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人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今日起，我们开设“书里乾坤”栏目，邀请名家大家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以及各领域经典文本和新知识新成果。通过研读，我们可以吸取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书里乾坤大，心中日月长。

二十年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曾经提出：“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于今思之，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

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文本经典。《乐》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是为“五经”。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本，是跟《礼》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礼乐”并称。尽管后来看到的是“五经”，可是学者们习惯上仍然称为“六经”，直到清代还是如此。

“六经”经过孔子删订，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上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这些判断，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反而愈见其见解独到。

我近年从“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包括仁爱、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六组概念。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

1.仁爱

仁爱是中国文化里非常核心的观念。孔子认为“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人”。孟子也明确说：“仁者爱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中国文化里的爱，是一种博爱。按孔子的说法，是“泛爱众而亲仁”。“仁”是集亲、爱、宽、博诸义于一体的概念综合。

这缘于“仁”这个汉字的会意构成。《说文解字》解释“仁”字为：“仁，亲也，从人二。”“亲”是指亲密。“人二”则是“二人”。意思是说，仁与不仁须要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显现出来。汉代大儒董仲舒讲得更直接：“仁者所爱，人类也。”亦即仁爱是爱整个的人类的一种博爱。所以《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仁爱之爱，还会及于万物。孟子有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因此董仲舒又称“仁”是一种“天德”，带有“无穷极”的特点，也就是具有终极价值。

2.诚信

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老子也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华文化的原初经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内里面有诚，外面才有信。无诚，便不可能有信。讲“诚”最多的是《中庸》，其中说，“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而想要“立诚”，是“人之道”。《中庸》把“诚”视作“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

“立诚”的理念，早在《易经》就明确提出来了。《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写道：“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的“修辞立其诚”，就是明确提出的“立诚”。

人生在世，究竟何欲何求？仔细想来，《易经》乾卦这两句话全包括了。人生在世，一个无非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受尊敬的人。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要讲诚信。这就是“忠信所以进德也”。人生的第二层要义，就是事业有成，在某一方面的专业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够安居乐业。“居业”的前提是“立诚”，所以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3.爱敬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是“爱敬”。“爱敬”是从家庭秩序中衍生出来的。父子、夫妇、弟兄之间的关系，都有爱和敬存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尊长亲人做到有爱有敬，对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至于太不好，至少不会轻慢别人。因此《孝经》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把爱敬看做人生之本和生死大义。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最初也是从家庭亲人的困厄、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产生的。

对“爱敬”这个价值理念，魏晋时期刘劭的《人物志》解释得最为恰切。《人物志》里写道：“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把“爱敬”看成是人道之极，可见“爱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敬”当然可以包括尊敬师长、尊敬前贤，尊敬长辈。但“敬”的价值论理的哲理义涵，是指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性的庄严”。“敬”是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传统文化中很多道德规范都跟“敬”有关系。譬如，“孝”的精神内核是“敬”。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忠敬、诚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仁爱天下的贤者。

举凡一切礼仪，都必须有“敬”的精神。《左传》里的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是军事行动。无论祭祀还是军事行动，都不能没有“敬”。军事行动也要懂礼仪。《左传》有很多记载，很多战争的发生，都是由于“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强者一方的军事行动。现代社会，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涉及外交事务，讲礼仪、懂敬，同样非常重要。礼仪、敬，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礼仪。

4.忠恕

“忠恕”在孔子那里是通贯全体、贯彻始终的思想。忠和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构件。

“忠”和“信”更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两项内容，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与人交往随时需要反省的问题。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为上又能体现出庄重和礼敬，即使走到不那么文明的异邦，也能立得住脚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对人不能以诚相待，得不到交往对象的信任，行为上又轻慢无礼，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照样吃不开。

忠恕的“恕”，按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这一价值理念所含蕴和所要求的义涵，通俗地说，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我认为“恕”这个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人文学界非常重视孔子的这一思想，把它奉为人类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

5.廉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 《礼记·中庸》把好学、力行、知耻，当作修身的三要素。一个人的修为，自然离不开吸取知识，这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因此“学”是修身的第一要素。

学了以后何为？如果成为装知识的器皿，或者从知识到知识，学了等于不学。学的要义，在于用，在于践行。此即古人常讲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学习了，也践行了，离“仁”就不远了，至少是走向通往“仁”的道路上。

但无法保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正确无误。出了错误怎么办？要能够反省，善于反思，找出原因，知错改错，力戒重犯错误。当认识到错误的时候，人的良知会让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这一层，就是“知耻”的表现。“知耻”是改过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耻”。

智、仁、勇在古代被称作“达德”。具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断不致发生错误，遇到困难不会感到忧虑，面对威胁无所畏惧。就是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修身的三要素中，“知耻”尤不可轻视。耻感是人成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孟子称之为“羞恶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辞让之心指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指社会的公平正义；羞恶之心则是“知耻”。

“耻”跟“廉”构成一个组合概念，“廉耻”。管子的一个著名论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和自律。礼义廉耻没有了，国家的处境就危险了。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廉耻，立人之大节。”他说，如果不廉，将无所不取；而不耻，将无所不为。他还说过：“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6.和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和同”思想源于《易经》。《易》的系辞概括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说，人们的不同，常常表现为途径和方法的不同，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所以最终会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生活的价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对此说得很明白：“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多彩的颜色，人们都会喜欢，在这点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义”。

孟子讲的“心”，也可以做“心理”解。大学者钱锺书先生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夸大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类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才可以沟通，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这个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和”是由诸多的“不同”构成的，没有不同，便无所谓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论断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大意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有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这些生命个体都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言的，所以我把这四句话称为“哲学四句教”。

张载“哲学四句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反观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这个观念，很多事情会得到更恰当的处理。

大文豪鲁迅有一首诗是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其中有两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不应该培养仇恨。“仇”是可以化解的，应该走向“和而解”。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