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关系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是王朝权力中心得以生存和运行的物质输送线和生命线。然而，漕运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秦汉时期，漕运为东西方向，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山东一带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漕粮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唐代，朝廷逐渐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时期的东西向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的变动。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崛起并日益成为王朝依赖的物资供应区，所以唐宋期间，漕运逐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并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则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唐代以后，政治中心还有一个逐渐东移的趋势，尤其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并从元朝开始确立在更北的区域；而经济重心则越来越明确地确立于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呈北南分立的格局长期延续。
漕运线路虽一再变动，但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区域。学术界曾从多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其实，漕运的空间变动、漕运线路的指向，应该是考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极好视角。漕运在空间上的不断变化，直接反映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地域关系上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
其一，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宋代以后漕运路线虽然仍在变化和调整，但漕粮的征集地区明确地指向以江南为主的南方地区，不难发现，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对于南方已处于经济上的依赖状态。其实，唐人杜牧便已称江淮漕运为“国命”（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文苑英华》卷660）；宋人则称“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元人则认为漕粮为“元京军国之资”（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明清时期的人对漕运的议论甚多，诸如“漕运为国家命脉攸关”，江南为“朝廷之厨”（王宗沐：《条列漕宜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343），漕运“为一代之大政”（《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5《国用考·漕运》），等等。大量时人的论述证明，宋代以后朝廷对于南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而漕运的政治意义也不断地得到强化。漕运线路的空间变动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变动的结果。一方面，漕运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漕运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具备分离的条件，能够分处两地。所以，漕运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空间关系乃政治中心对于经济重心的依赖、索取与牵制，因此漕运实则朝廷伸入富裕之区的触角，是羁绊调控经济发达之区的重要手段。
其二，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管理基层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尤其是南漕北运之后，漕运线路趋长，并在更大的空间运行中与途经区域社会发生更深更广的联系。朝廷逐渐认识到漕粮运输具有的对于地方的调控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多地利用漕粮征派、运输来进行社会制衡，使漕运在经济功能之外也成为王朝用作区域社会调控的政治手段。大体自宋代开始，朝廷就开始注重将漕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至明清时期对于漕运的利用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泛、赖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
在有关漕粮管理运用上，宋代是以籴为主，明清时期则以粜为主。朝廷运用集权的优势，充分发挥漕运的社会功能，对漕运及其相关环节进行调控，将漕粮用于地方军饷和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方面。明清时期“凡地方有灾歉之处，轻则平粜，重则赈济”，无论是平粜还是赈济，所需漕粮都是通过截留和拨运两种方式完成的。尤其是清代政府利用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频繁地截留和拨运远在南方的漕粮。从时间上看，清代漕粮的截留与拨运从康熙年间开始逐渐递增，至乾隆时期进入高峰状态，表现出持续性强、规模大、频率高的特点；从空间上看，截留的漕粮多出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受益地区既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有漕省份，也有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山西等无漕省份，而直隶地区更是受益的重点地区。清廷充分认识到漕粮资源的社会意义，利用漕运线路所具有的空间优势与便利条件，充分发挥漕运及其线路的流动意义，在不增加物资、运输等成本的情况下，广泛发挥漕运的社会功能，重点解决运河一线、长江中下游、直隶地区等重要区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兼顾周边或确需急救的其他区域。漕粮的流动性以及长距离运输，极大地增强了其机动性、可调节性，一旦地方急需即可奏请转运，具有快捷、便利、高效的特点，这使得在清代截漕赈济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的重要手段。
其三，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进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所谓的运河经济带，主要是指运河水道承载漕粮运输的同时，沟通巨量的南北物资交流，不断促发更多的经济活动与联系，连接更多的区域、市镇、物资、行业与人群，形成一个相对成体系的、流动状态的、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经济带。因为这个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漕运活动作为先决条件，且漕运本身也成为这个经济带的要素，所以，这个经济带的诸多问题必须要从漕运的角度去审视。例如，在范围的考察上，至少应该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纳入这个经济带，该地区是明清漕粮的主要征运地区，也因漕运而与运河构成一个整体。
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明清两代，南粮北运皆通过大运河完成，运河具备的运输条件、能力和优势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这种性能促成了运河经济带的形成。从隋唐运河的开通，到宋代的广泛利用，再到元明清时期作为完全意义的漕运线路，运河的社会经济意义和功能逐渐进入全盛的状态。运河经济带的作用不仅在于沟通南北，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带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富活力、最有生机并最具辐射影响力的区域。
总之，自秦至清，漕运线路持续变动，漕运的区域指向随之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化；与此同时，漕运越来越多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当然，漕运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意义广泛而持久，但总体而言，其政治意义仍大于经济意义。
（作者：吴琦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