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早年注重考据，其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是一生得意之作，他在自序中称自己“以诸子之书，还考诸子之事，为之罗往迹，推年岁，参伍以求，错综以观，万缕千绪，丝丝入扣，朗若列眉， 可寻指”。顾颉刚也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在考证诸子的方法上，他深受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影响，比较熟练自如地运用考据学中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去考辨诸子的生卒年事。书名以考据，实则因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可谓是史料学的一种体现。史料与考据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之所以获得如此交口赞誉，是因为将它与此前的同类型著作相比，的确有高出一筹之处。钱穆先生在书中指出自乾嘉以来清人治诸子的弊病，概而言之有三点：第一，前人考论诸子年世，往往各治一家，未能贯通。而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是把诸子放在二百年的联系比对中整体研究的；第二，前人考论诸子年世，详其显著，略其晦沉，所以关于孔墨孟荀的考论很多，关于其他各子则往往嫌其疏略不实。此书着眼广泛，对于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如对于齐之稷下学宫那些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的学人，无不为之钩沉发微，梳理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等等，使之秩然就绪、灿然条贯；第三，前人考论诸子年世，一味依据史籍，不知辨误校勘，尤其视《史记·六国年表》为圭臬。钱穆此书所以能比前人多有创获，与他全面收集相关史料，且用力比对校勘，发现前人惯用书籍如《史记》的错误等等，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作者自己认为本书“用力最勤”的方面，陈寅恪赞誉的“据《纪年》以订《史记》之误”指的也是这个。书中不仅据《竹书纪年》校勘《史记》，据书后引用书目索引，全书引用《竹书纪年》共四十三篇，又引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韩怡《竹书纪年辨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正》、《竹书纪年考订》等书数十处。而且，又以诸家考论《竹书纪年》之书互相参证商定，以纠正《纪年》之脱误，如卷四《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篇便是，作者用心真可谓精深精湛也。
《先秦诸子系年》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是与孔子有关的考订；第二卷是墨子等诸子考订；第三卷是商鞅等考订；第四卷是古书记载有出入之处的考辨。另有《通表》四篇、《附表》四张，与考辨文字“起讫相应”，提供对照，方便读者。通表为纲，考辨为目，通表如经，考辨如纬，如此纲举目张，经纬交错，将晦涩难解的先秦学术史编织成条理清晰的立体画卷。
以《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是《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最大的特色。历来考订诸子世事，多据《史记·六国年表》，而《六国年表》实多错误，未可尽据。钱穆先生订正《史记》记诸子之误，所用之书是先秦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提出《竹书纪年》胜《史记》五条证据，并根据《竹书纪年》订《史记》记诸子年代、行事的讹误，颇多学术创获。朱自清在1933年3月4日的日记中记道：“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
《先秦诸子系年》虽然是一部考据诸子生平、学术渊源的考证之作，其实是贯通春秋晚期经战国至秦统一大约三百五十年的学术、思想、政治的历史，而且书中引据多种书籍，可谓是史料学的战国研究史，对战国史的研究贡献尤大。《系年》考订战国史实贡献极大，可从是书卷三《苏秦考》中得一说明。《史记》载：“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钱穆认为《史记》载苏秦说七国辞，皆本《战国策》，其辞多出自后人饰托，并非历史实情，而此事又关系战国史实甚大，不得不加以明辨，故作《苏秦考》一篇，从当时列国强弱之情势着眼对苏秦主合纵、佩六国相印拒秦之说的真伪一一详加考证。自秦始皇焚书，诸侯各国史籍被毁，仅存《秦纪》。但《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特别是秦孝公以前，地处雍州西陲之地、经济文化落后的秦国，不与中原诸国会盟，中原诸国以夷狄视之。故《秦纪》所载中原诸国之事甚略，且不免多错误。秦末楚汉之际，项羽火烧咸阳，连“文略不具”的《秦纪》也大多被毁。诚如《四库全书董说七国考提要》所言：“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唯七雄云拢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度荡然不可复徵。”
经秦火一焚，史书缺失，史实很难证实，后世学者视战国史的研究为畏途。事实上，战国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除诸子在学术思想的创获外，还有诸如封建制的结束，郡县制的兴起，军国组织的肇始，中央集权的形成，田赋制度的变化等重大事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的战国时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期，此一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和生卒年代有了一个全盘交代，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脉，而且也把幽晦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的真相发掘了出来，奠定了战国史的研究基础。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系年》对战国时局、学风的变化与先秦学术史的分期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见解。钱穆认为，战国时局有三变，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一变； 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到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为三变。就学风而言，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为齐威宣稷下之学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钱穆先生还在书中提出了先秦学术四期说。首期尽于孔门，流为儒业，为先秦学术的萌芽期。二期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起墨子，终吴起。此时期，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为先秦学术的酝酿期。三期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此时期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士。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淳于、田骈之优游，孟骈、宋 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许、陈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起云涌，得时而驾，此为先秦学术的磅礴期。四期始于春申、平原，迄于不韦、韩李。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此时赵秦崛起，楚燕扶翼，七雄纷争，主于斩伐。此为先秦学术的归宿期。钱穆先生对先秦学术的分期及其流变的论述，独具慧眼，颇多卓见，是“考据、义理、辞章融化一体的极致”。
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钱穆治先秦诸子这种只依重传世文献材料的“博综会通”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在考证方法上过多运用理证法。比如，钱穆考证老子成书年代问题时提出了“思想线索”论证法和文字、术语、文体的论证法，他说：“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其思想之中心。此中心思想者，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受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必有历史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其所论者，曰‘道曰‘名。今即此二字，就其思想之系统而探索其前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考察其成书之年代。且一思想之传布，必有所藉以发表其思想之工具。如其书中所用主要之术语，与其著书之体裁与作风，亦皆不能逃脱时代之背景，则亦足为考定书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其二，对新出土材料的忽视。自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以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学派（或称“史料学派”）用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 “直接材料”）来重建古史就是一例。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材料，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就其研究古史的方法而言，他走的仍是从文献考证文献的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由于过分重视文献材料而忽略考古材料，他考证的某些结论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
参考文献：
[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 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5]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丛论[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
作 者：王萌芽，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