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引言
古代公文是什么，又始于哪里？任何一篇有关于公文文体的文章都不能逃脱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古代公文最简而言之的定义，处理或联系公务的文件。汉代早已有之，“公文”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刘陶传》：“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惟当时称公文者极少，多称“文书”、“文簿”、“文案”等，如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苞苴盈於门庭，聘问交於道路，书记繁於公文，私务众於官事。”。到三国时“公文”的称谓逐渐增多，《三国志·魏志·赵俨传》：“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就是后世的通俗文学中也屡见其身影，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径来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来寻崔宁和秀秀。”又如清李渔《奈何天·密筹》：“内高声禀介 湖广宣抚使衙门，有公文投进。”但是具有公文性质的各种文体要比“公文”二字本身出现的时间更早。
随着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出现，公文也随之产生，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具有公文性质的文体是诰，典，谟等，最典型的载体便是近代出土的商代大鼎司母戊鼎，其上记载远古人民占卜、祭礼、打仗、赏赐、惩诫等活动,被称之为金文，是古老文体中一种。目前为止较为完整的公文典籍当属文字古奥典雅的《尚书》，阅读时虽有佶屈聱牙之苦，但是较为真实的再现了古代人民的用语习惯和思维模式。
纵观整个古代公文体制的发展，从秦到清，公文名称约有百种，各朝叫法不一。有的古有而今无，有的古无而今有；有的名同而实异，有的实同而名异。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先秦两汉的公文无论是文体，用词，体制规范，还是数量，都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高度，加上先秦时期，战火纷争，百家争鸣，文学昌盛，可以说，公文的发展经历了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按照常理来讲，第一个黄金期后，文学往往会走上一段寂然的道路，沉睡百十来年，韬光养晦，等待第二次的爆发。但是到魏晋时，随着曹魏政权陷落，两晋统一的完成，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很快迎来了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自觉时代”，社会的混乱期就是文学生长的土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正是这一现象的代表理论。在魏晋十三朝短暂的命运里，统一不足为道，但是文学却大放异彩。
第二部分 魏晋公文文体的发展，裂变，定型
魏晋在继承了前朝的各样文体的同时，自身也孕育了其他种类的公文，如贱命，赦文，启，牒状，贺表，列辞等，多为委任官职，诉讼告狱类，这在整个发展史上非常常见，各种文体的发展，增加，完善，正名便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发展中实现的。魏晋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发展，前人们在运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不断总结，这不是魏晋独有的财富，但是因为首次出现，它显得比任何时代都具有非凡意义。
魏晋南北朝公文文体体裁的划分日趋精细，是因为文章在魏晋南北朝仕人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不仅是自娱泄愤，更能够起到谋生的作用。《南史》卷五九《江淹任昉王僧孺传论》“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任昉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故有“沈诗任笔”之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的重要公文大多由当时名家执笔，这种现实使人们对于文章写作技巧的研究日趋精研，对于文章体裁的辨析也日趋精细，达到了“事有烦而不可以省，费而不得已”的地步。
魏时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明确提出了“四科八体”的划分方法。“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他所提的这“四科八体“中，有两科四体跟公文有关，可见当时公文使用程度很高，而且已经有有了比较具体的分类，并且为时人所重视，进入了初期的总结和研究的阶段。比之这样稍显模糊的论断，“三曹七子”用自己的创作经历更加具体而直观的说明了当时公文的发展和使用状况。
魏晋南北朝最显著的文学现象除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就是骈文的发展。也可以说“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一定程度上诱发和促进了骈文的发展。骈文经历了古文，韵文，到骈俪文三个发展阶段，从两汉时期已经有了萌芽，只不过当时对偶是天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的对比，不尚字句的雕琢，风格质直浑厚，除了个别文章之外，大多以散体为主，骈散结合。到了建安三国，文风尚通脱潇洒，较之东汉，又有不同。
建安时期的文人笔下几乎都是反映汉末动乱社会现实的散文，内容充实，行文有力，慷慨激昂，曹操留下的书、表、令文较多且具有代表性，如《军谯令》，《整齐风俗令》，《存恤吏士家室令》等，皆是感时而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名作《让县自明本志令》，“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言词朴素，情感激张，个性乖张，分明是公文中的下行文，但是却没有中规中矩的格式限制，褪去了大汉朝儒术独尊的桎梏，体现出了文学的解放和自由精神。《求贤令》中“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的“不仁不孝”“勿有所遗”，鲁迅先生就说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说别人不敢说的，将两汉以来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应，引经说教的桎梏破的一干二净，几乎要使中断了百年的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再度恢复。也怪不得有“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如是说了。公文发展到魏武帝时，比之两汉时期，甚至是先秦时期的百家纵横策略的气势，都落后不少，只是古文化，简朴化的十分到位，这是两汉严谨的释放，同时又是对先秦时期的回归。这样的通脱自在的文风和学风，为后期文人学者们追求个性和崇尚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
曹丕除了《典论论文》之外，尚有《自叙》一文，善述平生，比之乃父，虽伤于细琐，但是别具风情，信笔由之，无事不讲，无话不说。除此之外，尚有《与吴质书》，《再与吴质书》等，亦见其伤人与自伤之细腻的感情，继承了乃父的自由精神，所存诗文无一不是随性之作，强调个性特征。虽无令文，表等传世，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掷地有声，功勋不在传世名作，而在经世盛言，他是最早举起提倡文章经世大旗的人，这样的先知足以名垂后世。“文气说”亦是其首创，却是其弟——“七步泣”的曹植将之发挥到了极致。
《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均是曹植名作，《求自试表》中，曹植以贾谊，终军自期，愿“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甚至愿意“当一校之队”，“统整编之师”，即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大量对句，整齐流畅，不用典故，不事雕琢，笔墨淋漓，意气之盛，骈俪色彩鲜明，实在是骈文的先导。《文心雕龙章表》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鲁迅先生就曾言一个时代的事业，完成于他一人之手。曹植“才大思丽”，意对不求字对，体现了早期骈文的特点。
七子中不乏气概者刘桢，哀深者王粲者，善章表书记者阮瑜，陈琳等，将通脱畅达发挥得淋漓尽致。《典论论文》中称赞他们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在《与吴质书》中也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元瑜书记翩翩，至足乐也。”如陈琳《答东阿王笺》，《为袁绍檄豫州》，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孔融早逝，文章多有不传，仅存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文心雕龙章表》有言曰：“气扬采飞。”是建安前期的风格代表，胆大气盛，无所忌惮。另有祢衡，繁钦，吴质等，亦是一时名角，与“七子”同列，此处不多赘述。
蜀汉时期不得不提的还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以及李密的《陈情表》，宋苏轼说：“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明，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又有“读《出师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足见其影响之盛。
由此可见，当时的文人主流基本不用骈偶，追求辞藻讲究字句的风气虽存在，但仍是以气为主，骈散兼驭，既呈现出富赡匀称之美，又贯注着疏畅谐婉之气，既不似东汉的凝重，又未如六朝之轻靡。魏晋只是骈文即将全盛的准备期，但是相对于东汉时期的天然成对，魏晋的有意识追求美学和艺术的新境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样的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后期代表美学最高峰的骈文才能够最终达到全盛。“三曹七子”的个性创作和理论实践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西晋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陆机生在西晋，比曹丕晚了半个世纪，在他的《文赋》中，对于文体的讨论更为精细，共有文体十种，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比之《典论论文》具体不少，除了论奏说外，其余皆是抒情体，即使只是从数量层面上，也不难捕捉到一点“太康之风”的繁缛华彩气息。应用文体的减少，抒情文体的增加，骈文的进一步发展也是顺其自然。陆机是骈文成体的中坚力量，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词属对的成分增多，已经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有《吊魏武帝文》，《汉高祖功臣颂》，《谢平原内史表》等遗世。以《谢平原内史表》为例，文中多用四字句，文不对意对，亦是骈文早期发展的特征。陆机作文，已经不单单是追求个性的发展，有意的追求的文对意对的这一举动，更多的反映了魏晋文章
其后公文做得好的还有“二十四友”之一的潘岳，“善为哀诔之文”，只是此人汲汲于功名，作文的品德不是太好，所谓“文以传道”，道不行文再好也是徒然。同为“二十四友”之一的刘琨，因其在国家危亡之际愤而“金鸡起舞”的典故，所为之文章便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学士，称得上是两晋之交最出色的作者了，有《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笺》，《上愍帝录功表》等，前两篇均指事造实，甚少骈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安之后，这样的文字很少，东晋之后也不大容易见到，而且自陆机之后，文章风格新变，两晋之文，已经趋向骈俪，刘琨的《上愍帝录功表》就是骈文，属于应酬文字，然而在反映现实上，这位作家使用了古朴的方式，《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中提到百姓“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的惨境和自己“忧如循环，不遑寝食”的现状，悲伤慷慨，有血有肉。《与丞相笺》文字直白，无所虚饰，自然之至。明朝张溥说他“奔走离乱，仅存章表”，“劲气直辞，迥薄霄汉”，而且把刘琨同诸葛亮和岳飞相提并论，说：“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对于其章表是十分称赞的。
其后便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仅从现存的片段看，论述到的文体就有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由此可见，《文章流别论》原本应是与《文心雕龙》一样可以流传千古的大家之作，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这不仅是当时代之遗憾，更是后世之遗憾。刘师培先生曾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魏晋文学之变迁》）可见这部书在文体研究史上的重大意义。从现存的遗迹来看，公文文体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只有对问及箴勉强算是，由于散佚严重，原版已不得而知。不过“流别”二字的启发却不能忽略，这是文体研究向精细化发展的又一力证，挚虞开创了对文体的精深研究，故钟嵘《诗品序》评价说：“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探清文体的渊源流变是研究一切文体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古人早就把握住了这样的精髓。
东晋李充的《翰林论》，承前启后，因其亡佚，无法考证其论述的文体到底有多少，但从佚文看，至少有十五：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其中赞、表、驳、盟、檄、诫、诰等是曹丕、陆机、挚虞等人未提及的，说明李充对文体的划分又推进一步。《翰林论》体现出文体划分更加细化的趋势，为后来总集编撰提供理论依据。承挚虞精深研究方法，更是启发了一代巨擘刘勰对于《文心雕龙》的写作。在现存的文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公文文体，可见东晋的文学风气发生了转变，脱去了太康诗风的外衣，寻求更为谨严的表达方式。从魏晋十三朝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此时的严谨化，古文化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极其短暂的返祖时期，或者说是对前期文体发展的补充和总结。总体而言，正如萧纲所说：“为文且须放荡”。十三朝始，一路放荡到底。
骈文的真正兴盛实在南北朝时期，尤以南朝为最，此时不得不提的便是梁朝“四萧”，萧衍《令公卿入陈时政诏》，《令所在条陈民患诏》，《用贤诏》等，多有可观之作，写的十分有气度，虽汉文，魏武求贤亦不过如此。简文帝是“宫体”之祖，有《梁简文集》，散落颇多，今时已无法窥见其貌。齐梁时期，由于“永明体”的产生，骈文作品一时泛滥，梁后期至陈代，骈文最盛，梁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骈文高手，北朝亦有能人，如由南入北的庾信，土生土长的魏收，邢绍，温子昇等，蔚为大观。此期代表人物要论“沈诗任笔”中的沈约和任昉，张溥说沈约是“休文大手，史书居长”，其文如《上宋书表》，文采不富，不如其持论之文，但是《四声谱》的撰写，“永明体”的首创，足以让其在古代公文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永明体”的产生和使用，促进了骈文的发展，公文的骈化过程才得以加快，这虽然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但是如果没有沈约的首创之功，这样的发展又要推迟多长时间，谁又知道。任昉之笔，萧统《文选》中收入甚多，超过任何作者，可见其为当时所重，《文选》中所收的十几篇令、表、序、状、启、等，可见其笔力。他最为时人倚重和传诵的多是“奏弹”之文，如《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奏弹范缜》，皆是重要的辞笔。当时已是骈文盛行的时期，虽“笔”亦骈，当时的文人凡写官场应酬之文，骈四俪六，但是任昉的有些文章仍是保持了个性的因素，兼用口语，别有生气。
南朝梁代萧统《文选序》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收录极为丰富，选材上等，文章绝大部分是骈文。各种体裁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它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体裁亦发生变化，骈文也是如此，这样的发展不光是文体本身的要求。受太康诗风繁缛华彩的风格影响，随着文学进程的不断演进，骈化扩展到了文学的各方各面，最终形成了魏晋时期最为广泛运用的文体形式——骈文，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创作。清谈起而论体兴，论体兴而公文胜。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反复细致的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公文的数量更是远超前人之上。文体的研究到《文心雕龙》这里绝对的是达到了集大成者的高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的所有篇章都是用骈文写成，从《文选》到《文心雕龙》，这样的变化非常的明显，骈文的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顶点，此后便逐渐衰落，到隋唐时期，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和韩柳不懈追求的古文运动的进行，骈文一度达到了湮没的境地。不仅如此，刘勰还首次提出了“文笔”说，有韵为文，无韵是笔，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中称“文”可以“吟咏性情”，在艺术手法上强化了文笔之分。
考虑到魏晋时期的特殊背景，不难看出骈文的出现，发展对于公文文体的巨大影响，公文的骈化即使到了隋朝也仍然存在，清谈之风的兴起，太康繁缛风格的演化，到南北朝时期宫廷仕人对于雅化俗化不同风格的追求，给骈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公文的骈化是魏晋特有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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