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鼎南移，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在这个同一“归宿”的前提之下，彼此切磋，相互交流，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吕祖谦、朱熹及张栻、陆九渊等频繁互访，开辟了一条南宋理学之路。这条理学之路，多是南北互动，在金华、衢州、信州、抚州、武夷之间穿梭往来，其足迹遍及现在的浙、赣、闽三省。如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朱熹如婺访吕祖谦。乾道九年（1173年）八月，陆九渊、刘之清等赴婺州访吕祖谦，十月陆九龄再访吕祖谦于明招山。淳熙元年（1174年）六月，陆九渊如婺三访吕祖谦。是时，朱熹送其子朱塾（字受之）就读至婺。都是由南而北。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至六月间，吕祖谦自婺入闽访朱熹，作《入闽录》，在其寒泉精舍共同编选了《近思录》十四卷，作为弟子后学入圣门的必读之书。是年五月下旬至信州（上饶）鹅湖寺，而陆九渊、陆九龄、赵景昭、赵景明、刘清之、詹体仁、徐季益等应吕氏之约，也同至铅山县的鹅湖寺，讲道论学，这便是战国以来所未有的“鹅湖之会”。吕氏走的路线，自北而南了。六月八日，吕祖谦与朱熹道别，且相约再游天台。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二十八日，又应朱熹相约，相会于衢州，四月十日返归于婺。淳熙六年（1179年）末，吕祖谦已中风，行动不便。五月，朱熹再送朱塾就学至婺。十月，陆九龄三访吕祖谦至婺。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十七日，陆九渊四访吕祖谦至婺，论学至十余日。十二月陆九渊再至婺，为其兄九龄请作墓志铭。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十九日，陆九渊相约至婺，是时距吕氏下世不过5个月。但是，这种学术互动并没有因吕祖谦下世而中断，朱熹、陈亮、陈傅良、陆九渊、叶适以及朱、吕、陆的传人如金华北山四先生（何王金许）等继续在这条理学路上踽踽前行，延续了朱、吕、陆开创的学统。
吕祖谦、朱熹、陆九渊诸公，多是性情中的人物，感情丰富，每至一处，遇有胜致，不免吟咏赋诗，记载出游经历。其中也不乏令人寻味不厌的隽永之篇。
包山书院在今浙江省衢州市的开化县，创建于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原本是开化县汪氏家族的私塾。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汪氏裔孙“继荣复请于朝，赐额‘包山书院’，立山长一人，以司讲学之事”，则成为开化一地的官办庠序。究其始末，起于汪氏的先贤汪观国、汪杞兄弟的“听雨轩”。明弘治《衢州府志》载：“汪观国于所居作逍遥堂，翼之以轩，匾曰‘听雨’。与其弟端斋燕息以终老。复遣其子浤从游东莱之门。时晦菴自建安来过，张南轩、陆象山、吕祖谦各赋《听雨轩诗》以美之。”听雨轩、包山书院的声名，借助于朱、吕诸人的诗篇，由是倏然鹊起。
朱、吕访游“听雨轩”，时在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这年吕祖谦两度入三衢，一次在正月十二日，祭奠汪应辰。应辰字圣锡，又字端明，江西玉山人，是吕祖谦的业师。应辰卒于淳熙二年（1175年）十二月十九日，次年正月十二日，遂匆匆赴三衢哭丧，且撰《祭汪端明文》。吕氏这次入衢，恐怕无心绪游访“听雨轩”。一次是三月二十八日，应约，“往会朱编修于三衢”。朱编修即朱熹。至于相会地点，朱熹怕他人干扰，影响其交流，提出“不入衢”城的要求，“须得一深僻去处，跧伏两三日乃佳”。据《开化县志》载，朱晦翁“尝至开化潭口访江淇，又作《听雨轩》赠汪观国、汪杞兄弟”云云，束景南谓其相会于开化听雨轩。其说理当可信。其时观国、杞兄弟俱在，一家僻居山隅，熙熙和乐，淡泊名利，诵读经书，讲论道德，修己及物，为一乡仪表风范，实属难得。朱、吕等人引为同道，乐与之交，于是情不自禁，吟咏赋诗。
朱熹先作一诗：“试问池塘春草梦，何如风雨对床诗。三熏三沐事斯语，难弟难兄此一时。为母静弹琴几曲，遣怀同举酒千卮。苏公感寓多游宦，岂不临风尚尔思。”首联用谢灵运因交谢惠连而诗文大进的典故。说“谢惠连十岁能属文，灵运嘉赏之，云：‘毎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朱子以为算不了什么，汪氏兄弟在风雨之夜对床论学赋诗，与之比较，意境自深淳多了。汪氏兄弟无间，诚心诚意，相伴一生，终老不渝。孝事母亲，尽其欢乐；遣杯共举，苦乐同享。此情此景，乃其毕生追求，其敬慕之意也溢于吟咏之中。末联是说同是风雨之夜，苏轼孤独栖居于临安的“中和堂”，凄雨绵绵，感叹宦游之苦，而汪氏兄弟相娱于“逍遥堂”上，听风听雨，铿然悦耳，其乐何极，形成鲜明对比：一则忧于一己的得失，无聊之极；一则乐于进道的无间，忠厚之至。简直是霄壤之别。
吕诗按朱诗的韵和了一首：“弟兄真乐有谁知，颇忆苏公听雨诗。小院深沉人静后，虚檐萧瑟夜分时。对床魂梦归灯火，浮世身名付酒卮。书册一窗生计足，怡然戏采慰亲思。”首联是顺着朱熹末二句来的，说汪氏兄弟听雨之乐，不是寓羁旅之苦的苏轼所能体会到的。颔联是写听雨轩清幽和夜雨、静谧，最宜定心宁志，内省修己。吕氏以为修己进身之道，在于“静养”。他在与友人中说：“默坐静养，久自有趣。至于酬酢顾眄，远览熟视，皆损目力，非独于书册，当樽节也。”又说：“但静养顺听，为况却安适也。”又说：“将以安汝心之所止，必于动之微及及静而无事之时，常致省察之工。”所以“深沉人静”“萧瑟夜分”是一种理学家所追求的致静、致虚的境界。颈联的“对床魂梦”，似指汪氏兄弟妙得圣门真趣。“灯火”，指读书、学习功夫。说汪氏兄弟读经习道，优游涵养，甚得圣人之心，而视浮世功名，如付酒杯而已。比之朱诗“遣怀同举”，意味更加深刻。末联说“书册一窗生计足”，与其“得以专意书册”“一向沈迷书册”“终日在忆册堆中”等言论，互相印证，指在读书中得其真趣、真乐。后句“戏采慰亲思”，是承朱诗“为母静弹琴几曲”来的。在吕氏看来，慰亲不必“戏采”，即凑乐取悦而已。作为孝子，读书有方，治学有成，留名青史，乃是孝侍父母的最好方式。比较二诗，其义理之淳和、意境之开阔、韵味之优雅，似更胜一筹。
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朱、吕这次相会，似只有当事者二人，吕祖俭作为吕祖谦的弟弟、朱子门生，也有可能随行而预其列。故吕祖俭有五古《听雨轩诗》一首，无须质疑。而张栻、陆九渊均不在其列，何以也有《听雨轩》之作？大概朱、吕二诗传布开来以后，张、陆等闻其事，也相继凑热闹来了。或者先后访其家，或者慕其事而歌咏，于是也写下了《听雨轩诗》。陆九渊诗云：“玉笋参参好弟兄，幽轩共对短灯檠。搏风万里知将遂，听雨几年心独清。戏采捧觞欢正洽，对床欹枕梦初成。此时细细檐花落，别是一般风雨声。”张栻诗云：“手足相亲本性天，偶因触物自情牵。灯前坐想联床句，枕上眠追共被贤。点点唤回蝴蝶葽，声声思入鹡鸰篇。古人尺布尝与叹，睹此标名思恝然。”陆、张均非依韵的和作，而是另作排场，而思慕汪氏兄弟情谊之情，也脱口而出。
朱、吕相会，自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日，前后11天。二人所论何事，殊未可晓。从朱熹后来给吕祖谦信里，说“诲论开警良多”，“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异时相见，幸老兄验其进否而警策之也”。可见朱熹在某些问题上接受了吕祖谦“诲论”，是有所收获的。朱、吕分手，各自作一七律道别。朱熹诗云：“春风江上锦帆开，送别沙头酒一杯。为客每兴先垅念，辞兄又向故乡回。松楸郁郁包山外，第宅巍巍西市隈。归至时思没祀事，清秋有约再重来。”朱熹离开衢州，西走婺源，寻访故宅，修祭祖墓，故有“为客每兴先垅念”之句。其余意未尽，身在包山，犹想念先垅的郁郁松楸、巍巍故宅。说待至清秋之季，重返婺源，祭先祖兆域，且相约再会。吕祖谦的《送别诗》不全是应酬，云：“折柳长条日半斜，阳关迟唱进流霞。金乌送煖迷烟树，采鹢乘风但浪花。江水应连湖水绿，关山宜并越山嘉。鹡鸰声远同明月，先照包山孝义家。”吕祖谦辞别返归，自衢江直下金华，走的是水路，是以有“采鹢乘风但浪花”“江水应连湖水绿”之句。末联“鹡鸰声远”，是化用《诗·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之意。脊令即鹡鸰，鸟名。其性飞则鸣而求其类。后即以“鹡鸰在原”比喻兄弟友爱之情。刘克庄《乙酉答真侍郎书》：“在东朝则非鸣鸠平均之意；在上则少鹡鸰在原之情。”大概以比与朱子兄弟般的友情，说我们彼此情同手足，有如皎月，光明正大，而涵养于包山汪氏的“友于兄弟”，所以末句以“先照包山孝义家”结束，聊以各自勉励。这二首是佚诗，将来重版朱、吕全集，宜应收录补入。有人以此二诗为朱、吕告别汪氏兄弟之作，是不正确的。
明代宋濂说过：“人物固借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则专倚乎人物为之引重。”试想：没有鹅湖之会，鹅湖寺也不过一荒山野寺而已，恐怕早已被历史的尘埃吞没了。没有朱、吕相约于“听雨轩”而留下的诗作，汪氏的别业也早就成为断垣残壁，乃至一无踪迹可寻，开化以后也不会有声闻一方的包山书院了。没有吕祖谦在武义明招山的庐墓之事，所谓的“明招古寺”也不会有后来这样大的名气，也不过是普通土丘上的一个破寺而已。而在这条理学路上，朱、吕诸公足迹所至，何止鹅湖寺、听雨轩、超化寺、明招山等处？追寻朱、吕诸人往返行游的遗迹，缅想其讲论道统的风采，从其吟咏之中，领略深致奇趣，感发兴会，心灵不能不为之震撼。南宋朱、吕等理学家的讲学踪迹及所作诗文，赋予了山峦水色的生命，使之熠熠生光，互相辉映，弥久不衰，往往成为后人登临凭吊、兴怀感叹的场所，成为一方招俫游客、耸动古今的标志性的名胜，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笔丰富可观的遗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