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为后人所铭记并津津乐道的，是其“不似从人间来”（扬雄《与桓谭书》）的大赋作品，还有他与卓文君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而相如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功”，即他在汉武帝一朝开发西南夷中的贡献，却被这“文学”的光芒遮掩，有意无意中被人们淡化，甚至是忽视了。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汉书》之记载（两书文字大致相同。本文引文依《史记》，所据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3年9月版），除了收录其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外，两书所载相如主要的事迹，便是其在通西南夷中的所作所为。
西汉时期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之前，这一地区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或王国。尽管这些族群渊源不同，但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说，他们或耕或牧，文明进程较中原地区要滞后得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是相对于巴蜀而言的，《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晋灼云：“南夷谓犍为、牂牁。西夷谓越巂、益州也。”（卷五十七）因为地缘关系，西南诸部族与巴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巴蜀二郡自然便成为西汉开拓西南夷的基地。
秦统一六国之前，西南夷和中原地区就已经发生联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等事。西汉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加之北方有强悍匈奴的困扰，很长时间内无力顾及西南边疆。即使如此，从《史记》记载中我们知道，虽然中央政权尚顾不上西南夷之事，但民间贸易仍很活跃，“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马相如列传》中提到的“临邛富人”卓王孙及程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卓王孙的八百家僮，绝不是仅供洒扫之用的使唤下人，而应当是其组建的私人商队。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为各方的互相接触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且，贸易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地理、气候、语言、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也是日后朝廷打通道路、实施行政管理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
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他对西南夷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是其日后能够受到武帝信任，并奉命出使西南夷的重要条件之一。通览相关史料记载，作为使者的司马相如，其贡献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武帝西南夷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中的大事件之一，是派唐蒙出使夜郎并设置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犍为郡，是西汉王朝在西南设置的首郡，其意义重大。
汉武帝派唐蒙通西南夷的初始动机，是为讨伐南越开辟新的通道。但由于事关重大，且相关信息不足，汉武帝对此还是十分谨慎，广泛征询各方看法。这其中，相如的意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载：“是时邛、莋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莋、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
从《史记》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通西南夷问题上，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信任有加，十分重视其意见；而相如对武帝的决策，也是积极拥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如对西南夷的了解，应该是在众人之上，得到了包括武帝在内的朝中人士的认可。否则，一个低级郎官的意见，怎会让帝王重视并采纳？《史记》中多次讲到相如在通西南夷一事上的表现，说明司马迁对其所起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从《史记》体例讲，司马相如的传记置于《西南夷列传》之后，这一安排本身，也意在强调司马相如与西南夷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在《史记》能够单独立传，主要是由于他在通西南夷中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几篇文学作品。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细述相如通西南夷事，意含讥刺，对其助推汉武帝开边敝民不无批评。如清人金锡龄云：“太史公作《司马相如传》，人第以为取其文词足以卓绝一时，而不知《史记》此传，编次于《西南夷传》之后，别有微意。盖以汉武承文景之统，不能法其恭俭，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遂为天下大害。至开西南夷一役，启汉武之雄心者，自唐蒙发其端，而司马相如助成之。……然则西夷、南夷之通，实相如迎合武帝之意而赞成其事，卒之民困财耗，与穷兵匈奴，轻开边衅者同。太史公推原祸本，不能不归咎于相如……”（《读〈史记·司马相如传〉》）金氏对司马迁的理解，或许不无道理。《史记》一书对汉武帝开边等政策多有批判，这是较为公认的看法。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汉武帝拓边对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日后中国的基本版图，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今天对司马相如助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功，应持肯定的态度。
二、临危受命，平抚民怨
唐蒙通西南夷时的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所治这条道路，自僰（今四川省宜宾市）通北盘江，难度极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史记·平准书》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这种消耗不免增加民众负担，加上唐蒙“以京兴法诛其渠率”，导致“巴蜀民大惊恐”。武帝知悉后，“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作为朝廷特使，到蜀地安抚百姓，自然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史记》仅收录了他为此而作的檄文一篇（后人称为《喻巴蜀檄》）。相如重回蜀郡，也实地体察到了蜀中父老对开发西南夷的真实看法。在大多数蜀中百姓看来，通西南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观点，当时带有普遍性，当政者中不少人也持同样观点，“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唯大臣亦以为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这种情况，相如又作了一篇辩难文字（后人称为《难蜀父老》）。在《难蜀父老》一文中，相如假托使者之口，围绕君国、巴蜀、西南夷及中原的相互关系立论，反映了他对开拓西南边疆的认识。
今天重温相如《难蜀父老》的这段文字，仍能感受到其“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的力量：“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总体来说，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通西南夷的意义，同时，对蜀地人民的沉重负担，也表达了同情和抚慰之意，体现了相如的政治智慧及人文关怀。最终，相如以其亲民的态度、超人的远见和辩才，说服了蜀中父老，将他们的忧虑消弭于无形，进而理解并支持朝廷的通边大业。“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郡是汉代开发西南夷的前沿基地，蜀中百姓的支持，无疑为汉王朝的拓边大业提供了稳固的后方。
三、建节往使，略定西夷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汉武帝在听取相如对西南夷的看法后，很赞同其观点。元光五年（前130），“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莋、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分析《史记》所载可以发现，相如这次出使，规格很高，阵容庞大，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使命。
首先，他被任命为“中郎将”（《西南夷列传》中写作“郎中将”，王念孙等认为，当以“中郎将”为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卷十九上）可见，中郎将是一个与太守相当的很高的职位，所以，相如至蜀时，“蜀太守以下郊迎”。其次，“建节往使”，即持天子所颁符节前往。可以说，是天子的全命大使，有相当的权威。第三，其副使三人，亦均非平庸之辈，都是堪当大任的外交高手。壶充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任大鸿胪。大鸿胪，为“九卿”之一，专掌少数民族事务。王然于、吕越人官职无考，但他们都多次出使绝域，成绩不凡，《史记》《汉书》中都多次提及。此外，司马相如此行的交通工具、所受地方官的重视等，无不显示出其使命之重大。
西夷在秦时曾为郡县，汉初罢除，现在要重新设立，说起来要相对容易些。但事关领地问题，也决不会是易如反掌。史料所限，相如在这次出使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用了什么样的智谋，便“略定西夷”，其详我们已无从得知。但相如的工作卓有成效，史有明文，“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无疑，汉武帝对相如的出色表现十分满意，“还报天子，天子大说”。试想一下，能使一代雄主汉武帝“大悦”，谈何容易？遍查《史记》，“天子大说”的记载，也不过寥寥数次。
西夷略定之后，邛、莋、冄、駹、斯榆臣属汉朝，朝廷在此设置十余县，置于蜀郡之下管辖。自此，西至沬（大渡河）、若（雅砻江）二水，南至牂牁江的边塞都统一了起来。同时，拆除关隘，开通零关道，在孙水（安宁河）上架设桥梁，直通邛都（今西昌）。这其中，零关道的开通意义尤为重大。零关道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大致由成都经今邛崃、雅安、芦山、汉源、西昌至大理。在大理与东线（即古称的“五尺道”，北起宜宾，南至曲靖；后又逐渐延伸至昆明、楚雄、大理）交汇。两线交汇后称博南道或永昌道，可通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等国，成为连接南亚、西亚，进而可达欧洲的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
西汉一代，通西南夷之事也有不少波折。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听从公孙弘建议，罢通西南夷事，罢去对邛、莋、冄、駹的经营。但是，到元封二年（前105），“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冄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样，从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汉武帝基本完成了通西南夷的大业。
古代能够承担出使异域使命者，不仅需要各种才能，更需要有超人的毅力，绝非易得之才。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一代雄杰曹操亦云：“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择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选举令》）《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汉武帝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卷六）。《册府元龟》称：“王者，文眀之治，既成于中，震叠之威，将加乎外，思布皇泽，必选奇材。若乃经略远夷，怀柔绝域，一介而往，单车载驰，赍三岁之粮，通百金之货，泛浮金没羽之水，历冱寒多雨之国，穷山川之源，览气象之异。至于饮食非类，言语靡通，道闭不开，兵阻攸隔，而能罔惮回远，志期宣导，莫不慎乃风操，奉其币帛，以结于欢好，以致其琛赆，至于死亡略尽，星纪屡周，握节而归，不辱王命，非乎心比金石，志在功名者，岂及此哉！”（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绝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出使绝域的艰辛，更是对“心比金石、志在功名”的使者的高度赞美。《册府元龟》还将司马相如、吕越人，与张骞等一并载入其中，亦可见其对相如评价之高。
司马相如在事功及文学方面的成就，除了自身天才的一面，更得益于时代的影响。相如生当西汉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所谓的“盛世”，建功异域，立业殊方，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追求。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等远征大漠，都是彼时有志者追慕的榜样。终其一生，相如仕途淹蹇，职位不显，多数时候不过是帝王身边的侍臣、宾客，《史记》本传也讲到他因有消渴疾而“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但是，相如希望建功立业的大志，昭然于其言辞之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喻蜀父老》），这句夫子自道既隐含着他自己的期许，也说出了同时代人的心声。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原王朝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历代对北部边疆的经营用力最多，那些驰骋在阴山南北抗击匈奴的英雄，更受史家的青睐，也更容易成为后世诗文、戏曲的主角；而在其他方向拓边的人物，其受关注的程度则大大折扣。但西汉时期，通西南夷也是汉武帝拓边的重要一环，其成功实施，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了澜沧江畔，开辟出被后人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通道，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作为一介低阶官吏，司马相如所做的工作虽然只能是具体而微，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有超出同侪的见识，坚定地支持汉武帝的西南夷政策，并且作为使节深入其地，出色地完成使命，将西夷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中。司马相如文学之外的这些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