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凌，空前兇猛，中國的反應亦隨之激烈。反應有兩種類型，動機雖均為自救，而所循途徑則大相逕庭。一為外察大勢，內求諸己，認為必須大事變革，與人並駕齊驅，結果形成政治改制運動；一為昧視時代，仍要返回中國中心之世，與外界絕緣，結果演為暴力反洋運動。

第一節　救國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強運動的失敗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至中日甲午戰爭，為時已逾三十年，時間不為不久，結果證明全部破產。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為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恭親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總綰軍機處與總署，當政二十四年（一八六○至一八八四）。李鴻章在疆吏中權高勢隆，歷任巡撫總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間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至一八九五），為新政的實際計劃者及執行者，更是成敗所繫。初受知於曾國藩，因工於謀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細”見稱。復以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煊赫一時，曾國藩又說他“拼命作官”。不過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貴，缺乏恢宏抱負、遠大器識，於國家全局、人民福澤，未能遠慮慎思。

李以軍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槍之力，此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為第一的觀念所自來。抱此見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謀國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動機，在平內亂、禦外侮，但一開始即有輕重緩急之別。恭親王曾說，太平軍為心腹之憂，英、俄各國為肢體之患。換言之，平內亂為第一，禦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復，大亂敉平在望，各國對華夏採協和政策，一時海不揚波，清廷的自強熱忱隨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灣的刺激，自強運動再起，雖仍不外強兵，果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強，則“不獨東人（日）無慮，即西人亦無覬覦地”。不久事實證明，兵並未能強，原因又復安在？恭親王說，是因為以往十年，“並無自強之實，從前事情，幾於日久漸忘。……屢經奏請籌辦，而歧於異見，致多阻格者有之，絀於經費，未能擴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無以繼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異議多”。他殷望此後“上下一心，內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終，堅苦貞定，且歷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蘊，力事講求，為實在可以自立之計，為實在能禦外侮之計”。舊勢力之排斥新觀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國一千年來的道統、治統思想與種種根深柢固的積習，如欲使其頓然改易，徹底破除，尤屬困難重重。然亦非絕不可能，全係於最高當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識、定見、公誠無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國權力的為一無知多慾而陰狠的慈禧。

恭親王的措詞，尚有若干涵蓄。李鴻章則明白指出，太平軍平定之後，清廷最感不安的為地方勢力的增強，處心積慮，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憤慨地說：“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採無根浮言。”又謂中國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並力。中國朝廷無人，誰作主張？朝議不定，早作晚輟。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國強，更恐大權旁落，尾大不掉。恭親王無權無勇，尚屢遭譴懲，以至罷黜。李鴻章手握重兵，屯駐近畿及黃河、長江下游，各大兵工廠以及輪船、煤礦，亦無不由他控制，與外人復頗相得。西人於有意無意之間，不時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時，他們說他將自立為帝，光緒繼位之初，又有他謀自建王朝之說。他的實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問題發生，他與朝廷的意見不合，西人推波助瀾，謠傳他將與戈登進軍北京。戈登雖然否認，然亦承認歐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國皇帝。報載俄人如佔領北京，李必應允俄人的條件，俄人必擁李稱帝。曾出使德國的通政司使劉錫鴻劾他跋扈不臣，儼然帝制，假外援以窺神器。詔責其信口誣議，加以處分；但慈禧愈不能無動於心。中法戰後，更有人請置李於死，可想見他的處境，不免憂讒畏譏。即使他於自強之道，有真知灼見，亦不敢多作主張。

李自始即認定如能強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再三說以西洋政教風俗善良，官民相與講求，臻於上理，國以富強。日本有見及此，在英國的日人，大都學習律法、經制，學兵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只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家國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民氣常鬱結不能上達”，必須使“吏效其職，民輸其情，……群懷踴躍之心，以供國家之用”。簡言之，欲圖富強，應革新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發揮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擁護，始克有成。李仍謂兵為立國大端。他亦曾興辦學堂，派遣學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終不離軍政、製造。留學歸來的嚴復、馬建忠對於西洋富強原因，亦均有認識。嚴復主持北洋水師學堂十餘年，自言“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馬建忠只是受命辦理交涉，均無裨於李的自強觀念。他亦非不知學堂、博物院之應開辦，時文小楷之當廢，此不過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於軍事之外，別求其大其遠者，亦斷不得以行。他又說，自強之難，事之不易猝辦，由於“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設防，猶畫餅也”。人才繫於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歸咎朝廷，其他困難則多來自中央。慈禧在財政上藉口經費支絀，同時又假新政之名籌款，從中分肥，以供揮霍。在輿論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詆，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鴻章有恩怨及利害衝突之人，加以阻撓。與李名位相當的左宗棠，意見往往與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縱，以分其勢，其他督撫亦非盡以李為然，未必合作無間。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強路線而論，各種事業的本身弱點，亦復不少。人事、設備無一健全。經營不善，技術不精，原料不給，以致產品惡劣，式樣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辦廠局的主管，有為有守者少，把持營私者眾，恣意侵蝕，濫用人員，掛名分肥。官督商辦者或官商合辦者，亦無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歸於總辦、會辦輩，商人視入股為畏途。間有自好之士，又絀於才學，不明工藝，諸事依仗所僱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僅一知半解，而又專橫自是。馬格里主持的金陵製造局，所鑄大砲，在大沽口兩次演放爆炸，終不認過。日意格之於福州船廠，密妥士之於天津製造局，無不獨斷獨行。所用洋匠，往往僅曉粗工，不知精詳，事事一成不變。所購機器，陳舊不堪，一聽洋員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購自外洋，既不經濟，復不可恃。開平煤礦雖解決了燃料問題，鋼鐵木材仍須進口，平時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戰時勢必有斷絕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槍砲，大半購自各國；即對內用兵，如左宗棠之於西北，同樣須由海外置辦。產量無多，為一原因，中國自製終不及外國之利，為又一原因。英國國會議員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謂機器局所造為無用之器，只便各督撫之私。李鴻章亦說船廠徒增糜費。

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為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為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為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為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為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為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為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為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為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持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中國強而且富，不強不富，固於中國有害，亦於西人不利；中國的貧弱，在不善變，變的根本在改革科學，學習西方的興學育才方法。此一議論，引起了不少中國人的共鳴。是後類此的主張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建議先於現有書院設天文、輿地、格致、船政、法學等科；狄考文建議廣設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大學，將男女以及士農工商悉納於學。

李提摩太來華遲於林樂知十年，主張略同。他說中國圖強，莫先於教育，應派官員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國學習，國內設西學書院。並撰《七國新學備要》（Modern Education），勸設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改組，以《萬國公報》為機關報，四年後會務歸李提摩大負責。他的交遊至廣，上至達官，下及士民，宣傳益力，業務發展迅速。五六年間，出版的書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譯的馬懇西《泰西新史攬要》（Robert Mackenzie：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編的《中西四大政》、《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興華新義》、《文學興國策》、《治安新策》，最為暢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萬國公報》幾乎每期均登載有批評中國政治腐敗的文字，指陳清廷的險象，認為必須一變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則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為聘用西人，設立新政部。林樂知的建議為提高中央的權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權，使其參與商務、工藝、農務等局。他們不贊成中國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應聘用“西國賢臣”，甚而將全國或若干省歸英人臨時治理。不過他們亦認為政事當為人民謀福利，予人民陳說之路，中央可不設議院，民間則當設議局。此外復有人說到日本開集議院，大布新政，丕變故法。有了議會“上以備官府之諮，下以慰黎民之願，民情之愛樂於以見”。林樂知、李提摩太的譯述，常常比較各國新政，《泰西新史攬要》實際是介紹近代西方國家變法的成效，自有啟發作用。張之洞曾說：“海濱人士稍稍閱讀《萬國公報》，……接西國教士，漸有省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謂“智”，不只是科學。

對於中國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們已倡導“遠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則中國將為土耳其、波蘭之續。李鴻章為琉球問題，有聯俄制日之意。他們力言，俄國慾壑難填，中國聯俄將失各國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與中國交合，在華教士立即響應。甲午戰後，極言俄為中國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約，無異投肉虎口；“俄欲華弱，英欲華強”，中國必當親英。日本戰勝中國後，英國另眼看待，傳教士因而又主中國對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遊說張之洞，勸連好日本，結論仍是授權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聯絡康有為、梁啟超，分訪李鴻章、翁同龢、恭親王。翁稱他是位“豪傑”、“說客”，承認所言富民、富官，學人要通各國政事，甚為切摯。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英國公使歐格訥，亦分向王大臣進言。福士德在上海《時務報》發表的各項辦法，與傳教士無甚出入。

三、改制論的萌動

自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咸視變法為大忌，相戒不輕彈此調。為時將近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因襲無革。十九世紀中葉，若干讀過西人著述，及身歷目睹曾與西人交遊之士，對於西方政教，漸生嚮慕，間有論著，但無人正面主張中國應該仿行。曾國藩在日記（一八六二）中曾說“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只是空泛感想，與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見諸議論而有積極表示的為馮桂芬，他列舉中國之未能富強，是因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處。他的改革主張，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達，依公論以定黜陟，採會推保舉之法，裁汰冗員，省減則例，仿行地方自治，變革科舉學校之制，而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西方之術，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先河。郭嵩燾較為急進，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為本。否則“即傾國考究西法，亦無裨益”。

馮、郭的議論發於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漸形成一種輿論或運動。代表人物與著作，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年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籌洋芻議》，一八八○年左右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註：係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訂】，一八八七至一九○○年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註：何啟初撰《新政要略》，胡禮垣衍為《新政真詮》，一名《新政論議》】，一八九○年湯震（壽潛）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陳虬的《經世博議》、《救世要義》，及約與同時的陳熾的《庸書》。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視。馬曾留學巴黎，薛曾佐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廣交西士，復遊英、法、日本，鄭曾習西文西學，供職美、英洋行，何留學英國，胡肄業於香港之中央書院。他們論及的範圍與馮、郭無何出入，而深度過之，尤其是對於政治問題。

外交方面，他們力主維護國家主權，指陳以往所訂條約之害：關稅必須爭回自主，對於民生必需的貨物，寬其徵以蘇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徵以濟國用；現行的稅率盡奪中國利源，與保護商民之理，大相背謬。馬建忠主張於修約之時，堅持改約，取消釐金，提高關稅，以為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鄭觀應的意見，約略相近，凡關稅有不利人民、有礙國家自主之權者，均應隨時自行更變，這是與公法吻合的。海關行政權當操之中國。自總稅務司以至各稅司幫辦，逐步易用華人，“不致陰袒西人，阻撓稅則，不特於榷政大有裨益，而於中朝國體，所保尤大”。陳熾於洋員管理海關之害言之亦切。領事裁判權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國何地，即受治於該地的有司，在中國則不然，諸事因之掣肘。薛福成主張各口岸專設衙門，最好是參用中西律例，審辦華洋訟件，否則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華人。對於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他抨擊極力，有了此款“一國所得，諸國安然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驅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目前雖難頓廢，不妨另訂一通行之約，會歸於一【註：駐英大臣曾紀澤亦曾論及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條款之害】。鄭觀應又指出國際公法不全可恃，強國可執國際公法以繩人，弱者惟有隱忍受屈，惟有自強方可得公法之益。關於外交政策，王韜主結好英、日以抗俄，鄭觀應、湯震、孫熾等意見亦然，薛福成主聯絡美國或俄國，但首須自強。

經濟方面，他們一致強調發展工業，亦即發展社會經濟。馬建忠說：“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貨多、進口貨少。富強以工商為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開商之源”。工為其基，商為其用。閉關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須發展商務，不使外人盡佔中國之利。益事推廣茶、絲，使用機器紡紗、織布，抵制洋紗、洋布進口。同時大興礦政，以求自給。王韜、鄭觀應的主張相同，鄭於商務尤多所發揮。他說外人不患中國練兵講武，特患中國奪其利權，“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西洋有專理工商的機構，中國亦當仿行：中央設商部，地方設工商公所。中國商務一日不興，外人的貪謀一日不輟，“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就是經濟戰，日本採行的即此政策，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中國地大物博，人多財廣，仿行後定可超過日本。“國既富矣，兵奚不強？”既富且強，方可與各國講信修睦。

學術、教育的改革，鄭觀應主張亦力。國家盛衰，繫於人才，人才出自學校。西洋之強在於學，西學精微廣大，中國人尚未涉其藩籬。應一面廣設西學書院，變通文武科考制度，試以西學，一面仿西洋程式，擴充學宮、書院，州縣設文武小學，府省設中學，京師設大學。文分文學、政事、言語（外交）、格致、工藝、雜學（商農醫）六科；武分陸軍、海軍。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長，“以之治國則國富，以之治兵則兵強，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無不理，事無不舉”。女子學塾應行增設，纏足應申禁令，立限一年，違者罪其家長。學生出洋，應繼續遣派，但宜選年在二十左右而識大體者；有用西書亦須譯出。馬建忠且有設翻譯書院之議。

最突出的為政治革新主張，他們開始倡導涉及國體的民主或議院問題。馬建忠雖不滿英、美、法的民主政治，但亦謂議院立則下情可達。王韜謂“民可順而不可逆”。以往的新政，只能為民禍而不能為民福；英國的君民共主制度，方為富強基礎所在。積極主張開議院的為鄭觀應，“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有了議院可詢謀僉同，上下同心，“君國大政，君秉其權，轉餉度支，民肩其任”。“君民相洽，情誼交孚”。自無敵國敢相凌侮。君主之國，權偏於上，民主之國，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湯震提出一緩進方案：以王公至各衙門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組成上議院，由軍機處主之；以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下者組成下議院，由都察院主之；省、府、州、縣之事有應議者，凡巨紳以至舉人貢生、生員、監生，皆令與議。

從學理上鼓吹民主政治的為何啟、胡禮垣。他們說古今政治雖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分，實際“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平民。民有性命而不能保，則賴君以保之，民有物業恐不能護，則藉君以護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業方能護，則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惟恐法令之不能行也。於是乎奉一人以為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王者欲保世滋大，國祚綿長，則必選舉以同好惡，設議員以布公事”。持論有如黃宗羲與盧梭。泰西立國，“上有清明之法度，下有平恕之民情，而富強之體已傳”。富強之本在政治，政治之本在法度，最好的法度為民主，他們與鄭觀應、王韜均認為英國的君主立憲最足為中國所法，均認為有議院則民志伸、民心結，無異合中國四萬萬人為一人，中國將為世界至強的國家。

這一時期主張改制的人，往往引證中國歷史及孔子之言，以破中國不能維新之說。王韜謂西人以五千年來中國未之或變，其實不然，邃古為創制之世，唐、虞為文明之盛世，三代至秦而一變，漢、唐至今又一變。西人又常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處於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聖之時者也”。對於典章制度，“惟求不悖於古，以宜今而已”。何啟、胡禮垣亦謂孔子對於以常法為訓的諸經，皆有刪削，而獨保全以無常法為教的《易經》，並加以闡明，用意至為昭著。至於漢學、宋學，皆須摒棄，然後儒教乃昌。可見他們求變的殷切。

四、孫中山奮鬥的開始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第一位領導中國政治革新運動的為孫文（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孫文號中山，廣東香山人。香山密邇澳門、香港，距廣州不遠，對外接觸的機會較多，赴海外謀生者亦眾，並有遠去英、美就學者，直接間接易於獲得新知。他在幼年時代，對於洪秀全的反清故事，英、法軍在廣州附近的蹂躪，及西方事情，均有所聞。影響他最大的應為他所受的教育。七歲入村塾，十三歲去檀香山，就讀於英美學校，“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深讚西方教學的完善，遠勝中國。“課暇與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平生。當時所懷，一若使我國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十九歲以後，學於廣州、香港，最後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香港不僅給他以科學訓練，並啟發了他的政治意識。“外人能存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地如香港，其故安在？”於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因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府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這是他自述他的政治革新動機的由來。西醫書院為何啟所創，何啟的政治議論，對他應亦有影響。他又說：“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雖不免言之過甚，而英人在香港的設施，曾引發了他政治改造志趣則無可疑。

廣東與越南的關係，有若唇齒。中法戰爭期間，廣州一夕數驚，清廷忽和忽戰，一無是處。香港華人因抵制法船，遭受英人壓迫，為他所目睹，益憤清廷之無能，開始聯合同志，宣誓驅除滿人，實現大同。“以學校為鼓吹之地，借醫學為入世之媒”，始交同學及天地會人士。二十七歲西醫書院畢業，懸壺澳門、廣州，施醫贈藥，進行革命不懈，認定必須喚醒民族，中國方克根本得治。

一八九四年春，孫北去上海，見到王韜、鄭觀應。鄭和他同里，約長他二十四歲。先已相識，見解頗多相通之處。六月，孫至天津，投書李鴻章，陳富強大計，必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與改良派的議論無何不同。因為他希望李能有作為，自不便說以革命。時中日朝鮮事起，李對他未加理會。孫旋去北京，以窺虛實，並入武漢，觀察長江形勢，然後再赴檀香山。

孫雖早有傾覆滿清之意，促成他最後決心的，一為對李鴻章失望，一為中日戰爭。在他到檀香山前後，中國陸海軍已經戰敗。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聯合華僑，成立“興中會”。初僅二十餘人，不久增至一百餘人。為了便於活動，雖仍以愛國富強號召，但已痛論中國國勢之危，斥責在上者因循粉飾，在下者蒙昧無知，以至辱國喪師，“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瓜分豆剖，實堪虞於目前”，皆由於“庸奴誤國”，所以必須“振興中華”。革命的意味已躍然紙上。一八九五年二月，孫回香港，合併了另一救國團體，即楊衢雲領導的“輔仁文社”，正式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會員誓詞，明顯的揭示民族、民權主義，積極進行以武力奪取廣州。不僅與滿清絕不兩立，與當時其他維新派的立場行事，亦全不同。

廣東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會黨紛起。戰爭期間，招募的勇丁、漁民，戰後多被遣散，與會黨合流。一八九五年夏秋之交，亂事愈熾，遍於東江、北江及西路，各州縣風聲鶴唳，未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時生事端。官府嚴厲鎮壓，大事誅戮，粵督自言“日以殺人為事”。廣東之外，廣西右江一帶亦有民變。甘肅回亂更為嚴重，直隸大雨成災，山東黃河多處決口。人民痛心疾首於清廷的對日屈辱，紛紛請願，悲憤的情緒，撼動北京。種種情勢無一不利於革命行動。興中會計劃於十月下旬在廣州舉事，準備策應的會黨傳說有四五萬人之眾。以事機洩露，歸於失敗，革命黨多人殉難，陸皓東為其中之一，供詞直言“非廢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滿清。……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革命黨的行動從此開始，聲威從此揚播。

孫中山於事敗後，東去日本。以往他們自以為是“造反”，因日本報紙稱他們為革命黨，今後遂但言革命，不言造反。孫的革命據點，一為檀香山，二為香港。到日本後，於橫濱設興中會分會，建立了第三個海外基地，日後且成為革命的中樞。第二年（一八九六）孫經檀香山、美國轉往倫敦。清方對於他的行踪，十分注意，到倫敦十天，即被誘拘於清使館，設計者為使館參贊馬格里。以英政府的干涉獲釋，報紙競相刊載，孫撰文說明他的主張，國際間對於中國的革命有了認識。孫在倫敦留居約九個月，致力於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學理的研究與實際的觀察，知道專恃政治仍不能使人民臻於幸福之境，尚須於經濟上善為處理，使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一併解決。

五、康有為與維新派的思想及活動

知識分子之致力於中國制度改革運動已二十年，而掀起其高潮並一度使之見於實施的為康有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他不是此一運動的首倡者，而是積極的推行者。康為廣東南海縣人，幼年致力於史學、理學、經學，而以經世致用為歸。二十一歲，獲交一位編修，得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各種新書、及道光以來掌故。同年遊香港，復受到深刻啟示，開始閱讀有關西事及世界史地遊記之書，尋求救世利民之理。二十五歲到上海，益感西人治術有自，鑽研西學的興趣愈高，對於當時的中外譯書、報刊，無所不讀。他富於想像、推理，能自闢境界，因而會通中西之說與佛典，衍成一套政治理論。

中法戰爭對他亦是一大刺激。一八八六年勸說兩廣總督張之洞擴大譯書的範圍，謂西學甚多新理，政治書極為重要。一八八八年到北京，上書光緒，首就外患內亂，指出國家的危機；次論吏治腐敗，過去舉辦洋務，未見其利，反見其害，必須及時變法，方可圖強。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原則，亦即是施行新的制度，予人民以發言權，任用新的人才，罷黜腐敗官僚。他想透過國子監代為上遞，管理國子監的翁同龢頗服他的議論，但以語太訐直，未敢代達。孫中山的奮鬥係自下而上，實行革命；康係自上而下，欲得君行道。是後他繼續活動，為人起草封奏，請停頤和園工，勸醇親王勿預政事，責樞臣無狀，禁宦寺干政，均告無效。因決心努力於思想改造，培植幹部，然後再作政治請願。他的步驟仍著重於上層說服，希望朝廷覺悟振奮。

一八九○至一八九三年，康在廣州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從他受學的有梁啟超等。所講的為中國學術源流，政治沿革得失，取西方各國以為比例推斷，闡明變法救國之方。每講辨入微，聽者歡喜踴躍。“有時語及國事杌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歔，或至流涕”，聽者又為“振盪怵惕，凜然於匹夫之責”。他的重要著述，一為一八九一年刊行的《新學偽經考》。“新”是指王莽的國號，“偽經”是指古文經書。劉歆為要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偽造了幾種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作理論根據，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乃“新學”而非“漢學”。這一說法，不論是否能夠成立，確可代表他的懷疑精神，動搖了泥古的保守觀念，舊的學說不全可信。二為一八九二年開始寫的《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年定稿）。謂經書係孔子假古人的言論，按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托古改制，將古代政治理想化，其他先秦諸子，無不如是。證明孔子亦是一位維新派，用孔子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書中又論到政治社會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由據亂世，而昇平世，而太平世。歷史是在變的，是在進步的。梁啟超說《新學偽經考》有如思想界的一大颶風，《孔子改制考》則如火山的大噴火，即是思想的大解放。三為《大同書》，一八八五年著手草擬，一八九三年輪廓已具，主旨在發揮天下為公，人己同權理論與辦法，以期實現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太平世，共同治理，共同生產，共同生活，一切平等。不過目前尚為據亂世，只可講小康，即昇平世，應先改革政治，以謀國家的富強。

在變法運動期間，康的得力輔佐是梁啟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梁為廣東新會人，才氣至高，十歲成秀才，十七歲中舉【註：康有為中舉遲三年】。從康受業後，見解一新。一八九四年，康、梁入京會試，均未獲售。康之落第是因為他的議論有悖於聖賢之言。接著有人彈劾他的《新學偽經考》，不許他講學。第二年他再至京會試，時正中、日議和，在他的策劃下，由梁發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都察院，請求拒約，其他各省舉人紛起響應。條約互換之前，康又邀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餘名，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作大規模的請願，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註：公車指舉人言】，實為知識分子的聯合政治運動。請願書為康所起草，陳戰守之方及他日自強之道。一為請皇上發罪己、明罰、求才之詔；二為遷都西安，以對日賠款改充軍費，決不求和；三為選將、練兵、購械，與日本續戰；四為變法，以成天下之治，力行富強、養民、教民之法。“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總之“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都察院拒不代遞，但已流傳京滬。第二天，康成進士，復單獨上書，專論變法，終於六月三日達到光緒手中，發交軍機處，軍機大臣翁同龢曾訪康商談。康大為興奮，進行愈力。

七月，康在北京創刊《中外公報》。八月組織“強學會”，參加的有京官陳熾、沈曾植及道員袁世凱等，梁啟超為主要負責人，曾獲翁同龢、孫家鼐、張之洞、劉坤一等的讚許。守舊大臣徐桐、剛毅及御史褚成博等則加以攻詆。康旋往上海，設強學會分會，發行《強學報》，入會者有黃遵憲、張謇、汪康年等。黃遵憲曾在日本及美、英任外交官，一八九○年出版的《日本國志》是他的名著，其中關於明治維新的記述，對於讀者頗有影響，康為其一。張謇受知於翁同龢，汪康年與張之洞接近。一八九六年一月，北京強學會與《中外公報》遭受封禁，上海強學分會與《強學報》亦停。黃遵憲、汪康年改辦《時務報》（旬刊），梁啟超主筆政，撰《變法通議》諸文，謂各種制度無時無事不變，今日尤需要變，主動求變，否則必為列強分割而亡國。以往的自強新政無不仰助西人，只利於外國，中國反蒙其害。“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變官制應伸民權，中國二千年來，君權日尊，國威日損，如設立議院，使君權與民權合，議法與行法分，自然可強。再不變法，可能發生革命。最好是採英國、日本的辦法，行民權而不取民主。梁的文字奇詭，一時爭誦，數月之內，《時務報》銷行一萬餘份。一八九七年，又編印《西政叢書》，計三十二種。設大同譯書局、女子學堂、不纏足會。時康創刊《知新報》於澳門，開“聖學會”、“廣仁學堂”，發行《廣仁報》於桂林。風氣素稱閉塞的湖南，由於巡撫陳寶箴及子三立、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與地方人士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輩的領導，創設“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新報》（旬刊）、《湘報》（日刊），舉辦各項新政，氣象頓變。梁啟超應聘主講時務學堂，中學以經史為主，西學以憲法官制為歸，而以興民權為救國途徑。南學會為一政治團體，集合南省志士，講求救亡之策，有總會、有分會。地方有事，公議而行，具有議會規模；萬一華北不保，南省仍可自立，為國家留一生機。梁任教雖僅四月，而留下的影響則繼長增高。

譚嗣同（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八），傾心於王夫之、黃宗羲之學及龔自珍、魏源的議論，對康有為十分景仰。著有《仁學》，強調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性，必須衝決一切束縛網羅。今日外患已深，“分割兆矣，已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痛斥滿清當道之愚與私，甚至說中國“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君主為公眾所推舉，君權非由神授。他的理想的社會近於康的大同，而措詞則多為激烈。

倡導維新的人物，無一不受到西方的影響。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國病源所在的為嚴復（一八五四至一九二一）。嚴為閩人，十四歲至二十七歲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及英國海軍學院受過八年的科學教育，有過五年軍艦實習經驗。二十八歲起，總理天津水師學堂教務十五年。甲午戰後，他認為西方之勝於中國者，不僅在器械而在政教風俗，其所以富強，由於公理日伸。中國不惟不足以當西洋，“即東洋得其餘緒，業已欺我有餘。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復生，亦無能為力”，因決以言論警世。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連續在天津《直報》、《國聞報》發表精闢之論，與《時務報》南北相應。他說西洋命脈之所在為“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中西事理之最不同處，“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人主恆，西人主變。所以西人日進無疆。講富強、救危亡，惟有用西洋之術。富強不外利民，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使自由、自治。“斯民也，固天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今日之要政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實施的事項莫亟於廢八股，即漢學、宋學、詞章亦皆宜束之高閣。他復就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原理，闡發救亡的論證。一八九六年刊行所譯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就自強保種事，反覆致意，使讀者怵焉知變【註：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年嚴續譯斯賓塞爾《群學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亞丹斯密《原富》（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權界論》（JS Mill：On Liberty）、孟德斯鳩《法意》（Montesquieu：Spirit of Laws）等書，影響不及《天演論》之大】。

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維新人士最活躍的地區為北京、上海、天津、湖南，次為湖北、江西、廣西、浙江、福建、陝西等省。他們的機構有學會、報館、學堂。參加公車上書的舉人散歸各地後，自有推動的作用。學會的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據說多至百餘，報紙亦由十九種增至七十種。清代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現在已被打破。

第二節　短命的維新與朝局三變

一、變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政，始終以海防為中心。經過長期經營，多以為縱不能抗衡西方大國，要足以與日本相敵，而事實證明大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認為應改進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謂兵為立國之本的李鴻章亦稱道日本各項政治日新月異，中國亦宜於此致力。他又指出中國人才無教，學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並不能轉移大局。在他當權之日，尚不克大有作為，此時更不待言。翁同龢為光緒的近臣，對於新學西政，所知無多，但不失為有心之士，盡力啟導光緒的政治觀念，光緒十九歲時（一八八九），翁為講說聖賢治績，不必盡同，特進呈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謂為最切時宜，勸他留心洋務。一八九一年，光緒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湯震的《危言》、陳熾的《庸書》進呈，並讀《泰西新史攬要》，翁盛稱他英爽精明。翁接觸過不少維新人物【註：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頗賞識他們的才學，承認變法的必要。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主變則一。他說：“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非要，西政為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註：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要。作全面推動的為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為。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為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為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為開端，惟有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為法。“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為偏安，無能為計。”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為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為，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為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此地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法律官制為先”。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為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准其具摺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局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舊佈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遊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宋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梁啟超再合各省舉人上書，可說是第二次的公車上書。康開“保國會”，講保國、保種、保教歸之於變法。各省類似的自保會，繼之成立。一言以蔽之，變法維新的動機是為對外自保。守舊派雖加攻詆，光緒則謂“會能保國，豈不甚善？”

二、百日維新

維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獲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當支持與光緒的同情，聲勢似乎頗壯，但阻力亦屬不少。榮祿及軍機大臣剛毅，對康有為極為痛惡，飽經事故的恭親王態度消極。翁同龢以頻頻受劾，不敢積極主張。五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卒，康促翁及時而行，翁反希望他離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為御史楊深秀、侍讀學士徐致靖草摺請明定國是，力行維新。光緒下了最後決心，以去就爭。他告訴慶親王奕劻：“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允不過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緒命翁擬變法上諭，十一日正式頒布。略云：“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惟是風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發奮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務求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便之才。”“百日維新”於是開始。

國是詔下，維新派為之歡騰。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為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君臣一致認為非盡變舊法與維新不能自強。康說，近年非不言變法，然只是局部的變，是變事而非變法。變法須先將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對於守舊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關變法之事，可特下詔書，使守舊大臣無從駁議。中國大患在民智不開，八股試士必須廢除，並論到籌款、築路、練兵、興學、譯書諸事。光緒對康本欲重用，為剛毅所抑，僅命在總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動之下，百日之內，變法的奏摺紛上，上諭日或數頒，大致可歸納為四類：

一為教育學術，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問題。國是詔發布之日，首命舉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設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宗室出洋遊歷，挑選學生赴東洋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試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停止朝考，殿試後即可授職，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派梁啟超辦理。頒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命保薦精專製造、格致人才，印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及張之洞的《勸學篇》。

二為經濟建設。康曾謂西人“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必須講求富國養民之法，以工商立國。以往的製造企業為官辦，率多偷減，敷衍欺飾，今後應“縱民為之”。本此原則，詔命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各省設分局。廣設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訂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洋農學各書，採中西各法，切實開墾。獨立開闢地利者，給予特賞。頒製器、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就各地物產設立工廠。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弛八旗經商之禁，命習士農工商。訂開屯徙戶，計口授田新章。

三為軍事。改練洋操，挑留精壯，裁空糧，節餉需，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準備舉辦民兵。定興造槍砲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四為政治。最重要的為變革機構，提高效率，廣開言路。見諸命令的為刪訂各衙門則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東河總督，與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其餘應裁文武各缺，均分別詳議趕辦。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臬、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京師報館，準報紙臚陳利弊，據實昌言，一律呈覽。每年出款入款，分類列表，按月刊報【註：康有為想像中的與計劃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定立憲，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不分，皇帝親統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遷都上海，以為新京。據他說，軍民合治以下諸事，已得光緒的同意】。

九十年代，列強在東亞，壁壘分明，何者應防，何者應交，應有所抉擇。英、日對於俄、德、法陣線極端不安，希望與中國結合。德佔膠州灣後，英、日開始分向劉坤一、張之洞遊說，日本更為積極。兩年以來，劉、張對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為英、日與中國利害一致，應與相結。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武官訪張之洞，力言中國聯交英、日的重要。復說譚嗣同、唐才常，謂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從前交戰，願與中國聯結，救中國亦為自救。如中、日聯盟，再引英國相助，定可遏止俄國在東亞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興亞會”，邀宴上海名士，謂白人“席捲六合，直注東邦，印度、緬甸、安南依次被滅，至今屹然為狂瀾砥柱，……以為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欲與日本釋怨修好。

維新派對於聯好日、英的意見，初不盡相同；旅順事起，漸趨一致。康有為先向翁同龢進言，繼為兩御史草疏，稱“英真救人之邦”，日願相助，亦為真情。復撰《聯英日策》遍告朝野，主開旅順、大連，准各國通商。俄國公使警告李鴻章，如不許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約作廢。康再說翁同龢，謂以英、日抗俄必無害。光緒責恭親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與定約，輸以大利，今約期未半年，不獨不能阻人（德）來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約之謂何？”恭、李答稱：“若以旅、大予之，密約如故。”慈禧亦對光緒施用壓力。維新派之親英、日至為明顯。

三、新舊派的明爭暗鬥

康有為憑他一片熱忱與動人言論，一躍而起，以為只要獲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獨斷，即可暢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緒缺少真正權力，但畢竟是一國之主，慈禧或不致毫無顧憚。其實慈禧與光緒之間的嫌隙已深，一八九五年光緒革退接近慈禧的軍機兼總署大臣孫毓汶、徐用儀，慈禧亦革退擁護光緒的總署大臣汪鳴鑾、長麟，第二年又將翁同龢罷毓慶宮【註：光緒的讀書處】，使他們君臣不能經常相見。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惟知攬權。有人說如果奉戴她來變法，她將不會反對，似屬可能，此可於同治朝及光緒前期的推行新政見之。現在光緒要爭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內心益憤。國是詔頒發後四天，翁同龢革職，派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書崇禮兼署步軍統領，分別掌握京師駐軍，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禮部尚書懷塔布、軍機大臣剛毅分管京營，對光緒均極不利。

新舊觀念的衝突為歷史的必然，實際的利害更為彼此的水火的主因。康有為本想透過他的學說來推動變法，絲毫不曾生效。衛道之士指《新學偽經考》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就是傾向維新的翁同龢亦斥為說經家的野狐，孫家鼐責他學術不端，心術可疑。《孔子改制考》亦遭到相同攻訐。湖南舉辦新政早於百日維新一年，地方士紳，詆南學會提倡一切平等為“禽獸之行”，時務學堂為製造無父無君之亂黨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說康想藉保國會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說他聚眾滋事，圖謀不軌，還有人說各省自保，國家將從此分裂。國是詔發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騤阻撓新政。許痛詆康有為居心不可測。舊派的御史謂變法勢將召亂，保國會徒保中國，不保清朝。這是新、舊派的公開鬥爭。

廢八股為變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對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廢除“勢必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等於斷送了他們和現職官吏子弟的前程。次為興學堂，舊派雖不便逕行反對，但是此事連帶涉及改書院、廢淫祠【註：不在祀典之祠】，而把持書院及依淫祠為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婦，亦為之嘩然。至於裁綠營，及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使身無一技之長的百餘萬人陷於絕境。

開制度局關係變法的根本，六七月間，流言紛起，說是將盡廢軍機處、內閣、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撫、藩、臬、司、道，內外震撼，奕劻、孫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門及疆吏對於新政上諭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會。光緒屢頒嚴旨，飭令於交議事件，迅速議覆，應辦諸事，限期執行，否則懲治不貸。復申誡各省督撫不得掩飾支吾，指名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鍾麟、直隸總督榮祿。

康以變法的進行不如理想，八月二十八日，再上一長達數千言的奏摺，極陳時變之急、分割之苦，新政變而不變、行而未行之無益，制度局不開，零星散雜之無裨。光緒決採猛進政策，八月三十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門，鄂、粵、滇三巡撫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紛請慈禧保全。九月四日，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及四侍郎阻撓該部主事王照上書，悉予革職，王照則不次擢升，舉朝為之錯愕。五日，加新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卿銜，派為軍機處章京，參與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實權。又二日，撤李鴻章、敬信總署大臣差，舊黨益惴惴不安。

康有為力主早日開設議院，九月九日，詔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以期集思廣益。十三日，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以議制度。但情勢的發展，對新黨日益不利。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變

慈禧成竹在胸，著著部署，待機而動，翁同龢的開缺與榮祿的出任直隸總督為顯而易見之事。軍機處實際歸剛毅領導，總署仍是慶親王奕劻主持，接近維新派的張蔭桓遭受參劾。八月二十四日，上諭宣布慈禧、光緒定於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閱兵。盛傳屆時將行廢立。舊派承慈禧之意，與榮祿密商。新派日夜憂懼，但缺乏武力。康請仿日本之制，立參謀本部，選勇士與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統馭，但為情況所不許可。

袁世凱自朝鮮歸來，李鴻章派他會辦遼東前敵糧台。戰後他向督辦軍務處提出練兵計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得到李鴻藻、榮祿的支持，奉命督練天津小站的新軍。第二年為人所參，賴榮祿之力，方獲無事，可見他們的關係不同泛泛。袁亦不時奔走於翁同龢之門，百日維新行將開始之時，與翁深談時局，慷慨自誓，儼然是位愛國志士，這時他已升任直隸按察使。康有為以袁頗知外事，參加過強學會，使人和他聯結，袁表示對康極為欽佩，於榮祿則有不滿之詞。康信以為真，說光緒召袁來京，收備不測。

皇帝與近臣在懋勤殿議政並非創舉，光緒以為應無困難。九月十四日，向慈禧請示，竟未獲准，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楊銳勸他對慈禧將順，不可固執，變法宜有次第。光緒賜以密詔，說是太后堅持不肯變法，自己權力不足，如操之過急，“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朕今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而又不致有拂聖（慈禧）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候朕熟思審慮，再行辦理”。看來態度漸轉緩和。十六日召見袁世凱，擢授侍郎，專辦練兵。十七日，二次召見，命與榮祿各辦各事，暗示他可不受榮祿節制。同日，派康有為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以去反對者的目標，密諭以此舉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十八日康與林旭、譚嗣同、梁啟超等共商，決定勸袁舉行政變。是晚譚嗣同訪袁，說以誅榮祿、圍頤和圓、保護皇上，以袁為直隸總督。袁答應將來光緒來天津閱兵時，即先於軍中殺榮祿。譚滿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議康有為延伊藤博文為政府顧問。八月初，有人奏請“借才”、“聯邦”，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內政實權，特別指名伊藤。如與日本聯合，可長保太平之局，“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九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請光緒召見，宣示中、日和睦之誼，甚至用為中國宰相，因之盛傳伊藤將任軍機大臣或顧問大臣，舊黨益為惶悚【註：伊藤過天津時，自言光緒對他等待已久，榮祿在宴會上神色慘沮不歡，未遑終席，借事辭去。奕劻接見伊藤時亦表示冷淡，惟有張蔭桓熱誠招待】。

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同一天，康有為乞助於李提摩太，李再提出他的聯邦主張，中、日、美、英合而為一。接著楊深秀奏請趁伊藤在京，早定大計，團結英、美、日，實行合邦。御史宋伯魯奏請派李鴻章、康有為與李提摩太、伊藤商酌辦法。

新黨的武裝政變，尚需時日，合邦計劃尚待商議之時，舊黨已斷然行動。九月十八日御史楊崇伊請太后訓政。十九日慈禧自頤和園還宮，榮祿節制的董福祥軍入京，聶士成軍向天津集中。二十日上午，光緒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下午伊藤博文覲見，光緒謂中、日同在一洲，最為接近，當同心合力，親密國交，並問以對中國改革意見。伊藤答稱，日本天皇意亦相同，願與王大臣相商，均為慈禧在簾內聞見。二十一日慈禧宣布訓政，幽禁光緒，完成了她第三次政變。

政變的導火線多謂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據袁自言，他於九月二十日下午返抵天津，僅向榮祿略述內情，並說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第二天即政變之日，始對榮祿備述詳細情形。”即使如此。二十日下午所談，已足令榮祿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當晚榮祿定必將消息報告慈禧。政變如箭在弦，絕不能免，以袁的機警，自知何去何從。袁的兵力不過七千人，京津一帶駐軍不下數萬人，北京、天津皆榮祿掌握，不要說袁部難以開往北京，縱使於天津閱兵之時，採取行動，亦無懾服他的勝算。何況慈禧的威嚴猶在，中樞及地方要津幾盡為舊黨所據，毫無權力的光緒與僅放言高論的康有為輩，如何能和他們對抗。袁為自身利害，不僅不聽從新黨之議，冒此大險，且欲向對方建功。慈禧之所以於光緒第三次見袁及會晤伊藤後的次日實行政變，可能是顧慮萬一袁果有舉動，日、英果有表示，將不易應付，遂當機立斷。

政變之後，慈禧除將光緒幽囚外，一為懲治他的政敵，二為推翻新政。她所欲得之而甘心的康有為，已於政變前一天出京，因李提摩太及上海英領事之助，南走香港。梁啟超、王照得日本公使林權助及伊藤之助東渡日本。譚嗣同自願為主張犧牲，與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張蔭桓被逮。張以日、英使營救，與禮部尚書李端棻遣戍新疆，餘俱於二十八日被殺，是為“戊戌六君子”，其他新黨人物獲罪者尚多【註：徐致靖（禮部侍郎）父子下獄，陳寶箴父子、宋伯魯、張元濟、黃遵憲、熊希齡、江標、王錫蕃（禮部侍郎）、文廷式拿問，張百熙（廣東學政）革職留任】。

策劃政變的榮祿內調為軍機大臣，仍節制北洋各軍，操軍政大權。被光緒革罷的懷塔布等，一一起用，被裁撤的職官，照常設置。復八股舊制，停經濟特科，禁士民上書、結會，撤農工商總局。百日維新期間所宣布的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概推翻，一切恢復舊觀。

百日維新期間，英、日與俄對立，政變後俄國為勝利者。九月二十七日，各國公使在俄使館會議，英、日公使不至。自英東來的英國議員貝思福曾晤康有為於香港，十月四日到上海，三次與伊藤博文商談英、日、美、德同盟。北上後，訪奕劻、榮祿、李鴻章，願派將弁代練陸軍，他們同意先由張之洞在南省辦起，以免與俄國在華北衝突。貝思福旋去天津，晤袁世凱。最後致書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主英、美在華合作。伊藤亦曾訪張之洞、劉坤一，諒不外為防俄。

政變後圖謀廢立愈急，先製播康有為毒殺光緒的消息，繼改說光緒久病，中外盛傳他已不在人世。劉坤一勸奕劻不可輕舉妄動，否則“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這是內在的有力警告。英公使竇納樂亦謂如果光緒於此時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後果異常嚴重，這是外來的有力警告。奕劻極力解釋，允由法國使館醫生入診，事後醫云光緒僅是身體虛弱，無大病症，但是廢立的陰謀絕不因此中止。十二月將駐紮近畿的聶士成、董福祥、宋慶、袁世凱四軍及添募的一軍合編為“武衛軍”，仍歸榮祿統轄。舊曆新年前後，一再宣佈光緒尚未痊癒，並由榮祿再試探劉坤一的態度。劉稱“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請榮祿考慮，慈禧不得不暫為從緩。

梁啟超到日本後，發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康有為於一八九九年七月，在加拿大組織成“保皇會”【註：全名為“保救大清皇帝會”，一稱“中國維新會”（Chinese Reform Association）】，頌揚光緒，慈禧恨入骨髓，必去光緒而後已。十二月，召劉坤一來京，使不能再行阻撓。李鴻章亦不以廢立為然，謂光緒的罪不明，倘貿然從事，各國必先抗議，各督且將仗義聲討，不妨先立太子，徐俟機會，慈禧採納了他的意見。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同治之子，滿語曰“大阿哥”，是為“己亥建儲”，傳說將於庚子年（一九○○）即位改元。詔發後一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等一千二百餘人通電反對，海內外紛起力爭。各國雖無何表示，但英人對於拿辦經元善之事則多方阻撓，慈禧無如之何，緝捕康、梁更不可能。

第三節　社會不安與義和團的發展

一、民生經濟的凋敝

南京條約訂立後，進口貨第一為鴉片，第二為紗布，以其物美價廉，土紗、土布不能與之競爭。沿海一帶首先受到打擊。一八六○年起，中國全部開放，進口激增。鴉片因中國內地栽植日多，進口漸減，紗布躍居第一位。九十年代紗布在每年進口的總值二萬七千萬兩中約佔一萬萬兩，較六十年代增加了八十餘倍。土紗、土布的生產銳退，不能自給，須以現金購買洋紗、洋布。現金大都為出售糧食所得，而糧食又常不敷自食，尤以貧苦的華北為然【註：華北每人耕地不足二畝，豐收時每年夏秋兩季產糧約二三百斤，全部所得，勉強可不受飢餓】。茶、絲原為出口大宗，八十年代以後，茶以印度、日本的競爭，出口開始下跌，九十年代末由佔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四降至百分之十八。絲的出口，亦在減少之中。

甲午戰前外人已在各口岸設立工廠，戰後正式取得此項權利，包括船舶修造、紡紗、自來水、電氣、製茶、繅絲、製糖、打蛋、榨油、捲菸、造紙、製藥等，以船舶修造業為大。最大輪船公司為怡和與太古，九十年代共有輪船五十餘艘，招商局有二十六艘，往來沿海長江。海運完全取代了河運，運河兩岸城鎮隨之蕭條。依漕運為生者，大都失業，長江流域的船戶、水手、工人，同樣受到影響。最早通車的鐵路，如津榆線、津通線、蘆漢線北段，均在華北地區，舊有的交通運輸自蒙打擊。電報、郵政的開辦，亦使不少人的生計發生問題。

水旱饑饉的災難，亦以華北為甚。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晉、豫災情為數百年所未有。餓死者不可數計。黃河自一八五五年在豫東決口，由蘇北改道山東，奪大清河入海後，以河身逼仄，水流不暢，堤工草率，屢次漫溢。一八八七年九月，鄭州決口三百餘丈，南入賈魯河、淮河，豫東、皖北被害特巨。一八八九年一月，始行合龍，死亡百餘萬人，用款千萬兩。同年及一八九○年，山東境內兩次潰決。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八年，幾乎無歲不決。田舍漂沒，人畜死亡，山東災區達六十州縣，直隸為二十六州縣。一八八八、一八九○、一八九二、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永定河連續潰決，決口自十丈至百餘丈，直隸災區達二十六州縣。一八九九年，直、魯、晉及蘇北復久旱不雨，糧價猛漲，貧者多賤價出賣子女。

人民苦痛加重的第三個原因為政府的搜括。政府的搜括由於支出的增多，財政拮据。財政拮据由於連年戰亂，宮廷揮霍，河工賑濟，以及舉辦新政所需，再加以對外賠款，一八九五年前，每年應付外債本息（賠款與貸款），約三四百萬兩，勉可負荷。甲午之役，軍費借款約一萬二千萬兩，對日賠款本息為二萬六千餘萬兩，皆來自借貸。每年應還二千三四百萬兩，須另行籌措。於是扣廉俸、增釐金、折漕米，土藥（國內所產鴉片）、茶葉、鹽、糖、煙、酒加稅，整頓田房契稅，勒令典當各商捐輸，仍然不能彌補。一八九八年發行“昭信股票”一萬萬兩，命官民領票繳銀，民間所存銀票不得不向銀鋪、銀號兌現，舖號猝無以應，以致倒閉，闔市騷動，商家納賄以求免。農民計田苛派，按戶嚴傳，不准稍減，否則鎖拿扣押，政府所得不過一千萬兩。據一八九九年戶部報告，每年息債（外債）、軍務、洋務（新政）各需二千餘萬兩，中央、地方經常所費約二千萬兩，合計近一萬萬兩，歲入為八千餘萬兩，不敷一千數百萬兩。詔命查核關稅、釐金、鹽課，限一個月內辦就，急若星火，特派軍機大臣剛毅赴江南、廣東督籌。其他各省均有增解，多係強令藩司、鹽運使、糧道認繳，中飽之數自然不少。

二、人心鬱憤與教案再起

天災、人禍為民不聊生的兩大因素，而以人禍為最。所謂人禍，一為官府的橫徵暴斂，二為洋貨的充斥。洋貨為洋人所輸入，徵斂與對外賠款有關。傳教士的所作所為，又常使人民感切膚之痛，因之怨毒多集於洋人。從中煽惑者多為地方士紳，群起而應者則為平民，認定洋人為一切禍源，掃除了洋人，中國即可太平。傳教士與教民首當其衝。

天津教案解決後，七十年代，四川、安徽、福建仍時有教民衝突之事。一八八五年，重慶教民向考生尋釁，考生死傷三十餘人，人民憤而搗毀教堂，中國反賠償二十萬兩。一八九○年，川東大足余棟臣（余蠻子）起而領導打教，參加者以哥老會、鄉團為多，歷數三十年來洋人如何欺侮中華，傳教士的種種不法。

哥老會聲勢的增長，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事。湘軍中本多哥老會，“楚師十萬，無人不結盟拜兄弟”。太平軍及捻亂既定，湘軍解散，江、浙兩省不下十萬人，回籍後，多不能斂手歸農。稍後自陝、甘遣還者，亦以萬計，相繼入哥老會。川、滇軍事結束，兵勇裁撤十數萬，大都成為“袍哥”（哥老會）。湖北、江西、安徽之退伍者，紛紛效尤，傳習哥老會者無縣不有，由兵勇而及於無業遊民與鄉農，通財尚義，以“打富濟貧”相號召。余棟臣起事之年，江西、安徽、湖南哥老會的暴動，尚與傳教無涉，但是一八九一年，鄂、贛、皖、蘇及山東教案的不斷發生，幾悉哥老會所為。張之洞曾說：“長江口岸，匪黨佈滿，……上起荊、襄，下至武、漢以下，皆已聯為一氣。”打教滋事主之者為李鴻。李鴻為前被正法的江南提督李世忠（捻首李昭壽）之子，為報父仇，聯通哥老會焚燒教堂，不只是要為清廷製造對外的困難，而且準備攻取南京。鎮江海關稅務幫辦英人梅遜（C.W. Mason）為之招募洋人，購運槍械，事泄未成。同年有四川、雲南、貴州的叛亂。熱河金丹教（白蓮教的一支），眾至數萬，攻陷朝陽、平泉、赤峰等城，焚燒教堂，波及吉林。各國公使動輒聲稱將採聯合行動，最後是撤革官員、懲處人犯、賠償、撫卹，款悉出自地方。湖南候補道周漢素惡洋教，編撰文告、歌謠，繪製圖畫，刊刷流播。一八九三年，詔令查禁，周漢革職管束，但兩湖反教之事，依然不停。

一八九五年後，教士教民氣焰益高，民教衝突隨之轉烈，各國的態度，更為蠻橫。是年先有四川成都教堂被毀，繼有福建古田英國教士遇害。德使因德教士在山東兗州被毆，對總署百般恐嚇。一八九六年，蘇、魯之交又有多處教堂被毀。與教案無關的動亂，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屢起於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河南。一八九五年的甘肅回亂，蔓延西寧、河州，頭目不一，各擁眾數萬，歷時一年七個月始定。廣西、廣東的天地會亦紛紛舉事。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列強在華的掠奪最為猛烈，國內動亂亦最為嚴重，遍及於滇、黔、湘、鄂、贛、豫、皖、浙、閩、粵諸省，而以川、桂、直、魯為甚。四川仍由余棟臣領導，於一八九八年再起，檄文中就社會、經濟、禮教、領土，指陳洋人的如下罪行：“海舶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之生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菸毒中土，以淫巧盪人心。姦淫我婦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佔據我都會，巧取我銀錢，小兒視如瓜果，國債重於邱山。焚我皇宮，滅我屬國。既佔上海，又割台灣，膠州立埠，國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橫，未有甚於今日者。”此番興師，專為打教，不擾地方，“但誅洋人，非叛國家”，事成之後，日本軍費之賠償，昭信股票之派款，一概可免。余的黨眾約萬人，直接擾及地區為川東十餘州縣，間接受到影響的三十有餘。鄂西的“江湖會”（哥老會別支），亦假余的旗號而起，宜昌、湘西為之震動。安徽北部的白蓮教起於一八九九年，從者二萬餘。廣西天地會於一八九八年連陷數城，擾及廣東。某御史說他們為孫文的黨羽，軍械火藥為孫所接濟。又有人說，如一旦入湖南，順江而東，將成為第二個洪秀全。清廷命兩廣總督確查孫文踪跡，沿江沿海警戒，可見其張皇的一斑。其實廣西之亂與孫文並無關涉。

余棟臣的反教滅洋運動，性質與同時在華北萌動的義和拳甚為相近。四川通商口岸僅有重慶一處，長江上游輪船行駛困難，川人所受洋人的侵害尚不為大。四川又為多山腹地，向外聯絡發展不易，余的勢力僅限於一隅。起於華北的義和拳則情勢大異，終於釀成震撼中外的空前事變。

三、山東、直隸的義和團

山東民風剛強，向有“山東好漢”之稱，具有反抗精神的白蓮教，遍於城鄉，許多武俠小說以山東為背景。加之人口稠密，生計維艱，嘯聚滋事，時所不免，六十年代，所在蜂起。煙台開埠，洋貨湧入，漕運改道，黃河潰溢，山東被禍獨甚。山東為天主教士最早活動的區域之一，全省新舊教徒約八萬人，以魯西運河兩岸為多。一八八八年，德國取得了山東的保教權，教士愈橫，強佔田產，包攬詞訟，庇護歹徒，擅自收稅，重利盤剝，囤積居奇，勒索訛詐，人民為其魚肉，官府受其挾制。

一八九五年，日軍攻略威海衛，盤踞三年，登州、萊州一帶備受蹂躪。一八九七年，膠州灣及附近城池為德軍佔領。一八九八年，日軍甫去，英軍又來，山東南北兩港皆為外人所有。德國的勢力且深入堂奧，築路開礦。教士教民動輒傾陷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為會匪，怵以兵威。一八九八年及一八九九年，魯南發生教案及德人被毆之事，德兵焚掠村莊，濫行屠殺，拘禁士紳，勒索賠款。一八九九年英國以肥城教案，亦索款佔地。德人復為修築鐵路而侵奪田畝、拆毀廬墓，人民抗阻，被德軍殺斃二十餘命。一九○○年初，衝突再起，官兵開槍轟擊，逮捕首要。德人聲言再度出兵，山東巡撫不得不與訂立築路開礦章程。英人以自勘威海衛界址，人民不服，亦曾發生相似事端。

反教或反洋事件，如要形成一個運動，定然有其組織。四川余棟臣之所以能有相當聲勢，得力於鄉團。鄉團本為民間保衛身家而設，其在山東，鄉團與白蓮教原不兩立。教亂弭定，地方治安仍賴鄉團維持，白蓮教徒散歸鄉里，漸行滲入。此輩大都練習拳棒，鄉團亦多工技擊。鄉團由士紳領導，憎惡教士、教民，白蓮教徒的信仰與教士、教民不能相容，與鄉團立場漸歸一致。鄉團大抵忠於官府，白蓮教徒亦由反清而反洋，遂至合流。白蓮教原奉彌勒佛為主宰，後漸雜糅道教成分，及其他迷信，支派不一，以“八卦教”的勢力為大，別有“天理”、“金丹”、“紅燈”教之分，成員以鄉農為主。八卦教所練之拳曰“義和拳”，一名“梅花拳”，各有神壇，自稱祈禱後降神附體，口誦咒語，金刀不入，槍砲不傷。

義和拳初流行於運河兩岸，為教堂、教民麇集之地，與教民時起爭執。李秉衡任魯撫時（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目拳民為義民，傳習者日眾，有“大刀會”、“紅燈照”等名稱，揚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誠心用功，可避刀劍，可避槍砲，……興大清，滅洋教”，大清代表中國。李秉衡因鉅野教案受到處分，然為官廉正，魯人為之不平。魯西北冠縣民教互鬥已久，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延及數十州縣，義和拳之名大著。魯東南的反教事件亦所在蜂起，沂州一處多至數十案。魯東的阻止德人築路，亦有義和拳參加。冠縣教案擴大，清廷下令嚴查，巡撫張汝梅掩耳盜鈴，將義和拳歸入鄉團，名日義和團，無異認可其合法地位。

一八九九年春，暴戾無知的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拳眾多富神力，以禦洋人，必可大勝。拳眾氣焰愈張，到處毀教堂、殺教民，豎“傳神、鋤教、滅洋義和拳”紅黃旗。毓賢以為凡與教士、教民為難者，即係良民。九、十月間，魯北義和拳不服官軍彈壓，被袁世凱部擊散，知縣、營官因之撤職。總之，是年秋至次年春、夏之交，山東義和拳最為猖獗，魯北的中心為平原、德州，魯西北為臨清、東昌，魯東為登州、萊州、黃縣、平度、濰縣，魯西南為濟寧、兗州、曹州，魯南為沂州、莒州，魯中為濟南附近。

直隸南境毗鄰山東，一八九八年，義和拳已不時出沒。翌年十二月，袁世凱任山東巡撫，一面採取分化策略，勒令教民出教反教，釜底抽薪，以減少義和拳的滋擾對象，一面武力剿辦，擊潰義和拳的組織。勒令出教、反教，因煙台美領事的抗議，半途而止，武力剿辦則貫徹到底。訂立嚴禁拳匪章程，如有設廠教習，不分首徒，該管州、縣照縱匪例參辦；吏役、莊長、首事、地保分別監禁、正法；設廠之家，家產充公，習邪拳者，殺無赦。官民遇匪即開槍痛擊，但求境內無事，不惜以鄰為壑。拳團在他的大力鎮壓之下，相率北走，沿途發布揭示，謂“天主教並耶穌堂，毀謗神聖，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吾等俱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北京為外國公使的駐紮地，中華君臣直接受他們的欺侮，天津為距拳團最近的洋人集中地，中華黎民常遭他們的侮壓，因之拳團即以此兩處為目標，期一舉殲滅，根絕禍源，此或為拳團北去的更大原因。加以這時冀北亢旱，瘟疫流行，拳團乘機宣傳，將災害歸罪於教士、教民之不准敬天。駐天津的直隸總督裕祿庸懦畏怯，駐保定的按察使廷雍有意庇護，拳團遂由冀南而冀中，一路進向天津，會合靜海、獨流、永清一帶的拳民，一路進向保定，一九○○年五月，北及淶水、易州、涿州，以至北京附近的長辛店、豐台、黃村，殺傷教士、洋人、教民，焚燒教堂及教民房舍，抗拒官兵。

四、慈禧對拳團的縱庇

義和團在山東之得以立足，以至日益擴張，是由於近五年來歷任巡撫的有意袒護，放縱鼓勵；最後成為燎原之火，慈禧的態度為極大關鍵。年餘以來，慈禧對外人之同情變法，援救新黨，干涉廢立，認為是存心作對。一八九九年，各國暴橫之行，連續而至。除山東德軍外，有俄軍之圍困遼東半島的金州，殺傷皮子窩、旅順人民，英軍之驅逐九龍城中國官員，法軍之強踞廣州灣兩島，義大利之要索浙江三門灣，在在增加她的對外仇恨。中樞較有力量的人物，一派為巧滑的榮祿，庸鄙的奕劻，但事依阿固寵，見風轉舵；一派為悍愎的軍機大臣剛毅、啟秀，愚昧的大學士徐恫、端郡王載漪，只求一時快意，推波助瀾。

義和團的立場與慈禧的希望不盡相符，而仇洋反教的心理則一氣相通。慈禧初時所采的應付辦法，近乎兩面政策，取締之令甫頒，縱容之詔又下。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曾命對義和團加意彈壓防範；繼又謂山東保甲團練，紳民踴躍從事，應請求推行，以備緩急。十二月，申諭朝廷於民教一視同仁，地方官應隨時勸導，以杜爭端；繼又嚴飭各督撫認真辦理團練保甲。一八九九年四月，密諭毓賢對教案不可事事忍讓，亦不可稍涉孟浪；五六月間又屢命各省查保甲、練民團；十月，命毓賢於義和團撫綏彈壓。以上指示，對義和團庇護之意，實多於禁止。

各國公使對於山東情勢的發展，時在密切注視。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美使康格（EW Conger）接連要求切實保護該省外人，最後堅請將毓賢撤職，改派幹練人員繼任，並調天津附近訓練精良的駐軍前往協助。於是袁世凱代替了毓賢。慈禧雖畏懼外人，仍欲利用義和團，再三訓令袁世凱不可操切剿拿，“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前在魯北因剿拳而革職的袁部營官袁世敦（袁世凱之兄）之被逐回籍，即為對袁的警告。對於人民阻止德國築路事件，復諭以不可用兵，“致失國家團結民心本意”。

毓賢至京，極力揄揚義和團忠勇可恃，得有神助。慈禧召見時，賞以親書“福”字，旋授山西巡撫。載漪統帶的“虎神營”員弁，亦受到獎敘。“虎”、“神”與“羊”（洋）、“鬼”兩字相對，虎能食羊，神可制鬼。一九○○年二月，各公使因拳眾北進，要求速頒剿滅詔旨。慈禧無奈，十九日命直、魯督撫出示禁止“私立會名，聚眾滋事”，“務宜革除惡習，勉為良民。倘執迷不悟，即從嚴懲辦”。各使請將詔旨公佈被拒，始知事態嚴重，除電本國請兵外，各國軍艦猬集直隸灣示威，限總署於兩個月內剿除拳匪，否則將代為執行。四月十五日，雖將二月十九日詔旨公佈，但十七及二十一日，又各有上諭，一係通令各省，謂“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但恐其間良莠不齊，或藉端與教民為難，……︹應︺隨時曉諭，務使各循本業，永遠相安”。一係專指直隸，謂該省“有外來義和拳會，到處煽惑，……應切實開導，……止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是在該督（裕祿）嚴飭地方官吏準情酌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遙制”，左袒之意，已十分顯明，五月一日且擬將拳民團練。朝廷如此，不僅裕祿任其橫行，慈禧的心腹，節制武衛軍的榮祿亦依違觀望。

第四節　孤注一擲

一、義和團控制下的京、津

一九○○年五月以前，慈禧尚未必有與洋人一決雌雄之心，至多不過是想利用民間聲勢，使洋人有所畏忌，不再動輒相欺。四月下旬，義和團出現北京城內，五月中旬，公然張貼揭帖。約十天后，蘆溝橋一帶的鐵路、火車、電線被毀，洋人四名被戕，四名受傷。各國公使調兵來京。慈禧有感事態嚴重，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命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實力保護教堂、教民，斥滋擾的義和團為“拳匪”，“倘敢對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六月三日，又有兩道幾乎相反的命令，一是要裕祿對拳眾諄切勸導，不可操切，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一是要武衛軍統帥榮祿不得孟浪從事，率行剿辦，激成事端。五日及六日分派軍機大臣趙舒翹赴涿州宣撫，剛毅往保定曉諭，倘各軍藉端騷擾，即治以軍法。

此一重大轉變，原因有三：一為所謂天潢貴胄，師保樞密，如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勛、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啟秀、大學士徐桐，皆抱與洋人不共戴天之志，“盈廷惘惘，如醉如痴，……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均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千真萬確，……京外人心怎樣的一夥兒向著他們”，使慈禧不得不信。略明事理的榮祿、奕劻、王文韶雖知邪術萬不能成事，對外不可橫挑兵釁，但不敢強作主張，縱有諫阻，慈禧亦不之聽。二為武衛軍為直隸境內最大武力，右軍（袁世凱）已調往山東，左軍（宋慶、馬玉崑）駐山海關，前軍（聶士成）駐天津，衛戍北京的為後軍、中軍。後軍統領董福祥出身甘肅土匪，桀驁不馴，所部幾盡為義和團。中軍名義上由榮祿兼統，重要將領張俊與董本為同夥。載漪的虎神營，個個是義和團，載瀾又作了步軍統領衙門的總兵官。慈禧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義和團）打通一氣，因此不敢輕言剿辦”，確為實事。三為公使團不俟許可，即召軍入衛。六月初，洋兵百餘人，進入使館，六百人開入天津租界，海參崴俄軍四千向天津出動。公使團要求增兵來京，覲見太后、皇帝，頑固派益振振有詞。六月九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紮北京城內，董揚言“已奉太后命，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我軍為接應”。次日派載漪管理總署，自此都中人人謂拳團可以包打洋人。義和團大隊湧入北京，到處設立神壇，高懸“奉旨義和團練”、“義和神拳”或“助清滅洋，替天行道”旗幟，上至王、公、卿、相，下及娼、優、隸、卒，紛紛祈拜，如癲如狂。裕祿禮迎拳團首領，入天津督署，待以上賓，凡持義和團名帖者，無不延見，拳眾遇官弁坐轎騎馬，喝令下轎下馬，脫帽旁立，不從者則揮刀恐嚇，怒目相加，武衛軍望影走避。

董福祥軍入北京後，天津英、俄、德、法、美、日、義、奧八國海軍司令應公使團的要求，決再派軍二千餘人赴援。六月十日，由英國海軍提督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率領出發。十一日，董部殺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十二日起，肆行焚燒教堂、教民住宅，以及經售洋貨的店鋪，火光燭天，通宵達旦，沿途喊殺，哭聲震天。十三日，教民被殺者達三百餘人，載瀾輩親督縱火，號稱繁榮之區的前門外，火勢尤猛，越城而入，延及使館所在的東交民巷鄰近，財帛精華所聚的北城，亦焚掠一空，十室九逃，北京成了恐怖悲慘世界。天津情形相同，電報局、海關署同遭搶毀，居民扶老攜幼，男女滿街奔避。洋兵不准進入租界，開槍射擊。十三日前後，因榮祿的婉勸，曾發布幾次剿捕解散義和團的上諭，慰問各國公使，然無絲毫效力。拳黨已控制北京，慈禧縱有心轉圜，已不可能。奕劻面告公使團，自認無力平亂。

二、慈禧宣戰

西摩率領的聯軍行抵天津西北十里的楊村，以鐵路毀拆，隨修隨行，勉強抵達京津中途的廊坊，義和團猛勇阻擊，不得續進。西摩初以為二千聯軍足可擊潰清方的任何抵抗，至是方知不似他所想之易。慈禧聽說洋兵又來，調聶士成軍回防天津附近鐵路地方，命裕祿攔截續到洋兵，大沽口加緊戒備。西摩被困之日，又有千餘俄軍到津，裕祿亦向大沽增防。大沽口外泊有外國兵船三十餘艘。六月十六日，各國司令限期交出大沽砲台。同日中午，慈禧舉行御前會議，到王大臣、六部、九卿一百餘人，反對與袒護義和團的兩派互相爭辯。反對派之一的總署大臣袁昶謂“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慈禧駁以“法術無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遂命另一總署大臣侍郎許景澄等出京勸阻洋兵，榮祿派兵警戒東交民巷，如使館人員願去天津，可俟鐵路修復以後再定，可見尚無意攻擊使館，只希望洋兵不來。十七日上午八時，聯軍攻奪大沽砲台。下午三時，召開緊急御前會議，慈禧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錢糧；三、代掌天下兵權。……今日釁開自彼，國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聖，等亡也，一戰而亡，不猶愈乎？”四條的最後一條，是勒令她歸政，她未便出口。有人謂這四條是出諸捏造，但亦非無因。丁韙良曾向公使團建議，為恢復中國秩序，第一，須令太后退隱，恢復皇帝的權力，由各國共同監督；第二，戊戌政變後的措施，一律作廢；第三，皇帝的改革計劃予以繼續，促其實現；第四，各國控制其勢力範圍內各省政府，均與慈禧宣布的大致相似。她之所以決定一戰，是由於洋人有迫她交還政權之說，寧肯亡國，亦不讓光緒恢復權力。她以為西摩的進軍，洋兵攻奪大沽，大舉增兵天津，皆是為了強制她退位。於是載漪輩眾口一詞地說：“非戰不可。”慈禧對大臣說：“今日之事，諸臣已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顧事不可知，有如戰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於予一人，謂皇太后送三百年天下。”她亦知道“事不可知”，並無戰勝把握。只“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這是她事後的自白，榮祿告訴劉坤一等亦謂：“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人欺凌至此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皆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扭回。”

奉命查驗義和團的趙舒翹對慈禧極口誇說他們的神奇。剛毅回京後（六月十八日），更向她張大其詞，並“裝出拳匪模樣，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餘外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處兒敦迫著我（慈禧），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在十九日的會議中，慈禧表示她的最後決心，限各國公使於二十四小時內出京，命裕祿召集義和團，幫助官軍，抵禦洋兵，此於昨日聯軍受挫當有關係。二十日黎明，召見軍機大臣，宣布開戰。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五日）下宣戰詔，痛斥三十年來，洋人的種種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公然令我退出大沽砲台。……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朕今泣涕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執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二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凶焰，張國之威”。

宣戰書中所說多係事實，文字激昂悲壯，頗可同情。令人痛惜的為慈禧一任感情激動，罔顧時勢，不惜孤注一擲，公然對所有的外國宣戰，誠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舉。

三、戰爭期間的地方與中央

北京城內是主要戰場。五月以後，外人紛集位於前門內的東交民巷使館區。六月中旬，義和團與洋兵屢次衝突，德國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指揮洋兵攻擊。二十日上午，克林德被戕，下午四時董福祥軍與義和團數千人進攻。使館區的面積約四平方裡，內有十一國公使，男女四百七十餘人，防衛洋兵四百五十人，教民二千餘人，擔任修築工事。董福祥以為五天內即可將其夷為平地。六月二十四日，附近的翰林院、海關總稅務司署被焚。七月十三日，攻勢尤猛，至二十四日，洋兵死傷百人。由於榮祿的暗中庇護，慈禧的心情變幻無常，時而猛攻，時而停止，時而談判，時而饋贈食物。天主教教士、教民四千餘人集中的城西北堂（西什庫），防守的洋兵僅四十人，亦未能攻入。

另一戰場為天津。大沽砲台失陷的同日（六月十七），清軍及義和團圍攻天津租界，六月十九日，西摩部在廊坊戰敗東退，遭聶士成軍截擊，得俄軍援救，二十六日，返回天津，傷亡近十分之二。大沽方面的聯軍，先解天津租界之圍，繼佔機器局，攻擊天津城垣，武衛軍拒戰九日，聶士成壯烈身殉，馬玉崑撲攻租界亦敗。天津先遭義和團的焚劫，再經近月的劇戰，殘破不堪，七月十四日失陷。聯軍加倍兇殘，死屍累累堆積，房屋十毀八九。此後各國劃分佔領地界，“日、美兵最和平，英兵次之，惟德、法、俄三國兵鈔民無虛日，婦女被污者無數”。七月三十日，設置“暫行管理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生殺予奪，任情而為。

宣戰前北京、天津已成拳團的世界，宣戰後直隸全境無處不在燒殺。洋人、教士大都逃避，教民多據寨以守，一被攻破，屠戮無遺。直隸之外，殺洋滅教暴動以奉天、山西、河南、湖南、浙江為著。六、七月之交，瀋陽、遼陽教堂、鐵路被毀，教士二十人被殺，延及其他州縣與吉林長春。山西拳團為新任巡撫毓賢一手製造，北京宣戰後，首焚外國醫院教堂。毓賢佯稱為便於保護，將教士男女老幼誘集太原，七月初，悉予處死。各州縣教士被害者一百七十八人。河南南陽教堂被圍，全省教堂大半被毀。湖南衡州有教士三人被殺。浙江衢州有十一人被殺。他如陝西、甘肅、雲南、四川、湖北均有類似之事。統計全國喪命的洋人教士約二百五十人，以英國為多，次為美、法、比、荷各國。教民家破人亡者當以千萬計。

慈禧宣戰之日，通諭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局”。重要督撫多為漢人，拒不受命，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拳亂之初，李無何表示，劉首請速剿，張立即贊同。英國恐俄國乘機漁利，尤恐長江流域發生事端，不僅予俄國以干涉口實，更損害英國的利益，希望中國秩序及早恢復，不使事態擴大；劉、張的態度與英國的希望符合。上海士紳及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亦恐各國兵船分駛沿海沿江口岸保僑，一有衝突，大局瓦解，謀有所補救。六月十四日，上海英領事建議倫敦協助劉、張，維持長江地區治安，立獲批准，美、日同表支持。盛宣懷等所擬原則，為由劉、張與各國立互保之約，外國兵船不入長江，內地外僑由劉、張負責保護，上海租界歸外人保護。宣戰詔下，盛連電劉、張及李鴻章，請與各國訂明“剿拳匪，保教民，護商業，各不相犯”，“欲全東南以保宗社，須以權宜應之”。上諭有“各省撫聯絡一氣，保守疆土”之語，正可以之為據。劉、張初尚猶豫，恐朝廷不諒，經張謇、沈曾植分別解說，始毅然以行。請盛幫同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妥議辦法，並聯銜入奏，以示非背叛朝廷。六月二十六日，余聯沅與領事將《保護南省商教章程》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章程》草案商定。不久各領事得知有命各省誅殺洋人的上諭及德國公使遇害，發生異議。七月三日，劉、張聲明諸事照所議辦理。英國以劉、張既照規定履行，長江各省晏然無事，復以章程草案中對外國兵船停泊、水手行動有所限制，不願定為條約。德、法持同一態度，甚至唯恐天下不亂，所以互保協定，終未簽字。

南省初指劉、張治轄的五省，章程草案議妥後，浙江、福建相繼參加。李鴻章先已聲明自保兩廣，斷不遵奉所謂宣戰詔。山東巡撫袁世凱為剿辦拳匪最力之人，自與劉、張一致。四川、陝西、河南督撫亦均同意劉、張的主張，互保的區域實際上包有十三省。當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已經對外宣戰，地方當局仍獨自行動，與敵人成立“兩不相擾”的中立協議，等於獨立，無怪有人斥劉、張為“海外叛臣”。然亦因此使亂事未至擴大，黃河以南得免兵燹，否則不惟全國糜爛，野心國家勢必乘機進兵華中、華南，中國的瓜分將真正實現。

慈禧在矛盾的心情下，發動戰爭，滿望一舉而肅清在華洋人。不料以數萬之眾，區區使館竟久攻不下。尤其使她苦痛的為疆吏的抗命，無如之何，惟有降志低心，爭取他們的諒解。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一再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解釋，謂“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團民在輦轂之下，仇教焚殺，正在剿撫兩難之際，而各國兵船已在津索大沽砲台”。“爾督撫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無如此次義和團，……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希望李籌兵籌餉，勿再觀望。二十九日電命出使大臣將委曲情形向各國聲明，照舊保護使館，相機懲辦亂民，外債按期照付。七月三日分致俄、英、日、德、美、法國書，盼中外仍歸於好。但同一天，復命各督撫同力同心，“務將和之一字，先行解除於胸中”。六日獎勉義和團，賞內帑十萬兩。七月中旬，以李、劉、張等疊請保護公使，天津繼之失陷，命榮祿、奕劻商請公使移居總署。十九日，又謂保護公使，非為和議之地，命各督撫仍力籌戰守。所有這些命令，即使各督撫唯命是聽，亦無所適從。七月杪，派主戰的李秉衡節制前敵各軍，殺主和的總署大臣許景澄、袁昶【註：八月十一日，殺總署大臣徐用儀、聯元及內閣學士立山】。慈禧態度真不可捉摸。事後她說，拳匪“攻打使館，攻打教黨，……殺的搶的，我眼看不像個事，心下早已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都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其勢洶洶，呼呼跳跳，如像狂醉的一般，全改了平日的樣子。……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了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分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麼大亂”。又云：“我本來執定不同洋人破臉的，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太甚了，也不免有些動氣。雖是沒攔阻他們（拳黨），始終總沒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迴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攻不下來的道理？”雖為自解，要為實情。

四、北京二次失守與東北初度淪陷

聯軍佔領天津之後，所以未即進兵北京，一以有鑑於天津戰役的劇烈，華軍的抵抗相當堅強，目前兵力不足，不可輕舉，致蹈西摩的覆轍。二以南方各省既然中立，如進攻北京，或將激起他們的反感，須先撤退內地的僑民，以防萬一。三以列強互相猜忌，俄、德、英均欲爭取領導地位，俄正以全力侵奪東北，英忙於南非洲戰爭，一時皆不能派出大軍。德軍尚在東來途中，美、法在東亞的駐軍無多，義、奧更不足道。可以而又願供給大軍的惟有日本，西方國家例示冷淡，至不得已時，始得英國的贊同，與他國的默許。

八月四日，聯軍出動，左翼日軍八千，英軍三千，美軍二千，右翼俄軍四千，法軍八百，奧、義軍各數十人，總計約一萬八千人。德軍以未能居重要地位，暫不參加。五日，聯軍佔北倉，敗宋慶、馬玉崑軍，此為一次大戰。六日，佔楊村，直隸總督裕祿自盡。九日及十日，佔河西務、馬頭，武衛軍幫辦李秉衡亦自盡。十四日，聯軍進入北京，使館解圍，計被圍五十五天。

一八六○年洋兵第一次佔領北京，約十八天，為害尚不甚鉅。此次大為不同，為時長達十三個月，採取報復性的、有系統的搶殺。八月二十三日，德軍開始到達，月餘後德軍司令瓦德西（Von Waldersee）繼至，入據紫禁城，行為倍加殘暴。德軍約二萬人，日軍增至二萬二千人，俄、英軍各二萬人，法軍一萬五千人，美軍七千五百人，義軍二千人，比軍六百人，奧軍一百四十人，合計十萬有餘。義和團及清軍早已鳥獸散，商民已成為洋兵荼毒的對象，遇難者不可數計。“街上屍體枕藉，旗人多舉火自焚，或闔室雉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存不過十室。”這是中國人的記述。“巍然之櫓接，……留者僅一二”，“街市毀失十分之二三，婦女任人凌辱。聯軍將校率軍士，公然大肆搶奪。金銀珠玉自不必言，此外書畫、骨董、衣服，以及馬匹、車輛等值錢之物，無論兵卒、平民所獲之數均屬不少。……城中各處朝衣朝冠之男屍，鳳冠霞帔、補服、紅裙之女屍，觸目皆是”。這是日本人的描寫。西人所記略同，頤和園的寶物，聯軍運往天津，累月不絕。

洋兵將北京分區佔管，俄軍界內，存者惟狗而已；法、義軍界內“觸目蕭條，幾無人跡”；德軍界內，慘況倍之，利瑪竇以來的天文儀器亦搬運一空；英軍界內，“雖有人煙，亦甚寥寥”；日軍界內雖“熙熙攘攘，往來如市”，但戶部近三百萬兩的存銀，則全為所有；美軍界內“安堵如故，市肆全開，人心靜謐”。這次事變，外人遇害者約三百，中國人之死於洋兵的恐千萬計。

慈禧於聯軍進城的次晨，攜光緒狼狽向西北奔逃，抵懷來縣後，驚魂略定。她對知縣吳永哭訴禍亂經過，吳永留下了一部生動的記載【註：《庚子西狩叢談》】。又說逃出京後，“連日歷行數百里，……不得飲食，既冷且餓。……昨夜我與皇帝僅得一板凳相與貼背而坐，仰望達旦”。光緒蓬頭垢面，衣著不整，憔悴已極。在懷來停三日，續向西北逃亡，經宣化、大同，九月十日抵太原。沿途勒索供應。傳洋兵將攻山西，復自太原南去，十月二十六日到西安，鋪張益甚。其後南方各省接濟漸至，又恢復了她的豪華生活。

拳亂甫起，美國恐歐洲國家乘機瓜分中國，再三警告清廷。七月三日，國務卿海約翰照會列強，請仍承認能保護外人的地方當局為中國人民的代表，與之保持和好。各國應先拯救北京的外國官民，再使中國獲得永久安寧，保全中國的領土行政，保證各國的條約與公法權利，維護各國在中國的平等公正原則。這是門戶開放政策的補充。俄國決逞其大慾，軍事上單獨行動，外交上利用李鴻章。德皇威廉二世更是野心勃勃，克林德的被害，愈使他理直氣壯，鼓勵東來德軍盡力殺戮。為提高德軍的聲望，授瓦德西以聯軍統帥名義。英國為遏制俄國的擴張，一面聯絡美、日，一面與德國成立協定，互允開放勢力範圍，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實則同床異夢。

聯軍不時向天津、北京附近焚掠。瓦德西及二萬德軍，為一顯身手，十月以後，一路會同英、法、義軍進向西南，佔領保定，殺護理直隸總督廷雍，勒索贖銀十萬兩。冀南、冀中備受蹂躪。一路進向西北，佔領張家口。一路進向東南，至山東邊境。復與法軍屢攻山西，威脅西安。自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年四月，聯軍共出動四十六次，三十五次為德軍單獨行動。教民結隊成群，四處打家劫舍，聲言“奉命復仇”，所奉係外國教士之命。直隸官軍亦助洋兵教民攻打。

俄國久視東北為囊中物，年來積極築路築港，擅自駐兵，侵佔民產，凌虐居民。拳亂既起，俄軍十七萬餘分路進攻。七月十五日，北路屠黑龍江海蘭泡商民六千，璦琿、墨爾根、呼倫貝爾、呼蘭相繼失陷，黑龍江將軍壽山自盡。八月三十日入齊齊哈爾省城。西路經呼倫貝爾，越興安嶺，繼之而至。七月三十日，東路一支佔依蘭，一支陷琿春，會師哈爾濱，繼佔寧古塔，九月二十一日入吉林省城。八月四日，南路佔營口，繼佔海城、遼陽，十月二日入瀋陽省城。七十天內，東三省全部為俄軍所據，東北第一次淪陷。俄兵毒性殘忍，所至搶掠、焚殺、姦淫，齊齊哈爾為之一空，吉林省城百數十萬存款及軍火，盡歸所有，機器局拆毀，營兵繳械。瀋陽的營壘、機器、槍彈，一概被奪。璦琿城被毀，依蘭、琿春等城居民被屠，營口房屋大半被焚，沿南滿鐵路的鐵嶺、海城、蓋平，遍地屍橫，婦女被擄者不可數計。

五、自立軍與革命軍

南方督撫的中立，只是暫時不服從慈禧的命令，仍與保持君臣的名分。另有兩派與慈禧不並存的勢力，一派為謀恢復光緒的權位的保皇會，一派為根本否認滿清的統治的革命黨。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自倫敦重蒞日本。孫以康有為、粱啟超亦志在救國，過去曾與談過合作，至是與梁訂交。康昂然自大，視興中會為會匪，不屑同流，認為光緒必有復辟之日，計劃起兵勤王。梁少成見，頗為革命之說所動。湘人唐才常為譚嗣同的至好，矢言與慈禧不共戴天，此時亦來日本，出入於孫、梁之門。

慈禧陰謀廢立之時，孫、康、梁、唐均決定舉事，唐返上海，康去新加坡，梁赴檀香山。梁以孫中山在檀香山有他的影響力，行前對孫表示，仍望一致行動。孫雖知雙方合作不易，但終欲引梁入於革命之途，即為之介紹。梁抵檀香山後，宣稱保皇與革命，名異實同，宗旨無別，不過借保皇以行革命。於是檀香山大部分興中會員轉投保皇會。

唐才常一面聯絡上海知識分子，一面聯絡長江會黨，以湘、鄂的哥老會為主。康、梁所重視的為廣東，梁主先暗殺李鴻章，消除阻力，將來縱不能於北部（長江）得手，尚可於南部有所收穫。興中會亦準備全力謀粵，與保皇會的願望衝突。一九○○年三月，粱告康：“中山日日佈置，我今不速圖，廣東一落其手，我輩更何處發軔乎？”致書孫中山，謂用勤王名號，事半功倍。“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勸孫勿輕易舉動，怕的是他捷足先得。對於康，則勸他親臨前敵，破釜沉舟，成敗決於此舉，又言舉大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為功，保皇會的作風每與“闊達大度，開誠佈公”八字相反，多抱“同門不同門之圈限”。梁本人又何嘗不然。

唐才常先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拳亂發生，認為是千載一時之機，但未獲保皇會的全力支持，或係因為他非“同門”。唐不能再事等待，為便於號召，改“正氣會”為“自立會”，似係影射南省的自保，以期減少阻力。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在上海召開“中國議會”，宣布不承認清政府，聯外交、平內亂，保全中國自主，推廣文明進化。舉容閎、嚴復為正副會長。實際擔任聯絡會黨的為林圭、秦鼎彝、沈藎等，名日“自立軍”，定期分於湘、鄂、皖發難。有主起義後宣布民主，有主仍擁光緒，有主擁張之洞獨立。唐曾否與張接洽，不得而知，不過五六月間，西報已有革命黨人將在南方四省舉兵的消息，不論所指為孫或唐，張當有所聞。張與英國有自保之約，英國不欲長江一帶發生變故，哥老會又常有打教的行為、滅洋的口號。唐在漢口的機關設在英租界，張得英領事通知，謂南方哥老會、維新黨，與北方團匪相彷彿，準備為亂。八月九日，自立軍的一路在安徽大通舉事不成，二十一日，唐等被張逮捕處死，湘、鄂各地的自立軍俱歸失敗，先後遇害者二三百人。果如梁所說，“若一舉不中，則再舉難矣”，從此保皇會無類此之事。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興中會鄭士良、畢永年邀約粵、閩、湘、鄂的會黨首領會於香港，別立“興漢會”，孫中山為總會長。唐才常發動之前，約孫同舉，應為誠意。在廣東活動的興中會以鄭士良、史堅如為首。台灣日本總督允於革命軍進抵廈門時濟以軍火，或係企圖相機佔領福建。日人宮崎寅藏遊說李鴻章與孫共謀獨立，未得要領。香港議員何啟亦請香港總督卜力（HA Blake）向李勸告。卜力雖頗有意，但倫敦不以為然，李更無脫離清廷之意。七月，孫至香港，擬入內地領導，以不得上岸，轉往台灣策應。十月七日，鄭士良於惠州附近發動，連破清軍於沿海一帶，眾至二萬人，進向閩南。不意日本新內閣總理伊藤博文決追隨各國，維持清廷，不准台灣總督援助革命軍。鄭士良轉戰半月，被迫解散。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不遂，慷慨就義，年二十一歲。自立軍與革命軍的失敗，均與外國態度有關。

六、辛丑條約

五六月間，盛宣懷、劉坤一先後請李鴻章領銜奏請剿辦拳匪，俄使勸總署召李北上，於是有六月十五日命李迅速來京的上諭。李主先定內亂，如有眉目，即行啟程。宣戰後各方對李繼續敦促，他以“無能為力”辭，實際上已與俄國暗洽，所采的是等待態度，一方面希望俄國予以支援。一方面迫使慈禧授以實權。他之不參加南省中立運動，可能是欲避親英之嫌，以保持慈禧與俄國對他的信任。七月一日電覆劉坤一，謂榮祿、奕劻尚不能挽回大局，他又有何能？“各國兵一二日抵城下，想有一二惡戰，乃見分曉”，大有弦外之音。三日慈禧請求各國調解，同時一再催李北上。八日，調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官復原職。慈禧對他既然倚重，遂於十七日離粵，二十一日到上海，又停留不前，或係觀望聯軍行動。八月八日，慈禧因聯軍已越過楊村，北京不保為旦夕間事，授李為和議全權大臣。及北京失守，劉坤一兩電懇他北行，說是“大清存亡，惟公是賴”，“中堂（李）不到京不能會議，事局非惟難定，且慮各國改易初心。……惟公念四朝恩遇之隆，兩宮倚畀之重，同僚推許之切，天下仰望之殷，迅速北發”。八月二十日，慈禧下罪己詔，二十四日，準李便宜行事。九月八日的上諭，期望尤切，獎勉有加，謂此次禍變“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該大學士此行，不特安危繫之，抑且存亡繫之，旋乾轉坤，匪異人任”，不只是向李哀求，而且完全認過。八九月間，俄國表示自北京撤軍，希望慈禧歸來，和議速開。已到北京的另一全權奕劻，英、日相待頗好。九月十四日，李離上海，十九日抵天津，十月十一日抵北京，由俄兵衛護。

聯軍意見分歧，英、美、日為一陣線，俄、法為一陣線，德國自豎一幟，時左時右。談判之前，先須獲得內部協調，特別是對清廷的根本態度。俄國支持李鴻章與慈禧，英、德初有不承認李的資格之意，亦即不承認慈禧的政權。德國主先將重要禍首交出，再行開議。所謂重要禍首，第一個應為慈禧。此一建議，俄、法固然反對，英、美、日亦不贊成，怕的是清的統治瓦解，中國陷入更大的混亂。列強的矛盾衝突愈為擴大。再者經過這次事變，證明中國的民族意識極為強烈，以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眾，萬一中國改革真正成功，出現一強有力的政府，對列強愈為不利。最安全的辦法，為照舊保存無能而馴順的清廷，由列強監督控制，方可享受既得及將得的權益。任職中國四十年的赫德，力勸各國採寬大政策，勿作瓜分及改朝換代之想，在現政權之下，徐圖改進中外關係。本此原則，列強遂仍以慈禧的政府為交涉對象。此項決定，與南方督撫的態度亦不無關係。拳亂期間，新黨人物如張謇、何嗣焜、陳三立等，一面說劉坤一中立，一面勸他迎光緒南下，排去慈禧。劉謀之於張之洞，張不以為然。一因張曾同情變法，幾遭不測，恐畫虎不成，反被其禍。二因光緒無南下可能，如輕有舉動，勢必治絲愈亂。即令光緒得重掌政柄，彈冠相慶的將為康有為輩，亦非李鴻章、袁世凱所願。劉、張曾請慈禧勿去西安，早返北京。慈禧明白表示“如各國真心與中國和好，不奪我自主之權，不強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議，自當即日降旨，定期回鑾”。所謂“自主之權”，與“必不能行之事”，即指歸政而言。劉、張既擁護慈禧，各國不得不審慎考慮。

十月四日，法國向各國提出和談建議要點，包括嚴懲禍首、禁運軍火、賠款、使館駐兵、拆毀大沽砲台、保持北京至海口交通。經各國商討補充後，製成一個大綱，十二月二十二日送交李鴻章、奕劻，聲言無可更改。二十七日，慈禧照允。關於禍首問題，李依俄國的勸告，先已奏請自辦，以示謀和誠意。慈禧所怕的是自己在禍首之內，焦慮悁栗，自言“我一日不見京電，便覺無措，然每日一見京電，喜少驚多，實令人膽怯”。如採取主動，或可獲各國諒宥，因先後將載漪等治罪。各國堅持，必須正法，若再袒護，禍將及身。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命將載漪、載瀾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趙舒翹、毓賢、啟秀等處死，已死的徐桐、剛毅、李秉衡追奪原官，撤銷卹典，董福祥革職，有干係的地方官被處死者一百餘人，湘、鄂、豫、浙、桂巡撫及盛京、黑龍江副統革職。

賠款為各國所重視的實際問題。德國要求七萬萬五千萬兩，俄、法以為多多益善。英、美、日認為須顧及中國的負荷力量，應酌予從寬。赫德建議以三萬萬兩為度，結果定為四萬萬五千萬兩（約六千七百萬英鎊），相當於中國五年的收入，百分之八十六歸於各國政府，餘為對民間補償。各國所得，超過它們的兵費實支及公私損失。原來主張減低賠款的美國，所得即多於實支費的一倍。至於賠款分配，俄國佔百分之二十九，德國百分之二十，法國百分之十六弱，英國百分之十一強，日本百分之八弱，美國百分之七強，義大利為百分之六弱，比國百分之二弱，餘歸奧、荷、西、葡。對於賠款的償付，俄、法主借外債，德國主提高關稅，美、日為了對華商務利害，均不同意，英國反對尤力，最後決定於三十九年內分還。年利四釐，合計九萬萬八千餘萬兩。加上各省教案賠款，及折合金價的損失，總數在十萬萬兩以上。擔保的財源，一為進口稅切實的值百抽五，及免稅的物品照徵後，償付舊有外債的餘款；二為常關【註：常關為中國在水陸要道及貨物集散地設立的稅關】所徵之數，在通商口岸的常關，歸海關管理（內地常關所入，解上海道轉交）；三為鹽稅全部。中國所有重要收入，除田賦外，盡用於償還賠款，每年實付之數為二千五百餘萬兩。上列財源不僅不敷，政府的他項開支亦無著落，仍須由各省攤派，每年為一千八百八十萬兩，主要出於田賦、附捐及鹽捐、貨物稅、營業稅。

賠款為對人民的直接壓榨，駐兵保護使館區及北京至海口交通為對政府的監視。使館區域較以往擴展數倍，計一千二百畝，界內歸使館管理，華人不准居留。駐兵數目約二千餘，日本四百，俄三百五十，德三百，英、法、奧各二百五十，義二百，美一百，築壘架炮，警衛森嚴，形同京師內的敵國。北京至海口駐兵的地點，為沿鐵路線的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十二處。

其他事項，一為派遣親王及專使分赴德、日謝罪，並於德使被害及污損各國人民之墳墓處立碑，停止戕害凌虐外人城鎮考試五年，永禁仇外，如再有此類行事，地方官立即革職懲治。目的是使中國官民在心理上徹底屈服。二為禁止軍火進口，兩年內不准製造軍火材料運入。為的是削弱中國的抵抗力量。三為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並改公使覲見禮節。為的是表示外交的重要。四為修改商約，疏浚北（白）河、黃浦江水道，前者係為增加關稅收入，償付賠款，後者係為便利外國輪船出入。

十二條議和大綱，十二月二十七日經慈禧照准。此後所談的為細節及實施事項。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劻與德、俄、英、法、美、日、義、奧、西、比、荷十一國代表簽字。十七日，聯軍退出北京，二十二日退出直隸，惟天津除外，直至一九○二年七月十八日，清廷允聯軍照舊駐紮，自由操練演習，華兵不進入天津附近二十里內，直隸總督衛兵不得過三百名，砲台不得重修，城垣不得重建（已由聯軍拆除），大沽口、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不得設防等項條件之後，始行交還。其中操練演習一款，貽害最大。

慈禧逃亡到西安後，揮霍納賄如故，榮祿的貪黷與一般官員的酒食徵逐，聲色歌舞如故。聯軍退出北京後，一九○一年十月六日，慈禧離西安回鑾。出亡時，一身之外無長物，此時裝載箱籠的車輛多至三千，所過修築御道，繕治行宮，“一驛之費，幾五萬金”。中途得知十一月七日李鴻章病卒，至為震愕。李以七十九歲高齡，身當此幕前未曾有的危局，憂思焦慮，肝病增劇，外人屢屢論及他的後任人選。山東巡撫袁世凱，年來頗獲外人好評，又握有實權，成了各方矚目的人物。李力疾簽訂和約後，自知不起，保袁自代。至是繼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離西安前，德國已提出大阿哥問題，抵開封後，即將大阿哥名號撤銷。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電告“各國均無困我詞氣，且互有意見，不能協以謀我”。慈禧大為放心。十四日，離開封。一九○二年一月三日，自正定乘火車北去，過保定略停，七日，還京。為示好外人，命榮祿致書各國公使，代為致謝保護宮掖，並由光緒正式在乾清宮接見，慈禧亦接見公使夫人。

天津、北京一帶為義和團的集中地，與洋兵有過兩個月的戰鬥。聯軍佔領之後，情況大變，天津民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鋪戶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佔管區居民紛向洋兵送“萬民傘”。“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忝顏媚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但是不少百姓仍不斷抵抗。炸毀洋兵佔領的火藥庫，襲擊鐵路。仇外當然不可，媚外尤為可痛。對於國家民族的傷害，更甚於有形的賠款、駐軍。從另一方面來說，義和團的行為雖然愚昧，動機則不可一概抹煞。有識的外人亦承認“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中國地方廣闊，民氣堅勁，殊非印度、南洋可比”。任何國家，均無法統治此佔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大夢將醒，已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的覺悟。赫德謂今後各國對待中國，應尊重而不可卑視，協和而不可強制，同情而不可冷淡。中國終將成為強國。處理中國問題必須慎重，使中國將來感激而不致報復。但是一般外人的觀念不改，指此次事變是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恨歐洲文明所引起。今後列強採取的政策，仍是利用清廷為傀儡，滿足各自的慾望，列強之間復爾虞我詐，變本加厲的侵略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