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已于1979年8月召开了。这次的会议，一如既往，是由奥国维特根斯坦协会召开的。这个协会成立于1976年，会长是许布纳博士（Dr．A．Huebner），组织委员中有美籍奥国人莱因费勒夫妇（W．和E．Leinfeller）；许布纳夫妇（A．和L．Huebner）；哈勒（R．Haller）和魏因加特纳（P．Weingartner）。此外，还聘请了若干顾问，其中有逻辑经验论的主要代表费格尔（H．Feigl）；麦吉尼斯（B．McGuniness）；施太格缪勒（W．Stegmueller）、费雷（G．Frey）等分析哲学家；数学家门格尔（K．Menger）和奥国信息论者泽蒙克（H．Zemunk）也是顾问。
奥国维特根斯坦协会是以下奥地利的基尔希堡（Kirchberg/Wechsel）为会址。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维特根斯坦从1920年到1926年在这个市镇当过小学教员，并出版了生前的第二部著作：《小学词典》。现在这个小学已经扩建成为维特根斯坦的纪念馆，陈列了他当时在这里从事教学工作有关的遗物，供人参观。历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就在这个小学里举行。
奥国有些学者认为基尔希堡作为这个协会所在地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其哲学上的意义，即这个市镇具有所谓“市场哲学”（Agora-Philosophie）的气氛。阿加拉是希腊的一个市镇，苏格拉底曾经首次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市镇上各行各业的市民作过哲学的游说。无可否认，维特根斯坦在生活方面确有其动人之处，他放弃了百万家财的遗产，自食其力，当过小学教员，还做过修道院的园丁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愿地在伦敦一个医院的实验室里充当助手。战后，他辞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授之职，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维特根斯坦的确有如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有人称他为当代的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那样“现身说法”的精神。但是，这里问题是在于维特根斯坦怎样能应用如他在《逻辑哲学论》或《哲学研究》中的那种隐晦含蓄的语言，对那市镇里的市民进行“对话”，博得他们的了解和“同情”，因而成为“市场哲学家”呢？
1976年4月，奥国维特根斯坦协会为纪念维特根斯坦逝世二十五周年，召开第一次讨论会。对于召开这次讨论会的意义，许布纳会长在开幕式上作了如下的说明：“到底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将来会有定论。但是，无论从他思想上的重要性或真诚性来说，维特根斯坦哲学作为一个当前‘哲学论坛’（Forum philosophicum）的精神和内容的象征，是没有什么不适当的。”
在首次讨论会上，只有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少数哲学家，宣读的论文只有五篇。以后，由于得到奥地利联邦政府科学研究部和下奥地利州政府的资助，这个讨论会突然成为国际性的组织。1977年8月的第二次讨论会，到会人数就达五百人之多，在会上发言的有一百三十余人。这次的会议分为五个大组和三十五个小组。五个大组的讨论题目如下：（1）关于维特根斯坦早期的知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哲学问题；（2）晚期的语言哲学；（3）维特根斯坦的心的哲学；（4）维特根斯坦对于语义学、语言学和信息论的影响；（5）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文献问题，美学、伦理学和宗教问题。这次讨论会总的题目是：“维特根斯坦和他对于当代思潮的影响”。
在三十五个小组中，分别讨论了许多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专门问题。例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用的词如“事实”（Tatsache）和“事态”（Sachverhalt），在《哲学研究》中所用的词如“语言游戏”（Sprachspiel）和“生活形式”（Lebensform）的意义，还有私人语言、语法、规则、特征等问题，以及数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等方面某些专门问题等。
这次讨论会认为维特根斯坦生前发表的哲学著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死后发表的也都“带着未完成的色彩”。因此在他的著作中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却是自己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语言如何在经验世界中的应用问题”，这是他晚期作为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提出的，然而他在《哲学研究》或其他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出最后的答复。这次到会的所谓维特根斯坦专家都试图应用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进行“哲学研究”（phiosophizing）并期望得到《逻辑哲学论》中对于《哲学研究》提出的结论：即“哲学问题终于基本上解决了”(1)。但是，他们最后也如维特根斯坦那样认识到：“一切哲学问题原则上没有解决的可能性”，《哲学研究》的结论仅能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于解决哲学问题所做过的工作是多么的微少呵。”(2)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所谓维特根斯坦专家，主要的有下列一些学者：阿姆斯康波（U．E．M．Amscombe）、布莱克（M．Black）、芬契（H．L．Finch）、麦尔科姆（N．Malcolm）、欣蒂卡（I．Hintikka）、斯坦尼纽斯（E．Stenius）、赖特（G．H．Wright）、麦吉尼斯、施太格缪勒、沃尼维契（B．Wolniewicz）等。
第三次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于1978年6月召开，参加会议的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人。会上宣读的论文有一百二十多篇，这次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哲学工作者外，有语言学家、逻辑学家、控制论家、统计学者、博弈论者、信息论者、数学家和哲学史家等等。这次讨论会的总题目是“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对象已经超出维特根斯坦之外，而同与其相关的哲学流派打交道了。
何以这次会议以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波普尔（K．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为题呢？理由是由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都和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如石里克、魏斯曼（F．Waismann）和费格尔等有密切的个人关系，但是无论维特根斯坦还是波普尔对于维也纳学派都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连维也纳学派每星期四晚上的讨论会都没有参加过，更说不上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或者说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论者了。
曾经一度是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学生的分析哲学家亨佩尔（Carl G．Hempel）以“维也纳学派：一种个人的看法”（Der Wiener Kreis：Eine persönlische Perspektive）为题，在这次会上作了开幕式的发言。他对维也纳学派的经验认识论作了回顾和评论。他认为这个学派从他个人看来，有其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在于应用了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解决了若干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或者把这类问题作为毫无任何认识内容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排除于哲学之外，它肯定了现代科学是经验认识最高的发展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所谓“科学世界观点”。这种种对于现代哲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种经验认识论也有其难于克服的缺点，这种缺点就在于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证实性原则”没有得到科学逻辑方面的支持。亨佩尔指出：石里克、卡尔纳普或魏斯曼对这个理论原则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证：一方面是企图对于经验认识论通过基本命题和其他实际命题关系的逻辑分析制定其普遍特征；另一方面是在经验命题中经常见到的专门术语如电子、DNA或神经官能症等，通过逻辑意义的分析还原到观察术语，这种术语是可以用之描述经验事实，因而通过感觉作出核定的。
石里克和魏斯曼在维特根斯坦影响下对于前一方面的问题作了答复。他们说，一切经验命题是一定的基本命题有限的真理函数，因而用适当的观察命题是可以证实的，就是说，是可以还原到基本命题的。对此，亨佩尔则表示异议。他说：无可怀疑，一切自然规律是一种经验命题，但它具有普遍命题的形式，因而它决不能和有限多的原子命题的真理函数相等，也不能借这样的原子命题对它作出证实性或如波普尔提出的“证伪性”的结论。
亨佩尔认为我们根本找不到单个命题的经验性质的普遍特征，因为从作为试验对象的假设引申出来的观察命题必须把其他的假设作为补充的前提，才有其试验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基本命题而被检定的假设不仅仅是某个单个的假设，且是一类的假设，因而一种被试验结果所否定的假设并不是说：它是错误的，而是说，那个由于试验的需要而被采用的整个命题系统必须作出适当的改变。这就是蒯因（W．V．O．Quine）后来提出的所谓经验知识的“整体论观点”（Holistische Auffassung）。关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作了细致的论证，他说：“一切经验概念根据少数基本概念可以明确地下定义。”但是，他后来发觉这个原则根本不能适用于所谓素质观念（Dispositionsbegriffe），如“可溶解的”、“有弹性的”这一类的概念，于是在“检验性和意义”一文中，企图在还原命题基础之上提出了“部分的定义性”的假设。1956年后，卡尔纳普对于心理概念的逻辑研究的结果，迫使他明显地走向“整体论观点”。他说：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不能单个的制定，只能和许多其他相关的概念共同制定，而且要假定下列两类命题为其工具，第一类命题是所谓把有关科学理论的术语互相联系起来的“理论公设”；第二类命题是所谓“符合法则”。我们用这个法则并借助于“观察术语”才能对于理论的陈述作出解释。
亨佩尔认为用“理论公设”和“符合法则”制定科学概念的特征是个值得考虑的看法，而且导致由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和库恩（Th．Kuhn）提出了所谓“不可通约性”（Inkommensurabilitaet）的理论观点。如果一种科学理论为其他理论所替代，那么其中采用的原来术语的意义就必须有所改变，例如在相对论力学中同样有时间和空间、质量和能量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和在牛顿力学中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还有，爱因斯坦用以表述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公式：E＝mc2在古典力学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亨佩尔指出，库恩关于“不可通约性”理论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并不能藉以制定科学概念的普遍特征。因为他们（包括费耶阿本德）对这个理论的经验概念所提出的论据是有问题的，而且仅仅通过概念意义的改变来制定经验的普遍特征，理由更是不充足的。
亨佩尔对于卡尔纳普所谓基本命题检验性问题的看法，也表示不同的意见。后者认为基本命题是一个正常的人和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无须借助于仪器的准确和理论的推理，就可以断定其真伪的。例如“这里有一杯茶”、“闪电”和“这个试管里有白色沉淀”这类的命题。然而前者却指出有些基本命题真伪性的检验条件，实际上就并非如此。例如，一个不懂中文的人，就根本不能对于“这个试管里有白色沉淀”这个命题进行试验。除此之外，对于一个试验者来说，科学教育也有其辅助作用。例如一个熟悉专业知识的物理学家无须有意识地对于“闪电”现象作任何理论的推理，就能“立即”断定它是由于电磁场的强烈变化所引起的。因此，对于这位物理学家来说，维也纳学派对观察命题在检验方面的直观观点是和科学事实不一致的，因而是无法被接受的。
这样一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论者的一切努力不是枉然了吗？亨佩尔对此提出了极其委婉的说法。他说：维也纳学派早期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它对于“现代哲学”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它把传统的实证论哲学观点和现代科学理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企图用“科学的世界观”代替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并以现代逻辑的工具精确地表述出来以及作出系统的论证。维也纳学派这样的科学的经验主义，从经验主义这个哲学传统的发展来说，无论休谟、孔德、马赫或阿芬那留斯都是不能做到的。
这次会议为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专门安排了讨论班。但是，他由于健康原因没有能够亲自参加。与会的人对于他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通过论文或讨论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现在将其主要的内容概括如下：
与会的人大部分认为波普尔对于20世纪哲学独创性的贡献，是在于他对于人类知识范围和界限、自然科学和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勇敢而全面的观点。按照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来说，所有人类知识是以“试验”和“谬误”或者如他的名著的名称那样，以“猜测”和“反驳”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所有人类知识首先是我们自由地、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假设，科学就是这样形成的假设的理论系统。但是，科学假设或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立足于科学之林，则必须等待它们能否幸免于“证伪”的鉴定，是否能够通过“证伪”这个难关。波普尔在“证伪原则”的基础上，应用了独特的范例，首次企图沟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分离。他认为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如相对论或量子力学，也不能达到极限的真理，我们甚至于也不能以“部分真理”或“或然真理”来替代这个极限真理。因此，各种科学包括哲学在内作为“追求真理”的学科，其明显的区别并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度上的。这些学科虽然有其显著的不同点，但也有其理论上的共同点。波普尔强调指出：各种学科的这类理论上的共同点，就是他的所谓“证伪原则”。他说，所有人类知识，必须原则上具有为经验事实的观察所能“证伪”的可能性，经验观察和科学试验必须是一切有关真理命题和科学假设的可靠而严格的特征。因此，如果哲学对于人类知识能有所贡献，那么，它必须和自然科学以及人类社会的一般知识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能独行其是的。
波普尔在这样了解方法论的概念基础之上分析了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本性”。他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根本不能如柏拉图、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原则上是能够预言的，能为一定的历史发展规律所支配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掌握的规律性，只有其偶然的性质。我们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只能“接近地”或“部分地”了解，如发生学的规律所揭示的那样。波普尔说，没有任何科学假设或理论可以预言整个宇宙的变化过程，那么还有什么社会历史的理论可以预言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呢？因此，他在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把柏拉图、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在理论上看成是“错误的”，在实践上看成是“乌托邦”。
波普尔宣称社会改良和政治变革只能“逐渐地”（piecemeal）进行，只能通过社会民主的力量和政府机构的效率来推动。他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按波普尔所谓的“试验”和“谬误”的观点来说，我们推动社会的进展，只能希望从小而大，只能从量变到质变，不能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如果这种改变能导致较好社会，那么它可能“民主地”为社会所接受，如果不是这样，则它就为社会舆论所拒绝。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影响较大，他还以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两部书，博得了英国政府的欣赏，并因之得到英国爵士（Sir）的称号。
1979年8月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的总题目是：“语言、逻辑和哲学”。在这个总题目之下分五个专题小组：（1）维特根斯坦；（2）语言和逻辑；（3）语言和行动；（4）语言和实在；（5）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从来自二十二个国家四百五十余人提出的论文中，选出了一百二十五篇，在小组中宣读和讨论。
这次讨论会的中心内容，是语言的内在构造，语言在逻辑、语义学、语法和句法中的如何应用，特别是在什么前提之下用日常语言或专门语言提出的句子才能“精确化”等问题。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来是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的基本任务。但是，这次与会的人提出：当前的语言哲学已经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那个时候的讨论范围，而开始和语言本身的“根本问题”（Hinterfragen）打交道了。这样的“根本问题”就是：用语言来解释实际的可能性和界限问题，或者语言的能力问题。这样，整个哲学就被他们和“无语言学”（Metasprachewissenschaft）等同起来了。
各个专题小组的论题，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来的。第一个小组就是围绕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展开了对语言哲学基础的讨论。第二小组则以日常语言和专门语言的正确应用的“内在机能”作为讨论对象。第三小组的论题是“语言和行动”，这是针对一门新的学科——即所谓“行动论”（Handelungstheorie）而言的，“行动论”是研究语言和行动的关系以及语言在决定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当前的语言哲学家企图以此代替哲学史中的“实践哲学”。第四个小组的“语言和实在：本体论和语义学”，不外乎是根据语言和实际关系的研究成果和语义学中指称的意义来批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第五个小组则是对当前语言哲学的基础和方法论与当前语言学研究成果作比较的研究。
这次讨论会，受到与会人普遍注意的就是门格尔以“语言和数学”为题的大会开幕词。门格尔是属于维也纳学派少数还活着并仍然很活跃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发言对于语言和数学的基本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现将其三个主要之点简介如下：
第一点，门格尔提出：现在终于认识到，多年来被忽视的日常语言对于数学来说不仅很重要，而且“它的重要性比我们估计到的还要重要得多”，总的说来，所有数学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是从应用日常语言中认识到的。
第二点，他提出基本语言的数学并不是如非数学家想像的那样完善，特别是从笛卡尔以来，X这个字母在数学中的应用就包含了许多等值的，甚至于互相矛盾的用法。对此，门格尔没有作细节上的论证，只指出在他的《论文选集》（1978）中作了说明。
第三点，门格尔谈到数学家对信息（Kommunikation）以及对它的理解的贡献。他说，17世纪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已经认识到：数学概念或句子既不能无穷地下定义，也不能无穷地求证明。最后，数学家必须以未经定义的概念或未经证明的句子作为出发点。这并不是说，数学家对此无能为力，而是说，这样做是数学研究所需要的。例如，欧几里德在他的《几何原本》中对于许多未经证明的设定没有举出什么说明，但是他对于几何学中需要未经证明的因素——概念或句子等这一点则是完全明白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是仿照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形式和方式写的，虽然其完善性远逊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但是，他也认识到未经证明的句子或未经定义的概念对于构成哲学系统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种看法，在当前的数学中已严格的实现了，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等学科中，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奥国维特根斯坦协会已将1979年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维特根斯坦及其对现代哲学的影响”，第三次的讨论会“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这一次——第四次的讨论会“语言、逻辑和哲学”的大部分论文汇编成书。前两种已经于前年和去年在维也纳出版。这一次的汇编将于今年春季问世。这些汇编对于分析研究和批判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点以及有关的流派和问题，都有参考价值。
原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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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序言。
(2) 参见《逻辑哲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