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作为清代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除了在政治上有杰出作为之外，他本人亦学识渊博，对传统文章学有着相当的造诣。康熙二十四年，他御选古文总集《古文渊鉴》，并率领徐乾学等臣僚对所选文章逐篇置评。其后大学士张玉书编辑康熙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将《古文渊鉴》中的圣祖御评汇集一处，称《古文评论》，置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杂著类中。康熙《古文评论》[1]凡十八卷，1391条，始自《左传》，终于南宋谢枋得《交信录》。康熙的评论视角虽不一致，间有史论、政论等，但以文论为主，因而这十八卷《古文评论》实为非常重要的清代文话著作，直接反映了康熙的文章学思想。清代是一个极端重视文治的封建社会，统治者非常关注文风建设，常通过帝王训饬与御选总集的方式来引导文坛创作方向。这部文话因系康熙御制，它所反映的文章思想与理念，无疑会对当时文人起到直接的影响。对《古文评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直接窥探康熙本人的文章学思想，更能为贯彻清代的诸多文章理念寻到源头。

一、文道论

康熙帝推崇程朱理学，在其统治期间，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地位无以复加。清代昭梿《啸亭杂录》“崇理学”条称：

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馀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

康熙本人对程朱理学有深湛研究，其文章学思想亦受理学影响。《古文评论》源于总集《古文渊鉴》，在《古文渊鉴》之中，康熙御选了大量宋代理学家的文章：卷四十六收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范育的文章，卷六十二录有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的作品，卷六十三收录真德秀、蔡沈文章。而朱熹既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本人又长于为文，故其文章尤为康熙所重，在《古文渊鉴》之中，选录朱熹文章有三卷之多，超过了唐宋古文大家韩愈和苏轼，成为全书入选文章最多的一家。

在文道观上，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3]。康熙继承了朱熹关于文、道关系的态度，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是首要的，形式技巧处于次要地位。他提出《古文渊鉴》选文的首条标准便是“可以鼓吹六经者”[4]。早在康熙十二年，他便说过：“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5]《古文评论》为朱熹《与刘共父书》所下评语称：“若无意为文，而文之敏妙迥非修辞家所能企及，由其理胜故耳。”便是认为作者理胜则文自然敏妙，且非刻意为文者所能企及。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也曾有过相似言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所说的“道胜”，除了指在思想上提升儒学修养外，还指向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知与把握[6]。康熙则将欧阳修所说的“道”改为“理”，将“道”的涵义确定在理学范畴，其指向更为明确，也更为醇正。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对理学的推重，完全是为其统治所服务，他曾说：“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言。”[7]他以经世立政为本，凡事强调实用，对一些空谈理学家，便斥之为“伪道学”。他在文道论上要求文章醇正，思想主旨符合儒家义理，也是从文章有益教化、稳定统治的功用角度而言。他评朱熹《静江府学记》云：“切要不浮，有资教化。”便是从此处置评。基于此，康熙更为偏爱符合儒家义理规范的《汉书》，而认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史记》驳杂不纯，他在《汉书·游侠传序》的评语中说：“立言极其正大，觉史迁之艳称驳而不纯矣。”他常以“醇正”、“纯正”、“典正”论文，如评《虔州学记》“论议却自醇正，文章极其疎古”，评《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复典正纯雅”，皆是从道的角度予以置评。

康熙之前，顺治帝作为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已经开始注意文章的教化之功[8]，但“无论是个人的‘儒雅’修养，还是修举文教的力度，顺治帝尚不如康熙帝”[9]。康熙之时，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统治更趋稳定，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向文治[10]。他以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强调文章符合儒家义理，有益教化，为其后的官方文章政策奠定了基调。雍正、乾隆时期提出文必“清真雅正”的圣谕，即是从康熙文论发展而来。康熙在要求士子学习程朱理学之时，也对他们提出勤习文章的要求，曾说：“道学者，圣贤相传之理，读书人固当加意；然诗文亦不可废；或有务取道学之名，不留心于诗文者，此皆欺人耳。”[11]后来桐城派方苞倡言“义法”，提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2]，将韩欧文统与程朱道统结合起来，追根溯源，也是发源于康熙的文道观。

二、文体论

（一）得体论

康熙论文，强调“得体”，即认为每一种文体，皆有其自身的特征，行文应当把握文体特征，做到“得体”。而王言臣语，因其涉及朝政，尤重得体。刘勰《文心雕龙·诏策》曾对不同诏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康熙身为帝王，对于诏令等朝政文体的得体自然非常重视，他在《古文评论》中通过对文章的具体评点，申发了《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说。康熙认为，文章得体，首在简洁。他评宋太祖《治河诏》：“简要极有体裁。”有体裁即是“得体”之谓。他强调应用文体的简洁，也是从其实用文章观出发，简洁之文便于叙说事情，提高办事效率，他曾说：

文章贵于简当，即施日用如章奏之类亦须详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芜词，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积至满案，人主讵能尽览，势必委之中官。中官复委于门客及名下人。此辈何知文义，讹舛必多，遂奸弊丛生，事权旁落，此皆文字冗秽以至此极也。[13]

作为满清入关之后的第二代帝王，面对尚未全面统一的政治局势，康熙深怀忧患意识，他将奏疏繁缛作为前代灭亡的教训予以吸取，故而大力倡导应用文章的简洁，并由此推及于其他文体。康熙时人王之绩在文话著作《铁立文起》中云：“人臣进言，自有定体。昔韩文氏云：‘毋文，文弗省也；毋多，多弗竟也。’最为要语。”[14]王氏也是将简洁作为臣工上书的定体，符合便为得体。简洁之外，作为朝廷应用文章，典雅庄重亦是文章“得体”的必备条件，康熙评《王伯恭转官制》曰：“庄重得体制。”便是从此着眼。康熙深于治道，他将治理国家、处理政事时的思维、理论移之于对诏令制表的评论，其文章学与政治学水乳交融。针对诏令的不同内容，康熙提出不同的“得体”要求。他评邹浩《王资深等并除监察御史制》云：“申勉得体，斯为纶言。”此篇制文是关于人事任命的，文章对即将赴任的官员提出了殷切期望，故而康熙以“得体”赞之。又如其评《蝗灾罪已诏》：“遇灾引咎，深自谦抑，得诏令之体。”他站在帝王的角度，深悉在大灾之后，罪己诏对于安抚民心的作用，故而赞其得体。民族问题是清代重要的政治问题，康熙时期，清政府要处理对漠南、漠北蒙古，及西藏、新疆等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问题[15]，故而康熙《古文评论》中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政权诏书的“得体”问题，无疑也是与其政治经验相关。在康熙看来，对于周边及藩属政权的诏令，文辞不可过于苛严，做到“恩义兼至”，才能“得诏谕之体”[16]。他评王珪《戒谕夏国主诏》云：“辞不过严而简洁。”评《赐回鹘可汗书》云：“温言抚慰，而开谕晓晰，深得布告诸蕃之体。”评《乞优答北匈奴奏》：“示以坦白，得驾驭外藩之体。”“温言抚慰”、“示以坦白”，这既是他“驾驭外藩”的帝王之术，也是对相关文体做到“得体”的具体要求。

（二）辨体论

自元代以来，文论家对各种文体的辨析愈来愈细致，辨体之风越元、明两代，至清而不衰。康熙身处清初，对前朝辨体理论自不陌生。在二十四年《谕吏部》的圣旨中，他要求翰林院诸官“谙练体裁，洞晰今古”，并将“文理荒疎，未娴体式，难胜厥任”的周之麟等人，予以处分[17]。康熙对各种文体特征的把握可谓细致入微，《古文评论》之中，多有从辨体角度所作的评语。他评《国策·楚策·庄辛论幸臣》曰：“文近于赋，瑰丽可观。”纵横家言铺张扬厉，与后世赋作有相似之处。作为文体的赋未必便是径由纵横家言发展而来，但在文体发生演变过程中，多少应受到纵横家言影响。《庄辛论幸臣》一文铺陈排比、气势恢宏，多用隐语，文辞华丽，与汉赋颇多类似之处，康熙谓其文体近赋，可谓卓识。受康熙评论的影响，其后桐城派古文大师姚鼐在所编古文总集《古文辞类纂》中，便将此文以“庄辛说襄王”之名，收入“辞赋类”之中。又如康熙评秦观《集策序》云：“此仿佛叙传体，而措词甚有古奥之致。”秦观此文仿《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写法，备述创作之意。康熙称其“仿佛叙传体”，当是指其效法《太史公自序》而来，实为有识之见。

在古典文章的发展史上，历代文章大都有其明显异于他代的文体风格，是为此一阶段的主体文风[18]，康熙善于把握文体风格变化的大势，对历代文风多有精到的点评。总体来说，汉文浑厚渊懿，质朴无华，尤以贾谊、董仲舒之策对为典型，康熙对此有深刻把握。但除了历来称颂的贾、董之文，他还注意到与贾谊同时的贾山，高度评价其《至言》曰：“文气排荡，思致遥深，既脱战国策士捭阖之习，已开西京贾董浑茂之风。”贾山为汉文帝时人，与贾谊大致同时，具体孰先孰后，难以确考，但康熙注意到在西汉文风由战国策士遗风转向敦朴浑厚之际，贾山所处的独特地位，实为有识。这也是他基于对秦汉文章风格大势的整体把握之上，所作出的结论。

历代的文体风格演变，前后代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康熙注重对文体风格的渊源辨析，他既善于从前代尚不显的文章中发现其对后代文风的实际影响，也能为后世某种文风找到前代的开风气者。如对汉元帝《罢初陵县邑诏》的评语为：“汉文最为沉郁，此独以华赡出之，已开唐人风气。”这里他既将汉代文章的整体风格断为沉郁，又认为此文华丽富瞻，已经开启唐文之风。又如他评《乐毅去燕适赵》云：“《毅报惠王书》，虽急于自明，其情志悱恻，文辞深婉，固书牍之祖也。”书牍一体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产生萌芽，《左传》中便收录了《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产与范选子书》[19]等，但这些书牍所记多关乎国事，褚斌杰先生便指出：“从这些书牍的内容和写作目的来看，与后世一般所称的书牍文，有很大不同；从传递信息的角度看，它们有书信的性质，但从内容和功用上说，它们实际上是外交辞令的书面化，或略等于列国之间交往的‘国书’。”[20]由于这些书牍只是变相的奏议，所以与后世的书牍不同。后世尺牍主要是用于个人情感、信息的交流。《乐毅报惠王书》虽然也是上报君王之书，但因其中融入乐毅个人情感，并叙个人命运，已与后世书牍有相通之处。康熙称之“情志悱恻，文辞深婉，固书牍之祖也”，正是看到了它拥有了作者主观情感，在从公牍向书信发展的进程中，前进了一大步，故称之为“书牍之祖”，这样的识见，是需要对书牍文体特征的精确把握，才能做出的。

（三）骈文观

唐宋古文运动以后，文章家均以古文为载道之器，而认为骈文华而不实，流于形式，与道无关，故多对骈文评价极低，以为骈体是文章之弊。延至清初，姜宸英尚认为：“下逮魏晋六朝，而文章之弊极焉。”[21]这种态度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在骈散观上，康熙帝同样是奉古文为正宗，以为道在于斯。但他对骈文文体本身并无特别的反感，与前人相比，他能破除陈见，对优秀的骈文作品予以称赞。康熙从其实用文章观出发，特别重视章表奏议等应用文体，而这种“王言”、“臣语”的文体在两汉以后直至唐宋，主要采用便于宣读的骈文形式，因而从文体的实用角度而言，骈文并不亚于甚至超过散体文。康熙论文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骈散，而是以能否起到经世作用，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骈文卑于古文的传统观点，客观上促进了清初骈文文体地位的上升。在《古文评论》之中，康熙所反对的只是骈文浮靡之习，并为骈文空浮繁缛之弊开出药方：为了避免骈文创作只专注于形式技巧，空洞无物，康熙认为文章应充之以经史，先质而后文，亦即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之谓，在内容上做到言之有物。他评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云：“骈偶之文，纬以经史，故丽而有则。”当文章内容充实之后，文辞富丽便成为添锦之花；六朝后期，骈文渐有宫体之风，显得柔弱无骨，趋于华而不实。对此，康熙提出将骈文形式之美与两汉风骨健硕之美相结合，在文章风格上指出了提升骈文层次的路向。如其评柳宗元《南府君睢阳庙碑》“以两汉之健骨，运六代之腴辞”，便是主张将风骨与辞藻结合起来；无论骈散，创作均贵在内容丰实，富于真情实感。但历史上的骈文作品常常是内容空泛、缺乏感情，骈文家多将精力用于对仗、辞藻、隶事之上，此类骈文，即使在形式技巧上已有很高造诣，终究无法打动人心。针对骈文此弊，康熙提出创作时运之以情，因情生文，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评常衮《从减征京畿夏麦制》云：“制词莹净，诵之犹能感人。”评唐太宗《赐孝义髙年粟帛诏》云：“叙意属辞，婉切畅悉，殊觉情文生动。”皆是从情感角度而论。他认为“文生于情，不须贲饰，自然雅健”[22]，只要感情充沛，不需在形式技巧上过于用力，骈文便能自然雅健。当然，能够做到“深情内藴，丽藻外敷”[23]自然也是成功之作。

康熙对骈文的重视，从《古文渊鉴》（《古文评论》）的选文篇目即可见出。他所选定的《古文渊鉴》篇目，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对于骈文盛行的八代之文并不排斥，选录有八卷之多，对于八代之后的优秀骈文同样予以关注。在以“古文”为名的总集《古文渊鉴》和文话《古文评论》之中，收录、评论了数量如此众多的骈文，这是康熙古文观的通达之处，也说明他眼中的“古文”，是个广义的概念，是可以包含优秀骈文在内的，这对当时的古文观念产生了明显影响。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在后来影响极大的选本《古文观止》，便适量收录了《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骈文作品。其后乾隆帝认为：“骈句固属文体之病，然若唐之魏郑公、陆宣公，其文亦多骈句，而辞达理诣，足为世用，则骈又奚病？日月丽乎天，天之文也，百谷草木丽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于形，而谓文可有定形乎哉？顾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24]乾隆认为文无定形，骈与散皆只是文章的形式而已，只要“足为世用”，骈体便无所谓弊病之称。这种以文体实用与否作为衡文准则，对于骈文较为通达的文体观，实袭自乃祖康熙。

清代骈文创作成就巨大，名家名作纷呈，在骈文史上有中兴之誉。其繁荣的成因或有多种，但自清初以来，帝王对骈文的通达态度，无疑为骈文的复兴创造了机缘。康熙在《古文评论》中选评文质双美的骈文作品，本身也有引导骈体创作走向的意图。他在柳宗元《剑门铭》的评语中说：“不作萦纡之势，而自然矫拔，录此以式轻靡之习。”明确指出选评目的即在矫治骈体末流的“轻靡之习”。通过《古文评论》对众多优秀骈文的点评，康熙也为当时的骈文创作指出了声情并茂、雅健清新的向上一路。

三、雅论

康熙文章学思想中，还非常推崇“雅”的境界。四十一年正月，他在《训饬士子文》中要求诸生“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25]，便是以圣谕的形式，将“醇雅”规定为作文目标。在《古文评论》中，也有多处关于“雅”的评语。如《评选寺监官诏》评语云：“古雅有则，不类浮靡之音。”《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评语云：“雅驯逼古”。康熙所谓的“雅”，有几个层面的含义，或指文章内容之雅，如评《选髙才生受学诏》“尊经之言，蔚然雅正”，便是从内容符合儒家义理的角度而言；或指文章风格之雅，如评《授郑覃给事中制》“娴雅犹存典则”；或指文章词令之雅，如评《赐魏王恺诏》“辞甚雅令”。在《古文评论》中，对文章许之以“雅”，一般都是综合以上三个方面而言的。即便是从文辞角度论“雅”，康熙也往往特意强调其文章内容的醇正，以避免单纯地以文辞论文，如评《答萧景先诏》曰：“命意弘长，词亦近雅。”评《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复典正纯雅。”康熙均是在先肯定文章命意主旨之后，再行评论文辞之雅，这也与他的文道观一致。这种多层面的“雅”论对同时代人有明显影响，康熙年间进士张谦宜在其所撰文话《絸斋论文》中说道：“文家意雅为上，调雅次之，声响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26]便与康熙的文章雅论殊有契合。

康熙所论的文章之雅又是与文章的繁简论密切关联的，在他看来，简洁是“雅”的先决条件，繁冗之文是不可能做到“雅”的。命意之雅便意味着命意之简，文辞之雅也意味着文辞之简。他评程晓《白罢校事疏》：“雅词健笔，绝无冗蔓。”评论北周武帝《毁露寝诸殿诏》云：“文既庄雅，气亦渊茂，不事雕琢而浑噩之致见乎尺幅中。”评语均从立意与文辞两个方面，指出做到“简”才可能产生“雅”。在立意与文辞上均求简洁，既是当时官方的文章政策，也是文坛的自觉追求。古文名家魏际瑞在《伯子论文》中云：“文主于意，而意多乱文。”[27]翰林院编修黄与坚《论学三说·文说》云：“文之病不洁也，不独以字句，若义理丛烦而沓复，不洁之尤也。”[28]皆是对文章简洁的强调。关于《古文评论》对文章简洁的推崇，潘务正先生《方苞古文理论与清代翰林院之关系》[29] 一文已有很好的论述，此处无须赘言。不过仍可补充的是，康熙的繁简论是以意为主的，若文章契合儒家思想，切于情理，即使文章篇幅较长，他也同样予以赞赏，如评《上时事书》曰：“切于事理，言虽多而不觉其长。”评《汉书·诸侯王表序》：“援引周秦，论列汉世，或详或略，极错综变化之致，纚纚千言，读之惟恐其尽。”

康熙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文章学思想无疑会对当代产生很大的实际影响。除了上述《训饬士子文》中对诸生文章“醇雅”的训饬之外，他还将“雅”作为权衡翰林院人才的一个基本标准。二十四年，圣祖对翰林院各官进行考评，测试结果是“徐乾学、韩菼、孙岳颁、归允肃、乔莱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宜加奖励”[30]，“文章古雅”便是徐乾学等胜出的重要原因。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他在赐三朝国史馆总裁大学士伊桑阿等《谕》中，对修撰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的史臣所作总的要求是：“荟萃琅函，博搜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毋尚浮夸而乖情实，毋狥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意不周该，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驯。”其文章角度的要求也是“雅驯”。

康熙所推重的“雅”文，以西汉文章为典型，他评《史记·儒林列传序》为“诠次井然详雅”，称刘向《条灾异封事》“辨而裁，雅而赡，渊然经术之气，不徒以侃正见长”，对于后世具有“雅”之品质的文章，康熙常以汉文许之，称曾巩《王制（天子支子）》：“典雅可以方轨西汉。”评晋武帝《籍田诏》：“温润古雅，有汉代遗风。”西汉文章多本经史，纯朴典雅，少俳偶雕琢，故被康熙看做雅之典范。康熙对西汉文章的总体评价，也影响到同时代学者。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张谦宜云：“文必以西汉为宗。其去古未远，风气尚厚，无后来纤巧缭绕之态，琱镂浓艳之习，追大雅而存太素，于是在焉。”[31]康熙进士、翰林院编修杨绳武也说：“史本于经。子长、孟坚，史家开山，实为千古文章大宗，故古人论文以西汉为最。”[32]张、杨二人与康熙同时，又皆曾及第，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应受到康熙影响。

康熙的“雅”论对清代文章学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使得“雅”开始成为贯穿清代的持续稳定的文章政策，逐渐成为清代文章学的一个关键词。在康熙之前，著名学者方以智曾于文话著作《文章薪火》中提出“雅驯”之说。方以智在分析唐宋八大家诸家特点之后，得出结论：“八家大同小异，要归雅驯。”[33]但其说过简，实际影响不大。至康熙时，开始在御选古文总集和文话中大力宣扬“雅”论，同时利用圣谕的形式进行强制推广，极大地促进了“雅”论思想在当时士子中的流播。康熙之后，“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淸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料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序。”[34]雍正在乃父文章“雅论”的基础之上，首次对行文明确提出“清真雅正”的要求，其后乾隆又多次重申，遂使“清真雅正”成为清廷稳定的文章政策。

清初诸帝，皆重视对文风的引导与规范。自康熙帝开始尊雅，至雍正、乾隆，最终确定“清真雅正”的钦定文章政策地位。“清真雅正”因是雍正以后科举衡文的标准，故对士子影响尤大，桐城文派亦高举此旗，影响之大，可见一斑。细究“清真雅正”的理论源头，不能不回到康熙。

概而言之，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康熙的文章学思想以实用的文章观为主，强调文章的经世用途[35]。在此总的文章观主导之下，他所关注的文体，主要是在朝政中实用的诏书、奏议类应用文体，并能准确把握诸种文体的特质。他强调文章必须醇雅，符合儒家义理，下启雍、乾以后“清真雅正”的钦定文章政策。他以文章的实用与否作为衡文准则，认为骈文也可起到经世之用，为清代骈文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总之，作为清初一位非常重视文风建设的帝王，康熙为整个清代文章朝质实、雅洁的道路上发展奠定了基调。

注释：

[1]本文所用《古文评论》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本，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第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朱子语类·论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康熙：《古文渊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康熙起居注》，第11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参见祝尚书先生《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7]《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谕礼部云：“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见《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参见曹虹先生《帝王训饬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一文，《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第90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10]康熙十六年圣谕云：“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见《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十二。康熙令翰林词臣不时进呈诗赋词章，其中自然包括文章作品。

[11]《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十六。

[12]方东树：《方望溪先生年谱序》，《考槃集文录》卷四，光绪二十年刻本。

[13]《康熙起居注》，第1156页。

[14]王之绩：《铁立文起》后编卷三，《历代文话》第3775页。

[15]漠北蒙古与清朝起初只是朝贡关系，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对漠北蒙古正式实施管辖。

[16]《古文评论》评苏轼《赐阿里骨诏》语。

[17]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谕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朝代的兴亡虽与文体风貌的变化不能完全对应，但其对文风演变无疑具有相当的影响。

[19]分别见于《左传》文公十七年、襄公二十四年。

[20]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第4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1]姜宸英：《王阮亭五七言诗选序》，《湛园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古文评论》评任昉《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语。

[23]《古文评论》评唐太宗《诫厚葬及赐功臣陪茔地诏》语。

[24]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五。

[26]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二，《历代文话》第3885页。

[27]魏际瑞：《伯子论文》，《历代文话》第3599页。

[28]黄与坚：《论学三说·文说》，《历代文话》第3377页。

[29]见《文学评论丛刊》第11卷第1期。

[30]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谕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

[31]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五，《历代文话》第3916页。

[32]杨绳武：《论文四则》，《历代文话》第4055页。

[33]方以智：《文章薪火》，《历代文话》第3210页。

[3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见梁章钜《制义丛话试律丛话》，第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康熙《渊鉴类涵序》云：“尝谓古人政事、文章虽出于二，然文章以言理，政事则理之发迩而见远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附记：此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此为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