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干的，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便是论证《周易》乃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人文思想的渊薮。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念自觉以易学来观察和体验万物，形成了自然之道的理念。咸卦为《周易》中的第三十一卦，为下经之首，寓含着天地人三者的生成与变化哲理。咸卦内容为：
咸，(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这一段话大体上是用男女交感的动作，说明万物阴阳交感的哲理。由于这些动作与过程语焉不详，后世的解释见仁见智，有的将它说成是新婚夫妇交合之事，有的将其说成春宫秘戏图。本文认为，这些话语都值得推敲。《周易》本身就是卜辞之书，其中的卦辞与爻辞大都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不可能一一确指。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咸卦以男女交感作象征，说明天地万物交感的义理，是《周易》上经与下经相联系的中介。古人从最直观的身边的男女交感之事说起，旁及天地阴阳万物的交感之理，而后者反过来亦可以证明男女性事乃天经地义，呈现为一种思想的互动。
《周易》在汉魏之际受到广泛重视，东汉郑玄的易学虽然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新的易学开始兴起，三国时吴国的虞翻与魏国的王弼便是代表人物，虞翻较多受到汉代易学的影响，王弼则开辟了空言说经的路数。但诸家学说往往互相交错。魏晋易学的最大特点，便是以自然之道来解释《周易》，将《周易》与老庄学说相融汇，例如阮籍的《通易论》中指出：“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①在《通老论》中又提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②阮籍强调《周易》与《春秋》、《老子》之书的自然之道上有相通之处。王弼、韩康伯等人的《周易注》也彰显了这一特点。《三国志·魏书·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曰：“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③王弼采用老子思想注《周易》，为荀融所难，王弼在答荀融的非难中，戏称自然之性不可去，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在颜回死后也不能无哀痛，可知自然之不可革。他在《周易》中以自然之道来看待咸卦中的男女性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周易》关于宇宙和谐之美的观念，是通过阴、阳这两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来架构的，它在阴阳、刚柔等对峙中来追求均衡，追求和谐，追求流变，这也是它超越孔子、荀子和《中庸》作者的地方。《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④咸卦中透露出来的思想观念，是将天地人置于阴阳交感的层面，来论万物变化，而男女交感乃是这种变化中的自然之道。
上古时代的男女观念与两性观念，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思想经典中，本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后来儒家男女大防意识的兴起，以及“思无邪”诗教的流行，于是被屏蔽。学者杨明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一种情况，即阐释作品时不顾其原意，强行‘注入’政治教化方面的意义。对待描写女色和男色情事的作品也有此种情况。”⑤在汉代易学中，对于咸卦的这方面内容，讳莫如深。魏晋时代王弼、韩康伯等人的注释，重新恢复了此中的原始面貌。
我们来看咸卦的卦辞：“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郑玄曰：“咸，感也。艮为山。兑为泽。山气下，泽气上，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故曰‘咸’也。其于人也。嘉会礼通，和顺于义，乾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亲说，取之则吉也。”⑥郑玄代表汉儒对于咸卦的判断，强调咸卦二气通而相应，以生万物。人类也是通过二气感应而相亲悦，男女相合，婚姻生焉。王弼对于咸卦的看法与郑玄大体一致。王弼《周易注》注此卦曰：“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天地万物之情，见于所感也。”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之变化，见之于二气之所感。而男女交感乃是天地二所交感的典型产物，故而与王弼同时代的阮籍在《通易论》也指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故虚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气也；柔以承刚，久其类也；顺而持之，遁而退之。”⑦阮籍进一步指出，阴阳二气交感是男下女上，柔以承刚。与王弼易学观点相一致的东晋玄学家韩康伯注曰：“言咸卦之义也。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离也。”⑧韩康伯认为，周易的结构是六画成卦，兼三才而两之，融合天人，不能将天道人事分成两块，显然，韩康伯这么解释，体现了玄学将天人感应置于自然之道的思想观念，以自然为本，天道为本，人事须以天道自然相感应。他认为，咸卦之要义在于强调柔上而刚下，感应相与，互相配合。这既是天地交泰之道，也是男女交感之道。这样就将男女之交置于整个天道自然之中，他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汉代易学家将天地交感与男女交感相分离的观点。
其实，《周易》中的归妹卦也彰显了这一观念。《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归妹，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嫁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古往今来人类之通义，它是人类自然属性的显现。《礼记·大学》指出：“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⑨归妹卦辞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三国时魏国经学家王肃注曰：“男女交而后人民蕃，天地交然后万物兴，故归妹以及天地交之义也。”⑩这些思想观念，对于中国人的两性观念与文学表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爱情文学传统，受到这种两性观念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传承韩康伯、王弼之说，反驳了将男女之感视为异端的观点，指出：“‘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贞取女吉’也。”(11)孔颖达从《周易》中卦象的结构，以及天地人三者的彼此关系中，论证了乾坤乃造化之体，夫妇实人伦之原，因而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他指出：“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这样就将夫妇之道与天地之道联系起来，赋予其自然吉祥的价值，阐明了夫妇之道的本体依据。他的观点代表了唐代经学家对于咸卦的解释，也可以看出魏晋咸卦中的思想对于唐人的影响很大。
《周易》咸卦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女上男下的观念，这一点对于魏晋性爱文学影响甚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周易》持男尊女卑观念，其实，这一看法并不尽然。早在先秦时代，荀子在《大略》中就指出：“《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12)荀子指出，虽然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但在男女交往中，男性必须礼遇女性，以下迎上，这样才能完成男女交感婚娶的过程。从同类相感来说，男女的交感乃是自然之理，而位置的确定则是至关重要的。《周易》咸卦：“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王弼注：“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同类而不相感应，以其各亢所处也，故女虽应男之物，必下之而后取女乃吉也。”(13)王弼认为，虽然天地万物互相感应，然则交感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类相感，通过阴阳二气的相接得以实现。而二气的交感是男在下女在上。具体而言，男方主动去接触女性，以礼相遇，然后才能得到女方的欢心，结成伉俪，获得幸福。
在咸卦中，这一思想获得自觉表述，也是中国古代两性观念中有价值的一面，有助于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所持的中国古代素来重男轻女的看法。咸卦之《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是以亨也。”三国时经学家王肃注曰：“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为礼也。通义正，取女之所以为吉也。”(14)王肃强调的是男女以礼相感，男方采取主动迎娶的方式，故而称作柔上而刚下。唐代孔颖达疏曰：“艮刚而兑柔，若刚自在上，柔自在下，则不相交感，无由得通。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所以为‘咸亨’也。”“婚姻之义，男先求女，亲迎之礼，御轮三周，皆男先下于女，然后女应于男，所以取女得吉者也。”(15)孔颖达从自然界阳刚阴柔二气交感的自然规律，说明男先求女，女应于男，方能求吉。这又是一种阐释智慧在咸卦上的体现，赋予男先女下以自然属性。
其实，男下女上的观念在《周易》的其他卦象中也存在。《周易》临卦：“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彖辞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卦寓意居高临下、崇高光大义，但必须刚柔相济乃得亨通。王肃注曰：“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16)《周易》认为，所谓临并不是居高临下，倨傲无礼，而必须互补。这种观点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渗入到男女审美领域，会引起相应的变化。
这种男下女上，柔上刚下，始得感应，是为吉亨的观念，也影响到六朝时期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念。六朝之前，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不乏同情的内容。《诗经》、《楚辞》中这类作品甚多，汉魏时期的曹魏集团的文士，写出了一批咏叹妇女不幸遭遇的作品，以同情寡妇、弃妇为题材的作品屡屡出现在三曹与建安文士的创作领域中。进入两晋时代，这类妇女题材的作品依然很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对于女性文学主角的界定与认同，却很鲜见。由著名人物出面编纂女性文学总集的更是绝无仅有，而到了齐梁时期，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成熟，出现了第一部以描写女性文学为主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17)徐陵的集序，首次在中国文学史上，采用男下女上的姿态，赞美女性姿色之美与地位高贵：
夫凌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18)
徐陵是梁代著名宫体诗人与骈文大师，与庾信齐名。这篇集序以奇谲的文风，骈俪之辞，叙述了历代名媛的种种情状，不仅写她们的体态身姿，而且写出她们的才华，婉约风流，赞叹《玉台新咏》中的这些作品：“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葡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这篇集序中虽不免夹杂男性对于女性的猥亵眼光，但也充满着真诚的赏叹，流露出汉魏以来的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以及对于女性文学的倾情，比诸汉代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教相比，显然是一种进步。《玉台新咏》中真正为女性所做的并不多，大多还是男性诗人所作，但从创作角度来说，该篇确实是一种男下女上、仰视而赞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上，敢于为女性题材正名，并且大加赞美，采用男下女上姿态的，唯有《玉台新咏》这部总集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周易》咸卦注中体现出来的两性关系的观念，以及从阴阳感交、自然之道的思想去认识情爱文学价值的，徐陵及其文学集团中人可谓功不可没。
南朝齐梁时代的王公贵族也开始为女性作序。比如梁简文帝萧纲《临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为风，七行之奇，濯龙规以为则，若夫讬句陈之贵，出玉台之尊，凤仪闲润，神姿照朗，爱敬之道夙彰，柔娴之才必备，凤桐遐远，清管辽亮，湘川寂寞，泪筱葳蕤，北渚之句尚传，仙灵之典不泯，况复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谨求散逸，贻厥于后。”(19)这篇集序是位处王侯的萧纲为一位公主所写的集序，表现出对于女性创作的欣赏与赞美。相对于两汉居高临下的对于女性文学的看法，是一种进步。梁代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盛赞东汉女诗人班婕妤的五言诗：“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20)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诗品》卷中评东汉秦嘉、嘉妻徐淑之诗：“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诗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钟嵘《诗品》中对于女性文学的肯定与赞赏，是齐梁时代的风尚所致，也是男女关系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变化和投射。
二
《周易》咸卦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还在于它揭示了自然界季候物色转换与男女之情的同步相应的规律，赞美了这种同类相感之美。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地理四季分明，季候轮回有序。在古人看来，自然界的变化与季候密切相关，人与天地之间通过阴阳二气得以交感，产生了一种异质同构的效应，人类包括情欲在内的思想情感也与之同步。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物我同一、互相交融的情形。
《周易》咸卦中指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孔颖达疏曰：“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故‘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1)孔颖达认为，从咸卦的天地万物以气类相感中，可以推断出人类与万物感应相一致的道理。秦汉之际的子书《吕氏春秋·孟春纪》中指出：“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22)认为春天万物复苏，天地和同，草木繁动。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指出：“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23)春天象征着生命的萌动，因此，它给人带来了欢乐。西晋诗人夏侯湛的《春可乐》这篇赋吟诗：“春可乐兮，乐东作之良时。嘉新田之启莱，悦中畴之发菑。桑冉冉以奋条，麦遂遂以扬秀。泽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乐兮，乐崇陆之可娱。登夷冈以迥眺兮，超矫驾乎山隅。缀杂华以为盖，集繁蕤以饰裳。散风衣之馥气，纳戢怀之潜芳。鹦交交以弄音，翠翾翾以轻翔。招君子以偕乐，携淑人以微行。”(24)诗中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春天染绿大地，田野山川欣欣向荣，给人们带来的欢乐。
六朝文学的感应说，受到天人感应这种观点的影响，将男女之间的情爱置于这种感应中去看待，二者之间在自然季候引起的律动中，萌生了思恋之情，发为咏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男女之间的情爱与自然季候的感应相呼应，达到情物宛转的境界，应当说是在六朝时期开始形成的。《文心雕龙·物色》指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采纳了自古以来的天人同构之说，从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的时节交替，谈到创作缘起于这种物候的转换，引起了作者心灵的感召。文章中始终强调物色相召、人获谁安，也就是面对自然界气候与物色的变化，人们相应地也受到感染，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整篇文章充满着天人同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思路。钟嵘《诗品序》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感兴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而其出发点则是天地感应，男女交感。
在文学创作中，男女之情乃是基本的内容。例如，梁代文士范云在《闺思诗》中吟咏：“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25)范云这首诗写得很一般，但是显示了一名女性在春天里相思难耐的情形。春天的景物与季候成为男女相思起兴的缘头，这是常见的手法。梁代士人柳恽《杂诗》中写道：“云轻暮色转，草绿晨芳归。山墟罢寒晦，园泽润朝晖。春心多感动，睹物情复悲。自君之去矣。兰堂罢鸣机。徒知游宦是。不念别离非。”(26)其中“春心多感动，睹物情复悲”，写出了情物互动的事实，春天引发诗人的情感，而诗人的情感也受到别离的感染，越发煎熬难耐。所以江淹《别赋》中咏叹：“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27)江淹的赋作写男女相思相爱，关于营造情景交融的物候，从而通过情物交感的场景来烘托主题。
秋天则是使人收摄的季节，因为目睹万物萧瑟、草木飘落的景色，人们难免产生物伤其类的悲哀。而将此种情感与秋景写得最生动的则是萧元帝萧绎的《荡妇秋思赋》：“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28)赋中将以往人们所不屑的倡妇之情抒写得哀怨悱恻，秋气秋月是其中的感应媒介，其中潜藏的则是《周易》以及秦汉以来的阴阳二气交感而及于男女的文化观念。近年来，以气感、感兴、感应等美学范畴来分析六朝文学的较多，却大多忽略了《周易》中咸卦思想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疏漏。
三
《周易》咸卦对于男女之事的揭示引起后人兴趣的，莫过于那些涉性的文字。从卦辞到注解，对于其中的男女相感中的从脚趾到口舌接触，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抑或另有所指，由于卦爻辞的含糊，历来聚讼纷纭。其中主要分两大类，一类认为包涵男女涉性的肢体接触，这一点从三国时王弼、虞翻到唐代的孔颖达都有这种观点，现代学人潘光旦、台港作家李敖等人更是言之凿凿。(29)另一类则认为是指奴隶被奴隶主砍掉脚趾等，这一类学人为周振甫等。(30)笔者认为，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应脱离《周易》整本书的语境，以及《周易》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周易》中的卦辞与爻辞产生于先秦时代，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理解与认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性爱观念，大体上可以从《诗经》中可以看出，虽然《诗经》传说经过孔子的删订与整理，剔除了许多过于露骨的性爱成分，但还是从中可以窥见其中的一些男女欢爱的性描写的内容，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与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新义》对此有所揭橥。但是当时的经典文化整体上受到儒家的影响，虽然在民间与官方，言性事并不隐讳与羞耻，但是在经典的表述中，毕竟不像在民间与日常生活之中，更不可能像明清小说那样肆无忌惮，因此，像台湾作家李敖那样所说的直白是不存在的，也是一种过度解读。
笔者认为，咸卦中的卦辞与爻辞对于人体接触的描写，不排除男女性事的成分，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象征式的暗示，以及先秦时代广泛运用的比兴手法，即引璧了连类的手法，以彼物比此物，或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王弼注：“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曰‘拟诸形容’。”孔颖达疏：“六十四卦，皆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也。若泰卦比拟泰之形容，象其泰之物宜；若否卦则比拟否之形容，象其否之物宜也。举此而言，诸卦可知也。”(31)关于《周易》与比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也就是说，兴与比有所不同，它是采用“依微以拟议”的手法来隐喻特定事理，所借事物有的与所喻之理有外在相似，有的虽然没有外在相似之处，却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兴”与“比”相比，是一种更加内在的表现手法。而咸卦所采用的男女肢体的交感，主要用以阐明《周易》中的阴阳感应，万物化生之原理。完全专注于男女交感情节，甚至演绎成春宫图式，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话说回来，在中国古代，以男女性事来说明政治与外交之事，并不稀罕，《战国策》卷二十七就记载：
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崤。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32)
韩国尚靳使秦，请求秦国发兵救楚国之围，秦国主政的宣太后公然以自己与已故秦王的性事来说明韩国必须有所报答，秦国才能出兵，赤裸裸地说明国与国之间是利益关系。所以，咸卦以男女性事说明交感之理在当时顺理成章，不必讳言。
我们还是来看咸卦的象辞：“《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以虚受人。”显然，这是从山上有泽，即有河流起兴，比拟君子以虚受人，谦虚谨慎的意思。所以王弼注曰：“物乃感应。”孔颖达疏：“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君子以虚受人’者，君子法此咸卦，下山上泽，故能空虚其怀，不自有实，受纳于物，无所弃遗，以此感人，莫不皆应。”(33)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感应过程，所以采用人体从脚趾开始的感应接触来说明之：“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王弼注曰：“处咸之初，为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实，未至伤静。四属外也。”孔颖达疏曰：“‘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也，体之最末。初应在四，俱处卦始，为感浅末，取譬一身，在于足指而已，故曰‘咸其拇’也。”这里只是用人的脚趾说明交感，只是刚刚有了感应的志向。这里只是直观地以脚趾之于人体位置，比喻人类与外物接触和感应的开始，并没有性爱的意思。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将之译为“说明初六的感应志向是向外发展”(34)，潜含着宜谨慎而为的意思，这大体上是不错的。
咸卦的“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王弼注曰：“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处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阴而为居，顺之道也。不躁而居，顺不害也。”(35)王弼这段注仍然是从处世的哲理去解读的，意为感应从脚趾转向小腿肚，出现了急躁的情绪，因此，宜于不躁而居。孔颖达正义曰：“六二应在九五，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躁以相感，凶之道也。由躁故凶，静居则吉，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以不乘刚，故可以居而获吉。”(36)这些解释，显然是从处世之道去理解的。古代人们的情绪与思想，有时是通过肢体语言去传达的，《周易》中的许多卦辞与爻辞其实也是一种通过肢体语言去传达的思想观念。
不过，咸卦毕竟重点在于阐述天地与男女交感的理念，其中的意念在“九四”中得到呈现。咸卦：“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王弼注：“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居体之中，在股之上，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凡物始感而不以之于正，则至于害，故必贞然后乃吉，吉然后乃得亡其悔也。始在于感，未尽感极，不能至于无思以得其党，故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其思’也。”(37)“九四”这一卦的位置象征着居体之中，男女双方的大腿开始接触，心神交感，异性相吸。然而交感不至于正而放纵欲念则至于害。王弼注强调男女交感的精神作用，而不是以肉欲作为交感的刺激。笔者认为，王弼的这一注解对于六朝时期的男女性事观念是很重要的。
魏晋时代的男女情爱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大都潜心于精神意念，并没有耽于感官与性欲上面。最典型的是曹植的《洛神赋》：“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曹植的这篇赋汲取了宋玉赋的滋养，以男女相思而不得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舒展的愁苦。还有的诗以季候作衬托来抒写男女相思之情愫。曹丕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一首》：“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诗中写到一位女性在秋风萧瑟的日子里思念夫君，外面的天气变化与内在的思恋之情融合无际，印证了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与人身情思交感的一致性。在六朝时期，这种思心徘徊的诗赋大量出现在从民间到士人之中，并非偶然，其中也反映出咸卦中揭示的交感观念。
当然，男女之爱毕竟不可能脱离性爱，既然是男女交感，就不可能将精神与肉体截然分开。《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这里说的是三国时魏国的荀粲与妻子的故事，荀粲之妻为大将军曹洪之女，夫妻情爱甚笃，以至于荀粲的妻子患热病时出户外凉身为之降温的故事。荀粲认为妇人以色为主，德不足称，这与传统的妇德观相悖，也反映出魏晋士人溺于情色的观念。在六朝文学作品中，性与爱这二者夹缠在一起，文人有描写时也常常是矛盾的。陶渊明的《闲情赋》便是典型。从序中可以见出，陶渊明的初心是想通过发乎情止乎礼的套路，用男女之情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但是其中涉及描写女性的肌肤之亲、衣裳之美，使人联想起南朝齐梁宫体诗人常见的咏叹女性内衣与肌肤之艳的情色因素，难怪萧统要批评其为“白璧微瑕”了。
陶潜《闲情赋》中羞羞答答的情色因素，到了齐梁时代，渐渐成为一种文学时尚。这种放纵感官的心态，在梁武帝的《净业赋》中有生动的描写：“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过恒发於外尘，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扬，巧笑蛾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38)赋中反映出齐梁时代人们为情色所感而不能已的心态。齐梁时代的宫体诗的作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文人学士，他们从民间歌诗中吸取了男女情爱的描写内容与手法，用华艳的辞藻，绮靡的情调，放荡的笔触，描写他们视野中的女性。这时候的女性之美，不再是汉魏两晋时代的思妇、怨妇重在精神心灵描写，而是绘声绘色，渲染其性的挑逗。比如简文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密房寒日晚，落照度窗边。红帘遥不隔，轻帷半卷悬。方知纤手制，讵减缝裳妍。龙刀横膝上。画尺堕衣前。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衣裁合欢褶。文作鸳鸯连。缝用双针缕。絮是八蚕绵。香和丽丘蜜。麝吐中台烟。已入琉璃帐。兼杂太华毡。且共雕炉暖。非同团扇捐。更恐从军别。空床徒自怜。”(39)诗中将男女欢爱与性事的场所、器物，以及周围的氛围写得如此绮丽，将女人精心制作合欢被过程的心理与动作娓娓道来，最后两句则将女人担忧夫君从军，空床难守的凄凉写得惹人怜悯。
为了突出女性的肉感味道，梁简文帝与他的文臣喜欢用倡妇角色来拟代女性。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良家妇女受到礼教的约束，与男性的接触受到各种限制，反倒是青楼倡家可以与男性自由交往，她们的风骚在风月场中得到张扬。因此，宫体诗人喜欢写这类女子也是很自然的。萧纲《执笔戏书诗》中写道：“舞女及燕姬，倡楼复荡妇。参差大戾发，摇曳小垂手。钓竿蜀国弹，新城折杨柳。玉案西西王桃。蠡杯石榴酒。甲乙罗帐异。辛壬房户晖。夜夜有明月。时时怜更衣。”诗中瞩目于“舞女及燕姬，倡楼复荡妇”(40)，诗中写她们在绮罗叠翠中销魂度日，过着伺奉男性的生活。男女交感的社会伦理与传统道德在这里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生理本能的释放，为此受到当时与后世的诟病。
在宫体诗中，倡妇与荡子是匹配的角色。南朝陈代诗人江总在《杂曲三首》诗中吟咏：“合欢锦带鸳鸯鸟。同心绮袖连理枝。皎皎新秋明月开。早露飞萤暗里来。鲸灯落花殊未尽。虬水银箭莫相催。非是神女期河汉。别有仙姬入吹台。未眠解著同心结。欲醉那堪连理杯。”(41)这首诗将男女相感的情色辅之以华丽的外饰，描写得十分浓艳，是典型的宫体诗趣味。《周易》咸卦中的涉性内容，倒是在这类诗中得到展露。当然，诗歌与小说不同，毕竟需要含蓄蕴藉，不能写得太直露，南朝宫体诗人都是娴熟于诗歌写作的作者，他们不会不懂这一点，于是转而采用含蓄巧妙的方式来写。这样既可以婉曲地写出他们对于女性的赏玩，也可以展示他们的诗才，《周易》中咸卦隐晦的象征手法正好可以借鉴。
四、余论
在人类社会中，两性关系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文化，通过其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与描写可以见出。就此而言，六朝文学中的涉性文学受到包括《周易》在内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反映出当时的文化自觉，这便是对于两性关系的新的认识与书写。南朝刘宋时代文士江淹在其著名的《别赋》中描写包括男女之别在内的离愁别恨时感叹：“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情爱文学的最高评价了。当然，六朝时代两性文学新特点，最主要的是受到当时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易学对于两性文学的影响，也是通过这种综合因素而传导的，它浸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彼时人们对于易学的阐释，又受到这种现实情境的启发，二者展现出互动的趋势。(42)这是我们研究六朝文学与美学时需要关注的重要特点。
注释：
①②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310、1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陈寿：《三国志》，795-7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18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⑤杨明：《古代文学批评对于女色和男女情事描写的态度》，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⑥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⑦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⑧⑩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313、472-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⑨阮元：《十三经注疏5·礼记正义》，986-98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11)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8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12)王先谦：《荀子集解》，4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楼宇烈：《周易注(附周易略例)》，3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4)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314-3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15)(16)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82、8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1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456-34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0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20)曹旭：《诗品集注》，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1)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8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2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
(23)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24)(25)(26)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595、1550、16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7)(28)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143、30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29)参见张惠仁：《周易咸卦涉性爻辞正义及其他——兼对潘光旦、李敖诸说质疑》，载《中国文化》，1996(1)。
(30)周振甫：《周易译注》，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31)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150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32)范祥雍：《战国策笺证》，15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3)(36)阮元：《十三经注疏1·周易正义》，82页，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1。
(3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2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5)(37)楼宇烈：《周易注(附周易略例)》，374、3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38)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9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39)(40)(4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39、1940、25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42)袁济喜：《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