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註：馮桂芬語】；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註：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註：薛福成語】，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註：郭嵩燾語】，並未過甚其詞。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一、閎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方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略、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恥，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有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靬、犁鞬），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羅馬為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為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為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略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踪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為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為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賓眾，月氏（貴霜Kusana）馬眾”，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為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為前秦、後秦，繼為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為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眾。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為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為中國文化，仍具有漢化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為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為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為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唐代為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拉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為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為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為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為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為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為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卹。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為番長。長安、洛陽亦為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為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麋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況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恥喪亡，王朝興廢，多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為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敝不遑，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為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為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曾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為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西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為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搜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為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為近。“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為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系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征，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踪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剌、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持，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漢各一，互相牽制，職掌有同事務官，而非決計定策的政務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務為主。尚書侍郎限滿、蒙人補授。都察院的長官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給事中按六部分科，監察御史以省區分道，滿、漢並用。明代給事中可封駁詔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則非其比，職在稽查官府，糾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與六部、都察院合稱九卿。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刑獄重闢，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為學術機構，亦為儲才之地，置掌院學士二人，一滿一漢。宗人府、內務府、詹事府、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均為辦理皇室事務機構。
總督、巡撫在明代為中央臨時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首長。巡撫每省一人，總督有專轄一省者（不置巡撫），有兼領二省或三省者。督、撫的職責無大區別，亦無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此一重疊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編制上，督、撫均為獨任、輔佐人員為六房與幕友。六房分職有如六部，以書吏任之；幕友由督、撫延聘，經辦刑、名、錢、穀、章奏，參與機要，有如督、撫的顧問或秘書。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蘇二人），一掌政事錢穀，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為分巡道，各轄數州、府，此外尚有專司某種特定事務之道，如糧儲道、河工道、兵備道、海關道，視需要而設。產鹽的地區另設置鹽政或鹽運使。掌理一省學校文風的為學政或學院，與督、撫為敵體。
分守道與分巡道之下為府、縣，其長官為知府、知縣。一府轄數縣，賦役、訟獄、教化、治安俱為知縣的職責。介於府、縣之間的尚有州、廳，有直隸與普通之分，普通州、廳略同於縣，直隸州、廳略同於府，惟轄區較小。
自督、撫至布政使、道、府、縣，共為五級，層層節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省內文書往還，有需十餘日者，各省與京師之間，且有多達三月餘者。
滿洲興起，全恃其特創的八旗武力，以旗統民，亦以旗統兵。及征服日廣，續編蒙古及漢軍八旗，惟不及滿洲八旗之眾。入關之後，八旗有京營（禁旅）、駐防之分。京營任戍衛京師之責，以滿蒙八旗為限，漢軍不與。駐防負鎮撫地方之責，與漢人分城而居。初僅行於東北及直隸、山東、山西，後漸推及各省。於形勝要地，酌置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為旗人專缺。將軍權位最高，含有監視督撫之意，分駐東南的江寧、杭州、廣州，西南的荊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寧夏、綏遠，大都為十七世紀後期，即三藩亂時及亂後所置。直隸不設將軍，而部署獨稱周詳，所駐盡屬滿、蒙八旗之兵。統計八旗兵力約二十萬，京營駐防各半，兵均世襲。
以漢人組成的軍隊旗用綠色，號為綠營。京城有巡捕五營，約一萬人，各省有六十餘萬，一省多者六七萬，少者萬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轄，分稱督標、提標、鎮標，號為訓練兵，互不相屬。總兵之下為副將，所轄為協，參將、游擊、都司、守備所轄為營，千總、把總所轄為汛，統名差防兵，平時分守各地，供應差役，遇有徵調，臨時抽撥，拉雜成軍，以防兵權為少數人所有。
政治軍事的防範外，思想的箝制所關尤大。清提倡理學之力，有過於明。八股取士之制照舊採行，而益加嚴密。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為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為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為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為解元，餘為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為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為會元，餘為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為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為策論，所重為書法。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編修。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餘分為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為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為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嘗舉行博學鴻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諸生試以詩賦，給予科名。復大事採訪遺書，整理修訂成為巨帙。《四庫全書》規模之大，尤為前所罕睹。表面是為了便於流傳，實際上是為了統一學術思想。凡有乖經術的諸子百家，異端稗說，概予摒棄。不利清室，有礙於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別禁止、銷毀或刪改。文字之獄更是對於學術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筆墨如少有不當，即指為誹謗，動加刑戮，株連至廣，而以雍正、乾隆兩朝為烈。
統觀清代的統治策略，一切以集權、防範、壓制為尚。君權之隆，君威之盛，超過任何時代。漢、唐君臣之間，尚略有對等體制，宋、明朝儀雖漸森嚴，臣僚仍可立而陳奏，清則改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清則除部院堂官（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及撫、督等外，概不得專摺言事。同時厚滿薄漢，中央官滿、漢雖各有定額，但權位懸殊。軍機處並此形式亦無。歷任軍機大臣漢員不及半數，以懾於滿員勢焰，遇事惟有緘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滿員常居優先。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督撫大半屬於旗籍。旗官兵以旗籍為限，漢人組成的綠營將弁，則滿、漢並用。兵卒的餉銀，八旗高於綠營，升遷亦較綠營為易。一般旗人復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無處不形成滿、漢的對立。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無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四、清的衰亂
清朝統治權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後。十七世紀的八十年代至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最稱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為盛世的顛峰，其實是虛有其表，中葉已入衰運。晚期貪婪黷貨之和珅當政，吏治營伍愈為敗壞，民生國計愈為凋敝。嘉慶、道光時上下因循欺矇愈甚，“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雖稱能戰，但人數有限。入關以後，剿平流寇，併滅南明，以降將之功居多。迨中原略定，八旗習於奢逸，漸失勇銳之氣。三藩之亂，康熙採以漢制漢政策，始克削平，綠營實為主力。其後綠營亦趨腐窳，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半數以上是將就了事。綠營餉糈菲薄，侵蝕成風；訓練不施，兵卒疲弱；戰守不足，擾民有餘。嘉慶初年，教亂大起，將帥視出征為致富之道，玩兵養寇。道光時軍紀愈為廢弛，勾結盜賊，吸煙、開賭，一旦徵調，僱無賴代充，見敵即逃。
康熙後期，國家歲入四千餘萬兩，十之七八來自地丁，即錢糧，次為鹽課、關稅。歲出以軍餉、王公百官俸廉、河工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時且有豐盈。乾隆時，由於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決頻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額外加派特徵，直接間接均出於農民。農民所入，來自土地生產。清初全國耕地，約六百餘萬頃，人口約一萬萬，平均每人耕地約五六畝。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約七百萬頃，人口增至三、四萬萬，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畝，縱令“竭力耕耘，兼收並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連年饑饉，人民流離，為了生存，惟有鋌而走險。
清的高壓牢籠政策，並不能使人完全馴服，潛伏的民族意識仍在滋蔓，準備相機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會（一稱洪門或三合會）為著。此一組織，可上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至鄭成功而擴大。稍後再行加強，假託部分神話，而歸本於“反清復明”。入會者，通財互濟，同生共死。福建、台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其後遍及於長江流域及東南、西南地區。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為白蓮教，歷史較天地會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運動，即以白蓮教為中堅。清朝初年，白蓮教重張反抗異族旗幟，信者以農民為多，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
歷代變亂，大都起於中衰之世。清代由於民族的不平，雖在所謂盛世，變亂亦屢次發生。康熙以後的武昌兵變，即白蓮教所策動，雲南、浙江、福建、台灣的叛亂，為天地會所領導。雍正之世，白蓮教、天地會不斷騷動。乾隆年間，復轉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為大。此外尚有甘肅的回亂，貴州、湖南的苗亂。規模最大的為嘉慶年間白蓮教之亂。蔓延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其後白蓮教的別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舉，黨眾遍布華北各省。道光時代，天地會及瑤、夷、回的擾攘幾無虛日。
中國之有海防問題，為明代倭寇發生以後之事，其平定則賴陸師。清初為海上的鄭成功所苦，應付辦法為迫令沿海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採取大陸封鎖。鄭氏覆亡，清廷有放棄台灣之議，可見其無意於海上經營，不了解海防意義。嘉慶年間，海盜猖獗，出沒粵、閩、浙江海面，飄忽縱橫，數年始定。
大致看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對於虎視眈眈的西方強敵，又焉能抵禦？
第二節 西方的海陸環伺
一、歐人東來
歐洲與東方往還，最早應為與地中海東岸及西亞的商務，以後漸及中亞及印度。至於是否與中國有過接觸，尚是疑問，即令有過，亦只是間接的。西元前二世紀以後，中國與羅馬間的絲道初通，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始趨開朗，但是困難重重。一以絲道所經的西亞、中亞地區，常為不相統屬的部族所據，缺乏長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權對於貨物通過，任意苛徵，多方刁難，甚至予以阻斷。三以運輸全賴畜力、人力，數量有限，運費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險，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羅馬領有埃及時，埃及與印度之間，已有商船來往。至一世紀，羅馬商人開始自紅海進向印度，再繼續東航，遠達交趾，遂至中國，此為二世紀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紀，中、歐間海上貿易不絕。元亡之後，一度中斷。十五世紀初期，鄭和西航，並不曾與歐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紀，始行重開貿易，此則出於歐洲人的主動。
以往中、歐間的海上通商，規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國海的航權先後操於波斯、大食及中國人之手，歐人無插足餘地。再者，由地中海東去，無論取道紅海或波斯灣，中間仍要經過一段陸路，歐人在此一地帶既無勢力，對於中國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鐵騎橫掃東西，深入東歐，震慄了整個西方世界，引起了歐人對中國的注意。經過文藝復興，歐洲人的精神解放，觀念一新，好奇冒險的心理大熾。同時世界知識進步，馬可波羅的遊記不再視為神話。中國的豐富物產正為歐人所需，東方的黃金珍寶尤為所愛。地圓學說此時亦漸為部分人士所接受，東達“大汗之國”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經過回教徒所控制的近東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徑，打破回教徒的壟斷，避免他們的剝削。更大的原因是歐洲國家的力量的增強。以往歐洲人的東行，不論其為通商或傳教，多屬於私人的活動，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節，亦乏足夠的支持。十五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最後荷蘭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動機實為財貨，次為傳教。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總望將亞洲人導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來自東方的武力威脅，並順利發展商務。蒙古時代的教使、教士，大都為此東來。海道大通之後，愈為積極。
航海技術與設備的幼稚，為十五世紀前歐洲人無法推動海外經營之另一原因。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對於自然現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態度改變，科學受到重視，一切均在進步中，不僅能製造堅固的巨船，技術設備亦隨之改善，天文氣象的知識愈趨正確，自中國西傳的指南針裨益尤大。火藥的輸入，復改變了他們的戰術武器，各種槍砲相繼發明，商船均係武裝，不僅可以自衛，且可威脅征服所至之地的國家人民。其後歐人之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印度、南洋，打開中國門戶，就是憑藉這種船炮。
十五世紀的歐洲國家首先致力於遠洋探測的為西班牙與葡萄牙，目的為通商中國、印度，而以獲得香料為主。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航，結果發現了新大陸，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進，結果發現了真正通往東方的航道。就當時對歐洲的商業利益與今後對中國的關係來說，葡人的貢獻與影響實在西班牙之上。葡萄牙是一個小國，而地理位置則便於海上活動，它一再與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爭戰，熟悉非洲的地理。十五世紀中期，幾乎每年均有遠航隊前往，終於在一四八六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發現了好望角。十二年後，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開通了歐、亞間的直航海道，採購不少印度的珍珠、細布及南洋群島所出的香料，利市高達六十倍。一五○二年，再度東來，獲利亦有五倍。葡人益銳志東略，奪取波斯忽魯模斯（Hormuz），控制紅海口的商道，進而於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擊敗了壟斷歐亞間的海上貿易約九個世紀的阿拉伯艦隊，佔領了印度西岸的臥亞（Goa），設置總督，印度洋的海權大致入於葡人掌握。雄心勃勃的臥亞總督阿布奎爾奎（Alfonso de Albuquerque），尚欲席捲整個印度洋與南洋。一五一一年攻佔了通往東印度群島的咽喉要道，馬來亞西岸的滿剌加（Malacca），繼而佔領美洛居（Moluccas），亦即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出產地。
葡萄牙的海上經營，係由國王主持，資本由他供給，貨物歸他支配。等到東來的葡人日眾，勢力愈擴愈遠，這般冒險家但顧私人的一時利益，往往不擇手段，為所欲為，國王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此為葡萄牙不能長期保持其東方權勢的原因之一。
二、海疆擾攘︱︱先驅者葡萄牙與西班牙
有史以來中國的對外問題均起於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明初，即十四世紀後期，始有來自日本的倭寇，繼之為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倭寇之禍，亦隨之嚴重。及倭寇蕩平，而西方給與中國的威脅，反有加無已。
滿剌加為明的朝貢國，久為中國人商販之地，葡人佔領之後，得知了不少中國情形。遂於一五一四年（正德九年），東抵粵江口外，為歐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達中國。一五一六年二次前來，而以第三次的規模為大，葡船及馬來船各四支，由安德魯德（Fernāo Perez d'Andrade）率領，使者皮利（Thome Pieres）偕行，於一五一七年至廣東東莞縣的屯門島，明人稱之為佛郎機（Frangues），此為十字軍時代東方回教徒對歐人的通稱，為安德魯德擔任通事的大概是馬來的回教徒。
明代南海諸番，如非朝貢之國，不許前來廣州，如非貢期，亦予阻回。朝貢其名，互市其實，“私通蕃貨與進貢者混，以圖私利”者，亦頗不少。葡人以進貢為名，但事先未經明的許可，竟突至廣州。“其人皆高鼻深目”，狀貌奇異，“銃聲如雷”，“震駭遠近”。這是中國人初次聽到西洋的砲聲，見到西洋的大船。地方官有人主張從其所請，有人認為非例。兩廣總督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因上奏請示。安德魯德退泊南頭，從事交易，皮利留於廣州，等待消息。北京初命將葡船所帶“方物”照值收購，貢使遣歸。皮利不肯即去，經回教通事的夤緣活動，卒於一五二○年進入京師。據說這位通事與明武宗十分親近。
南頭與屯門相去不遠，俱係瀕海關隘。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兩地造屋築柵，剽劫商旅，掠賣人口，自為中國所不能容忍。同時滿剌加亦來請援，明人對此敕封之國的見奪，不便坐視。責令佛郎機歸還滿剌加的命令雖未生效，屯門、南頭的葡人終被逐退。明朝事先周詳部署，招致習知葡人造船鑄炮的華人如式仿製，經過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兩次圍攻，獲得全勝，俘虜炮銃二十餘管。此為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初次戰爭，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廣東之外，葡人曾到過閩、浙。屯門、南頭被逐，廣東通商停止，北來的葡人愈多，與海盜及倭寇相結，盤踞浙江寧波的雙嶼。初尚無越軌行動，一五四六年，葡人以債務為藉口，實行劫掠，中葡再度相戰，葡人與倭寇聯合，十八年的倭寇之禍，亦於是開始。一五四八年，明軍攻破雙嶼，戰爭南移福建，再經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兩次激戰，閩海大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與福建紳民對於外人的態度完全相反，政府嚴禁通番，紳民則樂與為市。
自粵海葡人被逐之後，南海“應貢蕃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船貨不通”，廣東的經濟財政大受影響，公私皆窘。一五二九年從巡撫之請，詔命凡以往朝貢諸國，仍許照舊來粵，惟佛郎機不在其內。究諸實際，葡人並未絕跡，多居於澳門西南的浪白滘（Lampaco）島，上川島及下川島同為他們所居之地。一五三五年（嘉靖十四年），南海貢舶賄通官吏，許其寄泊澳門，每年繳納船課二萬兩。此後逐漸興建房舍，成為聚落，葡人乘機混入。一五五七年，一以金錢的運用，二以助剿海盜之功，取得同樣的待遇，數年之間，至者日眾。南海諸番自非葡人的對手，澳門遂為葡人專據，“歲規厚利，所獲不資”，“詭行異服，劍芒大砲，彌滿山海”。澳門為一半島，屬香山縣，如果葡人一旦擁眾而入，直趨廣州，將不可收拾。有人建議迫令撤屋，隨舶來往，最好予以剪除。雖未見諸行事，為了預事防範，因於一五七四年，在澳門香山之間的山基建立一座關閘，繼又添設香山縣丞，駐澳門前山寨（Casa Branca），專理民夷案件。一六一四年又與葡人約法五事，亦可說是中西最早的一個條約。終明之世，雖未許葡人朝貢，不過以後雙方尚能相安。葡人所重視的為印度、南洋，中國居於次要。十六世紀末，葡萄牙本土為西班牙所併；十七世紀，其在東方的殖民地多為荷蘭、英國攘奪，葡人亦無力在中國生事。
清初沿海遷界，澳門葡人以屬於化外而未內徙，惟航海貿易則被禁止，商務大受影響。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臥亞總督以葡王的名義，遣使請求救濟，始准其入貢，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一七二○年，清禁內地商船前往南洋，但仍聽葡萄牙諸國前往。臥亞總督為表示感激之意，再遣使前來。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第一次葡萄牙國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中國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乾隆之時，對外的防範趨嚴，以澳門地位重要，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置海防同知，訂立查驗進出洋船及在澳門夷人章程，葡人大為不便。一七五三年葡使至京陳訴，一無所得。
大致說來，首先自海道直航東來和中國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稱雄印度洋及南洋。掌握中、歐通商，但至十七世紀以後，則已日薄崦嵫。
與葡人同時分向海外擴展的西班牙人，其目標實為中國。哥倫布西航之時，即擁有西班牙當局致“契丹大可汗”（即中國皇帝）的國書。但西班牙人真正與中國接觸，則後於葡人約六十年。第一個代表西班牙進入東亞的為到過滿剌加、美洛居的葡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自歐洲出發，繞過南美洲，橫渡太平洋，於一五二一年發現了菲律賓群島。四十四年後，始由來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著手經營，又六年（一五七一）佔領呂宋。呂宋原為中國商販聚集之地，中國人初亦稱西班牙為佛郎機，有時稱為呂宋。
西班牙人佔有呂宋三年，中國海寇林鳳因官軍的攻剿，不克在閩海立足，率領部眾四千，前來爭奪，翌年失利而去。時福建師船跟踪而至，西班牙總督乘機遣使福州，得到了互市的許可。西班牙人野心勃勃，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國者，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尋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大西洋為英國所敗，此一企圖，自談不到。一五九八年，西班牙請市廣州，以違例被拒，但福建商船前往呂宋者頗多。因為菲律賓缺乏貨物，西班牙人多用銀餅付價，這種銀餅就是來自墨西哥的銀元。不過西班牙的對華商務，始終不甚重要。
販運呂宋的閩人，往往留而不返，西班牙人為了經濟及殖民地的開發，亦需要華人。於是來者日眾，西班牙人漸生疑懼，時加凌虐。一五九三年，華人憤將菲律賓總督刺殺，西班牙人大肆報復。“然華商嗜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時明廷財政困難，有人說呂宋山富銀礦，樹生金豆，可供開採，因派人往勘。西班牙人以為中國意欲襲取呂宋，華人將為內應，遂發兵圍攻，二萬五千商民，盡膏鋒刃，時為一六○三年（萬曆三十一年）。明廷無如之何，僅由福建巡撫移檄“數以擅殺之罪，令送死者妻子歸，竟不能討”。西班牙人益無忌憚，既不畏懼中國，又需要中國的貨物，華商亦仍然前往。一六三九（崇禎十二年）至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又有三次屠戮，遇難者二萬餘至萬餘人不等，雖起因不一，終不能不謂為有計劃的暴行。中國政府固未盡其保護人民之責，而西班牙給予中國的觀感，亦可想見。
三、海疆擾攘︱︱繼起的荷蘭與英國
第三個自海上與中國接觸而引起紛爭的歐洲國家為荷蘭。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販運東方貨物，十六世紀末年，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後，此舉遂予禁絕。一六○一年，荷人初到廣州請市不遂，葡人亦拒其進入澳門。“其人衣紅，眉髮連鬚須皆赤”，明人稱之為紅毛番。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積極與葡、西競爭，竟取代了葡人在東方的地位。
鑑於在粵的被阻，一六○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人得南洋閩人的引導，襲據福建澎湖。以明人嚴禁往來，斷絕接濟，不得已掛帆而去。三年之後，決以武力奪取澳門，發生了西方國家在中國境內的戰爭，結果荷人失利。一六一九年，荷人切實控有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二次進攻澳門，復被拒退，又趨閩海。再佔領澎湖，屢犯金門、廈門。閩吏勸令他去，另在別港拋泊，荷人不肯，反劫掠漁船，奴役漁民、客商，聯同海盜，侵擾內港。福建巡撫差人往巴達維亞曉諭無效，遂作進討之計。一六二四年，明軍直搗澎湖，荷人力不能抗，答應拆城還地，東去台灣。
荷人初至台灣，即於南部的一個島嶼（安平）築赤嵌城（Zeelandia），與閩商交易，這應是退出澎湖的一個條件。不久台灣南北要地，多為所有，仍不時寇擾閩疆，並將佔有基隆、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
據有金門、廈門及閩南，與清軍相抗，奮力於恢復運動的鄭成功（國姓爺Koxinga），以攻略江南不成，從台灣閩人的建議，決先取台灣，收復先人故土。經過九個月的圍攻，荷人終於一六六二年請降。此為早期歐洲人在東方經營殖民地所遭到的挫敗。
荷人佔領台灣期間，曾向清廷請市，獲得八年一貢的許可。台灣被逐之後，屢助清軍進攻鄭氏的金門、廈門。及清有台灣，以荷蘭恭順，改允五年一貢。一七二九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荷人在東方的聲勢以十七世紀為盛，然與中國的商務關係則不重要，所重視的為日本的貿易與南洋的經營。在南洋一帶，荷人先後與葡、英角逐，當地華僑備受池魚之殃。明季鼎革，閩、粵人亡命南洋者不少，荷人日益凌虐，一七四○年，在爪哇被屠殺者不下萬人，其殘暴一如西牙人之在呂宋。
約與荷蘭同時向東方活動，同被明人稱為紅毛番的另一歐洲海權國家為英國。十六世紀後期，英人屢謀別覓一通商中國、印度之道，以避開葡萄牙、西班牙的勢力，卒無所成。一五八八年，戰敗西班牙之後，始無所顧慮，開始取道好望角、印度洋東航。一五九六年（萬曆二十四年）英王曾致書中國皇帝，以船沉未達。又四年，倫敦的東印度公司成立，連續派船至印度、南洋。初與荷蘭分向西班牙進攻，繼與荷蘭相爭。有鑑於荷蘭請市中國的失敗，暫不作嘗試，惟間接在南洋、日本獲得中國的出產。一六三五年，葡萄牙為荷蘭所困，印度、澳門間的交通被阻。臥亞葡總督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協定，由英船來粵代葡人運送貨物。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廣東，澳門葡人竟不之許。一六三七年（崇禎十年），威代爾（John Weddell）代表另一英國商業團體，率船續至。葡人既恐英人奪去它的利益，又畏中國官府責難，仍多方阻撓。威代爾強入珠江，引起了中英之戰，虎門砲台失守，中國師船三隻沉沒。經葡人調解，中國允其來省買賣，威代爾答應道歉。此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觸，亦為衝突的序幕，雙方均感不快。
威代爾去後，英國內部多事，葡人續與為難，荷人復與相敵，東印度公司的基礎未穩，三十年間，英船僅來粵三次。以廣東秩序不佳，勒索重重，無貨可購，均告失敗。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轉來台灣，時鄭成功之子鄭經正為清、荷聯軍所苦，對英人表示友好，允免關稅，而以輸入軍火、棉花為交換條件。一六七五年，鄭經再有閩南，英人隨之通商廈門。清平台灣，英人在台、廈的活動終止。一六八八年重返廣州，不惟未因其曾助鄭氏而遭遇困難，此後商務且日有開展，一躍而居於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領導地位。
葡、西、荷、英之外，十七、十八世紀與中國互市的西方國家，以法、美兩國為重要。一六六○年法國商船初至廣州，一六九八年設置商務經理。時法國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此次又有教士同行，所以頗受優待。約在二十年後，法國印度公司廣州支店成立。不過法國的對華貿易有限，來粵商船每次為一到四艘，且非每年均有。美國獨立以前與中國的關係為間接的，獨立之後，始於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派船來粵，初經大西洋、印度洋，後改道太平洋，中國人稱之為花旗國。“其舶較他國為小，隨時可至，非如他國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來舶較多”，地位僅次於英國。
此外通商廣州的西方國家，有奧地利（雙鷹國）、比利時、普魯士（單鷹國）、丹麥（黃旗國）、瑞典（藍旗國）、義大利，均為十八世紀之事。
四、中俄陸上的和戰
十六、十七世紀，中西間除了為通商引起的海上紛擾外，北方陸上之爭，更為嚴重，第一次中西的大規模戰爭與正式條約的訂立，即由此而來。自蒙古汗國瓦解後，俄人開始向東擴張，一五七九年後的六十年間，囊括了亞洲北部，而於清軍入關之年（一六四四），進入黑龍江流域，奪佔土地，到處劫殺，以人為食。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波雅科夫（Poyarkov）及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二年哈巴羅夫（Khabarov）率領的哥薩克最為殘暴。於是發生了一六五二至一六六○年間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戰鬥，俄人被迫西退，然仍寇掠不已，中國稱之為羅剎或羅車。
俄人一面以武力擴地，一面希望與中國通商，屢次遣使前來窺察中國國情。早在十七世紀初年，俄人與西部蒙古已有往來，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第一次來華俄使即係取道蒙古，因無貢物，未獲覲見，僅允通商。一六五六及一六六○年（順治十三及十七年）的兩次使臣，復以不諳朝儀，不肯跪拜，及表文矜誇，不遵正朔，仍均被卻。
一六六五至一六六六年，俄人築城於雅克薩（Albazin）、尼布楚（Nerchinsk），臣屬於滿洲索倫（Solon）酋長根忒木爾（Gantimur）投降，中國在黑龍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響。康熙要求交回，不僅未被接受，尼布楚總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識丁的哥薩克人前來，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護。這位使臣似不曾提出此一荒唐要求，朝見時且實行跪拜。康熙再令交還根忒木爾，勿再侵擾邊境。時值俄國與波蘭失和，西疆多事，如在東方別起爭端，實非俄國之利，因允約束邊人，並再遣使修好，但對根忒木爾的引渡依然推拖。
這次的使臣人選為尼果賴（Nicholas G. Spatary Milescu），他是一位博學之士，於一六七六年到達，覲見時亦行跪拜禮。康熙先問察罕汗（Chagan Khan，即白汗，為蒙古人對俄皇稱號）好，次問使臣曾否學過哲學、算學。尼果賴提出十二項請求，包括兩國文書往來，應使用一種共同文字，中國遣使報聘，自由貿易，釋放俄國俘虜。康熙不作正面答覆，聲言在下列三事未解決前，兩國斷絕一切關係，第一交還根忒木爾，第二以後使臣須遵守中國禮節，第三不得再有侵犯邊境之事。尼果賴曾作爭辯，未獲結果。他在北京停留三個多月，從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處得知不少中國政治情況及康熙的對俄態度，必要時準備訴諸武力。
康熙初年，國內尚未真正統一，對俄暫時容忍。三藩之亂既平（一六八二年），國基穩固，康熙正當盛年，決心解決東北問題。他先派人觀察雅克薩形勢，部署水陸交通，然後運糧調兵，置備師船，演習紅衣（夷）炮，設大營於璦琿。但仍認“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以往數次遣使行文，令俄人撤回部眾，交還逋逃，互相貿易，各安生業，總無回報，搶掠如故。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在兵臨雅克薩時，再以此意宣示，並諭統帥彭春，如俄人獻地，勿妄殺一人，但仍然無效。彭春全軍四千人，內有長於水戰的台灣兵。經過不到一天的攻擊，俄人請降，此為有計劃而勝利的戰爭。
雅克薩收復後，可能是由於補給不易，彭春毀城引還，遂復為尼布楚的俄國援軍佔領。翌年清軍二次進擊，久攻不下。適荷蘭使臣至京，康熙帝再以和好條件交令轉發俄皇。康熙望和，俄人亦無戰意，得知中國第一次進兵之時，已派人前來，請求停戰。康熙下令撤圍，等待俄國的正式使臣定議。
俄國的使臣為果羅文（費耀多羅，Feodore A. Golovin），對於遠東情形，略有所知。俄政府對他有過兩次訓令，第一次是中俄應以黑龍江為界，最少亦須以雅克薩為界，但俄人得在黑龍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雅克薩可以放棄，勿重啟戰端。會議地點，商定為外蒙邊境的色楞格城（Selengask）。中國的代表為索額圖、佟國綱，均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隨員中有兩位耶穌會士，即法國的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綱為黑龍江及其支流，包括尼布楚、雅克薩在內，不可少棄，根忒木爾、逃人悉當索回，準俄人通使貿易，否則不與談判。
索額圖等於北行途中，得知準噶爾部的噶爾丹（Galdan）攻破了喀爾喀（外蒙），無法續進，遂通知俄方，另行擇地會議。遲至一六八九年。中國代表再度出發。康熙另有新的指示，如俄人要求尼布楚，不妨改以其東的額爾古納（Argun）河為界，換言之，就是放棄了尼布楚。他何以作此讓步？諒與噶爾丹的東侵有關。二十年前，俄人已與準噶爾有了接觸，這時噶爾丹復揚言借得俄兵，康熙不得不慎重將事。喀爾喀問題關係北方國防，必須從速處理，為不讓噶爾丹為俄人利用，致事態複雜，又必須及早解決中俄的爭端，統籌全局，對於中俄交涉立場，不能不有所修正，其內容與俄國對果羅文的第二次訓令已無大出入。
是年八月下旬，中俄使臣開始在尼布楚會議，隨同果羅文而至的武裝部隊約二千人，索額圖帶來的官兵約四千人，進入會場的衛士各七百六十人，真可說是武裝談判。果羅文的威儀極盛，索額圖有些相形見絀。雙方的開價，初均甚高，擔任通譯的張誠、徐日昇往返斡旋，方獲致諒解。後來果羅文突又變議，中國全軍即進迫尼布楚城下，果羅文終於讓步。九月七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條約簽字，原文為拉丁文，出於兩位教士之手，另有滿文及俄文譯本，其中要點：一為中俄以黑龍江上游的格爾畢齊河【註：格爾畢齊河注入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注入黑龍江】、額爾古納河與大興安嶺為界；二為俄人退出雅克薩；三為捕逃互不索回，今後不得收納，應拿獲送還；四為自由交易。
這是一次對等的談判，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遏止了俄人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保全了完整的東北達一百六十年。固然是俄人為時勢所限，在東亞的力量不足，中國正當盛世，但康熙的應付得宜，所關亦大。不過尼布楚地區則未克保有。
條約訂後，康熙以全力對付準噶爾，噶爾丹一再勸說俄人反攻雅克薩，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為所惑，噶爾丹終於敗亡，可說是康熙對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至於俄國，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在東方唯望維持與中國的和好，以便發展商務，一六九三年的俄使雅布蘭（Evert Yorbrand Ides）即為此而來。表文款式雖然不合，康熙仍予召見，準俄商每隔三年來京一次，不令納稅。旋設俄羅斯館，安置俄人，允俄人通商北京，並得派喇嘛、學生。這些權利為其後百餘年其他國家所未能享受。
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土爾扈特部，七十年前為準噶爾所迫，西走伏爾加河（Volga），歸屬於俄，仍思故土，屢來入貢。康熙為明瞭實情，加以聯絡，以制準部，因命圖理琛取道俄境前往。對於使團的言行，他均有指示，處處表示對俄的和好誠意。西伯利亞的俄官對圖理琛的接待，亦頗盡禮。彼得大帝以忙於瑞典戰爭，使團又未攜國書，所以不曾邀晤。此為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的事。
一七二○年，為改進對華貿易，有一位名叫伊思邁羅付（Leon Izmailov）的俄使到京。康熙要求先行交還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劃定蒙俄疆界，再及其他，俄使的任務因而未克達成，僅將隨員郎喀（Laurence de Lang ）留駐北京。終以中俄糾紛時起，翌年郎喀亦不得不離開北京，貿易同告停頓。及康熙、彼得兩主謝世，俄國有感於邊界問題之勢須解決，復命薩瓦（Sava L. Vladislavitch）率領一個龐大使團東來，於一七二六年抵京，名義為賀雍正登極。薩瓦屢與中國大臣談判，受到雍正的召見賞賜，若干問題大致有了諒解，惟界務則須於蒙邊恰克圖續議。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條約成立，劃定東起額爾古納河，西至沙畢納依嶺疆界，北京照舊貿易，另准於蒙邊（恰克圖）買賣，俄國增派喇嘛、學生來京。嗣後恰克圖成了陸上的廣州。雍正對俄之如此寬大，大約亦與準噶爾問題有關。時準部勢力復熾，中國對俄懷柔仍有必要。是年清軍進剿準噶爾，雍正特知照俄方，如準噶爾人逃入俄境，可予收納。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二年問，圖理琛再度赴俄，希望俄人對準噶爾問題與中國取合作態度。大致看來，康、雍兩朝，俄人頗受優遇，對於中國實情亦了解較多。
乾隆初年，命將俄人貿易統歸恰克圖，不准再來北京。時俄人對東北亞經營復趨積極，黑龍江為東去捷徑，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請假道運糧。先一年清軍已破準部，對俄無何顧慮，況此項要求實有違尼布楚條約，乾隆嚴予駁拒。準部蕩平，其酋長西逃俄境，乾隆堅令交還，幾乎引起戰爭。一七六四年後，以蒙邊俄人屢次滋事，恰克圖三次閉市，中俄等於絕交。一七九一年，由庫倫辦事大臣松筠與俄方於恰克圖訂立市約，條文全由中國擬定，互市如故。
俄國為實現航行黑龍江的希望，一八○五年（嘉慶十年）復遣使東來，因不跪拜，中途駁回。俄人十分憤慨，由於拿破崙的牽制，未敢有所舉動。一八一○年，又請通使，尤望中國先行遣派，嘉慶認為斷不可行，縱令俄人入貢，亦須斟酌。總之乾隆以後，中俄關係已轉入低潮，一般的中西關係亦復如是。
第三節 西教西學的傳入與中阻
一、耶穌會士的貢獻
東西海道大通後，第一位來東亞的基督教徒為耶穌會領袖之一的西班牙人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他於一五五二年抵廣東上川島，以明人對佛朗機印象惡劣，未能進入中國大陸，齎志以歿。葡人有了澳門，給耶穌會士若干方便。一五七九年義大利籍的羅明堅（Michael Ruggiero）到達該地，越三年，西去兩廣總督所駐紮的肇慶，以報時鐘饋贈官府，以天文算學啟迪士大夫，改著僧袍，遵行中國禮俗，他是首先來中國內地的耶穌會士。不過真正奠立天主教在中國根基的則為另一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至一六一○）。
利馬竇幼年在羅馬研習法律、天文、算學、物理、製造、地理，一五八二年抵澳門，翌年亦去肇慶，一切照羅明堅所為。他多才多藝，儀表談吐不俗，深知欲使中國人歸附耶穌基督，教士自己首須成為中國人，尤須從知識方面轉變中國人的觀念。他與羅明堅建造了一座教堂，陳列報時鐘、樂器、圖書以及印刷精美的書籍。最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的是世界地圖，和栩栩如生的聖母像。復手製日晷儀器，加以講說，更令人感到新奇，入教領洗的漸多。一五八六年羅明堅隨肇慶知府北上，取了一個中國姓名，此後每一來華教士莫不如是。他到過江西、浙江、湖廣、桂林，復回肇慶，再返歐洲，擬請教王遣使北京，以教廷多事，無暇顧及。
萬曆初年為來華耶穌會士的準備時期。其後利瑪竇前去韶州，易僧裝為儒服，於一五八九年至北京，因遭疑忌，改去南京，仍與縉紳交遊，名噪一時。一六○○年，再至北京，萬曆對他所進呈的報時鐘、西琴特別喜愛，許他留居。有了這個機會，利瑪竇本其一貫作風，講學論道，五年之間，信教者二百餘人，徐光啟（教名保祿Paul）、李之藻（教名涼庵Leon），均在其內。明季來華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故其教驟興”。眾教士之中，利瑪竇之功最大，開啟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土的先河，引起此後一百年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研究風尚。西教與西學並行。一六一○年利瑪竇卒，萬曆欽賜葬地。
製曆授時，中國一向視為大政。明代所用的為參用回回法所製的大統曆，日久常有舛誤。利瑪竇去世之年，欽天監推算日蝕不驗，詔命曾從利瑪竇習曆象學的徐光啟、李之藻，與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參與修曆，因之引起舊派的敵視。一六一三及一六一四年間，驅逐澳門葡人之議復起。南京的禮部侍郎沈㴶斥西士變亂曆法，誑惑人心，與澳門諸番通謀，陰圖不軌。以往萬曆帝的優容教士，由於喜愛鐘、琴，此時既涉及政治問題，自不能讓他們再留，各地耶穌會士均被解送澳門。
中國與西人初一接觸，即為其炮銃所震。當耶穌會士被逐之時，正滿洲努爾哈赤建元稱號之年，跟著大舉西犯。利瑪竇早已告訴徐光啟、李之藻，兵為國家大事，攻守器械，須新新無已，西洋砲銃奇巧，攻無不摧。至是以遼事急切，徐光啟請練兵自效，召葡人教炮、造炮，囑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Michael）派人赴澳門洽辦。一六二一年，葡兵百人，攜炮北上，中道被阻。同年瀋陽、遼陽失守，徐光啟再請購西炮，於是西士龍華民（Nicolas Langobarde）、陽瑪諾（Emmanuel Diaz）入京，葡兵二十四人攜火器續至。一六二六年，明軍寧遠之捷，即得力於西洋砲。善製西炮的孫元化（教名依納爵Ignatius）曾參與是役。一六二九年，徐光啟復請練兵製器，召葡人攜大砲十尊北來。翌年，徐光啟再遣人赴澳門置辦，募葡兵、華兵。以葡人多所要挾，反對西教者，復謂西炮非不可用，惟須以白蓮教為戒，事遂不成。一六三六年清軍進薄北京，明廷命四年前入京的耶穌會士日爾曼人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設局造炮，先後成五百二十尊。但潰決之局已成，新武器並未能挽救明的命運。
一六二九年，欽天監推測日蝕又誤，徐光啟依西法所推則驗，奉命開設曆局，延用西士。徐卒後二年（一六三五），新的曆書儀器全成，推測無不密合，貢獻最大的為湯若望。算學物理與天文曆法密切相關，利瑪竇首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復與李之藻合譯關於比例級數之書。物理方面，湯若望介紹光學，艾儒略（Jules Aleni）介紹力學，熊三拔、李之藻介紹水法。
天文曆法的傳入，增進了中國人對於時間的知識；地理學的傳入，改變了對於空間的觀念。自利瑪竇在肇慶繪刻世界地圖，中國人始知五大洲及地圓之說；到京進呈的貢品中，復有《萬國圖誌》。他如哲學、生理學以及繪畫，耶穌教士均有介紹。宗教書選述，自然尤多。一八二○年有一位會士帶來典籍七千部，有如西域高僧之傳入佛經。
利瑪竇卒時，信徒約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後，達十萬以上，而以崇禎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為最盛。徐光啟嘗向崇禎進天主之說，湯若望出入禁中，亦屢以為言，宮中立有教堂。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年間，后妃入教者三人，宮女七十八人，內監四十人，皇室一百十四人，各省無不有教堂教徒。南明弘光及隆武曾遣耶穌會士赴澳門求兵，為教徒瞿式耜（教名Thomas）所擁立，皇太后、皇后、太子均受洗禮。
約在一六三二年，有一位信奉西教最篤的浙江鄞縣人朱宗光，他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推崇西方文物軍政，一篇闡揚基督教義。在前一篇中，他說：“太西諸國原不同於諸蠻貊之固陋，而更有中邦所不如者。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曆之解，莫不窮源探委，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宮室皆美石所製，高者百丈，飾以金寶，緣以玻璃，衣裳楚楚，飲食衍衍，我中土繁華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荷戈之士，皆萬人敵，臨陣勇敢，誓死不顧，巨砲所擊，皆使堅城立碎，固壘隨移，我中土之武備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以如是之人心風俗，而鄙之為夷狄，吾惟恐其不夷也。”三百餘年前有此了解，洵屬難能。
二、西學西教的發展
明清交替之際，在南方的耶穌會士為支持南明的恢復運動而努力，留居北京未去的則轉而擁護滿清的新政權，頗得青睞。攝政王多爾袞到京後，限內城居民於三日遷出，俾八旗居住。湯若望奏稱，天主堂內存有新修曆書雕板、測量天象儀器，及禮器經典，不易搬移，儀器倘有損失，修正購辦亦多困難，請准西洋教士仍居原寓。多爾袞準如所請，另給上諭，加以保護。新王朝需要新時憲，多爾袞以湯若望的新曆法，合乎天象，“天運已新，允宜用此新法”。湯若望復面陳新法正確無謬，多爾袞即將所纂曆本頒行，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正，這是以往西洋教士所未曾有，而為其後一百餘年他們所常任的職位。各地教士亦多賴湯若望之蔭庇。一六五○年順治帝親政，湯若望的寵眷愈隆，不時獻替忠言，講說道理，歡洽有若家人，曾於京師賜地建天主堂，御書堂額，御製碑記。甚至太后與大臣商議大位繼承問題時，亦取決於他。耶穌會士希望順治成為中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康熙初年，大臣輔政，湯若望因曆法舊派楊光先誣陷下獄，賴太皇太后之力得以釋免，一六六六年卒。
英明好學的康熙親政後，不僅恢復了西洋教士原有的地位，給予的渥待，且過於順治之時，為在華耶穌會士的黃金時代。一六六九年，以欽天監楊光先推測不驗，製器無方革職。授比利時籍的南懷仁以欽天監監副的職銜，負實際製曆之責，他是利瑪竇、湯若望之後的第三位傑出的耶穌會士。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炮，先後成六百八十尊。召見時賜坐、賜饌，禮遇之隆為滿、漢大臣所罕有。他歿於一六八八年，追贈禮部侍郎，予諡勤敏，派大臣致祭，此又為西人所未有過的殊榮。尋復遣官祭墓，稱道他“學擅觀天，克驗四時之序，識通治曆，能符七政之占【註：七政為日月五星】。非惟推步無差，抑且藝能兼備，鑄為軍器，較舊式而呈奇，用以火攻，佐中堅而制勝。恪恭不怠，奉職惟勤，術數咸精，造思獨敏”。御製碑文，尤念念不忘其“覃運巧思，督成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的大功。三藩之役，滿清存亡所關，南懷仁所鑄大砲為清軍制勝的一大關鍵。接替他治曆工作的為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法國的耶穌會士白進（Joachim Bouvet）。張誠亦於此時攜帶天象儀器、書籍三十箱入京。
治曆、造炮為南懷仁受到寵眷的直接原因，康熙的濃厚求知欲，愈使彼此關係親密。他幾乎每日入宮，為康熙講幾何、代數。一七一三年，設算學館，選八旗世家子弟學習，兼及曆象、樂律。御製的《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律呂正義》，多采西說。
第一位服用西藥，相信西醫的中國帝王為康熙。一六九三年他忽發高燒（瘧疾），經張誠、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進以金藥（quinine），一服而愈；特於皇城內賜廣廈一所，並準於附近建築教堂。另一教士羅德先（Bernardus Rhodes）治好了他的心悸症，被任為御醫。精通外科醫理的羅懷忠（Jaseph da Casta）在內廷行走。
第一部經過測量繪製的中國地圖，成於康熙之時。一六六五年以畿輔常被水患，命白進等測量，繪成地圖。一七○八年又要他們測繪全國地圖，一七一七年完成。貢獻最大的，白進之外，有雷孝思（Joannes B.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ix）、費隱（Xavier Fridelli）、馮秉正（JAMM de Mailla）、麥大成（Joannes Gardaso），多數為法國籍。這部地圖即《皇輿全覽圖》，流行二百餘年。
在清初對外交涉中，耶穌會士頗稱活躍。一六八六年俄使到京請和，康熙曾命閔明我前往報聘。尼布楚條約的訂立，張誠、徐日昇斡旋之力實多。條約的正本為拉丁文，以後中俄文書往來亦俱用拉丁文，自然有賴於耶穌會士的翻譯。一七○五年，命翰林院學習。時俄羅斯館已設置多年，俄國學生在館習滿文、漢文，八旗子弟習俄文。雍正時，中俄交往愈繁，於是別立西洋館，專攻拉丁文。
西洋教士既受優容，傳教大得便利。一六五○年信徒已達十五萬，一六六一年約二十五萬，一六七○年約二十七萬。康熙時，法王路易十四世的聲威方盛，法國耶穌會士開始來華，他們的影響與貢獻，非他國教士所及。但只許京師的西洋人自行其教，不准各省立堂入教。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有禁止傳習天主教之舉。簽訂尼布楚條約的索額圖與張誠、徐日昇十分友好，賴他的運用，一六九二年，禮部會同大學士奏稱西洋人德性過人，近來管理天文算學、鑄造之器，隨同辦理中俄事宜，均著勞績。在各省居住的西人，亦無為惡亂行之處，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各處天主教堂應照舊存留，凡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奉旨依議。從此天主教可公開活動。十八世紀之初，教徒究有多少，不得而詳，有謂北京一處每年受洗幼童，不下四、五千人，如屬可信，全國每年入教者當有數萬人。
三、教士內訌
域外傳入中土的宗教，首推佛教為盛，次即基督教。佛教歷百年而始行，又百年而大昌。基督教的景教一派，唐時雖曾流行，但斷續無常，元以後中絕逾二百年。自耶穌會士到後，傳布的順利似過於佛教，主要原因為中國在政治、軍事方面有需於西方的科學、技藝。但是數百年來狹隘的華夷觀念，已根深柢固，衛道之士仍攻詆不已。教士內部的傾軋更是致命的打擊。
耶穌會士深知儒家權威之不可凌犯，對佛教則持排斥態度，指所言天地為不經之談。他們雖推崇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對於道學或理學，則多有批評，謂理道為虛字，駁天即理之說，指宋儒妄為註釋。理學家反詆他們為“太極之亂臣賊子，素王之惡逆渠魁”。正宏獎理學的康熙對於耶穌會士的此種議論，當亦非其所悅。
中國歷史上的叛亂，往往與宗教迷信關連，元末白蓮教亂尤為著例。耶穌會士來華前後，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西班牙人併滅呂宋，荷蘭人寇掠閩、粵。明、清之際已有人說在華教士與澳門諸番通謀，假旁門左道，“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攻擊他們“廣布邪黨，踞澳門為巢穴，接渡海上來往”，“立天主堂於京省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內外勾結。康熙初只允在京西人自行其教，不許傳布。一六九二年弛禁後，仍有人說教士離鄉背井，國君資以巨金，必有大欲。及教士內訌發生，教王直接干預，康熙的態度隨之而變。
教士的內訌，一是為了禮儀問題，一是為了教派競爭。利瑪竇認為中國所謂天或上帝，同於西教所謂最高主宰耶和華，中國的祭祀孔子、祖先、天地，並非偶像崇拜，當時他的同會教士已有人不以為然。與耶穌會士原有異見的多明我會士（Dominicans）、方濟各會士（Franciscans），屢欲來華活動，因耶穌會士及葡萄牙人的阻撓，不甚順利，遂乘機相詆，謂天與上帝不能與真主並論。祀祖、祭孔俱屬迷信。教王對此一爭議，態度忽左忽右，使問題不易解決。一六七一及一六七四年，方濟各與多明我會士得西班牙人的協助，來者日眾，耶穌會士亦將法國的力量引進，雙方縱橫捭闔。一七○○年，閔明我、張誠等特行奏陳，謂祀孔為敬其為人師範，祭祖出愛親之義，盡孝思之念，所設牌位，不過抒報本追遠，如在之意，郊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亦即所以事上帝，御賜教堂“敬天”二字匾額，正是此意。康熙完全同意，說是合乎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為天下通義。耶穌會士佔了上風，反對派自不甘休。一七○三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Clement XI）任命了一位素不以耶穌會士為然的顏璫（Carolus Maigrot）為遠東主教，次年制訂禁約，規定對天地萬物之主須稱天主，禁用天與上帝及敬天字樣，不許祭孔、祭祖，並派一年僅三十四歲的多羅（Carolu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為專使，東來執行。一七○五年（康熙四十四年）至京，康熙頗加禮遇。次年，顏璫至，斥中國為無神之地，並涉及康熙，自大的多羅復發布教王禁約。康熙大怒，將顏璫發往黑龍江，多羅押送澳門看管（一七一○年卒），傳諭在京西人，“今後如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留住不去的發給印票，安居敷教，不得復回西洋。為使教廷明瞭一切，派艾若瑟（Joseph Antonious Prouana）往羅馬傳旨，另有與教王接近的兩位義大利教士德理格（Theodroicus Perdrins）、馬國賢（Matteo Ripa）上書教王，說明中國供牌及敬天兩事。羅馬久無音信，教王反再將禁約宣布，勢在必行。一七一六年，消息傳至中國，康熙召見西人，要他們必須遵守利瑪竇的規矩。
一七一七年，北京接得教王“奏帖”，僅云即差人復命。康熙再令俄人傳信羅馬，另以西洋字刊刻，分交來粵西洋人帶去，可見他盼望教王答覆之殷。又兩年，他對一位自福建來京的教士說：“以後西洋人來信，必先奏聞，毋得隱諱。爾眾西洋人內，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見，亂寄書信者，即係亂法之人，在中國亦無用處。除會技藝人留用外，其餘眾西洋人務必逐回。”一七二○年，教王的第二次使節嘉樂（Carolus de Mezzabarba）行將抵京，康熙預囑在京的西洋人，如嘉樂問及行教之事，應公同答以“俱遵利瑪竇規矩”，不可各出己見。嘉樂到後，提出二事：一為准其管理在中國傳教西人；一為准中國入教之人，俱依教王禁約。康熙答以“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爾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傳教之西洋人亦屬無用。教王條約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他在二十九天之內，召見嘉樂六次，詳為解說供牌及稱天為上帝意義，並說“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不久又派耶穌會士前往羅馬，但教廷不許他陳訴。中國一向以敬天法祖為訓，教王要一反其道，事關中國立國大本，倘果如此，無異要中國聽命於教王，康熙自難認可。
四、西教被禁與西學之衰
康熙所重的是西洋科學技藝，愛屋及烏，所以才聽耶穌會士行教。儀禮之爭發生，引起了他的反感，屢露禁教之意。一七一六年，他曾說：“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南洋諸國之遭芟滅，應是殷鑑，教王之定欲干涉中國內政，提高了他的警惕。到了治尚嚴明，性復多疑的雍正，尤不容他人越俎，耶穌會士的捲入宮廷政治，更使他憎恨。他和他的兄弟允禟等為爭奪大權，各樹黨羽。管理北京南堂的耶穌會士穆敬遠（Joannes Mourao）和允禟接近，宗室中的蘇努父子亦與耶穌會士交好，暗助允禟。雍正繼位後，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將允禟及蘇努之子發往西寧，穆敬遠隨行，他們仍未停止活動，遊說陝甘總督年羹堯，並用拉丁字拼音通信。一向為雍正策劃的閩浙總督滿保請將各省西人除曉通技藝者外，餘俱送往澳門安置，改天主堂為公廨，嚴禁入教。於是天主教被禁，但尚不嚴厲。第二年，教王班納十三世（Benedict ⅩⅢ）的使節以賀祝新君即位為名到京。雍正告以如西洋人遵守中國法令，將照舊施恩。在京的耶穌會士亦懇求寬免逐回。雍正表示：“朕於西洋教法，原無深惡痛絕之處，但念於中國聖道無甚裨益，不過聊從眾議耳。若果無害，則異域遠人，自應從寬。”不久康熙派往羅馬的耶穌會士歸來，雍正得知教廷不許他陳訴，自感不懌，再度宣布他對宗教的看法，亦可略見他禁止天主教的原因。他說：“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為本。”“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西洋精於曆法，國家用之，其善不可泯。”“今妄生疑議，以同己為是，異己為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尚不一，不能強異，亦不能強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棄其短，則彼此可以相安。”此後，耶穌會士仍繼續前來，京師教堂照舊存在，欽天監的西人供職如故。
一七三五年，教王停止耶穌會士的在華工作，中國教禁亦日嚴一日。一七四六年乾隆有不准福建、廣東行教開堂之命；福建主教、副主教、教士遇害。自後三十餘年，教士、教徒被逮捕懲治者，時有所聞。
教士、教徒之受迫害，與反教者之常將天主教與白蓮教並舉，不無關係。嘉慶年間，教士不敢多所活動。一八○五年有兩名在宮內供職的教士，私繪直隸、山東地圖，交人帶往廣東，擬送羅馬，中途截獲。詔以其居心叵測，將一干人犯發往伊犁，西洋堂總管治罪。一八一一年，對於在京當差的教士，大加限制，出入派人跟隨，餘俱令回國。一八一四至一八二○年，主教一人、教士二人分別在成都、長沙、武昌正法，株連的中國教徒更多。
乾隆留用教士，以工於繪畫的義大利人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為最知名，次為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h）、王致誠（J. Denis Attiret）。乾隆自負的武功，多由他們繪成戰圖。圓明園內的西式建築，亦係郎世寧設計。園內有鐘房，自鳴鐘多至四千餘座，由西洋人擔任修理。對於西樂他同具興趣，所以亦有懂得音樂的教士出入宮中。
有人說明代晚期，耶穌會士被視為顧問，康熙時以學者、客卿相待，乾隆時則有如僕傭。在不違背道統、治統的原則下，康熙有使西人各獻所長的雅量。雍正雖然禁教，仍承認西洋曆法之精。乾隆所愛的為西洋玩好之物，而非科學。嘉慶時教士的地位更為低落，幾不易存身。道光時（一八三八）欽天監內的西人，為之絕跡。
西洋教士初以學術、技藝而為朝廷縉紳所重；雍正後，在上者既不之好，教禁愈演愈烈。同時文字之獄復日加殘酷；縱使利瑪竇復生，亦無以施其技，徐光啟再世，亦不敢從其遊。《四庫全書》雖收有西士譯述，而每有微詞，甚至指天文、推算、工匠製作為“誇詐迂怪，為異端之尤”，“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異端異學自不宜沾染。大儒如戴震有算學和製作智慧，而不克多所發揮；徐光啟的五世孫徐朝俊，承其家學，喜研數理，因恐涉“奇技淫巧之嫌”，不敢公開講求。其他“嗜奇之士，類多委諸例禁，置不敢言”。
禁教並未禁止通商，廣州的互市，繼續進行。商人志在謀利，難望與文化發展相聯繫。十八世紀以來，百餘年間，西方世界日新月異，科學、技藝的進步，思想、社會、政治的演進，空前所無。中國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依然故我。彼此觀念距離極遠，利害更相逕庭，根本關鍵由於雙方欠缺了解。
第四節 中西通商與英國的地位
一、廣州互市
廣州為中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開，英船曾來閩、浙，但不甚順利，互市仍集中廣州。一七一六年東印度公司設立管理會，基礎漸趨穩定，不滿之心亦與日俱增。
十九世紀以前的中西貿易，雙方均採獨佔制，在歐洲為各國的公司，特別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為廣州的洋行，特別是洋行合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為互市的自然結果，然後得官府認可，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獨佔性相似。海禁開後，洋行地位益為重要，通稱為十三行，實際不必常為此數。官府為便利計，管束夷商，徵收課稅，亦委諸洋行商人，他們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間。行商互相競爭，甚或以不正當手段，勾結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僅夷商官府兩受其害，誠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牽連。一七二○年行商商准官府，訂定規約，由各洋行合組公行，公辦對外貿易。夷商認為這種完全壟斷制度對他們愈為不利，中國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對，第二年即行廢止。
西洋貨船進口，多在六、七月間，出口在十一月前後，以便利用信風。進口時先由澳門同知撥給引水，代僱通事、買辦，出口時交出兩無蒂欠甘結，再由海關監督發給印照（紅牌）。進口收泊地點為黃埔，夷商將貨物分為股份，自行擇定行商，委託銷售，並代置辦所需貨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資本微薄，未能照數如期繳納課稅，因就中遴選殷實者，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但承銷夷貨的各行商於完納課稅，仍多觀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貨銀代墊。
夷商寄寓洋行之內，各國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賃屋開設，及商務繁盛，行商別於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稱為“夷館”。居住夷館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註：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不准攜帶眷屬，交易完畢，須退至澳門。一七五一年，禁令加嚴，如有番婦進口，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養生息，開盤踞之漸。
中西通商之前的關稅，係按貨“抽分”。十六世紀以後，改為輸銀，分水餉與陸餉。水餉一名船鈔，按船的廣狹大小為準，陸餉一名貨稅，視貨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屬正稅。船分三等，一等徵銀一千一百二十兩，二等八百八十兩，三等四百八十兩。貨稅大致為百中取二，或三、四。兩項合計，並不為重。由於海關人員的刁難勒索，夷商的實際負擔不止此數。每船所繳船鈔多在二千兩左右，所納貨稅超出正稅一倍，以至三四倍。當時歐洲貨物銷路不暢，夷船所載，大半均屬現金，每銀一兩須納百分之四的分頭銀，復以海關歲入，定有最低數目，名曰“正額”，超過的名曰“盈餘”。設關之始，正額時有不足，一再核減。其後盈餘增加，常超出正額一倍，雖由於來船日多，亦與政府的獎懲政策有關。正額固須如數，盈餘亦不得短少，否則議處，如有溢額，按數議敘。稅吏為顧考成，不免濫徵。十八世紀初年，粵海關正額每年不過四萬餘兩，盈餘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後盈餘亦列入正額。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規禮”，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件，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准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的呈文，逕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關係國體”，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為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佈。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約”，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為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為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為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為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夷傳遞書信；五為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饋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公辦夷船，眾志紛歧，於公無補”，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稟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為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啟官”，怡和的伍家，通稱“浩官”。因經營不善，以致傾家破產者亦不乏人，負荷過重，為原因之一。廣東督撫及粵海關監督每年例須以珍奇之物獻於皇室及中樞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鐘錶、洋鏡、朝珠之類，和珅的難以數計的珍藏，大都由此而來，價款則歸行商賠墊。實物貢品之外，尚有現金（貢銀），每年五萬餘兩，如遇皇帝萬壽大典，須額外報效。軍需的捐派，為數亦鉅，所可知者，乾隆時的金川與台灣兩役，行商曾分別捐銀二十萬兩及三十萬兩。廓爾喀之役，復與鹽商共捐三十萬兩。所有這些支付，無非轉嫁於夷商。
此時期的債務糾紛，亦趨嚴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貨價、借領夷商銀兩，並未生效。這是雙方的責任。拖欠貨價，多由於每年夷商回國之時，將售賣未盡之貨，作價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銀兩，照複利滾算。日久本利累積，遂成巨額。借領銀兩多由於港腳商人，貪圖重利【註：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的商人，其船名曰“Country Ship”。港腳為country的譯音】，將款貸於行商，終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賒欠英商貨銀一萬兩，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還。一七七九年，另有兩行商因高利貸積欠港腳商達三百八十餘萬兩，其中三分二為利息，英國派遣兵船強索，政府除將兩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償，於是有徵收“行用”之事，將本輕易售之貨，每銀一兩，抽行用三分，備作還債之用。日後貢項、軍需、捐派均出其中。貨物不論粗細，一體加抽，且不止三分。
關於兇案，一七七三年，一華民在澳門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處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鳴炮誤斃華人兩命，貨長遭受拘捕，英人武裝示威，中國派兵包圍夷館，實行封艙，卒將砲手縊斃，從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馬戛爾尼奉使的無成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廣州夷商所受的壓迫愈甚，糾紛愈多。一七八四年，砲手處死案使他們感到安全可慮，尤重要的問題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十八世紀末年，鴉片進口與茶葉出口逐年增加，利潤至大，同時又希望為工業革命後的紡織品推廣市場。一七八七年，英國政府決定援以往俄國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使，與北京直接交涉，希望取消中國對於互市的限制，給與英商便利與保護，取得一處地方或海島作為貨棧，兩國互換使節。卡茨喀特道卒。一七九二年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Bengal）長官的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司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隨員八十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九十五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一萬五千餘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畫、毯氈、軍品、車輛、船式，計六百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的文明。英王喬治第三的“表文”，即致中國皇帝的國書，首先稱道中國地方廣大，皇帝仁慈，繼謂英人的海外活動，非為開疆拓土，亦非為貪圖商業利益，而在增廣見聞，交換知識，互通有無，中國尤為所嚮往，所以派人前來駐紮。在隨行人員中，“如大皇帝用他的學問巧思，要他辦事做些精巧技術，只管委他”。所有在華英人，亦“求大皇帝加恩”。
使團到達之前，由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說是英王因前年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特遣使進貢。乾隆表示歡迎，命沿海督撫照料，另派大員在天津接待。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馬戛爾尼行抵北京，再轉往乾隆駐蹕的熱河。為了覲見禮節，雙方發生爭議。乾隆要他跪拜，馬戛爾尼只肯行英國之禮，乾隆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即將頒賜英王的敕諭與禮品發給馬戛爾尼，含有逐客之意。禮品中有玉器、瓷器、彩緞、茶葉、墨、扇之類，大可與貢品作一比較。敕諭措詞全是上國口吻，一面嘉許英王恭順，一面不准留人住京，理由是不合體制。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六項請求，因於別一敕諭中逐一駁拒。首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最後告誡英王，如英船至浙江、天津，定當驅逐。
馬戛爾尼於失望之餘，十月初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由軍機大臣松筠護送。行至杭州，改由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伴行，續赴廣州，回抵英倫，已是一七九四年九月。馬戛爾尼之來，雖係為了英國商務與中英關係，亦望促進中國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驕盈自負的乾隆，與貪庸不學的實際首相和珅均不足以語此。他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過不少中央、地方大員，目睹耳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如一旦與英國發生衝突，勢將土崩瓦解，俄人或將乘機而入。這些觀察，不妨說是他的真正所得。馬戛爾尼曾與長麟談到廣州商務問題，長麟允加整頓。東印度公司即將不滿之事，逐條稟呈，獲准的僅為英人可於夷館附近花園散步，每月兩天；貨船開行後，英人可在廣州續留二十天；英人得向買辦學習漢語；英人犯法由本人當罪，惟大班須負責將犯人交出；其他貨稅陋規依然如故。
馬戛爾尼曾告訴長麟，將來英王要另具國書，再來進獻。過了兩年喬治第三果然續有書來，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的回答是要他“益勵藎誠，永承恩眷”。雙方在觀念上是南轅北轍，不愉快的事件愈來愈多。
四、糾紛不已
馬戛爾尼東來之時，正值法國革命，英、法對敵之秋。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傳聞法國軍艦在粵洋出現，英兵船亦駛至虎門口外，兩廣總督以停止貿易相威脅，始行離去。一八○二年，法軍攻入葡萄牙，英兵船又來廣東，準備登陸澳門，北京命粵督嚴陣以待。旋以英法議和，英兵船離去。此一行動，再加上欽天監葡人的中傷，謂英人兇狡譎詐，常懷蠶食之志，印度已為併滅，益增清廷的猜恨。一八○八年，英軍竟將澳門佔領，粵督實行封艙，英海軍提督準備強硬對付，粵督亦調兵備戰。經英國大班的調解，英軍始退。嘉慶痛斥英人，重懲廣東督撫將軍，重訂防夷章程。五年之後，又有英兵船在虎門口外追捕美國商船之事，粵督調集水師制止，責令大班負責，以封艙相迫；大班則以撤退貨船為要挾，結果妥協了結。英人傷斃華人事件，一八○○至一八一○年，有過三次，每次均引起交兇爭執，大都不了了之。債務問題，一八○九年有三家行商拖欠英債約一百七十萬兩，仍於行用項下清償。一八一五年復有七家行商負債約一百萬兩，英商以牽涉過廣，恐行商破產，影響貿易，允止息歸還。
以上是馬戛爾尼返國後二十年間，中英間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粵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使團的規模不似上次之大，貢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為曾隨馬戛爾尼到過北京、現任公司大班的小司當東（Sir George T. Staunton），是一位中國極不歡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徵得中國同意，此次北京得悉消息之時，阿美士德已將至大沽。此為英國有意為之，使中國無從拒絕。鑑於以往英國的行動越軌，北京對於英使的再來，自多疑慮。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慶派了兩位大員照料。如馬戛爾尼一樣，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慶定要他遵行。定期覲見的早晨，經過長夜奔馳，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的宮門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禮。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猝然患病，不能行動”。嘉慶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逐回。當天阿美士德離開北京，失敗甚於馬戛爾尼。是後中英的齟齬有加無已。其犖犖大者，有一八二○年的交兇案，英船以退出廣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債務案，英船以不進口要挾，中國亦準備斷絕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餘萬兩的債務雖照例於行用內清償，而為數略同的新債又生。
另一嚴重爭執為“番婦”案。一八三○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攜眷坐轎，入住夷館，粵督限日離去，否則派兵驅逐。大班即招來武裝水手抵抗，公然指責中國官吏妄用權勢，後果正復難測。經行商調解，英婦退回澳門。事為一位粵籍給事中所知，據以奏聞，斥英人“自恃富強，膽大妄為”，“控制之方，不可不稍從嚴峻”。粵督重申禁令，不准番婦居住夷館及夷人乘坐肩輿，夷商如有事須赴總督衙門稟控，應將稟詞交行商代遞。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每年來粵的歐洲商船約三十至四十隻，以英國為多。至十八世紀前期增為八、九十隻，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者約二十隻，俱為一等大船，港腳船約三十隻，十之五六為大船。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對華貿易進展最速，每年三十餘隻，十之八九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國商人為推廣通商地區，港腳船不時私來福建、台灣。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北航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登州，傳教士郭士立（即甲利，Charles Gǖtzlaff）同行，調查沿海情形，要求貿易，並散發文告，申述在粵所受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地方官照例不准進口，但私與相通者仍眾。胡夏米、郭士立認為北方人民樂與外人買賣，官府既無實力，亦不認真執行禁令。中國武備廢弛已極，如要發展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