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四部传奇杰作《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牡丹亭》并称“临川四梦”。“四梦”流传了四百多年，如今在戏曲舞台上再一次大放光辉。几家昆剧团已经把“四梦”加工整理，呈现在当代观众面前。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都是根据前人的小说改编的，但是在把它变成传奇剧作时，汤显祖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与发明，对小说原作的主题有新的阐释，对小说中的人物有新的增补。这一切都是从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出发的。

汤显祖是“意气慷慨，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面对他所处的时代苍生的苦难、社会的不公和政坛的黑暗，他不肯保持沉默。万历十九年，他上《论辅臣科臣疏》，对19年间的政治做了全面的批判。揭露了从朝臣到边将，从内阁辅臣到六部监察官的整体性的腐败，表现了一个清醒而正派的士人的良知。

汤显祖这种批判的精神，同样表现在他的戏曲创作中。如果把“临川四梦”和它们据以改编的小说原型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汤显祖命笔时的特殊的意趣。汤显祖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给传统的故事注入了自己政治生活的深切体会，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表现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汤显祖“因情生梦，因梦成戏”，在说梦的过程中，抒发着满腔郁愤。这个事实，在汤显祖的时代已经被有识之士所认识。

汤显祖的朋友臧懋循说：“临川传奇，好为伤世之语，亦如今士子作举业，往往入时事。”（臧懋循改本《玉茗堂四种传奇·牡丹亭·冥判》批语）潘之恒看《牡丹亭》演出“既感杜柳之情深，复服汤公为良史”（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所谓“伤世之语”“往往入时事”，就是说汤显祖写剧喜欢加进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讽喻。所谓良史，就是有学识的、记事无隐的史官。

事实确实如此。汤显祖“临川四梦”虽然说的是传统故事，但笔头所及，却广泛触及了晚明社会的内政、外交、思想风尚等多个方面。

他最先写的《紫箫记》只完成半部，没有再写下去，就是因为触及了当时的社会敏感问题，引起了是非。

后来汤显祖重新构思，写成了《紫钗记》。这部传奇是根据唐人蒋防的文言小说《霍小玉传》改编的，但是汤显祖对小说原作的人物和主题做了重大的改动。小说写的是才子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李益是一个负心汉，他在长安应试时和霍小玉热恋，同居多日；得官之后，背盟负义，聘娶望族表妹卢氏，抛弃了小玉。小玉愤恨欲绝，发誓死后要变厉鬼报复。果然，李益娶卢氏后，常看到似乎有男子和卢氏调情，因猜妒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汤显祖在改编时创造出一个重要人物卢太尉。这个人物的出现，根本改变了戏剧矛盾的性质。卢太尉权力无限，李益中了状元没有去拜谒他，他就多方整治李益。他故意派李益到西部边镇，拆散新婚的李益和霍小玉。后来又软禁李益，逼迫李益和自己的女儿结婚。卢太尉又是个特务头子。他派人侦察到李益诗中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的句子，就诬告李益“怨望朝廷”，给李益造成心理的政治负担。这个卢太尉的戏剧行动，使人们自然联想到明朝权贵的横行不法和明代特务政治的严酷。

汤显祖在其杰作《牡丹亭》里，同样要“入时事”。《牡丹亭》是根据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的，汤显祖做了重大的改动。小说里并没有陈最良，也没有苗舜宾，汤显祖塑造这两个人物，是有着特殊的意图的。汤显祖对腐儒陈最良做了辛辣的嘲讽与揶揄。陈最良以传统道学家的观点讲《关雎》，不料正是这一首恋歌使杜丽娘青春觉醒。汤显祖的用意是讽刺假道学的虚伪和脆弱，昆曲舞台上以丑角饰演陈最良是符合汤显祖的原意的。汤显祖塑造苗舜宾这个人物也颇费心思。他写钦差识宝大使苗舜宾在香山岙（今澳门）举办珠宝展览，是要讽刺皇帝的贪婪与奢靡。如史书所载，嘉靖、隆庆、万历等皇帝，都是不远数万里搜求珠宝。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苗舜宾因为“能辨番回宝色”，竟被“钦取来京典试”，成了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考官。苗舜宾“一见真宝，眼睛火出”，“说起文字，俺眼里从来没有”。汤显祖借这个人物，讽刺明朝科场的腐败与黑暗。《牡丹亭》中的杜宝的形象，也比小说丰富得多。小说中没有宋金战争的情节，汤显祖则设计了李全领兵南侵，朝廷任命老迈无能的杜宝迎敌的情节，使人联想到在“北虏南倭”的威胁下，明帝国朝廷的御侮无能。

当然，《牡丹亭》更重要的意义，是汤显祖高举“言情”的旗帜，一扫“性善情恶”的传统观念，给“情”恢复了名誉，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至情”以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不朽意义。潘之恒说《牡丹亭》开启了人情之大窦，“而天下始有以无情死者矣”（潘之恒：《亘史·杂篇》卷二《墐情》）。就是说无情者连活着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汤显祖倡导的尊情言情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全国性的潮流，影响至为深远。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两部很特别的传奇，同样也“入时事”。这两部传奇都是根据唐人小说改编的，在宗教的外壳笼罩下，在梦幻的框架内，述说着现实的内容。

《南柯记》的淳于棼做了大槐安国的驸马，靠的是裙带关系做了“老婆官”。他上任前的南柯郡，是把《大明律》当作讲空话的腐败巢穴，经他治理而成了葱葱一善国。但是他进京以后，经不起权力和女色的诱惑，堕落为腐败分子。在权臣的互相倾轧中，他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逐出国境。《南柯记》显然是针对明代官场，有着现实的批判意义的。

《邯郸记》则是对封建官场的全面批判。主人公卢生是靠老婆家的金钱和关系门路而中状元的。他对权势有着无限的贪婪，也同时陷入惊心动魄的宦海风波。几番大起大落，出生入死，最后醒悟这一切都是胡折腾。

戏中许多情节也是小说《枕中记》所没有的。汤显祖写唐明皇出巡，所居之处“原有先年造下绣岭宫，三宫六院，见成齐备；扈从文武，俱有公馆；账房人役钱粮，也有东京七十四州县津分帖济”，还要一千个女子裙钗摇橹唱《采菱》。戏中唐明皇的奢华排场不难使人联想到明武宗朱厚照的荒淫行径。戏中《织恨》一出，写卢生被流放，其妻崔氏被罚给皇家织锦，“抛残红泪湿窗纱，织就龟文献内家”，分明说的是明朝皇家“织造”的扰民和机户的痛苦生活。卢生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八十岁时晋封赵国公。皇帝送他24名女乐，他以“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而照单收下，活画出假道学的嘴脸。卢生因此一病蹊跷，三月不起，皇帝仍然委以重任，“重大事机，诏就床前请决”；“分遣礼部官于各宫观建醮祈祷。王公国戚以次上香”。这种优遇使人立即联想到张居正。卢生临死安排后事，给小儿子讨了个肥缺尚宝中书。张居正九载考满，也恰恰荫一子尚宝丞。汤显祖的用心和意趣显而易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汤显祖写“四梦”，始终没有忘记描写衙门缺少正职“一把手”的半瘫痪状态。这纯粹是汤显祖现实的感悟。汤显祖进入官场的时代，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官僚体制已陷入半瘫痪状态，具体表现是缺官严重。据《明史》所载，万历二十八年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部门缺首长，只好由属吏临时代理，有的一人掌握好几个印信。这种情况生动地反映在汤显祖的剧作里。我们看到，《牡丹亭》里的胡判官，是因为“十地狱”没有阎王，他才“权管十地狱印信”。《南柯记》的南柯郡，在淳于棼到任之前，也是“阙下正堂”，由幕府录事官“权时署印”。《邯郸记》里卢生流配的崖州，“州无正官，便是司户官儿署掌”。明朝大小衙门缺官的情况给汤显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戏里。

当然，汤显祖写“四梦”除了要表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还有对理想社会的某种曲折的表达。《牡丹亭·劝农》所描写的清乐乡，“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弊绝风清，地方有福。《南柯记·风谣》所描写的淳于棼治下的南柯郡，“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洁，檐宇森齐。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街衢平直，男女分行。但是田野相逢，老少交头一揖”。这是汤显祖所能设想出的理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貌。

四百年过去了，时代变了，世间的事物也变了。当年汤显祖在写戏的时候所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人，对今天的观众来说可能已经不再感兴趣，所以，如果把今天舞台上的各种演出本拿来和汤显祖的原作相比较，你会发现当年汤显祖所要表现的那些特殊的“意趣”已不复存在。我在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在演出本中大体上都删去了。这是戏剧历史发展的必然。

现代的戏剧家演戏，讲求的是戏剧性，讲求的是戏剧矛盾的集中，讲求的是立主脑减头绪，所以必然要把当年汤显祖感兴趣的许多“伤世之语”舍弃。作为“场上之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作为“案头之书”，我们又不能不研究汤显祖写“四梦”时的这种特殊的意趣。

（周育德，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著有《汤显祖论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