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文的创作在宋、元、明时期可谓成就斐然，其文体的灵活功能以及与序文的差异性表征于此历史时段越来越受到文人重视。如徐师曾认为题跋“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①。而元、明易代之际的题跋文创作尤其具备规模及特色，宋濂则无疑是元末明初文坛有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跋文章，而且具有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能够集中反映此时期的题跋文体观念。从现存的全部题跋文作品来看，其创作具有多样的功能和鲜明的特征，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包容性，不仅延续了元末文人题跋简劲、畅达的特征，还倡导了补史之阙与表彰忠孝的文体功能，并在台阁题跋中表现出颂圣与教化的时代特征，更发挥了题跋文抒情达意的私人化创作倾向。作为中国古代题跋文发展的重要时段，学术界对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关注并不充分；对于宋濂题跋文的研究也颇为零散，且在为数不多的论述中，往往将序跋一体看待。有鉴于此，研究宋濂的题跋文，并从文体学角度入手讨论其在明代的发展及对元代的承拓，对于厘清元末明初易代之际的题跋文体观念与文体特征、还原题跋文体发展的客观历史面貌，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重教化而讲实用：宋濂的题跋功能观与作品类型
就目前搜集宋濂作品最全的新编《宋濂全集》②中的具体统计状况来看，现存的宋濂题跋文共二百七十四篇；序文一向被元明作家所重视，宋濂却只有二百六十七篇。同为浙东文人与朝廷官员的刘基，序文现存四十七篇，题跋文则仅有九篇。晚明重要的散文选本《文章辨体汇选》共选入三十九位明代文人的题跋作品。王世贞的题跋入选数量最多，为十六篇；其次便是宋濂，入选十四篇。由这两组数据对比可知，宋濂既是元末明初撰写题跋数量众多且对于此种文体有所偏爱的作家，同时其题跋亦受到明代选家的推举、重视。他足以作为此时期题跋文创作的代表性人物。
宋濂对于题跋文体的产生、功能与写法有着明确的认识。这在《题周母李氏墓铭后》中有集中体现。这篇题跋被收入作者的《銮坡前集》中，显然是进入朱元璋政权之后的作品，因而也可视为代表了宋濂入明之后的题跋观念，即重教化而讲实用的题跋功能观。其文如下：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缘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题，未尝有所谓题识者。题识之法，盖始见于唐而极盛于宋，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云耳，非专事于虚辞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轩名斋号，大书于首简，辄促人跋其后，露才之士复鼓噪而扶摇之。呜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临川周友以危太史所撰母夫人墓文见示，请予申言之，予则以谓必如是而后无愧于题识耳。夫发扬其亲之德，孝子事也，何厌乎言之详?使人人皆如友，风俗其有不还淳者乎?故为记其卷末而归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③
本文首先追溯了题识的产生，认为是“始见于唐而极盛于宋”，这与多数文人的看法一致。如明人吴讷认为：“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④徐师曾也谈到：“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⑤其次是题跋的写法，认为是“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模糊不清的事迹需要说明引申，就像注释经书一样，详加说明而使之易懂。再次，并非所有的题目内容均可列入题跋之中。必须像周友那样，将记述自己母亲的墓文请人题识，达到“发扬其亲之德”的目的，才算是有价值的。而那些建立轩名、斋号请人题识者，则属于“俗尚之不美”的无聊之举。
重视题跋的教化功能体现了宋濂浙东文人的儒者身份，而强调实用功能则是其学者身份与史学修养的直接反映。宋濂的这种题跋观念衍生出两类题跋作品。第一类是宣扬忠孝节义者。《题冰壶子传后》、《题顾拙轩告命后》、《题赵博士训子帖后》、《题李节妇传后》、《题甘节卷后》等，均是此类题跋。比如在《题冰壶子传后》结尾处作者说：“世英之贤行甚多，今姑举一二，余则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洁清，号曰‘冰壶’传之，歌咏之，且成卷轴矣。类多绮绣其辞以为工，而无关其实行。予不敢效尤，特书此于卷末，使周氏子若孙藏之。时出而观之，不有蹶然而兴起者，吾未之信也。”⑥也就是说，作为题跋，尽管有补人物传记事迹之不足的作用，但并非所有事都可以补入其中，而必须是有关于教化的善言善行才有书写价值。同时，撰写此类题跋，也不能仅仅重视文辞的华美漂亮而为浮词虚文。因此，宋濂在其《跋包孝肃公诰词后》的结尾强调：“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刚正，清风峻节，百世师法，有不待区区末学之所褒赞，姑以旧闻疏之如右。文直质而无润饰，庶使世之读者咸悉其意焉。”⑦为了求得广为人知的叙述效果，必须言语直白、不加润饰，以免喧宾夺主。这不仅是叙事效果的需要，也不单单是语言风格的讲究，最重要的还构成了此类题跋简劲的文体特征。试看其《题朝夕箴后》：
右《朝夕箴》，一名《夙兴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陈公之所撰也。先生讳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与同邑谦斋吴梅卿清之、直轩吴谅直翁父子游，而深于道德性命之学。盖自谦斋从考亭门人传其遗绪，而微辞奥旨，先生得之为多。当时有慥堂、郑雄飞、景温，辈行虽稍后，而事先生为甚谨，人以其学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称之。今观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备，体用兼该，非真切用功者当不能为是言。乡先正鲁斋王柏会之读而善焉，以教上蔡书院诸生，使人录一本，置于坐右，则其所以尊尚者为何如哉?呜呼!前修日远，后生小子不知正学之趋，唯文辞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系先生师友之盛于其后，以励同志者云。⑧
为了突出《朝夕箴》“本末明备，体用兼该”的价值，该文先言其得到朱子“微辞奥旨”之传授而“而深于道德性命之学”，随后又强调大儒王柏使上蔡书院诸生“人录一本，置于坐右”，从而凸显了《朝夕箴》的理学教化作用，目的便是获取“以励同志”的感发效果。宋濂的此类题跋，言简而旨明，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合乎题跋的文体特征。
第二类是注重实用功能者。宋濂循此观念而作的题跋，一部分具有补史作用。比如其《题天台三节妇传后》说：“余修《元史》时，天台以三节妇之状来上，命他史官具稿，亲加删定，入类《列女传》中，奉诏刻梓行世。先是，会稽杨廉夫为之作传，其事颇多于史官。盖国史当略，私传宜详，其法则然也。近与台士游，尝询之，则廉夫所载犹有阙遗者，因摭其言补之。”⑨由此可知，正史鉴于体例限制，人物传记必须简洁、凝练。而私人所撰传记则可以细致、具体一些，以弥补正史的遗漏。宋濂后来通过询问当地士人，又发现杨廉夫所撰传记犹有阙遗者，故又撰写此跋以补之。这符合宋濂所言“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的题跋功用观，因而此类题跋在其创作中数量不少。如在《题郝伯常帛书后》中，宋濂说自己修《元史》时录入了元朝使臣郝伯常出使南宋被扣留后，写给元朝廷的大雁传诗，而作此题记的目的便是：“濂修《元史》，既录诗入公传，今复书岁月先后于卷末，以见雁诚能传书云。”⑩《跋俞先辈所述富春子事实后》则曰：“如濂不敏，于先生无能为役，今因孙君六世孙朝可求题，遂以旧闻附于先生论著之后，以补其所未足焉。”(11)这些题跋都是补充人物轶事的，大致属于史学范畴。
另一部分题跋，其所补内容已超出史学范畴，而进入知识考证的层面。如《跋东坡所书眉子石砚歌后》一文，其内容是考证该卷东坡书卷的收藏者“开府密国公”和卷后的跋文作者“樗轩”以及中间所引述人物“漳水野翁”的身份和生平。作者通过认真辨析，考证出这两位都是酷爱苏轼文章、字画的金国官员，因而最后发感叹说：“是两人者，皆尊尚苏学士，故宝爱其书为尤至，观其所鉴赏之言，盖可见矣。然自海内分裂，洛学在南，川学在北。金之慕苏，亦犹宋之宗程，又不止宝爱其书而已。呜呼!士异习，则国异俗，后之论者，犹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置品评于字画工拙之间也。”(12)这种题跋解决的不仅是书卷的收藏、品评者的身份、生平等知识性的疑难问题，更由此引起了对宋、金文化及士风差异的讨论，从而超越了字画品鉴的层面。应该说，宋濂此类讲求实用功能的题跋，将文艺品评、史学意识、文物考证及议论说理融为一体，体现了深厚的造诣。
二、官方立场与个体表达：宋濂台阁体题跋的价值
在宋濂的明初题跋创作中，还有一类属于台阁文体的作品值得关注。这是因为在后来的明人总集编选中，此类题跋常被选家关注。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选录宋濂题跋文四篇，其中就选有其《恭题御赐书后》、《恭题御制方竹记后》、《恭跋御制诗后》三篇。同时，这类题跋创作体现了宋濂明初的文章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除了上文提及的三篇外，宋濂的此类题跋作品尚有《恭题御笔后》、《恭题赐和托钵歌后》、《恭题御和诗后》、《恭题御赐文集后》、《恭题御书赐蕲春侯卷后》、《恭题豳风图后》、《恭题御制命桂彦良职王傅敕文后》、《恭题御训谈士奇命名字义后》、《恭题御制赐给事中林廷纲等敕符后》、《恭题赐和文学傅藻纪行诗后》、《恭题御制论语解二章后》、《御赐资治通鉴后题》、《恭跋御制敕文下方》、《恭跋御赐诗后》等。
这些题跋作品就其主旨来看，可用感恩、颂圣与教化三个方面概括之；就其写法来看，可用叙述事件缘由、抒发自我感受与推阐圣恩大义三个层面囊括之。作为文章大家的宋濂，当然不会篇篇都采用同一种结构模式，其中次序时常多有变化，但基本要素大致不出以上范围。此类题跋文的创作属于宋濂台阁体文章之一类，自然会符合台阁体的基本特征。或者进一步讲，也一定会符合明初所有台阁体作品的一般特征——那就是歌颂皇上朝廷而贬抑作者自我。作为追随朱元璋打天下、建王朝的侍从之臣，对其怀有敬佩之情与敬畏之心是理所当然的。明朝初年的荡平群雄而天下一统的功业，制礼作乐而重用儒者的政策，也会使宋濂拥有相当的喜悦与满足之情。因此，台阁体创作中的颂圣与感恩不能一概视为虚假的情感表达。而宋濂乃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又在翰林院中供职，因此他的写作又不能被视为私人化的创作。一旦涉及朝廷的制度、规范与环境，他就必须在“得体”方面具有足够的考虑与明确的意识，其结果就表现为这些结构模式与主题意旨大体一致的题跋文创作。宋濂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常常会在结尾加以强调。如其在《恭题赐和文学傅藻纪行诗后》结尾处写道：“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无言矣。以曾执笔继史官后，敷赞圣治，职有宜然者，故为藻书之。”(13)在其退休家居之后，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敷赞圣治”的责任，创作此类台阁文章乃是其理应承担的职责。由此可以想见，他在朝任职翰林时此种意识应当更为强烈。
然而，台阁大臣之职责所在与个体表达之间却并非总是一致的。一旦遇到台阁要求与个人情感相矛盾甚至冲突时，他就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取舍。其《恭跋御赐诗后》就是一篇颇耐人寻味的作品。这是宋濂台阁体题跋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其中不仅牵涉到圣上朱元璋的御赐诗，还有众大臣的和诗，更有其他士大夫“闻风慕艳”的追随之作，在明初朝廷中算是具有一定轰动效应的事件了。因此，无论从朝廷的宣教角度来讲，还是从宋濂的个人遭际恩荣角度来看，他都必须做足文章：
臣闻自古人君有盛德大业者，其积虑深长而诒谋悠久，必日与文学法从之臣论道而经邦。当情意洽孚之时，或相与赓歌，或褒以诗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间实同鱼水，非直以为观美，所以礼贤俊、示宠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书诸简编者，可以见之矣。
臣既退，窃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师明训，弗坠箕裘之业而已。一旦遭际圣明，遣使聘起之，践历清华，地跻禁近，无一朝不觐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荣，夐绝前比。所幸犬马之力未衰，誓将竭奔走之劳，以图报称。今天宠屡加，《云汉》之章照烛下土，臣窃自靖度，何足以堪之?虽然，《传》有之：“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贤下士，讲求唐虞治道，度越于唐、宋远甚。虽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广，其有抱艺怀才者，孰不思踊跃奋厉以扬于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鱼》之诗，有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序者谓：“太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皇上宠恩之便蕃，抑过之矣。又按《天保》之诗，有曰：“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谓：“臣能归美以报其上。”臣虽无所猷为，愿持此以颂祷于无穷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诸鼎彝，藏诸宗庙，嗣世相传，以至于永久。臣敢窃援此义，砻玉为轴，装褫成卷，什袭珍藏，以显示来裔。给事中臣善等应制诸诗，附录其后。而贤士大夫闻风慕艳而有作者，又别见左方云。是岁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华宋濂谨记。(14)
首先，作者先把这次君臣聚会与唐文皇、宋太宗这些英明君主的“礼贤俊、示宠恩而昭四方”联系起来，算是为本文定下了基调。其次，从个人角度展现荣宠并表示极大的感激，不仅有“砻玉为轴，装褫成卷，什袭珍藏，以显示来裔”的实际作为，而且表示要对这样的恩遇以图后报。当然，他同时必须要显示出诚惶诚恐的谦恭，所谓“今天宠屡加，《云汉》之章照烛下土，臣窃自靖度，何足以堪之”，否则便会存有恃宠骄横的嫌疑。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必须从该事件中发掘出对于国家朝廷更加重大的意义，即“虽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广，其有抱艺怀才者，孰不思踊跃奋厉以扬于王庭哉”。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才是台阁体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立意到布局都完全符合宋濂台阁体题跋的一贯模式，因而也可以说是此类题跋的代表性作品。
那么本文又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作品呢?其区别就在于那一大段对赐酒过程的详细描述。按照宋濂剪裁文章的功夫，他完全可以对此做出简略的记述，以重笔浓墨渲染皇恩浩荡和感激涕零。唯一的理解是，皇上赐酒与宋濂拒酒乃是耐人寻味的文眼所在，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恩遇与荣宠的感戴、尴尬与无奈的隐忧等复杂的感受乃至纠结的情绪：
皇明纪号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览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亲更为之。赋成，召禁林群臣观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赋以进。”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铺叙成章，诣东皇阁次第投献。上皆亲览焉，复置品评于其间。已而赐坐，敕太官进天厨奇珍，内臣行觞。觞已，上顾臣曰：“卿何不尽饮?”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圣慈，赐臣以醇酎，敢不如诏?第臣年衰迈，恐不胜杯酌，志不摄气，或衍于礼度，无以上承宠光尔。”上曰：“卿姑试之。”臣即席而饮。将彻，上复顾臣曰：“卿更宜釂一觞。”臣再起固辞。上曰：“一觞岂解醉人乎?卒饮之。”臣举觞至口端，又复瑟缩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为?”臣对曰：“天威咫尺间，不敢重有所渎。”勉强一吸至尽。上大悦。臣颜面变赪，顿觉精神遐漂，若行浮云中。上复笑曰：“卿宜自述一诗，朕亦为卿赋醉歌。”二奉御捧黄绫案进，上挥翰如飞，须臾成《楚辞》一章。臣既醉，下笔倾欹，字不成行列。甫缀五韵，上遽召臣至，命编修官臣右重书以遗臣，遂谕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礼，叩首以谢。上更敕给事中臣善等赋《醉学士歌》云。
被皇上赐酒赠诗，这对于所有的臣子来说都是极为荣耀的事。宋濂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后来所表达的那些感激涕零的情感便不能完全视为虚假的奉承与官样的文章。但朱元璋反复勉强其喝酒的细节与宋濂一再推辞的态度，依然是内涵丰富的文字。从表面上看，这当然可以作为宋濂谦恭、谨慎人格的体现。但从以下两个角度看，则可以有另外的解释。一是宋濂所强调的“不胜杯酌”并不是他的自谦之辞，他的确是一位不近酒杯的谦谦儒者。他在《跋郑仲德诗后》中说：“浦阳郑君仲德，生之岁与余同，其名与余同，少而从学于吴贞文公又与余同，长而多髯又与余同，不善饮酒又同，余中岁自金华徙居青萝山中，又与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15)可见他不擅饮酒的确是实情，否则他没有必要在这样一篇怀友的文章中特别提及。题跋中“颜面变赪，顿觉精神遐漂，若行浮云中”和“下笔倾欹，字不成行列”的醉态描写，也证明了他的拒酒并非完全出于礼节与谨慎。二是宋濂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传人，长期接受理学教育与熏陶，注重对儒家道统的坚守与儒者尊严的维护。他在元末曾被朝廷征聘而入翰林，这在许多文人看来都是难得的荣耀与机遇，但宋濂却坚决拒绝并入仙华山为道士。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宋濂认识到元廷难以行其儒者之道，方才做出拒聘的选择。如今作为一位朝廷重臣，却被皇上连连灌酒而醉态毕露，其心中的真实感受又当如何!如果说朱元璋在戏弄宋濂可能有些过分，但说他为了自己的一时兴致而无视儒臣的尊严则不算夸大；说宋濂被皇上连连灌酒会心存不满当然纯属推测之辞，但说他心存无奈而尊严有失则难说不属事实。但这些复杂的状况与感受都完全被作者隐藏起来了，惟一能够表达的乃是对皇上的感戴与歌颂。
这就是此时宋濂的文章观，要合乎朝廷的需求而必须隐藏个人的情感倾向。但是，他为何要将事情的经过如此详细、具体地记述下来?也许他要将历史的真实传递给后人，孰是孰非任凭后人评说。笔者以为，深谙历史功能与春秋笔法的宋濂，理应可以做出如此的选择。或许这就是本文写得不同于多数台阁体题跋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台阁体写作到底有无价值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从明初的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角度来看，个人的需求应当服从于朝廷的大局，尤其是身为朝廷重臣的宋濂更应如此。从个人情感抒发与真实历史事实的记述角度来看，这样的写作无疑是违心与虚假的。这不仅在苛刻的批评家那里会受到责难，而且也不合乎作者本人的一贯主张。对此可有见仁见智的理解，并且还可继续讨论下去。
三、多元立体的样貌：元末明初宋濂题跋的差异与共性
宋濂作为元末明初成就丰富的作家，其对于包容性极强的题跋文体的发挥，也呈现出多元立体的样貌。首先要指出的是，宋濂元末在野时的题跋创作，与明初身处大位时的创作相比，显得更加简练、犀利。这也符合当时文坛的共同特征。
元代对于文人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文人群体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蒙古色目人手中。汉人尤其是南人只有极少数进入政权，而且只能从事一些文字写作与地方教育的事宜。更多的人只能徘徊在乡间草野，进行谈道论学与文艺创作。于是，文人群体便呈现出一种颇为奇特的心态：一方面抱怨自己的政治前途暗淡而失去人生的前途，一方面又悠闲自在而享受文人的超然脱俗。这种情况表现在题跋创作上，便是书画题跋和寄托文人悲愤不平心态的文章别集题跋的涌现。比如高启的《跋眉庵记后》，乃为其好友杨基《眉庵记》一文所作的题跋。尽管文中将文人及其创作喻为虽无实用价值却为国家祥瑞的提法并非高启一人所有，其前已有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16)的赞誉，但将文人比喻为人之眉并认为虽然缺乏实用价值却依然是“安重而为国之望者”(17)，依然体现了元代文人虽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却仍旧自重自珍的孤傲心态。
宋濂作于元末的题跋今已保存较少，却依然显示出与明初同类文章较大的差异。前者挥洒自如、真率自然。如《题朱文公手帖》中怀念朱熹师友讲学“聚精会神，德义充洽，如在泗沂之上”的融洽氛围，结尾处却感叹：“自今道隐民散时观之，不翅应龙游乎玄阙，欲一见之而不可得，徒以贻有识者之感慨，不亦悲夫!”(18)身处元末的宋濂，居然直言不讳地说那一时代是“道隐民散”的混乱之世，带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与高启的题跋格调非常接近，这在明初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19)。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题葛庆龙九日登高诗后》。从题跋文的文体功能来看，宋濂考证补充了《九日登高》一卷古诗的作者生平状况、性格爱好及文学成就，完全符合其本人的题跋文体观念。但这样的跋文又只能写于元末。首先，本文所记载的这位越台洞主葛庆龙性情怪异，个性突出，出入于儒释道，而又超然自得，这在元末的文人别集中可以屡屡见到。这样的怪人只能产生于元末动荡的社会之中：
越台洞主，名庆龙，姓葛氏，庐山人，久居越中，能为诗。诗务出不经人道语，甚者钩棘不可句。每客诸公贵人，诸公贵人燕飨方乐，或为具纸，无问生熟，连幅十余。庆龙睥睨其间，酒酣落笔，飒飒不自止，皆鹏褰海怒，欻起无际。然为人简躁，喜面道人过。一有所忤，即发泄无留隐。非知其磊落无他肠，多疏之。性嗜闻音乐，又不甚解。居一室，杂悬药玉磬铃，醉后自飏扇撼之，闭目坐听，殷殷有声，至睡熟扇堕乃罢。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台有石洞，樵猎过者，必祝以为有神。庆龙悦之，刻己像洞前，自称为飞笔仙人越台洞主。死之日，遗言王主簿：“我死当葬我，葬我必于是洞，且用仪卫鼓吹为导，使樵猎祝我如祝山神。”(20)
其次是作者对于葛庆龙的赞许态度，他只有身处元末才可能拥有如此立场。因为他最看重的是葛庆龙的“奇气横发”，而鄙视那些“跹跹媚学”的平庸之辈：
庆龙初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测其意。出语颇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谓其为诗之仙鬼云。今观此卷所作，虽杂于幽涩，而奇气横发，直欲骑日月，薄太清。视争工于组织纫缀间者，不翅猿鹤之于虫沙。有如庆龙，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备道谢语，书而归之，使知庆龙亦非跹跹媚学辈可及，则其不为庆龙者，又可得耶?(21)
但在明初时，宋濂对于那些语涉险怪的作家与作品，则完全持一种否定态度。其《徐教授文集序》说：“是故扬沙走石，飘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诞不经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间濮上，危弦促管，徒使五音繁会而淫靡过度者，非文也；情缘愤怒，辞专讥讪，怨尤勃兴，和顺不足者，非文也；纵横捭阖，饰非助邪而务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涩，棘喉滞吻，读之不复可句者，非文也；廋辞隐语，杂以诙谐者，非文也；事类失伦，序例弗谨，黄钟与瓦釜并陈，春秾与秋枯并出，杂乱无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厌厌不振，如下俚衣装不中程度者，非文也。”(22)以此标准衡量，不仅葛庆龙为人“出语颇涉玄怪，恍惚不可辨”而“诗务出不经人道语，甚者钩棘不可句”理应在否定之列，而且他本人这篇夸耀葛庆龙的题跋也难以称之为文。至于他那篇戏谑黄庭坚的《题黄山谷手帖》，更会因其“杂以诙谐”而遭到否定。由上可知，宋濂元末之题跋文与明初差别很大。元末之题跋文大都挥洒自如、生动有趣、笔锋犀利，有一股傲然之气行乎其中，带有元末文人题跋的共同特性。
当然，宋濂明初的题跋文也并非与元末完全隔绝。尽管从其题跋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与体貌特征上看，作者往往站在朝廷官方的立场而限制自我情感的抒发与真实观点的表达，但由于题跋文体产生较晚、缺乏严格的体要规定，因而呈现出文体功能的多元和表达方式的自由，在不涉及政治题材的创作中便会表现出别样的形态。试看以下三篇题跋：
赵魏公自云幼好画马，每得片纸必画，而后弃去。故公壮年笔意精绝，郭祐之作诗至以“出曹韩上”为言。公闻之微笑不答，盖亦自负也。此图用篆法写成，精神如生，诚可宝玩也。(《题赵子昂马图后》)(23)
赵令穰与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于文史，而旁通艺事，所以皆无尘俗之韵。今观令穰所画《鹤鹿图》，丛竹幽汀，长林丰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隐居仙华山中，时与麋鹿为友，每坐白云磴上，教鹤起舞，故得其情性为真。开卷视之，使人恍然自失。(《题赵大年鹤鹿图》)(24)
右宋思陵所书《神女赋》，法度全类孙过庭，且善用笔，沉毅之中兼有飘逸之态。然思陵极留心书学，《九经》皆尝亲写，故其用功为最深。此卷乃禅位后所书，时春秋已高，而犹弗之废，诚可谓勤也已。使其注意于虞夏商周之治，父仇不至不报，王业未必偏安，抑又可叹哉!卷首有奎章阁鉴书博士印，盖天台柯敬仲为是官时所鉴定云。(《跋高宗所书神女赋》)(25)
此三篇文字均属书画题跋，大都与政治无涉，所以作者文笔较为挥洒自如。第一篇除了赞赏赵孟頫画马水平高超外，并连带描绘其神态境界，一句“公闻之微笑不答，盖亦自负也”，刻画出赵孟頫的自信与风度。第二篇则由画面“丛竹幽汀，长林丰草”的优美环境，引起自身对“时与麋鹿为友，每坐白云磴上，教鹤起舞”隐居生活的体味，并最终达到“恍然自失”的人画交融的美妙境界。第三篇是由书法引出的政治性话题。宋高宗在书法艺术上用功甚勤、水平甚高，对此宋濂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随后笔锋一转，设想如果他把这份勤奋用在本职政治方面，那么“父仇不至不报，王业未必偏安，抑又可叹哉”!看来，只要不是面对皇上朱元璋，宋濂的批判意识一不留神又会显露出来。这些文章应该说都是题跋中的精品，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生动有趣，境界高远，体现出题跋简劲、精炼的文体特征。书画题跋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除了题材自身的特殊性之外，还受宋元以来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元代文人画家的影响。宋濂作为由元入明的文人，当然会带有那一时期的深刻烙印，写出如上题跋，不足为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濂不仅在书画题跋中保持了元末题跋的特点，而且在一些敏感题材的文章中也时时流露出其真实的情感与良苦的用心，让人看到重情感、守道义的儒者风范。最能代表此类题跋文的是《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尽管涉及朱元璋对文学之臣的询问，却丝毫没有其他题跋文的尊崇、感佩之言：
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既退，往往以此语诸人，自以为确论。呜呼!伯温过矣。濂以无根葩泽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纵使伯温非谬为推让者，才之优劣，濂岂不自知耶?伯温诚过矣。唯言孟兼才之与气，则名称其实尔。今观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语粹而辞达，他日必耀前而光后，其惓惓犹前意也。伯温作土中人将二载，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孟兼请濂题识序后，因书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时，泪落纸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26)
文章所述重心在于刘基、宋濂和张孟兼之间的相互品评与深厚感情。本文看似随意，其实有着严密的布局。开篇先从刘基的个性叙起，说他是负气甚豪的“倔强书生”，常常抱着不可一世的孤傲情怀。然后文章就转向刘基对宋、张二人的评价：说宋濂为“当今文章第一”，显示了刘基的眼光和胸怀；说自己是第二则显示了他的自负本色，说张孟兼第三则是对这位浙东文人的褒奖。刘基的《孟兼文稿序》一文今已不传，因而其如何具体评价张文也就不得而知。但《刘基集》却保存了一篇《宋景濂学士文集序》，其中评价宋濂说：“儒林清议佥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首，诚无间言也。”(27)由此可知刘基对宋濂“当今文章第一”的评价的确是其真实的看法。但是，本文的主旨既不在于通过刘基的评价来抬高自己，因为宋濂一再表达了自己的谦恭态度，仅“伯温过矣”就重复了两次；同时也不是要通过刘基的评价来突出张孟兼的地位，尽管宋濂说“唯言孟兼才之与气，则名称其实尔”，但其目的依然是赞赏刘基乐于成人之美的“情怀”。
文章最后对刘基的深沉怀念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在这深沉怀念的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难言之隐。他何以会想到刘基之死便“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兴怀”?而他在提笔写作此文时，又何以会“泪落纸上”?笔者认为，尽管宋濂的感情此时相当复杂，但痛惜刘基的死并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是主要因素。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集团与朱元璋淮西军事集团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朱元璋既要利用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又对他们加以控制、约束。作为浙东文人群体一方，他们既得到了朱元璋提供的建功立业的机遇和晋升官爵的荣耀，却又深感守道的艰难与自我的压抑。因此，他们其中任何一位遭遇摧折不幸，其他成员都会产生强烈的兔死狐悲之感。当刘基为宋濂作《宋景濂学士文集序》时，就慨叹说：“先生赴召时，基与丽水叶公琛、龙泉章君溢实同行。叶君出知南昌府已殁；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寿终；今幸存者，惟基与先生耳。”(28)那么到了宋濂为刘基的序文作跋时，当年一起投奔朱元璋的浙东四先生仅存宋濂一人而已，其感叹、悲伤实属由衷而发。此外，刘基的死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关于刘基的死因，或以为被朱元璋赐酒毒死，或以为被淮西官员胡惟庸下毒害死，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刘基乃死于非命而非寿终正寝。对于这一点，宋濂毫无疑问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刘基个人“负气甚豪”的个性悲剧的角度还是从浙东文人的集体命运的角度来看，刘基的死都会给宋濂带来感伤、震惊与深思，并使之产生对自我命运的忧虑。所有这一切都不便明言，但他的“俯仰今古”是否想到了君臣遇合的不易?他的“泪落纸上”是否为浙东文人集团的陨落而感伤?这些都只能由后世读者去解读、体味了。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曾曰，题跋“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29)。宋濂的题跋文创作与文体观念，可以为徐师曾的概括提供佐证：“褒善贬恶”自不必说，宋濂明初的大多数题跋文创作尤其是台阁题跋的创作，都具有如此功能；至于“考古证今，释疑订谬”，宋濂所概括的题跋的补史与知识考证的两大类别是最具体的体现；“专以简劲为主”也可以在宋濂的书画题跋中找到很多实例。但徐师曾的说法又不够全面，难以囊括题跋创作的所有类别。仅以宋濂的创作为例，语含讥讽的批判功能，寄托情感的抒情功能，寄托兴趣的小品功能，这些都已被宋濂的题跋文创作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还可以在其他宋元文人题跋文中屡屡看到。因此，宋濂的题跋文体观念，应该是包容广泛、自由开放的。他对题跋有自己的基本看法，那就是：“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云耳”。即必须对前人“暗而弗彰”的载体加以引申，这是题跋文最为基本的属性与功能。至于是考证作者身份，还是补充传主生平，抑或开掘主题意旨，乃至引起情感抒发以及由此及彼的审美想象，则要视作者的需要而自由挥洒了。
宋濂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观念及创作业绩，自然要归之于其个人的修养、学识与能力，但同时也与其身跨元、明两代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这使他拥有了不同的创作环境与心态，从而创作出多姿多彩的题跋作品，又具备内涵丰富的题跋文体观念。后来王世贞曾评价宋濂说：“文宪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体裁无所不晓。顾其概以典实易宏丽，以详明易遒简，发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晓。以故不能预执后人之权，而时时见夺。夫使后人率偏师而与之角，孙主簿之三千骑足敌羸卒数万。若各悉其国之赋甲而竞于大麓，所谓五战而秦不胜三、赵再胜者，邯郸岌岌乎!我故思用其人也。”(30)这当然是就宋濂的整体创作而言，但也基本符合其题跋文的状况。王世贞认为，宋濂读书丰富、通晓文体，其优点是在各类文体上都有佳作与建树。后人在某个创作领域或可与其一争高下，但在整体上无法与其抗衡。就题跋文体而言，也是如此。他几乎尝试了此种文体的所有功能，且都有成功的作品，或简劲，或细腻，或深刻，或含蓄，用以叙事说明、议论抒情，均能得心应手。当然，王世贞的说法也有可商榷之处，比如他说宋濂“以典实易宏丽，以详明易遒简，发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晓”，就颇为含混。倘若这说的是宋濂本人从元末到明初在创作上的变化，或许不无道理；倘若这指的是宋濂针对前人的创作而做出的调整，那就很难说符合其创作的实际。因为仅就题跋文体而言，宋濂便是典实与宏丽兼顾、简劲与详明并存，从而成为一个多元包容的题跋文大家。
注释：
①⑤(29)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7页，第136页，第137页。
②黄灵庚编校《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8)(20)(21)(22)(23)(24)(25)(26)黄灵庚编校《宋濂全集》，第798页，第837页，第964页，第804页，第803页，第802页，第934页，第926页，第868页，第951页，第962页，第898页，第788页，第788页，第633页，第801页，第815页，第959页，第957页。
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45页。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17)高启：《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26页。
(19)黄灵庚所编《宋濂全集》(第918页)还收有一篇《题医者王养蒙诗卷后》，批判锋芒更为犀利。但此文是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中钩稽出来的，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之《覆瓿集》卷七也收有此文，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四库本依据的是成化年间刘基集的早期版本，较之贺复征编于明末清初的《文章辨体汇选》更为可信，故此文作者应为刘基而非宋濂。
(27)(28)《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第93页。
(30)王世贞：《书宋景濂集后》，《读书后》卷四，《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