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的融通互补是魏晋时期思想家面临的时代主题。作为开玄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王弼通过界定和说明儒道思想谱系中所涉及的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为理清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王弼在注《论语》《周易》《老子》等经典的过程中“发明”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下，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阐发，儒道关系也因此实现了“和解”。可以说，“举本统末”不仅是王弼调和儒道关系的重要思想创造，也是其经典诠释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观念和方法。作为第一部以玄学思想诠释《论语》的著作，《论语释疑》反映了王弼以“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来调和儒道关系的理论思考。
《论语释疑》是魏晋论语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它是王弼带着调和儒道的“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作出的一种玄学化理解和诠释。王弼《论语》诠释的重要特点在于，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调和儒道，其所使用的观念与方法就是“举本统末”。
首先，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明确提出了“举本统末”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其所包含的主要思想内涵。在对《论语》中孔子“予欲无言”的诠释，王弼提出了“举本统末”的重要命题。“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论语释疑·阳货》）王弼认为，立言垂教、寄旨传辞有“弊湮”“势繁”的问题，“明本”“举本”“修本”比“立言”更为重要。孔子之所以“欲无言”，道理正在于此。“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王弼正是通过对《论语》中孔子“予欲无言”的诠释，表达了举本统末的观点。
通过对《论语》中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王弼进一步对“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作了深刻的哲理说明。“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释疑·里仁》）这里，王弼发挥了孔子“道”可“一以贯之”的说法，强调事虽大，总有归，可以一名举；理虽博，总有会，可以至约穷。他认为，无论事有多大、理有多博，只要能“尽”理之“极”，就可以将万事万物“统”于其下。这个“无物不统”的事理之“极”，王弼将其称为“一”。经过这样一番诠释，《论语》中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被抽象化地理解为作为事理之“极”的“一”对万事万物的统摄，因而具有了形而上学的重要内涵。孔子所谓的“吾道一以贯之”也无疑成了王弼玄学思想的最好注脚。
其次，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还具体运用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这主要表现为以“无”释“道”，确立了“无中生有”的本体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自然”为礼乐孝悌（名教）之本的重要思想。
王弼常说的“举本统末”“崇本举末”中的所谓“举本”“崇本”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追寻那个“无物不统，无理不尽”的“极”。这个能统万物，能尽万理的“极”，其实也就是他所讲的“无”。“无”就是王弼玄学的主要本体论范畴。基于“无”本体，王弼对《论语》中“志于道”的所谓“道”进行了本体化的理解。他注释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释疑·述而》）这里，王弼以“无”释“道”，给《论语》中孔子说的“道”赋予了无不通、无不由的特质，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以“无”释“道”，强调道无不称、无不通、无不由，无疑可以被视为是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和运用。
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在《论语》诠释中，还表现在找寻到了“名教出于自然”的理论注脚，表达了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重要观点。“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对此，王弼注释道：“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论语释疑·学而》）“自然亲爱为孝”，无疑可看作是王弼“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论语》诠释中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王弼“举本统末”的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下来看道家“自然”之旨和儒家“名教”之说的关系，“名教出于自然”“自然亲爱为孝”不过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论。
从“举本统末”命题的提出以及其观念和方法的确立，再到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的具体主张，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王弼玄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举本统末”的观念与方法的确立运用过程。可见，王弼“举本统末”的观念方法虽然看似玄远抽象，但如果将其重新拉回到调和儒道的时代关切下来理解，却也不难明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在“举本统末”方法论指引下来理解无与有、自然与名教、本与末等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就有了王弼“无中生有”“名教出于自然”“崇本举末”等基本的玄学思想主张。以“无中生有”说作为形而上学的依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论，无疑是王弼玄学实现儒道“和解”的重要思想标识。
总之，在魏晋玄学的调和儒道的“先见”下，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方法。可以说，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主要就是其基于“举本统末”的玄学本体论思维和方法对《论语》作出的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创造性理解。
（作者：毕景媛，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