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这篇《校猎赋》，是他赋作中较重要的一篇，显示了他的赋作的一般倾向。就内容上说，这篇赋与《河东》《甘泉》《长杨》诸赋一样，是起意讽谏结果却“欲讽反劝”;就艺术表现上说，想象丰富，刻划细微，铺陈夸张，语言更加散化，多用拟声拟态之词，充分体现了扬雄自己的赋作以及汉赋的某些艺术特点。这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散体赋。
关于这篇赋的写作背景，《汉书·扬雄传》在赋前有一段文字，(此文字《文选》移作赋序了)大意是，元延元年(12)十二月，孝成帝校猎，扬雄随从他去了，认为上古二帝三王的田猎，不过是为了“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由于如此，所以“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到了汉武帝时，开上林苑，离宫别馆，台榭池沼多而且丽，武帝游观侈靡，田猎已是过分铺张排场，“奢丽誇诩”。扬雄认为成帝如果不能折中，而复修武帝之好，那就不合于“礼”了，所以他作赋来讽谏。按理说，这个动机并不错，然而当我们读完这篇赋后，却觉得这篇赋并不是在讽谏，而是对成帝的盛大田猎进行了不符事实的颂美。对这一现象，该如何理解呢?
要认识这一现象，先要看一看赋中颂了些什么。第一，赋中颂扬了汉天子的富有和尊崇。“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侔訾，贵正与天比崇，”在扬看来，汉天子是富有四海，可以与天比高的神圣，他的德行功业不但可以藐视齐桓公、楚庄公，甚至那三王五帝也不在话下，只有传说中的三皇才可以作为追求的榜样。第二，赋中集中地颂美了汉天子校猎活动的壮观和宏大。第三，在赋的结尾部分，以虚构的方式描述了汉天子施行仁政而达到的理想境界，对这个境界给以了高度的赞美。正是这些内容，使这篇赋虽立意讽谏结果却通篇洋溢着颂美。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实际效果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知道这篇赋作于汉成帝元延元年。汉成帝并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什么作为的皇帝，相反，他“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湛于酒色”，以至弄得“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但汉成帝虽不成器，然而自汉武帝以来所建立的汉朝的声威尚在，特别是经过成帝的祖父汉宣帝的所谓“中兴”，汉王朝又有了一个短暂的繁盛时期，汉成帝时虽政治昏乱，但繁盛的余波尚存，“天下无兵革之事，号为安乐”，也就因为此，所以成帝和他的那些大臣们的奢侈淫乐才成为可能。因此，如果从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这一角度说来，《校猎赋》写天子的声威和校猎的宏大，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并非是扬雄闭着眼睛说瞎话。
其次，是汉代散体赋这种形式的写作传统，使此赋欲讽反劝。对此，扬雄自己有很好的说明。《汉书·扬雄传》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这就是说，散体大赋“推类而言”的写法，“竟于使人不能加”的追求，使得立意在风的赋也难免劝的结果，这是散体大赋传统写法的固有弊端。《校猎赋》本身的情况，证明了扬雄的说法。扬雄本来想作赋讽谏成帝，要他按“礼”的规定去田猎，不能过分奢靡，但由于“推类而言”，追求“使人不能加”的效果，结果在赋中扬雄反倒夸张地铺陈了校猎的全过程，欲讽反劝了。这可以说是汉赋创作中一条极为重要的教训。扬雄虽然在创作中未能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他终于对此有所认识，表明他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性问题，有相当深入的体会。在文学创作中，方法问题决不是可以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法决定作品的效果。任何作家自己宣传的动机，都不能作为评价他的创作的出发点，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本身的意识倾向。好的动机，也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作保证，否则，作品的实际效果和价值就要受到损害。
第三，扬雄《校猎赋》所以欲讽反劝，还在于他写作中有意模仿司马相如。《汉书·扬雄传》说他以为“辞莫丽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四赋指《甘泉》《河东》《长杨》以及本篇。我们知道，相如作《上林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以天子苑囿之广大压倒作为诸侯的齐、楚，充分显示汉王朝的声威。相如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汉武帝时，虽然谋反的诸侯在他爸爸的时代已经被解决，但诸侯立国的体制仍在，而且如主父偃所言：“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疆而合从以逆京师”。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相如写《上林赋》，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他以“推类而言”的铺陈夸张手法，极力炫耀上林苑的广大富有和天子校猎的盛大，有着维护中央集权的意义，他的作法可以理解。可是，到了汉成帝时，情况完全不同了。汉武帝采用了主父偃的策略，推行“推恩令”以后，诸侯虽仍有封号，但仅得比食租税的封翁，土地缩小，已无任何力量再像他们的前代了。当时政治上的问题是外戚专权与宦官参政，是君臣上下的耽于淫乐。在这种情况下，想讽君主以节俭，却以相如的赋为楷模，为依仿的兰本，怎么能不欲讽反劝呢?
此赋在结尾的部分，婉曲地表示了那么一点儿讽的意味。在这部分中，扬雄虚构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我们已经说过，成帝不是一个图治的君主，他也没有什么象样的行政措施，可赋中却说“上”行仁政，重本业，修道德，成隆功，十分显然，扬雄是以此来感悟他那个“天子”。这种“讽”实在是软弱无力，如果不细心体味，恐怕一点“讽味”也闻不出来。这种讽就是所谓的“曲终奏雅”，认真说起来，不过是慰情聊胜于无罢了。
此赋在写法上突出的特点是铺陈。这是汉赋表现上的基本的也是显著的特点，有不少人都曾指出，但关于如何进行铺陈，似乎都没有很好加以说明。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刘熙载说：“赋有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宇讲的是空间，宙讲的是时间。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在空间排列、占有位置，在时间中运动，发生变化。汉赋的铺陈，是在空间的横向描述和时间的纵向叙述上进行的。在横向的描写中，展现事物的存在，这些事物，大都是静态的;在纵向的叙述中，描述事物的变化和人的活动，这是动态的。因此可以说，汉赋的铺陈在两个方向和层面上展开，以达到完整全面地表现世界的目的。《校猎赋》的铺陈就是如此。无论在描写围场的广大，天子仪仗队伍的繁奢;还是在表现勇士猎取禽兽，临深池观水技，都注意了完整性，采取了极力铺陈的手法。从这两方面来理解，我们对汉赋写法的认识可以更具体深入一些。
此赋语言的特点是比相如赋更为散化。我们知道，赋是诗的散文化，是散文的诗化，因此有散文的特点，也有诗的特点。就汉赋整体发展来说，东汉是汉赋由散而律的时期，西汉的散体赋一般说散文的特点尚较鲜明。但应指出，扬雄在西汉末，他那时的散体赋大都较少有明显的散化倾向，而他是个例外。我想，这恐怕与他想有所标新有关。前已说过，扬雄作赋，有意仿依相如，但他毕竟是大家，决不甘心对人家亦步亦趋，所以他在语言表现艺术上要有所变化，而散化就是变化的结果。这事实告诉我们，有自己的特征才能成为大家，也正因为是大家，所以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文学的主题、思想倾向，继承性很强，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语言艺术技巧的变化上，因此，一语言表现上的独特之处，往往使作家取得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