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

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抄本时代的“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有效性，进入印本时代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古典文学文本得以进一步稳定。但只有文本稳定，尚不能解决“经典时代”的问题。经典作家可以通过别集的传播来养成，经典时代必须通过更大型的总集才能实现。受限于刊印能力、崇古风气、辨体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的总集编纂，主要是文学导向式的，即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以文献为本位的总集编纂行为，“全录式”总集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原已稳定的汉唐文学文本，进入了“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并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实现了断代文学的“文本凝定”。在此基础上，作为经典的汉唐文学，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同样在阅读史的层面上，由“经典文本”扩展至“经典时代”。

本篇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旨在跳出庶民时代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明代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综合考察，从建设性而非原创性的角度去理解明代文学，更好地挖掘明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意义。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讨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文本的稳定性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大的争议。虽然基于印本文化的近世文学，未必适合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但寻求不同时代的文本稳定问题的共通性，以更完整地建构中国古典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变异情况的差异性考察，对文本的“稳定过程”作长时段的通贯研究，依然是学界应该努力深化的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来说，都在寻求与其他断代文学形成更深入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以建构更加全面且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文本研究话语。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

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 故只写到“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

近年来，随着作品的异文及其改动情况，被解释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 明代在汉唐文学之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等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纷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亦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晚明文学文化”一章，就以书籍史为书写主线，代表了英美汉学界关注明清出版文化的集体姿态，认为“直到明代中叶，无论是唐诗经典，还是唐代著名诗人榜，人们都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指出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其作者之所以下此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印本的流通传播，“万历以降，印刷工业的发展使得‘古’有利可图”，“晚明成为很多文类经典化的最重要的时期”。可见无论本土学者，还是海外学人，大家的关注重点，都在从经典的事实结果，转移至经典化的“发生过程”。

前代文本的经典化，足以在文学思想的层面，与后代的文学创作发生有效的联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留存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前提下，笔者希望退后一步，将关注点停留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在严格意义上，经典化是一个有关读者受众的社会文化问题，经典的意义无法离开读者的阐释而独立存在；而“文本凝定”属于广义的文献学问题，其凝固的状态及程度如何，较少随读者的意志而转移。二者存在立足点上的差异。而且，经典化主要聚焦于优秀文学作品，优秀作品的文本稳定，按理说要早于普通的作品，且经典视角未必关心那些普通作家的作品流存情况，也不关心名家的普通作品的流存情况，但文本的凝定，必须覆盖经典之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

在立足于明代、寻求内部对话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对中古文学文本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作出旁观者的呼应。既然“文本的稳定与否”是这一领域争议的焦点，那么，我们尤需明辨，文本稳定与文本凝定，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文本凝定至少由两个维度构成：一个是文本稳定，既指在印本文化中，抄写、口耳等媒介因素已无法对文本的变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包括总集的出现、选本的多样化等，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个别选家的擅改行为对文本稳定的负面影响。另一个是文本汇集，在印刷业渐趋繁荣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同质文本，在体裁、类型等文学范畴的规导下被汇聚到一起。百卷以上的大型文学总集的编纂与流通，让很多中小作家的作品，得以有一个相对集中且具口碑的储藏地与展示区，从而超越于经典文本，实现“经典时代”的整体凝定。在古人存在明显阅读局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普通读者通过尽可能少的书籍，来认识尽可能全面的前代文学面貌，既是一个知识获取的难题，也是一个知识标准化的难题。这种以书籍为单位的文本凝定，减少了阅读选择中的复杂及不可知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文本在个体阅读行为中发生变异的可能。以上文本凝定之二维，都建立在印本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文本汇集则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不应混为一谈。

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极具立体感的明代文学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展望，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维度与开放空间的研究领域。但回顾已有的成绩，我们也会发现，细部的不断深化难以撼动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思考。一旦我们想要将多维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断代文学史的书写，可用的方法并不多，足可信赖的仍是基于文学原创的“作家—作品”串联法。但这样的书写方式，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较少谈及先明文学在明代的传播、接受情况（相关成果难以被安置于断代文学史中），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呈现文学家作为读者、改者、编者的其他面相（明代文学的阅读史、知识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改写、编选等行为，因被置于文学思想史的框架下，已被基本认同，并被局部纳入文学史书写中）。作家研究一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有效性已被学术史充分验证，但其偏重面与精细度，尚无法完全澄清文学文本之发生、传播、变异的具体情境。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整体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除了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那些未必出色的原创文本及其作者，及前代文本的阅读者、复制者、改写者等。文学史作为一种实物史，有具体的文本及作为其媒介载体的书籍传世，故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满足于线性时间上的认知。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实物生存态（非观念生存态，此在政治史、经济史中亦可成立），同样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与明人的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整个文学世界的复杂网络。即使我们秉持原创至上的批评标准，也有理由相信，建立在书籍阅读与知识建构之上的原创研究，比架空于物质媒介与阅读行为之上的文本分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一旦认识到在无关姿态的文学世界中，前代文本的意义未必逊色于原创文本，那么，我们在对“前代”概念予以重视的同时，也需要留意，任何时代的“前代文学”，都有“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之别。明人眼中的先明文学，是“被阅读的前代”；而今人眼中的先明文学，它在明代的处境，是“被保留的前代”。“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的重合程度，取决于文献的整理完整度与书籍的出版、流通密度。现在的普通读者，可以轻易地读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那么，被当代人阅读的先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被保留至今的先明文学。然而，这种便利性，不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的。唐人对先唐文学的了解，除了名家别集外，主要来源于《文选》及各种类书；宋人对先宋文学的了解，除了唐人的阅读遗产外，还有一些宋人新纂的类书及《万首唐人绝句》等诗歌总集。这就意味着，中小作家的文本留存，或通过稳定、完整的别集形式，但他们的文本受容，却是通过“类”或“选”的方式，经由普通文人的阅读而达成的。而且，在印刷业尚未充分成长之前，刻本书籍的流通密度，其实相当有限，不应乐观估量。虽然南宋后期出现了坊刻商业行为，但类似情况对整个文学世界中的普遍阅读到底有多大影响，尚可商榷。至少在明代中前期，文史经典无处可寻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普通士大夫的阅读局限，及其可阅读文本在“被保留的前代”中的比重，需要重新经受考验。

综上而论，明代的整体文学世界，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创作世界，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明代文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阅读世界，涉及前代文学文本在明代的受容情况，这属于阅读史、接受史的双重视域；一个是明代的文学留存世界，虽然大多数不以藏书、学问见长的明代作家，未必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但它们确实借一些学人的编采及刊刻行为，以文本文献的形式，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以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内传播。这个“文学留存世界”，在严格意义上，是明代的而非明人的，是学者视角的而非读者视角的，但它又非一蹴而就，确实由作为作者或读者的明人持续建设而成。其中所体现的“全录式”（却未必严谨）的文献整理精神，实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印刷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定的时代使命。

二、复古时代：古典宗尚与“全录式”总集的编纂

如前所言，以明人原创姿态出现的文学世界，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向无异议；但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受容情况，此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学界有不少争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经典文学受容的研究著述，究其发生，大多由接受对象的研究者发起，而不是由接受发生时代的研究者发起，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学界的省思。总的来说，多数明代文学研究者无意过多地介入此领域，因为在他们眼中，前代作家、作品在明代的受容，并不是上乘的选题。现在的困局在于，经典作品在后代的接受史价值，已不再不证自明；但将前代文学的接受研究，纳入明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同样需要经过论证，这多少有些进退维谷的尴尬。在明人常规阅读范围内的经典受容研究，尚且如此待遇，未必能进入普通明人阅读范围内的非经典文本，其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就更要经受重重考验了。

经典受容之所以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居于二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对作家之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优先认同。虽说受容与创造、读者与作者是一体之两面，很难割裂开来，但我们难免偏爱能动性更强的一面。由此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经典受容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义，取决于后世作家的创造力。如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在经典宗尚之上的文学创新行为，至于这条创新之路走得有多远、是否成功，或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其建立在崇古的姿态之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历代学人中主张七子“蹈袭”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实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复古作家的能动姿态。运动之成败关系于此，似乎汉唐经典一直在那里，不需要经过宗尚人士的宣扬，便可傲立行世。而事实上，无论是经典的观念，还是经典的文本，都有一个经后世崇古行为而不断凝定、升级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造力让经典的再生乏力（这是已经知晓历史结果的我们，用全知之眼在设定批评的方向），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经典发展的其他维度。

文学宗尚中的经典，至少可分为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三个维度。其中的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二维，便涉及某一类型文本的凝定。我们以前更关注经典文本从“不稳定性”到稳定状态的变化，对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情况，因其数量更大，面相更复杂，很难通过少量的个案分析，完成一整套经典生成机制的建构，故鲜有涉猎之人。但从古人的言说习惯来说，“宗李”“宗杜”“宗唐”“宗宋”等，才是古典诗学批评中的常用语与关键词。已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古代文学批评材料中直接抓取“已凝固观念”，这样的做法很好地凸显了李白、杜甫、唐诗、宋诗的特有面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素描形象，但对此“典型化”材料背后将作家诗歌“类型化”的倾向，我们亦须反思。事实上，在观念的凝固之外，还有更实在的一种凝固，那就是文本的凝定。它之所以未被重视，一在其较大的文献覆盖面，稀释了学界以经典作品、经典诗学为核心的问题导向；二在其研究方法的复杂性，没有个案研究那么容易被学习与复制。

经典文本的形成，诚然是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一旦离开了文本，就有蹈空走向历史研究的嫌疑。但从当事的现场来说，作为经典被学习与效仿的，并不是作为文学基本单元的作品，而是反映为至小某一作家、至大某一时代的宗尚风气。如果说经典文本的形成，可以有口传、抄写、石刻、书画等多种途径，那么，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尤其是“经典时代”观念的强化，不得不倚赖于历代学人对“全录式”总集的编纂。而有一个文学事实，在明代文学世界中的存在感尚不够突出，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全录式”总集，究其源头性的整理工作，皆始于明代。

对先唐文学的整体整理，《文选》《玉台新咏》珠玉在前；唐宋两代，则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前两部经典，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凝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中等的文献体量，在“复古时代”的思想心理与“印本时代”的技术普及下，已满足不了明代读者日益增大的阅读需求；后者因鲜明的类编性质，缺乏保证文本完整性的自觉意识，且没有按照“时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层级来编排作品，故在经典宗尚以“作家”“时代”为单元的观念模式中，其体例的错位，注定无法形成文本文献的有效凝定。对此，明人做了一些由浅及深的尝试。首先是《文选》续编之法，刘节的《广文选》、汤绍祖的《续文选》、周应治的《广广文选》等，都是这一编纂思路下的产物。较之萧统编纂《文选》时详近略远、薄古厚今的当代文学观，在明人的眼中，无论两汉还是南朝，都是遥远的古代。故在当代复古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的编选重点之一，是补遗汉魏遗篇，表现出一种厚古、求全的编纂倾向。已有学者指出，《文选》原典和广续本分别侧重于“选”与“集”，其根源在于二者编纂目的有垂范性与资料性的区别。明人在《文选》增续上的资料意识，其本意在整理出更多的汉魏诗文，以满足整个复古文坛的阅读需求，但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为后来《赋苑》《诗纪》《文纪》等先唐分体总集的编纂，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

当然，受限于著述体例，这样的经典续编之法，仍存在将作家、时代切割重组的痕迹。同一位作家，既因不同的文体、文类创作，被归入不同的卷帙；也因不止一次的续编工作，出现在多部“文选”的递补事业中。这个时候，对断代文学进行分体整理，将单个作家的作品归并在一个较集中的文献空间内，开始被一部分学者思考。虽然有《文选》这样的经典著述可以作为便捷的文献蓝本，但从《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中辑佚散篇，仍是相当艰苦的一项工作。先唐赋的整理，李鸿编《赋苑》收875篇作品，兼收全篇、残篇，是清编《历代赋汇》的重要文献基础。先唐诗的整理，有冯惟讷编《诗纪》156卷；先唐文的整理，有梅鼎祚配《诗纪》编成《文纪》226卷，皆筚路蓝缕之功。以上二家成果，被晚明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广泛采纳，为晚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有学者指出，正是明人贪多务全、剪裁拼凑的编纂原则，导致今人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局部认识出现偏差，但这是基于复原研究的学者视角，若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断代分体总集，仅靠居于金字塔尖的以类编排的《文选》，及曹、陶、谢等少数名家诗集，对“经典时代”之完整面貌的认知，终究是有偏颇的。

在早期的唐诗总集中，如果要找一部在明人眼中类似《文选》的经典总集，那么，首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不仅因为此书在嘉靖年间被较早重刊，而且从编者洪迈的态度来说，他“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确实在尽力求全。当然，《万首唐人绝句》存在与《文选》类似的遗憾，那就是以体类分卷的编排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后来杨士弘编的《唐音》、高棅编的《唐诗品汇》，虽被纳入明代馆阁诗学体系之中，得以借官方的制度性渠道，制造出更有声势的舆论效果，但也以时代、诗体分卷，仍不便于“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更何况二书在选篇数量上不及《万首唐人绝句》，杨、高的编纂动机主要在“选”，并不具备“全录”的精神。

“经典作家”的形成，在文本形态上，取决于作品的汇集。其中最高效的汇集路径，自然是作家别集的编定与流通。但别集单行并被多次刊印的诗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中小诗人的作品汇集，倚赖于以作家为独立单元的断代丛刻。而比“经典作家”更复杂的“经典时代”，其文本的整体凝定，则取决于断代总集所制造的集体亮相机会的多寡。而集体亮相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中小诗人作品的“全录式”采集。在当代学者的眼中，《万首唐人绝句》虽然不全，但洪迈本人意在全面覆盖。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接续了洪迈这种“全录”精神的，是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编刻的《唐百家诗》。作为一部侧重中晚唐中小作家的唐诗丛刻，此书在对“经典时代”的扩容改造上，可谓成效显著。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打破了明中叶“近体宗盛唐”的观念导向，及《唐音》《唐诗品汇》等偏“盛唐”选本所造成的阅读局限，给热衷复古的诗人们带来了阅读与学习上的新鲜感；对研究者来说，它与同时期的《唐五十家诗集》《唐四十七家诗》等同类文献，开启了晚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等的编纂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全编的文献序列。通过数代明人的层累努力，为清代官修《全唐诗》的集体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对唐诗的狂热相比，明人尚没有能力汇编宋代的诗歌，也未必有意去汇编宋代的诗歌。但对唐宋词的汇编丛刻，已渐有自觉意识。明代的词籍丛编，前有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旧题李东阳的《南词十三种》、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石村书屋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多部辑本，后有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特别是吴、毛两部大型丛编，在选录词人及存词数量上，基本上奠定了存世唐宋词的主体版块。当然，朱祖谋《彊村丛书》、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在文本校勘上，唐圭璋《全宋词》在文献的覆盖面上，体现出更自觉的学术精神，但这不能掩盖吴、毛二书在特定时代的词籍整理之功。如果说《唐宋名贤百家词》有可能摘抄南宋坊本《百家词》而来，且未有过刊印本，没能为明代词坛的宗尚风气提供一个普遍的学习范本，那么，明末毛晋编的《宋六十名家词》，无疑为明末清初的词坛中兴，提供了相当充分且权威的阅读与学习文本。

甚至连戏曲这种仍处在上升期的通俗文学样式，也出现了“宗元”的复古主义倾向。杜桂萍指出，由于受到明代文学“以复古为创新”之主流形态的影响，“复古的观念、知识乃至思维方式都反射到关于元曲的多元理解中”。在戏曲文献的整理上，明后期出现了臧懋循《元曲选》、沈泰《盛明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等汇编工作，并非偶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总集就是元明戏曲的全貌，但不可否认，当代的元明戏曲史书写，所涉经典基本上未溢出以上明人刊印总集的范围之外。而且臧懋循、沈泰、毛晋等人，皆有职业出版人的背景，其对书籍出版、流通机制的理解及实际运作，有别于传统文人圈内的张溥、朱警等人。这些职业出版家的介入，为“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创造了两个传统路径不具备的优势：一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体，将文学复古的理念，推广至更普遍的读者群中；二是借坊本书籍在刊印数量及频次上的低成本优势，提升书籍的市场比重，消减因不同书籍之异文而造成的“文本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文本凝定的效应。

以上《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百家诗》《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六十种曲》等丛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录式”总集，他们较之同时代其他集部文献的长处，在于采编甚至复原了一大批中小作家的别集。古代的读者，对“经典时代”的认知方式，大致有“以偏概全”“以小窥大”两种路径。所谓“以偏概全”，即通过阅读较少数的名家别集，以“经典作家”覆盖“经典时代”；所谓“以小窥大”，即通过规模偏小但流通较广的文学选本，以“经典文本”覆盖“经典时代”。以上两种学习行为，受困于时代的阅读局限，本无可厚非，且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作为经典时代的核心内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形成的认识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有效地改善读者的知识结构，是文学复古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在今人看来，明人的辑采、编刻行为，是对前代文献的一种深度“打捞”与全面整理；但明人的本意，是对文学复古的一种深化与扩张。冯惟讷、梅鼎祚、张溥等人，之所以在先唐诗文的整理中投入那么多精力，与他们文学复古的身份直接相关， 他们希望通过“著诗体之兴革”“罗古什之散亡”，来纠正一些诗人未能深刻领会复古要旨的遗憾。而且就接受效果而言，《唐百家诗》在编纂策略上的调整，确实打开了嘉靖以后诗人的阅读范围，让他们有机会更便捷而全面地了解中晚唐诗歌的面貌，提升了明后期复古诗人对中晚唐诗的包容度。如汤显祖的诗歌创作从“宗初唐”到“宗中晚唐”的转变，就与他接触过《唐百家诗》有一定关系。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及编纂者、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推广文学思想、树立文学权威、谋取商业利益等）对这一需求的尽力满足，形成了复古思想与现实利益的联动，这是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发生于明代的根本原因。

三、辨体时代：分体凝定与“文学代胜”说的变化

在中国文学史中，明代作为文学复古的时代，其立场和姿态是比较负面的；然而，与文学复古紧密相关的辨体思想，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到了正面且相当重要的评价。古典文学中的“辨体”，固然是对文体之结构、仪式、功能的一种综合性思考，但究其最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过于不同文体的区分与同类文体的文本汇集。如前所言，在对古典文学文本的“打捞”与整理中，大多数总集以分体总集的面目出现，所谓的“全录”思维，主要体现在作家、作品的全覆盖上，而非文体的合并上。其实，明代亦不乏诗文合编，如以《广文选》《续文选》为代表的《文选》续补系列，希求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之文章正典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皇明文衡》《皇明文征》等，其体例多沿袭前代。这些编者对体制一贯性的认同与继承，压过了明人自己的文体学思考。但更多的没有前贤包袱的编者，则秉持文、诗、词、曲分体而治、各自穷极的总集编纂态度。

传统学界之所以重视明人的文学辨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辩体》等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位置。故辨体首先被视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文章总集、诗总集、词总集在唐宋早已成熟，作为一种著述形式，不需要明人的辨体思想来发扬光大。故明人刊刻的总集文献，其文体学意义，在于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各有偏重的编纂姿态。显然，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代胜”观颇为相类。从溯源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在元人文献中已经发端，但阅读所需的文献基石，离不开明清学人对断代文学文本的“全录式”整理。换句话说，从虞集到王国维，这一套学说的不断完善，是通过观念的演变与文本的凝定二维相互作用并合力达成的。如果我们仅从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提取前人说法，勾勒这一观念演变的脉络，仍有脱离历史语境去抽绎学理的嫌疑。适当地考虑论说者所处时代的知识来源与阅读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说，在元代就有流传。刘祁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 罗宗信亦曰：“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刘祁和罗宗信的看法，源自他们对文学现场及舆论（“世之共称”）的基本判断。也就是说，元曲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观点，在元曲的发生时期就已形成。对文学现场的体察，特别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思考，本应是“文学代胜”说的重点之一，但由于整体学界对文学史观的偏爱，反成为我们较少关注的一块盲区。

现在的“文学代胜”材料中，明人的说法尤为丰富。大体来说，他们的判断由两部分组成：明前文学部分，承接元人观点，再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作出一些调整；当代文学部分，无论他们能否提出观点，都必须面对所处文坛的现场，而对现场的体验，主要源自对原始文献的直接感受（无论耳闻还是阅读），而不像对待明前文学那样，可遵从前人说法，或有一些已经编纂的断代总集可以倚据。二者衔接在一起，形成了明人眼中的“文学代胜”。如果我们只选择某一维度，就有可能对明人说法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如宋代之胜，刘祁、罗宗信皆以为词，同时代的虞集则主张理学，现在学界一般将此中差异，理解为狭义文学与广义著述之别，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要我们细读材料，不难发现，大多数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人，如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都没有对明代之胜发表意见；而大多数将八股文视为明代之胜的人，如李贽、袁宏道、尤侗、焦循等，都认为宋代之胜是词 （唯一例外是王思任）。之所以出现理学与八股文较难兼容的情况，当然因为明清的制义写作以朱子理学为思想准的，八股作为一种文体，既是理学思想的文学载体，更为它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制度性的渠道，一旦将八股文尊为明代之胜，与之相类的理学，再视为宋代之胜就有相重的嫌疑。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多数明人将八股文尊为本朝之胜？这个时候，前代、当代之胜的不同知识来源，是一个可供介入的视角。

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学人，如虞集、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无一例外都是明隆庆以前人物（叶、郎二人，将理学与宋词并提）。郎瑛去世于嘉靖四十五年、李开先去世于隆庆二年（1568）。在八股文发展史中，我们习惯将弘治至嘉靖时期视为明代八股文的成熟期，而视制义为本朝文学之胜的观点，直到万历年间才出现。时间上的错位提醒我们，自我的成长、成熟与被他人所广泛认可、接受是两回事，八股文不同于唐诗、宋词、元曲等音乐文学或口传文学，这一类文体严重依赖于书籍的流通，只有当出版业复苏并发展至一定的规模时，明人才有机会看到当代八股创作的整体面貌。前一类人中时代最晚的李开先，明明身处八股文的黄金时期，依然感慨“不知以何者名吾明”；而万历以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却给予了八股文“古今至文”“天地间真文”等至高的评价。现在多将李贽、袁宏道、焦循等人的看法，解释为时代局限性下的“功亏一篑”，即使站在思想解放前沿的文学进步者亦未能免，这固然是阐释的一端，但未免有将文学现象简单化的嫌疑。现在对万历时文持批评态度的，大多以为“奇怪之风”，不及早前的王鏊、唐顺之等人典雅端正，这一判断固然成立，但这种奇怪文风之所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原因不只是写作者的科举登第身份（历代八股名家皆如此），更在于万历以后勃兴的公共出版空间。

由此重观元人的“唐诗、宋词、元曲”观，如果我们认识到《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百家词》在元代的影响，就不难理解元人的观点，实为前代文学的文献传播（元代流通的唐诗、宋词总集）与当代文学的舆论传播（元曲作为表演艺术在元代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之合力所致。而明人的“文学代胜观”，较之元人，又分衍为三条线索：（1）进一步加固了唐诗、宋词在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2）通过《元曲选》《六十种曲》等文献，将元曲从舆论层面的口碑效应，转变为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3）将当代文学舆论中的热门文体八股文，纳入对“文学代胜”中有关“本朝之胜”的讨论中。正因为对本朝文学的批评，大多停留在口碑，尚难倚靠当代文献形成文本凝定，故对何为“本朝之胜”，作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或坦言“不知何者”，或以为“吴歌”，或以为“制义文”。但可以看出，时代越往后，随着各类时文别集、总集被大量刊行，“明代之胜为八股”的观念越来越稳固。故清人对此话题的异见反而较少，焦循发表“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的意见，正是基于他想编一套反映“文学代胜”的通代总集的构想：“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与其说他继承了李贽、袁宏道等人的相近文学观点，不如说他与李贽、袁宏道等人虽然相隔两百年，但在对明代分体文学之阅读资源的获取方式及规模上，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从公共出版空间的角度来说，李贽、袁宏道与焦循很近，与先前不过五十年的郎瑛、李开先反而较远。

另外，在明代诸家说法中，李贽认为文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 陈继儒认为“唐人诗、小说……独立一代”。唯有他们二人，在前人独尊唐诗的思维定式之外，提出了传奇亦为“唐代之胜”的观点。这一说法出现在晚明，与当时古小说出版的活跃有很大关系。早在嘉靖前期，已出现顾元庆编《顾氏文房小说》、陆采编《虞初志》、陆楫编《古今说海》等多部辑刻小说集。但最大的连锁效应，来自嘉靖四十五年《太平广记》谈恺刻本的问世，此后《太平广记》在隆庆、万历年间多次新刊，并作为古小说的资源库，衍生出更多流行坊间的辑刻小说集，如王世贞编《剑侠传》《艳异编》、陶珽重编《说郛》、冯梦龙辑《太平广记钞》、潘之恒编《亘史》、桃源居士编《五朝小说》等。与断代诗文的“全录式”整理不同，唐传奇作为古小说的一种，出版界的态度相对随意，时有径删割裂之举，由此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即“文本汇集”发生在“文本稳定”之前。在严格意义上，唐传奇的文本凝定尚未完成，却已在时人心中形成了“断代之胜”的文学印象。这也意味着，阅读受众较底层的说部文学，有机会借民间出版的力量“弯道超车”，改变传统诗文一贯的“先稳定、后汇集”的文本凝定模式，走出另一条形塑“经典时代”的道路。

综上所论，古人对“一代有一代文学”的判断，究其来源的不同，可分为四个层次：（1）基于前人已形成的主流观点，通过阅读前人的文学批评文献而来；（2）基于可见的古典文学之整体面貌，通过阅读断代分体总集而来；（3）基于个人对古典文学演变理路的自觉思考；（4）基于个人对当代文学及其舆论的现场判断。在这其中，无论旧元素的调整，还是新元素的出现，只要是明人“文学代胜”观中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理学的淡出、制义文的强势崛起、唐传奇的旁枝逸出等，皆与明人编刻断代分体总集的风气保持了同步。这不难理解，毕竟“代胜之文学”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断代分体总集的广泛流通。而嘉靖出版业的迅速复苏，正好完成了宋前文学遗产之整体“打捞”与凝定的最后一块拼图。

四、印本时代：宋本翻刻与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打捞”

在当代的文学史观中，明代一直被视为庶民的时代。与庶民同流的如小说、戏曲、性灵诗、小品文等，是文学史的座上贵宾；与庶民逆流的，如台阁体、复古文学、八股文等，则评价不高，即使不得不出现在文学史的座席上，也用较短的篇幅带过。其实，视明代为“庶民时代”的观点，之所以能占据学界的主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之置于唐宋社会转型的长时段视域下，南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可以连成一条未有断裂的发展之路，从而完成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理论建构。我们不妨说，为了文学史的顺畅，用“庶民时代”来统摄南宋以后文学，是较清晰、便捷的一种书写方式。但如果我们专注于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衔接意义，那么，“庶民时代”并不是最好的标签。前文提到的“复古时代”“辨体时代”，都是更有辨识度的话题；即使我们侧重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衔接意义，“庶民时代”也不是唯一选择，“印本时代”同样是重要的话题。以往有关明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习惯用“庶民”的眼光来观看印刷业的再次繁荣，更关注日用类书、戏曲、小说等坊刻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刻、家刻及经典集部之坊刻的发展空间，关注得还不够，这需要我们用“复古时代”的观念，作出适当的调整。

按照内山精也的说法，晚宋以陈起为代表的临安书肆商人，以职业编集人的身份，开始主导民间书籍的编刊与流通。但入元以后直至明正德以前，整整两百年间，不仅书籍出版的种类、数量远不及南宋，连前代已有较大发展的坊刻事业，也近乎销声匿迹。原来遍布苏、浙、蜀、闽的地方刻书风气的消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州县的官刻本，无关商业盈利，其刻书之盛衰，直接取决于地方教育收入的多寡。陆深《金台纪闻》记载：“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以充馈赆之用。”其次，明初对民间出版的管理相当严格，永乐时就有“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挐送法司究治”的禁令。总的来说，明前期的坊刻事业颇为萧条，唯有福建地区尚具规模，连曾是南宋出版中心的浙江，当地文人想要刊印书籍，有时亦需求助于建阳书坊。

由上可知，明弘治年间，即“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早期，正是秦汉文、盛唐诗一书难求的“出版之冬” 之尾声。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学复古思想的发展，与时人对汉唐古典文学的阅读需求，是互为循环的一组关系。复古派领袖之一的康海，对早年访求《史记》全本的经历有一段回忆：

然学者多尊师其文而莫得其书，有志之士憾焉。予曩游南都，睹太学之所积，则年岁久远，刻蚀过半。盖自中统抵今，翻刻者鲜，是以良本绝废，阙漏罔稽，鱼鲁益繁，亥豕靡择，斯固士大夫之责耳矣。于是博采旁搜十又余年，始得斯本，若获珙璧。乙亥冬，将谋于梓，用畅宿怀。然其所有，则但纪、表、世、传，而八书逸焉。虽补之缙绅所藏，差谬又甚，脱简弥滋。

虽然单部书的流传情况，未必反映历史的完整面貌，但这段话至少提供了四点信息：元代以来“翻刻者鲜”，普通读者“莫得其书”，官学典藏“刻蚀过半”，良本采搜“十又余年”。无论哪一点，都指向经典著作之全本、良本难求的客观事实。《史记》尚且如此，其他文史经典的境遇，实可想见。在传统诗文方面，《唐音》《文章正宗》作为馆阁的学习正典，《唐诗三体家法》《唐诗鼓吹》作为三家村的摹写范本，尚有较稳定的读者群可以维系，其他的集部文献，则处境堪忧。连李白、杜甫的诗集，在明正德以前的百余年间，也只刊印了少数几次而已。

然而，自正德后期至嘉靖中期，短短的三十年间，前代经典文集被广泛编印，迅速推广，与正德以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我们以整理基础较好的六朝诗与唐诗为例，相当数量的六朝、唐代诗家在宋代有过刊集，特别是南宋书棚本的流行，让中小作家的诗集整理有了较高的起点。这些在南宋刊印的诗集，经历了14—15世纪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在明中叶仍有一定的流通。从情理上推断，正德、嘉靖文人面对的前代诗歌遗产，至少由三部分构成：留存至明中叶的宋刻本，流传至明中叶的旧抄本，见存于史籍、类书、选本中的散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明中叶应读者需求而生的新刊总集，它被编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其中中小作家的比例越高，就越能反映前代诗人别集、小集的保存完好度，及出版者所能提供技术支持的力度。

首先被刊印的，是那些拥有稳定读者群的名家诗集。如《陈思王集》有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诸葛亮集》有正德十二年阎钦刻本，《陶渊明集》有正德十五年何孟春刻本，《庾开府诗集》有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刻本，《嵇康集》有嘉靖四年黄省曾刻本等。现存最早的《谢灵运诗集》，亦由黄省曾在嘉靖十年以前刊刻。以上书籍，在短短二十年间集中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选》已无法满足复古诗家对六朝诗集的阅读需求了。

以上刻本中，有的是这位作家现存最早的别集本，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编刻者实有一部可以信赖的宋刻本作为底本。《明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何景明校《汉魏诗》十四卷”， 《大复集》中亦有《汉魏诗集序》一篇，既然他重在“校”而非“编选”，那么，很可能手头有一套宋元版的汉魏诗人别集丛编。类似情况不止一家，嘉靖二十二年，蒋孝编刻了《六朝诗集》24种55卷，“其行格与书棚本同，雕镌雅饬，尚存古式。”“实宋末坊本，嘉靖时从而覆刊。”可见在近两百年的出版萧条后，正德、嘉靖文人最容易读到的汉魏六朝诗集，就是晚宋时期的书棚本。唐诗传播的情况亦如此，朱警于嘉靖十九年编刻《唐百家诗》100种171卷，算是明人翻刻宋本唐诗小集的集大成之作，编者自云“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虽有学者指出，朱警拥有的诸家小集，未必全据宋末书棚本而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来源，但能将上百位唐人的小集一同重印，且大半来源于书棚本，本身就是一个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朱警对晚宋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至少在出版史的层面，意味着明代非官方的书籍印刷，基本上恢复到了晚宋的规模。甚至较之宋刻小集的单行流通，《唐百家诗》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刊印完成，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流通，此事即使放在晚宋的书坊业中，也是较难想象的。

以往我们一直将晚明的出版文化，视为晚宋之后的又一高峰，偏重考察小说、戏曲、类书、评点等著述形式，以探究近世出版文化中的世俗面相。但如果我们摘掉“通俗文学”“原创文学”的眼镜，那么，在万历年间的出版繁荣之前，如嘉靖年间《六朝诗集》《唐百家诗》等对宋本小集的汇编式刊印，其实是一种有明代特色的大型古籍“影印”行为。设想当今学界对“《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倚赖，就不难想象明人的这一波出版事业，对于宋前文学文本之保存及整体凝定的重要意义。而建立在此“旧籍新刊”丛编行为之上的对前代文献更广泛的“全录式”整理，作为明人的一种创造性实践，又体现了明嘉靖以后文学出版物规模化、学术化的新兴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后期与明中后期所表现出的出版兴盛之势，是有差别的， 前者是作为作品、作家个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稳定”的阶段，后者是作为时代整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凝定”的阶段。

由此，明中晚期作为印本时代的第二个发展期，有责任也有能力将第一个发展期的刊印成果，用更低的成本，以更新的形式，大批量地保存下来。而且，由于之前出版业的萧条时间太长，在嘉靖时期，从文物角度收藏宋本的文人风气开始形成，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将宋本视为赏鉴对象的新型藏书家，甚至一些艺术家、社会权贵也参与其中，进一步减缓了宋版书籍在后世的流通速度。一旦某些书籍不再是常见的阅读物，那么，就需要有新的书籍来替代其输出文学文本的原初功能。嘉靖年间作为翻刻宋版的重要时期，其仿刻浙本一路，或出于对宋版艺术精美的追求；但其仿刻书棚本一路，更可能是体会到了在先前出版大萧条、当下宋本文物化之双重压力下的书籍流通危机。

通过对宋代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明代出版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旧籍新刊”的事业，为后人全编“新籍”（如《唐音统签》等）铺平了道路，这是古典文学之文本凝定的重要一环。但宗尚唐诗的明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经过了嘉靖年间近半个世纪的行业发展，他们明白当代的出版能力已经超越南宋，因此，较少依傍地编印当代原创的大型出版物，成为他们尝试的方向。如嘉靖三十九年编印的冯惟讷《诗纪》，以“全录式”总集的形式，推动了先唐诗歌的进一步凝定；与此同时，以“宗唐”为准绳的明代诗歌的汇集，也开始进入复古诗家的考虑范围。从嘉靖四十二年起，无锡人俞宪效《唐百家诗》的做法，陆续选辑明人诗歌，刊为小集，聚沙成塔，总题曰《盛明百家诗》，至隆庆五年，共辑得前、后编331人324卷。我们现在因为存世明集的丰富性，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盛明百家诗》等早期明诗总集并不重视。但身处十六世纪中叶的俞宪，没有能力预知明集在后世的流传竟与宋本的情况大不同。如果他从先辈那里听说过曾经持续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那么，借着嘉靖出版的复兴之势，敏锐地抓住出版动向，效仿南宋模式，推动当代诗人小集的丛刻，是足可理解的一种行为。

《盛明百家诗》是否如南宋书棚本那样，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恐怕未必， 但随着出版成本的降低，大型丛刻作为一种书籍出版的形式，已经被江南的出版人士所广泛接受。他们既然愿意推动这一事业，至少认为不会承担太高的风险负担。这些“全录式”总集能否被编纂出来，或由编者的整理热情决定；但它们能否从抄稿本转化为刻本，需要出资方来决定。期待读者之多少，出版成本之高低，都是出资方需要考虑的问题。从现有案例来看，至少在嘉靖中后期，持续的复古风尚与渐趋低廉的出版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出版者的顾虑。在读者需求（市场）、思想潮流（舆论）、物质技术（载体）等的综合作用下，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成为现实。

余论

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南宋的江湖诗人与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被视为中国近世文学的重要开端之一。但其后元代的诗文创作，仍延续了唐宋诗文的强势传统，刘基、宋濂、高启这一批由元入明的作家，非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近世化道路上的重要坐标，反而是中国经典诗文的最后黄金一代。置于长时段的视域下，明代文学既是经典时代的终结，又被视为“新经典”时代的开端。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近世文学发展的起落节点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以原创文学为基本单元的“演变式”文学史观。

如果我们将“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视为“凝定的开始”，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古典文学”从鲜活的生长者转变为稳定的宗法对象的过程。传统视野下古典文学的核心板块，如秦汉文、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都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整合。类似的思维方式，有其学术上的渊源，“所谓文学史的框架，从一开始诞生，就不是为宋代以后的正统诗文准备的。早期的文学史一般讲述诗文到唐宋为止。” 这种轻视明清诗文的姿态，虽然早被新时代的学术所舍弃，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即汉唐经典在明清人眼中是一座圣碑，而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由于宗法者面相的错综复杂，反给明清文学的批评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我们现在的主流做法，或靠“文学代胜”的策略来转移焦点，或将明清诗文的书写比重不断增加。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但无法解决明清诗文在研究深度上不甚理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在的明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作者—编者—读者”的优先级顺序，其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在研究思维上对文学原创的偏爱。现在的局面，并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读者接受，有关明代唐诗学或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成果不少，而在于我们的作家研究，很少将其作者、读者两种并存的身份，放在一个均衡的位置上考察。不仅明人的个体阅读经历与知识结构未被探究，而且能代表明代“标准读者”的普遍阅读书籍与常规知识体系，亦知之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明清诗文研究中采用的，仍是汉唐文学研究中“先作者后读者”的传统范式，强调经典的生成与流变，重视作品与其作者、读者的关系。而事实上，中国文学发展至明清时代，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代文本完成了整体的凝定，丰富的当代史料得以重构历史现场，文学宗法的自觉及学理探究趋于精微。在历史学界，时代材料之多寡，是造成不同研究范式的重要原因，而文学研究界对此的认识稍显不足。笔者认为，强调经典的习得与新经典的生成，重视读者、作者之身份在作家文学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不失为改变明清文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新思路。

其实，有关“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话题，明代并不具有唯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汉代同样是一个“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时代。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刘向、刘歆等人的古籍整理活动，让经历了秦火的先秦文献，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各种经部、子部著述，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西汉学人重新编定后的文本。以上文献特别是经部著述在汉代的凝定，深刻地影响了先秦学术在后世的传播与研究，这已是学术界的常识。而事实上，集部文献在明代的凝定，对汉唐文学之批评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诗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仅靠观念上的复古、创作上的摹拟，是不可能达成辉煌的，我们理应看到凝定背后更深层次的追求。

汉唐学术的发展，固然有玄学、佛学等儒家以外的思想资源，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维，是通过对“五经”的注疏来实现思想的发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文学的发展，在已有经验的层面上，面临着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即通过对已凝定的古典文本的摹拟学习，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我们一直强调的明人“以复古为创新”，正是古人经学思维方式在文学上的一种自然投射。一旦我们如此理解明人的文学复古行为，那么，他们的“复古”，不仅是复“汉唐文学”中的古诗文，还在复“汉唐学术”中的古法。而清人之所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比明人更高的成就，与他们大量注释六朝唐宋诗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注诗”行为本身，就是“以注疏实现思想发明”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变体。

由此来说，汉代和明代，作为中国古典文本凝定的两个重要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它们分别借大一统国家图书管理、印刷业繁荣这两次人类文明发展的契机，促成了中华文明在文本文献上的整体凝定。发生于明代的古典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与汉代的情况、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凝定背后的诉求，却有相似之处：不只是通过文献层面的全面整理，维系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遗产；还要以回溯文献的方式，推进相关部类的学术研究，达成面向未来的创新。在此比较视野下，明代文学与汉唐经学，既可以是平行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影响研究的对象，同置于中华文献之文本凝定与思想再创造的历史长河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理解了文本凝定及其意义，再重观顺应文学史潮流的那些“新经典”，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们以前讨论晚明文学思想的兴起，主要关注他们对复古文学思想的批评，是如何打破长久以来的摹拟习气与僵化思想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那么，明人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正是其文学复古追求不断深化、做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古典文本的凝定越彻底，可以提供给读者的资源就越丰富，而古典资源丰富的另一面，就是通过多元的面相将潜在的文学开放性摆在新一代读者的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说，晚明是一个凝定与解放共存的时代。我们以前对晚明出版文化的理解，一般认为繁荣的出版业为俗文学读物的流通提供了宽广的媒介平台，而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循序渐进的环节尚需完善：繁荣的出版业首先促成了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而读者又在远胜前代的文本文献中发现了新的文学元素，这些文学元素促成了文学复古之外力量的兴起，而新兴作家所创作的新式文本，又借商业出版的渠道，得以迅速地推广开来。这一段遗失的中间环节，覆盖了相当多的明代士人作家，或可对晚明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加周到的解释。那些自觉拥抱“通俗文学”“性灵文学”的作家，固然是晚明文学的重要一面，但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闪耀，而让传统的面相在文学史中“隐身”，否则，读者与作者依然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分体凝定，还是断代凝定，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某一种类型的文本凝定。文本凝定所包含的“稳定”“汇集”二维，固然都在文献研究的范围内，但它之所以形成，终归是读者需求的反映。只不过当代的古典文学知识体系以时间为主、以文体为辅，让我们将文本凝定中的体裁、朝代等元素视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宗唐或宗宋、古体或近体在古人创作观念中的差异。相反，像《经世文编》这样以题材定类、分类的文学总集，因为有明显的编者意图，存在随时重组的可能，我们一般不会纳入文本凝定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在文本凝定的过程中，行为人到底持“全录”的学术性思维，还是“应用”的功能性思维，成为判断其凝定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标准。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凝定的意义”。本篇的目的，只限于在文献文化史的范围内提出“文本凝定”的概念，并作出较合理的论证；但从更宽广的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文本凝定所造成的整体知识储备及阅读方式的变化，及其连锁影响下的“意义的凝定”，是更具开放性的话题，或有可能为近世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