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自张载立宗开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张载以千古造道之勇，“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不唯建立孟子以迄宋世“未之有也”之宏大思想体系，且以“学古力行，笃志好礼”，成为一代“关中士人宗师”。当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蓝田诸吕，武功苏季明，三水范巽之、张芸叟，长安李潏水，武功游师雄等，并立张载门下，接续横渠遗风。然张载殁于临潼，哲人其萎，关学衰微。诸吕、范、苏等，转入程门，唯为传道受业，少有门户之见。虽有与叔守横渠说“甚固”，然因其“再传何其寥寥”，终不逮程朱之学显达。

而后关中沦于金、元，关学更显寂寥。时有许鲁斋衍朱子之绪，奉天杨奂、高陵杨天德，皆以朱子学交相呼应。关中学者，始由宗横渠而宗关闽濂洛，关学与程朱理学相融并立，复得振兴。元末奉元之学稍盛，萧氏维斗、同氏榘庵，“阐关、洛宗旨”，既笃程朱主敬穷理，复尚张载礼教躬行。“元儒笃实，不甚近名”，此体现于关学学人，尤为鲜明。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其学多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明代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河东薛瑄之学，经关陇段容思、周小泉而传薛敬之、吕泾野，其学恪守程朱，一时称盛。而泾野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尤为独步。王恕、王承裕父子开三原之学，宗程朱以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独摅心得，自成一家，故有关学“别派”之称。继有马谿田、韩苑洛、杨斛山、王秦关者，虽学归程朱，而亦尚横渠。谿田“得关、洛真传”，虽“论学归准于程、朱”，然执礼则诚“如横渠”。苑洛以《易》为宗，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斛山以苑洛、谿田为师，绎四子诸经百家，精研于《易》。秦关笃信好学，尚友千古，立乡约，为会讲，蓝田美俗为之复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而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明代学术分途，自献章、守仁而始。然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姚江之学，别立宗旨，影响深远。渭南南元善为官绍兴，服膺文成，刊刻《传习录》，后持心学以归，与弟姜泉讲学湭西，不遗余力，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心学大行之时，其流弊亦愈滋甚。关中“东冯西张”，双峙并起，力戒浮虚。少墟讲学，既宗程朱，“使关闽学晦而复明”，亦服膺“良知”，与南皋、景逸鼎足相映。阐本体工夫合一之指，严儒佛心性同异之辨，其思想“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集明季关学之大成。张舜典“明德”“致曲”，“洞源达本”，一改晚明重本体轻工夫之风。

明清鼎革，“天崩地解”，学术为天下裂。朱、陆、薛、王之辨，纷然盈庭。时有被誉为“关学后镇”的周至李二曲，本于姚江“致良知”而不悖，会通朱陆薛王而不遗。以“悔过自新”为入德之门，以“明体适用”为学问依归。其嫡传王丰川“继横渠道统，承二曲心传”，力排门户之见，合朱、王之学而一之。同时之王复斋，于二曲倡心学之时，却以“真隐高蹈”重开关学重程朱一路，“以主敬存诚为功，穷理守道为务”，其学之醇细，或谓“在二曲之上”。又有太白雪木，寄情山林，卓然一家，既以生命体验孔颜之乐，更游心于儒与释道之间，其特立独行，超然拔世。朝邑李桐阁，博大刚毅，心慕河东文清，学宗关闽濂洛。其嫡传贺清麓承继师风，以程朱为孔孟嫡传，故“惟程朱是守”；以陆王背孔孟之旨，力加辟之；承横渠宗风，重躬行实践，不失关学本色。蓝田牛蓝川缵明师说，“远接紫阳之续，近恢清麓之传”，其学与桐阁、清麓一脉相承。惜时世聚变，虽知其不可而为之，恪守诸儒之说而不变，续道统于不绝，为传统关学最后之守护者。而通经致用者，有三原刘古愚、长安柏子俊。古愚之学“导源姚江，汇通闽洛”，本于良知，归于经世，尤能穷经以致用，故“百日维新”，有“南康北刘”之誉。子俊与古愚志同而道合，讲学于关中、泾干，弘道于味经、沣西。讲理学，接西学，通经史，办实业，设“求友斋”，置“时务斋”，联络同志，以济时艰，为关学转型之旗帜。其所重刻之《关学编》，一以少墟原编之例，整合补缀，终成关学之全编。其《前序》揭关学史之演变，《后序》显“关学编”之流衍，破除门户之见，揭橥关学本源。阳明谓“关中自古多豪杰”，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