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目录与专科目录之分野
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与藏书总目录及史志皆属不同。此外尚有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如地方著作，丛书，禁书之类，莫不各有目录。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然欲起一名以总摄之，颇属不易，故姑名之曰特种目录焉。其最著者为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种。此外则妇女著作亦有目录，如单士厘之《清闺秀艺文略》是也。家族著作亦有目录，如钱师穆之《嘉定钱氏艺文略》，钱仪吉之《庐江钱氏艺文略》，周悫之《娄东周氏艺文志略》是也。学派著作亦有目录，如刘声木之《桐城学派著述考》，是也。日报要闻亦有目录，如中山文化教育馆之《日报索引》是也。杂志论文亦有目录，如岭南大学之《中文杂志索引》，中山文化教育馆之《期刊索引》是也。《人文月刊》每期附见。杂志名称亦有目录，如北平图书馆协会之《期刊联合目录》，浙江图书馆之《期刊目录》是也。参考书辞典年表之类。亦有目录，如邓衍林之《中文参考书目举要》是也。书评亦有目录，如郑慧英之《书评索引汇编》是也。外族文字书籍亦有目录，如康有为之《日本书目志》，于道泉、李德启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周叔迦之《北平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是也。类书标题亦有改编之目录，如钱亚新之《太平御览索引》，是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篇目，更有许多方法不同之目录。首有范志熙之《四库总目韵编》，邢志廉尝勘其误。陈乃乾有《四库总目索引》，杨立诚有《文澜阁目索引》，皆依笔数顺序。美人魏鲁男（James R．Ware）有《四库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翁独健为之校订，则用《中国庋法》排列。
丛书目录
诗、书者，上古之丛书也。秦始皇焚“诗、书、百家语”，《史记》卷六。人知百家语之非只一家，而不知诗、书之为普通名词。夫先秦所谓诗书，犹吾人所谓歌曲、历史。故左氏引《诗》，多属《国风》之篇，而《商颂》、《周颂》不在其列，《大雅》、《小雅》则举篇名。可知《雅》、《颂》非诗，后人始选辑最著名最通俗之《国风》与《雅》、《颂》合并为一丛书，乃通称之曰诗耳。书为史官所记，自《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乃至《郑书》、《楚书》，各有专门名词，每一书中各有篇目；其始也，何只千篇；及流传既久，遗失日多，剩余之二十八篇，乃独占书名而删省其冠辞矣。《易》之为杂凑同类而成之丛书，原非一人系统之作，尤属显然。四经三礼，除《春秋》自有线索，《周礼》组织甚密外，其余皆为丛书。《小戴礼记》中之《三年问》又见于《荀子》，《中庸》、《缁衣》又见于《子思子》，《弟子职》又见于《管子》，其《明堂》、《阴阳》、《乐记》则各自单行。由此参详，可以想见古代单篇之流动不居，如浮萍然，随处依靠于各丛书中。故如《韩非子》中有张仪之说，有死后之文，近人撷其矛盾而悉指为伪托，而不知先秦遗存之书多属丛书，原无固定之篇目，收藏者随意排比庋置，即偶然附丽成一书矣。此种流动不居之现象，固因有系统著作之出现如《春秋》，《吕氏春秋》，《太史公书》等等。而渐渐减少，然最后乃至向、歆校书著录而后如水落平湖，大势安定。盖《别录》已有篇目，《七略》复有书目，则藏家遇偶尔错乱之本，亦得据《录》、《略》而改正之也。所不幸者，有一部分丛书，自前汉各朝即已被经师据为干禄之用，抱残守阙，以少冒多。致向之大部丛书，至汉时摭拾一二残篇，即冒用丛书之名为一书之名，而《诗》、《书》、《易》、《礼》、《春秋》遂成专家之学，二千一百年来之中国学术遂始终困束于此数部残书之中。此种残书所载之智识原极有限，而后人复不敢“离经叛道”；文化之所以无进步，民族之所以无发展，莫不导源于此。故著者认为若知《四经》、《三礼》之为古代丛书百一之残本，则知陋儒所谓文、武、孔、孟之道原不只此区区；欲自立于现代，亟宜广求知识于世界，而不应抱骷髅以寻欢也。人知《说郛》之陋而不知六艺亦犹《说郛》之断简残编也。以上所论，虽似稍轶范围，而实关系重大。即就目录学而论，亦为洞澈本源之要着。盖《诗》、《书》、《易》、《礼》除周礼。既为丛书，便非专家之学。自汉以辞解经之书虽多至万种以上，诸家目录所存不过十一，实际必不只万种。自识者观之，不过一种训诂学耳。彼辈注《诗》，非为吟咏，解《易》又岂知卜筮？纵有若干理解，施于政治，施于哲理，然此乃发言者本身之思想，托古以自圆其说，岂古书之本义哉？故汉代之阴阳五行说，晋代之清谈，宋代之道学，清代之考据学，莫不依托于《四经》、《三礼》。《四经》、《三礼》其独尧、舜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篇》。若知其为丛书而非专家之学，为类名而非书名，则后世专家之学尽可离经而独立，同类之书尽可附经而合群；岂有《诗》不入《诗赋略》，《七略》《春秋》不入《纪传录》《七录》之恶现象哉？故丛书之义不明，则分类之理不通。《分类篇》中所陈种种异说，谁能不立经类者？以是知中国目录学史中，竟无一种合理之分类法也。而近人推溯丛书之源仅及宋末，此其暗陋，抑何可笑！纵使不敢主《诗》、《书》、《易》、《礼》为丛书之说，岂《汉志》所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扬雄所序三十篇》亦不敢认为个人自著丛书之始乎？若曰此二者乃班固所妄加，原非结集之总名；则汉灵帝刊于石碑之《五经》，学士竞摹其本，摹本合订，亦非丛书乎？若曰此未必合订也。则齐梁僧祐已抄集众经结为一藏，隋、唐相继，经论皆以入藏为荣，宋太祖且雕印《佛经》一藏，其前后目录亦已多矣。看《宗教目录篇》。此种《佛》、《道》经藏，则丛书之尤大者也，若竟拒之丛书之外，则难乎为目录学矣！而陋儒方且拒异端而不许也，岂足与议哉？即依其说，而求之于儒书之中，则后唐至后周镂刻《九经》印板，且先有《印本五经字样》一书，二部即有百三十册，见《玉海·艺文部》。实即除《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以外之五经。晋时只刻成其五，周初乃完成九经也。则以《五经》、《九经》名书，其犹后世之为丛书另成一名也明矣。故丛书之源远流长，昭彰若此。而后知钱大昕、顾修之说之为断流忘源也。彼辈谓开后世丛书之体例者，自宋宁宗嘉泰元年俞鼎孙刻《儒学警悟》始。后七十二年而有左圭刻《百川学海》，此皆杂抄唐宋以来之短书小品于一集，另命以新名，若一书然。而保存原状，并不改编先后，故与类书又异。即后世所谓丛书也。切实言之，自雕版发明后，刊丛书者，五代有《九经》，北宋有《七史》，皆由国子监刊行。私人之始，应推南宋初年井孟刊《眉山七史》，见晁陈二录。后蜀毋昭裔未刻丛书。北宋应有刻者，未及详考。及中平岳珂之刻《九经》。而俞鼎孙之地位，则汇刊杂书为一丛集之第一人耳。若论私人刊刻丛书，尚在井孟、岳珂之后也。自井、俞迄今八百年间，私人之力专向杂书发展，而经史刊版则由国子监，元明皆然，亦颇推及杂书，而甚不广，至清武英殿始稍稍扩大焉。私刊丛书，自自著至杂抄，多至五六千种，可谓盛矣。然乾隆以前，总数犹不甚多。自《四库》开馆，武英殿用聚珍版即活字版。印书多种后，巨商大吏闻风竞起。洎乎现代，以印刷术及推销术之进步，文化水平线之提高，丛书之产量有时反超越单行本，盖购者可无选择之烦而售者有大量生产之益也。丛书目录所以产生于嘉庆——乾隆《四库》之后，及发达于现代，即是之由。试以表格显其出现之先后及概况，则如下：
续 表
续 表
概括言之：首刻各丛书子目为一书者，顾修也，其书名《汇刻书目》。随手摘录，排列无定序，收丛书仅二百六十一种。以丛书名为纲，注其刻书人代于下，而备列其子目为目，各注撰人卷数。事系初创，颇便检寻，故不二十年即有日本翻刻本。又二年即有日人松泽老泉纂《外集》。后经太平天国战争，一度停顿，故久之始有无名氏纂《续编》，所增仅四十八种，崇雅堂遂合正续二编而为一书。同时又有吴某亦纂《补编》别行。光绪初，陈光照及琉璃厂某书坊各起而增补之。此丛书目录之第一期也，其特色为不分类，种数不出五百。第二期亦自光绪初年起，三家并作。傅云龙率先刊行，增至五百种，遵照《四库总目》，分为经史子集等类。朱记荣与傅同时而不相知，其目名为《行素堂目睹书录》，隐约中亦分类，种数少于傅十三。朱学勤稍迟亦稍多，增至五百六十七种。此第二期也，而民国初年罗振玉所续亦附焉，皆能补顾修之不足。其特色为依《四库》略分类。第三期可谓补足时期，由杨守敬开其端，取材于国外及佛道诸教，李之鼎增补至三倍，遂逾千种，名其书曰《增订丛书举要》。于分类之外，又分地方分时代焉。周毓邠、王謇、杜联喆、刘声木、孙殿起等继之，拾遗补阙，后出愈胜；而刘氏尤为努力，再续三续，数逾三千，在诸家中，成绩最钜。此一派也。其异军突起，蔚为第四期者，则以沈乾一之《丛书书目汇编》为最早，其特色为不分类，不分时地，综合为辞典式，以便寻检。然沈氏仍以丛书书名为纲，仅便顺读丛书者；倘使未知某书在某丛书中，则犹苦未能检获也。一九三〇年吾友金步瀛君服务于浙江图书馆始创为《子目索引》之法，以丛书中之每一书名为纲，而注其撰人及丛书名为目。于是寻书名者一检而众本毕备，有左右逢源之乐矣。所惜收入丛书只及四百种。母校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丛书千二百七十五种，一九三六年一月以前。施廷镛编其《书名索引》，体例仿金君而数量三倍之。金陵大学图书馆曹祖彬则以每书撰人为纲而注其著作及丛书名为目，与书名索引有相得益彰之用，而收书益少。最近有杨家骆纂《丛书大辞典》，则参采丛书名，各书名，撰书人名为纲，互注其关系名目于下，混合编制，依四角号码检字法为顺序，读者无论从何方面联想，以分秒之光阴即可找得其所欲得之资料，便利极矣。然犹有可惜者，则每条子注殊嫌简略，有时须辗转搜索，始明概念耳。此辞典收丛书多至六千种，抱宁滥无阙之旨，盖工具书原与著作不同，此义亦良可取也。最后尚有一事宜联述者：为丛书在总目录类之位置。昔人既不承认《诗》、《书》、《易》、《礼》为丛书而尊之为《六艺》，强占数类。
别集总集原是丛书，亦各成独立之类。故丛书在唐、宋以前之目录并无位置，至《宋志》始附之于《类事类》。首先提出丛书为一类者，始于明万历间祁承之《澹生堂书目》。而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虽于四部之外有丛书目，却不敢称部。至民国初年始有特设丛书部者。今则多附入总类矣。著者主张拆散丛书分入各部，详其说于《结论篇》。
个人著作目录
有著者自定者；有他人代撰者。著者自定，始于魏之曹植。《三国志·陈思王传》：“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晋书·曹志传》：“志……植之孽子也。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案。’还奏曰：‘案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三国志·王粲传注》亦引《嵇康集目录》。姚振宗推定“当时撰著繁富者，皆各自为目录。”殆事实也。其后文集日多，目录多附集以行，故必有专门著作甚多者乃有目录单行。似迄南宋郑樵始有《夹漈书目》一卷，《图书志》一卷。陈振孙曰：“郑樵记其平生所自著之书。志者，盖述其著作之意也。”《直斋书录解题》。此种体制，盖自《史记自序》、《汉书叙传》而来。彼虽仅记一书著作之旨，众篇之目，较诸郑樵，只有数量之差，并无内质之异。《千顷堂书目》，中有明人杨升庵《著述目录》一卷，清钱大昭有《可庐著述十种叙例》，俞樾《春在堂全书》有《录要》一卷，皆此类也。此外则有学者对于先哲之著作，撰文考录者，清王昶之《郑氏书目考》实开其风。序见《春融堂集》卷三十四。自先师梁任公先生撰《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后，作者纷起，如吾友储皖峰君之《王静安先生著述表》，见《国学月报》第二卷。顾颉刚君之《郑樵著述考》，见《国学季刊》第一卷。赵万里君之《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及《手校手批书目》，见《国学论丛》第一卷。谢国桢君之《彭茗斋先生著述考》，见《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吴其昌君之《朱子著述考》，见《国学论丛》第一卷。刘盼遂君之《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徐景贤君之《徐光启著述考略》，见《新月月刊》。冯贞群之《南雷遗书目录》，见《国风月刊》。皆能尽括一家之作。著者亦尝撰《章实斋著述考》及《年表》，考出章氏所尝经手之著述逾五十种，并将其整部著述及单篇论文皆编年入表，兼记其撰文之地点及动机焉。
地方著作目录
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史通·书志篇》载：“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语曰：‘虽有丝麻，无弃管蒯’，于宋生得之矣。”考《北齐书·宋世轨传》，知孝王之书，原名《别录》，会周平齐，改为《关东风俗传》。书虽兼具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宋志》有《川中书籍目录》二卷，《诸州书目》一卷。考孝宗淳熙六年吏部侍郎阎苍舒请秘书省录见有书目送四川制置司参对四路军州官书目录，如有所阙，即令本司缮写上之。诏可。见《宋会要稿》第五十五册。十三年，秘书郎莫叔光乞诏诸路监司，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登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有未收之书，即下本处取索。诏从之。见《宋会要稿》第七十册。据此，则《宋志》所载二目乃川中及诸州藏书之目，并非完全本地人士所著作也。宋代方志极多，传者却少。嘉泰《会稽志》惟录整篇诗文，偶记求遗书之故事，而并无书目。独高似孙《剡录》卷五有书有文。其所谓“书”者，乃罗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孙绰、许询、支遁、秦系、吴筠、灵澈、郑言、谢灵运、顾欢、葛仙翁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之名目，共四十二部，各有卷数。其所谓“文”者，则移钞谢安、戴逵等之单篇文章十五篇，皆有关于剡者，并非皆出于本地人之手。卷六录“诗”亦同“文”例。其书成于嘉定甲戌，方志之有书目莫之先焉。专撰一书以述一方著作者，始于明万历间祁承之《两浙著作考》，多至四十六卷，见《千顷堂书目》。必有解题及移录序跋。此外，周天锡《慎江文征》卷三十八载明永嘉姜准撰有《东嘉书目考》。惜皆无传本。传者当推于明末曹学佺之《蜀中著作记》。学佺尝官四川按察使，故熟于四川文献。其书凡十二卷，见《千顷堂书目》。残本四卷见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按其体制，堪称创作。前此之《史略》、《授经图》，后此之《经义考》、《小学考》皆同一系，而微有不同。或征引古书，述其撰人及内容；或确有其书，钞其序跋，所异于《经义考》者，惟未明标存佚耳。后世方志之能录书序入《艺文志》者，如乾隆《大名县志》、嘉庆《广西通志》，不数数见也。明清志家，多钞诗文而少于目录。然亦有仿《剡录》而兼收者。如《吴兴备志》之分录经籍遗书，康熙《嘉兴府志》之分录艺文书籍，康熙《钱塘县志》之分录经籍，艺文，皆是。乾隆重刻《归德府志》则特异，其艺文略分立（1）学宫经籍、（2）名家著述、（3）金石文字、（4）郡县志乘四目，一扫过去混藏书著书为一之弊，识者嘉焉。三百年来，自通志府志，以至县志，皆多有艺文一栏，亦有钞诗文入艺文，列目录为经籍者。今人李濂镗撰《方志艺文志汇目》以综之，颇便寻索。见《图书馆学季刊》七卷二号。其专成一书，或作考证者，乾嘉间有邢澍撰《全秦艺文录》，见《更生斋甲集》卷三。嘉道间有管庭芬撰《海昌艺文志》。数十年来，则孙诒让撰《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吴庆焘撰《襄阳艺文略》，胡宗楙撰《金华经籍志》二十七卷，蒙起鹏撰《广西近代经籍志》七卷，皆谨守《经义考》之例而为书。此外则王献唐撰《山左先哲遗书提要》，广西统计局撰《广西省述作目录》，金云铭撰《福建协和大学陈氏书库福建人集部著述解题》，潮安饶锷宗颐撰《潮州艺文志》，陈诒绂撰《金陵艺文志》，亦就其所知或所藏而为书。此外有从《四库总目》钞出本省书目者，如湖北、江西、河北是也。有专考一县古今著作者，如丁祖荫之《常熟艺文志》，陈谧之《瑞安经籍目》是也。而专藏一方著述者，亦颇有人。如张菊生先生之于海宁，金嗣献、项士元之于台州，胡宗楙之于金华，洗玉清之于广东，皆搜藏甚富而各有目录。各地所刊丛书亦多有以一方为范围，如《畿辅丛书》、《豫章丛书》、《湖北先正丛书》，一省丛书也；《永嘉丛书》、《四明丛书》、《绍兴先正遗书》，一府之丛书也。《盐邑志林》，最早之一县丛书也。其总目亦无殊于地方著作目录。而吾友张崟君撰《浙江郡邑丛书简表》，实为此方面最良好之模范。此外有专记一国著作目录者，始于康有为之《日本书目志》。其书分门别类，列举日人著作，既非我国已译之本，又非某图书馆收藏之书，盖亦地方目录之俦也。近代则世界各国出版日富，每年多至数万种，欲总括其目，实属不易，故继康氏而起者未之或闻。而各国皆有图书年鉴或某年总目录之类。
禁书目录
禁书有录，殆起秦皇。诗、书、百家语、诸侯史记，皆在焚烧之列，而其书名不限四五。篇名何止万千？必有目录，以资循索，可无疑也。至刘“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隋“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有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志》“录其见存”，仅有十三种。则前此之四次搜禁，所以按图索骥者亦已甚备矣。唐初所禁法琳《辩正论》及《法琳别传》等书，至贞元中始解禁入藏。疑当日禁书，亦有目录。宋太祖尝“禁元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书。《资治通鉴长篇》卷十三。仁宗宝元二年，“学士院言奉诏详定阴阳禁书，与司天监定须禁书籍十四门，为目录一卷。请除《孙》、《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外，余悉为禁书。从之”。《玉海》卷五十二。《宋志》载“《禁书目录》一卷”，注云“学士院司天监同定”，即其目也。南宋初，秦桧尝禁野史。《挥麈录》七。蒙古世祖时，尝一禁阴阳图谶等书。《元史》卷八。再禁《道藏》，《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似皆未必有录。清世宗雍正中，屡兴文字之狱，禁书甚多，查故宫博物院《史料丛刊》与《文献丛编》尚可见其书单多种。乾隆中，因修《四库全书》之便，焚毁牴触清室之书，自三十九至四十七年，先后奏销二十四次，焚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其他未焚而经抽毁及改易字句者，不计其数。光绪初，姚觐元尝刊《四库馆奏准销毁抽毁书目》一册。后又续得《禁书总目》一部，则前所刊者亦在其内，尚有军机处奏准《销毁书目》，《浙江省奏缴书目》。再后又得《河南奏缴书目》，遂合刊之于《咫进斋丛书》中。光绪末，邓实得《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一册，其后半《江宁本省奏缴书目》及《各行省咨禁书目》，为姚本所无，因合刊之。李掞有补辑本。此外尚有江西、湖北、广东各省《奏缴书目》及《分次奏缴总目》，为陈乃乾所得，近年陈氏删并重复，校补缺失，编为索引式的《禁书总目》。以首字笔数为次，分为全毁抽毁二类，附录禁毁书版目，石刻目，毋庸销毁书目，查办禁书谕摺，四库馆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及旧本序、跋。白蕉有《校异》。自此书刊行以后，清代禁书情形始公开于世；不仅于目录学有所贡献，亦治清代史者之重要资料也。
刻书目录
摹字刻版，印刷成书，始于唐末。《石林燕语》引柳玭《家训序》，载玭在蜀见有售雕版印纸浸染之书者，时为唐僖宗中和三年，距今一千〇五十五年矣。及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朝廷遂令国子监刻《九经》印版，至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尚书左丞田敏始以《印版九经》进呈。《五代会要》。北宋诸朝亦命国子监刊行《七史》。《宋会要稿》。诸州官亦多刻书，川中尤众。故《通志》载有《国子监书目》一卷，《川本书籍录》三卷。而《宋志》亦有《三川古刻总目》一卷，古字倘使非石字之讹，则亦刻书目录也。明代之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为黄裳等所编，实为今存之最古者。则有《内府经厂书目》二卷，《国子监书目》一卷，《南雍总目》一卷，周弘祖《古今书刻》二卷。并见《千顷堂书目》。最后一种，今有传本。此外传本尚有梅《南雍志经籍考》、郭磐《明太学经籍志》，刘若愚《内板经书纪略》，非书目，在《酌中志》卷十八。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清郑德懋有《补遗及刻板存亡考》。近代自曾国藩倡设官书局后，刊书甚多。今人朱士嘉尝合编其书目。新书坊刊印新书日新月异，各有目录，无庸述及。惟商务印书馆出书，占全国总量之半，贡献于新文化最钜；该馆书目《图书汇报》自改用《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后，一扫过去凌乱之弊，影响且及于图书馆之目录焉。近数年来，渐有综合全国各地新出版物为一总目者，现代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皆尝为之，其挂一漏万也，不过在百步五十步之间。惟杨家骆撰《图书年鉴》，虽亦不备，颇能摄取一部分新书之解题，稍可观。而先师王静安先生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则又开一考证古版之例。叶德辉撰《书林清话》又有《余话》。则专考刻书掌故。
阙书目录
搜求遗书，必有目录以资循觅。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志》。倘使秘府原无目录，则何以知其“书颇散亡？”倘使不备阙书目录，则陈农求得之书何以知其为秘府所阙？故以意推之，此时殆已有此种特殊目录矣。然史志所载，则始于《隋志》之《魏阙书目录》一卷。其序云：“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则此录或即孝文帝向南齐明帝借书之用欤？《宋志》有《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两《唐志》皆不载，盖必昭宗“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新唐志序》。之录也。北宋太宗“诏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悬奖征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后世屡次求书，亦必各有阙目。如《通志》所载《嘉祐访遗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是也。南宋高宗时，“向子固乞下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从之”。《宋会要稿》五十五册。《直斋书录解题》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徐松有辑本。即其目也。其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迄今犹存。见《观古堂书目丛刻》。同时郑樵按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求书外记》十卷。《玉海》卷十二及《宋志》。其《校雠略》有《编次必记亡书论》、《书有名亡实不亡论》、《编次失书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求书之道有八论》，对搜求阙书之原理方法，贡献甚多。元末则有危素撰《史馆购书目录》。《补元史艺文志》。洎乎清初，黄虞稷、周在浚有《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叶德辉有《考证》。《四库》征书，则但令各省呈缴所得书目而不闻先备阙书目录。《四库》以后，郑文焯撰《国朝未刊书目》，范希曾有《笺》。朱记荣撰《国朝未刊遗书志略》，刘世瑗撰《征访明季遗书目》，刘声木撰《直介堂征访书目》，皆记其所知之近代著作，以备征存之用。而杨守敬之《日本访书志》十七卷，王重民辑补。张增荣译《佚存书目》，则多记流在日本之中国古籍。
版本目录
刘向校书，即已广罗异本。版本之学，此其祖也。古人藏书，能自读者，莫不善于校雠。所谓校雠，即取众本比勘字句篇卷之异同也。如梁之任昉，唐之韦述，宋之李淑、宋祁、王钦臣，其藏本之善，每胜于秘阁。盖秘阁之书全由官校，每多敷衍了事。而此诸家则本是专门学者，其博闻精识足以校定讹误也。然古录失传，传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参看《善本目录》之章。何其陋也？清代则自钱曾《读书敏求记》特别注重版本优劣流传源委题记特点后，《天禄琳琅》书目亦遵其例，成为善本目录之规程，另见别条。其私人藏书，备注版本者。则嘉庆十年秦恩复敦夫《石研斋书目》，是中兴尤袤旧法者也。顾广圻称之曰：“由宋以降，板刻众矣。同是一书，用较异本，无弗夐若径庭者。每见藏书家目录经某书，史某书云云；而某书之何本，漫尔不可别识。然则某书果为某书与否，且或有所未确，又乌足论其精粗美恶耶？今先生此目，创为一格，各以入录之本，详注于下，既使读者于开卷间目憭心通而据以考信，遂不啻烛照数计。于是知先生深究录略，得其变通，随事立例，惟精惟当也。特拈出之，书于后，为将来撰目录之模范焉。”见《思适斋集》卷十二。自是以来，藏家目录多能注重版本。现代各图书馆目录尤少例外。且能备注出版年份焉。而专门考究一书之版本者，有王重民之《老子考》，实为最早之杰作。系统论版本学之理法者，则有钱基博撰《版本通义》，陈义甚精，治目录学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善本目录
隋代，观文殿有正御书，北宋馆阁有黄本书，王钦臣有镇库书，皆善本也，而其目不传。自南宋初尤袤撰《遂初堂书目》，往往一书而兼载数本，谈版本者宗焉。岳珂校刻《九经》，对于版本之选择尤为矜慎。晁陈之作，亦颇注意版本。明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每书皆注明某刻。明代文渊阁藏宋元古刻最多，惜无人为之考证，故其书目最为简陋。明末清初钱谦益绛云楼搜善本及孤本甲于古今，惮于扬播，未有完整目录。今存《绛云楼书目》乃其追忆所得，不尽不实。其族孙钱曾撰《读书敏求记》，独载其述古堂中最佳之本，仿欧阳修《集古录》之意，每书皆撰解题，论其缮写刊刻之工拙、异同，及流传之源流。“见闻既博，辨别尤精。”在目录学史中，实为奠定版本学基础之创作。善本目录，莫之先焉。其书二百年来，翻版达十数次，校证管庭芬。补辑章钰。迭有其人。其为后世所推重可知。而《四库全书总目》乃以其轻视考证而屏诸存目，竟忘《天禄琳琅书目》亦受其影响甚大矣。同时有曹溶、朱彝尊、徐乾学亦富于古刻，溶撰《静惕堂书目》，彝尊撰《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乾学撰《传是楼宋元本书目》，一时竟成风气。《天禄琳琅》之书选于乾隆九年，四十年始编定目录。以版本朝代为分类之纲，每代各以经史子集为次，每书首举书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其考证偏重锓版，年月，且于藏家印记，则仿《清河书画舫》之例，皆用真书摹入，并一一考其时代爵里，以显授受之经过。原有题跋，亦为附录。后来撰善本目录者，莫不谨守其法焉。私人藏书，则乾嘉间盛推黄丕烈之士礼居。丕烈于《求古居宋本书目》之外，又撰《百宋一廛书录》，载宋本百二十一种，完缺各半，皆世间罕传者。丕烈长于鉴别，其题跋语语精到。如《宋文鉴跋》云：“北宋字体带方”；《朱庆馀诗跋云》：“墨钉最多，多为妄人填补”；《许丁卯集跋》云：“凡旧版印久模糊处，最忌以新本填补。”诸如此类，皆不刊之论。故目录学家群推为版本学之泰斗，无异辞焉。后人辑其他种善本题识散在各方者，迄今未已。最早有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后来缪荃荪一再续之。近年孙祖烈、李文裿又分别续之补之。荃荪又与章钰、吴昌绶同辑《荛圃藏书题识》，近年王大隆又续录之。撰善本目录者，莫不准为圭臬。若汇刊为一书，尤盛事也。与黄丕烈同时齐名者，有顾千里、孙星衍，稍后则有孙从添、张金吾、汪士钟，清末则有瞿镛、陆心源、叶昌炽、丁丙、杨绍和、姚觐元、缪荃荪等，皆各就其藏本为目，而顾千里、叶昌炽、丁丙尤为卓绝。千里之《思适斋集》，内多善本题跋，近年复有蒋祖诒、邹百耐辑其《集外书跋》为一书。星衍有《廉石居藏书记》、《平津馆鉴藏记书籍篇》，洪颐煊撰。从添有《上善堂书目》，金吾有《爱日精庐藏书志》，士钟有《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瞿镛有《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昌炽为潘祖荫撰《滂喜斋藏书记》及《宋元本书目》，绍和有《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及《楹书隅录》，心源有《皕宋楼藏书志》，李宗莲作。觐元有《咫进斋善本书目》，丁丙有《善本书室藏书志》。缪荃荪有《艺风藏书记》，心源之作最多，一百二十卷。而漫钞序跋，时作夸词，比较最差。其余并精善，可备藏家之参考。自清末京师图书馆成立以后，缪荃荪首撰馆藏《善本书目》。印入《古学汇刊》。江瀚王懋镕先后删增，各有新稿。夏曾祐改正补充，另刊一本。及并入北平图书馆后，吾友赵万里君，复有新作。截至一九三三年底，该图书馆善本甲库已有书三千七百九十六部，凡七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卷，而乙库尚不与焉。在国内实首屈一指。而丁丙之书，流入江南图书馆，现已改名国学图书馆，该图书馆亦选撰为《善本书目》。此外各图书馆，提出善本另为一录者亦颇有之。如浙江图书馆，吾友毛春翔君新撰甲编，考订名实，极精慎。惟陶湘撰《故宫殿本书库现存书目》，则格于禁例，未能通合，其分类编目最为凌乱。至亦详述内容为善本书志者，各图书馆皆有，散见于馆刊中。私家藏书，则以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善本书目》，张钧衡《适园藏书志》为最精。除此种实藏目录外，亦有录其目睹，不必实藏者。清末莫友芝之《宋元旧本经眼录》即其最善者也。而现代于震寰撰《善本书目编目法》，论此道颇精。
敦煌写本目录
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北宋时代窟藏两晋以来迄宋初写本书籍甚富。阅八百余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于外，稍稍流布。三十三年，英人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先后闻风而至，择其精者，捆载而去。伯氏道过北京，行箧携有秘籍若干种，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争往索观，以其所见，勒为著述。盖岩窟所藏，都二万余轴，凡经典、史籍、释藏、道箓、摩尼教、祆教之绝本，以及历书、文牒、契约、簿录，莫不具备。大足以证经史，存佚籍，细足以窥见古今俗尚、制度、文字、语言之迁流。其数量之多，效用之宏，远胜孔壁、汲冢。自发现后，对于各种古学之考究皆有莫大之影响焉。罗振玉首将伯氏所述，类次为《鸣沙石室秘录》。王仁俊则撰《敦煌石室真迹录》，见《孔教会杂志》一号。刘师培则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见《国粹学报》七卷一至八号。日僧橘瑞超闻风踵往，得四百余轴，著有《将来敦煌藏经目录》。吉川小一郎亦得百余种，遂附见于《橘录》。罗振玉子福苌录法人沙畹（Chavannes）所录及伦敦陈列目录为《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又译伯氏所已编次者为《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仅七百号，见《北大国学季刊》一卷四期。业师叶誉虎先生则有《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一文。见《图书馆学季刊》一卷四号。《历史丛刊》一卷一至三号。始合编为《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然犹未备。西游之士，从伦敦巴黎抄得一二寡见之史料，持归自炫以名家者，各科皆有。至尽录内外所有以为总目录，则尚有待焉。国内所有，则始于宣统二年，学部悉将洞窟残卷运回北京，但为权贵所豪夺巧取，藏于京师图书馆者仅八千余轴。一九二二年，业师陈援庵先生长馆事，与俞泽箴尽阅所藏，编为目录。十三年后录其副目，按部排比，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每轴著其原号，自甘肃解部所编之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稿成，名曰《敦煌劫馀录》。十八年，陈先生又应中央研究院之属，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又明年，刊行于世。国有残本，至是始有完备之目录，学者可按图以索骥矣。
举要目录
书籍繁多，初学每苦不得要领，故举其要目，俾易着手，亦目录学之任务也。宋张洪、齐熙辑朱熹言论为《读书法》，略有此意。然尚无书目。清道光末，龙启瑞撰《经籍举要》，始择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法，过于简陋，故邵懿辰诋之甚力。然其于经史子集四类之外，复以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六项分类，颇合初学之用。张之洞之《书目答问》，即仿其意而作者也。之洞略例自叙云：“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杂记，各适其用。皆先辈通人考求论定者。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弇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观其略例，除上述（1）详分子目，（2）依照时代叙次外，（3）“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最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每一类之后，低一格者，为次录。”（4）“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现存明本。子史小种，多在通行诸丛书内；若别无精本及尤要而希见者，始偶一举之；有他善本，即不言通行本。凡云有某本者，有异同。”（5）“两类相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6）“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若今人著述有关经史要义，确知已成书者，间附录其书名，以备物色，且冀好事为刊行之。”是书以光绪元年始业，见卷首略例。次年写定。见原刻本签题。据《艺风堂自订年谱》，知出于缪荃荪之手。叶德辉盛称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书成以来，翻印重雕，达数十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参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其所以如此盛行者，固由张之洞之自炫及提倡，亦由其书能予读者以正确之指导也。其书之特点，一在选取必读之书，指定最善之本，使读者不为闲书、劣本所误。一在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分类加注，时有创见，如仿祁承之例，于四部之外，别立丛书目，又有所谓别录目，专载初学读本为一部，并为大胆之作。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且为举要目录奠一基础焉。后人重视其书，有为之笺补者，江人度。有为之斠补者，叶德辉。有为之补正者。
范希曾。可谓盛矣。及五四运动后，《清华周刊》记者曾请先师梁任公先生编撰国学书目，于是任公先生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作。其书分入门书为五类：（1）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2）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3）韵文书类，（4）小学书及文法书类，（5）随时涉览书类。每类各举要籍数十种，每种各略述其内容及读法，间或指示与此书有关系之参考书数种。附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列举《四书》、《五经》、“五子”、“七史”、“七集”，共二十八种。谓“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梁先生之论，亦有过于主观者。其优点不在书目而在读法，后来又撰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学者宗焉。对于近年各种文化史之研究，影响绝大。此外，不待问而撰要目以名家者，有李笠之《三订国学用书撰要》，陈钟凡之《治国学书目》，支伟成之《国学用书类述》，陈伯英之《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之《国学用书举要》，杨济沧之《治国学门径书》，医学书局之《国学书目提要》，而日人长泽规矩也亦有《支那书入门书略解》。李、支最繁，恐著者亦未一一触手。陈、曹稍简。然诸家通弊，在视国学为一盘散沙，只就盘上画限界线，撮出沙粒，矜示于人曰：此金沙也！未能分别阶段，排定先后，使学者由浅入深，如钱有贯。此则梁公所不免，他何论焉？国学之外，受张之洞之影响，推广及于一般学术者，清末已有黄庆澄撰《普通学书录》。之洞尝忧中学今谓国学。失传，故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庆澄则“以为学无中西。其书之历劫不磨者，必其人之精灵不可埋没者也。中国自唐、虞以来，神圣相传，书种之亡，必无可虑。所虑者，峨冠博带，终岁吚哑，皓首芸编，迄无寸得。行见新学未兴，中学之传，不亡而亡，斯为可惧耳。”故其选录要籍，中西并重。中学于经、子、史、文、丛刻书之外，又立入门书一类，西学于入门丛刻之外，分各种科学为二十一类。见分类篇。最后复将天学、即天文学。地学、即地理学。人学即医学。三类独成一部，其意若谓此三学较为高深，须普通学略有根柢，乃可问津也。每类列举书名，各注评语，颇多独到见识。例如列章学诚《文史通义》于入门书之第四，而评云：“融合经子史，盬其脑而抉其髓，透辟处多发前人未发，是学者万万不可不读之书。”又评刘知幾《史通》云：“容有过激处，然才识之卓，横绝千古。凡启发灵性，读经不如读史；而读全史，不可不读《史通》。”评王引之《经义述闻》云：“研究古籍，如拨云见天，开后学无数法门。”评王充《论衡》云：“最足长人智识。”此皆真知灼见，非陋儒所能道只字者。而平当日新旧之争，尤具卓识！其言曰：“今之据高头讲章，岸然道貌者，动曰：‘吾习旧学，不屑新学也。’今之翻洋板新书，昂然自命者，动曰：‘吾习新学，不屑旧学也。’嗟乎！学亦何新旧之有？尼山未老，《六经》均系新出之书。秦劫不灰，诸子皆擅时流之誉。庆澄愚以为学而切用，其学为地球之公学，其书即为地球之公学书，不必问为旧学，为新学也。且地球之理，日出而不穷，不特非今日旧学所能尽，亦岂今日新学所能尽乎？行远必自迩，积小以高大，推陈以出新，握经而待变。海内有道诸君子其亦不河汉我言欤！”卷末附录家塾读书入门要诀，家塾授徒简便课程，亦《书目答问》附录《鰌轩语》之意，其人似颇注意史学，尝言“拟作《中国五千年大事表》，”又言“庆澄有《西史简明大事表》，未出书”。盖一有志经世之士也。晚近则有杜定友撰《普通图书馆图书选目》，亦中西新旧并重。
解题目录
解题之名，始于宋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夫书录即为解题而设，何必叠词成赘？虽然，较之刘向《别录》以来之叙录固亦略有其异点焉。唐李肇已有《经史释题》，未知其内容何若。若就振孙之作论之，与稍早之《郡斋读书志》详略略等。通观古今目录，似与《七略》、《七志》同一系统。而殷淳之《四部序录》，毋煚之《古今书录》，高儒之《百川书志》以及清代之《四库简明目录》，皆相附而成流派。盖较之自《别录》，《群书四录》，《崇文总目》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具体而微。较之一般有目无叙录者则增出解题之语。适在二者之间也。然此皆典藏目录，非所语于现代所谓解题。现代之解题实即读书指南，非复古义矣。吕思勉之《经子解题》出版最早，其自序云：“此书有益于初学之处凡三：切实举出应读之书，及其读之之先后；与泛论大要，失之肤廓，及广罗参考之书，失之浩博，令人无从下手者不同，一也。从前书籍解题，多仅论全书大概，此多分篇论列，二也。论治学方法及书籍之作，亦颇浩繁，初学读之，若不知孰为可据；此所举皆最后最确之说，且皆持平之论，三也。”先师梁任公先生撰《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同时并起，出版稍迟。对于上古经史子集十余种要籍，皆一一考定其编撰者及其年代，内容之真伪及是非，并指示读究之方法，开列参考之书目。又有钱基博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见解互有异同，用意则归一致。其他各科，亦多有人解题，别见专科目录篇。
辨伪目录
孟轲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以仁者伐不仁，何致血流漂杵也。”怀疑古籍，始见于此。司马迁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卷一。“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卷六十九。书之有伪，由来久矣。故刘向《别录》辨《周训》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辨《黄帝泰素》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汉志》师古注引。辨别伪书，至为精晰。《汉志》自注所引尤多。王充《论衡》且撰《书虚》、《儒增》、《艺增》、《语增》四文以力攻古书之多失真相。晋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且别列可疑之经于一处。后来经录多依其例。明佺《大周众经目录》甚至提出伪经，别为目录，不以混于总目之中焉。柳宗元致疑于《国语》、《鹖冠子》等书，为文以非之。及入宋代，疑古之风大炽。欧阳修疑《易十翼》，王安石疑《春秋》，司马光之疑《孟子》，朱熹之疑《孝经》，或指出各篇之矛盾，或断定全书为可疑。然皆未专著一书以辨许多古籍之伪。至元末始有宋濂撰《诸子辨》一卷，对于各种子书皆致其怀疑之理由，或评论思想之是非。此实辨伪目录之创始。万历间，胡应麟撰《四部正讹》，则扩其范围于四部，且发明多种辨别伪书之方法。辨伪之事至此乃成专门科学矣。清初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亦沿应麟之意，而互有异同。中叶有崔述撰《考信录》，则为分辨群经真伪而作，意在去其疑伪而葆其真实，一本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之旨，有时不免仍为古人所迷。清末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则以今文学派之立场，力攻古文各经之伪，武断傅会，在所不免。晚近辨伪专家纷起，然多集中于史事之研究。其专考一书之伪者，则以马叙伦之《列子伪书考》为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