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尚书》
“尚”即“上”，《尚书》即是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尚书》的目录如下
●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书·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周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2、《逸周书》
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3、《春秋》
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
《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它与后来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4、《左传》
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春秋》纪事相当简质，如果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补充叙述，很难对书中记录的人物或时间有个具体的了解。于是后人开始做这项工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和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其中影响最大、文学和史学成就最高的是《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是春秋末年鲁国太史， 因目盲，后人称为盲左。《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成为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中国史学的一些优良传统，如“直书”笔法；注重研究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为现实提供借鉴；重视人的行为的评价和社会效果，要求史家“博闻强识、疏通知远”；讲求文字表述的艺术性等都与《左传》的影响有关。梁启超认为《左传》的出现为“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国历史研究法》）。《左传》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它是我国历史散文的源头之一，它在纪事中注重叙事的形象生动和人物描写刻画，形成了后来的史传文学，对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优秀历史著作产生巨大影响，也成为韩柳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师法的范本之一。中国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讲究情致韵昧的传统，都与《左传》有关。正如刘知己所云：“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以降，景慕者多”（《史通》）。另外由《左传》形成的史传文学在作品内容、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对魏晋志人、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明清文言、白话小说亦皆产生重大影响。
5、《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汇集了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周、鲁、齐等各国史料，共21卷。其中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时间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但是晋朝以后，学者一般都否认是左丘明，因为《左传》和《国语》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当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成书时间应比《左传》略早一些。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其内容上与《左传》互为表里，所以古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所记内容，大都是编者认为值得肯定的言论和行为。全书强调和推重的基本观点是“重民”、“忠恕”、强调“天命”，重视占卜等。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国语》特别可贵之处。后世对国语评价不一，柳宗元曾作《非国语》，专门批判其中错误观点。但宋人刘章、元人戴仔等又作《非<非国语>》，为《国语》辩护。
《国语》在体例上不同于《左传》的编年方式，而是按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它虽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但全书所记述的240多个大小故事，很少是单纯的议论。有些故事在叙述技巧和情节构思上比前人有不少创新。有的人物描写形象较为突出，性格颇为鲜明，为后代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文学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6、《战国策》
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资料集，其中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历代学者多有推测，皆未得到多数学者的信从。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成书时间应在《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之前，个别篇章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由西汉末年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策》的体例与《国语》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事，上自三家分智氏，下到秦灭六国，凡240年历史。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从思想体系看，《战国策》基本上属于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多取自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相合少而相悖多，因而为后世儒者所诟病。其实，《战国策》中许多观点俱富有进步意义，如反映了民众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愿望，对不畏强暴英雄的讴歌，揭露残民以逞的暴君，对民众的重视和“贵士”的倾向等。
《战国策》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7、《周礼》
原名《周官》是部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其书作者分歧较大，褒之者说为周公所作，贬之者斥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南宋洪迈清初学者毛奇龄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时间当在《吕氏春秋》之前，较近事实。
《周礼》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由于“冬官”篇已亡佚，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天文历象、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乃至沟洫道路，草木虫，。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它和《仪礼》、《礼记》，通称“三礼”，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对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8、《仪礼》
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是记载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关于冠、婚、丧、祭、朝、聘、射、乡诸种典礼仪节的书，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中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第十七），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
《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本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尤其是“丧服”篇，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所从出，从中可以看出二千年间通过家族组织形式来巩固君权的根底。清儒胡培翚《仪礼正义》最为详博，可参考。
9、《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戴德从中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子必读之书。
《礼记》其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以及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但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为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10、《史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又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前四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同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史记》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怀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开始撰写《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当时叫腐刑）。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以古人中为完成大业而隐忍苟活的事例激励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记写作。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得以完成。
据《汉书·艺文志》，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司马迁赋》八篇，以及著名散文《报任安书》。
11、《汉书》
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它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官方都仿照它的体例来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历来史班或班马并称，“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其独特地位。
《汉书》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父乃东汉历史学家班彪。由于《史记》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太初以后便阙而不录。当时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皆为《史记》做过续补。班彪对这些续篇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著。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并召为兰台令史，奉诏去完成其父所著。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后被逮捕死在狱中。班固写作《汉书》前后历时近四十年，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又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方完成。《汉书》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20卷最为完备。
班固除《汉书》外，还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12、《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为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又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如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加之结构严谨，编排有序，文笔优美，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所以在众多《后汉书》中突颖而出。在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现大多为历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成为《后汉书》作注。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刘宋朝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他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祖父范宁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颇不满于朝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
13、《三国志》《三国志注》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在《三国志》之前，已有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魏书》，在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等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三国志》中没有“志”类，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中的“志”。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其实，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不足为怪。
陈寿的《三国志》最值得称赞之处是：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文辞简约，取材精审，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可见,《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称赞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
因为《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约，与史实多于疏略，其中《蜀书》更为简略，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使《三国志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所以书成献上后，宋文帝叹为“不朽”！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代表人物有刘知几《史通·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文献通考》等。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如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也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褒有贬，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14、《晋书》
《晋书》是一部记述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的西晋和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646）开始，二十二年（648）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也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真实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温峤传》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
四是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
《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如《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这是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监修者房玄龄（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房彦谦之子。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秦王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是秦王得力的谋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656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龄为人善谋但有些优柔寡断，而杜如晦处事果断不善谋略，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15、《宋书》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代沈约在齐永明年间撰成，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
《宋书》的特点一是其中的“志”最为重要，不但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原始史料，而且每每远溯三代，近及秦汉，尤详于魏晋，对前史做了许多拾遗补缺工作。有人据此批评这与断代史体例不合，但此正是《宋书》优长处，它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唐初修晋书诸志，便取材于此。二是成书特快。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受齐武帝之命修宋书，到第二年二月，一百卷的《宋书》便完成。自古私人修史，以此速度最快，自然缺漏错误也就难免。自沈作之前，已有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撰述的《宋书》。沈约之作，大部分是以徐爰旧本为据，这也是他成书快的原因。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沈约在文学上更为著名，是“永明体”代表作家，中国古典诗歌声韵说的奠基人之一。有文集九卷。
16、《南齐书》
《南齐书》，南朝梁代萧子显撰。原名《齐书》，后亦称《齐史》，至北宋，为区别于唐代李百药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南齐书》，而称后者为《北齐书》。《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南齐书》原有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计有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本纪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列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志八篇十一卷，基本沿袭《宋书》八志，唯去《律历志》而增《舆服志》，改《符瑞志》为《祥瑞志》，其中以《州郡志》与《百官志》尤具史学价值。《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不过《州郡志》也因不著户口而为人诟病。另有序录一卷，述作书义例和目录，亡佚甚早。《南齐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还以“史臣曰”的形式阐发史论，亦具特色。
《南齐书》文字也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其中的列传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褚渊传》、《王晏传、《萧谌传》、《萧坦之传》诸传，作者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但《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多部齐史问世，如沈约所撰《齐纪》、刘陟所撰《齐纪》、熊襄的《齐典》、吴均著的《齐春秋》、江淹的《齐史》十志等，今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流传下来，可见其史学价值。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十三岁时，萧衍灭齐建立梁朝。萧子显为人“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又“颇负才气”，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始终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萧子显的才华可以与班固比肩。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
17、《梁书》
《梁书》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令编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梁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出自乃父姚察之手。
该书的特点有三：一是它叙梁朝史事重点突出，记述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了解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
二是史论凝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对魏、晋、南朝“尚玄虚，贵放诞”时俗的批判，《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等都表现出史识的高远。
三是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书中除引文外俱不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
该书的缺憾是充斥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以及神怪异闻；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病。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姚思廉（557～637年），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梁书》于贞观十年撰成，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即去世。
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18、《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亦为姚思廉所著。《陈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这可能与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有关。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察的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以及他人撰写的史书。
《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19、《魏书》
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
《魏书》的作者是北齐魏撰。天保二年（551）魏收奉诏撰魏史。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魏收的《魏书》即取材上述史书。天保五年《魏书》完成。其间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上述史书今皆亡佚，唯《魏书》独存。
《魏书》有一个明显的优长：它是我国古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叶至六世纪中叶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包括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朝的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其中的《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魏书》不仅是中国历史乃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文化是以一元为主、多元组成的的实绩证明。
其次，《魏书》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仅刘知几《史通》，批评魏收及其《魏书》就有数十处之多。实际上这正是魏收的史识所在，因为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征。魏收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真实地记录反映，这正是魏收的高明之处。
再次，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而且叙事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深广，钩沉致远。获得不少史家的称赞：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也颇富文学才华，与温子升、邢劭文誉齐名，并称“三才”。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
《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抱怨《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又说，“其家不见记载”，或是攻击《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群口沸腾”，闹得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在以后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二是在“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后人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20、《北齐书》
记载北齐王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朝李百药撰。共50卷，其中纪8卷，列传42卷，记载时间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後约五十馀年史实。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
《北齐书》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之前前李百药曾先后于贞观元年和三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乃父撰写《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另外，叙事简要，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也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李百药（565年－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史学家。李百药父亲李德林是北齐的史臣，参与撰“国史”；后来也是隋朝名臣，奉诏继续撰《齐史》。隋文帝时李百药官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颇得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受到排挤，出任桂州司马，迁建安郡丞。后仕唐朝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曾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李百药人品耿直，在政治上有作为。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李百药也很有文学才华擅长诗文。现存诗20余首，文章13篇。
21、《周书》
记载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唐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周书》的作者具有干练的史才，将一些复杂的事实处理的简明恰当。如对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即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唐代史家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不能在北魏、北周之间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周书》的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人物形象气韵生动，颇富文学气息。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也都写得栩栩如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高祖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但因人事变迁，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总领其事，贞观十年成书。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德棻八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卒于家。
22、《隋书》
记载隋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由魏征“总知其务”。现行《隋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前后共历时三十五年而成。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被采纳。史载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贞观十三年(639)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魏徵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字辅机，河南省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自缢而死。有诗三首。
23、《南史》《北史》
前人称《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南朝四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北朝四史。《北史》和《南史》即是删削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而成，或称为上述八书的简编本。作者皆为唐初的李延寿。《北史》从北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南史》从刘宋永初元年（420）至陈祯明三年（589）。其中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
李延寿的《南北史》，是在删削八书以及乃父已经整理过的旧稿基础上完成的，“其书颇有条理，删落穰词，过本书远甚”（《旧唐书》本传）。清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对八书和南北史的得失有个品评：“八书中尤要者，宋、隋两书，次则魏书、南齐书、梁书”，“以陈书及北周书为最下：盖思廉颇拙于文。梁书多因其父，经历两世，纂集既详，议论亦美。陈书则殊草草，且一意主简，事迹多缺。北周制度文章，多拟古昔。德棻又志矫浮靡，颇刊绮辞，而综核未精，甄审失当，又篇简残缺尤甚他书。然《南北史》多以一家合传，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故八书必不可少”。李慈铭认为八书中沈约的《宋书》和魏征主编的《隋书》写得最好，最差的是姚思廉的《陈书》和令狐德棻主编的《梁书》。尽管姚思廉写的《梁书》尚好，那是他老子的功劳。姚思廉本人缺少才华，又一味想简略，再加上不认真，所以《陈书》“最下”。北周主张复古，其制度文章多拟古代。令狐德棻对此为细加考察辨析，为人文辞又讲究绮靡，资料收集又不全，故此主编的《周书》也只能列为下等。至于《南北史》，李慈铭批评他为图简略，在列传中将“一家合传”，导致“意重谱系，致时代不分，先后失序”。其实，《南北史》还有个更大的弊端就是自乱体制，《南史》从宋到陈，《北史》从北魏到隋，这不是断代史，但书中又只有“纪”、“传”，又不符通史体例。
但《南北史》还是有其史学地位的。除上述的《旧唐书》中对其文笔上的赞扬外，其资料和观点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南北朝时代的各个朝代，一是有胡人政权，有汉人政权，二是交错或同时存在几个对立的国度，且南北对立；三是王朝存在时间都较短。这样所修的史书就存在民族偏见：“南方谓北方为索虏，北方谓南方为鸟夷”；另外就是“其史于本国详，他国略，且褒贬失当”。李延寿的《南北史》努力改正以上偏向。所以八书和《南北史》不可偏废，皆入“二十五史”之列。我们阅读《南北史》时，也要注意与八书对勘，前人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明末的李清，仿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将八书中不同于《南北史》的资料，分注于《南北史》之下，成《南北史合注》191卷。省去读者对读检阅的烦劳。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河南安阳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除独立撰有《南史》、《北史》外，还有《太宗政典》(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即去世。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
24、《旧唐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司空、平章事刘昫负责编纂。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旧唐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便相继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其中以吴兢的《唐书》和韦述的《国史》最为有名。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刘昫监修的《旧唐书》就是在上述丰富资料基础上，加上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二十四史剳记》）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这批编写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例如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也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大量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由于资料丰富，《旧唐书》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多采自《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当然，《旧唐书》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与编撰者的指导思想有关。他们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因此在保存史料方面，《旧唐书》有很大功劳。
由资料丰富和纪事详尽也带来个缺点，就是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宋代著名学者宋祁、欧阳修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也认为《旧唐书》“颇步繁芜”。所以在仁宗庆历年间，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新唐书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得以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缺陷，但同时也具备上述的不可抹杀的价值。
刘昫（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
25、《新唐书》
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由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前后经过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已有《旧唐书》仍要重新修撰《新唐书》的原因，乃是因为宋人认为《旧唐书》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宋仁宗在庆历年间下诏重修唐书。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
一是体例、剪裁《新唐书》都超过《旧唐书》。《新唐书》编写者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己对这方面当然特别注意。《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二是史料方面《新唐书》比起《旧唐书》丰富。如《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如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方面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其中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所少见；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另外《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李绩在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所不及的。
三是在文采、编纂者的治学态度，《新唐书》都超过《旧唐书》。《新唐书》的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据清代史评家王鸣盛统计，《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十七史商榷》）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不仅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也使读者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另外出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有《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新五代史》。
宋祁(998～1061)，字子京,北宋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1024）与兄郊（后更名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章献太后以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为第一，置祁第十，时号“大小宋”。历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嘉祐六年卒，年六十四，谥景文。著作除《新唐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
26、《旧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就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官修的这段历史。由于五代各朝均有实录。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宋太祖又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因此成书时间很快，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
《旧五代史》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代的《书》皆是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从史料角度说，《旧五代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旧五代史》的作者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历代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
薛居正（912～981）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父薛仁谦是後周太子宾客。薛居正自幼好学，后唐清泰初进士。历官后周谏议大夫、刑部郎中、宋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司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兼判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监修《五代史》。开宝六年（973），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随宋太宗平晋阳还京师，进位司空。六年（981），因服丹砂中毒而卒，年七十。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其养子薛惟吉将他生前的作品收集成册，帝赐名《文惠集》，今佚。《全宋文》其文3篇。事迹见《隆平集》、《东都事略》及《宋史》本传。
27、《新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书中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全书共7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欧阳修约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就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在欧阳修看来：五代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已极矣！”写这段历史就应该抨击这些现象，以“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繁猥失实”，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要作新五代史，将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
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新五代史》通篇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思想上也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再加上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这都是它的长处。
但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
总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针对两部《五代史》缺门，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28、《宋史》
元代官修的记载两宋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计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500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辽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除官修的当代史外，私家撰述的历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学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代史实；南宋孝宗时的史学家徐梦莘修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关系。元人修的《宋史》，就是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而宋代的这些国史、实录、日历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因此《宋史》成为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史籍。
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历史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以志来说，《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仅次于列传。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仅见。其中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还包括职官的食邑、荫补、俸禄等，从中可以看出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从《食货志》中，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以及民众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地租赋税情况；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此外，《地理志》》、《兵志》编得也比较好。《宋史》的列传也比前代史书都丰富，共收入两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传的重要人物，如韩通，《宋史》把他和为拥周反宋的李筠、李重进一同列入《周三臣传》里，既弥补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的历史作用，这种处理是十分恰当的。《宋史》是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
另外，《宋史》的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如外国和蛮夷分别列传，这就分清了国内的民族和国外的邻邦的界限。《宋史》的列传在《儒林传》之前，首创《道学传》，记载了两宋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这为后世研究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宋史》的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由于成书时间短，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考订，资料也没有精心裁剪；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八十一名，而南宋仅有十一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此外，宁宗以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虽然占的篇幅很大，入传的人物有两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守合州有功的王坚，其英勇程度，不减唐朝的张巡守睢阳，但在《宋史》中却无专传其事迹只散见于《宋史》、《元史》的本纪和列传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身面不向北的郑思肖，爱国诗人刘克庄等，也都没有列传。有的还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还有列传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造成了前后顺序的混乱。
正因为如此，历代屡有重修宋史之议。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洙完成《宋史质》100卷，嘉靖三十四年柯维祺编有《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有《宋史记》250卷。清代陈黄中编《宋史稿》219卷、陆心源编《宋史翼》40卷，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先撰《南都事略》，然後再修《宋史》，惜书未竟而卒。
总之，《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但没有一部能够取代《宋史》。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幼养于伯颜家，从浦江吴直方学。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当时伯颜为中书左丞相，权倾朝野，向为元顺帝所忌，脱脱恐受其累，与顺帝密谋逼退伯颜。至正一年（1341年）脱脱为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脱脱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至正四年（即1344年），脱脱因病辞职。至正九年复出为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上赐号答剌罕（意谓：自在），被赞誉为“贤相”。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亲率大军镇压镇压徐州芝麻李红巾军起义，执意屠城，军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师。至正十四年（1354年），脱脱被派往讨伐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起义军，正酣战即将攻陷士诚之际，为朝中弹劾，功亏一篑。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顺帝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元王朝统治的堤坝付诸东流，也成为元王朝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
阿鲁图：（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儿剌部人。著名元朝末期重臣。阿鲁图由经正监袭职为怯薛官，掌环卫，遂拜翰林学士承旨，迁知枢密院事。至元三年，袭封广平王。顺帝至正四年，脱脱辞相位，阿鲁图诏拜中书右丞相，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特别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阿尔拉·阿鲁图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先是，别儿怯不花尝与阿鲁图谋挤害脱脱。阿鲁图不从。至正六年，别儿怯不花乃讽监察御史劾奏阿鲁图不宜居相位，阿鲁图既罢去。第二年，别儿怯不花遂为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鲁图复起为太傅，出守和林边，薨，无嗣。
29、《辽史》
《辽史》是记载辽朝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二百一十多年历史。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宋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
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辽圣宗时起，历代皆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主要是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金陈大任的《辽史》和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辽史》的缺点同样是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以至认为《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
《辽史》的缺陷虽多，但其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
30、《金史》
记载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从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时编修的还有《宋史》和《辽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全书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记载了上起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媲美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有人认为甚至超过《元史》。究其原因，它不像《宋史》、《辽史》仓促成书，而是经营很久，史料丰富。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元和刘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再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如书中对金代战争的记述，既生动、又不冗繁。金代的战争比较多，如果一一铺叙，容易写得繁琐冗长。而《金史》中只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两个主事人的纪、传中详述，对其他事和人，只是在其他纪、传中从侧面加以补充。这样就能有纲有纪，条理井然。金建国前的抗辽战争的河店一战，是完颜阿骨打亲自率领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纪里详述了此次战役。后来。金追获辽朝皇帝，又掳取宋朝皇帝，则在大将宗翰、宗望的传里记述了这两件事。
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再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七七《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以往的史家早已指出《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31、《元史》
记载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过程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朝灭亡的当年即1368年，明太祖便下诏编修《元史》，由宋濂、王祎总纂，洪武三年七月初一书成。初修和补修前后时间不到一年。
《元史》具有原始史料丰富的特点。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由参知政事王鹗建议，忽必烈始设翰林国史院，开始纂辑国史。至元年间，又设立蒙古翰林院，专用蒙古文记录史事。这些机构的设立，使元朝除了元顺帝的“实录”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较为完整的“实录”。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元代修《皇朝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元典章》、王祯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等，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参考材料。还有些史料杂著，如宋人著的《黑鞑事略》、《蒙鞑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来源。由于史料充足，《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李谦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而今，《大元一统志》等书已经散佚，《元史》中保存了这些书的内容，史料价值就更为可贵。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传记，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在体例上也有创新，如列《释老》传。《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佛老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又设《方伎传》。这些虽有悖惯例的列传设立，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元史》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
由于《元史》的编纂距元朝灭亡只有一两年时间，元朝的一些史料，当时还没有得到。像大将常遇春攻克开平，俘获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史料，是在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这些史料就来不及引用了。又因当时的编纂人不懂蒙古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加上编修时间仓促，考订的功夫也不够。又出于众人之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造成《元史》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历来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因此，阅读《元史》，应参考《元朝秘史》、《新元史》等书籍。
有鉴如此，明成祖曾命解缙改修《元史》，他写了《元史正误》一书。后来，参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写《元史拾遗》，许浩作《元史阐微》等，都是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清朝的学者，进一步对《元史》加以考证和改编，成果累累，像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元朝秘史》。这些书籍对《元史》作了不少增补考证，但仍有许多遗漏。直到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撰成了《新元史》。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因为它是毕竟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它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
《元史》的版本：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病死于流放途中的夔州，后谥文宪。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王祎（1322—1373），字子充，号华川，义乌来山人。幼从祖父王炎泽学，后师事柳贯、黄溍。元至正八年（1348）游燕京，上八千言书论时政。危素、张起岩举荐于朝，未被纳用。遂归隐青岩山著书，名声日盛。十八年，朱元璋率部攻取婺州，祎应召，被任为中书省掾史。二十一年，进《平江西颂》，朱元璋大喜，说：“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学提举司校理，累升侍礼郎，掌起居注。二十七年，朱元璋召议即位礼，因所陈不合上意，出为漳州府通判。明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书成，升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教皇太子经学。五年正月，奉诏书往云南招谕梁王把都归顺，遇害。建文初年，追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著作有《大事记续编》、《王忠文公集》及《重修革象新书》。
32、《明史》
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明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明史》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假如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第一，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明史》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这应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第二，《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明史》本纪的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虽视李自成、张献忠等为“流贼”但仍为其立传，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的传统做法。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史实上有隐没。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如清人（後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实，清入关之後弘光、隆武、绍武、永历南明诸朝廷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都隐讳未书。康熙皇帝原已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纪内，而康熙五十年爆发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写入了。谢国桢曾论《明史》缺失有五：一是“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二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三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四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五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为补《明史》记述之不足，后人陆续有些补编之作，如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後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焦竑的《国朝献徵录》、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埼亭集》、王颂蔚《明史考证攟逸》等。专项志、表如刘廷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的《明宰辅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傅以礼的《残明宰辅年表》和《残明大统历》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
明史修成时修书总裁为张廷玉。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铅印出版。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加少保衔后加太保。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五十年。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33、《清史稿》
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录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到了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把各卷刊印出版。由于是部未定稿。所以名之为《清史稿》。《清史稿》的版本有“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和“关外二次本”三种。1977年中华书局本，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参阅诸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是此书问世50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不少学者将其列为“二十五史”之一。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四千四百卷；清朝国史馆已编成的《清国史》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二十世纪末，国家决定重修《清史》，由戴逸主持。现仍在进行中。
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镶，号次珊，又名次山，又号无补，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奉天铁岭。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陕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在奉天（今辽宁）成立保安会，阻止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辞职，蛰居青岛。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袁世凯称帝时，被尊为“嵩山四友”之一。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
34、《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编年体通史。由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编撰，历时十九年。这部书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供统治者“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所以叫《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时间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历史。全书按朝代分为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该书条理清晰而条贯，作者把从周威烈王到后周世宗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记述中重点突出，详近而略远，隋唐五代371年为全书重点所在，占全书40%，。其中《唐纪》所占篇幅最多，为81卷，其次为《汉纪》为60卷。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突出“资治”这一写作目的。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魏明帝太和五年载“（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司马光在政治观点方面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在附论中，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散文家。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汉族。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年方20。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编撰《资治通鉴》上，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共费时十九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35、《通鉴外纪》
北宋刘恕撰。主要是补充《资治通鉴》起点以前周烈王二十三年的史实。全书共10卷，另有年表5卷，完成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作者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作者打算补充起讫时间以外的历史以拟取周烈王二十三年前编为“前纪”，后周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后的历史为“后纪”。后因病废在家，仅成“前纪”。因《国语》被称之为“春秋外传”，改称《通鉴外纪》。也称作《通鉴外传》，是我国最早的记述商朝以前历史的传记。
《通鉴外纪》还算不上史学名著，对后世影响也不大。但是，刘恕倾毕生精力于《资治通鉴》的修撰和补缺，其史学家高度的责任感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少颖悟，读书过目即成诵。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未弱冠。初授钜鹿主簿，迁知和川、翁源二县。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马光自择英才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荐刘恕同修，转著作郎。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其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汉代由刘攽分修，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因言宜恢张尧、舜之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忤王安石变色，恕不少屈，寻以亲老告归。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卒于家。刘恕除预修《资治通鉴》外，还自著《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等史著。
36、《绎史》
纂录上古到秦代史实的一部通史，清代马骕撰。《绎史》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和秦代、外录五部分，共160卷。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
《绎史》在内容上既详载各代治乱兴替及其规律，又详载诸子百家之学说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材料上，除儒家经典外，广采百家学说，将经、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证。考订极为精详，容纳材料相当全面。
在体裁上，既具有记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长处。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书后还列世系图表与正文配合，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创集记人、记事、图表、书表于一书的综合史书体裁。这在以往的史书中属前所未有，“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
《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马骕（1621-167），字宛斯，一字聪御，清代历史学家。山东省邹平县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中恩科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选授淮安府推官。以裁缺改任安徽灵璧县知县。1673年（圣祖康熙十二年）因急症死于官邸。人祀名宦祠，私谥“文介先生”。
马骕自幼聪敏好学，成年之后又遍涉百家之言，其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地位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声望。他是清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古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毕生殚研经史，尤以研究夏、商、周历史著称，时人称其为“马三代”，先后撰有《左传事纬》、《绎史》、《十三代瑰书》等著述。《左传事纬》是他长期研究《左传》的心血结晶。他将《左传》所记史实编写成历史事件108篇，计12卷，另有《附录》8卷，成为一部以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春秋时代历史的通史。此书每篇都有他的精辟见解和详赡的史料依据，史评虽不免宣扬了一些封建观念，但其中不少独到深刻的见解至今犹给人以启迪。《四库全书总目》称：“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左传事纬》的编纂，显示了马骕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功力与才华。丛书《十三代瑰书》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数百部，现仅存目次。
37、《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为“本末体”通史，南宋袁枢撰。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除了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编年体以“时”为中心，纪传体以“人”为中心，两者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所以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另外，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通鉴纪事本末》即是任严州教授时所作。袁枢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38、《续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写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为止。《续资治通鉴》则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前后四百零九年的历史，作者为清代的毕沅。
毕沅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续资治通鉴》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替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39、《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南宋李焘撰。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始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间，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料丰富。作者本著“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於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同时考证详慎﹐多有依据。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作者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加快。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次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长编》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记述详赡﹐史料丰富﹐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
第二是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对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以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四川眉州丹棱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历任华阳主簿、雅州推官、荣州知州、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职。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焘上书要求致仕，孝宗未允，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
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入仕正是秦桧当政，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40、《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
本书体例同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为“本末体”通史。为清代学者李铭汉与其子李子锴共同完成，全书共110卷。主要依据清代学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编纂而成。体；体例上按历史事件标立卷目，详细叙述了宋、辽、金、元4个朝代的历史，主要时间界限为宋太祖960年至元顺帝1341年。是继《续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一部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完善。
李铭汉甘肃武威人，此书系家刻，不易得，可以《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代替阅读。
41、《宋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宋代（960—1279年）三百多年历史的断代史书，明代陈邦瞻撰，共一百零九卷。在陈之前，冯琦、沈越都用纪事本末体编写过宋代史事，但均未完成。二人的弟子请陈邦瞻将二人之书加以增订。陈将二书合为一编，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着手编撰，历时约一年完成。
《宋史纪事本末》有以下优点：
一是生动形象，可读性相当强。《宋史》对史事组织不太尽如人意，同时叙事平板。《宋史纪事本末》克服了这方面的不足，叙事引人入胜，形象鲜明深刻，读后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比如《丁谓之奸》，在描写丁谓讨好寇准时，对丁谓在一次宴会上用衣袖为寇准擦试胡须也进行了细致刻画。其他如对宗泽、岳飞、文天祥的描写，举不胜举。读起来，使人兴趣盎然。陈邦瞻多次在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褒贬见诸笔端。很多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爱憎，如《丁谓之奸》、《蔡京擅国》、《张邦昌僭逆》、《董宋臣丁大全之奸》、《贾似道要君》等。
二是史事叙述较《宋史》清晰明了。宋代历史本来就头绪繁杂，《宋史》编撰史事更是支离破碎，首尾分离，《宋史纪事本末》对史事的叙述却给人井然有序、清晰明了的感觉。比如《契丹和战》、《西夏叛服》等篇，把历经几代的战事及和议等在一个篇目就交待得很完整清晰，一目了然，在后面的篇目再读到相关内容时，可以回查。又如《天书封祀》、《王安石变法》等，均用了几十页的篇目进行完整叙述，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一卷，收录了许多大臣奏折，对统治阶层内部和下层群众对变法的态度，以及王安石本人对变法的坚决程度的交待都很具体，对后世研究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很好的史料。
三是按时间编排，历史脉络清晰。我们读《宋史》时，由于其纪传体的缺陷，同一时期的人物、事件却往往被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缺乏连贯性。但同是三百多年的历史，《宋史纪事本末》按时间编排，全书历史演变的脉络清晰，从《太祖代周》到《文谢之死》，对从赵匡胤开创帝业到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每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都讲得有条不紊。
《宋史纪事本末》的缺点主要观点上的局限和内容上的一些纰漏，包括刻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对此，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出版说明都给与了说明。
陈邦瞻，字德远，江西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曾任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后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卷二四二有传。除《宋史纪事本末》外，陈邦瞻还撰有《元史纪事本末》一书。
42、《金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金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清李有棠撰，共52卷。光绪十九年（1893年）与《辽史纪事本末》40卷同时初刻，后经不断修订，引用书目达510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江西学政吴士鉴上奏朝廷，称“纪述淹赅，考定完密”，为“乙部中不朽之作”。《金史纪事本末》重视政治兴衰，于社会经济较少涉及。又事无巨细皆详加考辨，考异以小字夹注正文之中，又崇尚转述，故小字过半。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李有棠（1837—1905），字芾生，清末史学家，今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周江村人。二十二岁时，以第三名考取入袁州府学为附生（即“秀才”）；在二十五岁时，以超等第一名，补授廪膳生；在二十八岁时，考取辛酉（咸丰十一年1864）科第一名优贡；次年，通过朝考，选拔为江西省峡江县训导。在任三年，即因祖母、母亲年高无人侍奉，弃官归家养亲。
李有棠幼年时读书，就已显露出天资的聪慧，不但能强记，而且十分注意锻炼理解能力。在十多岁时，他便领悟到“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所以他特别留心经史，不到二十岁，就已读完《十三经》。李有棠用力最专的则是史部，用了二十多年的精力，从事辽史和金史的研究。写成《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本》五十二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石印成书，是为两书的第一次出版。之后又用十年的工夫对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正，于光绪三十年（1904）再版。印行了两书之后，不到一年，终因心力交瘁而去世了。清廷颁旨授“内阁中书衔”，由胞弟李有棻再请旨授正二品“资政大夫”。
43、《辽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辽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清李有棠撰，共40卷。光緒十九年（1893年）與《金史紀事本末》52卷同時初刻，后经不断修订，引用书目达710种。该书特色和出版修改经过同《金史紀事本末》。1980年中华书局有点校本出版。
清人谭宗浚亦着有《辽史纪事本末》，稿成未刊，今存16篇，汇为《辽史纪事本末诸论》。
44、《西夏记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西夏历史的断代史书。起自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拓跋思恭居夏州，止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灭夏，囊括西夏建国前后共350年史事。原著据宋、辽、金、元诸史及《长编》、《宋元通鉴》、《册府元龟》成书，本书主要依据宋、辽、金、元诸史，李焘《长编》、毕沅《续通鉴》等书，兼采笔记、文集成书。
此书对了解西夏历史有较大作用。该书具体包括：得姓始末、夏台复入、统万堕城、乌白失期、灵州失陷、安全废立、夹攻覆亡等三十六事。各篇均究其原委，篡述历程，考其异同，间附夹注评议。其中卷首载《年表》、《西夏堡塞附图》、《历代疆域节略》、《职方表》，属于体例上新创。惟史料未出常见范围，且叙次丛杂，考证未精，华夷之间有专尊宋朝之偏见。
校证本以光绪十一年金陵书局刊本为底本，用光绪十年江苏书局刊本加以比勘，以其它书为他校书，进行校勘考异，方便读者使用。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张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阮元剿海寇，赈两浙水灾，张鉴为之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采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丛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等。
45、《元史纪事本末》
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载元代历史的断代史书。明代陈邦瞻撰。仅二十七卷，每卷一事。共二十七事。作者把元军灭宋以前史事属宋，明军灭元史事属明，材料俱出自《元史》及商辂《通鉴纲目续编》。书中对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记载极详，尚有相当参考价值。但总的看来是书太简略。其剪裁，亦不如同是作者编写的《宋史纪事本末》之密。
46、《明史纪事本末》
记载明代重要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清谷应泰撰。该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纪事始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於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
顺治十三年（1656年），谷应泰任浙江学正，开始编写《明史纪事本末》，大约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告成。书中大量参考张岱《石匮书》、谈迁《国榷》、蒋棻《明史纪事》等私家著作，又广纳博采，有张岱、徐倬、张子坛等参与编撰，至顺治十五年（1649年）成书。选定八十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排列，记述其事件始末，并附有作者“谷应泰曰”的史论。此书详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制度，对于山东唐赛儿、郧阳起义、浙闽矿工皆有记载。但其书多采野史传闻，讹误与疏漏之处甚多又极力回避明满关系，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但因该书成于《明史稿》﹑《明史》之前，较后来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又综合多种明代史料，而且属私人著述，颇为当时人所重视，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籍之一。后來彭孙贻又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倪在田《续明史纪事本末》，可补原书不足。
《明史纪事本末》最早版本为顺治十五年的筑益堂本。此后又有《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畿辅丛书本﹑崇德堂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以筑益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加以标点﹑校注，并补充抄本《补遗》六卷，又以彭孙贻所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五卷附後，可补原书所缺明清之际史实之不足。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三年官至浙江学政，编撰《明史纪事本末》。顺治十七年（1660年）遭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后经朝廷查阅为不实之词，后选入《四库全书》。另著有《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
47、《清史纪事本末》
记载清代重要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黄鸿寿撰。记载自满州初起至宣统退位近三百年历史。全书共八十卷，四十余万言。它与《清史稿》几乎同时完稿，但并非摘录《清史稿》而成，取材主要依据《东华录》并汇参其他各书。这部书是1915年首次出版的。
该书选择清代三百年间重要的事件，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如《和珅之贪》、《乾隆极盛》、《增加兵额》等。从而能使人们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其中“多尔摄政及诸王内讧”、“立储之反覆”、“兄弟猜忌及大臣之逐戮”、“内禅之真相”、“太平天国之兴亡”、“捻事之起灭”、“预备立宪之宣示”，等条目均纂辑从详，康乾以来之边防用兵、道咸以后之对外用兵等又能总括并叙述条贯清晰。《诸儒学问出处之概》一篇载清朝之学术概况实为独创。但总的来说内容单薄，总共提出的事件才80个。清代各朝的“实录”、宣统时期的“政纪”以及清代国史馆编写的诸臣列传，均未采取，至于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更是未加利用，内容较为贫乏。参考数据亦仅限于王先谦的《东华录》等书。
《清史纪事本末》于1915年首次出版。2006年，南开大学多位著名清史专家集体编写了一本编年体的《清史纪事本末》，共十卷，每卷约三十万字，每卷记事五十件，其内容上比黄鸿寿多了近8倍，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8、《唐会要》
“会要”是分门记述历代各项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内容除各项经济、典章制度外，兼叙史实。始创于唐德宗时苏冕所撰的《会要》40卷，记载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各项经济、典章制度。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续德宗至宣宗事。宋代王溥增补至唐末，名《新编唐会要》，现简称《唐会要》。共100卷，成书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唐会要》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会要。会要体裁和《通典》的主要区别在于，《通典》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综合叙述，会要则是有关典章制度原始资料的摘录。
《唐会要》专门记录有唐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制沿革，自“帝號”始，以“四夷”終，共分514事目，细琐史事不能定目者，则錄於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唐会要》“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又保存了《新唐书》、《旧唐书》未载的史实，由於《大唐起居註》、《大唐實錄》，加上苏、崔二书均亡佚，部分內容多靠此书保存，是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可用以校勘两《唐书》。但由于不分门，查阅不便，另有张忱石《唐会要人名索引》可供查考。
《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因为充分利用了苏冕﹑崔铉等人所编《会要》的旧文，有时还直接引用苏冕的一些议论。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以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唐会要》至清代仅存传抄本，脱误颇多。嘉庆年间才以木活字排印并补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据旧抄本原缺卷七、八、九、十共4卷，后人以《旧唐书》、《册府元龟》、《开元礼》诸书中有关资料辑补。原目卷七封禅、卷八郊议，今卷八补辑的也是封禅，与标目不相应。
该书刻本至清初已属罕见，仅常熟钱氏写本，亦非足本。乾隆年间，四库馆搜访遗书，汪启淑所进抄本较钱氏写本，卷九二不残缺，卷九三、九四两卷首尾完具，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清代第一个刻本，成为通行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翻刻，校勘颇精，改正了其中一些错处，为清代最后一个刻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学丛书”本，即以聚珍本为底本。1955年，中华书局又用商务印书馆纸型重印出版。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参以聚珍本和上海图书馆藏的四个抄本，校点出版，并附录《玉海》中的《唐会要》佚文36条，按原目编次。
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是五代至宋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于后汉乾祐中进士及第，授秋书郎。时李守贞等三镇叛乱，汉廷派郭威讨伐，郭威素知王溥才学出众，辟其为从事，为之效力。郭威称帝后，王溥步步高升由左谏议大夫至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郭威临终时，所作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任命王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任命下达后，郭威说：“吾无忧矣”。周世宗即位后，加封其兼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宋初罢相，任太子少保，开宝二年（969）十月，迁太子太师。太平兴国初，封祁国公，七年（982）八月去世，时年61岁。谥文献。
王溥的著作除《唐会要》外，尚有《五代会要》39卷，另有《王溥集》20卷，《翰林酬唱集》1卷，但均已散佚。
49、《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分别记载西汉和东汉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徐天麟撰。成于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徐天麟在抚州教授任上。《西汉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十五门类分别记载西汉时期的典章制度。每门之中，卷数多寡不等，均有子目。总计376目（《四库提要》误作367）。其中“职官”110子目，“食货”36子目，很详细。尤其是“兵”一门，共38目，徐氏把《汉书》有关兵制一类的材料收集编排起来，查检很方便。
《西汉会要》仿照《唐会要》体例，史料都是根据《汉书》的纪、表、志、传，每条均注出处。唯本书仅取正史数据，未杂以其它笔记，恐有偏颇之虞。楼钥《攻媿集》有《西汉会要序》。
《东汉会要》记载东汉王朝的典章制度及沿革，亦是徐天麟撰。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书，后《西汉会要》十五年。徐天麟时任武学博士。《东汉会要》计四十卷。取材与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等，分作十五门，但门类名称与《西汉会要》不全相同，去学校、运历，祥异门，增文学，历数，封建门。子目共三百八十四。《东汉会要》四库本缺三十七、三十八两卷，三十六、三十九卷也各缺一半。光绪己卯（1879年），岭南学海堂刊本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宋本补全，后有谬廷湘跋文为之说明，此书现已不缺。此书有中华书局点校本。本书与《西汉会要》合为《两汉会要》。
徐天麟，字仲祥，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人。为《三朝北盟会编》作者徐梦莘之侄。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曾任抚州、临安府教授，通判惠、潭二州，广西转运判官等，其生平事迹附见于《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徐梦莘传》，称其“所至兴学明教，有政惠”徐氏一门俱为史学家，徐天麟之父名得之，作《左氏国记》、《史记年记》，其长子孟坚作《汉官考》。徐天麟除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外，还作《汉兵本末》一卷、《西汉地理疏》六卷，今均不存。
50、《三国会要》
记载魏、蜀、吴三国典章制度及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杨晨编撰。杨晨于明末曾供职于史馆，有感于《三国志》中无“志”，于是仿效徐天麟编纂《两汉会要》的体例，在光绪十三年（1886）秋天开始编纂《三国会要》。全书22卷，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蔗政和四夷，共15门，84目。琐闻轶事，作为杂录附于后。
杨晨的《三国会要》所采录的材料，有一百五十六种，较为广博。参与考订的有唐景崇，孙怡让等著名学者。因而流传较广。
本书由江苏书局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岩杨氏刊有《崇雅堂从本》；中华书局于1956据江苏书局版校点出版。
现存的另一种《三国会要》是据清代著名学者钱仪吉的手稿整理而成。钱氏所留的手稿未完，凡5册40卷。此书撰写于“乾嘉学派”鼎盛时期，资料丰富，考订详赅。其中天文、历史、舆地等门类，远较目前通行的杨晨《三国会要》为详备精审。为便利读者使用，书中还包含了“魏都城图”、“吴都城图”等历史地图。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整理出版该书时，对钱氏手稿中有所缺文之处，补入杨晨《三国会要》的有关内容；另外还配有《魏都城图》、《金墉城图》、《吴都城图》等有关历史地图。
杨晨（1845～1922），字定孚，黄岩路桥河西人。16岁有神童之称。清同治四年（1865）举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殿试二甲第8名，光绪十年，考中御史，同年开始编《三国会要》，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道与河南道御史，河北定兴县掌教河阳书院，刑部掌印执事中。光绪二十三年，母卒，杨晨辞官归乡。民国11年卒，终年78岁。杨晨的其他著作有：《路桥志略》2卷，《三国志札记》1卷，《定兴县志》26卷，《临海县志（稿）》32卷等。
51、《秦会要》
又称《秦会要订补》，记载清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孙楷于光绪三十年（1904）撰成。共二十六卷。该书仿照汉、唐、五代《会要》体例，分为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14门。门下再分为三百零一目，以史事系其下，并注明引用档案文献名目。原书遗误甚多，后由徐复进行订补，逐条修正。195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书名《秦会要订补》。2000年，杨善群又对此书加以补充，订正，复原书名为《秦会要》。
孙楷（1870～1901），字汉王旬，湖南湘潭人。清末学者。勤研历史档案，学理渊深。
52、《五代会要》
记载後梁﹑後唐﹑後晋﹑後汉﹑後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料汇编。北宋王溥于乾德元年（963年）告老还乡的前一年修成。共三十卷（一作五十卷）。《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於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
《五代会要》依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的诏令、奏议分类编纂而成，是研究五代典章制度必不可少的史料，价值很高，可視為《通典》之续編。《五代会要》在保存五代典章制度方面功绩殊伟。它成书於《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之前，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而且由于此後诸史於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旧五代史》是辑本，《新五代史》又僅有司天、職方二考，《五代會要》遂成為研究五代这五十多年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唯一史料。其“礼法刑政沿革”全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關於唐初世族之升降，唐役使民工兴建诸宮、府兵、养马、都督府的設置、佛寺之兴建等皆有記載，足補正史之缺。王溥仕於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亦比後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四库馆臣称该书“收放失旧闻，厥功甚伟”，又说：“读五代史者，又何能无此一书哉！”
《五代会要》撰成後，诏藏於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於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於徽州（今安徽歙县）。元﹑明之际无刊本。清乾隆中方有活字本刊行。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时间从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36年的史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
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专权，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因袭旧章，不免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庆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乡试下第，遂绝意应举，闭户著书。晚年，魏了翁等荐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修中兴四朝帝纪又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间，书成，擢工部侍郎。以言罢。心传有史才，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著有诗文100卷，《高宗系年录》200卷，《学易编》5卷，《诵诗训》5卷，《春秋考》13卷，《礼辨》23卷，《读史考》12卷，《旧闻证误》15卷，《朝野杂记》40卷，《道命录》5卷，《西陲泰定录》90卷。《宋史》有传。
54、《明会要》
记载明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料汇编。清人龙文彬撰。共八十卷，共80卷。体例本于《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动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外蕃等十五门，子目为四百九十八事，征引赡博，间附论列辨证，可供检索明代制度资料之用。一般认为史料价值不及明代官修的《明会典》。
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光绪间（1875）广雅书局刻本线装24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怀堂刻本线装20册。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点校本。
龙文彬（1821—1893），字筠圃，江西永新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棱穆宗实录加四品街。除《明会要》八十卷外，尚著有《永怀堂诗文钞》10卷，《明纪事乐府》三百首。《清史稿》有传。
55、《史通》
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的一部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为时九年。《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其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一、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二、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例如，它指出本纪“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则应专载“大事”，而不必“巨细毕书，洪纤备录”。至于“书事委曲”，乃是列传的任务，并对合传和附传作了独到的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例如，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之失。因此，刘知几主张叙事要“用晦”，以为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可以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目的（《史通·叙事》）。所以，《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语》篇中，刘氏主张记录历史的言语，应随时代的发展而采用当代的语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纯的弊？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性质各异，尤需加以选择和鉴别，“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失实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三、历史文献学。《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如《疑古》一篇，就条列10疑，对《尚书》等提出了批评；而《惑经》对《春秋》的批评，竟达12条。
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56、《通典》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唐杜佑撰。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时间从上古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各冠以总论，下系子目，凡有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注文约20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其具体成就如下：
第一，《通典》材料系统而丰富，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也为人们研究、了解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这在历代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这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杜佑对史学的作用非常清楚，对自己撰写《通典》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第三，《通典》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第四，《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也有不足之处，如《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叙兵法而不载兵制，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记事中也偶有遗漏，窜入宪宗朝数事等。但瑕不掩瑜，《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著名的“三通”之一，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
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
57、《通志》
记载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史。关于《通志》有不同的定性：当今称之为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传统史学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类的史料汇编，列为“三通”之一；也有将其列入百科全书类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于作一部典章制度史，而是编一部从上古到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就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共200卷，其中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基本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制，不过改“表”为“谱”，改“志”为“略”，以及在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通志》的成就，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郑樵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这当然有片面性。断代史固然有其缺陷，但也有其自身的优点。班固之后，各家断代为史，也是度德量力，未可厚非。但从“会通之义”来说，郑樵之说确实颇有见地，也反映了其睥睨前人的魄力。它着眼于通史规模宏大，能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变化大势，在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规律。从这点来说，其史学观是颇有识见的。
第二，《通志》的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而稍加连缀。其精华在“二十略”，这也是郑樵最为关注和得意的部分，他认为是“总天下之学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这话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刘知己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唯“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其中的《金石略》和《图谱略》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艺文略》通录了古今存佚的文献，创立了心的图书分类方法；《校雠略》是《艺文略》，《金石略》和《图谱略》的说明书，集中又系统地反应了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也是通志“二十略”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内容丰富，对文献资料的搜访，典藏，整理，使用等问题的看法都包括在内。在我国学术史上，将校雠之学写成专著，是从《校雠略》开始的，郑樵的发轫之功，不可抹煞。因此总的来说，《二十略》中有许多新创，确实别有心识且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一致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云：“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称道它“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第三，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通”起来，所谓“会通”，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这种编辑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
《通志》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采取敌视态度等。但这无法掩盖《通志》的巨大学术成就。梁启超曾高度评价郑樵对史学的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司（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跖，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一彗星焉”。
《通志》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治元年（1321）摹印元大德本。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为流行的版本。二十略有单行本。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过《通志二十略》为套装上下册，竖排繁体字本。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宋高宗绍兴22年（1152），新任同安主簿朱熹上山拜见郑樵，郑樵仅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相待，两人谈诗论文三天三夜。下山时，朱熹的书童对此颇有微词，朱熹却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绍兴27年（1157），郑樵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没有接受，回家后，筑草堂于夹漈山，编纂《通志》丛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通志》书成，郑樵到临安献书。适逢高宗赴建康（今南京市），戒严，未得见。第二年春，高宗还临安，诏命郑樵将《通志》缴进。高宗授他枢密院编修官，是时，他已病逝，终年58岁。郑樵一生述著颇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大部分已佚亡。今存仅《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
58、《文献通考》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的史料汇编。南宋末年马端临撰。记载时间上自上古，下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因此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杜佑《通典》的扩大与续作。马氏著《通考》的目的，在《自序》中曾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类似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经籍》、《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该书中唐以前取自《通典》，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门类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文献通考》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影印本。
《文献通考》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马端临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马端临（1254—1324），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端临亦随父回乡，侍奉父亲。赵昺祥兴二年（1279），南宋为蒙元所灭，马端临以隐居不仕进行消极抵抗。自其父去世後，在元朝压力下，马端临被迫出任慈湖书院和柯山书院院长。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出任台州儒学教授，三个月告老还乡，不久病逝。享年70岁。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马端临在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著作除《文献通考》外，还著有《大学集注》、《多识录》等。
59、《文史通义》
史学理论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撰，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由于他认为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著作，皆有不足之处：“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其中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史之源起先于经，提出“六经皆史”论。《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史”虽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在历史编纂学上，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纂辑”。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第三，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为此他肯定郑樵的《通志》。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