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这种文明之路的内核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平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
“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一个有仁爱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懂规矩，有教养，敬他人，待人接物做到“温、良、恭、俭、让”。这样的人就是君子。仁爱是君子之爱。
要做仁者，须先尽孝道。人们常说“孝敬”，没有“敬”则不能称“孝”，“敬”是“孝”的实质。有人认为，只满足父母的衣食需求，就是尽孝。孔子批评说，如果对父母没有敬，只有物质供养，这就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古代天子以孝治天下，做天下孝道的表率，倡导全天下的孝悌风尚，抓住了仁政的根本问题。
夫妇作为人类繁衍的基本人伦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儒家对夫妇关系格外看重。《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的起点是夫妇，不仅是说夫妇是人类繁衍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夫妇和谐是家庭稳定的基石。儒家对于夫妇的结合与离异特别看重，原因就在于一旦夫妇的一方，只凭自己的感情或者利益出发，没有包容、谦让与责任，婚姻关系就不稳固，社会道德、风俗与秩序也会出问题。
夫妇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着引领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首要责任。“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好的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密码。晚清怪杰辜鸿铭对古代的夫妇伦理大加赞赏。他说，如果把夫妇之间的互敬互爱之情延伸至其他伦理，推己及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特别注重夫妇伦理之间的责任，甚至责任比爱还重要。夫妇之间互相没有了责任，也就没有了爱。传统文化中均有相应的制度来巩固社会风俗，以维系仁的核心价值。儒家文化里的婚姻从来不只是男女二人的结合。在夫妇的背后，还有两个族群的结合。所以，婚姻合两姓之好。婚姻关系的破裂，也是两个族群关系的破裂。所以维系夫妇关系，是家庭稳定、族群友好、社会和谐的基石。
孔子没有明说人性是善的，但是仁爱之人，必定是善的，否则，何谈仁爱？孟子提出了性善论与仁政学说，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孟子说人天生是善的，是说人都有善的萌芽（善端），后天把善的萌芽培育起来，使之生长、壮大，“仁、义、礼、智”四德根于心，人就是一个道德的人、文化的人。如果人做了坏事，就是他的善端没有生长起来。“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爱与行善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人们先修身得以天爵，从而当上公卿大夫，获得人爵。但是有人得了人爵，就把仁爱的天爵给丢了。岂不是舍本逐末？
孔子的仁学与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对中国文化具有普遍的影响，《三字经》的前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分别是孟子与孔子的，但是从其教化程序与价值来说，仁学的意义首先体现在社会精英身上，而非普通百姓。比如仁政，其内涵就是仁君在位，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施于百姓。如果一个国君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毫无怵惕恻隐之心，仍然享受着自己的富足生活，这样的国君就不是仁君。善性与仁政是一种责任，一种精英的担当。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基本道理，社会就会出问题。
以仁学为中心，孔子、孟子等儒家阐发了做人、为政、交友、天命、经济、生态等多领域的德目，其中一以贯之着“仁”的精神。儒家的思维方式是反求诸己，出了问题先从自身上查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埋怨他人。
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重建中发挥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就要抓住儒学的核心价值，而抓住核心价值就要有系列的维护“仁”的举措。
仁之本在孝。首先，社会上要大力倡导孝悌之风，孝悌之风起，仁爱友善、诚实守信的价值观自然应运而生，其他社会问题亦可迎刃而解。仁爱的传播依赖君子的引领。社会精英有礼仪教养，有仁爱之心，就会形成君子之德风的社会示范效应。如果社会各领域的杰出人才无礼仪，缺仁爱，则会出现“士人无廉耻，社会无风俗”的现象。当前，社会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社会精英”把风气带歪了。弘扬儒家的仁学精神，就是要使社会精英有恻隐仁爱之心，“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固仁之基在教育。仁爱精神必须通过教育与社会风俗来培育，因而儒家特别重视教育，重学习。孔子自信自己是好学的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道德品质、礼仪教养都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一个人所能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能是学习，而不是其他外在力量。此之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体系，西方文化有其优长，但就做人的道理来说，不能用单纯的科学来证明。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只是科学的奴役，技术的操作者，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没有爱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
儒家以“仁”寓于“礼”之中，给中华礼仪文明注入了恒世之价值，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儒家的仁爱精神之于当代社会与人类文明的智慧与思想需要我们不断挖掘、阐发、践行，使之根于心、施之行。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2014JB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