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无神论著作。南朝齐梁时范缜著。范缜(约450—约515)，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出身寒门庶族，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少学于刘瓛，勤学苦读，“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成为当时颇具名声的学者。先后仕齐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梁尚书左丞、中书郎等职。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初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退而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梁书》《南史》)。并以不能“卖官取论”而拒绝劝诱。天监六年(507)，梁武帝萧衍发动王公朝贵六十四人围攻《神灭论》，无以折其锋锐。表现了其为真理而斗争的不屈品格。《神灭论》为范缜保存至今的主要哲学论著。

在社会政治方面，《神灭论》强调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要求抑制兼并，反对横征暴敛。描绘了“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图景。主张实行“片善宜录，无论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级”的用人制度。对有无动静之辩，坚持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肯定事物的生成是出于“自然”，“森罗万象”均是自己运动、变化。承认事物的变化、生灭有其规律，“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但未能解决必然与偶然之关系，以“遇”为“命”，将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针对当时的佛教盛行，深刻揭露了佛教在政治、道德、社会习俗方面造成的危害。“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致使“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神灭论》尖锐批判了佛学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提出“形神相即”的命题，认为精神和形体不能分离，二者“名殊而体一”。“神”以“形”为基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指出佛教徒用梦幻论证形神二元，是割裂二者，“神之与形，有分有合，合则共为一体，分则形亡而神逝”。强调质用统一，“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以刀之刃与锋利之关系，比喻形神关系。锋利乃刀刃所生，离开刃即无所谓锋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克服了以往唯物论者在形神关系上以形与神“精粗一气，始终同宅”，而未能战胜唯心论的理论缺陷。提出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精神并非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用”。“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只有活人之质才有知觉、精神作用。肯定人的精神活动须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人的精神活动有二类，“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不同的精神作用依存于不同的生理器官，然“是非(虑)痛痒(知)，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但提出圣人与凡人的差别在于生理结构不一样，圣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不能彻底战胜唯心论。

《神灭论》对先秦、西汉以来的“形神”之辩，作了比较正确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总结，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超过了以前所有唯物主义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水平。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后的唯物论者在形神关系问题上，再也没有提出过较之更深入的论证。尽管《神灭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但确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杰出成就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不朽的价值。

收入《弘明集》、《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