诸经不复引征《旧录》之说。由此推论，则《旧录》之成，盖在成帝至废帝之间也。当公元三四一至三七〇之间。与支敏度《经论都录》约略同时。或即一书，亦未可知。费《录》所引，则又更后。于晋孝武帝世竺昙无兰、释慧简译经皆引《旧录》，最迟者，竟及萧齐释道备之《九伤经》。祐《录》卷九《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亦引《旧录》，云“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师译出”。此等疑其并为后人续加，非出一手。凡古书皆有后人续加之迹，如《史记》有褚少孙、冯商增补之语是也。则又似与祐《录》并世而稍早也。无论如何，其决非汉书则无可疑。而宣《录》乃沿费《录》之误而更甚其辞，是亦迷古之弊耳。至于经《录》、琮《录》、泰《录》、宣《录》所引“旧录”，有指祐《录》而言者，非悉谓晋人之《旧录》。
其三曰《汉时佛经目录》。费《录》云：“似是伽叶摩腾创译《四十二章经》，因即撰录。”别本又云：“似是前汉刘向集书所见者。”见大正新修本《大藏经·史传部》一二七页。其书除费《录》及全抄费《录》之宣《录》外，未有称述其只字者；其为费《录》妄言，固无待言。后说之谬，前已略陈。至于前说，亦非事实。祐《录》于《四十二章经》注云：“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夫以“内外群书，略皆遍睹”《皎传》。之道安而不录此最古且最要之经典，则此经之伪，更何可掩？况《旧录》已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是已明知仅为俗本，非属原经。倘此经不伪，则何以“章和以降”，八十年间，又“经出盖阙”乎？即曰确有此经，而区区一卷，何须目录？故此录之必伪且必无，较之古、旧二录之不伪而伪者，又非其比矣。摩腾译经说之伪。可参看《饮冰室专集》第十五册《汉明求经说辩伪》。
第一部
总录
古、旧二录既为晋人所撰，安清、支谦又未有言其撰录者，则第一部总录，殆为魏僧朱士行之《汉录》矣。书名原必更详。士行“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祐《录》卷十三。祐《录》虽未引其《汉录》，而费《录》备载之。考其所录，则汉末支娄伽谶、安世高、即安清。竺佛朔、支曜、康巨、严佛调诸家译经具在。又载有伽叶摩腾之《四十二章》，竺法兰之《十地断结经》。真伪杂列，颇乏识断。详记译人及其译地、译年月日，是其首创之例。士行既以魏高贵乡公甘露五年西行求经，且所录不出汉代，则其书必成于尚未西行而“专务经典”之时。在一切佛录中实为最古者矣。或亦疑其为后人伪造；费《录》于《益意经》，既云晋“孝武帝世，沙门康道和太元末译”，又云：“朱士行《汉录》云二卷，不显译人。”似亦有可疑者。然道和所译系“第二出”，“合三卷”，费《录》亦已言之，显非一本，固无庸疑也。
竺法护与聂道真
继朱士行而作者有竺法护。法护游历西域诸国，遍学其语言文字，“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终身译写，劳不告倦。宣隆佛化，二十余年。晋怀帝永嘉初卒”。祐《录》卷十三，参《晋书》卷三。祐《录》于《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二引“安法师所载竺法护《经目》”，此二书皆法护所出。可知道安犹及见法护所撰《众经目录》。费《录》、宣《录》遂并载之。“护于晋世出经最多”，而慧皎《高僧传》唯云：“护出一百六十五部”，祐《录》止录一百五十四部，费《录》则罗列至二百十部之多。似仅录其本人出经，已足成一目录矣。故宣《录》云：护“翻经极广，因出其录。”然诸录援引既寡，真相难明。倘未并录他书，祐《录》、《大集虚空藏无尽意三经》记引“护公录复出无尽意经”，此经亦护所出，不足为兼录他书之证。则护《录》实译经专录之最早出现者也。时有清信士聂承远及其子道真“执笔助翻”。“及护没后，真遂自译”。“亦出一录”。费《录》。亦曰《众经录目》，其所录者，有汉末之支娄伽谶，并世之竺叔兰，且尽列法护译经。较之护《录》，似有兼录专录之分。此二者，皆西晋仅有之作，其体例略同《汉录》；而上文所谓《古录》，反在其稍后。
支敏度之《经论都录》及《别录》
费《录》卷八有“《经论都录》一卷”，云：晋“成帝世，豫章山沙门支敏度，总校群经，合古今目录，撰此《都录》”，卷十五又载“《支敏度录》一卷，又《都录》一卷”。宣《录》则谓敏度于“《经论都录》一卷”之外，“又撰《别录》一卷”。祐《录》则载有《合维摩诘经》、《合首楞严经》二书，云：“晋惠帝时，沙门支敏度所集。”据此，则敏度为惠帝至成帝时人。费《录》常引《支敏度录》，所载支娄伽谶、安世高、法护、支法度等译经，及《放光般若经》，皆出敏度以前。惟卷九引《支敏度都录》载有晋孝武帝世圣坚所译《僮迦叶解难经》，似敏度享寿极高。假定于惠帝末年合定二经时年二十，迄孝武帝初亦已九十岁矣。虽非不可能，然二十著书，九十撰录，终有可疑也。若认为成帝以前之人，则此录之成，早于安《录》三十余年，实为东晋第一部总录。至其书既以经论标名，复分都别二录，则或已分别经论为二类，于《别录》中，亦甚属可能。且祐《录》迭引“《旧录》”“《别录》”，而未言敏度有录；费《录》所引度《录》，间有同于祐《录》所引之《旧录》者：岂后人续补度《录》，直至宋、齐，久而没其姓名，致简称《旧录》《别录》欤？参看上文论旧录，下文论众经都录。
《二赵经录》
费《录》有《赵录》，云：“似是赵时，未见经，致疑姓氏。”宣《录》亦有《二赵经录》，云：“似是二石赵时。诸录遥注，未知姓氏。”考佛图澄甚为石勒、石虎所尊信，然未尝译经。费《录》卷十载《空净三昧经》等四部，谓“宋世，不显年，未详何帝译。群录直注云：‘沙门释勇公出’，见《始兴》及《赵录》”。卷十一于《灯三昧经注》略同。又卷九载晋孝武世，圣坚译经，云：“一经见《赵录》。”“未知前后赵”。又卷七载晋末释法勇出一经，释嵩公出三经，亦云“见《赵录》”。考后赵亡于东晋穆帝永和七年，下距宋初已七十余年。因知《赵录》所载不但非赵人译经，且非赵人所作。视为伪书，固无不可。若其非伪也，殆有赵某撰录，而后世误为赵代所出欤？
奠定基础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
以上诸家，真相莫明。故祐《录》谓：“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实则失译固多，明悉人代者亦不少。宣《录》谓：“自前诸录，但列经名。品位大小，区别人代，盖无所记。”其实诸录对于译人，译时，译地，亦已详记。迨东晋中叶，释道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定其制作”。宣《录》撰为《综理众经目录》。至孝武帝宁康二年始写定于襄阳。见祐《录》“新集安公注经录”。祐《录》谓：“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卷二。其书虽亦失传，大体尚保存于祐《录》，据以推测，犹可仿佛。道安，常山扶柳人，少时师事佛图澄于邺，避乱南下，“斋讲不倦，多所博涉”，靡不通究。后为苻坚所得，最被敬信。劝坚远召鸠摩罗什于龟兹，间接助成译经之大业。制定僧尼轨范，以释为氏，垂为永式。散遣高徒，布教四方，以建元二十一年卒于长安。见祐《录》卷十五。其人在佛教史自有其卓绝不朽之地位，毋庸详叙。所宜论者，为其经录。
安《录》区区一卷，其注意点惟在“铨品译才，标列岁月”。祐《录》卷二。例如祐《录》卷十三。载“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部经，以岁久无录，安公校练古今，精寻文体，云：‘似支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此即所谓“铨品译才”也。皎《传》卷一载：“案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祐《录》于《五盖疑结失行经》目下注云：“安公云：‘不似护公出。记云：永宁二年四月十二日出。’”此即所谓“标列岁月”也。其录自“安高以下，至法立以上，凡十七家”，并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其异名及译出岁月。一家经目列毕，则另写一段于后，略述译人姓氏，译经始末，译笔优劣。后来祐《录》名之曰《本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铨，摘一事而立卷。”“编之于末。”祐《录》卷三。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有三十四经，莫详其人。祐《录》名之曰《失译经录》。又有《关中》、《凉土》“二录，并阙译名。”又“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别为一录。此外更将自注众经及杂志目录，亦“附之于末”。祐《录》卷五。全录“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循空追求，困于难了”。后由僧祐“悉更删整，标定卷部”。祐《录》卷三。乃成下列之形式：
经论录或称《本录》。第一
古异经录第二原在后，祐始提前。
失译经录第三
凉土失译经录第四
关中失译经录第五
疑经录第六
注经及杂志录第七
“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曰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斯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曰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曰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为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曰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曰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除第一点为佛录惯例外，余皆安所发明也。故道宣嘉之曰：“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宣《录》卷十。安诚无愧为佛录开山之祖矣。
僧睿之《二秦众经录目》
继道安而作者，有僧睿。僧睿，魏郡长乐人。皎《传》卷六。道安弟子。宣《录》卷十。与鸠摩罗什同在姚秦，“什所翻经，睿并参正”。什叹嘉之。见皎《传》卷六，参看卷二，及祐《录》卷二，卷十四。弘始末年，撰有《二秦众经录目》一卷，见费《录》卷八，宣《录》卷十。盖补道安之不及，专录二秦译经名目者也。费《录》间引其文，因知苻秦之竺佛念，昙摩蜱，僧伽提婆，姚秦之鸠摩罗什，弗若多罗，卑摩罗义，佛驮耶舍诸家译经皆在录中。最晚者有弘始十五年当晋安帝义熙九年。玄始七年当义熙十四年。所译，且有姚秦亡后北凉僧昙摩谶之书。故虽以《二秦》为名，而实兼及北凉。凡道安未收，秦凉新译之经，殆已尽收于此录矣。费《录》于支谦之《微密持经》亦引此录，殆偶证异名，非关著录。故谓为安《录》之续编，亦无不可也。
南北朝佛录概观
及南北分立之世，译经日多，藏经日富，撰为目录者接踵而出。竺道祖首创断代之例，王俭首收佛书入总志，无名氏之《众经别录》首为学理及体裁之分类，释僧祐之《出三藏记集》首作小传及书序为目录之附录。而集经结藏亦始于僧祐，刘勰之于定林寺，僧绍宝唱之于华林殿，一再撰目，遂成世业。北朝则有李廓之《魏录》，法上之《齐录》，并号精当。而专录译经者，则有萧齐之释道慧，陈之释真谛，元魏之菩提流支等。其他不甚知名者尚有多种。以数量论，可称最为发达。以实质论，则佛教目录学至此时期始得成立，其重要实不减于隋唐诸录也。
道祖之《众经录》
晋太元初，道安陷秦，其弟子慧远南入庐山，创东林寺，率众讲学。“初，经流江左，多有未备。远乃命弟子法净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岁方还，皆获胡本，得以传译。所以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祐《录》卷十五。费《录》载有《庐山录》一卷，殆即庐山译经之目录欤。而远之弟子释道流创撰《众经录》四部，一曰《魏世经录目》，二曰《吴世经录目》，三曰《晋世杂录》，四曰《河西经录目》，未就而病卒。同学竺道祖因而成之，大行于世。见费《录》卷八及宣《录》卷十。观费《录》所引，则断代为录，各自为书，道祖所作，实为始祖。盖士行《汉录》，敏度《都录》，道安《综录》，固已按代录人，而区区一卷，自可不再分篇。《法护录》、《二秦录》之属，只录一时所译，决不可谓为断代之录也。道祖之作，则非仅如宣《录》所载，分为四卷，各命一名而已；此外尚有所谓《汉录》者，偶见于费《录》，卷二引“竺道祖《汉录》云：‘兴平元年康孟详于洛阳译《四谛经》一卷，与世高出者小异。’”而世迄未之知。此五录者，固各自单行，故费《录》述引，各有称号，并无总名。其所谓魏乃并指曹魏及元魏，《河西录》又名《凉录》，《晋世杂录》则并包二秦及刘宋译经。所收之书，有迟至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始出者。故知道祖此录之出，已为刘宋末年矣。然祖实卒于晋恭帝元熙元年，皎《传》卷六。则宋世诸经乃后人续入之也。
王俭之《佛经录》
道祖之后，有收佛经入总目录中者，为宋秘书丞王俭。俭依《别录》之体，撰《七志》。又条佛经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见《七录》序。《七志》之例，虽“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见《隋志》。则《佛经录》所收各书，亦必各有一传。首卷之条例或有对于分类或分家之说明。且《七志》多至四十卷。见《南齐书》本传。若谓其《佛经录》独不分类提要，与其他七志有殊，亦不近情。惜乎书已不传，未可任意推测耳。仅就其收佛经入总录及每书立传之两例论之，俭之创见，已可嘉矣。
萧齐三录
费《录》载有释王宗之《众经目录》，释道慧之《宋齐录》，及《释弘充录》。皆出南齐时。祐《录》于《佛从兜率降中阴经》下注云：“齐武帝时，比丘释王宗所撰。”费《录》于竺法护、朱士行及晋孝武世之法坚，宋武帝世之法勇，宋文帝世之觉铠，所译各经下，并引《王宗录》，可见其书亦系通录古今者。费《录》又谓宗“又撰大小乘目录”二卷，云“见《三藏记》”，但祐《录》今本未见此语。则佛录之判别大乘小乘者，殆以王宗为最先也。《宋齐录》则专录晋末及宋齐二代之译经目录，与宗《录》之性质迥异。核其所收，如晋安帝世之祇多蜜、佛驮耶舍，宋文帝世之释智猛、释昙觉、释智严、释宝云、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昙摩密多、畺良耶舍，宋明帝世之吉迦夜，宋废帝世之毗尼师佛陀什，宋孝武帝世之沮渠京声，齐武帝世之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皆一时译经之大师。虽已溢出宋齐之限，而晋安帝实为东晋最后一朝，其后之恭帝，践祚仅年余。紧接宋初，原非悬隔。道慧此录殆继“旧录”而作，犹僧睿之续安《录》，故专以近代译经为著录之对象也。至于《释弘充录》，则仅一见于费《录》，未知其性质若何。据皎《传》八卷所载：“释弘充，凉州人，大明末，过江，初止多宝寺。明帝践祚，起湘宫寺，请充为纲领，于是移居焉。以齐永明中卒。”其所撰目录，或系专记湘宫寺所藏，亦未可知。
空前精善之《众经别录》
费《录》载有《众经别录》，注云：“未详作者，似宋时述。”又详记其类名部数及卷数如下：
都两卷十篇，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六卷。此书至唐初尚存，故祐《录》、费《录》、宣《录》皆备引其说。例如祐《录》于《伅真陀罗经》下注云：“《旧录》云：《屯真陀罗王经》，《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于《光明三昧经》下注云：“出《别录》，安《录》无。”费《录》更多注“见《别录》，安《录》无”者，足见《别录》并不以安《录》为蓝本，且较安《录》为尤详。而此《别录》盖即《众经别录》也。又费《录》于《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下注云：“已上三十二经，并见《别录》，云什重译。”于聂道真所译诸经后述云：“此并见《别录》所载。”于法炬所译诸经后述云：“既见《旧别》诸录，依聚继之。”于宋文帝世求那跋陀罗译经下注云：“已上不注诸录者，并见《别录》。”可见《别录》于同类之书，亦汇聚一人所译于一处。综其所收，上自汉末安世高，下至萧齐之释道备。历代诸经，无不摄入。由此足知其为通录古今之书矣。由此又知非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而或为其续录。而费《录》卷五《魏吴世录》序云：“且《旧录》虽注蜀《普曜首楞严》等经，而复阙于译人年世，设欲纪述，罔知所依，推入失翻，故无《别录》。”据此推论，则《旧录》与《别录》同出一人。费《录》卷十五有《众经都录》八卷，注云：“似是总合诸家，未详作者。”此录据余考证，似即上文所谓《旧录》。较其时代，略与《别录》同时。盖费《录》引《旧录》、《别录》，并止于萧齐之释道备，其后各家，不复引述。而诸录绝未有引《众经都录》一语者，《旧录》既非“似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前文已考。祐《录》又只引《旧录》而未言有《众经都录》。则谓《旧录》似即《都录》，实无不可。良以此两录至隋初皆已失传，费《录》未见原书，仅能由他录所载转引；故卷十五又谬以《旧录》为汉书，而未知其即《众经都录》耳。揣其体例，则一依时代为次，谓之《都录》；一依大小乘律论等体裁而分，则谓之《别录》。其“失翻”者，不复“纪述”，“故无《别录》”，因知《都录》当有“纪述”，当较《别录》为详。故费《录》载《都录》八卷，《别录》则只二卷也。两录于萧齐众经，吾人仅知其录有道备一家，则其著作时代必在齐初，与上述之释王宗同时。虽不敢径谓两录即为王宗所撰，然从“又撰大小乘目录”一语及《别录》宗《录》之卷数并为两卷推之，则其或然性乃甚强。虽曰题名各别；然提出此项问题，亦不为无益耳。盖王俭《七志》已亡，既未知其《佛经录》已分类与否。王宗《经录》之内容，吾人更无所知。则对于此创造最优良之分类法之《众经别录》作者，吾人竭精殚思以求得其姓名亦非过分。其书既从教义上分大乘、小乘、不判乘；又从体质上分存、疑、阙；佛经之外，又首创律、论、数三类。其分类法之原则盖有教义、体质、文裁三项，俾经、律、数、论，各有定居，真、伪、完、阙，不从含混。而专习一乘者，自可即类求书；初学佛经者，不为疑伪所误。其类例之善，实为空前所未有。非独为道安僧祐所不及，即后来隋唐诸录亦无不仰为圭臬，亦步亦趋，不敢稍失规矩也。
关于《别录》及其有关之《旧录》，试作一关系系统图如下：
（《旧录》＝支敏度《经论都录》）＋释道慧《宋齐录》＝无名氏《众经都录》
（《别录》＝支敏度《经论别录》）＋？＝无名氏《众经别录》＝释王宗《众经目录》
现存最古之《出三藏记集》
遥续安《录》，近接《别录》，囊括一切经录而集其大成者，为释僧祐之《出三藏记集》。皎《传》载：祐，建康人，入定林寺，“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祐乃竭思钻求，遂大精律部。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齐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梁初，武帝“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以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伽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并录皎《传》卷十一原文。据此所述，则僧祐在齐梁之间，地位甚高，门徒甚众，故能集合众力，“造立经藏，搜校卷轴”，撰著诸书。佛经之有藏，实自祐始。佛录之得留传至今，亦以祐《录》为最古。
祐之撰经录也，实以“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传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原作授之受道，今据宣《录》校改。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复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于是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读此自序，则祐之所志，在续安《录》，其余诸子，等于自郐无讥矣。然祐又自言“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则其所见众录，为数甚多，决不限于安《录》及古、旧诸录也。
《梁书》卷五十。载：“刘勰字彦和，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数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由此可知僧祐经藏早成于齐世，编定其目录者乃勰也。又可知祐《录》所根据者，必定林寺《经藏目录》也。今读祐《录》，觉其笔调情致宛似《文心雕龙》。勰既依祐为生，且已为祐寺编目，则祐《录》殆亦由刘勰执笔欤？祐弟子慧皎作《高僧传》，载祐卒后，“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费《录》有“《释正度录》一卷”，或为拾补祐《录》之遗。费《录》于晋恭帝元熙元年竺法力，宣《录》于晋初竺法护，并引《正度录》。正度慧皎及宝唱之俦，谅亦尝助勰祐撰录也。至于祐《录》成书之年，费《录》称为“齐建武年”，此盖草创之时耳。祐所新撰《贤愚经记》记有天监四年之事，亦已收入祐《录》，因知其书必成于此年以后，天监十四年以前。或目录部分于建武中先成，记传部分至天监中犹陆续加入。如此巨著，必非短期所能竣事也。
祐《录》内容共分四体。自序云：“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此外尚有杂录一体，实亦书序之类，非有歧异。全书最主要之部分，自为目录之“录”，录凡十二，其名次如下：
新集撰出经论录第一
新集条解异出经录第二费《录》转载有误。
新集表序四部律录第三《大藏》本移在续撰失译录之前，以下次第并依费《录》所载。
新集安公古异经录第四
新集安公失译经录第五
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第六
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第七
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八
新集抄经录第九
新集安公疑经录第十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十一祐《录》原脱“伪撰杂”三字。
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十二此题依祐《录》。
第一部分实摄入安《录》原文，“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追讨支举，以备录体。发源有汉，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梵文证经四百有十九部，华戎传译八十有五人，鱼贯名第，略为备矣。或同是一经而先后异出，新旧舛驳，卷数参差，皆别立章条，使无疑乱。即第二部分。至于律藏初启，则详书本源”。为新集律分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大藏》本因“文烦不复备写”。“审核人代，列于上录，若经存译亡，则编于下卷。”即第八部分。
第二部分所谓“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汉文异也。……《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傍及众典，往往如兹。”祐“并条目列入，以表同异。其异出杂经失译名者，皆附失源之部。”
第四部分亦安《录》原文。“古异经者，盖先出之遗文也。……虽经文散逸，多有阙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辩。”故道安别为一录，祐亦仍之。
“安《录》失译人者及《关》《凉》二录，祐总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录》“太简”，“且众录杂经，苞集逸异，名多复重，失相散紊”。祐“悉更删整，标定卷部”。即第五至第七部分是也。
第八部分小序云：“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是以雠校历年，因而后定。其二卷以上，凡二十六部，虽阙译人，悉是全典。其一卷以还，五百余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观其所抄，多出《四》，《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拙，名与实乖。虽欲启学，实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诫。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讨源，还得本译矣。……”
第九部分专录“撮举义要”之书，“其安公时抄，悉附本录”，不入此篇。第十部分全录道安原文。第十一部分则系“祐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注之于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第十二部分亦仍安原文，续加近作数种。
综上所述，除特为保安《录》而设之六录外，实只分（1）经论，（2）异出经，（3）律，（4）失译经，（5）抄经，（6）疑经，六部。
祐《录》之特色，不在上述之“录”，而在“录”前之“记”与“录”后之“序”及“传”。前有《集三藏录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出入藏记》，皆叙佛经结藏之经过，犹之刘歆《辑略》之叙学术源流也。次则为《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前后出经异记》，并释译文异义。录后一部分专抄出经著论之序及后记。一部分则祐所特撰之高僧列传也。揆以刘向《别录》之例，则祐之经序、列传，较向之解题、小传为尤详。向《录》融化篇目、解题、列传于各录中，祐《录》则析之为三，或列书目，或存原序，或撰详传，未能并合耳。
僧祐之撰是录也，为时甚久，为力甚勤，而为功甚艰巨。其所根据之安《录》既甚疏略，众录又紊乱不一，必须“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实非轻易。读前引各序，已可知之。其所收藏既极丰富，见《梁书·刘勰传》。又复“访讯遐迩”，僧祐《贤愚经记》。“雠校历年，因而后定”，其勤谨尤为少见。同时撰集经录者非只一家，惟祐独传，余并遗佚。此其必有为众录所不及者，然后可以传千四百年而不失也。考其优点，约有四端：一曰葆有多方面之第一手史料，如叙佛典来历及翻译方法，记名僧事迹，抄论序及出经后记，皆显示最初之踪影，极便后世学者之称道与研究。二曰使用多样之体裁，如既有目录，又用记、序、列传以辅之，俾能互相补充，无“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患，而目录之功益显矣。三曰分析经书为多数之部类，既剔出注经、杂经、疑经、伪经、抄经、失译经、古异经、异出经，另成若干部，以别于正式之经论，又析律为另一部。除失译、古异、抄、疑、注、杂各部仿自道安，余例皆为僧祐所自创，实开后此诸家许多法门，促进佛教目录学之进步，为功甚大。其四则于一切经论皆曾作一番考索。甄别其同异真伪，钩出其译人时地。总计录书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凡四千三百二十八卷。前乎此者，实未有若是博大者也。隋释法经《众总经录序》谓：道安以后，二百年间，诸家经录，皆未精详。“独有扬州律师僧祐撰《三藏纪录》，颇近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自外诸录，胡可胜言。”法经所论，颇中其失。惟经、律分录，实始于祐。大、小分乘，前人所忽，未可以为祐罪耳。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则云：“祐《录》所撰，条例可观。若细寻求，不无乖失。只如第一卷前后出经异记中，‘旧经《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新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误。若新旧相对，应云‘旧经《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新经《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旧经《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新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二义全殊，不可交互。又如昙摩罗刹与竺法护乃是一人。昙摩云法，罗刹云护。分为二人，二误。异出经论录中，但名目相似，即云重译，而不细料简。大小混杂，三误。《僧伽罗刹集》序，云‘众护撰’者，僧伽云众，罗刹言护，众护乃是集经之人。序是翻译者作，题云‘众护’，四误。此诸众作，乖谬全鲜。此亦璠玙之一玷也。”智昇所摘，确中其失，然微细亦已甚矣。据余所见，祐《录》之失，盖另有在。一曰：过尊道安，并存其录，致自紊其例也。夫《经论录》、《注经录》，既包安《录》于其中，不另为一录；则《疑经》、《失译》，胡为又别析为四部乎？此合彼分，必有一误；自相矛盾，其何可辞？安公时抄诸经，既已混入《经论录》；而新集他人抄者，则又新创《抄经录》以容之，且昌言攻其“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出尔反尔，尤令人齿冷。此皆过尊道安一念误之耳。二曰：所创体例，多而不密，新而不严也。以《传》、《序》辅目录，斯固新奇之作，虽乖体例之纯，益显便利之大。然既已分标四体，则何为又杂以《杂录》？《杂录》所录皆书序也，胡为乎不以入《序》也？《录》为全书之本体，既已分类列目矣，胡为将分律之说，记为三录？胡为将无关经论之《小乘迷学记》及《喻疑》二文亦占居两录之位？三曰：考证工夫犹未见精到也。《集三藏录记》及少数列传，述佛氏掌故，半涉荒唐。《本录》收书，颇杂疑经。乃至误信汉明帝遣张骞使月支写经《四十二章》之说，而谬谓“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骞之使”。此亦由推尊佛氏太过，务欲使其近古乃更为神灵耳。虽然，若僧祐者，不可谓非南北朝诸家之最杰出者也。
僧绍与宝唱
与僧祐同时同地，依其圭臬而撰为宫殿藏经目录者有僧绍与宝唱二家。唱固祐之高徒也。是时梁武帝“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见《隋志》，但卷数未确。“天监十四年，敕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绍略取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见费《录》卷十一。“虽复勒成，未惬帝旨。”见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下文简称宣《传》。“至十七年”，据费《录》，但宣《录》作十五年。又敕新安寺沙门释宝唱费《录》，参宣《传》。“重撰，乃因绍前录，注述合离”，宣《传》卷一。“显有无译，证真伪经，凡十七科，实分二十科，此数有误。颇为缕”。费《录》卷十一。“一帙四卷，雅惬时望。遂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搜求遗逸，皆令具足。备造三本，以用供上。”宣《传》卷一。据费《录》，卷十五。宝唱所撰者，名《梁世众经目录》，原名必为“大梁”，而非“梁世”。其分类之系统最为详细，而略嫌琐碎。
“都二十件，凡一千四百三十三部，三千一百四十一卷。”禅经及最后六科，皆前人所未立。书成之时，即僧祐示寂之岁。唱既祐徒，则过从谘禀，必有所受。犹之祐撰前录，亦必参纳宝唱、正度、刘勰之意见。此四人者，固一家之学；僧绍亦可列入为附庸。未可以其分类不同，晦明不一，而区为异宗也。惟勰、绍、唱所录，惟限藏经；佚书阙目，在所不列。此则有异于通记古今存佚之祐《录》耳。
阮孝绪之《佛法录》
同时稍后，阮孝绪撰《七录》，谓“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是，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实则因宋帝崇道，梁帝佞佛。《佛法录》凡三卷，分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部。列书“二千四百一十种，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书成于梁武帝普通四年之后，较上述诸录为晚出。故诸录所有，必已摄入。而孝绪惟据诸家名簿，并非尽有其书。故其所收卷帙虽巨，未必可靠。不然，则华林所藏即宝唱所录，只有三千七百四十一卷，仅及阮《录》十分之七；纵使“官目多所遗漏”，以僧祐宝唱之勤搜力聚，亦不致遗漏一千六百五十九卷之多。如曰存亡并收，则亦无以逾祐《录》四千三百二十八卷之数。由此论之，则阮《录》之滥收多误，信矣。
分类甚精之李廓与法上
佛教之在南朝，以梁初为最盛，故佛录亦以梁初为最多且最精。至于北朝，则元魏、高齐，先后佞佛，李廓、法上，两度结藏，其所撰录，亦颇可观。魏宣武帝永平年，敕舍人洛阳李廓费《录》卷九。“撰《众经录》。廓学通玄素，条贯经论，雅有标拟。”宣《录》卷一。或载其书成于永熙年，费《录》卷十五。然其录尝述天平年事，则书成之时，已为东魏孝静帝天平年矣。其分类法，与梁代诸录又复不同，亦有独得之处。一为《大乘经目录》，二为《大乘论目录》，三为《大乘经子注目录》，四为《大乘未译经论目录》，五为《小乘经律目录》，六为《小乘论目录》，七为《有目未得经目录》，八为《非真经目录》，九为《非真论目录》，十为《全非经愚人妄称目录》。“都十件，经律论真伪，四百二十七部，二千五十三卷。”费《录》。较之梁录，仅有其半。而未得经者只一十六部，可见其录乃藏经之目，非复通载古今者也。法上所录，齐世众经，即承东魏藏者而稍增益之，故有七百八十七部，二千三百三十四卷。费《录》卷十五。然其分类法则特异于廓《录》。有“《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都八件。”后来隋初法经所撰即依其意而略改类名。可见其为世所重矣。宣《传》载：“释法上，朝歌人，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四方诸寺，咸禀成风。崇护之基，罕有继采。”卷八。其所撰录，成于高齐后主“武平年”。费《录》卷十五。综观廓上两录分类之精，远胜南朝诸录，且为隋代诸录之蓝本。不意末世而有此作也！
南北朝之译经目录及梵经目录
上述诸录，或专记一时所藏，或通考古今所出。至于专录一时译经者，除《释正度录》外，尚有道希及真谛二家。宣《传》载：“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处之永宁大寺，以为译经之元匠。”又引李廓《录》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邺，爰至天平，二十余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廓又云：“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甲。所翻新文，笔受藁本，满一间屋。”费《录》卷十五。则谓流支撰有“《译众经论目录》，一卷”。推其名义，似专录自译经论。然于魏文成帝世释昙曜所译《付法藏传》下注云“见《菩提流支录》”，则支《录》所收又未必限于本人所出，而并取近世译经矣。至于真谛，则原名波罗未陀，“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太清二年始届京邑。”“欲传翻经教，而国难未静，随方翻译”，“亲注疏解”。“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费《录》甲作缚或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其已“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据宣《传》卷一。费《录》卷九，卷十一，两载其事。费《录》，宣《传》，并未言其撰有经录。惟法经《众经目录》于《大乘起信论》及《遗教论》目下并注云：“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因知真谛译经自有目录矣。
道希、真谛并携来多数梵经。又宣《传》载：“那连提黎耶舍，隋言等称，北天竺乌场国人，天保七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安置天平寺中。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请为翻经。”此项梵经，或为道希携来者。夹数既多，必有梵文或梵汉对照之目录，惜乎无人记述之耳。
南北朝不著名之佛录
费《录》卷十五。列举未尝见本之经录凡二十四家。上文已考出十余家矣。所余者除《灵裕录》出于隋时外，皆南北朝人作品也。有可考者，有不可考者。如《释道凭录》，虽无佚文可辑，然宣《传》卷八载：凭，平恩人。善讲《涅槃华严四分》。“以齐天保十年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凭既未译经，则其所录，殆为宝山寺经藏欤。又如《始兴录》：梵僧之自南洋来者，必经始兴。例如皎《传》之求那跋摩，即停留始兴岁许。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费《录》卷九云：“《始兴录》即《南录》。”其书所载，却不限于南人译经。古自汉末建安二年之昙果，远至河南国今甘肃。之圣坚，河西国之僧伽陀，近则刘宋之法海、道严、萧齐之法度、昙景，皆所收列。并见费《录》转引。故知其为藏经录，或古今通录也。至如《岑号录》，则费《录》惟于汉末严佛调《迦叶诘阿难经》引述一次；《王车骑录》则绝无称道之者：性质皆属不明。除此二十四家之外，余于费《录》又考得三录。一曰《南来新录》，见晋末《祇多密译经》目注。二曰《东录》，见宋文帝世释智严译经目注。三曰《一乘寺藏众经目录》，见周武帝世颂菩提译经目注。而昇《录》述“周《录》之中，引《真寂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福林寺录》，但引其名，不言卷数，又有《陈朝大乘寺藏录》四卷，并不知何人制作。似是当寺藏经，略记由委。既扃寺名为录，未可通行，故叙录次，阙而不载”。见昇《录》卷十。除陈《录》确属南朝外，其余四录，朝代不明。
隋代之佞佛与撰录
隋代二主，佞佛尤虔。“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听令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隋志》。记其“在位，写佛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故经四百部”。释氏《稽古略》卷三。“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见《隋志》。“二年仲春，访人译经。”费《录》卷十二。季夏，诏起寺曰大兴善。五年，召揵陀罗国沙门阇那崛多为译经元匠。“于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僧达摩岌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仁和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林、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及炀帝定鼎东都，“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宣《传》卷二。又“修治故经六百十二藏，计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二卷”。《稽古略》卷三。“两代道俗二十余人，所出经论法传等合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宣《录》卷五。奉敕撰经录者，先后有法经、费长房、彦琮、智果四家，而彦琮更有《昆仑经录》。
法经之《大隋众经录目》
开皇十四年“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经《录》上表。即命大兴善寺翻经众沙门法经等二十大德撰修，“扬化寺沙门明穆区域条分，指纵络。日严寺沙门彦琮缕缉维，考校同异”。费《录》卷十二及《法苑珠林》。总计众经，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为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于七月十四日进呈。法经等以“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铨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僧众法经等自称。既未获尽见三国高齐及陈周。经本，校验异同；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经《录》上表。列其系统，则如下表：
此种分类法实继承法上《齐录》而略整齐补充之。先分教义为大乘、小乘，再各分文裁为经、律、论，最后复将经、律、论之流传情状即体质分为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其非经、律、论三藏之杂书，则先分文裁为抄录、传记、著述，再各分地域为西域、此方。即中国。故合计共有九大类，四十二小类。所用分类原则有教义、文裁、地域、体质四项，较南北朝诸录为复杂，而又不失其整洁。体质六分法之意义尤为明了。
一译＝“原本一译。其间非不分摘卷品，别译独行，而大本无亏。故宜定录。”
异译＝“重译。或全本别翻，或割品殊译。然而世变风移，质文迭举，既无梵文校雠，自宜俱入定录。”
失译＝“虽复遗落译人时事，而古录备有，且义理无违。亦为定录。”
别生＝“后人随自意好，于大本内抄出别行，或持偈句，便为卷部，缘此趋末，岁广妖滥日繁。今宜摄入，以敦根本。”
疑惑＝“多以题注参差致惑，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事须更详。且附疑录。”
伪妄＝“乖真。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寝秘，以救世患。”
经《录》之善，可以“整洁”二字褒之。若谓创造，则殊不配。失译、疑伪，创自道安。异译、别生，早见祐《录》。大小分乘，王宗已然。经、律、论鼎足而立，则法上已定其规例矣。数其阙失，反有多端。智昇尝论之曰：“余检寻此录，并无差错。即如昙摩罗刹，晋言法护，总是一人。录中分二，云各出《须真天子经》二卷，编为重译。不识梵晋之言，一误也。如《律二十二明了论》，总是一经。录中分为二部，《律》二十二卷编在律中，《明了论》一卷在于论录。一经之题，分二上录，二误也。其《律二十二》乃是《明了论》半题，今云二十二卷，误之甚也。真谛《摄论》十二卷与十五卷者二本不殊；存其二部，而言重译，三误也。以《仁王经起信论》等编在疑录，四误也。不能备陈，略述如此。”见昇《录》卷十。所攻虽细，要中其失。余更就其体例论之，则不合理者尚有四焉：仅著译人时代，而未详记年、月、日一也。仅据诸录抄目，却又没其出处，二也。未见原书，不分存佚，三也。同类排列，不依时代先后，不汇一人所出于一处，却又别无排列秩序之定理，四也。法经等徒知讥以前诸录“不至详审”，却亦“不能尽获三国经本及遗文逸法”，而致“造次修撰，多有罔昧”，并经《录》语。惜哉！
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
“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细细当为缁之误。衣，周朝从废，因俗博通，妙精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缉。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编甲子，下舒年号。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宣《传》卷二。长房自序谓“《古》《旧》二录，条目残亡，士行道安，创维其缺。尔来间存，祖述不同，各纪一方，互存所见，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隋一天下，“异出遗文，莫不皆萃”。故于译经之余，“十余年来，询访旧老，搜讨方获，虽粗缉缀，犹虑未周。广博寻求，敬俟来俊。今之所撰集，略准三书，以为指南，显兹三宝……摘彼翠零，成斯纪翮……昔结集之始，并指在某国城。今宣译之功，理须各宗时代。故此录体率举号称为汉、魏、吴及大隋录也。失译疑伪，依旧注之人，以年为先，经随人而次，有重列者，犹约世分。总其华戎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经、律、戒、论、传，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为十五轴，一卷总目，二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录。代录编鉴经翻译之少多，帝年张知佛在世之遐迩，入藏别识教小大之浅深”。费《录》卷十五。其书“外题称曰《开皇三宝录》，其卷内甄为《历代三宝纪》”。入藏录只收经、律、论三藏，不收杂著。而此三者，又各分大乘、小乘，再分有译、失译。自定其例云：“今此藏目惟取有译、失译、单名，自余重翻，同本别出，举一多卷，编以为头。其外二三，具注于下。情乐诵读，任从所抄。简择集疑，悉除伪妄。”故其特色在兼有考年、分代、入藏三体。既能包罗古今存佚，纤悉无遗；对于翻译时代，尤为详尽；又能简择重要经论，抄集入藏。僧祐而后，始见此人。故“录成陈奏，下敕行之，所在流传。”宣《传》卷二。唐初道宣“所集录”，亦“据而本之”。宣《录》卷五。然其过谬，亦如道宣所言“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宣《传》。“得在繁富，失在核通”。却又“非无凭准”，故又“未可偏削”。宣《录》。智昇更攻其“入藏录中，事实杂谬，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又多误以一经二名为二部。见昇《录》卷十。皆切中其失，无庸讳言。惟费《录》之长，固不在入藏录耳。其书成于开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见《总目》序。然有后人续补及加注之痕迹：如卷三帝年，列有开皇十八年以后事，直至唐武德元年。卷十《大空论》目下注有“《唐内典录》云《十八空》”字样。此则任何书所不能免者耳。
彦琮之《隋仁寿年内典录》
《大藏经》内有《众经目录》五卷，旧题“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撰”，不著人名。宣《录》卷十有“《隋仁寿年内典录》五卷，注亦不著撰人姓名”。而卷五录彦琮著述，亦未言其有此录。卷七则有玄琬“《众经目录》五卷”。故不知者或以《仁寿录》为玄琬所撰。日人中野达慧竟谬谓为“释仁寿撰”。见《续藏经》卷首。然考宣《传》卷二《彦琮传》则又明述“仁寿二年，下敕更令撰《众经目录》，乃分为五例，谓单译，重翻，别生，疑伪，随卷有位，帝世盛行”。泰《录》亦云：“仁寿二年，翻经大德彦琮法师等奉敕新定一切经目五部，各自别行。”因知此录必为彦琮等撰，而非玄琬也。读其自序，谓“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写后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探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余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将恐陵迟圣说，动坏信心，义阙绍隆，理乖付嘱。皇帝……降敕所司，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披检法藏，详定经录，随类区辩，总为五分：单本第一，重翻第二，别生第三，贤圣集传第四，疑伪第五。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至如《法宝集》之流，《净住子》之类，还同略抄，例入别生。自余《高僧传》等，词参文史，体非淳正。事虽可寻，义无在录。又勘古目，犹有阙本。昔海内未平，诸处遗落。今天下既壹，请皆访取”。披览其录，于前三例之中，亦分大小乘，经论律。然取则过严，立类太少。至如传记抄集，有独立成类者，有附于别生者，有弃而不收者，为例不纯，一致于此。从分类法论之，较之法经前录，疏舛多矣。故宣《录》云：“即今京辇通写盛行，直列经名，仍铨传译，所略过半，未足寻之。”昇《录》更摘其前后差舛者六处以明其误，信非诬也。
彦琮之《昆仑经录》
虽然，彦琮固当时译经最精之元匠也。宣《传》载：“琮，赵郡柏人人。”历齐周二代，及隋开皇元年，“作《辩教论》，明道教妖妄。其年西域经至，即敕翻译”。旋奉教住并州大兴教寺。“至十二年，敕召入京，复掌翻译，住大兴善。”仁寿二年，既撰经录，又奉敕撰《西域传》。炀帝“大业二年，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琮前后译经，合二十三部，一百许卷”。“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馆”。著有“《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在隋代翻经馆中，彦琮实为最能精通梵汉文字者。上述之昆仑文佛经目录，尤为空前绝后之作，惜已遗佚耳。
释灵裕之《译经录》
隋代译经不少，却无专目。费《录》卷十五载有《灵裕法师译经录》一卷，但卷十二却又不言其有录。宣《录》卷五谓“裕即道凭之弟子”，亦不言其有录。宣《传》卷九则述裕擅名邺下，历齐及周，卒于大业元年，但亦不言其有译经事。遍考诸录小注，惟宣《录》卷二于曹魏世安法贤译《罗摩伽经》目注引《灵裕录》一次。据此孤证，似其书非录其所自译，乃通录所藏或古今所译耳。此则前人所优为，固无取乎架屋叠床也！
智果之《众经目录》
“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异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隋书·经籍志》略载其大数。凡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并据隋。宣《传》卷三十。述智果初不肯为晋王写书，被囚于江都，守宝台经藏。及晋王为太子，东巡，果上颂，遂被释，召入慧日，终于东都。今按《隋志》所载，其录亦无以大异于法经彦琮所录耳。
唐代之集大成
唐初本兼崇道佛，后以玄奘义净之西游求法，盛译佛经，道宣、智昇又精撰佛录，诸宗并立，大藏云兴。佛教之隆，转超道教一等。论宗教目录学之盛衰，此时亦已登峰造极，无可比伦矣。
玄琬之《众经目录》
宣《录》卷七有《众经目录》五卷，云“唐贞观初，普光寺玄琬撰”。但卷十又不著录。昇《录》则云“唐旧录未见其本，似取隋五卷《众经录》，编新经入，余者大同”。宣《传》卷二十二。记“释玄琬，弘农华州人也。于仁寿二年，造经四藏，备尽庄严，诸有缮写，皆资本据。贞观初年，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五年，敕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又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琬监护。”释氏《稽古略》卷三。“琬以二宫所寄，惟各其诚，祗奉不难，义须弘选。自周季灭法，隋朝再兴，传度法本，但存卷帙。至于寻检文理，取会多乘。乃结义学沙门，雠勘正则。其有词旨不通者，并谘而取决。故得法宝无滥于疑伪，迷悟有分于本末。纲领贞明，自琬始也。”宣《传》。玄琬卒于贞观十年腊月七日，亦据宣《传》，但《稽古略》则作九年十月。则其撰定目录必在贞观五年至十年之间，太宗一代，佛录之可考者，惟有此耳。惟泰《录》卷一则云：“贞观九年四月，奉敕苑内写一切经，大总持寺僧智通共使人秘书郎褚遂良等，附新译经，校定申奏，奉敕施行。”又云：“贞观十一年四月，皇太子于延兴寺造一切经。”亦由智通主持。此其所述，与玄琬为事仿佛。而年月略有参商，殆玄琬未了之业，由智通完成之欤？书已失传，无从断定。
道宣之《大唐内典录》
佛录编撰之业，梁魏齐隋已筑其基，起其宇；装潢光大，为功甚易。又值玄奘译经之盛，大德如林，宝藏如海。道宣崛起，遂集佛录之大成。其《大唐内典录》，体例之完善，内容之精详，殆称空前绝后。稍稍繁词述之，亦非过分：
（1）道宣小传 “释道宣，丹徒人也。十五厌俗，诵习诸经，依智律师受业。洎十六落发，便隶日严道场。隋大业年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宣《传》卷十四。“追访贤友，无惮苦辛。”宣《录》卷五。“初晦迹于终南白泉寺。隋末，徙崇义精舍，载丰德寺。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宁《传》。“贞观末年，方事修缉。”宣《录》。“撰《法门文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录》等二百二十余卷。”宁《传》。及显庆三年，见《玄奘行状》。“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义《传》。“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二”。宁《传》。
（2）撰录经过 宣既“少沐法流，五十余载。宗匠成教，执范贤明。每值经诰德能，无不目阅亲谒。至于经部大录，欣悟良多。无论真伪，思闻其异”。宣《录》卷十。以佛经译本，“大约五千余卷，迁贸更袭，浇薄互陈，卷部单重，疑伪凡圣。致使集录奔竞，三十余家，举统各有宪章，征核不无繁杂”。宣《录》卷一。“而缀撰笔削不至详密者，非为才不足而智不周也。直以宅身所遇，天下分崩，疆埸关艰，莫阅经部。虽闻彼有，终身不窥。今则九围静谧，八表通同，尚绝追求，诸何纂历，上集群目，取讯僧传等文，勘阅详定，更参祐、房等录。”宣《录》卷十。撰《大唐内典录》十卷。“龙朔四年即麟德元年。春正月，于西明寺出之。”宣《录》卷十。
（3）分类法 宣《录》“总会群作，以类区分，合成一部，开为十例。依条显列，无相夺伦。文虽重张，义绝烦乱”。卷一。
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谓代别出经及人述作，无非通法，并入经收，故随经出”。此录全仿祐《录》及费《录》之代录，按代记人，汇其所译撰，依次顺列，最为详尽。
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第二——“谓前后异出，人代不同，又遭离乱，道俗波迸。今总计会，故有重单，缘叙莫知，致传失译”。此录概“依本经，单复次列，提顿纲维，品目斯备。仍述译人存亡时代”。并分别大小乘，经、律、论，及西梵贤圣集传。
历代众经总撮入藏录第三——“谓经部繁多，纲要备列，从帙入藏，以类相从。故分大小二乘，显单重两译”。皆现存之书，凡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
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第四——“谓转读寻玩，务在要博，繁文重义，非曰彼时。故随部撮举，简取通道，自馀重本，存而未暇”。此录“举大部而摄小经，撮本根而舍枝叶，文虽约而义广，卷虽少而意多。能使转读之士，览其轴日见其功；行福清信，开藏岁增其业”。盖佛经之要目也。
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第五——“谓统检群录，校本则无，随方别出，未能通遍，故别显目访之”。此录因“其类繁多，已备在前篇，故略而不叙”。
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谓注述圣言，用通未晤，前已杂显，未足申明。今别题杂，使寻览易晓”。
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第七——“谓别生诸经，曲顺时俗，未通广本，但接初心，一四句颂，不可轻削故也”。此录亦不备列。因“两录列名，定非别生之位。自余不显，便是支分之经”故耳。
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第八——“谓正法深远，凡愚未达，随俗下化，有悖真宗，若不标显，玉石斯滥”。故特立一录以别之。
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序第九——“谓经录代出，须识其源”。
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第十——“谓经翻东夏，应感征祥，而有蒙祐增信，故使传持远惟”。此录全属记事，绝非目录，狗尾续貂，乖异甚矣。
（4）宣《录》之优点 梁启超称宣《录》之优点可指者略如下：“一、自卷一至卷五之传译所从录，将长房《录》全部摄入，但彼则务炫博而真伪杂收，此则务求真而考证綦审，又一经而有数译本者皆注‘初出’‘第二出’‘第三出’……字样，令读者一望而知传译次第。此例虽创自长房《录》，然彼或注或不注，此则略无遗漏。又某经初见于某录，一一注明，既以见著述渊源，亦使旧录虽佚而后世犹得循此以求其面目。”“二、其‘单重传译有无’，‘分乘入藏’，‘支派陈化’，‘疑伪经论’四录，将法经《录》全部摄入。然法经于每类之下皆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门，其后三门既摈不著录，而仍与前三门同厕于一卷中，未免乱读者耳目。道宣各自为篇，不相杂厕，在组织上最为合理。又别生一项，法经绝对排斥，道宣相对保存。疑惑、伪妄，法经分而为二，道宣合而为一。皆宣优于经之点。”“三、法经于阙本悉置不记；道宣立‘有目阙本’一录，且明言为将来采访之资。抱残守缺，确是目录学家应有之态度。”“四、道宣《录》中最有价值之创作，尤在‘众经举要转读录’一篇。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度世》《渐备》《信力》《十住》《兴显》《罗伽》《住法》《本业》《兜沙》《佛藏》。皆该摄省略焉。《涅槃经》则举昙无谶译之四十卷本，《摩诃般若经》则举罗什译之三十卷本，《大集经》则举昙无谶译前三十卷本及耶舍译后三十卷本……诸如此类，其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之职务也。”见《饮冰室专集》第十五册。
（5）宣《录》之误点 智昇论：“宣公所撰，类例明审，实有可观。作者之风，见于兹矣。然少有差杂，未能尽善。述作之事，诚谓难哉。今略叙数科，以详厥误。非欲指陈臧否，实惟甄异是非。只如人代存亡录中，《新小品》等六经，并云大品之同本者。不然：义理虽通，据会全异。而言同本，一误。《菩萨净行经》与《宝髻菩萨经》，俱云竺法护译。此是一经两名，存其二本，二误。《弘道广显三昧经》与《阿耨达龙王经》亦是一经两名，二本俱存，三误。《须弥藏经》二卷，此是高齐耶舍所翻，前后重上，四误。《摄大乘论》，真谛译者有十二卷本，有十五者，二本俱存，五误。《般若钞经》，大乘录中及集传内二处俱载，六误。又如分乘入藏录中，《深密解脱经》前后重上，前与《菩萨处胎经》同帙，后与《解深密经》同帙，七误。以《旧十轮经》为单本，《新十轮经》为重译，八误。以《起世经》为单本，《楼炭经》为重译，九误。此类非一，不能备举。如举要转读录中，《信力入印法门经》虽是《华严》支类，大部中无同于《度世》《渐备》等经，摄归大部，不为转读之数，亦不然也。诸部《般若》，唯举《大品》一经，《放光》等九部，云‘重沓罕寻，举前以统，大义斯尽。玉华后译《大般若》者，明佛一化，十有六会，得存供养，难用常行’。今谓不然，岂可以凡愚浅智而堰截法海乎？人性不同，所乐各异；岂以自情好略，令他同己见耶？《般若》大经，转读极众。佛记弘阐在东北方，而言‘难用常行’，窃为未可。又小品大品，据本全殊。一废一兴，二不然也。如《须弥藏经》等，虽是大集，别分大部中，无摄而不行，理为未当。又《须弥藏经》，前则摄归大集，后即别举流行，前后差殊，三不然也。如《楼炭经》等摄入《长含起世》一经，别令转读。《起世》之与《楼炭》，梵本何殊？一废一兴，四不然也。如《安般守意》与《大安般》无殊，此乃何缘，二俱转读？五不然也。如《十八部论》与《部异执》梵本不殊，此复何缘，俱令转读？六不然也。又云‘录外有《外道金七十论》，《破外道涅槃论》，《破外道四宗论》，未暇故阙’者。如《金七十论》，外道所撰，非是佛法，除之可。然《涅槃》、《四宗》，同被删削，将为未可。此是内论，破于外宗。一例删除，七不然也。又如人代存亡录及举要转读录，大乘录中，三藏备具；入藏录中，大乘无律。岂可前后俱有，中间独无，自为矛盾？八不然也。如上所列，非无乖舛。而云‘革弊’，或所未然。差错极多，卒难陈。”平心论之：智昇所陈，固中其失。虽可原谅，亦无庸为之讳耳。
静泰之《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
“龙朔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敕令于敬爱道场写一切经典”。“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取履味沙门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昙邃等，并选翘楚，尤闲文义，参覆量校，首末三年。又置官寮”，“敕使韩康、李亮、卢行讷、郑祖均等，精加检覆。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又写大唐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入藏。其有古来有目而无本者，合三百八十二部，七百二十五卷，随访随写”。见原序。其分类编次，全依琮《录》，绝无变易；惟加入玄奘译经，部数卷数增多耳。
靖迈之《古今译经图纪》
是时又于大慈恩寺翻经院壁“图画古今传译缁素，首自迦叶摩腾，终于大唐三藏。”见《续纪》。翻经沙门释靖迈因撰《古今译经图纪》，题之于壁。其所纪载，节略费《录》之代录，“翻经者纪之，馀撰集者不录”。“逮至唐初，总成四卷。费《录》所错，此亦同然。”见昇《录》卷十。其以译人为主题，先叙译经本事，汇列其经目于次，则与祐《录》费《录》之先列经目而后叙本事者略殊。其用意惟在说明图画，既非尽录藏经，亦非尽录译经，故所录不能完备，在佛教目录学中别树一格。虽疏略无补，要亦新奇可喜。赞宁《宋高僧传》下文简称宁《传》。载：考释靖迈，梓潼人也。“贞观中选预玄奘译经事，与栖玄、明濬、辩机、道宣同执笔缀文。后著《译经图纪》四卷，铨序古今经目、译人名位、单译、重翻、疑伪等科，一皆修理，见编于藏。”今《大藏经》收有其书，并未分别“单译、重翻、疑伪等科”，赞宁所言，殆不足据。“自兹厥后，传译相仍；诸有藻绘，无斯纪述。”“至开元庚午岁，西崇福寺沙门智昇续纪一卷。”从玄奘后至输波迦罗，皆唐中叶译经者。事亦见宁《传》，书在《大藏》。
明佺之《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周则天帝天册万岁元年，敕东都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撰定《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见昇《录》卷十。佺等以祐、唱、经、费、宣等录“已编入正目，大小乘经律论并贤圣集传，合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后唐朝至圣朝，新译经论，及有虽是前代旧翻而未经入目，并虽已入目而错注疑伪，审共定校，事须改正者，前后三件，大小乘经律论，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悉依明旨，咸编正目。今新入正目，及旧入正目，大小乘经律论并贤圣集传，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其间有名阙本，有本失译，见行入藏，及翻译单重，三藏不同；两乘各异，并备出条件，撰为目录，合一十四卷”。又以“伪经既不是经，伪目岂同于正目？”故“别为一轴传写焉”。见佺《录》自序。其书实分（1）大乘单译经，（2）大乘重译经，（3）大乘律，（4）大乘论，（5）小乘单译经，（6）小乘重译经，（7）小乘律，（8）小乘论，（9）贤圣集传，（10）大小乘失译经，（11）大小乘阙本经，（12）见定入藏流行。凡十二类。而《伪经目录》别为一卷。卷末列有撰诸僧衔名，多至七十人，而明佺与道夐并为“都检校刊定目录及经真伪”名义。后来智昇论之曰：“当刊定此录时，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亲览，但指末学，会缉撰成之。中间乖失，几于太半。此乃委不得人，过在于能使也。且如第十二卷阙本经数总四百七十八部，六百七十七卷，前十一卷中以含有，讫今通计此数，总成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者，此不然也。妄增部卷，推实即无。诸处交杂，难可备记。”见昇《录》卷十。又云“虽云刊定，繁秽尤多。虽见流行，实难凭准”。见昇《录》。“盖此录支经别名，杂沓不伦，致为昇公之所黜矣”。见宁《传》卷二。
至高无上之智昇《开元释教录》
及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据昇《录》及《佛祖统纪》，但《佛祖历代通载》作十年，误。西京崇福寺沙门释智昇论目录学之意义曰：“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昇《录》卷一。当时佛录，“存者殆六七家，昇《录》载有祐录、经录、费录、琮录、宣录、迈纪、佺录七家。然犹未极根源，尚多疏阙”。昇既“久事搜寻”，因“参练异同，指陈臧否”，撰为《开元释教录》二十卷。
其书“开为总别”：总录“总括群经”。“从汉至唐，所有翻述，具帝王年代，并译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后为伦，不依三藏之次，兼叙目录新旧同异。”别录“别分乘藏”，“曲分为七：一、有译有本；二、有译无本；三、支派别行；四、删略繁重；五、拾遗补阙；六、疑惑再详；七、伪邪乱本。就七门中，二乘区别，三藏殊科。具悉委由，兼明部属”。昇《录》卷一。最后复有入藏录。
总录全仿祐《录》，费《录》及宣《录》之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其卷十则仿费《录》之卷十五及宣《录》之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录。一切依旧，并无创例。
别录则分目最精，创例颇多，实为昇《录》之精华所在。第一为有译有本录，条析类目，最为精详。列其系统，可如下表：
此录有异于诸录者四端：（1）“寻诸旧录，皆以单译居先。今此录中以重译者居首。所以然者，重译诸经，文义备足，名相楷定，所以标初也。”（2）“旧录中直名重译，今改名重单合译者，以《大般若经》九会单本，七会重译，《大宝积经》二十会单本，二十九会重译，直云重译，撬义不周，馀经例然，故名重单合译也。”（3）“旧经之中，编比无次。今此录中，大小乘经，皆以部类编为次第。小乘诸律，据本末而为伦次。大乘诸论，以释经者为先，集解义者列之于后。小乘诸论，有部次第，发智为初，六足居次，毗婆沙等支派编末。圣贤集传，内外两分，大夏神州，东西有异。欲使科条各别，览者易知。”（4）“自古群录皆将《摩得勒伽善见论》等编为下毗奈耶藏。今者寻思，恐将非当。此等并是分部已后，诸圣等依宗赞述，非佛金口所宣，又非千圣结集。今之撰集，分为二例：初明五部正调伏藏，次明诸论奈耶眷属。庶根条不杂，本末区分。”并昇《录》原注。
第二为有译无本录。“有译无本者，谓三藏教文及圣贤集传名存本阙之类也。”“今者讨求诸录，备载遗亡。”其小类系统略如前录：
第三为支派别行录。“支派经者，谓大部之中，抄出别后，《大般若》第二会之类是也。今统集多端，会归当部，仍删夷旧录，增减有无，具载名题，备详差互。庶使将来学者，览派知源。”此录汇（1）大乘别生经，（2）《般若部》中别生，（3）《宝积部》中别生，（4）大集部中别生，（5）《华严部》中别生，（6）诸大乘经别生，（7）大乘律别生，（8）大乘论别生，（9）小乘别生经，（10）《长阿含部》分别生，（11）《中阿含部》分别生，（12）《增一阿含部》分别生，（13）《杂阿含部》分别生，（14）诸小乘经别生，（15）小乘律别生，（16）贤圣集传别生。
第四为删略繁重录。“删繁录者，谓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以为繁剩，今并删除。但以年岁久淹，共传讹替，徒盈卷帙，有费功劳。今者详校异同，甄明得失，具为条目。”此录列（1）新括出别生经，（2）新括出名异文同经，（3）新括出重上录经，（4）新括出合入大部经。——删繁与别生不同，别生为从大部中抽出一部单行，并不删节。删繁则将大部书删繁摘要，另为一书也。以前诸录均未为辨别，昇始析之。
第五为补阙拾遗录。“补拾录者，谓旧录阙题，新翻未载之类今并详而具之也。”此录又分四类：（1）旧译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并是旧译，今见有本，大周入藏中无，今拾遗编入”。（2）新译大小乘经律论，小乘经律，及贤圣集传，“并是《大周刊定录》后新译，所以前录未载，今补阙编入”。（3）小乘律戒羯磨，“并撰述有据，时代盛行，补阙编入”。（4）此方所撰集传，“皆裨助正教，故并补阙，编入见录”。旧录七种及昇录三种亦在末类。
第六为疑惑再详录。“疑惑录者：自梵经东阐，年将七百，教有兴废，时复迁移，先后翻传，卷将万计，部帙既广，寻阅难周，定录之人，随闻便上，而不细寻宗旨，理或疑焉。今恐真伪交参，是非相涉，故为别录，以示将来，庶明达高人，重为详定。”
第七为伪妄乱真录。“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者也。今恐真伪相参，是非一概，今为件别，真伪可分，庶泾渭殊流，无贻后患。”录中分列（1）《开元释教录》新编伪经，（2）苻秦释道安《录》中伪经，（3）梁释僧祐《录》中伪经，（4）萧齐释道备伪撰经，（5）萧齐僧法尼诵出经，（6）元魏孙敬德梦授经，（7）梁沙门妙光伪造经，（8）隋《开皇众经录》中伪经，（9）隋《仁寿众经录》中伪经，（10）《大唐内典录》中伪经，（11）《大周刊定录》中伪经，（12）隋沙门信行《三阶集录》，（13）诸杂抄经增减圣说。最后一类，“并名滥真经，文句增减；或杂揉异议，别立名题。若从正收，玉石斯滥。若一例为伪，而推本有凭。进退二途，实难诠定。且依旧录，编之伪末”。最前一类，“承前诸录，皆未曾载”，乃智昇搜集考定者，如镜照形，无伪不彰。录其《要行舍身经》辨伪语，以概其他。原文云：“右一经，不知何人所造，邪党盛行。经初题云‘三藏法师玄奘译’。按法师所译，无有此经。伪谬之情，昭然可见。且述四件，用晓愚心：一，伪经初云‘王舍城灵鹫山’者，灵鹫山名，古译经有，奘法师译皆曰‘鹫峰’，今言‘灵鹫’，一伪彰也。一，伪经初又云‘灵鹫山尸陀林侧’者，按诸传记，其鹫峰山在摩伽陀国山城之内，宫城东北十四五里，岂有都城之内而安弃尸之处？事既不然，二伪彰也。一，伪经中又云‘佛说过去燃灯，佛时初愿舍身’者，燃灯如来是释迦牟尼佛第二，无数劫满授记之师，岂有得记当成方能死舍？事与理乖，三伪彰也。一，伪经中又云‘若有人杀害有情，遍索诃界四重五逆谤方等经，及盗常住现前僧物如是等罪，合垄地狱，若能舍身，罪必消灭’者。谤经造逆，合堕阿鼻，死舍得除，便无重报。如外道妄计殑伽河浴，罪垢消除，轻命自沉，生天受福也。言死舍除罪与彼妄计何殊。愚夫造恶，用此除愆。智者审思，勿被欺诳。永沦恶趣，无解脱期。事与理乖，四伪彰也。讹殊极多，不能备记。”
昇《录》卷十九为大乘入藏录，卷二十为小乘入藏录，末附贤圣集。皆“直述经名，及标纸数，馀如广录”。“见入藏者，总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今存《大藏》本卷末有“兴元年八月一日于正觉寺新写入藏”，“经法七十六部，一百四卷”之目录，则后五十四年所附加者，非智昇原文也。后世藏经，悉准此入藏录之成法；凡分类，次序及用《千字文》标号，无不垂为永式。其魄力可谓大矣。
赞宁称之曰：“释智昇，义理悬通，二乘俱学，然于《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达今古。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经法之谱，无出昇之右矣。”宁《传》卷五。
智昇别录三种
《大藏》又收有智昇《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系本录卷十一至十三有译有本录之简明目录，书名卷数，译撰人名，及帙数，纸数，皆一一依旧具列，惟删去考证之语，用《千字文》编次字号。较《入藏录》则较详。卷末转载本录卷二十不入藏经目百十八部。后世刻藏者，悉依此为准则，罕有悖者。
《大藏》又收有《续大唐内典录》一卷，序下注云：“麟德元年于西明寺起首，移总持寺释氏撰。”元明两本并云：“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按其文字，前半序目全抄宣《录》卷一，后半略异，且没其译人。仔细比较，知此本决非续录，或为道宣初稿之残本。《大藏》存之，殊无谓也。而昇《录》卷十载有《续大唐内典录》一卷，自注“开元庚午岁，西崇福寺沙门智昇撰”。并云即“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又注云：“从麟德元年甲子至开元十八年庚午，前录未载，今故续之。”宁《传》亦谓昇有此续录。据此实录，则此书为智昇所撰，并非道宣。而现存之本，亦非昇之旧也。
昇又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体例全仿迈《纪》，然颇不自惬，故云：“前纪所载，依旧录编，中间乖殊，未曾删补。若欲题壁，请依《开元释教录》，除此方撰集外，余为实录矣。”圆照《续开元释教录》有般若三藏《续古今翻译经图纪》二卷，未知是智昇之书否。
毋煚之《开元内外经录》
智昇同时稍后有毋煚等奉敕撰《开元内外经录》十卷，收道释书二千五百馀部，九千五百余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见《旧唐书·经籍志》引毋煚《自序》。其释书部分殆全依昇《录》为蓝本。然合道释书独为一书者，煚《录》之外固未再见。且从“序述指归”一语推之，则其书亦有提要或小序之属，与其《古今书录》同一体裁。若留传及今，所裨益于佛录学者当属不浅。
圆照二录
及德宗贞元十一年西明寺沙门释圆照以智昇修《释教录》后，“又经六十五年，中间三藏翻经藏内并无收管，恐年代浸远，人疑伪经”，故“录成三卷”，上卷翻经，中卷疏记集，下卷入藏录，名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之。及贞元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圆照又奉敕改《开元释教录》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至次年四月十五日毕，进上。分类全依昇《录》，惟增《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别析《贤圣集传录》于《乘藏差殊录》之后。大体保存智昇原文，惟加入开元十八年以后六十五年新译入藏诸经，且析二十卷为三十卷耳。在佛录中，最为繁赡。然赞宁既许昇《录》“最为精要”，又谓：“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距不知几百数里哉！”则照《录》之不为后人所尊，略可知矣。《圆照传》见宁《传》卷十五。
唐宋之译经录
唐代诸僧，译经既多，当各有目录。例如龙朔三年，玄奘临卒，“命僧读所翻经论名目已，总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见宣《传》卷四。释义净“自天后久视迄睿宗景云，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见宣《传》卷一。“释不空翻经，起于天宝，迄大历元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亦见宣《传》卷一。此皆卓卓者。其录虽不传，而译书并入藏未佚。至南唐保大四年十一月，右街报恩禅院取德禅大德恒安进呈《大唐保大乙巳岁续新译贞元释教录》一卷。所载译经一百四十部，计四百一十三卷。宋后译经甚少，故译经目录仅有三种：“自唐贞元己巳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凡一百九十三年，中间并无译人。其年始起译场，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凡二十九年，中间传译三藏六人，所出三藏教文，二百单一部，三百八十四卷。”见庆《录》卷一。赵安仁、杨亿辑其目为《祥符法宝录》。此其一也。“宋真宗祥符四年辛亥，至仁宗景祐四年丁丑，凡二十七年，所出三藏教文一十九部，一百四十八卷。”见庆《录》卷一，但《佛祖统纪》卷四十三作“至景祐三年，编成一百六十一卷”。吕夷简、宋绶辑其目为《景祐法宝录》。此其二也。“自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至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二百五十四年，中间传译三藏四人，所出三藏教文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余前录未编入者，经律论等五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庆《录》卷一。庆吉祥等辑其目为《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此其三也。
《大藏》刊版所知表
佛录之完备，至唐代已造峰极。宋元以后，《大藏》刊版，多依昇《录》为部次，部卷纵有出入，无关大体。略举所知，不复求备。
续 表
庆吉祥之《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上列各藏，各有目录，然既无以异于昇《录》，何庸赘陈？其中惟元世祖“念藏典流通之久，蕃汉传译之殊，特降纶言，溥令对辩，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番板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琏，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齐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大兴教寺，各秉方言，精加辩质，自至元顶踵三龄，诠雠乃毕。经之在是录者，凡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复“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华梵对辨，名题各标。陈诸代译经之先后，分大小乘教之品目，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其书“大分为四：初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宏纲。二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三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四广列名题，彰今日之伦序”。庆《录》卷一。“于中先出梵语经题，次出此间经题，后出译人及品数。”见《阅藏知津》。
藏文蒙文满文之大藏
及元武宗时，尝刊西藏文大藏。同时又译汉藏为蒙古文，亦付剞劂。清康熙二十二年，重刊西藏文大藏于甘肃之河州，其版至近年始毁。乾隆五十五年，复译汉藏为满洲文，刊版行世。凡此三藏，各有目录，以非汉文，余未及见。
解题最详之《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汉唐之间，作佛录者数十家，皆仅明名数，未志内容。犹之佛学，仅汲汲于翻译，未暇于研究耳。王阮、毋煚似已序述指归，而原书已失，莫知其情。及译事既毕，研究方兴，目录之功，亦由外而深入内部。北宋太祖建隆五年，敕沙门文胜撰《大藏经随函索隐》，多至六百六十卷。揣其名义，似为解题之书。而仁宗天圣二年，“释慈云撰《教藏随函目录》，述诸部著作大义”。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则确为提要之籍，惜均不传。及徽宗时，乃有东京法云禅寺住持传法佛国禅师惟白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弘解题释要之业。惟白以“崇宁二年癸未春，得上旨游天台，中秋后至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大藏》，仲冬一日丁丑，援笔撮其要义。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毕之。计二十余万字”。白《录》自述。佛录本浩博渊奥，加以译文隐晦，寻绎维艰。例如《大般若经》多至六百卷，苟无提要，自难识其指归。惟白先明此经之纲领云：“总部四处十六会所说，传此方，入藏者七百一十卷。前六百卷，唐三藏玄奘法师在玉华宫重译，西明寺僧玄则述十六序，冠十六会，明其旨也。太宗皇帝御制《圣教序》，高宗皇帝作《圣记》。然此经诸佛之知母，菩萨之慧父，断烦恼之宝刀，度爱河之舟楫，利生之极致，成道之正因，表其尊，故标众经之首也。”次逐卷撷述内容，使读者先得梗概。末段总结云：“右四处十六会所说《般若》六百卷，今逐会标辨品目，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然卷帙虽多，研其义例，始自色心，终乎种智，止于八十余科耳。所录者固不能全其义意。使开一卷，看一例，照于前后卷帙，贯通八十科之起复，则八部《般若》昭然可见矣。若或累朝法匠，译梵为华，继有传授，不无其人。唯唐三藏玄奘法师自竺国而还，诏居玉华宫，或创出梵文，或重译旧本，四更星序，八部方周。般若智日圆明至理义天普覆爰是或讲或诵，或注或持，代胜一代，日盛一日，殊应有征，利益无量也。今撮略纲目，欲广见闻，以龙树尊者所造《大智度论》，摘其义意，注于科例，俾看《般若》者披阅其大旨，即成智智也。”所录之书，多至一千零四十九种，《大藏》所收，大半在是。皆能挈要提纲，明法会旨。在佛录中，允推为至高无上之解题杰作。且此种解题工作，功效甚钜。据惟白自述，“其利有五：一、宗师提倡者，得随宜开觉故。何谓也？向上玄枢，应乎大器。俯徇情性，在乎顺机。故弘宗阐教，以方就圆，须假博闻，待乎来问。故集斯录，益真接化，贵言有稽，古道取信于人也。二、法师讲演者，资阐明训徒故。何谓也？传教者宜谈妙义，听习者专谘实理。一部微言，必有所证。或引经律论文，或考疏钞传记。略无所据，义理难信。故集斯录，缓急证其驾说，使有端绪也。三、乐于注撰者，助检阅引文故。何谓也？作歌颂者赞扬妙道，述疏钞者发挥圣言，临文引据，一事一缘，贵出典章，制不妄启。故集斯录，以待伸纸操毫，而无凝思也。四、有缘看藏者，易晓品义故。何谓也？出家佛子，若曾听经谕，或参问知识，则一览圣教，其义了然。既未然者，不了法味，则空益疲劳。故集斯录，俾见大旨，然后披文，乃深入法藏也。五、无因披教者，知藏乘要义故。何谓也？在家菩萨，居仕宦者，致君泽名，职务骈冗。处黎庶者，家业萦繁，公私逼迫，以故无因披阅藏教。设若有暇，何处取经？故集斯录，使人人知其法义，家家有《大藏》，因缘资乎种智，而脱死生也”。白《录》卷末。惟白本禅宗大师，熟于佛门掌故，尝于建中靖国元年秋，撰《续灯录》。《指要录》末，附述禅教五派宗源，亦能得其脉络。以如是通才，述《大藏》要领，其能不迷指归也固宜。同时虽有居士王古仿其意而有作，固不能与之并驾齐驱耳。
王古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清源居士王古《直斋书录解题》作“王右”。徽宗时官至尚书，尝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元成宗大德丙午，释克己序其书，称古“读经该贯，演义深玄，举教纲而目张，览智镜而神智，故兹集要，略尽教条，溥为来机，豁开宝藏。流传既久，贝笈未收，眼目所存，诚为缺事。即有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续集秘密经文，刊圆藏典，谓此《标目》，该括详明，谨录藏中，随衔披阅，俾已通教理者睹智灯而合照心之解，未阅圣言者掬法流而惑业之垢，一览之余，全藏义海了然于心目之间矣”。观古此目，较惟白所录，远为疏略。每书简或仅著一言，详亦不过数语，多及千字者，间亦有之，惟限大部。譬于《四库》，白《录》有如《总目提要》，古《目》有如《简明目录》，虽精粗有别，繁简悬殊，而相得益彰，委系佛录之要籍。凡初涉佛籍者，固不能舍是二者而他求也。
智旭之《阅藏知津》
上述惟白王古二家，于分类伦次概不违于昇《录》。直至明末北天目沙门释智旭始师二家之意而大易昇《录》之次。在解题书中，可称鼎足而立；在分类法中，则实空前创作。智旭以“历朝所刻藏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单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致使欲展阅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刹所供大藏，不过缄置高阁而已。纵有阅者，亦罕能达其旨归，辨其权实。佛祖慧命，真不啻九鼎一丝之惧。而诸方师匠，方且或竞人我，如兄弟之阋墙，或趋名利，如苍蝇之逐臭，或妄争是非，如痴犬之吠井，或恣享福供，如燕雀之处堂，将何以报佛恩哉？唯宋有王古居士创作《法宝标目》，明有蕴空沙门嗣作《汇目义门》，并可称良工苦心。然《标目》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尽美。《义门》创依五时教味，粗陈梗概，亦未尽善。旭以年三十时，发心阅藏，次年晤壁如镐兄于博山，谆谆以义类诠次为嘱。于是每展藏时，随阅随录。凡历龙居九华霞漳温陵幽栖石城长水灵峰八地，历年二十祀，始获成稿。终不敢剖破虚空，但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阅者知先后所宜，已阅者达权实所摄，义持者可即约以识广，文持者可会广以归约。若权若实，不出一心。若广若约，咸通一相。故名之为《阅藏知津》云”。其书作于甲午重阳后一日，盖清世祖顺治八年也。翌年正月二十一日，智旭即卒，年五十七。其凡例于分类法颇有精微之论。综其所见，有善于以前诸录者五端：（1）别立杂藏，使杂著得有所归。此例虽仿自法上《录》，然中间各录皆所未有。（2）变更部次，以《华严》为首。（3）分出《密部》，使《显》、《密》不致混淆。（4）合单本重本于一处，使一经不分散数处。（5）以符号判别书之优劣缓急，使读者得依照选读。
列其分类之系统，则可如下表：
日本佛藏目录
佛教东传，远自晋世。始流高丽，终入日本。西来求法诸僧先后载归经藏，辄有目录，不必详记。惟日本延喜二年西九〇二。有天台沙门安然据八家秘录，撰《诸阿阇梨真定密教部类总录》分为二十部类：（1）三灌顶部，（2）胎藏界部，（3）金刚界部，（4）苏悉地部，（5）诸如来部，（6）诸佛顶部，（7）诸佛母部，（8）诸经法部，（9）诸观音部，（10）诸菩萨部，（11）诸金刚部，（12）诸忿怒部，（13）诸世天部，（14）诸天供部，（15）诸护摩部，（16）诸礼忏部，（17）诸赞叹部，（18）诸悉昙部，（19）诸碑传部，（20）诸图像部，实为《密宗》分类最详之录。刻藏之业，二邦屡见史册。其目录多准唐宋诸录，无可特叙。及明治十三年，始创四藏对校之事于弘教书院，迄十八年七月而全藏刻成。及大正十二年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又辑印《大正新修大藏经》，至昭和五年五月始成，收书多至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四卷。后又续刊三千九百九十二卷。皆用诸本对校，最为精详。所分部类，亦大异于我国诸录。《经》分（1）《阿含》，（2）《本缘》，（3）《般若》，（4）《法华》，（5）《华严》，（6）《宝积》，（7）《涅槃》，（8）《大集》，（9）《经集》，（10）《密教》等部。《律》分九类。《论》分《译经》，《毗昙》，《中观》，《瑜珈》，《论集》五部。《支那撰述》分《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部。《日本撰述》再分《章疏》，《宗典》二部。《外篇》分为《史传》，《辞汇》，《目录》，《疑似》，《外教》，《杂》六部。每部皆再各分小类若干，包摄甚广。时又刊《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卷，汇集《大藏》未收之各种佛经目录，颇便于学者之研究。而大正元年，中野达慧等又辑《续藏》经，采集明清日韩九百五十余人，千七百五十余部，七千一百四十余卷，别为十门六十三类。近世僧俗译作未入《大藏》者，网罗几尽。其分类纲领亦与古录迥异。此等虽人属外国，而其书多汉籍，凡治佛教目录学者，所宜参考者也。
道教与《道经》
事有无甚可记而又不得不记者，为道教及其目录学。道之有教，因佛而兴。道之有经，因佛而成。我国战国时代本有老庄“清静无为”之说，司马谈谓之道德家。汉初虽为文帝及淮南王所尊信，而未成宗教。迄后汉之末，佛经译行，信者渐众，乃有张陵受其暗示而创为五斗米道。两晋之间，得博洽之葛洪为之充实，学理上之基础遂立。及元魏太武帝宠任道士寇谦之，毁灭佛教，而道教大盛。南朝则有陆修静广集道经，见信于刘宋明帝。李唐援李聃为其始祖，爱屋及乌，高宗玄宗武宗先后盛崇道教。赵宋继之，真宗徽宗尤为迷信。风声所及，其教益振。后虽经元世祖之禁断，亦无甚损伤。近世稍衰，而信徒之众，犹亚于佛教。参看《史记·自序》，《汉书·艺文志》，《文帝纪》，《淮南王传》，《后汉·刘焉传》，《晋书·葛洪传》，《魏书·释老志》，《宋会要稿》，《元典章》。《道经》之造成，几完全脱胎于《佛经》。而道士讳所自出，故弄玄虚，谬为教自羲农，经出天宫之说。元至元十二年石刻《道经尊经历代纲目》，前半完全荒谬不可信。苟非昏蒙，其谁信之？佛徒所攻，殆近真实。唐僧释法琳云：“道家玄籍，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阐。自余经教，制杂凡情。何者？前汉时，王褒造《洞玄经》；后汉时，张陵造《灵宝经》及《章醮》等道书二十四卷；吴时，葛孝先造《上清经》；晋时，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经》；又鲍静造《三皇经》，后改为《三清经》；齐时道士陈显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虚经》；梁时陶弘景造《大清经》及《章醮仪》十卷。后周武帝灭二教时，有华州前道士张宾，诏授本州刺史，长安前道士焦子顺，一名道抗，选得开府扶风令，前道士马翼，雍州别驾李运等四人，以天和五年，于华州故城内守真寺挑揽《佛经》，造道家伪经一千余卷。又甄鸾《笑道论》云：‘道家妄注诸子书三百五十卷为《道经》。’又检《玄都目录》，妄取《艺文志》书名，矫注八百八十四卷为《道经》。据此而言，足明虚谬。故知代代穿凿，狂简实繁；人人妄造，斐然盈贯。”“增加卷轴，添足篇章；依傍佛经，改头换尾；或道名山自出，时唱仙洞飞来。”见《法琳别传》。“以此详检”，则其为诡妄，不容辩矣。
《道经》目录及分类之创始
《道经》既晚出，故其目录亦迟至南北朝始完成。而葛洪之《遐览篇》则其大辂之椎轮也。“洪字稚川，句容人。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精辩玄赜，析理入微。”东晋咸和初，官至司徒谘议参军。见《晋书》卷四十二。著述甚多，其《抱朴子》卷十九为《遐览篇》，自述其义曰：“《遐览》者，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首述郑隐得见异书之经过，次则列举异书之名目及其卷数。虽未明白分类，及未尽标著者姓名；而隐约可辨其类别；一曰经，列举《三皇内文天文元文》、《混成经》等经数十种。二曰图，列举《守形图》、《坐亡图》等图十余种。三曰记，列举《蹈形记》、《隐守记》等记十余种。四曰录，列举《玄录》、《集书录》、《黄仙录》等录数种。五曰法，列举《采神药治作秘法》、《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等法十余种。此外尚有名律、名集者，其书较少，或未可自成一类。以上各类，合为《道经》，即所谓“佳书”也。“其次有诸符”，则列举《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等符数十种，“此皆大符也。其余小小，不可具记”。据此推详，则当时道教诸书可分为经、图、法、符、记、录六类，或更加律、集而为八类矣。类名皆名逵所起，原文并未分类。洪又历述郑隐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文》、《王岳真形图》也。”“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其次有《玉女隐微》，亦大术也。”“又有《白虎七变法》，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过此，不足论也。”见《抱朴子》《四部丛刊》本。此数语者，视为《道经》要目，亦无不可。《抱朴子》自叙：“至建武中乃定。”《遐览篇》则称“郑君以泰安元年，东投霍山，莫知所在。”则是篇之作，必在惠帝泰安以后，元帝建武以前。当西历三〇二至三一七年间。道书目录及分类之早，宜莫过于是矣。
陆修静首创《灵宝经目》
相传“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闻佛法入洛，请求捔试，总将道家经书，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百九卷是道经，余二百三十五卷是诸子书”。亦见《法琳别传》。佛道捔试之说，本无其事。参看《汉明求法说辩伪》。彼时道教未兴，亦未必有经目。《神仙传》号称葛洪所作，乃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等七十卷，总一千卷。”其卷数之多，超出《遐览篇》所述者数倍，当不可靠。故葛洪以前，《道经》尚无总目。
迟至刘宋中叶，始有道士陆修静创撰《灵宝经目》，实为《道经》第一部总目录。其书成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见《云笈七签》卷四《灵宝经目序》。至明帝太始七年，修静答明帝云：“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见《法琳别传》。年月明确，最近真实。惟后来道士虚增卷数，反而引起佛徒之攻击耳。《法琳别传》云：“案今玄都观《一切经目录》云依修静所上目，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见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见本。”《至元石刻道藏尊经历代纲目》更虚张其数云：“陆修静经目藏经一万八千一百卷，宋太始七年考功郎中校勘，仅存六千三百有余卷。”徒知夸耀，不顾事实，一至于此。故法琳攻之曰：“既其先后不同，足知虚妄明矣。”又云：“修静为目，已是大伪。”文见《法琳别传》及《辩正论》。《云笈七签》卷四载修静自序，首段叙《道经》之由来，多虚诞不可信。后段略云：“但经始兴，未尽显行。十部旧目，出者三分……顷者以来，经文纷互，似非相乱。或是旧目所载，或自篇章所见，新旧五十五卷。学士宗竟鲜有甄别。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寻览，甫悟参差，或删破《上清》，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图。或以充旧典，或别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韵不属，辞趣烦猥，义味浅鄙，颠倒舛错，事无次序。考其精伪，当由为猖狂之徒，质非挺玄，本无寻真之志，而因修窥阅，假服道名，贪冒受取，不顾殃考，兴造多端，招人宗崇。敢以鱼目，厕于隋侯之肆；辄将散砾，托于和氏之门。炫诳愚蒙，诬太玄。既晚学推信，弗加澄研；遂令精粗糅杂，真伪混行。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上则损辱于灵囿，下则耻累于学者。进退如此，无一可宜。徒倾产疲力，将以何施？夫轻慢之咎既深，毁谤之罪靡赦。余少耽玄味，志爱经书，积累锱铢，冀其万一。若信有可崇，何苟明言坐取风刀乎？虑有未悉，今条旧目己出，并仙公所授，事注解意，疑者略云尔。”据其所述，则《道经》之疑伪杂出，旧目混沌不明，已可概见。修静之作，乃所以去所认为疑伪者，区分类别，以成条目也。观乎后来《玄都观一切经目录》之混乱不治，则知修静此目殊不愧为道录之开山矣。
修静之外，同时稍后，尚有所谓《上清原统经目》。《云笈七签》卷四载其注序，据云有道士许豫之于元嘉十二年临终时封藏“上清宝经，三洞妙文”，宋明帝泰豫元年逼取至京，元徽元年复归郯县马氏。此撰注者“因神王所撰《宝经》卷三十一首，篇章目第，并指事为名。然天真之言，理奥难寻，或名同而事异，或理合而字乖，灵秘妙隐，不与世合，幸而见之，卒难详辨”，乃“钻研弥龄，始觉仿佛，谨以鄙思，寻校众经，为《上清目义》”。推其语意，亦道经目录之俦也。
王俭与阮孝绪
以儒者撰录而收及道经，始于刘宋王俭。俭与陆修静同时，于元徽元年，特辟《道经录》附见于其《七志》，合《佛经录》为九条。虽“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隋志》。则始述道书分类条例，备列道书目录入总目录中者，以此志为最先。惜已失传，仅可由《七录》想象之。阮孝绪《七录序》云：“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仙道录》分为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四部，收书四百二十五种，一千一百三十八卷。道书之有显明部类，实始见于此。修静《录》之部类，现已不明。《七录》成于梁普通四年以后，上距修静成书之日仅八十七年。其书半依《七志》，半采诸录，虽非尽目睹，而详尽无遗。其所记卷数，较《佛法录》仅及五分之一，足见彼时道书无多，较上述修静《录》亦少七百七十二卷，足证修静《录》之虚伪。其后唐人撰《五代史·经籍志》，即《隋志》。略记道书目录大纲，亦分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四部，总数则为一千二百一十六卷，与《七录》大同小异，较下述之《玄都录》只及半数，是则唐初修史志者亦已不信玄都观道士之说矣。
《七录》之后，惟“后周法师王延《珠囊经目》，藏经八千三十卷”。见《至元石刻》。如此巨帙，竟倍佛经，其为浮报，不核可知。但目既不传，亦无庸详究耳。
《玄都观一切经目录》
隋炀帝尝命道士撰《道经目录》，《隋志》。其事不显。唐初宏奖道教，特起玄都观以居道士。道士乃大造经目，以示夸耀。贞观初，释法琳撰《辩正论》以攻之曰：“按玄都观道士等所上《一切经目》，云取宋人陆修静所撰之者，依而写送。检修静旧目注：‘《上清经》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十七卷已行于世，从世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检今经目，并云见在。修静《经目》又云：‘《洞玄经》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于世；其《大小劫》已有十一部，合十五卷，犹隐天宫未出。’检今经目，并注见在。”“检修静目中，见有经书、药方、符、图等，合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杂书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千四十卷，其中多取《汉书·艺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为《道经论》。据如此状，理有可怪。何者？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并言道事。又后八老黄白之方，陶朱变化之术，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杀鬼之法，及药方咒厌，并得为道书者。其《连山》、《归藏》、《周林》、《太玄》、黄帝《金匮》、太公《阴符》、《阴阳书》、《五姓宅图》、《七十二葬书》等，亦得为道书乎？案修静目中并无前色，今辄集之，彼将何据？”“然修静为目，已是大伪。今《玄都录》，复是伪中之伪。”法琳所论，虽属一面之辞；然执有真凭实据，固非信口雌黄。故此录之毫无价值可言，实已一言而定，无复疑议也。法琳又请唐太宗，“令大德名僧，儒生道士，对宰辅朝俊，详检内外经史，刊定是非，立石为记，以息邪伪”。其理由则为“古及今佛家立一切经目，具辩翻译帝代，并注疑伪别部，恐惑乱黎民故也。今道家先无翻译，仍立记目，或依傍佛经，或别头假造，而不记年月，不详世代，装潢带轴，与真经一体，诈言空中自出，或道谷里飞来，咸行于世，疑误下愚”。并见《辩正论》。此事若行，则道书可十去其九，惜乎唐太宗不从其言耳。
唐代诸道录
李唐大弘道教，应有详录。然《旧唐志》竟未载一录，《新唐志》仅有毋煚《开元内外经录》十卷。两志并兼收佛论入道家老庄之俦，其荒谬抑甚可笑。煚《录》失传，仅知其收有道释书至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据《开元释教录》，佛书凡七千〇四十六卷，除去此数，则煚《录》所收道书有二千五百卷之谱，视《七录》已加一倍矣。而《通志艺文略》则载有《开元道经目》一卷，《唐朝道藏音义目录》一百十三卷。前者或系开元时代之简目，但非《琼纲目》；后者则恐本非图书目录，而郑樵误入之耳。元《至元石刻》则称“唐尹文操《玉纬经目》，藏经七千三百卷。唐明皇御制《琼纲目》，藏经五千七百卷。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黄巢之乱，灵文秘轴，焚荡之余，散无统纪。幸有神隐子收合余烬，拾遗补阙，复为《三洞经》。再经五季乱离，篇章杂糅”。所称卷数，并近夸多。三种经目，亦无传本。
宋刻《道藏》之目录
及宋真宗“尽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俾知郡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选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专其修较。然其纲条漶漫，部分参差，与《琼纲玉纬》之目，舛谬不同。岁月坐迁，科条未究”。其后纶等及司徒王钦若请以张君房专任其事。久之，乃除君房著作佐郎。君房“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诸道士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仅能成藏。都卢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题曰《大宋天宫宝藏》。天禧三年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云笈七签》序。“卷目之首，冠《宝文统录》之名。”《至元石刻》。此藏为现存《道藏》之祖，其目录及分类亦为后来所沿用。君房载其分类之理由于《云笈七签》之《道门大论》中，据以推究，则知《道藏》之分类依据道教之系统。而道教之系统，则定自不知何世何人所撰之《正一经》。道教本有所谓三洞之说。《玉经隐注》云：“三洞经符，道之纲纪。”而“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达妙，其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修学之人，始入仙阶，登无累境，故初教名洞神神宝。其次智渐精胜，既进中境，故中教名洞玄灵宝。既登上境，智用无滞，故上教名洞真天宝也。”又有所谓四辅者：《正一经》云：“《太清经》辅洞神部，金丹以下仙业。《太平经》辅洞玄部，甲乙十部以下真业。《太玄》辅洞真部，五千文以下圣业。《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陈三乘。”故道教可分七部，《正一经》定其次序曰：“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而后四部不能独立，并入三洞，谓之三乘。《正一经》云：“三乘所修，各十二部。”《道门大论》云：“夫十二部道义，通于三乘。今就中乘为释，余例可知。十二者：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诀、第四灵图、第五谱录、第六戒律、第七威仪、第八方法、第九众术、第十记传、第十一赞颂、第十二表奏。（1）言本文者，即三元八会之书，长行元起之说，其例是也。紫微夫人云：‘三元八会之书，太极高真所有，本者始也，根也，是经教之始，文字之根，又为得理之元，万法之本。文者分也，理也，既能分辨二仪，又能分别法相，既能理于万事，又能表诠至理，如木有文，亦名为理也。不名真文者，十二义通三乘真文教主中洞，非通义也。’（2）神符者，即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神则不测为义，符以符契为名。谓此灵迹神用无方，利益众生，信若符契。（3）玉诀者，如河上释柱下之文，《玉诀》解《金书》之例是也。玉名无染，诀语不疑，谓决定了知，更无疑染。（4）灵图者，如合景五帝之像，图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灵、妙也；图、度也；谓度写妙形，传流下世。（5）谱录者，如生神所述三君，立本所陈五帝，其例是也。谱、绪也；录、记也；绪记圣人，以为教法；亦是绪其元起，使物录持也。（6）戒律者，如六情十恶之例是也。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律者、率也，直也，栗也；率计罪愆，直而不枉，使惧栗也。（7）威仪者，如斋法典戒，请经轨仪之例是也。威是俨嶷可畏，仪是轨式是宜，亦是曲从物宜为威法也。（8）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例是也。方者方所，法者节度，修行治身，有方所节度也。（9）众术者，如变丹炼石，化形隐景之例是也。众、多也；术、道也；为趣至极之初道也。（10）记传者，如《道君本业》，《皇人往行》之例是也。记、志也；传、传也；谓记至本业，传示学人。（11）赞颂者，如《五真新颂》，《九天旧章》之例是也。赞以表事，颂以歌德。故《诗》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曰偈。偈、憩也，以四字五字为憩息也。（12）表奏者，如《六斋启愿》，《三令谒请》之例是也。表、明也；奏、凑也。‘谓表心事上，共凑大道。通言部者，以部类为义，亦以部别为名，谓别其义类，以相从也。’又释其十二部先后次序之义曰：‘本文是生法之本，数自居前。既生之后，即须扶养，故次辩神符。八会云篆，三元玉字，若不谙炼，岂能致益？故须玉诀释其理事也。众生暗钝，直闻声教，不能悟解，故立图像，助以表明。圣功既显，若不祖宗物情，容言假伪，故须其谱录也。此之五条，生物义定，将欲辅成，必须鉴戒。恶法文弊，宜前防止，故有戒律。既舍俗入道，出家簉于师宝，须善容仪，故次明威仪也。又前乃防恶，宿罪未除，故须修斋轨仪，悔已生恶也。仪容既善，宿根已净，须进学方术，理期登真要假。道术之妙，显乎记传。论圣习学，以次相从也。亦是学功既著，名传竹帛，故次记传。始自生物，终乎行成，皆可嘉称，故次有赞颂。又前言诸教，多是长行散说。今论赞颂，即是句偈，结辞既切，功满德成。故须表申灵府，如斋讫言功之例，故终乎表奏也。又前十一部，明出世之行。后之表奏，祛世间之灾。如三元涂炭，子午请命之流，皆关表也。’‘三乘之中，乘各有十二部，故合成三十六部。’”以上并据《云笈七签》，《道藏》本卷六。
综上所述，则道教可分洞神、洞玄、洞真、三洞，及太清、太平、太玄、正一、四辅。四辅附属于三洞。三洞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部。《道藏》纲领，具在于斯。唐代所写《琼纲》，《玉纬》，或已依此分部；宋刻《道藏》，尤当所遵承；然皆漫无痕迹，未识真相。观后来明刻《道藏》之部类悉与《道门大论》所说相同，则唐宋元各本当亦不能超出例外也。
而《通志略》载有《宋明道宫道藏目录》六卷，《洞玄部道经目录》一卷，《太真部道经目录》二卷，《洞神部道经目录》一卷，王钦若等《三洞四辅经目录》七卷，《道藏经目》七卷。郑樵既未见其书，自不能明其同异，析名复出，徒见其烦。约略推求，实即张君房等所修《道藏》之目录，由王钦若领衔奏进耳。惟钦若上书，据《宋史》卷八，在大中祥符九年。而张君房写录成七藏在天禧三年。当系先上正本，复写副本耳。道教目录学单纯之极，实无异支别派可为陈述也。
《云笈七签》
惟张君房“因兹探讨，遂就编联，掇云笈七部之英，略宝蕴诸子之奥，总为百二十卷”，名曰《云笈七签》。盖《道藏》之辑要，亦即道教之类书也。其卷八卷九《三洞经教部》经释之属，概系道经解题，实前此所未见，颇能挈道经之要领。如释《七经》云：“道学七经、经者、径也，由也，常也，成也。径直易行，由之得。常通不塞，正以治邪，转败为成，经纬相会也。玄素、黄帝、容成、彭铿、巫咸、陈赦、习学《七经》，演述阴阳，生生为先，先仁之志，非但七人，七人迹多，亦号七经。天门玉子，皆传斯道。外儒失道，不知道为儒本，儒为道末，本末不知，致无长寿之人，遂为淫乱之俗也。至于外儒，《五经》备有，《诗》首《关雎》，《礼》贵婚嫁，传嗣之重，历代所同，无后之罪，三千莫大。而知男女气数，阴阳兴衰，闻之疑怪，蚩鄙成灾，良可痛念。智者悟之，能归内道，救理外儒。《诗》《礼》《传》《易》，至于《尚书》《礼乐》《孝经》，敛末崇本，本孝合乎道，习乐同乎德，道德弘深，仁义备举，礼智恒用，信不暂亏，缘末入本，引外还内，上学之功，于此乎在。《七经》者：一曰《仁经》。男女婚嫁，恩爱交接，生子种人，永世无绝。二曰《礼经》。既生当长，壮不可恣，失清妇贞，内外分别，尊卑相敬，和而有节。三曰《信经》，既知礼节，亲疏相间，朝野忠直，无相违负。四曰《义经》。既知忠直，有与有取，罚恶赏善，更相成济。五曰《智经》。既知赏罚，防有枉滥，抑扬通流，除邪入正。六曰《德经》。治邪保正，五德均平，无偏无苦，常乐长存。七曰《道经》。常乐常存，腾泰无上，上德不德，教化立功，功成身退，权变无穷。凡人学道，共修七经。经有所明，各有多少。《仁经》恩多，余事皆少。少不受称，多故立名，名为《仁经》，亦有礼、义、信、智、德、道。六同若斯，唯道独多。少行均平，故号大道，一切所宗也。”《云笈七签》既为选集前人之作，则此项《道经解题》亦未必为张君房所为。其殆唐人手笔欤？
元明以后之道录
宋《藏》刻成，道教大兴。徽宗政和三年，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又置道官，立道学，置博士，撰《道史》。声势之隆，空前绝后。参《宋史》卷八。南宋初年，郑樵撰《通志》，其《艺文略》录道家书，分为《老子》、《庄子》、《诸子》、《阴符经》、《黄庭》、《参同契》、目录、传、记、论、书、经、科仪、符录、吐纳、胎息、内视、道引、辟谷、内丹、外丹、金石药、服饵、房中、修养，凡二十五种，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其分类法与上述《宋道藏》目录迥异。“迨后丙申属难，经藏俱废。”元兴，“有披云子、宋真人收索到藏经七千八百余帙，锓梓于平阳府永乐镇东祖庭藏之”。见《至元石刻》。旋遭至元十八年之焚禁，一时又尽。见《元典章》。至明英宗正统十年，重辑《道藏》，以《千字文》编次，自天字至英字。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又辑《续道藏》，自杜字至缨字。三洞，四辅，十二类，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册。经厂刊版。至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乃毁于大光明殿。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取北京白云观藏明本影印。见重印缘起。《明藏》部类悉依《宋藏》，无所发明。惟其中有《道藏阙经目录》，题下注云：“于旧目录内抄出。”而其卷上载有《上清源统经目注叙》、《众经目录》、《三洞要录》、《洞玄灵宝三洞经箓品格训目录》、《洞神三皇五岳目录》，卷下载有《宋万寿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宋万寿道藏经目》十卷，《金万寿道藏三十六部经品目》，《金万寿道藏经目录》十卷，此则道录阙本之可知者，观其多分三十六部，则亦无以异于《宋藏》耳。
总之，元明以后，道录殆无可称，所宜述者，惟明天启丙寅白云观道士白云霁撰有《道藏目录详注》。然亦非逐书皆作提要，名虽为“详注”，实则仅择少数要书略加数语说明耳。此在荒芜之道教目录学中，已属绝无仅有之创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