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浩瀚而珍贵的历史档案中，如以年代久远而论，甲骨档案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了。甲骨档案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确切地说是殷商和西周早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字记录，是现在能见到的我国最古老的档案实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悠久和我国档案事业的源远流长。本文拟就甲骨档案的形成过程、内容梗概、保管、出土情况及其意义等方面，作一些粗浅的介绍。

一

任何档案都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甲骨档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兴盛发展的商、周时期，虽说社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占上习俗依然严重存在。商、周的统治者都自命为上帝的后裔，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所以他们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请命于上帝和先公先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甲骨档案随之而产生了。

所谓甲骨，乃是龟甲和兽骨的统称。这些东西是当时占卡的用具，也是一种书写材料。根据卜辞和其他文献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占卜活动是相当郑重的，并有一整套的规定程序。首先是要选好占卜用的甲骨。甲主要是用龟的腹甲，因为腹甲平整而光滑，也有用龟背甲的；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选好材料之后，经过一番锯削、刮磨的整治，然后在甲和骨上，按照一定的间距和规格钻出许多圆窝，并在圆窝旁边凿成梭形的凹槽（此即所谓“钻”、“凿”）。这就成了备用的占卜材料了。占卜时，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先把要卜问的事情向上帝或祖先交代清楚，然后用一支炽燃的圆木炭棒，在圆形的窝中央或梭形凹槽的侧旁烫灼，这时候，在甲或骨正面的相应部位，就会出现裂纹。这就是要求问的“卜兆”，占卜者就根据这些“兆”来判断吉凶。之后，占卜者往往还要将卜问的原委以及后来应验的情况，用锋利的玉石或刀子刻写在甲骨之上，并在字迹上涂以朱色或墨色。最后，这些占卜过的甲骨，都被妥善地保存起来。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占卜程序，也就是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人们又称这些甲骨文书为甲骨卜辞。

一片完整的甲骨卜辞，大体上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叙辞”，记载占卜的日期及卜官的名字；二是“命辞”，记述问卜求告的事情；三是“占辞”，记述裂纹显现的征兆，四是“验辞”，记载日后应验的情况。这里，我们以《殷虚书契菁华》一书中所著录的一片甲骨为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癸巳卜，贞旬亡田，王日：其土来川至。五日丁酉，允生来鼓自西，告曰：土方于我东，二邑，方亦牧我西鄙田。”[1]

这段卜辞的大意如下：“癸巳卜”，是记载占》。日期，当时已用干支做为记载日期的方法了。“敝”是占官员的名字。这是叙辞。“贞旬亡”，意思是卜问下一旬之内有没有灾祸降临?这是命辞。“王曰：其有来，川至。”是占卜之后殷王依据卜兆做出的判断，说是有灾祸，将有国难来临。这是占辞。从“五日丁酉”到全文完则是兆验辞，它记载了应验的情况：到癸巳卜后的第五天丁酉，果然有国难来自西方，土方和方都来进犯边境。

很明显，这种记载已经超出了占卜记事的范围，它不仅是占卜之辞，而且是当时史实的直接记录，具有了明显的书史性质。所以，考古学家陈梦家曾明确指出，这些卜辞可以看做是政事决定的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

由于当时统治者崇尚迷信，事事都要求告于神灵和祖先，因而甲骨档案的记事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国家的大政，下至帝王贵族的私人生活，诸如祭祀、天时、年成、征伐、旬夕以及田猎、疾病、生育等，无不取决于占卜（从西周早期的甲骨卜辞来看，周王的占卜多限于重大的政事和农事，而不象殷王那样遇事即卜）。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社会活动各方面的情况，在甲骨档案中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除卜辞之外，商代还有记事刻辞和表谱刻辞）。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殷商和西周不仅有甲骨档案，同时还有典册。《尚书·多土篇》就明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只是这种书于竹木的材料，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是，这时的占卜是统治者政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则是非常明显的，形成大量的甲骨卜辞也是必然的。为了占周两朝都设有专掌卜事的职官，他们既是直接从事占卜、祭祀的人员，是神权的掌握者和传达者，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员，他们位高权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都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从档案工作角度来看，这些卜官不但是甲骨文书的制造者，而且也是甲骨档案的形成者、保管者，自然他们也就具有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职能了。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档案工作的认识远不象我们今天这样。

岁月在流逝，历史在发展，曾经盛极一时的奴隶制大国殷商和西周，经过几百年之后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作为商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殷都（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以及西周早期活动中心的吱邑（今陕西岐山县凤雏村一带），都逐渐荒芜下来。《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秦朝末年，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在漳河岸边大败秦军以后，秦将章邯要求议盟，项羽曾约他在“洹水南殷虚上”相会。可见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昔日兴盛的殷都，此时已变为一片废墟了。大约在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前后，西周的岐邑也在战火中毁坏殆尽。随着王都的湮没，王朝的档案也沉沦于地下。

二

人们对甲骨档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原来，殷商时代的甲骨档案，并不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出土。据考古学家的考证，远在隋、唐时期，小屯村一带曾经是一片丛葬之区，当时人们在挖掘墓穴的时候，就曾将甲骨翻出地面，但是由于不认识，就又随墓葬一起埋入地下。转眼之间又是一千多年过去了，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甲骨又在当地群众耕作时被大量发掘出来。然而这时的甲骨仍未被人们所注意。出土之后，不是被当做无用的废物丢弃一边，就是被当成一种药材——“龙骨”，或辗成细粉，或刮去字迹，以廉价售给药店。据记载，小屯村一个叫李成的人，就经营此业前后达数十年。不难想象，在这期间甲骨档案所遭到的毁灭和损失是何等的严重！后来（一八九九年），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当时的一位金石学家），在一个姓范的古董商手中，辨认出那些带字的“龙骨”，原是商代的古文书，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一偶然的发现，挽救了它惨遭毁灭的命运。从此，甲骨档案才得以重见天日。

甲骨档案的真面目被人们认识以后，其身价自然是远非昔比，往往是“计字论值，每字数金”。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它们的境遇并不是很美妙的。在二十世纪前后的三十多年里，由于甲骨档案的高贵身价，不仅引起了当地群众的盲目挖寻，而且也吸引了远近的商贾，他们麇集小屯，视甲骨为奇货，争相求购又辗转销售，当时某些官僚和学者也竞相收藏，据为己有。同时，冒牌的伪刻品也相继出现，结果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特别是我国的这些珍贵历史遗产，引起了外国侵略者的垂涎。在此期间，驻潍县长老会牧师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在安阳当过多年牧师的加拿大人明义士，日本人林泰辅，以及犹太籍的英国商人金璋和哈同，都曾染指甲骨。他们多方收购到甲骨之后，又转卖给各国博物馆。据不完全记载，仅流散到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十个国家的，就有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四片之多。[2]

一九二八年后，甲骨档案的出土工作由盲目挖寻进入了科学发掘的阶段，由前中央研究院殷虚发掘团主持其事。这时候考古学家们经过多方研究，确认大量出土甲骨的小屯村一带，原是殷商的故地。这一科学的认识，对后来殷虚的发掘和甲骨的出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的九年多时间里，他们对殷虚遗址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十五次发掘，又获得了大批甲骨，据统计共出土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同时还出土了大量其他殷代遗物，找到了殷王宫室的遗址，进一步探察了殷都的原貌，成绩是不小的。但是，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国家政治的腐朽必然要影响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考古队伍力量薄弱，发掘工作时断时续，尤其是主持发掘的考古机关，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不得不乞怜于帝国主义的援助。前几次发掘，其经费都是美国福利尔美术陈列馆“协助”的，以后则是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津贴”的。[3]所以，发掘出土的东西，对中国人是百般封锁，对外国人却是多方邀请参观鉴赏。应该说这是旧中国考古事业上的一块瑕垢。和其他出土的殷代历史文物一样，甲骨档案也蒙受了这种半殖民地的耻辱。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成立给我国的档案事业带来了新的生命，甲骨档案成为国家的财富，并得到了妥善的保管。[4]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亲临安阳殷虚视察。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殷虚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一九五O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专业队伍，对殷虚遗址开始了有计划的发掘。发掘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并且又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如发现商朝王室成员的陵墓，出土大批文物）。就甲骨档案而言，仅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在小屯西地和小屯南地就出土了约五千片带有刻辞的甲骨，其中整版和近乎整版的刻辞卜骨就有一百多片。有的每片刻辞多达六十字-这是解放以来出土殷代甲骨最多、最重要的一次。[5]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这批珍贵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和利用，一九五六年，在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指示领导制订的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将出版《甲骨文合集》列为历史学方面的重点项目。二十多年来，在郭沫若同志的主持、领导下，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这部大型的甲骨文献资料书，在我国建国三十周年时开始出版。《甲骨文合集》全书图版部分共计十三册，选录甲骨五万多片，预计一九八一年全部出齐，以后还要陆续出版释文、索引等有关丛刊。我们完全可以说，《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和出版，既是对八十年来甲骨文研究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同时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甲骨档案的公布。

另外，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甲骨档案的出土方面还有了新的收获。继一九五四、一九五六、一九七五年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出土少量周代甲骨之后，一九七七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对原西周宫室遗址（今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的发掘中，一次就出土甲骨一万七千多片。就已清洗出的近两百片甲骨文字的内容来看，这批甲骨是西周早期王室的重要档案，它提供了许多史书和金文所没有的珍贵史料。毫无疑问，这批西周早期甲骨档案的出土，是继殷虚甲骨档案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6]

从发现殷虚甲骨到现在，八十年来，前后共出土甲骨档案约在十五万片以上（不包括近期发现的西周甲骨一万多片）。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胜利进军和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有更多的甲骨档案（特别是西周时期的甲骨档案）陆续出土。

三

感谢考古工作者们的辛勤劳动，借助于他们的精心发掘和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窥见当时甲骨档案的管理情况。这些甲骨档案，主要出土于商朝后期的王都——殷和西周早期的岐邑。所以，鸟瞰一下当时都城的概貌，对了解档案的保管情况是有好处的。先看殷都，它是商朝后期政治，经济的中心。《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又据《尚书》、《诗经》等史籍记载，盘庚迁殷之后，就确定了王室建筑的方位和布局，武丁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这表明殷是商朝后期的重要都城，是商代文明的集中地，这也正是在这里出土大量甲骨档案的原因。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殷都是以现今小屯村为中心，周围占地约在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南面是宫殿区，北面是陵墓区。在宫殿区的外围，环绕有宽十多米，深七、八米的大濠沟，这是王宫周围的防卫设施。[7]宫殿区内的建筑，都是以中间的南北中轴线为基准，前后宫室，左右殿廊，东西对称，井然有序，中间还有用鹅卵石铺砌而成的通道。有的宫殿（宗庙）的台基长达五十米，宽十多米，足见其规模之大。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这些宫殿虽不象后世帝王宫殿那样富丽堂皇，但也相当宏伟壮观了。在宫殿的左右，常伴有半穴居式的地下室，这是王耕的百官臣僚们工作的地方。在地下室内又多有大小不等的窖穴，这是用来贮存谷物或其他器物的所在。王朝的甲骨档案就是保存在这里。一九三六年春掘获的一万七千多片甲骨，就是出土于宗庙遗址内编号为YHl27的一个窖穴中。可以说，这是武丁时代的一个档案库房。

至于岐邑，则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据记载为古公父（太王）所建，在文王迁都于丰以前，这里一直是周王活动的中心。从时间上看，它晚于殷都，但亦相去不远；从政治上看，当时的西周是殷商的属国，其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多因袭于商，自然在宫室建筑方面也具有相当的规模。一万七千多片的西周早期甲骨，也出土于官室（宗庙）建筑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殷商和西周的统治者们把自己的档案集中保存在宗庙，显然寓有祭告先帝、祈求佑助之意。迭表明了他们对神灵笃信的虔诚，也反映了他们对档案保管的重视。

从甲骨档案的窖藏情况看，当时的保管工作已有了一定的程序。窖藏的甲骨大致有朝代可循。有的窖是存贮一个朝代的，如：一九三四年春第九次发掘的HS20坑，全是廪辛时代的，一九三六年春第十三次发掘的YHl27坑，则全是武丁时代的。也有的窖是累积几个朝代的，如：一九三一年冬发掘的E区的一个圆坑，包括有从武丁至廪辛三个朝代的；一九二九年秋第三次发掘的小屯北的大连坑，则贮有从武丁至帝辛好几个朝代的，[8]这个坑可能也是当时贮存甲骨档案的库房；近年在凤雏村西周早期宫室遗址发掘的H11坑，从已辨认出的时代来看，也包括有周文王和周武王两朝。[9]同时，还有将龟甲与兽骨分别存贮的情形，如前面捉到的曾出土一万七千多片甲骨的YHl27坑，其中几乎全是龟甲，而在同时发掘的B区101坑中，则发现四十多块大骨版，其中只夹杂有一块龟甲。另外，还有的龟甲被裁成鞋底的样子，上面还有一个不小的穿孔，可能是供若干片龟甲穿扎起来时用的。在出土的甲骨档案中，有的一片上仅刻有“册六”或“编六”二字，可能当时已有了初步的整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时形成的这些甲骨档案已有了一种“归档”的作法。在奴隶社会的殷商时期，巡游、狩猎、征伐可说是每个王的经常性活动，这些活动遍及王国各地，每次又都要占卜，但又不是在殷都，在出土的甲骨档案中，就经常发现有“在某地卜”字样。看来，这些甲骨必定是随王出巡时车载而去，在外地卜用之后再运回来，否则这些档案就不会大量出土于殷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帝辛（商纣）征伐人方（即东夷）的记事。征伐东夷是殷末的一大政治军事事件。在帝辛十年九月甲午至十一年七月癸丑，帝辛远征人方，南到淮，东到海滨，在东南方兜了一个大圈子，取得了赫赫战果，俘获了“亿兆夷人”。在返回殷都时，把途中卜用的甲骨全带了回来。后来，考古学家们就根据迭一部分甲骨档案，整理汇辑成了《帝辛征人方日谱》，计有复原甲骨三十三版，其中并都记有日月。[10]这大概是最古老的档案汇辑了。当然，“归档”一词是我们现在的术语，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档案应该集中存贮，却是毫无疑义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在一九三六年发掘的曾出土一万七千多片甲骨的武丁档案库（即YHl27坑）中，有一个拳曲而倒置的人体骨骸和甲骨埋在一起。据考古学家们推断，此人可能是甲骨档案的保管者，大概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故，档案被埋藏，他也就一跃而入随之殉职了[11]这或许是殷代人殉制度在档案工作方面的反映也未可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可见当时甲骨档案的管理工作已有了相当的水平，它比同一时期其他各国的档案管理远为先进。档案的按朝代存贮和集中管理，不论当时人们在主观上对此是否明确，但在实际上是符合档案本身性质的客观要求的。尽管在做法上还过于简单、粗糙，这是时代的限制。甲骨档案的这种管理水平，是和当时的殷商是显赫一时的奴隶制大国，当时的殷都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相一致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档案工作的概貌。

四

甲骨档案的大量出土，对我国近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商史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远在春秋的时候，孔子就曾说过：“殷礼吾能言之”，但又感叹文献不足，无以征信。司马迁著《史记·殷本纪》，也只是“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可能是因为材料的限制，把历时六百多年的一个显赫大国，只记述了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此外，如《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以及先秦诸子各家著述，虽然也有关于殷商时代的记载，但大多是零星片断，简略异常。因此，材料不足是治古史的一大困难。而殷虚甲骨档案的出土，却为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大大丰富了商史的研究内容。它不仅验证了某些史书的记载，同时为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领域。所以学术界把甲骨档案的出土，看做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四大史料发现之一。

甲骨档案以其丰富的内容，为殷商和西周早期历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下面略举一、二，以见一斑。

从某些甲骨档案材料来看，殷商时代的自然科学已相当发达。殷人十分注意天象的观测，而且都有文字记载。在武丁的卜辞中，就有几次月蚀的记录，并都有日月可考。如“月土食，闻，八月。”“六日[甲]午夕，月土食。”在古文字中，“”同有，“月食”即月有食，有月蚀；“闻”与“昏”同，意思是说月全蚀时天地昏黑。此外。卜辞中还有当时观测到新星的重要记载，如“七日己巳夕，坐新大晶并火。”（“夕”，指当晚的天气是有星无云）[12]。这些珍贵的档案材料，为我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甲骨档案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还为研究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里，关于人祭的记载是很多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曾找出有关人祭的甲骨一千三百五十片，其中一千九百九十二条卜辞中，记载共祭用一万三千零五十二人，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没有记载人数，如果每次都以一人计算，全部祭杀人数至少有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卜辞记载还表明，每次祭用的人数，少则数人，多则三、五十人，甚至四，五百人。足见其阶级压迫之重。再就时间上来看，无论是杀伐总数或是一次杀伐的人数，以武丁时为最多，越往后越少，到帝辛（商纣）时为最少。甲骨档案的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大体一致。正是根据这种商代末期人祭数目逐渐减少的趋势，历史学家们做出了“殷商后期是我国奴隶制经济向高级发展的阶段”的论断。[13]

至于周原的西周早期甲骨档案，则证明了周人至迟在周文王时就有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对研究周初奴隶制，特别是灭商之前的周族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大量的甲骨档案材料，不仅为商、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同时对我国的文字、书法、宗教、天文、测量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档案利用与学术发展的密切关系，在这里再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甲骨档案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见证，是我国丰富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我国历史档案中的瑰宝，在我国档案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它以确凿的史实表明，我们的民族是具有辉煌历史的民族，我国的档案事业也有着悠久而先进的传统。在当前向四化进军的伟大时代里，我们不是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吗?

注释：

[1]《殷虚书契菁华》是近代考古学家罗振玉关于殷虚甲骨的主要著述之一。原件影印，共辑录完整甲骨六十八片。郭沫若同志对罗氏搜集、保存、传播甲骨之功极为赞赏，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无缘与甲骨接触的人，可借此书见其原形。但这里引用的材料，是转引自吕振羽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已不是原来形状的甲骨文字。

[2]胡厚宣：《编好〈甲骨文合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李济：《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第4期，石璋如：《殷虚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

[4]考虑到历史的情况和研究利用上的方便，国家没有将全部甲骨档案集中起来。目前，全国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四十个城市，九十二个单位收藏有甲骨。

[5]《一九七三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6]《陕西吱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7]《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9页。

[9]《陕西周原考古的新收获》，1979年7月25《光明日报》

[10]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

[11]同上。

[1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37、246页。《光明日报》。

[13]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