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朱元璋登基称帝后，祭祀历代帝王。祭礼完毕，他特意走到汉高祖刘邦牌位前，说：“大哥，小弟与你相似，该再敬你一碗。”说罢，斟满一碗酒，双手举过头顶，一饮而尽。这个传说仅用寥寥数语，就把一个草莽英雄惺惺相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关于此事的真伪，笔者无从考查，但确信在历代帝王之中，朱元璋与刘邦“相似”。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始皇到清逊帝，大约有两百多位皇帝，其中刘邦与朱元璋都是布衣出身，又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成为统领一支农民军的将领；他们在推翻或瓦解了封建王朝后，又都在群雄逐鹿中，以弱胜强，成就帝业；而且他们建立的新王朝都很强盛，都在较长的时间里雄踞于世界的东方。
观察朱元璋与刘邦的相似，无论从封建帝王还是从农民军将领的视角看，其概率远低于百分之一。那么，找出他们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并探究这个相似之处在成就他们帝业上所起的作用很有意义。笔者认为，朱元璋与刘邦最根本的相似之处是积极延揽知识分子，并且知人善任，能够让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才智，为其成就帝业服务。
刘邦起义，“将兵略地陈留郊”，时常向人打听陈留城有那些贤人豪俊。陈留儒士郦生“入谒，沛公（刘邦）方倨牀使两女子洗足”。郦生批评他：“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马上“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最终郦生成为刘邦身边一位重要谋士，“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朱元璋攻克集庆，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勇将胡大海攻占处州前后，向朱元璋推荐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位名儒。朱元璋立即派人赉币往聘。四位名儒来到应天，朱元璋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随后建礼贤馆，专门收录儒士。
能够礼贤下士，使刘邦和朱元璋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究竟起了那些重要作用呢？笔者以为，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资助政治。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树立政治目标上，其次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制定方针政策上。
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他们参加农民起义初期并没有取代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政治目标。这样的政治目标，是在他们有了一定的实力后，由身边“胸中经国皆远谋”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建立起来的。
陈胜起义前夕，泗水亭长刘邦奉命押送民工去骊山服役。途中，不断有人逃亡，刘邦想，这样下去，到骊山无法交差。他索性放走所有民工，为逃避秦朝的惩罚，躲进芒砀山泽中。陈胜起义后，沛县县吏萧何、曹参等人杀掉县令，派人接回刘邦，请他当沛县首领，响应陈胜。刘邦却说：“如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如果推举的领袖不好，一旦失败，大家就要肝脑涂地，我能力薄弱，恐怕让父老乡亲失望，大家另选高明吧。”可是大家坚决推举他，推让数次，刘邦才当了沛公。这说明刘邦响应陈胜起义，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寻找一条活路，当时并没有取代秦朝的想法。刘邦本是贪酒好色之徒。他率起义军最先入咸阳，一进秦宫，立刻被宫女财宝所吸引，现出原形，“意欲留居之”。樊哙问刘邦：“沛公欲有天下耶？将欲为富家翁耶？”刘邦回答：“吾欲有天下。”樊哙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刘邦不听。这个时候，刘邦虽然嘴上说“吾欲有天下”，实际被奢华生活所迷惑，胸中根本没有夺取天下的政治目标。在这个节骨眼上，张良劝说刘邦：“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幡然悔悟，还军霸上，开始树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其实，樊哙劝谏刘邦是张良安排的。
朱元璋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给地主放过牛，要过饭。为了活命，入於皇寺当行童。长老派他外出云游化缘。这期间乱兵焚毁於皇寺，朱元璋丧失依靠，只好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朱元璋当上皇帝，与臣下谈心，说：“曩四方纷乱，朕与卿等图生而已，渡江以来……始有救民之心。”他承认自己参加红巾军是为生计，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政治目标。郭子兴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受刘福通节制。1355年二月，刘福通迎韩林儿称帝，号小明王，都亳州，定国号宋。三月，郭子兴病卒，朱元璋代领其部。小明王授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所谓“渡江以来”，是指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夺取采石、太平，至次年三月占领集庆，改称应天府。应天命，顺人心，是历来新封建王朝创建者的习惯用语。这一改称透露出朱元璋开始树立了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即他所说的“始有救民之心”。
那么，朱元璋的“救民之心”，是怎么树立起来的？这要从朱元璋渡江前一年，略定远说起。在定远，朱元璋招降了不少地主武装。结寨自保的冯国用率部归附朱元璋。冯国用“喜读书，通兵法。”他穿儒服求见朱元璋，献策说：“金陵（元称集庆路）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非常高兴，将他留用为参谋。朱元璋率部渡江，夺采石，取太平，攻集庆，就是实施冯国用为他设计的政治蓝图。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冯国用为其设计的政治蓝图第一步已经实现，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就油然而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能够帮助主公树立政治目标呢？因为他们能够把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分析，从而准确把握全国的形势及其走向，制订正确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冯国用的言论感悟到。
那时候，刘福通率北方红巾军与元军鏖战，为南方红巾军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先是徐寿辉在蕲州起义，在蕲水称帝，建国号宋。后是张士诚在泰州起义，在高邮称王，建国号大周。1355年六月，朱元璋采纳冯国用的意见，率兵渡江营建江南根据地，可以说是天赐良机。这一方面使朱元璋的部队脱离北方军事斗争的旋涡，避免可能遭受重创甚至覆灭的危险，另一方面借助南北红巾军对元军的牵制，攻打孤立无援的集庆，机会难得。
集庆，战国时称金陵，秦时称秣陵。诸葛亮曾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它形象地描绘出集庆在地理上的优势，是成就帝业的理想根据地。这对于饱读经史的儒士来说是常识。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一切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汉族知识分子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参与政治管理，民族歧视政策，断绝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政治出路。在抑郁愤懑的情境中，汉族知识分子多数采取不与元朝统治者合作，甚至敌对态度。他们大多避居江南。正像陈高《送吴起元之金陵序》所说：“金陵当大江以东，古称佳丽地，至今为士大夫渊薮，……世之怀蓄知能，思自奋者，不之京师，则之金陵。”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得到一批儒士。
冯国用建议朱元璋夺取金陵是带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招妙棋。正是这招妙棋，让朱元璋树立起扫荡群雄，一统天下，成就帝业的政治目标。
树立起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政治目标之后，还必须围绕这一政治目标适时地制订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确保胜利。而在这方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显突出。
刘邦听从樊哙、张良谏，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
这是张良等为刘邦精心准备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宣言。它首先针对“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社会现实，宣布废除秦朝的严刑峻法，并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作为暂时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依据。同时这个宣言还告诉关中父老，“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吾当王关中”，所以我宣布的政策有权威性；另一层是倘若诸侯不让我当关中王，那是诸侯违约，正义属吾。然后宣布：“所有官吏和百姓照常就业。我到关中，是要替父老除害，不是来侵害你们，不要害怕。我还军霸上，是等待各路诸侯到来，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法纪。”
这个政治宣言，抓住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从政策上解除了关中百姓的痛苦，赢得民心。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得民心者得天下。它奠定了刘邦争夺天下的胜利基础。
反观项羽，他“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项羽派人向怀王报告关中情况。怀王坚持“如约”，让刘邦当秦王。项羽以“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为由，“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项羽的行为在诸侯中失掉信义，在百姓中失掉希望，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
红巾军起义后，“群雄并起，惟子女玉帛，荼毒生灵。”那时候，红巾军攻破城池，掳掠财物，抢劫妇女，是普遍现象，起初朱元璋的部队也不例外。朱元璋攻占太平，召耆儒陶安语时事，陶安说：“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朱元璋欣然接受，打出拨乱救民安天下的旗号，召集诸将，告诫说：“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须武力，而安民必以仁义。”此后安金陵、取镇江、迭克诸郡，朱元璋都“禁辑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三不”政策的实行，在朱元璋统一天下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仁声义闻，所到降附，省攻城之力大半”。
总之，政治目标的确定和与之相配的一系列政策的制订，为确保刘邦和朱元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成就帝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襄赞军事。秦末和元末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究竟鹿死谁手，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来解决。因此，襄赞军事成为知识分子又一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制定战略上，其次表现在他们帮助主公谋划战术上。
韩信是楚汉战争的风云人物。提起韩信，人们往往认为他是能征善战的武将，常常忽略他的游士出身。刘邦采纳萧何的建议，设坛拜韩信为大将。礼毕，韩信郑重地回答了刘邦的咨询，这就是载于《史记·淮阴侯列传》堪与《隆中对》媲美的《汉中对》。
那时候，项羽自称“西楚霸王”，独领九郡之地，兵多将广，权柄在手，政由己出，是全国的实际统治者。刘邦则偏居西隅，地仅一郡，兵只三万，且人思东归，逃亡日炽。面临如此形势，他徒有逐鹿雄心，却一筹莫展。
在《汉中对》中，韩信对楚汉相争的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判断和预测。他首先指出敌强我弱这个基本现实，然后说明项羽嫉贤妒能，不任贤将，刚愎自用；背约弃义，分封不公，导致“诸侯不平”；尤其残酷暴虐，失掉民心。所以他虽称霸天下，却不得人心，只是貌似强大而已。跟项羽比，刘邦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政治上拥有相当优势。遵照“诸侯之约”，刘邦本该称王关中，却被项羽恃力放逐汉中，诸侯大多同情刘邦。特别是刘邦入关，废除秦朝苛法，秋毫无犯，约法三章，甚得民心，在政治上树立了威望和信誉。这些政治优势是项羽所不具备的。韩信从不利的局势中发现了有利的因素，找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途径，预见到刘邦由弱变强，夺取天下的乐观前景，为汉军集团指明了奋斗方向：“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勇武，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发挥主动性，这是完成强弱态势转化的关键。
抓住这个关键，韩信为刘邦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方针：“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徼而定”。这个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十分正确。当时刘邦是汉中王，拥有汉中、巴蜀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关隘四布，形势险要。这样的地理环境固然利守，却不利攻，因为它毕竟偏处西隅，难以对中原施加影响，何况逐鹿中原呢？当时，供刘邦向外发展选择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北上出陈仓，挥师东进占领关中，还定三秦，逐鹿中原；另一个是南下巴蜀，顺长江水路而东，入故楚之地，攻击项羽。两相比较，走长江水路，必须建造舟船，训练水师，既耗财费力，又耽搁时日；出陈仓陆路，既节财省力，又容易把握战机。前者只在理论上有威慑价值，而后者却在实战有运用意义。韩信的选择是明智的。
选对战略主攻方向之后，还要把握住战略进攻的时机。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因没被封为王，率先叛楚。随后，陈余响应。七月，陈余鼓动盘踞在巨野泽的彭越，率兵万余侵入楚境，攻城略地。一时之间，西楚霸王后院起火，无暇西顾。韩信意识到实施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到。然而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的同时，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别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监视刘邦。这是刘邦的一块心病，此病不除，汉王实在难下东进决心。对此心知肚明的韩信告诉刘邦：三位秦降将为虎作伥，协助项羽“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而“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刘邦闻此，心情豁然开朗。韩信又针对汉军皆“思东归”的心理状态，巧妙利用，变坏事为好事，认为此时是实施战略进攻的绝佳时机，及时地向刘邦提出乘隙东进的计划。八月，刘邦率兵东出陈仓，占领关中，还定三秦，迅速地实现了韩信为其制定的战略目标，赢得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资本。
再看朱元璋， 1360年春，刘基应聘来到应天。那时候，朱元璋已攻占浙东大部分地区，江南根据地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可形势并不乐观，因为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他俩实力都比朱元璋大，朱元璋处于受夹击的险境中。如何对付和剿灭张士诚和陈友谅是令朱元璋犯难的当务之急。他向刘基请教，刘基建议朱元璋先打陈友谅，后灭张士诚，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定也。”
刘基这个鞭辟入里、要言不烦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战斗的劳苦和危险。先图陈友谅，再除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三部曲，不仅是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局部战略方针，而且是夺取天下的全局战略方针。从1360年陈友谅进攻应天起，经过四年战斗，朱元璋灭掉陈友谅；再过两年，消掉张士诚。接着，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八月，明军占领大都，取代元朝。历史进程证明，刘基为朱元璋设计的战略方针是英明的。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必须依据战争的性质与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因素，预见战争的进程，规定对战争力量的准备和运用。这种洞察全局形势，把握战事走向的能力，只有少数怀真才实学的顶级知识分子具备。制定出英明的战略，还要谋划巧妙的战术，以保证战略的落实。在这方面，那些怀真才实学的顶级知识分子同样大显神通。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韩信谋划的一个千古传诵的经典战术。在刘邦首肯了东进战略后，韩信公开出现在抢修栈道的现场，借此麻痹把守咸阳关口的雍王章邯，暗地指挥部队迅速攻占雍梁之冲──陈仓，成功地揭开了东进的序幕。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约张士诚一起进攻应天，想一举消灭朱元璋。当时，陈友谅尽有江西、湖广之地，地盘比朱元璋大得多，舟师十倍于朱元璋。应天文武将官惊慌失措，“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谓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惟独刘基一语不发。朱元璋把刘基请入密室问计。刘基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朱元璋曰：“先生计安出？”刘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此刻刘基掐住陈友谅的死穴，为朱元璋谋划了诱敌深入、以逸待劳、设伏邀击、后发制人这一系列战术，结果，“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
秦末和元末那些顶级的知识分子分别给刘邦和朱元璋制定了英明的战略，谋划了巧妙的战术，为刘邦和朱元璋成就帝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也为中国军事史写下了许多精彩篇章。
第三，应对突变。无论是在谲诈多端的政治舞台还是军事战场，风云突变，必须当机立断的事件时常发生。应对突变是否得当往往关系全局的胜败。俗话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进入相持阶段。韩信迅速平定齐地，实力可与楚汉鼎足而立，在楚汉之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用项羽使者武涉的话说：“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韩信平定齐地后，派人给汉王送信，曰：“愿为假王”。当时，汉王被楚军困于荥阳，信使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復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这是楚汉相争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假如没有张良、陈平的提醒，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拒绝韩信的请求，使韩信倒向项羽，那么，重新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只会是楚，不会是汉。
历史不会重演，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361年七月，陈友谅攻占安庆，严重地威胁着应天。八月，朱元璋率舟师溯江而上，亲征陈友谅，先克安庆，继而分兵攻略南康、东流、蕲、黄、广济、饶州，捷报频传。十二月，陈友谅龙兴守将胡廷瑞遣子到江州向朱元璋请降，但要求保留原有部属。朱元璋“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结果“江西诸郡皆下”。从此，朱元璋以弱变强。
妥善地应对突变，要凭借有大局观的聪明才智。那些顶级的知识分子都是应对突变的好手。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刘邦和朱元璋才能面临突变，应对得当。
第四，治理地方。在战争中攻城略地相对容易，但是要把攻占的城池守住，治理好，让它们变成根据地，为支持战争提供人力和物资十分重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治理地方上劳苦功高。
萧何原本是秦朝沛县的文职官吏。他追随刘邦起兵，直至汉朝建立，没有立过一点战功。列侯封毕排位次，群臣都以为，“平阳侯曹参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惟独关内侯鄂千秋认为，“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刘邦完全赞同鄂千秋的意见。
关于知识分子在治理地方，建设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朱元璋的认识与刘邦的认识相埒。他知道“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臣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朱元璋每次出师，必让李善长留守，而李善长“转调兵饷无乏”。特别是朱元璋称吴王后，战线延长，军需倍增。为保障军需供应，李善长“请榷两淮盐，立茶法”，“既复制钱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将李善长比为汉代萧何，称赞他“给足军食，其功甚大”，列文臣之首。
在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上，明太祖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