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哲学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在哲学与政治的比较中，却是另外一番境况：政治是外在的，哲学是内在的；政治是现实的，哲学是想象的；政治是欲望的，哲学是心灵的……更形象地说，政治无异于我们的父亲，哲学无异于我们的母亲。

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看，政治多为史学素材，史学注重客观；哲学多为经学内容，经学倾向阐释。所以，经学时代，曾国藩提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家书》卷3《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后经学时代，91岁的冯友兰1986年3月写下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的对联，把曾国藩的意思倒了过来。一旦了解这一点，并把母亲与哲学这一深层隐喻投射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层面，或许你会脱口而出：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是母亲的儿女？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曾深深地承受母亲的慈爱？

人，每一个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母亲的身体是我们每个人最先的栖居地，母亲的爱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孟子何尝不是如此？孔子、孟子都是三岁左右遭逢丧父之痛，由母亲抚养成长，但神奇的历史给予孔母、孟母的待遇却十分不同。据说孔母年轻的时候与年老的孔父野合，于是生下孔子。难道孔母今天的默默无闻，真的与此有关？相比之下，看一看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说的——“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尤其是仔细品味那四个情节简单、但流传千古的民间故事——三迁、杀豚、断机、休妻，我们不难知道孟母的赫赫声名。

历史事件一经发生，人们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但历史书写终究不同于历史本体。历史本体是实史，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历史书写是编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相信孟母教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性，可后人的历史书写过于缺乏创意，令人倍感遗憾。现在，我要把“杀豚”这个故事安置到“三迁”的叙事脉络之中，进而把三迁、杀豚、断机融为一体。

按照《列女传·母仪传》的记载，“三迁”的故事情节是：孟母仉氏丧夫之后，独力抚育孟轲，望子成龙之心急切。无奈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所以，其舍近墓，小孟子“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其舍傍市，小孟子“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直到其舍旁学，小孟子才“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住在坟场旁边不行，搬到集市附近也不行，为什么迁入学校周围才行了呢？

这里可以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孟母也许背不出孔子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4·1），却深深地把握了另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智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可是，住在学校旁的小孟子就不贪玩了吗？俎豆之事虽然比墓间之事、炫卖之事更文明、更高雅，更接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它在本性上何尝不是嬉戏呢？！

“杀豚”故事不见于《列女传·母仪传》，而是出自比刘向更早的西汉经学大师韩婴笔下。《韩诗外传》卷9记载：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失言。曰：“吾怀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有位现代作者写的《孟子年谱》，把三迁、杀豚、断机分别系于孟子9岁、10岁、15岁条下。三迁－杀豚－断机的次序并非没有道理，可那位作者下结论时，却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样的证据真的有过吗？或许有过，或许从来就没有；而且，从未有过的可能性更大。既然如此，何必非得此年这事、彼年那事地对号入座呢？模糊一些，难道不好吗？谁又会说三迁、杀豚、断机发生在孟子成家立业之后？更学理地看，先秦诸子的生平系年往往说不太清楚，你说得太确切了，人们反而更糊涂。

把“杀豚”穿插进“三迁”的叙事之中，具体情节不妨这么设计：孟母把家从坟场旁搬到集市边了。有一天，小孟子看到东家在杀豚，回家后问杀给谁吃。孟母这时在专心做事，随口说给你吃的，说完就觉得失言了。（家里穷，哪有钱买得起肉吃啊？！）然而，为了告诉小孟子为人处世必须言而有信，孟母还是把肉买了回来。

故事太简单了吧？假如你知道“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1·3、1·7）和“七十非肉不饱”（《孟子》13·22）竟然是孟子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你顿时就会明白孟母“杀豚不欺子”的深切意味。

“三迁”讲教育者意识到客观环境的好坏对于被教育者的重要作用，“杀豚”讲教育者感知到自己的品质对于被教育者的示范效应。在这两个故事中，孟子其实并未真正出场，真正出场的只有孟母，要么是她带着小孟子跟环境做斗争，要么是她在小孟子面前跟自己做斗争。从哲学分析的角度看，单一主角的叙事结构表征着主客对峙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把三迁、杀豚两个故事捆绑在一起的哲学根据。另外，“杀豚”中的东家和“三迁”中的集市在故事元素上可以相互对应，则是我把“杀豚”安置进“三迁”的叙事依据。刘向先讲“三迁”、再讲“断机”，所以，我们这一重新设计将有助于人们体察到孟母教子故事的逻辑嬗变，那就是从单一主角变成双重主角、从主客对峙化作互为主体。

“三迁”根除不了小孟子贪玩的天性，倒是“杀豚”展示了孟母教子的坚定决心，这两个元素筹划了“断机”故事的开篇。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在纺织。孟母问学习情况，孟子说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在此，孟子依然是配角，孟母依然是主角，母子之间依然是对峙性关系。然后，孟母以刀断织、以断喻学，孟子幡然醒悟，从此“旦夕勤学不息”，“遂成天下名儒”。至此，孟子切合了孟母的目标期待，并与母亲一样成为故事的主角，母子关系在互为主体性中得到中国古典教育学意义上的最高升华。

孟母以刀断织、以断喻学，究竟如何说的？我们需要慧心地咀嚼《列女传·母仪传》记下的这段古文：

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

有个至今流传于孟子故里的口头传说——“回头望母，儿该死”，可以当作“断机”故事的升级版本。孟子伏案苦读，常常废寝忘食，这次竟连母亲送饭进来，都没有注意到。等他回过头来，母亲只留下苍老而又蹒跚的背影，一股苦涩的感觉刹那间涌上心头。孟子晚年著书立说，始终忘不了那个蹒跚而又苍老的背影，于是写下“回头望母，儿该死”一语。可惜后人传抄《孟子》，竟然把这句话遗漏了。

一个人不管到了多大岁数，永远是母亲眼中的孩子；母亲对于孩子的爱与鞭策，永远没有尽头。如同“回头望母，儿该死”这个传说一样，《列女传·母仪传》记录的“休妻”故事也是有力的佐证。

中国古代有过不允许女人光着上身、躺在卧室里休息的礼法规定吗？我不知道。反正孟子就是因为走进卧室，恰好撞见田氏袒而在内，非要休妻不可。在孟子看来，妻子这样做，违背了礼仪，不可饶恕。但是，古代规定丈夫休妻只有七种合法理由（称作七去、七出、七弃）：不顺父母、无子、淫佚、妒忌、有恶疾、多言、盗窃（《大戴礼记·本命》）。所以，田氏觉得很委屈。她对孟母说：夫妻卧室里的私生活，不受这也规定、那也规定的夫妇之道干预；如果丈夫非得假正经，那就是把妻子当外人看，良家妇女绝对不能接受！与后来封建社会极力提倡男尊女卑相比，田氏说的这番话洋溢着生动刚强的女性觉醒意识。“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一句，尤其切中孟子无理取闹的要害。

孟母对孟子的训斥更彻底：“你进家门的时候，得问一问谁在里面，以示尊重；上堂屋的时候，得发出点声音，提醒一下别人；推开睡房的时候，眼睛得望下看，否则可能看到别人的隐私。今天是你自己没有弄清礼节，却叫嚷着拿礼法处罚人，这离礼数不是太远了吗？”孟子自知理亏，谢过母亲后，赶忙向妻子道歉去了。

说孟子因为田氏张开双腿（“踞”）或者光着上身（“袒而在内”）而休妻，这是西汉人韩婴、刘向的叙事。其实，《荀子·解蔽》早已直逼禁欲主义的理论高度。荀子说：孟子休妻，是怕夫妻间那点事，有损自己的身心修为，他也太自强了！郭沫若写过短篇小说《孟夫子出妻》，其中说道：“原来孟夫子立志要为圣贤，他的入手的大方针便是要求‘不动心’，要求‘存夜气’，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别是在夜间，他的心却不能够不动。动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满着燥气，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来苛责他，于是便有这矜持的脾气发作起来。”后来，郭沫若的《儒家八派的批判》又说：“‘孟子恶败出妻’，毫无疑问是一位禁欲主义者的行径，败是嫌男女之际败坏精神或身体，而不是妻有‘败德’。”

不管怎样说，荀子认为孟子休妻是确凿的事实。这样，《韩诗外传》卷9说“孟子自责，不敢出妇”，《列女传·母仪传》说“孟子谢，遂留其妇”，就颠覆了《荀子·解蔽》说的“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韩婴、刘向为什么要给孟子翻案呢？

作为西汉大师级的经学家，韩婴、刘向不会不熟悉《礼记·檀弓》那些“孔氏三世出妻”的记述：孔子休过妻，伯鱼休过妻，子思休过妻。可是，母亲亡故，伯鱼（孔子之子）整整一年后还恸哭不已，子思（伯鱼之子）甚至无视礼法规定哭于家庙，子上（子思之子）同样长久地伤心欲绝。我相信，正是儿子对于母亲这种割不断的天然情愫，深深地震撼了《韩诗外传》《列女传》的作者。西汉时期，《礼记》成了圣典，韩婴、刘向救不了孔子；但是，汉文帝曾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置为传记博士，所以韩婴、刘向决心重新包装孟子。

现在我们真得好好地感谢韩婴、刘向，感谢他们把孟子休妻一事“和解”成了一桩离婚未遂事件，感激他们让孟子离婚未遂事件为普天之下的婆、媳塑造了“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的孟母形象！

附带还要说说，历史上有不少人喜欢谈论邹鲁儒家那些休妻的事情。宋代罗璧的《识遗》卷4《圣贤纲常之变》曾说：“夫妇，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见《礼记》《家语》；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晚清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印本）·变通篇·伦始章》亦云：

古人实是如此：故孔子三世出妻，而曾子、孟子之妻亦皆以小故被出，缘其易于改造，故不嫌出之之严。若如今之不能改造，则出之与杀之无异。夫以小故而杀人女，稍有仁心者所不忍为，而况大圣大贤乎！

这里不讨论其他人，仅就孟子而言：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面，孟子确实有过休妻的鲁莽，但母亲的严慈让他挽救了家庭。不是《荀子》而是《列女传》及《韩诗外传》定格的这一群体印象，或可算作性善论对于性恶论的一次胜利。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附补编）》有言：“孔孟这般圣贤们，简直是不把女子当作人类看待。”孔孟“是女性的敌人、男性的恩人”。我觉得，蔡先生至少该把孟子排除在外。

没有孟母，就没有亚圣孟子，只有像张三、李四那样的孟轲。母教一人，厥惟孟母！晋代文豪左思之妹左芬的《孟母赞》写道：“邹母善导，三徙成教。邻止庠序，俎豆是效。断机激子，广以坟奥。聪达知礼，敷述圣道。”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蒙学读本《三字经》说过：“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穿越“孟母教子”的故事丛林，三迁、断机最是意味深长：必须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三迁”呈现了孟母平凡而又执著的智商；必须让孩子警醒到学习的重要意义，“断机”敞开了孟母严厉而又慈爱的情商。我们都孩提过，大多数人还有自己的孩子；更重要者，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所以，每逢孟子诞辰的那个母难日——“周烈王之四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明]都穆：《听雨纪谈》“孟子”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过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

最后，抄下清代人葛金堂的《马鞍山孟母墓》：

马鞍山色里，万树护佳城。雨过林烟活，秋深野气清。墓堂余石鼎，村巷有机声。故里依稀在，三迁仰令名。

我们正在与孟子那个“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精神世界相逢，“孟母教子”那些传说还会经久不息地召唤并温暖我们的身心。尾随孟子在哲学中跟复杂的政治进行博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马鞍山色里，故里依稀在。如果累了，且让我们朝着长眠于马鞍山下的孟母遥寄思念，在遥遥的祭奠里，在母亲与哲学那个深层隐喻里，追寻身为人子、俗为世人的我们的真正的心灵故乡……

（作者系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