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只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着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钜。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为众经撰注作序；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此即所谓“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而为生解之例”的“格义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着，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着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于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只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注释］
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谓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为我国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侣，亦为我国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师因感于《道行般若经》义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二六○）出塞至于阗，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竺叔兰、无罗叉（又称无叉罗）等译出，此即《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盖自吴国的支谦译出《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无极经》六卷后，首开研究般若学的风气，而师西行求经，更促成西晋般若学的兴盛。
为大月氏人，生卒年不详，初随族人迁至东土，寄居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并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受业，与支娄迦谶、支亮并称为“三支”。后避乱入吴，甚受吴王孙权礼遇，并尊为博士，以辅导太子孙亮。凡三 余年间，致力于佛典汉译工作，所译经典除小部分为小乘经外，主要为大乘经，如《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为支谶《首楞严经》的改定本）、《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等。
原籍康居，因父亲经商而移居交趾，曾随安世高习禅。三国吴赤乌十年（二四七）至建业，后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遂皈依之，并为其兴建“建初寺”，传道译经，该处因而称为佛陀里，江左大法也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始。主要译经有《杂譬喻经》、《六度集经》，并注解《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
祖先为月支人，世居敦煌。以大乘经典未备，乃立志西行，携回大量胡本经典回长安、洛阳，专事译经，有聂承远、仁法乘等人参与笔受、校对等工作，所译经典，除小乘《阿含》中的部份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部的《光赞般若经》、华严部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部的《正法华经》、涅槃部的《方等般泥洹经》、宝积部的《密迹金刚力士经》等，凡早期大乘各部类代表经典，几乎都有译介。此大体反应出当时西域、天竺佛教的面貌，也显示了师对传译经典的贡献。时人称之为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天竺人，或谓龟兹人。具有神通力、咒术、预言等灵异能力。西晋怀帝永嘉四年（三一○）至洛阳，年已七十九，时值永嘉乱起，师不忍生灵涂炭，策杖入石勒军中宣说佛法，并现神变，石勒大为信服。至石虎即位，尤加信重，奉为大和尚，凡事必先谘询而后行，更解除昔日的出家禁令，大力支持佛教。师在华三十八年间，建设寺院近九百所，受业的弟子几达一万，追随者常有数百，其中最具代表的高僧有道安、竺法首、竺法汰、竺法雅、僧朗、法和、法常、安令首尼等，华北的佛教由佛图澄的推动而兴盛。
道安认为翻译佛典有五种情况易于丧失原意，称“五失本”。又佛典翻译，本质上有三种困难，称“三不易”。五失本：原典与汉文语法上结构不同，故于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原典的文字本质朴无华，汉译时因修饰而失去本意；原典有同类语词几次反覆重述的情形，翻译时易被删减而失本意；原典经文中附带说明的文字，于翻译时易被删去而失本意；原典于叙述一事再叙他事之时，常重覆前述文词，汉译时多省略重覆部分而失本意。三不易：佛经为依当时的风俗、语言等而说，欲随时空的迁移而使经文易为今阅读，实不容易；圣贤所说深义，欲使凡夫理解，亦不容易；佛经系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阿罗汉结集而成，距佛世不远，欲由今人传译，很不容易。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要是提醒译者在译经时要戒慎恐惧，不可轻忽。由此可见，道安大师译经的立场是，不失佛典本旨，要求译文必契合经典原意。
道安（三一二至三八五）为《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道行般若经》作注解；为《安般注》、《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了本生死经》、《十二门经》、《道行般若经》、《合放光光赞略》、《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增一阿含经》、《道地经》、《十法句义经》、《毗婆沙》、《阿毗昙》、《比丘大戒》撰序。
全一卷，又称《释道录》、《道安录》等。收录后汉至东晋孝武帝，约二百年间的汉译佛典及注经之作，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书。本书久佚，唯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系以本书为蓝本再加以增补，故仍可略窥其大要。
东晋一代，般若经典流行，然以严密思辨逻辑来阐述“般若性空”之学的三论尚未传译过来，而早期佛经的翻译多“滞文格义”，译理并不尽意，因此般若学者中，或有爰用玄学之义来理解及论释般若经义者，或有偏取般若中某一部份的义理来阐述者，进而在般若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种种分歧，而有“六家七宗”等学派的出现。据刘宋昙济的《六家七宗论》（原书佚，今据唐代元康《肇论疏》所引）、隋代吉藏《中论疏》所载，代表者为：本无宗、即色宗、识含宗、幻化宗、心无宗、缘会宗等六家，其中本无宗又分出本无异宗，合称“六家七宗”。七宗之中，一般以“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的主流。“本无宗”以道安、僧叡、慧远等为代表。根据吉藏《中观论疏》的记载，道安“本无”的思想是：“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这是从业感缘起来说本无，即凡因缘造就的现象，本性皆无。因此，吉藏认为道安之说属于般若正义，不能列入“偏而不即”的六家之内。
鸠摩罗什（三四四至四一三，或三五○至四○九），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人。所译以大乘经论为主，其中《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乃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道生将之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而集三论宗的大成；《法华》、《大智度论》，肇启天台宗的端绪；《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达；《坐禅三昧经》促成“菩萨禅”的盛行；《梵网经》一出，中土得传大乘戒。
中国佛教史上译经最多、影响最大的四位译经家有二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
为东晋丞相王敦之弟，性喜山林，与支道林交游，并曾师事清谈之士刘元真。二十四岁，讲《正法华经》、《放光般若经》。元、明二帝驾崩后，隐栖于剡山，问道者仍多，故师开讲大乘方等经典及老庄之学达三十余年。后蒙哀帝召请，讲《放光般若经》，朝士如司空何充等，多尊信之，亦极受简文帝的礼遇。孙绰于《道贤论》一书中以师比为竹林七贤中的刘伶。
支遁（三一四至三六六），专研般若系的经典，其形貌丑异，而玄谈妙美，又善草隶，喜与文人名流交往，尤为谢安所重。主张“即色本无”思想，意即色（物质）都不是自生的，故非真实存在。另着有《庄子．逍遥游篇》，《世说新语．文学篇》评其拔理于郭象、向秀（玄学贵无派名家）之外，称为“支理”。
慧远（三三四至四一六），二十一岁，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听道安讲般若经，颇有领悟，遂与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年二十四即登讲席，时常爰引《庄子》一书以说明佛教的实相义，使惑者晓然领解，因而道安乃听其不废俗书之议。东晋太元六年（三八一）南下庐山，建东林寺传法，弟子甚众。师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常慨叹江东之地，经典未备，禅法不闻，律藏残缺，遂命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以传译之。每逢西域三藏，辄恳恻谘访，并迎请译经。鸠摩罗什入关中后，即遣弟子道温、昙翼等赴长安师事之，学龙树系的空观大乘；又常以书信与罗什往返研讨义理（后人将二师往返书信讨论的内容纂集成《大乘大义章》）。师内通佛理，外善群书，为当代所宗，亦受国外僧众所钦敬。庐山东林寺为当时南地佛教中心，与罗什所居长安，中分天下。着有《庐山集》十卷、《明报应论》、《释三报论》及《大智度论抄序》等。
又作觉贤（三五九至四二九），北印度人。于后秦弘始十年（四○八）入长安，弘传禅术之学，后与慧观等四十余人离长安南游，受庐山慧远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另在建康道场寺译出《六十华严》、《大方等如来藏经》，与法显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等。
北印度罽宾国人，为有部毗昙学大家。前秦建元年中（三六五至三八四）远来长安。与竺佛念共译《阿毗昙八犍度论》二十卷，与法和等共译出《阿毗昙心论》，并改定昙摩难提曾译出的《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未久，应慧远之请，至庐山，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及《三法度论》二卷。
《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论述沙门不须礼敬君王的理由。该书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的本质，是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
即竺道生（三五五至四三四），礼竺法汰出家。十五岁即登讲座，虽宿学名士，莫能抗敌。后入庐山幽栖七年，师事慧远，博研经论。复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教，时称罗什门下四杰之一。后又南返建业，弘扬涅槃学，主张“阐提成佛”说。
昙无谶所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又作《北本大涅槃经》。系宣说如来常住、众生悉有佛性、阐提成佛等教义。道生初以法显的六卷《大般泥洹经》为蓝本，阐扬佛性思想，唯此经虽主张众生皆可成佛，而一阐提“ 无佛性”，道生反对此说，提出“一阐提皆可成佛”论，而遭到佛教界的责难，直至北本《大般涅槃经》南传，证明其所说无误，众皆叹服其“孤明先发”的远见。
慧观，后秦弘始三年（四○一），鸠摩罗什入关中，曾从罗什受学。师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后至庐山，深服慧远的高风。南北朝时，与慧严、谢灵运等人参与《南本涅槃经》的译作，又制《涅槃经序》。
于隆安三年（三九九），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往天竺求法，时年六十顷。前后凡十余年，经三十余国，携回许多梵本佛经。后至锡兰二年，经由苏门答腊，于义熙九年（四一三）归国。而于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师又将各国所见闻的风俗、地理、宗教等，撰著成《佛国记》，为后世研究中亚与印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师在佛教史上不唯地位崇高，在留学史上的贡献亦颇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