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迅速发展的政治形势与文学概况

本时期包括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大陆上获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段时间。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党中央立刻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表示了挽救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团结的迫切愿望。《宣言》中说：“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愿望，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亲自飞往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

但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团结的愿望和努力，并未得到它所应有的效果。从抗日时期起，就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治路线、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依然把反人民的战争当成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而美帝国主义也想乘机全面控制中国，把中国变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它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地勾结起来，准备和进行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美帝国主义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援助国民党进攻共产党，国民党也要依赖美国的力量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样，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悍然不顾一切，企图发动“孤注一掷”的全国内战来达到他的凶恶无耻的目的了。

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造成了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经历了多年战争的全国各阶级人民，普遍地要求和平，借以恢复受了严重破坏的生产。人民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实现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民主。农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国民党不但不给他们这一切，反而决定把他们再投入内战和破产的深渊。国民党为了得到美国援助而给予美国种种特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了美国资本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双重压迫，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美国驻中国的军队和其他各种人员，给中国人民以各种侮辱损害。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继续用恐怖的方法迫害人民和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给农民的是强暴的征兵、征粮，在解放区是组织地主夺取农民所已经得到的土地。”(1)国民党所有这些反动措施，使得它自己与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较之抗日时期更为尖锐了。争民主、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在国统区内象海涛一样怒涌着。

但是党的坚强英明的领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疯狂进攻，改变了战争的形势，而且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蒋介石王朝二十年的黑暗统治，消灭了帝国主义近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所进行的血腥野蛮的侵略。当战争进行了十八个月，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胜利阶段的时候，毛主席这样教导说：

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织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人民新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匪帮认为，只须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他们认为他们有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一百余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余万，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他们已经利用时间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他们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从这种估计出发，蒋介石匪帮就不顾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最后地撕毁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冒险的战争。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2)

在整个战争期间，为了唤醒人民，使他们彻底放弃任何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手中寻求和平的幻想，党对全国广大人民进行了深刻有效的教育：“任何势力，只要是反动的，不管它怎样强大，它一定要倒下去。”(3)这样，就使得人民认识了，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争取解放，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为了打败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在军事方面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为了歼灭敌人，就必须每一战役都有准备，都有把握，都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去包围敌人，全部歼灭敌人，避免无准备无把握的作战”(4)。这样，就使得蒋介石的军队越战越弱，而人民解放军则越战越强。为了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满足中国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正义要求，党又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正是人民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说：

中国人民民主解放运动，已经一百余年，许多次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呢？在于这些运动虽然是人民的运动，而且其目的在于解放人民，但是还只是人民中少数人的运动，与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密切。广大的农民仍然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之下，被迫武装起来或走上战场来反对革命。于是各种运动虽然很好，却象没有生根的浮萍一样，是不坚实的，是当不起大风暴的，是只能轰轰烈烈一时，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一两个严重打击之下，就会坍台的。只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了农民，然后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有了根，就象苍松古柏一样，在狂风暴雨中不会动摇。那怕什么帝国主义，什么封建势力，什么美国武器，都没有办法来消灭它。

土地改革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境遇，巩固和加强了解放区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量，也保证了解放区军民能以较坏武器歼灭由美国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匪军。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最彻底的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由于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采取了上述革命措施，所以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战争初期退出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这种局面很快地就扭转了，在各个战场上都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作战。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举行了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于党在战争转入进攻时期所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经济问题、统一战线问题，都作了深刻说明，给予迎接行将到来的新的胜利的准备工作以极其详尽的指示。战争在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两年中有了十分迅速巨大的进展，国民党“重点设防”的许多大城市都先后获得了解放：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了整个东北；接着，在南线，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也获得了全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张家口、天津、北平都获得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同时着重地讨论了在胜利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党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并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作为主要任务，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在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接着在同年内先后解放了太原、杭州、武汉、西安、上海、兰州等各大城市和广大地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这样庄严地宣布了新中国的诞生：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革命从此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上是本时期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一个概略叙述。没有疑问，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斗争武器的革命文学。艺术，它在新、旧中国斗争最复杂剧烈的年代，在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取旧的社会制度而代之的年代，也在中国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攀登出来将以勤劳勇敢的姿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年代，它不能不成为帮助中国人民推翻反动的旧的经济基础及其反动的上层建筑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它不能不是时代和历史的最真实的反映和记录，它不能不是宣扬人民的情感愿望和生活理想的有力工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领导之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胜利，我们新的人民的文艺，继承和发扬从“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遵循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在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有了更为巨大辉煌的发展和成绩。

首先是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的真正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苏区文艺运动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传统曾经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叙述过的。在本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在农村中土地改革运动的火热展开，人民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带来了更为迫切的文化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参与了文艺活动，而且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创造能力。特别是因为许多大城市先后获得解放，工人的文艺运动也随之开始扩大了，这就改变了过去群众文艺活动限于部队与农村的现象，而使得文艺“为工农兵”的总任务有可能全面实现了。

其次是创作的空前繁荣和具有高度质量的作品的出现。有的作品因为它们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也因为它们的巨大的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的读者群众，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荣誉。我们有了象《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那样深刻反映农村斗争的作品。同时，因为作家深入部队，长期战争生活的体验与锻炼也使得他们有可能写作出真实地反映部队和战争的作品，有不少的通讯报告和小说，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长篇叙事诗的兴盛成了本时期诗歌创作最鲜明的特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的人民在诗歌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与热情的颂赞。

再次，在国统区的作家们也在本时期坚持了更为艰巨的战斗。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较之上一时期更为险恶了，蒋介石的特务统治，时时威胁着作家们的生命和安全。我们不能够忘记，著名爱国诗人和优秀学者闻一多，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遭到蒋介石匪帮的最凶残最无耻的暗杀的！其他作家遭到非法逮捕和监禁的还多得很。言论、出版受到了苛如牛毛的限制。反动统治势力一方面竭力压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另一方面，也会努力运用反动的文艺来作为他们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的工具。国统区的作家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配合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民主运动的高涨，来进行战斗和创作的。在本时期，正如同上一时期一样，国统区的“进步的文艺运动是和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而且“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5)的。

最后，在本时期最后一年中，当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国统区这个名词已经或行将消失的时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七月二日在北京举行了。正如朱德同志在大会开幕时讲话中所指出来的：“人民革命斗争得到了胜利，新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胜利，今天的大会，就是这个胜利的表现。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这次文代会是全国文艺界一次胜利会师的大会，是过去三十年新文艺运动光荣总结的大会，也是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紧密团结、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和彻底改造自己，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大会。

我们的国家是日新月异，光芒万丈的！我们的文艺也是日新月异、光芒万丈的！

二　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

伟大的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6)可以知道，文艺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结合，正是革命文艺所必须遵循的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本时期的文艺运动，遵照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在上一时期与工农兵结合的初步基础上，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深入。

先谈在本时期才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人文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在城市里（和在矿山、铁路、港口、码头……）开展工人运动。最初的着手方法就是为工人办文化教育事业，借以宣传和组织工人。当时除对工人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外，也通过文艺活动的方式（如教唱歌和演戏）来教育工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在中国工人运动中，起过相当巨大的作用。但那时为客观环境所限制，工人的文艺活动，其范围与规模是很微小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联在上海也曾经开展过一些工人文艺运动，但那时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工作开展也受到了百般的摧折与迫害。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文艺工作在部队与农村中有了大规模的开展，但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与大的工业生产，所以工人文艺运动的规模，仍然是很狭小的。

解放战争时期，这种情形有了很大改变。虽然这时文艺大军进城不久，但工人业余文艺活动就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工人秧歌队已遍及各城市、工厂、铁路、矿山。即以天津市而言，解放不过半年，已有了四十个左右的工厂文娱组织，多数厂有壁报，有不少的职工通讯员，据统计直接参加文艺活动的约五千人左右。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了工厂。工人在创作上已开始显露了惊人的才能。有的工人在演出自己编导的剧本时，对各界观众说：“这都是我们工人自编自演的，瞧今天我们黑手爪子不但会摆弄机器，也学会摆弄笔杆子了。”(7)

在工人创作的剧本中，石家庄铁路检车段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三幕十四场话剧《不是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剧本以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石家庄工人生产竞赛的情况为题材，表现了工人阶级为了创造新的生活而发挥出来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描写了落后工人马顺保怎样在老工人又是劳动模范的白师傅的说服教育下，逐渐觉悟，终于积极参加生产突击工作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友爱、英勇创造的高贵品质。因为作者生活经验的丰富，人物描画得真实而生动，所以尽管它在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还不免存在一些毛病，但仍然具有亲切感人的力量。这个剧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革命节上演的时候，曾经引起工人群众与文艺工作者普遍的欢迎和重视。

工人诗歌创作的活动，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获得了比较普遍的展开。从长期的黑暗生活中走出来，沐浴着党和毛主席的温煦的阳光，因此，对于过去苦难的追忆与倾诉和对于现实幸福的歌唱与赞颂，便不能不成为工人诗歌最主要的内容。诗歌的形式大半是解放区流行的民谣体裁，具有一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这些诗歌中，可以见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排山倒海的革命气概，又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汹涌澎湃的政治热情。例如：

不怕天翻和地覆！

不怕大海起洪波！

红旗握在劳动人民的手，

大家跟着红旗走！

（东坊：《共产党恩情实在多》）

这是多么洪亮坚决的声音！又例如：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

（潮清：《北石坑》）

这又是多么鲜明强烈的对照！它说明了，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广大工人开始以自觉的劳动热情来建设我们的祖国，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匪帮的压迫下那种苦痛黑暗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时候的工人诗歌还处在最初阶段，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有着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它们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品质和最恢廓的气势，传达出了新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后的欢欣鼓舞的情感。这些诗歌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工人诗歌的无限远大的前景。

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广大农村的群众文艺活动有了更蓬勃的扩展。沙可夫在《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中说：

人民解放战争展开以后，华北农村开始普遍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在这个伟大的翻身运动中，文艺上更进一步地在原有基础上，配合了这个运动。

先看创作数量。太行仅去秋与今春农村剧团的创作，不完全统计就达一百万字，冀晋（过去北岳区）一九四七年的群众创作编写运动，就搜集了八十多种优秀剧本，冀中数目更多。

比如晋察冀自从党的领导机关提出“穷人乐”方向以后，产生了成百个反映农民翻身戏，如《柴庄穷人翻身》、《杨家庵穷人翻身》、《抗战前后的冯林》、《卖儿女》，以及冀中的代表作《苓少爷变成三孙子》等，农民管这些统称“翻身戏”。太行也很多，而且太行土改工作完成较早，较彻底，土改结束后配合生产，文教的好作品也出现较早，如《光怨不识字》、《赵河山转变》、《石寸金》、《帮柱结婚》、《发家路》等等。其他鼓词、快板更多。这些作品在农民中影响很大，又如唐县杨家庵村剧团的大秧歌剧《穷人翻身》中的主人翁李桂林（佃户）和王瑞堂（地主），在该村附近，已经成为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农民们广泛谈论着。而这些较好的作品，政府每年总要拿出不少钱来奖励，并帮助出版。同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农村剧团和新的民间艺人。……

这段话仅就华北地区的农村文艺运动而言。其他如东北地区，在一九四六年“七七决定”后，一万二千干部下乡，进行土地改革，也使得农村文艺运动有了较大的开展。“这一时期的开始，是东北环境最艰苦的时期，战争则是处于撤退，生长力量的时期，但土地改革则是使得东北文艺运动生根，是与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结合的时期，也是东北文艺创作与群众要求结合的时期。这一时期，领导上是将几个主力文工团和文艺团体分散在北满的农村中，做土地改革，这一情况，对于东北文艺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许多作家也都参加了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土地革命”。一九四七年的春节，出现了东北尤其是北满文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高潮的特点，就是广泛地开展新秧歌运动。秧歌剧的创作，主要的有《光荣灯》、《姑嫂劳军》、《李二小参军》、《两个胡子》和《农家乐》等等。总之，在东北，也正同其他地区一样，“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于开展文艺运动和推进创作有很大的作用，这两种胜利都是带有从根本上胜利的意义，因之，这两种胜利就加速了群众思想成熟的过程，给与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尤其是群众创作）的发展条件”(8)。

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农民诗歌，收在诗选集《东方红》（《人民文艺丛书》）中。其中如：

土里埋的夜明珠，

无光无亮到如今；

八路吹了浮上土，

贫苦农民放光明。

（《土里埋的夜明珠》）

翻身后的喜悦与对于人民武装感激的心情，非常鲜明地表现在简短的诗句里。又如：

别自高，别自大，

别觉村中盛不下，

农民大家选我办好事，

事要能办好，

多多问大家。

（《别自高》）

在朴质无华的诗句里也显示了农民干部在党的教育下与斗争的锻炼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政治觉悟和民主作风。这些诗歌，说明了在农民身上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创作才能，也说明了只有彻底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统治力量，农民的这种创作才能才能够得到成长和发挥。

部队文艺工作，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较大的战斗作用。它保持和发扬了从红军时代就有了的三个优良的特点：一、党的坚强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二、从实际出发，服务于群众和战争的需要；三、是广大群众性的，是全军上下整体的活动。因此，本时期部队中的“演唱运动”、“枪杆诗运动”和“兵演兵、兵写兵、兵画兵运动”等，就得到了更普遍的展开，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战士们创作的表现部队生活、鼓舞战斗意志的出色作品。下面举一个例子：

扁担（一个炊事员写的）

我的扁担轻又轻，

一头油来一头盐，

革命工作我煮饭，

挑起干饭送前线，

保证同志吃得好，

坚决消灭胡宗南！

这种诗，在感情方面代表了人民军队的普遍的充沛的感情，它顽强坚决，流露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对于敌人的不可调和的憎恨；语言朴素，音节响亮，念起来顺口。这些都是劳动人民诗歌创作的显著特色。

当然，工农兵群众的文艺创作，是不能够篇篇都叫人满意的，粗糙和幼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但从以上极不完全的叙述看来，我们却可以感到：当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翻身之后，他们在文化上也开始翻身了，他们的惊人的聪明智慧在文艺创作上已开始显露出来了。这是文学艺术与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的结果，也是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劳动群众密切结合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望见了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更壮阔更辉煌的前途！

三　萧军思想批判

萧军的作家生活，开始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间。他的第一个集子《跋涉》中收集的就是这时候的作品。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的《八月的乡村》，因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东北群众的抗日要求与情绪，语言也相当生动有力，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与读者群众的欢迎。《八月的乡村》里“包含着两种因素，一种是积极的，但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种则是消极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积极的因素在当时是突出的。”(9)但《八月的乡村》却成了萧军创作历史的顶点。在他以后的作品中，积极的因素并未得到发展，而消极的因素则逐渐上升。在《八月的乡村》后出版的《羊》和《江上》，很明显地说明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后退状态，表现了由于作者脱离政治、脱离广大群众所带来的文思枯竭。

抗日战争以后，萧军背着进步作家的包袱，到了延安。他向党和人民索取报酬。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他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拒绝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来到东北，党帮助他在哈尔滨出版他主编的《文化报》（一九四七年五月创刊）。萧军没有通过这个报纸来对人民进行有益的思想教育，相反地，在中国人民行将获得伟大胜利、革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一九四八年，在他主编的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文章。

萧军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他倡导“大蔑视的思想和情感”。他向往那种“登临在某种高顶以上”，向周围的“太卑琐、渺小、平凡的”人们“如一只蚂蚁似的俯视着”的“英雄”的姿态，他希望人们在他的面前“低下他们的脑袋，献出他们的恐惧和屈从”（均见《文化报》二二期《我的生涯》）。他提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的“布尔巴的精神”（《文化报》四四期）。他把个人的得失、恩怨、喜恶看得很重。他要求集体的利益服从个人的利益。当他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于是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悲哀和空虚的心情来。他说他“在上海是‘陌生人’，没生下根……如今总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来了，按道理似不应该再有这种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还有些浓重……而且依然觉得没生根……”（《文化报》四五期）。这种“落寞”心情的产生，正是一个作家脱离人民、违反党和革命利益必然要有的后果。二、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早在延安时期，萧军已经是一个“人性论”者，他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到了本时期，他更利用他的超阶级的谬论来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把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说成是“萁豆相煎”，而且他“实不能无所悸痛”（《文化报》五三期）。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土地改革，诬蔑农民的土地还家为“亘古所未有的强盗行为”（《文化报》八期）。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在《文化报》上提出了“各色帝国主义”理论（五三期），攻击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挑拨中苏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八年秋，东北文艺界对萧军展开了批判。在哈尔滨的《生活报》（宋之的、金人等编）上发表了许多批判萧军思想的文章。刘芝明在《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中说：

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的错误，不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作为一个非党革命作家来说，是破坏了人民和党的在目前所执行的文化政策，把小资产阶级教导得不对头，把小资产阶级往泥坑里引，往落后引，往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方面引。我们对于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斗争乃是保卫马列主义原则和毛泽东思想，乃是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宣传教育的领导作用。

批判萧军思想的重要意义，在这段话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明确萧军思想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为了在党内外展开对于萧军思想和其他类似思想的批判，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作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

东北进步文艺界最近进行了对于萧军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认为这种批判是必要的，是应该加以支持的。

萧军的反动思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萧军是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艺界中“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学活动中，萧军表现自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惯于采取两面手法和敲诈手段的、无原则的野心家。他的带着封建色采的资产阶级思想，妨碍他真正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是当真正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民得到了胜利，建立了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虽然萧军在受到严重的批评以后开始作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表示还只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东北局为了保护东北人民文化事业的利益起见，认为必须指出：萧军如果不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有系统地（而不是避重就轻地）改正自己的与人民利益不相容的严重错误，那么他就将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

东北局完全赞同东北文艺协会对于萧军的结论，并作如下决定：

一、在党内外展开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以便在党内驱逐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外帮助青年知识分子纠正同类错误观点。

二、加强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在文艺界提倡严正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无原则的“团结”和无原则的“争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奋斗。

三、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东北文艺界对于萧军错误思想的批判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所作的决定，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下列两点：第一，对萧军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萧军的错误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某些落后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的集中表现，因此批判萧军的思想，指出其错误根源，正是向没落的社会现象作无情斗争，是完全符合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的。第二，萧军所曾经走过的错误道路，也说明了一个作家如果过高地估计了他过去在文艺事业上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不肯放下自己背上的“进步”包袱，不肯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肯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其结果必然地会让自己的错误思想继续滋长，进而妨害党和人民的革命利益。萧军在本时期所犯的错误，在这方面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非常确切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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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2)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

(3)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

(4)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5)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6) 蔡特金：《回忆列宁》，引自《列宁论文学》，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7) 沈阳市总工会文教部：《开展工厂文艺的意见》（《文艺报》第1卷第12期）。

(8) 上引均见刘芝明：《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

(9) 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载《萧军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