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革命軍的大起
一、湖北的軍中革命運動
聯絡會黨、俠士、綠林、防營，一向為革命黨人的主要活動，及新軍成立，爭取更力。新軍以北洋為大，袁世凱視為禁臠，不容異己插足，革命黨人不易滲入。其他各省督撫，不若袁用心之深，需要新的軍事人才正急，不得不多方培植羅致，對於留學日本者，不惜從優位置。中央陸軍部、軍諮府同事延攬，其中屬於革命黨及傾向革命的頗不乏人。
湖北為僅次於北洋的新軍重鎮，張之洞選派前往日本習兵的學生頗多【註：一八九八年有二十四人，以後續有派遣】。畢業士官學校的吳祿貞最有才氣與革命熱忱。一九○三年返鄂，深受張的器重，委以將弁學堂總教習、護軍全軍教習、武昌普通中學堂會辦，因得乘機宣傳。一九○四年六月，湖北最早的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成立，繼之為一九○六年二月的日知會【註：日知會先已存在，主幹多科學補習所舊人】，加入者大都為鄂籍的士兵、學生，次為湘籍。科學補習所準備響應在長沙起事的華興會未成。日知會與同盟會互通聲息，準備響應起於湘贛之交的革命軍，亦歸失敗。約在同時或稍後，其他大小革命團體不下二十餘。
張之洞提倡新教育最力，湖北、湖南學堂日增，學生出路發生問題，從軍蔚為風尚，有的是為了糊口，有的是為了救國。救國必須革命，革命需要實力，投身營伍，運動軍隊轉為己用，實為最直接而有效的捷徑。一九○八年三月，日知會舊人聯合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分子，發起“湖北軍隊同盟會”，七月，正式成立於武昌。他們認為軍官多缺乏冒險精神，因專事招納士兵，會員約四百餘人。為避免官方疑忌，五個月後，改稱“群治學社”。一九一○年四月，長沙饑民暴動，群治學社擬乘機起事，以防範綦嚴而不果，遭受頓挫。同年八月，重整旗鼓，嚴密組織，再易名為“振武學社”，社員二百餘人。不久風聲外洩，復遭官方壓迫，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次易名為“文學社”，以示無政治意義，蔣翊武為社長，漢口《大江報》為言論機關。兩個月內，社員至三千人，不僅在湖北新軍中的勢力突飛猛進，且益為統一。
另一重要團體為一九○七年四月在東京組織的“共進會”，以“共拼死力，有進無退，取回中國，仍為漢人作主”為號召，會員十九為同盟會的種族主義者，主急進力行。文學社的社員以來自湖北、湖南者為多，共進會的會員亦以此兩省人士為重心，此外為四川、江西、安徽籍。一九○八年，積極向鄂、湘活動，設總機關於漢口、長沙，主之者為鄂人劉公、孫武、湘人焦達峰，交結會黨及山澤豪帥。一九一一年初，有感於會黨品類不齊，囂悍不受羈勒，發難易，而成功難，新軍文化程度較高，對於革命主義認識較為正確，訓練、紀律、實力均非會黨所及，遂改向新軍活動，會員達二千人。共進會的領導人，有的曾參加過湖北各革命組織，有的與文學社社員相識，彼此目的相同，照理似應攜手，但互相競爭仍所不免。
一九○六至一九一一年，革命黨舉兵十一次，起於長江流域的三次，即湘、贛之交的醴陵、瀏陽、萍鄉之役及兩次安徽安慶之役，其餘六次起於廣東，一次起於廣西邊境，一次起於雲南邊境。一九一○年二月，廣州新軍舉事失敗，同盟會的湘、鄂領袖，主張今後應力事北圖，不應專力廣東，邀約十一省分會會長集議。宋教仁謂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有北京，然後號令全國。中策為在長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為據有邊地，然後徐圖進取。結果採取中策，因為革命黨在長江流域有相當基礎。湖北居中國之中，宜先倡義，由湖南、四川響應，以固上游，為湖北後援；再由山西、陝西繼起，斷京漢路，阻清軍南北交通；長江下游並舉，控制長江，封閉海口，使敵方軍艦孤立。他建議同盟會組織中部總部，作為統籌機關。後來的發展大致一如他之所說。十月，宋與于右任在上海發刊《民立報》，對於長江各省的革命宣傳，收效甚偉。
一九一一年，同盟會準備再於廣州發難，俟得手後分道進向長江。命鄂人居正、湘人譚人鳳前往佈置，湖北革命黨至為興奮。是年五月，得知廣州起義復告失敗，共進會不為稍餒，照舊進行，計劃聯合文學社，以武昌方面為主力，由湖南響應。文學社在新軍中的勢力大於共進會，自視不免頗高，原則上雖允與共同行動，惟未定具體方案。同盟會亦以廣州失敗，益認長江革命的重要。七月，宋教仁、譚人鳳及浙江陳其美領導的“同盟會中部總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決定於武昌發動，與共進會、文學社的經營相配合。同時發布宣言，指出過去革命黨之不能戰勝滿清，由於“有共同之宗旨，而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而無切實之組織。……所以屢起屢蹶”。此後須聽命總部，不輕易一發，培元氣，養實力，同心同德，共造時機。
爭路問題初起，宋教仁在《民立報》猛烈攻擊清政府假國有政策之名，以圖中央集權，暗中漁利，不惜舉湘、鄂路權付與外人，使為東三省之續，湘、鄂人必須自救。四川風潮擴大，宋又勗勉川人，勿規規於消極的爭路，應積極的為全國人民請命，將專制惡毒一掃而盡。湘、鄂、粵人當同聲相應，翻然而起。八月，同盟會中部總部命文學社與共進會實行聯合。黃興先已請孫中山早籌巨款，以謀響應川人。及知湖北運動新軍已有成效，弦滿待發，乘路潮洶湧，倚為主動，確有把握。一旦佔領漢陽，“兵工廠既歸我有，則彈藥不虞缺乏，武力自足與北部之兵力敵，長江下游馳檄可定。……今既有此實力，則以武昌為中樞，湘、粵為後勁，皖、陝、蜀同時響應以牽制之，大勢可不難一舉而定。急宜乘此機會，猛力精進，較之在粵發難者，事半功倍”。在革命黨看來，武漢舉事的有利條件具備，主要是從軍事上著眼。
二、武昌新軍起義
湖北新軍有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約共一萬七千人，加入文學社、共進會及已有聯絡的約六千人。一九一一年八、九月之間，為鎮壓四川爭路風潮，新軍被調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陽、岳州的近九千人，留守武漢的約八千人，其中約有半數與革命黨保持關係，就比例上說，情勢反於革命黨有利。時全川有如鼎沸，武漢人心惶惶，風聲鶴唳，盛傳“八月十五（西曆十月六日）殺韃子”。革命黨盱衡全局，湖北舉事不宜再待。九月十六日，文學社、共進會集議，實行合作，派人赴香港、上海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來鄂主持，推文學社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劉公、孫武分任軍政府總理、參謀長。二十二日，武昌一度兵變。二十四日，城外砲兵暴動，謠言愈熾，外國教士謂不久將有更大事故。同一天，革命黨決定於十月六日發動。北京密令湖廣總督瑞澂防範【註：瑞澂為鴉片戰爭時琦善之孫】，瑞澂亦得相同報告，下令戒嚴，兵艦游弋江面，新軍彈藥被收，革命黨不克如期行事。
十月九日共進會首要在漢口俄國租界裝製炸彈，失慎爆炸，機關被俄國巡捕破獲，名冊、文告、旗幟、印信悉被搜去。蔣翊武即日在武昌發布命令，定於夜十二時起義。同日，武昌文學社亦被破獲，捕去三十餘人，內中三人於次日遇害【註：三人為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列名文學社、共進會的新軍士兵人人自危，不得不死中求生。當晚七時，第八鎮工程營在武昌城內發難【註：首先開槍者為熊秉坤】，先奪軍械庫，再迎砲兵入城，進攻總督衙門，參加者約二千人。瑞澂及第八鎮統制張彪相繼逃亡，一夜之間，武昌全城為革命軍佔領。時為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八月十九日。
革命黨機關連遭破獲，領導人星散，參加起義的資望不足，成了群龍無首的局面，不得不另推戴一有資歷的湖北人出面主持。初屬意於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但他素與革命無涉，湯亦自稱不諳軍事，應於軍人中擇一為眾所信仰者出任，方可抗拒南來清兵，易得他省響應。於是強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八）為鄂軍都督。黎出身天津水師學堂，參加過甲午中日海戰。其後追隨張之洞，改入陸軍，去日本考察過三次。他雖非革命黨人，但有其地位，復得軍心，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十一日，黎元洪以鄂軍都督府的名義，昭告此次起義，為對滿清的民族革命，以期永建共和政體。湯化龍聯合各界，以湖北諮議局、教育會、武昌商會的名義，呼籲各省奮起。兩天之內，光復漢陽、漢口，形勢大為穩固。
十月十二日，革命軍擴編為步兵四協（旋增至八協），另有馬、炮、工程輜重兵，省庫有現金四百餘萬元，財政頗稱充裕。同日，對外聲明，以往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擔承，各國人民財產與既得權利，一律保護，毫無排外之意。十月十七日，鄂軍都督府組織法與鄂州約法分別公佈，以都督府為軍政府，孫武長軍務，當權的多為革命黨人，湯化龍長政事，所用多為與立憲派有淵源的士紳。鄂州約法，規定人民自由權利與義務，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可視為民國憲法的先聲。
十月十六日，漢口革命軍進攻，十月十八日，各國總領事佈告中立。革命軍“雖無指揮，亦各自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毀拆鐵路者，指不勝屈，甚至有婦孺親送麵包茶水入陣”。十九日，敗南來清軍。黎元洪始知時機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
三、十四省獨立
武昌革命是由新軍先發，諮議局附從，繼起各省，大致相同。新軍所恃的是實力，諮議局憑藉的是政治社會聲望。諮議局議員一向多屬立憲派，張謇領導的一支較為溫和，梁啟超領導的一支較為急進，聲勢較張謇為大。張謇與袁世凱為近，希望他東山再出，同時和皇族載澤通聲氣。梁與載濤為近，希望開放黨禁，由梁或康有為執政，為載澤及隆裕太后所壓制。三次國會請願不成，橫受摧殘，梁派遂萌推翻現政府之念，相繼與革命黨合作。
湖北、湖南的革命運動是不可分的。策動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不少為湘籍。十月二十二日，焦達峰與陳作新在長沙實行響應，驅逐湖南巡撫，分任正、副都督，諮議局議長譚延闓（一八八○至一九三○）為參議院院長。焦、陳少年氣盛，為士紳所不滿，譚沖和中正，久負時譽。十月三十一日，長沙兵變，焦、陳遇害。譚出任都督，與各方均稱相得，湘局漸趨穩定，武漢無後顧憂。
與湖南同日起義的為陝西，參加者有新軍，有陸軍學生，有會黨，有諮議局副議長，都督為新軍管帶張鳳翽。駐防旗人抵抗兩日，將軍以下數千人被殺。
江西九江於十月二十四日起事，新軍標統馬毓寶為都督，長江交通被阻。三十一日，南昌諮議局紳商及學界亦宣布獨立。巡撫出走，都督初為新軍協統吳介璋，巡防營、會黨不服，一再易人，最後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歷任軍職的革命黨人李烈鈞所得。
山西太原於十月二十九日起事，巡撫被殺，諮議局推標統閻錫山（一八八三至一九六○）為都督，亦為士官學校畢業的革命黨人。十二月，清軍攻入山西，閻北走綏遠，翌年重返太原，自是統治山西達三十餘年。
十月二十七日，雲南騰越獨立，三十日昆明省城繼起，領導人為新軍協統湘人蔡鍔（一八八二至一九一六）、標統羅佩金、前講武學堂總辦李根源，雲貴總督出走。蔡任都督，羅任軍政部長，李任參議院院長。蔡曾受業於梁啟超，但與革命黨頗近，羅、李隸同盟會，三人為日本士官學校同學。
貴州於十一月四日獨立，領導者為籍隸同盟會的“自治學社”社長張百麟，“憲政預備會”亦預聞其事。諮議局推新軍教練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楊藎臣為都督，張百麟及憲政預備會首領為樞密院正副院長。立憲派與革命派水火，哥老會尤為囂張。蔡鍔派唐繼堯率滇軍前來，奪得了都督。據云，梁啟超曾命蔡鍔進取四川、貴州，蔡亦欲使滇軍向外發展，以安定內部。
江蘇的響應以上海為早，事在十一月三日。領導人為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陳其美。革命軍有了上海，也有了餉源軍火。同月五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從立憲派之請，在蘇州獨立。他是第一個參加革命的滿清疆吏，張謇實有促成之力，目的在牽制革命黨。接踵而起的為鎮江等處，而以南京的關係為大。十一月八日，南京城外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舉事，攻城不下，東退鎮江。得江、浙聯軍的協助，二次進攻，經過八天戰鬥，擊敗了江南提督張勳，十二月二日佔領南京，長江以南遂無清軍踪跡。時漢陽不守，武昌危殆，南京勝利使革命軍聲威重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策劃支援，為功最多。
浙江諮議局議長為立憲派，副議長為革命黨，原擬以和平手段促成獨立，巡撫與駐防將軍遲疑不決。十一月五日，新軍佔領杭州，推立憲派的湯壽潛為都督，革命黨人任總司令及政事部長。
廣西響應始於柳州，巡撫沈秉堃及諮議局因新軍迫脅，十一月七日，宣布獨立，沈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副之。甫二日，巡防營兵變，沈、王以北伐為名離開桂林，都督為廣西提督陸榮廷所得，從此據有廣西十年。
安徽的響應始於壽州。諮議局擬防行江蘇之例，使政權轉移。議尚未定，安慶新軍已準備行動，乃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獨立。為了爭奪都督，擾攘月餘，後歸於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孫毓筠。
武昌起事時，廣州戒備至嚴，革命黨人活動亦力。十月二十四日，廣州將軍鳳山遇炸而死，諮議局及士紳商議自保，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允而後悔，省城附近革命軍紛起，水師提督李準通款於革命黨。十一月九日，諮議局及各社團議決獨立，舉胡漢民為都督。
福建立憲派與革命黨頗稱融洽。十一月初，盛傳福州駐防旗軍將攻擊新軍，諮議局決定獨立，新軍協統許崇智發難，閩浙總督自盡，福州將軍被殺。十一月十日，全城大定，新軍統制孫道仁任都督，革命黨人任政務院長，立憲派的諮議局議長任民政部長。
山東巡撫因濟南各界聯合會及新軍要求，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獨立。時袁世凱已重握北京政權，山東新軍屬於北洋系，態度轉變，獨立取消，為時僅十二日，惟革命軍仍據有煙台。
辛亥革命實際是起於四川，九月八日，革命黨、哥老會的“同志軍”，進攻成都時，即可算是爆發。湖北、湖南、陝西、雲南、貴州獨立，四川已是四面楚歌。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慶獨立，川漢鐵路督辦端方為所統湖北新軍殺於資州。總督趙爾豐知不可為，釋放了為爭路問題被拘的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等，雙方成立協議，蒲任都督。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宣布獨立，准軍士自由十天，軍紀蕩然。十二月八日，巡防營譁變，蒲殿俊去職，陸軍小學總辦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尹昌衡繼任總督，革命黨當權，立憲派失勢，但情況並不曾好轉【註：十一月二十二日，尹昌衡殺趙爾豐。一九一二年三月，重慶軍政府併入成都，都督仍為尹昌衡】。
除以上各省外，十月，奉天諮議局與新軍謀獨立，為總督趙爾巽及起自草澤的巡防營前路統領張作霖（一八七五至一九二八）壓制。十一月，改設國民保安會，趙爾巽任會長，仍擁護清廷，革命黨雖續在各地起事，而影響不大。吉林、黑龍江亦仿照奉天之例，各設保安會。十二月，河南革命黨人策動豫西綠林舉事，開封學界準備響應而未成。翌年一月，直隸灤州部分新軍獨立。為時僅八日。同月，新疆伊犁新軍獨立。
長江下游為清軍與革命軍的主要角逐場，海軍舉足輕重。清軍集中長江的艦隊由海軍提督薩鎮冰統率，黎元洪與薩是師生，湯化龍與海軍參謀湯薌銘是昆仲，分勸他們反正。海軍官兵知識較高，同情革命者不少。十一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歸附革命軍。停泊上海、鎮江的海軍船艇則已先期輸誠，清軍無法飛渡而南。
第二節 袁世凱的機會
一、袁的再起
滿清對於漢人的成見，牢不可破，經戊戌政變而益深，革命黨、維新派固為所仇視，袁世凱亦屢遭裁抑，以至罷黜。袁生報復之念，其他中央大臣及地方大吏中的漢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離心離德。辛亥革命期間，督撫將軍除少數身殉者【註：真正殉節的為旗人，如閩浙總督松壽、福州將軍樸壽、西安將軍文瑞；漢人死難的僅山西巡撫陸鐘琦及先逃而後自盡的江西巡撫馮汝騤】外，不是逃走，便是附和，加速了清政權的崩潰。
袁世凱罷斥後，踉蹌出京，回河南彰德（安陽）。彰德是河南境內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為京漢鐵路經過之地，交通便利，消息靈捷，奕劻、徐世昌、那桐始終和他保持聯絡，袁的長子克定仍任官北京，有如坐探。
滿清權貴久為革命黨的聲威所懾，武昌的警耗更令怯懦的載灃、無知的隆裕太后、昏庸的奕劻及向未經過大事的載澤、載濤輩張皇震愕。十月十二日，一面將瑞澂革職，“帶罪圖功”，一面派陸軍大臣蔭昌剿辦。陸軍編配三個軍，每軍約兩鎮。第一軍當前敵，蔭昌自統，第二軍警戒直隸、山東，由軍諮使馮國璋（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督率，第三軍駐守近畿，由軍諮大臣載濤督率。第一、第二軍以北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鎮組成，第三軍以禁衛軍及京旗改編的北洋第一鎮組成，有如御林軍。蔭昌為旗人，曾留學德國，而短於才學，載濤不知軍旅，毫無戰爭經驗，馮國璋惟袁世凱的馬首是瞻。
四川爭路風潮擴大，奕劻已有意起用袁世凱。現在時機到了，先向袁世凱問計，再與徐世昌、那桐向載灃及隆裕太后勸說，北京公使團亦謂非袁不能平亂，言官復以為請。載灃、隆裕及諸親貴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應允，以救燃眉之急。十月十四日，授袁為湖廣總督，另以岑春煊為四川總督，均督辦剿撫事宜，不無以漢制漢之意。岑無所憑藉，袁則大肆施展。命令發布之日，袁的左右勸他不可重作馮婦，否則亂事一平，有性命之憂。袁成竹在胸，明知清廷目前非他不可，但湖廣總督的職位，並不能使其滿足，稱病請辭，以退為進，希望取得更高的官秩，更大的權力。詔促力疾就道，有權節制調度長江一帶水陸各軍，並由徐世昌至彰德面促。袁提出六項條件：一為明年即開國會，二為組織責任內閣，三為寬容武昌事變人員，四為解除黨禁，五為總攬兵權，六為寬予軍費。總之，不外獨握軍政兩權，憑他自主自為。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准添募一鎮，撥款四百萬兩。二十五日改派馮國璋充第一軍總統，段祺瑞（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充第二軍總統。二十七日，授袁為欽差大臣，召回蔭昌。三十日，袁自彰德赴湖北督師。
在日本學習軍事的中國學生，參加同盟會的不下百餘，不少人供職陸軍部、軍諮府。一九○八年袁罷職後，他們乘機勸說親貴，引用他們的同學，藉以削弱袁在軍中的潛勢力，正中載濤輩的下懷，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遂得分任統制、協統，掌握了一部分北洋軍兵權【註：從中運用的為陸軍部的蔣作賓。蔣與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為日本士官同學，吳、藍又是蔣的湖北同鄉】。袁南下之前，湖南、陝西、九江已經獨立，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獨立，同日駐紮北京以東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駐紮奉天的第二十混成協統領藍天蔚要求速開國會，組織非皇族的責任內閣，擢用政治犯，聲言“軍情浮動，向背可慮”。清廷在直接軍事威脅之下，全部照允。十一月一日，袁世凱代奕劻為總理大臣，又取得了政權。
屯兵北京以南石家莊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以袁為革命勁敵，與張紹曾及山西閻錫山聯合，準備北取北京，南襲彰德，斷絕袁的後路。十一月二日，截留運鄂軍火，要求速停戰爭，這真是清廷與袁的生死關頭。五天之後，吳忽被刺殞命，張紹曾的兵權解除【註：刺吳祿貞的主使者，有謂為袁世凱，有謂為禁衛軍協統良弼。張紹曾意志不堅，且不能真正控制所統部隊，因而不敢抗命】。北京化險為夷，袁的地位無恙，轉與革命軍周旋。
二、清政權的轉移與英美的助成，日本的企圖
清廷之起用袁世凱，是要他出力效忠，蕩平叛逆。袁所採取的為兩面政策，對清廷乘機要挾，對革命軍軟硬兼施。他不是六十年前的曾國藩，情勢亦和六十年前大異，深知清廷的威信盡喪，命運已不可挽回。他縱能一鼓而下武昌，北洋軍不過數萬人，實難望迅收戡定全局之功。倘曠日持久，左支右絀，勢將窮於應付，進退失據。當他南下之時，他對他的一位親信說：“余甚穩健，對革命黨決不虐待。”這位親信亦勸他“凡事留有餘地”。所謂留有餘地，不只是對革命軍要適可而止，對清廷亦不輕於推翻，始可操縱自如，予取予求。
革命軍壯志如虹，須先施之以威，挫其銳氣。十月底，袁軍獲勝，十一月二日，奪回漢口。袁以為革命軍或可就範，遣使致書武昌言和。革命黨對於袁與清廷間的矛盾，及袁的野心，至為了解，乘機動以利害，勸共同反清，謂“我軍（革命軍）聲勢日大，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伏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隆裕有生之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無待游移”。果能“返旆北征，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所言雖洞見袁的肺腑，指出他的心病，但在他尚未全局在握之時，他不會立即出此行動，必須待時機成熟，水到渠成，順利地取代清的政權，同時確保總統到手。
袁於十一月十三日，由湖北到北京，十六日他的內閣成立。以往軍機大臣或內閣總理須每月入對奏事，現在則予停止。各衙門應奏事件，概歸內閣核辦；應請旨事件，由內閣代遞；無須上奏事件，以內閣命令行之；內外奏摺均遞至內閣，由內閣擬旨進呈鈐章。換言之，一切政務集中於袁、取決於袁。至於軍務，湖北境內的陸海軍已歸袁直接指揮，袁抵北京後，又取得近畿的軍權，撤消載濤的第三軍，禁衛軍由馮國璋接統，新編的巡防軍一鎮，改為拱衛軍。
漢口失守，革命軍退漢陽，由新到武昌的黃興任戰時總司令，主力部隊為鄂軍及湖南援軍。十一月十七日，黃興自漢陽反攻，兵力約八千人，為馮國璋的一萬餘人所敗。復劇戰六日，終以訓練不精，武器不利，二十七日，漢陽陷落，黃興東去上海。馮國璋擬乘勝奪取武昌，袁親去電制止，另電黎元洪提議停戰，命馮就近商洽。新任湖廣總督段祺瑞亦謂應休息兵力。袁的謀士王錫彤復謂“革命之氣已盈海內，若再以兵力蹂之，後患方長。為袁公計，亦殊不值得。蓋專制國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結果只有兩路可走：一為岳武穆，身死而國危；一為曹孟德，風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殺臣，則臣殺君，將何以處袁公乎？”袁更明白這種道理。他的老友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亦勸他終止軍事行動【註：袁與朱爾典相識於朝鮮，一九○六年起，朱爾典任駐華公使】，由代理漢口英國總領事葛福（H . Goffe）斡旋。革命軍以武昌危在旦夕，允如所請。十二月一日，協議成立。此後武漢未再有戰事。
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益隆。罷黜之後，清政每況愈下，英、美對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願革命黨得勢，希望袁再出秉政。武昌事起，美國公使嘉樂恒（WJ Calhoun）在公使團會議席上首稱，惟有袁可擔平亂之任。除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外，其他各國一致贊成，此為奕劻等勸請載灃起用袁的有力理由之一。袁任湖廣總督的上諭發布之日，朱爾典電告英國外相葛雷（E. Grey），說是此一任命，可使北方軍隊的忠誠獲得保證，增加清政府處理危機的力量。第二天，上海美人《大陸報》發表社論，說是清廷雖將統率全軍的任務交與袁世凱，並不足以保證他回京任職。任何低於內閣的位置，是和他的才能與成就不相稱的。除非命他參與國務，無法使清廷取得內外的信任。十月二十八日，美國銀行團駐北京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認為如清政府肯給袁以他要求的權力，由他組織內閣，南方的革命必然失敗。四天后，袁即被任為內閣總理大臣，朱爾典連電葛雷，謂此舉可收安定人心作用，北京亦有振作氣象。
英、美為了經濟利益，希望中國安定。日本的態度相反，中國愈亂愈對日本有利。十月十六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電令伊集院，願以軍械供應清廷。二十四日，西園寺公望內閣決定以永保日本在東三省權益，維持日本在中國一切利益，保全清的政權，阻止革命軍北進為政策。伊集院欲將中國分為華南、華中、華北，由清廷統治華北，使永久與漢人對峙，曾請朱爾典勸清廷實行君主立憲。朱爾典窺知他的用意，深恐中國因此而被瓜分，不利於英，答以中國政體應由人民自決。為替袁世凱減少阻力，在袁到北京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朱爾典對袁克定說，外國人的一般看法是，最好象徵性保存清廷，實行憲政改革。十一月十五日，葛雷來電，謂英國政府對袁友好敬重，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可以公正地處理對外關係，維持內部秩序及革命後在華貿易的有利環境，英政府將給以一切的外交援助，英、美、德、法銀行團亦將給予財政援助。朱爾典據以告袁，謂英國對他（袁）所領導的政府必加支持。
公使團為使袁內閣的權力更為擴大，十一月二十二日，依照嘉樂恒的主張，由朱爾典與袁商議，進一步行動。朱爾典告訴奕劻，說是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政治不良，政治不良是由於監國攝政王載灃措置乖方。清廷如欲獲得外國援助，載灃必須辭去攝政王，從中奔走運用的為唐紹儀。十二月五日，葛雷一面照覆倫敦日本代辦，一面訓令朱爾典與伊集院合作使載灃引退。一月六日，隆裕准載灃退歸藩邸，嗣後用人行政，皆由內閣總理大臣擔承責任。王錫彤說，載灃之革去名義，政權一歸內閣，“英使朱爾典實助袁公成之”。
日本為分裂中國，亦欲爭取袁世凱。袁內閣成立第三天（十一月十八日），伊集院表示日本決極力相助，袁亦表示效忠清室。於是日本又請英國政府，合力促成清廷立憲。英方雖口稱贊成，但仍不主干涉內政。武漢停戰後，伊集院怕袁與革命黨妥協，主援助南方對抗北方。袁與革命軍和議開始後，日外相內田向英、美提議，保存一名義上的清政權，命伊集院警告袁世凱，不承認改行共和，命頭山滿、犬養毅通知孫中山，反對革命黨的主張，不惜以武力幫助清廷。終以國際情勢不許，未敢悍然出之。
三、立憲派、北洋派擁袁及革命黨讓袁
張謇領導立憲派意欲與袁世凱合作。一九一一年六月，張自上海去北京，特迂道彰德，與袁晤談。袁表示如將來再出，當尊重張的意見。張深感此行不虛，盛稱“慰亭（袁字）畢竟不錯”。不久袁果然復出。十月十六日，江蘇巡撫程德全採用張謇代擬的奏稿，請清廷將親貴內閣解職，“特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對革命軍用撫不用剿。所謂賢能，不言而喻，指的是袁。二十日，張謇復以諮議局名義，要求宣布立憲，開國會。十餘日後，與清廷脫離關係的已有七省。隨著情勢的轉移，張謇施展他的影響力量，助成程德全的獨立，目的是為預站地步，不讓革命黨全部勝利，立憲派方可取得日後的發言權，擁袁建立一政治中心。資政院及其他備省諮議局的立憲派議員，同此心理。
原與袁世凱不共戴天，近又因開放黨禁為載澤所阻的康有為、梁啟超派，力圖結納載濤與吳祿貞、張紹曾，擬作非常之舉。而武昌變起，於是又計劃用禁衛軍發動政變，倒載澤、奕劻，奉載濤為內閣總理，停止討伐革命軍，運動各省督撫暫行自立，以殺革命黨之勢。十一月，梁啟超由日本去奉天，準備親入北京。不意吳祿貞被刺，張紹曾罷職，乃改以“和袁、慰革（革命黨）、逼滿、服漢”，同戡大難為政策。復以奉天情勢對他不利，所謀亦成泡影，廢然返回日本。此時袁的地位已固，大權在握，梁又倡“虛君共和”之說，各方活動，聯袁、聯岑（春煊）、聯黎（元洪）並進，尤重聯袁。十二月間，進行益力。袁亦欲利用梁在資政院、諮議局的影響力和他在社會上的文名，以抗革命黨，雙方頻頻密洽。
袁的故舊於袁的再起，無不興高彩烈，僕僕於天津、北京、彰德道上，籌議大計。參與其事的有唐紹儀、楊度、梁士詒、袁克定，與張謇互通聲息。他們的具體方案為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共和國體，擁袁為民國總統。袁入京後，此一運動隨之展開。十一月中旬，詔命各省派代表來京，公同會議國是。同時楊度與獲釋出獄的革命黨人汪兆銘發起“國是共濟會”，明白主張由國民會議協議君主、民主問題。奕劻頗有贊成之意，載灃“恐國民會議專要共和”，不肯答應。楊度上書資政院，謂國民會議的結果是否必為君主，固然沒有把握，不過“君主立憲之言，僅能言之於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袁惺惺作態，說是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不能贊成共和。但是“世界既有共和學說，亦不妨研究”。又對汪兆銘說：“國民會議我極贊成，惟我站地位，不便主張民主，仍主君主立憲。”汪說：“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袁說他個人必服從國民會議多數決議，只是辦到公平和平不易。遂由袁克定派遣密使攜汪函前往武漢洽商。汪另電上海黃興，主南北聯合，強清室退位，推袁為總統。武昌方面先已表示，袁若反清，當以總統相酬。孫中山亦自倫敦來電，主推黎元洪或袁為總統【註：時為十一月十六日，據云係吳敬恆的主張】。至是黃興亦謂，如袁作華盛頓，使中國為民國，各省無不聽命。
載灃解除監國攝政王名位後，召開國民會議的阻力大減。十二月七日，隆裕命袁委託代表與南方討論大局，代表人選即唐紹儀，參讚為楊士琦。革命軍方面以伍廷芳充任。和議地點，初定為漢口，革命黨重要領袖多在上海，為了籌組中央臨時政府，武昌與上海之間已有歧見，更恐武昌左右和議，要求改在上海舉行。公使團為便於上海領事運用，袁為便於蘇、浙立憲派活動，一致贊成【註：唐紹儀、伍廷芳均廣東人，曾留學美、英。清末唐官至尚書，伍官至侍郎，原為舊識。唐到上海後，下榻英商李德立（ES Little）住宅，與英國總領事傅磊斯（EA Frases）保持聯繫】。
唐的計劃是透過國民會議，擁袁登上總統的高位，他自己亦可望成為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楊士琦主張先使清室禪位，再與南方議和，袁認為不妥，怕的是南方不允，和議不成。不若由共和弋取總統的順利。楊度亦說：可先為總統，將來仍可為拿破崙。公使團希望中國及早息爭，袁的政權及早實現，不惟已有的權利可免受損失，將來的權利必更有保障，決定請雙方儘速解決和局。
十二月十八日，伍、唐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廳開始會議，商定各處停戰。第二天，英、美、日、俄、法、德公使分電伍、唐勸告，意在使南方讓步。英國外相葛雷訓令朱爾典，殷盼中國統一，政體由中國人民決定。實際是為袁聲援。唐按照袁的指示，竭力爭取立憲派的支持，曾面告張謇，如舉袁為總統，其他可無問題。張答稱他僅能代表蘇、浙兩省，不能保證同盟會的必從。唐復向江蘇都督程德全疏通，程允悉力而為。浙江都督湯壽潛與張、程一致，大勢遂十定八九，唐轉與黃興相商，亦甚順利。二十日，伍、唐二次會談，伍請唐承認共和，取消滿清政府。唐雖不反對，惟須由國民會議作最後決定。同日，黃興的代表與北方密使成立協議，訂明確定共和政體，由先推覆清室者為總統，對清室予以優待【註：北方密使為廖宇清，這些條件是十一月間他和段祺瑞的親信靳雲鵬等所商定】。
二次會議後，唐與革命黨、立憲派日夜聚晤。汪兆銘力勸同盟會領袖勿操之過急，否則欲速不達，並電袁克定，謂“項城（袁世凱）雄視天下，物望所歸，元首匪異人任”。唐亦電梁士詒，希望袁為中國的華盛頓，袁謂“不能自我先發”。大概由於禁衛軍統領馮國璋仍主君主，陸軍部大臣王士珍態度消極，前方的段祺瑞尚在猶疑，日本公使伊集院聲稱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袁不無顧慮。正在此時，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唐為貫徹原定計劃，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清廷大事恫嚇，謂“民軍以改建共和為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艇二艘，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並偕同為泰西水陸軍官數十人，聲勢愈大，並擬組織臨時政府為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為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啟，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紹儀出京時，總理大臣（袁）以和平解決為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為轉圜之法”。袁與徐世昌、奕劻商議之後，向隆裕太后奏陳，亟言不可決裂，否則戰事再起，“度支如何？軍機如何？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如召集國會，採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勢皎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二十八日，隆裕如其所請。唐與伍廷芳繼續會議，商定國民會議辦法：直、魯、豫、甘、新及東三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餘由民國政府召集。
第三節 妥協中誕生的民國
一、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
革命軍控有大半中國之後，認為有設置中央政府的必要。湖北、雲南倡議各省選派代表，前往武昌籌議規劃，江蘇、浙江主在上海，請孫中山返國組織。十一月十五日，蘇、浙、閩代表決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承認鄂軍政府為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由於武昌力爭，一部分代表赴鄂，一部分留上海。赴鄂代表到武昌時，漢陽已經失守，武昌受威脅，改在漢口英租界開會。十二月二日，議決如袁世凱反正，即舉為臨時大總統。三日，通過中央臨時組織大綱，設臨時總統、國務院。次日得悉南京克復，又議決以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日留滬代表有同樣決議，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負責籌劃臨時政府，名為使軍政府早日統一，實為不願由武漢領導，這是陳其美、宋教仁的主張。赴鄂代表及黎元洪與立憲派、光復會表示反對，克復南京有功的浙軍將領聲言不願受漢陽敗將黃興的節制，黃遂堅辭不就。十七日，全體代表在南京集會，改舉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黎雖承認，黃終不受。代表左右為難，中央臨時政府一時無從組織。
武昌變起之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向華僑募款。十月十二日，得知此一意外消息，他認為今後的成敗，列強的態度關係至大，特別是英國與日本的態度。華中、華南屬於英國勢力範圍，日本為英國的同盟，英國的動向實可左右全局，必須取得其對中國革命的諒解，決先去倫敦。時清廷正欲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借款，朱爾典為迫令清廷將政權交袁世凱，請倫敦拒絕。十月中，四國銀行團在巴黎集議，決定暫不與中國談判。十月下旬，孫抵倫敦，繼續努力，並請英國阻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十日，轉往巴黎，晤法國朝野人士後東歸。十二月二十一日過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來迎，謂袁世凱心懷叵測，孫一至南京、上海，必被各方擁戴。但無兵可用，意見紛淆，命令難行，不如暫留廣州，整理軍務，再鼓行而前，方有勝算。孫不以為然，謂南京、上海為前方，須身當其衝，應四方之矚，弭內部歧趨。否則東南不保，廣東亦難獨支。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抵滬，黃興、陳其美、宋教仁決定組織中央政府，大元帥問題不了自了。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選舉孫為臨時總統，並設置臨時參議院【註：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臨時參議院成立，議員為各省都督的代表】。三十一日，通過孫的提議，採行陽曆，以中華民國為紀元，有如歷代的改正朔。中央臨時政府大綱原為總統制，現在改為內閣制，增置副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在南京就職。次日，臨時參議院因孫的要求，復變內閣制為總統制。一月三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黃興任陸軍總長，黃鐘瑛任海軍總長，王寵惠任外交總長，伍廷芳任司法總長，陳錦濤任財政總長，程德全任內務總長，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張謇任實業總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陸軍、外交、教育總長屬同盟會，內務、實業、交通總長屬立憲派。海軍、司法、財政總長無所屬。實際在南京任職的僅同盟會二總長，其餘經常駐上海。此一混合內閣，不能算是健全，各省都督又不盡聽命中央。武昌、上海革命黨人早已壁壘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統自居，武昌方面以首義功高，而在中央未佔重要位置，憤憤不平，遇事立異【註：王寵惠、伍廷芳、陳錦濤為廣東人，王、陳均為美國耶魯大學博士，蔡元培、湯壽潛為浙江人，張謇為江蘇人，程德全為四川人，黃興為湖南人，黃鐘瑛為福建人，湖北人任次長者雖不少，但無任總長者】。
孫中山之所以不肯暫留廣州的另一原因是，孫“若不至滬、寧，則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非他人所能勝任”。關於對內，孫亦主張將總統讓袁，假袁之手，推翻滿清，早日實現共和。此後社會當以工商為競點，他願為中國開一新局面，不爭政權。關於對外，孫在巴黎時，曾向記者宣布，民國政府成立後，將與各國商議重訂關稅，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及就任總統，一月五日正式發佈告友邦書，願與各國人民平等交往，益求輯睦。清政府所訂條約，繼續有效，至期滿為止，清政府所借外債，照舊償還；各國或個人所得權益，照舊尊重，希望各國更篤交誼，靜待民國之成，並盼予以承認，交相提挈，勉進世界於無窮。各國大都不予理會，視為無足重輕。總之，孫的對外對內，所採同為妥協態度，袁與列強亦相互為用。
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僅三個月，大部分時間忙於對袁交涉。最後始顧及到內政改革。較有意義的措施，一為提倡平等觀念，革除官廳的“大人”、“老爺”稱謂，均以官職相稱呼，民間“先生”或“君”相稱呼。二為維護人權，不准刑訊、體罰，鞠獄當視證據為斷。禁止買賣人口，所有人民均得享有公權、私權。三為尊重言論、出版自由。四為男子剪除髮辮，女子不許纏足。五為提倡女權。革命軍興，青年知識婦女爭起以應，或組織女子軍事團、女子國民軍、女子北伐隊，或從事看護、縫紉、募捐。又有女子參政同志會、女界共和協濟會，政府曾予資助。以上政令，雖一時未能貫徹實行，社會觀感則逐漸轉變，平等自由思想遂以普及。
二、清朝告終
對於南方之選舉總統，袁世凱至為不滿，上海和議所訂的召集國民會議辦法同為所不喜。前者他無從阻止，乃以後者為口實，不肯承認。但他並不要決裂，仍施展剛柔並用手段，期達最後目的。一是繼續和談，通知伍廷芳，已准唐紹儀辭職，嗣後彼此直接電商，實際上唐仍在上海與伍接觸。二是利用軍人，嗾使馮國璋聲稱誓死反對共和。三是勾結外力，希望各國相助。
孫中山當選總統的一天，立即電袁。謂係暫時擔承，仍虛位以待，請袁早定大計。袁答以國體尚待公決，不願預聞臨時政府之事。孫再去電，如由袁之力不勞戰爭而達成共和，總統必屬於袁。袁轉而質問伍廷芳以此次選舉總統的用意，並爭國民會議代表名額與召集權，及開會地點。伍謂選舉總統與國民會議絕不相妨。唐紹儀單刀直入，詰伍以總統讓袁，有何把握？孫明白回覆，如清帝退位，即推袁為總統。孫一意想由和平途徑，使共和實現，袁定要確定總統能夠到手，始贊成共和。
上海和議發生頓挫之後，各國公使指責南京的要求不近情理，倘和議因此破裂，南方應任其咎。對袁則盛稱其公平正直，為當代中國最有才能的人物。英、美報紙斥南京政府專橫，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與恢復和平的能力，法國且建議由各國逕自提名袁為總統。南京為確立自己的地位，一再籲請各國承認民國政府，並要求清政權不得私相授受，袁不得自設臨時政府。各國承認民國政府後，孫始辭職，再舉袁為總統。英國輿論指為根本動搖過去的協議，使中國陷於嚴重危機。對於承認民國政府，各國均無反應。袁恐清已退而孫不退，全國祇有一個南京政府，他將成為南京政府的屬下。伍廷芳以國際情勢不利，勸孫勿再堅持各國承認。一月二十二日，孫提出最後通融辦法，不堅持各國承認，惟清帝退位須知照各國公使，袁須宣布絕對贊成共和，孫接到公使通知，即行辭職，推袁繼任，袁宣誓遵守參議院所定憲法。如並此而不能行，證明袁不願和平解決，須負戰爭之責。二十七日，復致電各國公使，說明他之對袁讓步，係為了共和。此時蒙古、西藏已因俄、英的煽動，實行獨立，日本高唱對華干涉，準備與俄國分有東三省。孫如與袁相持不下，中國長期爭擾，兵連禍結，前途的屬可慮。
南京自身的弱點亦為孫中山不得不讓步的重大原因。山西大半復為袁軍所有，陝西岌岌不保，皖北要地多失。革命軍人都為臨時招募，有如烏合，北伐徒托空言，財政更是困難莫名，各省極少解款，公債分文未得，借債不能成交，餉糈無著。陸軍總長黃興自承若和議不成，動員為不可能的事。加之內部意見不一，武昌離心，袁又從中分化，漢口、漢陽的局部和議，實際已經成立。江蘇、浙江的立憲派盼和尤殷，總望與袁妥協。無政府主義派復稱，倘為政權而延長戰爭，將無可自恕【註：吳敬恆、李煜瀛均屬無政府主義派】。同盟會會員不盡了解全部革命主義，但求推翻滿清。醉心民主的幹部，亦謂名不必自我而立，功不必自我而成，武力革命時期已過，今後當注全力以爭憲法、國會、內閣。孫早已表示不爭權利，但求共和及早實現。
孫中山以總統讓給袁世凱的第一個條件是清廷必須退位。袁要使清廷退位並不十分困難，但不欲蒙篡奪惡名。他對外國公使說，他之所以不接受孫的條件，是因為不願背棄清朝恩義，欺人孤兒（宣統）寡婦（隆裕），只圖自身安全。不過他總想取得最高政權，從各方運用，使其達成。先以利害遊說奕劻、那桐以及隆裕太后的親信太監張蘭德，謂大勢已去，退位可享種種優待。次由馮國璋輩強親貴大臣捐獻。袁亦說若要對南方討伐，須軍費有著，不然他只好辭職。隆裕至為惶懼，溫諭慰留，發予內帑黃金八萬兩，並命親貴大臣輸財贍軍，而應者寥寥。袁的另一手段，仍為挾外人以相威脅，謂外蒙古已脫離中國，如再不決定態度，東三省亦將難保；南方擬自行召集國民會議，各國勢必承認；各口岸洋商擬請本國政府，強制清廷遜位。不久上海西人商會果然致電奕劻、載灃，勸告遜位。一月十二日王公會議，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十六日，袁向隆裕奏陳情勢危急，內而億萬所趨，非兵力所能平定，外則強鄰虎視，朝廷無地以容。革命軍但求民主，各國調停亦在改革政治，若久事爭持，難免不加干涉。法國革命之時，路易十六如能早順民心輿情，何至子孫靡有孑遺。隆裕聞聽之下，唯有流淚。十七、十八日，御前會議，俱無結論，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請求“概允共和”的電奏又至。最有效的仍為武力與外交脅迫並施。袁克定早在聯絡北洋將領，張謇請袁示意段祺瑞結約黎元洪，修正國民會議辦法，倘清廷不允照行，軍人即不任戰鬥。袁與各國公使保持密切聯繫，一月二十二日，通知朱爾典，說是處境困難，準備辭職出京。當天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註：日本以大勢所趨，知維持清廷已無可能，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一月二十三及二十五日，段祺瑞兩電內閣，一稱軍心動搖，共和思想難以遏止，一責親貴阻撓共和，各將領憤憤不平，將聯銜陳情。革命黨有以為清廷之遲遲不退，係袁作梗，必除之而後已【註：一月二十六日，袁進見隆裕後，行至東華門外，革命黨人張光培、楊裕昌、黃之蔭擲拋炸彈，傷斃多人，袁竟倖免，張等被捕遇害】。滿清親貴則痛恨袁與革命黨裡應外合，亦欲置之於死地。擬以封爵為餌，誘袁入宮謝恩，加以殺害。事被袁和他的左右所窺破，袁憤怨地說：“余力竭聲嘶，為保皇室尊嚴，不意竟以此相待。國之將亡，殆無能救，公輩願如何，即如何。”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四十七將領的聯銜電報發出【註：列名將士有段芝貴、倪嗣沖、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孟恩遠、靳雲鵬、徐樹錚、盧永祥、李厚基、吳光新等】，要求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代表政府，擔任對外事項，再行召集國民會議，組織共和政府。同日，宗社黨健將軍諮使良弼為革命黨人炸死【註：革命黨人為彭家珍，當場身死，良弼重傷，一日後卒】。反對退位的親貴喪膽，善耆、溥偉分逃大連、青島。隆裕太后哀求民政大臣趙秉鈞、外務大臣胡惟德、郵傳大臣梁士詒，懇袁保全她與宣統母子的性命，實行封袁為一等侯爵。袁再四不受，謂人心乖離，軍事困難，外交棘手，請收回成命。馮國璋亦辭禁衛軍總統，以示不負京師治安之責。二十九、三十日御前會議，王公大臣對於退位無人敢再持異議。二月三日，命袁全權與南方商優待條件，不再提國民會議。五日，段祺瑞續責王公敗壞大局，阻撓共和，即率全軍將士入京，和他們剖陳利害，已有兵臨城下之勢。
優待清室為袁與革命黨間的預定方案，上海和議時唐紹儀已將原則提出，汪兆銘草擬具體條款，由袁奏明，遍告親貴。二月十日，經臨時參議院通過，要點為清帝辭位，尊號仍存，中華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給以歲用四百萬元，暫居宮禁，清及蒙回藏世爵照舊。這是妥協的另一面，亦是一個奇特現象，中國境內除了自己的政府，另有一個外國君主，民主政體之下，仍有特權階級。
二月十二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頒布宣統皇帝辭位懿旨，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並由外務部照會各國公使。各王公多避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奕劻逃往天津租界。退位詔為南京所預擬，出自張謇之手，其中“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字樣，則係袁所添入，作為自立政府的依據。無論如何清朝總算告終。
三、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宣統退位雖為定局，袁世凱仍怕孫中山不肯辭職。二月初，再由段祺瑞分電孫及黎元洪，主張南北兩政府同時取消，預行推定總統。黎以不滿於革命黨人的挾制，為見好於袁，以固自身地位，首先贊同，退位詔頒布的前一天，袁電告南京，謂共和為最良政體，清帝辭位之日，即帝政的終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以示履行孫的要求，孫自當實踐辭職諾言，由袁任總統。退位詔頒布的後一日，袁即告“膺命組織政府”，自稱“首領”，建立事實的政權。同日，孫向臨時參議院辭職，薦袁自代，惟袁不當以清帝委任為據，自組政府。袁稱北方軍隊與蒙古代表已推他為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表示他已經成了總統，無須定要南方相讓，孫不再深究。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袁為第二任臨時總統，仍選黎元洪為副總統，袁不俟正式受命，即改稱“新舉臨時大總統”，一似他的職位先經清帝委任，北方推戴，再由民國臨時參議院予以追認。
和談期間，孫中山已提出臨時政府須設於南京的條件，在致參議院的辭職咨文內，再加聲明，不得更改，新任總統到南京就職之時，孫始解職，目的是要袁離開他的北京根據地，擺脫使館區的特殊勢力，使列強在北京至海口的駐軍亦失去作用。袁的南北成見甚深，更不願置身於革命黨控制下的南京，藉口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須加部署，東三省人心未盡一致，推拖不肯南下。參議院一度同意政府設於北京，因孫與黃興堅決反對，不得不出爾反爾，議決政府仍設南京。但是不滿意孫、黃的章炳麟及蘇、浙、湘、滇等省都督，均主建都北京。於是袁的態度益為強硬，聲稱舍北而南，窒礙無窮，北方軍民意見紛紜，隱患實繁，外交團屢言袁不可離開北方。如果因為他不能南去，而不能統一，他情願不做總統。南京堅持不移，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為迎袁專使，令袁無迴旋之地。蔡元培等到京兩天，二月二十九日，北京發生兵變，天津、保定、通州，接連而起。各國公使調兵前來京津。黎元洪電請早定國都，成立政府，以杜外人干涉，萬不宜舍北而南。段祺瑞、馮國璋力言政府須在北京，袁不能赴南京受任。蔡元培亦說兵變後外人極為激昂，設再行發生，外人將自由行動，必須速建統一政府於北京。南京有派兵北上助袁恢復秩序的提議，袁斷然拒絕，參議院卒許袁在北京受職。兵變是否出於袁的授意，雖不易肯定，事後變兵未受任何處分，則為事實。此後兵變成為民國史上的常事。
遵守憲法為孫對袁的另一要求，憲法制定之前，先制定臨時約法，三月七日，臨時參議院開始討論，三月十一日公佈，規定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參議院、總統、國務員行使統治權。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種族、階級、宗教，均在法律上享有身體、家宅、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書信秘密、居住、遷移、信仰自由，有請願、陳訴、訴訟、任官、考試、選舉、被選舉權利，及納稅、服兵役義務。立法權由參議院行使，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總統總攬政務，統率陸、海軍，任命文武職員，但制定官制、官規，任命國務員、大使、公使及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則須經參議院同意。總統提出法律案，公佈法律及命令，均須國務員副署。約法施行十個月內，召集國會，制定憲法。
就約法條文而論，關於民權的規定，與一般民主國家無大不同，為中國前所未有之事。對於國會的權力，盡量提高，對於總統的權力，多方限制，與內閣制相近。袁自然知道這是同盟會為他而設，不甘俯首聽命。今後袁與同盟會的衝突即由此而起。
同盟會既以總統讓袁，仍希望自行組織內閣，舍名取實，然非袁所願，折衷的方案是由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出任內閣總理。唐與袁有二十餘年的私情公誼，交非泛泛，與孫中山同為粵人，復有促成共和之功，正可居間折衷，溝通南北之見，調和新舊之爭，促進袁和同盟會的合作。三月十三日，袁任唐為國務總理，袁系的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分任內務、陸軍、海軍總長，柔順的陸徵祥任外交總長，立憲派的熊希齡任財政總長，同盟會的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分任司法、教育、農林、工商總長【註：交通總長由唐紹儀兼代，後由施肇基署理，工商總長陳其美不就，由次長王正廷署理】。四月一日，孫中山解除臨時總統職務，黃興任南京留守，統轄南方各軍。二日參議院正式議決，臨時政府遷設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