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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之建筑,在中世纪以前,其发达之主要精神原因,皆不出政治与宗教二者。然政治势力,究不若宗教之富于普遍性,故就沟通各民族之文化,影响于建筑方面言之,而政治恒难逮及宗教。此现象非但欧洲如是,即印度与中国,亦无不同出一轨。

我国古代宗教虽以释、道并著,然道教在历史上素以式微不振见称,其与我国文化发生密切关系者,当推佛教为最。佛教自西汉末期,经西域诸国辗转传来,至东汉、三国之际,渐就萌葱。晋元康以降,群雄割据,战乱相寻者,前后近三百年。史称当时人民,相与祝发出家,寄托沙门,以图幸免锋镝、徭役之苦。故自晋安、萧齐以后,佛教之发达,几如水之赴壑,其势不可复阻。降及隋、唐,号称全盛。在此时期内,营造寺、塔之风,风靡全国。此等建筑之外观,大都采引印度与西域式样,以表现宗教之特有形式。然时间既久,泽布风遗,其影响遂不仅限于此。故自佛教东来以后,我国建筑受此文化之浸濡,实甚深广。

虽然中国建筑受佛教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此洵为不易解决之问题。盖建筑学在古代中国,数千年来恒视为卑不足道之匠技,除北宋李明仲所著《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与清雍正间所颁《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七十四卷外,几无专门记述之书。至于秦、汉以前之建筑,久已沦为尘壤,化作烟风。今之幸存者,大都为六朝以后之遗物,然亦任其支撑于荒烟蔓草间,剥落颓圮,迄乏系统之调查。兹篇所述,系以现有资料为准,暂分装饰、雕刻与构造二类讨论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阅者谅焉。

一、装饰、雕刻

建筑之起源,肇于人类之庇护躯体,故上古时代建筑,祈求抵御凛烈之气候与凶猛之野兽。《易》所谓:“上栋下宇,以俟风雨”者是也。其后人群演进,踵事增华,始于建筑之表面涂以色彩,描以画图,裛以锦绣,垂以幕帷。然以上种种,俱属平面之装饰,至于利用雕刻等立体形象,以文饰建筑物者,其时代则远在上述各项艺术昌明以后。我国秦、汉以前之建筑,亦大抵利用色彩与图绘者多,而采取雕刻诸技艺者少。如《礼记》谓:“棁画侏儒”;《周官》谓:“以猷鬼神祇”;《礼记》又谓:“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两都赋》谓:“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汉书》谓:“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长门赋》谓:“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由是而观,可知古代宫殿建筑之墙壁、地面,以及木造部分,殆全为绘画与色彩所占领。至于建筑物之利用雕刻者,仅为极少数之局部装饰,如《两都赋》谓:“雕玉瑱以居楹”;《西京赋》谓:“镂槛文”之类而已。其所以相异如是者,盖因绘画较简而易举,不若雕刻之繁缛而难工,此在械具与艺术尚未十分发达之社会,殆为不可免之事实。惟其如是,致使雕刻之技术益迟迟不克进步,故两汉诸帝表彰功臣于麒麟阁与云台,不云雕像,而云图形,恐亦因凿刻尚未风行之故也。而证之事实,汉末石刻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及肥城孝堂山郭巨祠二处,均为粗浅之平面浮雕(relif),其构图简朴,线条古拙,亦足为当时雕刻尚未臻发达之证据也。

刺激此粗朴之雕刻而使之发达者,则为佛教之输入。释教自东晋以后,风靡华夏。《魏书·释老志》谓北魏末期,江淮以北号称寺刹者,达三万余所。其说虽不足全信,而当时伽蓝、浮屠之盛,要为无可讳掩之事实。伴此寺刹而俱兴者,则为佛像之雕塑。然此为立体之圆雕,非平面之浮刻也。不仅佛像本身如是,其他之附属物,如莲座、背光等,亦无一不利用精美之雕技。故我国固有之雕刻术,自受佛教艺术影响后,遂作长足突飞之进步。其表现之方法,自平面易而为立体,其构图自形似进而为写实,其线条自古拙变而为圆熟。吾辈试取汉、晋、南北朝、隋、唐诸代之雕刻,比较而观之,如汉之武梁祠、郭巨祠,前秦之敦煌石窟,北凉之凉州石窟[1],北魏之云冈石窟,北齐天龙山石窟,唐龙门石窟等,则其逐渐进步之过程,无论何人均可一目了然。而见于其他方面者,如西汉霍去病墓之马踏匈奴像,与唐昭陵之石人马相较,其艺术之优劣,更不可同日而语矣。

与雕刻同时受佛教影响者,则为建筑之装饰。我国古代之装饰纹样,据已见之陶、铜器、骨、玉、石刻等所载者,大都取材于大自然,如日、月、星、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兽之类。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又有雷纹、菱纹、斜纹、波纹、环纹、连锁等若干式样。俟至佛教东来,印度之莲瓣、相轮与葱形尖拱(Ogee arch),遂连带输入我国。而波斯之翼狮(Winged lion),希腊之人像柱、卷草(Acanthus scroll)、瓣纹(Plaited ornament)、沟饰(Fluttin)、棕叶饰(Anthemion)、叶与舌饰(Leaf and tongue)、爱奥尼克柱式(Ionic order)、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等,亦因佛教之媒介,得以流播中土。以上各种装饰,在南北朝时,大抵与我国固有之装饰参差混用,如大同云冈石窟,即其最显著之例。其后,装饰之题材不适合我国之习惯与国情者,渐次归于淘汰。今之存者,如莲瓣、相轮、葱形尖拱等,尚为佛教建筑之重要装饰。而最普及者,无如希腊之卷草。惟自隋、唐以后,或变为简单之忍冬草,或易以繁密之牡丹、石榴花,流行衍蔓,遍于全国,不知者几不能辨为西方之装饰矣。

二、构造

我国之装饰雕刻,受佛教影响已如上述矣,然则我国建筑之构造,是否亦受同样影响?吾辈欲阐明此问题,必须比较佛教输入以前之建筑构造,与输入以后者,有无差异之处?如其有之,是否即为佛教影响所致?

我国建筑之构造,系以阶台、础石、柱、梁、浮柱[2]、栋、桁、角梁、椽、斗拱、飞昂等为骨体,而墙壁与门、窗,不过填塞柱与柱间之空间,用以区隔内外,阻蔽风雨而已。以上诸项,均为构成我国传统建筑之基本成分。其源始之时代虽不能明确断定,然其名称大都散见三代、秦、汉典籍之内,兹逐一举例如次:

阶台 《礼记》云:“成功幼,不能阼”。阼者,阶台之主阶也。

础石 《淮南子》云:“山云蒸,柱础湿”。

柱 《诗》云:“有觉其楹”;《春秋》云:“丹宫楹”。楹者,柱也。

梁 《长门赋》云:“抗应龙之虹梁”。虹梁者,向上弯之曲梁也。

浮柱 《论语》云:“山节藻棁”。棁,即浮柱,梁上短柱也。

栋 《易》云:“栋隆吉”;《仪礼》云:“序则屋当栋”。栋者,今之脊桁也。

桁 《礼记》云:“主人阼阶上立,当楣”。楣者,承椽之桁木也。

角梁 《景福殿赋》云:“承以阳马”。阳马者,屋四角承椽之角梁也。

椽 《易》云:“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桷者,椽也。

斗拱 《论语》云:“山节藻棁”。节者,斗也。又《长门赋》云:“施瑰木之栌欂兮”。栌欂,即斗拱也。

飞昂 《景福殿赋》云:“飞昂鸟跃”[3]。

藻井 《灵光殿赋》云:“圜渊方井,倒置荷蕖”。方井,方形之藻井也。

栏杆 《西都赋》云:“舍棂槛而却依”。棂槛,即栏杆也。

屋顶 我国古代建筑之屋顶,其发展之顺序,约可分为三期:

(1)我国建筑大都南向,故最初之屋顶,多系南、北二面泄水,其断面如人字形。

(2)次为四泄水之制。除南、北二面外,复有东、西二翼。《仪礼》云:“直于东荣”。荣者,翼也。东荣,即东面之檐。

(3)再次为屋面反翘之制。《西都赋》谓:“上反宇而盖载”。反宇,即屋面因呈曲线而上反也。

又《礼记》云:“复霤重檐,天子之庙饰也”。可知周代寖庙之制,已非简陋之单檐建筑矣。

就以上诸例而观,可知我国建筑之基本构造,肇源远在秦、汉以前。其时佛教尚未输入,中国建筑未受此文化之影响,殆无疑义。而时至今日,凡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之主要构材者,仍为主要构材如故。则在此二千年间,建筑物之骨构绝少变更,又可知矣。据此推论,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构造之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不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石窟之类,其最初模仿印度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演绎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兹举数例以明之:

塔者,为古代印度之墓标。梵音为Stupa,释籍译为“窣堵坡”,其义为“累积”,盖累积土、石于墓上以为标记也。其后释迦弃世,门人以香木焚尸,其骨分碎,大小如粒,不能尽毁,乃建窣堵坡藏之,后世所谓舍利塔是也。至于塔之构造,由台座、覆钵、宝匣、华盖四部组合而成。台座者即塔之基座;其上为半球状之覆钵,形如穹顶(Dome);覆钵顶部为宝匣,其形如方箱,中藏舍利,最上为华盖,作三层伞状。塔之内部,实以泥土,不能登临,盖纯为纪念物也。我国之塔,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所建之洛阳白马寺塔为最先。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其形状悉依印度之式样而重构之。此外,如敦煌千佛岩第120窟[4]内之塔,亦尚存印度窣堵坡之遗范。其后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木,塔内设佛龛,又置梯级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栏廊,覆以重檐,则与我国传统之木楼阁建筑日益雷同矣。

古代印度之寺,皆以塔为中心。塔之周围,罗列禅堂、静堂、僧房、庖厨、浴室、而圊之属,视后世以佛殿为寺之中心者,截然异途。我国初期之寺,大部袭用印度之制,以塔为寺之主要建筑物。故汉、魏籍典,盛称浮屠而不称寺,盖以塔为寺之代表也。东晋、北魏以后,渐重佛殿,置本尊像于佛殿中,以供祈祝祷膜拜之用,于是佛殿遂代塔而为寺之重心。其余法堂、讲堂、禅堂、食堂之类,依次排列于佛殿之前后,其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复印度旧观矣。

石窟

石窟者,释籍谓之“支提”。盖设支提塔之窟内,作为仰礼之对象,因以为名(梵音为Caitya,与窣堵坡同形状,惟不藏舍利)。我国最初创立之石窟,当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所建之敦煌千佛岩,其后继起者如凉州石窟寺,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南京摄山千佛岩,巩县石佛寺,青州云门山、驼山[5],肥城五峰山,历城神通寺,邠州大佛寺[6],广元千佛岩,太原天龙山等,均为南北朝及隋、唐等代所经营之石窟也。其中规模宏大者,当以北魏所建之云冈石窟为最。云冈诸窟之中央,大多设本尊像或方形之支提塔,与印度石窟之配置法,大体略同。其后北齐至隋、唐所营之天龙山石窟,内中已无支提塔,而于窟前辟走廊,廊间镌以柱、梁、斗拱之属,其上再护以短檐,至此石窟之外观、结构,遂与我国传统之木造建同一形制焉。

[本文发表于《科学》第十三卷第四期(1928年)。为作者潜心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后,发表之首篇论文。]

注解:

[1] 今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建于北凉宣武王沮渠蒙逊时期(公元401—433年)。

[2] 即侏儒柱。见《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侏儒柱条。

[3] [整理者注]:汉代斗拱中恐尚无斜向若昂之构件。该赋中所云“飞昂”,可能是表示一种飞翔向上之状态。

[4] 现编号为288窟。

[5] 今山东益都县境内,凿于北周至隋、唐间。

[6] 今陕西邠县西10公里,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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