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人以史，终觉无益。习之既久，其所以自为计、为人计者，几于无往而非利害计较之私，斯则心术之害也已。
迦莱尔文字典重，所为《法国革命史》，读之颇有《汉书》意味。
浙大史学系学生问应读何书，答云：治史当先治经，从治经入，眼光自较高远。《尚书》暂不易读，可先看《春秋》，读《公羊》。《左氏》长于事，《公羊》则长于义也。《春秋繁露》亦当读，而文字颇深，又有错简。清人治史学者有二顾，而祖禹不及亭林之大。可读《日知录》，看亭林读史留心处，自己是否亦曾注意及之。
有客来谈，历史祗是战争，将来如无战争，人类恐亦将归于澌灭。答云：自有载籍以来不过五千年，此在无始无终期间，所占时期本属甚暂。本此经验以断定人类之将来，恐不必然。经验即自习气中来也。
新史学多害义理，往往以今人侵伐掠夺之心理拟之圣贤。举世风靡，义理祗可不谈，恐圣哲血脉从此遂绝。
史传之作，不必如西人之细大不捐，动成巨帙。但期扼要，亦可为览者示涂径而省日力。《史记》列传胜于《汉书》，班书诸志亦非《史记》所及。其中以《食货》为上，《刑法》次之，《礼》《乐》又次之，皆网罗一代，言简意赅，读者自能了若指掌。史部向病繁芜，马迁立传已嫌其多。然四史文字俱佳，《晋书》亦好，《南齐书》可作小品文读。卒读廿四史者，吾尚未遇其人。
学者读《通鉴》，先生云：《通鉴》非读不可，但宜以时浏览，不作正课，书固有要于此者。六经之外，子则《老》《庄》，《荀子》意味便不及《孟子》（《墨子》吾向不喜）。佛书则《楞严》《圆觉》《起信》《维摩》《肇论》《中论》。皆不厌百读之书，是应反覆玩味者也。
《宋史•道学传》，暇时当一翻阅，观昔贤治事如何精勤。如黄勉斋当金人入寇时，智修安庆城，指挥若定，旬月而毕。至今八百年，屹然在望，谓非精神之所寄而能如是耶！世每讥儒者不能治事，不知文人或如此，为义理之学者决无不能治事之理。理事不二，初不必学。大抵昔贤用处，皆其得力处，是当着眼者也。
今世自名为史学者，每以乱世夷狄之俗妄测古事，淆乱是非，不唯厚诬古人，亦深为心术之害。如以周公佐武王伐殷，拟于侵略，谓周人待殷人至惨酷，周人为统治者，殷人则为被征服者，如此瞽说，不如不读古书之为愈。
史不限于一国，作史者应本《春秋》广鲁于天下之义。是非不谬于圣人，方足以备后来之损益，此岂今人所及哉！
《汉志》于九家称其所长，亦及其所短，最为平允。今欲尽简诸书得失，题目太大，下语难精。不如且专治经注，理会得一事是一事，较有实际。
太史公以颜渊早丧、盗跖老寿为不可知，实则一则正命，一则非正命而遭命耳。《列子•力命篇》所论，亦遭命而非正命也。
“名教”二字出于乐广。广为玄言家。所谓名，乃指名理玄言。后人不察，以为礼教，沿袭之误久矣。
晚近学术影响之大，莫如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章太炎、胡适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后，一变而为疑古学派，此则太炎所不及料者也。
论《史记》云：五帝三王纪及各国世家皆非佳作，而汉初人物世家、列传皆好。马迁近质，每传一人，短长互见，使人展卷如对其人。
先生以《朱子年谱》辨浙学一节示学者，因谈：史学亦不可废，但不可如后人之毛举细数，如开账簿。后世人多事繁，人人为之作传，实觉不胜纪载，故传记体在所当废。编年须简，略法《春秋》经文，纪事本末则本传文法度，如朱子《通鉴纲目》。纲法经，目法传，则善矣。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取其善可为法，恶可垂诫。太史公尚知此意，自叙《史记》，附于《春秋》。八书未能完成，半出后人所补。班史各志如《礼乐》《食货》《沟洫》诸篇，皆有精彩，是应全读。班氏经术虽不深，然其论礼乐，犹粗知其意，非后之史家所能及也。《晋书》题唐玄宗御撰，实则当时大臣依据成本加以编纂。前此为晋书者凡三十家之多，书成于唐，文字多出晋人，故饶文采。《南齐书》多记玄言名理，兼及佛法，亦可喜。《新唐书》论赞不尽佳，大抵出于欧阳公之手者为胜，二宋所为则有逊色矣。郑渔仲为《通志》二十略综古今，具见史识，惟传记一略可省，其余金石、文字、虫鱼之类，亦有博物之意。今日西人所为专门史书，如经济史、哲学史之流，颇与郑之一略相当。总之，作史贵简，尤贵不陋。
自阮芸台刻《学海堂经解》，而治经学者思想为之锢蔽；自魏默深编《经世文编》，而言政治者尽蹈富强窠臼。张南皮督学四川，刻《书目答问》《輶轩语》，当时学者家有其书。吾二十岁前亦尝奉为圭臬，久而无所得，乃知其所举入门各书，多于学者无益。《皇清经解》不足资以通经，《经义考》亦祇是目录之学，书贾能为之。而讲论义理如《通志堂经解》者，反为所黜。又如《四库提要》，张氏以为治群书之门迳，吾尝卒读之，而知其立说之偏。当时戴东原多任编撰之事，对宋儒每加指责，程朱虽功令所尊，亦有微词。又如《宋学渊源记》，张氏以为治宋学之门径，而不知江藩之于义理固无所解也。
论友人某先生云：可与论史，难与说经；可与料事，难与入理。以其观变之深，利害计较太熟故也。又云：吾前与一书，亦是对治。学者于史事太疏，却不得以此为说。
史家多以诸子为出于王官，如是则官各有守，孔子之删诗书，定礼乐，岂非侵权？其教人岂非越俎？今既祖述孔子，则诸子自以出于六艺为是。
论史学流失云：老子之失深，左氏之失浅，东莱之失粗。如今人开口便言“生存竞争”，其失不止于陋，直是谬矣。
谈尊经，云：何键提议读经，三中全会付之束阁。实则纵使行之学校，亦祇视为史料，如所谓“追念过去光荣”云云，与经义固了不相干，微论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经，即以经为史，而其原本实出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此其人未尝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说。实则《春秋》如以史书观之，真所谓“断烂朝报”者矣。《尚书蔡传》序文称为“史外传心”之典，可谓卓识。
尊经之说，微论何键，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经，而原本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实乃尊史。《春秋》不可作史读，作史读则真“断烂朝报”矣。《尚书》虽亦当时诏令，而《蔡传》序文所谓“史外传心”者，最是中肯之语。是故经可云术，其义广；不可云学，其义小。《论语》言“学而时习”、“学而不思”云云，“学”字之上，皆不容别贯一字。今人每言“汉学”、“宋学”、“经学”、“史学”，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举学派，皆未为当。即如“佛学”之名亦不如“佛法”为妥。读经须知非是向外求知识，乃能有益。
章太炎提倡读经，而以经为史，意味完全不同。余游绍兴，谒禹陵，见太炎所为碑文，称禹学于西王母之国，当今之叙里亚，得其勾股之术，归而治水。不知其何所本，纵有依据，未必可靠。然以此称禹，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