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子其人

（一）孔子的关门弟子曾参。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今山东嘉祥)。生于春秋时代，周敬王十五年。其父名点，是孔子深为喜爱，甚至欣赏的弟子。曾点在五十三岁时，将十七岁的曾子送入孔门学习，曾子是孔子门下最年少的弟子。曾子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年，至二十七岁时孔子过世。故曾子深得孔子真传，可为关门弟子。

（二）儒家“宗圣”曾参。

曾子是孔门三千弟子中著述最多的弟子，他的著作主要有四种：一是《论语》，二是《曾子》，三是《孝经》，四是《大学》。

据考证，《论语》最先是由曾子主持，他的弟子最后编辑成书的。《曾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曾子》十八篇”，并注明“名参，孔子弟子”。《孝经》也是曾子所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说：“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关于《大学》，朱熹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古人普遍认为，在孔门三千弟子中，曾子深得乃师“仁”学大道，同时也颇有孔子师道之风范。故尊为“宗圣”。现在看来，这四种著作的成书过程，与《论语》大致相同，应当都是曾子阐述，门人整理而形成的。当然，也包含了门人们的思想在其中。这大概就是后人认为，这四种著作的作者尚有争议的根源所在。

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宗圣”，有三个原因：

其一，曾子是孔子思想的衣钵传人，在这四种著作中，《论语》为曾子所整理和编纂是争议最少的，而《论语》也准确地反映了孔子思想的主线。那么，曾子深得孔子真传的说法也是可以确定的。

其二，如果只有前面这条理由的话，曾子被奉为“宗圣”的理由就不充分了，宗者，开拓开创和接续发展之意，那么，从孔子至孟子，即：曾子--子思—孟子的近两百年的儒学传承，才应当是曾子被奉为“宗圣”的真正原因。

其三，作为一代宗师的曾子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建树，应当就是《大学》。因为《大学》的最高成就，在于将孔子之学的精华，阐述成了修身养性，自我修学和实践的“三纲八目”，当然，在曾子将它作为了讲解儒学的大纲的同时，也就成为了后世儒家修生养性的教程。

（三）《大学》的来历和命名

《大学》一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之前未见刊印。唐代韩愈、李翱为建立儒家道统开始重视《大学》。此后，北宋二程极力推崇，影响了朱熹，朱熹将《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集成并加了注解，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也由此而来。

后经元朝钦定为官学教材之后，“四书”就成为元明清三代沿袭的科举教材。“四书”也便成为了儒学的入门读物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

古人普遍认为，《大学》的命名正如朱熹所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这里的“大人”，是相对孩童而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易经·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大人”是指学养到了一定境界的人。可见，这里的“大人”，是和孩童相对而言而不是和“小人”（人品不端者）相对而言的。故名之为《大学》。

二、《大学》义理简论

（一）古人研究《大学》的方法

古人研究《大学》的方法为：三纲领八条目七次第。自程、朱之后，宋儒将《大学》调理成为：“三纲八目”。

三纲就是：“明德”、“亲民”、“至善”。

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七次第也就是：“知、止、定、静、安、虑、得”。“虑而后能得”，便是明德了，就是达成“大学之道”这个道的境界。

我个人观点认为，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前古人学习《大学》，是按照上述的步骤进行的。

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儒家把“八条目”整理成了“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在外在修炼功夫，把“七次第”归结为“定”、“静”、“安”、“虑”、“得”的内在 “静坐”功夫。

传统观点认为，《大学》的核心在于讲明白了人之为人的道理，那就是“明明德”，第一个“明”字为动词，第二个“明”字为形容词，就是说作为人应当使自己具有光明的德行，这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如何“明德”呢？就是“亲民”，“亲民”有两解：一是个人的学问道德要走向社会，服务与人；一是要不断觉悟和精进。这样一个人的境界就可以达于“至善”。

（二）儒家训练内圣外王的教程

此为《大学》的精髓所在。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系中，没有一本著作有甚于《大学》，正因为该书具有崇高的地位，古人把它整理成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什么古人如此重视《大学》？

道理很简单就是这本书将儒家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的融合在了一起，“三纲领”讲明白了儒家的形而上之道，“八条目”又给出了形而下的，具体修学、训练和运用的方法。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理易知易明，但践行难，这样《大学》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就是把难行之道，条理成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所以《大学》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儒家“忠恕之道”的训练教程。

《大学》通篇围绕“三纲领”“八条目”进行逐一的论证，所阐释莫非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进一步分析，《大学》之道就在于把儒家文化的思想方法，分为了内外两个方面：

外在功夫就是八条目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齐治平”的修炼过程”。这里，《大学》的重点在 “诚意正心”，但难点则在“格物致知”四字上。

如何“格物致知”？重点又在一个“格”字上，近人刘熙载说：“‘格’字汉儒训‘来’，言当辨也；宋儒训‘至’，言当明也，宋以后或训‘去’言不可玩也”。

大致意思是说，汉儒以“来”启人明辨事物之理，宋儒以“至”强调明理要达到究竟的程度，而宋以后释为“去”，就是今天所说的革除物欲，方能实事求是之意。

《大学》的内在功夫则是“静坐”，即：“知、止、定、静、安、虑、得”的思虑过程。

关于这七次第，从秦、汉以后，已与道佛两家深相融合，道家“静虑”，佛家“禅定”的止观方法，也借用了“止、定、静、虑”的说法。

“知”字为入德之门。即由知觉到知识再达到智慧的过程。

“止”字是让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恰如其分的程度。

“定”就是儒释道三家达到智慧的方法之学，包括儒家“精思”，佛家的“息思虑”，“禅定”和道家的“心斋”、“守一”。

“静”为“存诚” “主敬”的“守静”过程，就是《老子》第十六章的“致虚极，守静笃”。

“安”的本意是传统文化中“乐天知命”的意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安”的表现。

“虑”为“精思”之意。

“得”是 始于“明德”终于“明道”的体道的表现。

从上面可以看出，儒家“静坐功夫”，应该是《大学》率先倡导起来的，这一思想直到宋明两代援佛入儒之后，才成为儒家文化心法的。故只有宋儒才将《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视为儒学源头阶段的心法总纲。儒家修养心性之法的“静坐功夫”，在本书中篇“儒道释心性浅论”中有专章讨论，这里不作赘述了。

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总体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其一，是在道体层面的思想探索，即“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如何契合天道，这个问题的讨论始于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但自董仲舒之后成为中国文化主线。其二，在方法论的层面讨论“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副线。这个讨论的开创者就是《大学》，《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学和训练过程，就是追求“知行合一”的过程。

附：《大学》精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wù：厌恶）恶（è，难闻的）臭（xiù，通“嗅”，气味），如好（haò：喜欢）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注：“慎独”，语出《中庸》:“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当一人独处时，也要表里一致，严守本分。）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pán），故君子必诚其意。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