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不论是车骑交通、狩猎、攻战，都离不开马。马的强壮与否和拥有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国力财力的重要标志。早在《诗经》时代，马就开始出现在了文学的视野中，如《小雅·车攻》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雄俊健朗的良马以他一声长鸣奏响了英雄的乐章。之后，周穆王的“八龙之骏”、西楚霸王的“乌骓”雄风、汉武帝的“天马”吟咏……翩翩良马以它的性灵和雄威，走进了建功立业的英雄语境。到了魏晋时期，马的寓意更加丰富，一方面用以寄寓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一方面又用来蕴藏诗人怀才不遇的深悲巨痛。比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曹植《白马篇》）、“良马出兰池，连翩驱桂枝”（曹植《后图看骑马诗》）、“骢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横吹曲词·琅琊王）之类诗句，大量活跃在魏晋诗章中。在古人那里，不同种类的马称呼是不一样的。举其荦荦大者，如儿马、骒、驹、骟、骠、骝、骃、骅、骊、騧、骐、骓、骢、龙、驽等不一而足的称谓，都经过文人之手表达出不同的文化信息。
到了唐代，良马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唐人对良马的崇尚达到极致，这从唐代养马、驯马、画马、咏马等的盛况便可窥见一斑。养马方面，据记载，“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1，“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王溥：《唐会要》，第1302页）。从唐初的3000匹到唐高宗时期的70多万匹，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增加了这么多马匹，可见唐朝养马数量之众；画马方面，唐代墓壁上的“出行图”和“狩猎图”标示了唐代画马技术的高超；诗文方面，从唐太宗的“翻似天地里，腾波龙钟生”（《咏饮马》）、李白的“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天马歌》）、杜甫的“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诗》）、李贺的“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马诗二十三首·其一》）等诗中，可以看出马在唐代诗文中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意象。据统计，在唐代诗歌中，专门咏马的就有150多首，涉及到马的就更多了。
在唐代咏马诗人中，李贺和杜甫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李贺的诗作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马诗二十三首》，尤具特色”2，杜甫的咏马诗虽不算多，“抛开作为道具出现的马，我们只看那些有所寄托的马。所查阅到的整篇为咏马且有代表性的杜甫咏马诗有12首”，3但是他的咏马诗不但史料价值高，有些诗歌艺术价值也很高。“根据《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可以把杜甫的马诗按写作的时间排列。《房兵曹胡马》和《高都护骢马行》作于早期，《天育骠图歌》和《骢马行》作于他客守长安时期，《瘦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作于他陷贼与为官时期（安史之乱期间），《秦州杂诗·其五》、《病马》、《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玉腕骝》、《白马》作于他漂泊西南时期”。4
杜甫和李贺同样是写咏马诗，却表达出不完全相同的寓意，且诗歌的表达形式也是不同的。这是由诗人个性的差别和诗歌创作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同样强烈的出仕愿望和坎坷不平的仕途又使得二人的马诗传达出一些相同的信息。下文就二者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分别论述。
一、相似的吟咏主题与不同的审美取向
（一）相似的吟咏主题。
1、意气风发和郁结难抒。杜甫显得意气风发，诗歌充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李贺则多一份郁结之气，诗歌多悲慨。“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唐代咏物诗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精神风貌。……盛世的和平繁荣，国势的恢弘富强，使诗人们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浪漫的精神，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建树功业的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热情。”5杜甫青少年时期是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人生正处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意气风发之际。乐观的态度和对仕途的无限向往，表现在马诗上，集中在这首著名的《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一般认为是作于开元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飞鹰走狗，裘马轻狂之际，所以语词矫健豪纵，充满着天地任我闯的睥睨之势。诗歌风格超迈遒劲，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杜甫笔下的这匹大宛马，“锋棱瘦骨”，显得神气清劲；“竹批双耳”，好像斜削的小竹筒，奔驰生风；四蹄轻竦，犹如脚踏飞燕般迅疾。寥寥数字，便把一匹千里马活脱而出，诗人的渴望和自信自然生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勇猛、刚毅、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值得交付性命，这是良马的又一个特征。诗句洋溢着强大的内在力量，诗人的壮志和自信显露无遗。“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这既是对自我的自信，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向统治者传达了自己渴望捐躯报国、建功立业的意向和自己绝对值得授予使命的态度。“这一意象在蕴涵了浓郁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感，成为自我形象的写照，表达了对理想实现的期冀”。6杜甫正是如此。
李贺一生短暂，死时才二十七岁，可以说他的一生正处于青春期，正是大展鸿图的好时期。但是，李贺抱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所长，甚至不惜放下文人的高洁，发出“君王若燕去，谁为执车辕”这般向统治者讨好的呼声。但是与李贺强烈的出仕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仕途坎坷曲折、终不现用。但李贺为人又抱负不凡，自视甚高，在遭逢怀才不遇之下，自然郁结难抒，更何况造成他终生微卑的原因，竟是与之争名者所谓的“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这样的无稽之由。出身高贵却毫无补益，少年成名却不被赏识，这样的遭遇对于急于出仕证明自己的李贺自然无法忍受。《马诗二十三首》中，李贺以不见用的骏马喻己，驽马讽世。“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正如王琦所说的“俱是借题抒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7
2、人民情结和个人化抒怀。杜甫的咏马诗，明显受到其性格的影响。杜甫继承了儒家“民本”、“仁政”的思想，有着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心胸，把个人理想、遭遇和国家时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到他的马诗，从《房兵曹胡马》、《病马》、《高都护骢马行》、《瘦马行》、《白马》，等等，诗歌始终洋溢着杜甫的为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都程度不一地反映出超越个人化的人民情结。与杜甫相反，李贺更多的是个人化抒怀。通过对《马诗二十三首》的分析，不难发现，整组诗多以不见用的骏马喻己，由抒发一展所长的渴望到怀才不遇的悲愤再到失望之后的讽刺、批判，具有典型的个人化特征，充满悲怆的身世之感和浓重的孤独情调。
（二）在美学取向方面的不同。
1、长歌当哭和五绝寓悲。杜诗多歌行体，诗歌感情充沛，气劲绵绵不绝；李诗则一律用五绝形式，诗歌简洁利落，铿锵有力。
杜甫所写的十二首马诗中。有7首为七言古体，这七首古体诗中有6首是歌行体诗歌。如《高都护骢马行》和《李雩县丈人胡马行》各有十六句，《天育骠图歌》和《瘦马行》各有20句，《骢马行》24句，《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则达到34句之多。杜甫为何要用歌行体来写马呢？“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体进行了定义，‘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歌行体可长可短的自由形式便于对马进行细致的描绘，并且可以自由的抒情和议论。”8以《高都护骢马行》为例。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
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
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
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
全诗采用七言句式，句式结构比较自由，较少讲求对仗工整，形式的安排主要取决于内容的需要和抒情的要求。诗歌婉婉道出骏马的来历、志向和遭遇，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全诗除了“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一对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对仗之外，其余的句对都算不上。不过因为它的叙事顺序和感情基调是协调一致的，所以整首诗不但不显得杂乱无章，还使得诗人的感情得到淋漓尽致地抒发。
李贺的则不同，整个咏马组诗都采用五绝，简洁明快，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马的群像，刻画有力深沉，寄托了诗人的情怀；出现了诸如“向前敲瘦古，犹自带铜声”（《马诗二十三首·其四》）、“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马诗二十三首·其九》）、“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一》）这样的名句；甚至还不乏名篇，“大漠沙如血，燕山月似勾；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大历诗人在语言上用功的成绩，是造成了一种清空流畅的风格，看起来精致华美，打磨精细，读起来连贯流利、轻巧圆熟，使诗歌成为一种制作精美的工艺品。……但从整体上看，却失去了盛唐诗歌那种阔大的境界、浑厚的气势，缺少了飞扬的神采、动人的气韵和火热的激情”9。这是宇文所安对大历诗风的评价，但用在中、晚唐诗风上也是行得通的。李贺身处中唐，深受整个风气的影响，苦吟成性，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多名句并不奇怪。但能写出气势如此壮阔的全诗，实在难得。纵观李贺的整个咏马组诗，一律是五言绝句，“以物喻己，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李贺通过咏马、赞马或慨叹马的命运，曲折地表现自己的奇才异质、远大抱负及不遇于时的感慨和愤懑，并且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10
2、杜诗故事性强，李诗抒情性强。杜诗擅于对马进行整体描写，一首马诗就是一匹马的故事。马的形貌、气质、来历、遭遇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杜诗一开始就直呼“胡马”、“安息都护胡青骢”、“东郊瘦马”、“白马”，让人一读就知道写马，接着再对马进行一番交代，或描形刻貌或交代来历，然后感情才达到高潮。比如《房兵曹胡马》、《病马》、《高都护骢马行》、《瘦马行》、《白马》等都是如此。以《瘦马行》为例。诗人先是写在东郊看见一匹瘦马，然后写马的形貌，“骨骼硉兀如堵墙”，接着交代马的来历，“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接着再写瘦马的形象“皮干肃落杂泥潭，毛暗萧条连雪霜”，紧接着又补充交代瘦马的来历“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如此一唱三叹，把对瘦马的同情和自我感伤婉婉道出。
李诗善于借物抒怀，《马诗二十三首》很少有对马的全貌和来历进行描写的，甚至大部分诗作整首都不提一个“马”字，诗作中的马更倾向于一个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符号。诗人写马，主要在于看重马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它作为历史沉淀所蕴含的丰富寓意。“宝马英雄”和“良马士不遇”情结就是历史的沉淀。出身贵族却享受不到一丝贵族待遇的李贺自是受这种情结影响最深的诗人。强烈的抒情色彩使李贺咏马诗明显区别于同时代那些只讲求韵律格调、内容贫乏的作品，而显得形神兼备。诗人不讲求整体描写，是出于五绝句式较短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诗人的发挥，往往寥寥数字便让骏马的形象和自己的情志合二为一。比如通过运用“龙脊”、“银蹄”、“瘦骨”、“铜声”、“骏骨”、“批竹”、“千里脚”、“旋毛”、“折”、“蹭蹬”、“伏虎”、“看取”等具有高度特征化的字、词，就达到无我两忘、寄托遥深的效果，就是一个例证。
二、一样的出仕愿望和相似的坎坷命运
（一）一样强烈的出仕愿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渴望出仕的普遍心态。杜甫和李贺也不例外。表现在咏马诗上，杜甫有“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高都护骢马行》）；李贺有“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三首·其五》）、“一朝沟陇出，看取浮云飞”（《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官守儒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生忠厚为人，不论穷达与否，都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一生的志愿。而且杜甫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盛世，正值国家强盛，政治清明，文人拥有很多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使得杜甫暂时忽视了隐藏在盛世背后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杜甫尽管仕途多遭坎坷，但他把原因大多归于自己的不够努力或机遇未到，在苦苦追寻中有一种即将被任用的自信在支撑着他。但是在古代社会，只有科考及第，被统治者赏识，才能出仕为官，才能施展兼济天下的壮志，这是文人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诗人如此，马亦如是。纵然是千里马，如果遇不到伯乐那样的主人，得不到“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马说》）的待遇，不能用其所用，那再怎么有千里之能、无敌之势的本领，也会无法展现出来。这是诗人与马的相同处境。加之杜甫本人很喜欢马，也擅长骑马，因此，诗人选择马作为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是再自然不过的。
李贺的出仕愿望跟杜甫一样强烈。这从其《马诗二十三首》就能感受到。从“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马诗二十三首·其一》）、“君王若燕去，谁为执车辕”（《马诗二十三首·其七》）、“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二》）、“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三》)、“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马诗二十三首·其十八》)等的渴望被赏识，到“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马诗二十三首·其二》）、“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马诗二十三首·其九》）、“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一》）的不得意之悲，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远大志向和志向不得施展的悲慨。下面以《马诗二十三首·其五》为例，分析李贺的出仕愿望是如何通过马意象表达出来的。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勾。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这是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句短却豪迈，充溢着一股言不尽意的壮志豪情。“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勾”两句写月光倾泻，茫茫沙漠有如银白的雪海，燕山上的月亮有如一把锋利的弯刀，意境雄浑壮阔，流露出诗人开阔的心胸和远大的志向。“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写出骏马迫不及待要戴上金络脑，尽情地驰骋，诗人想像骏马一样，尽情的驰骋在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快走”把内心急于建功立业的渴望表露无遗；一个“踏”字形象有力，似乎要使尽全身力气去开疆拓土。作者巧妙地借助马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二）相似的坎坷仕途。
杜甫和李贺尽管生活的大环境不同，但个人遭遇却颇多相似。两人都是失意文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连年战乱弄得民不聊生，田园荒芜。以兼济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杜甫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投奔唐肃宗，出仕不久便连遭贬谪。这一时期，杜甫的心境随着世事的变迁而逐渐低沉，笔下的马也转为瘦马、病马、疲马、老马，但满腔忠厚不改。诗歌抒发了对骏马遭遇不公的同情，对骏马才能逐渐荒废的叹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他笔下的马，无不投注了自身的生命，这与一般诗人只为咏物而咏物是截然不同的。杜甫后半生奔波惆怅，有志于建功业，却每遭贬谪，郁郁不得志，所以他常常见马而自伤。这从《病马》、《瘦马行》、《白马》等篇就可窥见一斑。以《病马》篇为例。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
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
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
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这首诗大约写于公元759年，当时杜甫已举家迁到秦州（今甘肃天水）。这是诗人给坐骑写的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病马的同情和怜悯，表面上是写马，实则暗指自己。“老”—杜甫此时已经48岁了；“尽力”—杜甫为官时期对本职工作是尽职尽责的；“病”—杜甫此时一身疾病；“驯良”—杜甫为人忠厚善良；“物微”—杜甫此时身无官职，身份卑微。特别是“乘尔亦已久”一句，概括了杜甫半生的奔波辛劳。“天寒关塞深”愈发衬托出马的老迈、病弱，风寒入骨，步履艰难，这与老迈无力、病痛缠身、郁郁不得志却依然艰难行走的诗人相似。当主人身处贫贱患难时，病马依旧驯良不变，他的毛骨不见得比别的马出色，但忠诚尽力的德行却教人感动。杜甫想到自己也是一生辛劳，如今贫病交加，身无官职，却依然真挚地爱着君主和国家，为此甘心忍受长期的困苦。诗人把自己与马两相对比，不禁感触连连，悲慨万千。
在此之前，杜甫先是在安史之乱爆发时被囚于长安，后冒险投奔唐肃宗，肃宗见其忠诚，授予左拾遗。可是杜甫生性耿直，不肯屈从权势，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忠言善谏，不被采纳，后被贬到地方任微职。《瘦马行》就是在当时写的，诗中“以瘦马自比，吐露了自己的委屈和企盼：“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潦倒失意的凄惨处境令人辛酸，但一息尚存又宿愿不泯，报效恩主痴心拳拳可感。他一等再等，始终没有等到再被重用的一天。出于对肃宗的失望，他最后辞去官职，举家搬到边地秦州。从此，他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缺衣少食，诸病缠身。
相对于杜甫，李贺的马诗也是充满君臣不遇的酸悲。李贺一生短暂，死时只有二十七岁，正是对人生充满憧憬和自信之年。自从无法参加进士考试，被断绝了出仕之路后，其渴望被统治者赏识和渴求建功立业的心态比及杜甫尤甚。因为杜甫一生虽仕途坎坷，但毕竟任过一些官职，最后也是出于对统治者失去信心才辞官归隐；而李贺则连这些经历都没有，只能连连为自己叹惋：尽管自己“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却“无人织锦韂，谁为铸金鞭”，而“只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只能“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最好的安慰也只是不时做着“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的美梦。李贺是桀骜不屈的，但又是痛苦无奈的。毕竟，李贺是唐宗室郑王之后，对自己的身份，他是很在意的，在《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他表明自己是“唐诸王孙李长吉”，《唐儿歌》里也提醒别人“莫忘作歌人姓李”。这么高贵的出身，理所当然意味着比别人更加容易进仕，早早地大展宏图。可是现实却跟他开了大玩笑，让他徒有高贵的出身，却有名无实。家境贫困到只能以驴代步，友人来访，只能“无钱酒以劳”（《送沈亚之歌》序），只好以诗送友，生活的困境达到这样的地步。一句“宗孙不调为谁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道出了他的几多无奈、怨恨和自嘲。而况，少年成才的经历也让他对自己很自信，以远大自期，接连唱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的鸿鹄之志。因此，当理想再三遭遇残酷的现实后，他或幻想或悲慨或自嘲或讽刺，将自己的理想和愁绪倾注在马上，化为一片汪洋，喷涌而出。李贺选择马作为寄托情志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唐代诗人对于文人生存状态的焦虑，是因为现实中原本有许多让人建功立业的机缘，但命运偏偏不公，总是令有才华者壮志沉埋，岁月蹉跎，盛世所隐藏的另一面，使得许多文人郁怀难平，不能不在活跃着马意象的作品流中，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惯常思路。”11。李贺虽然不是生活在盛唐，但是其特殊的出身也本该足以让他大展鸿鹄之志的，可现实却非如此。
结语
在中国悠久的马文化历史长河中，唐代的马文化盛况是空前绝后的，表现在唐代诗人们的作品中，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冠绝古今的。杜甫和李贺的咏马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二者又印记着不同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因此，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个人所处环境对诗人咏物言志的具体影响，还能比较完整地认识马意象在唐代诗歌中的显性特征。而且就其属于咏物诗类来说，研究这样的精品，对进一步了解咏物诗的发展规律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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