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兴盛的原因和它的特点

这时期的文学除了散文和诗都有某种程度的革新外，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便是白话小说的兴盛。据阿英在他编著的《晚清小说史》上的统计，本时期所写的小说，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鲁迅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小说繁荣的原因：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甚。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指出了当时小说兴盛的主要原因，也谈到了当时小说的主要特色。当时小说是在清政府丧权辱国，农民群众不堪压迫，纷起反抗的时候兴盛起来的。许多作者都利用了小说来暴露和谴责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具有着反映和批判现实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当时一般从事维新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了小说的重要作用。从来中国的士大夫是把小说当成稗官野史，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从这时期起，小说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大家都认识到了小说的暴露谴责和宣传教育的作用。在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刊的天津《国闻报》上，严复与夏曾佑就合写过一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万余言，是说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章。他们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把小说抬到比封建正统的“经史”还高的地位，强调了它“使民开化”的启蒙教育的作用。

梁启超在一八九八年写过一篇《译印政治小说序》。后来在一九〇二年又写过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号上。该文开始就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风俗。这种说法，对于小说的功用，可以说是给了足够的估计（当然也有些夸大）。这种看重小说的主张，在当时获得了一致的反响，小说的地位因此增高，写作小说的人也就因此加多了。

除此以外，当时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达，也是促使小说繁盛的一个原因。

以上是促进小说兴盛的几个原因。这些原因也就规定了本时期小说所独具的特色：

一、本时期的小说是以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为主的，特别是对于当时官场中的腐败情形，更是抨击不遗余力。在这一点上，本时期的小说，在内容上就有了更多的人民性，在创作方法上也更具有着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精神。

二、本时期的小说多数仍采取“章回体”的形式，一个长篇常常是很多短篇故事的集合，而这些短篇故事又是自为起迄，彼此很少有机的联系。这种散漫的结构，一方面是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时期的小说多半是刊载在报纸或杂志上，这种写法比较便于逐日连载的缘故。

二　作家和作品

我们现在举当时的几个代表作家来谈谈。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的作者李宝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宝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在上海办过《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以后又主编过《绣像小说》。他生平写作的小说很多，以《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为最有名。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他在《自序》(1)里说：

……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官场现形记》，就是这样一部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官僚们——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的作品。全书都是“官”的丑史，举凡当时“官”的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生活，是完全尽情地暴露出来了。虽然描写有时稍嫌夸大，但当人民对清廷敢怒而不敢言的时代，这部书总算是为人民出了一口怨气。

《文明小史》是一部反映维新运动时代面貌的书。取材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它暴露了当时帝国主义分子——洋教士——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实况，清廷官吏媚外事仇的丑态，和当时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所涉及的地域，除中国本土外，尚有美洲、日本。它最初发表在《绣像小说》上，一九〇六年由商务馆印成单行本。

李宝嘉的小说虽然对旧社会作了无情的暴露和谴责，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有着很浓厚的软弱妥协的思想。他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维新，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激烈的手段。他在《文明小史》里借用“饱学”的老人姚士广代表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这种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改良主义范畴的。

其次，我们要谈到吴沃尧和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一八六六—一九一〇）字茧人，后改人，别署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常为日报撰文。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他才开始写小说。所著小说很多，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初发表在《新小说》上。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历记他的所见所闻。书的取材和结构略同于《官场现形记》。但因作者坎坷终生（相传他死时衣袋中仅剩小银元二枚），所以愤世嫉俗，对旧社会的抨击谴责更为猛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这样的一段批评是非常公平允当的。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提《孽海花》的作者——东亚病夫。东亚病夫本名曾朴（一八七二—一九三五），字孟朴，江苏常熟人。他在清末创小说林社，编译新学书籍——特别是文学书籍很多，对当时文学界影响很大。

《孽海花》曾有过大量的读者，很短时期就再版过十五次，销行了五万部，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全书以名妓傅彩云为主人翁，反映了中国三十年的社会面影。作者在《〈孽海花〉删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一文中曾这样说：“这三十年是我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飞也似的进行。”他的书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动，而且表示了很强烈的革命倾向。作者是很拥护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作者“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场，而忽中止”。这个说法大概是靠得住的。这是他与李伯元、吴人等人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本书最进步的地方。

除了书的思想内容外，就是描写技巧，也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他对于当时京城内外一般知识分子、官僚、名士的生活和思想都作了很生动的描写。夸大的缺点是有的，但较之《官场现形记》等书中的人物，也就真实得多了。

总起来说：本时期的小说是有着现实主义的长处的，它们对于正在变革期间的旧中国社会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暴露而且谴责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的情形，因此，它们对于正在当时进行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另外，当时的白话小说虽然没有突破“章回体”的旧形式，而且在结构上和在人物描写上还存在着散漫和夸大失实的缺点；但是白话小说的盛行却说明了这样的两个问题：一、当时的一般作者已经普遍地感觉到写作小说，运用白话文这个工具，较之运用文言文要更方便，更有力量了；二、当时的广大读者已经普遍地喜欢而且需要用白话文写的读物了。这就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在文字工具的改革方面，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本时期的小说还是有着很大缺点的。由于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作者的思想大半具有妥协软弱的改良主义的倾向，这就大大地限制住了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战斗作用。同时，本时期的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存在着（一）结构散漫，（二）夸大过度，和（三）人物有类型，没有个性——这些不算是小的缺点。如何克服思想内容上的和艺术形式上的这些缺点，把我们的文学再向前推进一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时代是在飞跃地进展着，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革命的暴风雨已在这个时期孕育着，酝酿着，准备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