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陵先生尝言：“由东方国家形态所产生的中国文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三个因素：一是宗族或家族的色调，二是乡邦印记，三是文人们为突破狭小的血缘和地域交际圈所形成的师友交往。”①我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宗族或家族的色调是一个作家最先感知与接受的印象，应该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最基本的方面。在宗法社会里，宗族或家族文化是培育作家道德情感、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能力的温床，家学渊源甚至直接影响着一个写作者对于写作体裁、题材与风格的取向。

清代词坛诸派的孕育、成形，即多半与宗族或家族文化的遗传，与本族及姻族前辈对于子弟后学的引导与奖掖密不可分。

柳洲词派的四大家族

柳洲词派形成、活跃于明末清初，主要由钱氏、魏氏、曹氏、柯氏几大家族支撑，而这几个望族几乎每一族都有代代相传的词人。

钱氏家族是嘉善最大的文化望族。柳洲词派的主将钱继章，就是这个家族词人的代表。钱继章(1605-1674后)，字尔斐，号菊农。崇祯九年(1636)举人。晚年于故里筑园，名“默溪”，是当时嘉善一景。其词结集名《雪堂词笺》和《菊农词》，前者存世，见《全明词》，后者已失传。其词风，陈维崧曾有描述性的概括，谓：“爽胜哀梨清橄榄，更险如、雪栈宵行怕。”②清、爽、险的确是钱继章词的特色。清、爽二端，为后来浙西词派所延续，且按下不表。险之一端，亦即甘冒风险，壮胆讥世的精神，则重视者不多。《望江南·暑月闲居》之二云：

无个事，曳杖出溪坳。柳市说书钱入掌，槐阴狙戏玉围腰。一笑卷《离骚》。

严迪昌称：“看似不着意而语带机锋，是‘爽’而‘险’，为不多见之佳作。”③机锋的焦点集中在“槐阴狙戏玉围腰”一句，对沐猴衣冠者的辛辣嘲讽。其实，《忆秦娥·题家孟园林十八首》其五《笠轩》下半：“淡无一物留胸次，生涯笑指青山是。青山是，满前磈礧，太行同视。”《满庭芳·归鸦》：“问谁堪托足，虬木疑龙。出谷破寒何蚤，眠不稳，水寺敲钟。”前者倾吐槎枒累积、郁郁不平之气；后者抒发对现实失去信心的惴惴之忧，无不面临着触怒当道的危险。

菊农父钱吾德，字湛如。隆庆四年(1570)举人，曾任江西宁州知州。与同乡袁黄(字庆元，号了凡)、秀水冯梦祯(字开之)，均因文名藉甚，被尊为“禾郡三名家”。钱谦益《钱湛如先生祠堂记》：“武塘钱氏，自阁学、中丞、宪副三公以文学名世，群从尉起，昭回五色，上应庆霄，皆原本于先生。阁学之称先生以谓如沱汉之发源于岷嶓。今兹之祀，其亦先河后海之义欤？”④武塘即魏塘，嘉善县治所，亦名魏里，钱氏族居地。阁学指亲兄钱吾仁之长孙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崇祯六年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故云。由钱谦益赞语，可知嘉善钱氏文学源自湛如。菊农作为湛如之少子，继承家学，得天独厚。

菊农而外，据《柳洲词选》⑤，钱门词人还有菊农的嫡长兄钱继登(字尔先，号龙门)、次兄钱继振(字尔玉，号冰心)，继章之子士贲(字严烛)，继章从兄钱继科之子钱士升、钱士晋(字康侯，号昭白)，士升之子钱棅(字仲驭，号约庵)，士晋之子钱旃(字彦林)、钱棻(字仲芳)，以及第四代传人钱黯、钱燫、钱焵、钱煐、钱烨、钱霞等十数位。

嘉善魏氏亦词人辈出。魏学渠的伯父魏大中(字孔时)，官至吏科给事中。性格狷介刚毅，因反对宦官魏忠贤擅权乱政，被下狱打死，与左光斗、杨涟同为忠烈之士。著有《乾坤正气集》。亦能词，见《柳洲词选》。其子学洢(字子敬)、学濂(字子一)、学洙(字子闻)均善作词，魏学渠与他们是从兄弟。

魏学渠，字子存，号青城。在从叔及诸从兄弟的影响下，词艺日渐精进。顺治五年(1648)中举，出任成都府推官。著《青城词》三卷。金一平作《柳洲词派》时，未见《青城词》全貌⑥，故所论颇多遗珠，这里予以补充。

青城词中写宦途见闻，时有佳篇，比如《浪淘沙·晚秋荆州怀古》《朝中措·黄鹤楼怀古》《浪淘沙慢·扬州怀古》等，视野阔大，襟怀浩荡，思致深沉，在其满纸柔情闺意的作品中，闪烁着亮光。写羁旅宦游之情者，如《踏莎行·旅情》《行香子·旅中述怀》《少年游·汉川舟次》等，清冷空寂的境界之中寄寓着宦游人几多无奈。

青城词特别善写战乱过后的惨淡景象，如《斗百花·蜀道》，其荒凉萧瑟，人心惟危，藏匿以求自保的兵燹后惨状，直令人触目惊心，有甚于针砭锥刺。已然进入新朝仕宦序列的青城，能够直面如此“眼底谁经惯”的异常现实，并记录到自己的词篇中，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

青城诸从侄，如魏学濂之子魏允枚(字卜臣，号功父)、魏允札(字州来，号东斋)、魏允桓(字虎臣)，魏学洢之子魏允柟(字交让)，俱有词存《柳洲词选》。

嘉善曹氏更举族善词，自曹勋而下，三世十数位入选《柳洲词选》，其中以曹尔堪最为杰出。

曹勋(1589-1655)，字允大，号峨雪，崇祯元年(1628)会试第一，官至礼部右侍郎。清初诏征入京，不久即辞归。能词。

曹尔堪(1617-1674)，字子顾，号顾庵，曹勋长子。词学受其父亲炙。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编修。为江南奏销案所累，夺职返乡。于是在嘉善，他遂成为各词族联谊活动的核心人物，朱彝尊纪实曰：“(明朝)诗既屏置，词亦在所勿道。焦氏编《经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遗，独乐章不见录，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祯之季，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顾庵雄视其间，守其派者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今之工于词者，大都昔曾与学士游。”⑦在嘉善域外，他箨冠芒鞋，游历南北，参与了清初词坛的杭州“江村唱和”、扬州“红桥唱和”、京师“秋水轩唱和”等重大词事活动，扩大了柳洲词派在全国的知名度。著有《南溪词》二卷，是柳洲词派成就最显赫的主将之一。

曹尔堪胞弟曹尔坊(字子闲)、曹尔埏(字彦博)、曹尔埴(字彦范)、曹尔垣，人人能词，见诸《柳洲词选》。曹尔堪从弟曹伟谟，曹尔堪之子曹鉴平(字掌公)、曹鉴章(字达夫)，侄儿曹鉴征(号云客)，亦个个善词，以入选《柳洲词选》，得以名传后世。

嘉善柯氏属柳洲词派后劲。当顺治十六年(1659)《柳洲词选》刻成之际，柯氏只入选柯耸一人，到了阳羡蒋景祁编《瑶华集》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杀青时，该书收录嘉善柯氏词人便已达七位，分别是：柯耸、柯崇朴、柯维桢、柯煜、柯炳、柯煐、柯刚灿。这是一个祖孙三代词人群，祖父柯耸(1619-1679)，字素培，号岸初。崇朴、维桢是老大、老三兄弟俩。崇朴字寓匏，有《振雅堂词》；维桢字翰周。崇朴之子柯煐，字惕闻，有《青翻词》；维桢之子柯刚灿，字斗威，有《蓉笙词》。柯煜、柯炳是岸初次子柯宏本的两个儿子，柯煜，字南陔，从朱彝尊学词，有词集《石庵樵唱》；柯炳字炜昭，有词集《笙囊琐语》。

柯氏群贤于柳洲词派贡献最大的是柯崇朴与柯煜。柯崇朴有功于词学，突出表现是协助朱彝尊“奔走四方，碌碌无宁晷，越七年所……博证史传，旁考稗乘，参以郡邑载志、诸家文集，汇而订之”⑧，最终完成了大型选集《词综》三十卷的编选工作，为浙西词派倡导的“清空淳雅”论提供典范依据。柯煜，康熙六十年进士，“诗歌、骈体以及倚声无不擅场，咸称为谢庭玉树”⑨。存词186阕，且佳制颇多。如：“啼莺不是无情者，诉尽春心也。麴尘一望水如烟。燕子低飞，形影自相怜。断垣芳草斜阳影，花锁珠帘静。风前杨柳弄腰肢。忆着去年，深院倚阑时。”(《虞美人》)写思念之情，温婉曲致。“何处春光不可怜。过桥垂柳覆晴川。鸟啼新水一堤烟。舞蝶尽随歌扇去，落花偏泥醉人眠。杳然红袖夕阳天。”(《小庭花》)写早春来临时的声色光影，栩栩如生。《望江南》联章十三阕、《减兰·上元五首》等，遍咏江南好风情；《琵琶仙》五章，展现虎丘、西湖、灵隐寺、鸳鸯湖、虞山诸名胜，都是富含艺术魅力的篇章。

钱、魏、曹、柯四大家族，构成了柳洲词派的支柱。其他诸如陈、徐、夏、孙、周、陆、沈、王等家族，词人蜂拥，群力拱卫，合成了柳洲词派莺歌燕舞、群星璀璨的热闹场景。

柳洲词派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家族力量起着凝聚团结的作用、带动推进的作用。这种凝聚带动作用在柳洲词派的整体演进与整体词风的形成过程中至少体现为两方面：其一，家族之间频繁地交往切磋，形成了颇负盛名的文学集团“柳洲八子”。“八子”的互动，包括填词唱酬，形成明清之际嘉善文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崇祯间，钱继振、郁之章、魏学濂、吴亮中、魏学洙、魏学渠、曹尔堪、蒋玉立每月于此会文，邑侯里陈玉题其堂曰‘八子会文处’。”⑩“柳洲在嘉善熙宁门外，顺治初，(陈)增新与同里魏学渠等结社相唱和，称‘柳洲八子’。其后攀附者日众。”(11)其二，家族词人之间有意无意之中会形成比拼竞争的态势，客观上促进了一地的词学繁荣。比如，清初沈雄便记载：“柳洲诸公寄情于《虞美人》者，不下百家，而魏学濂为最。”(12)窥一斑可见全豹，柳洲诸子其他暗中较劲，助推词派兴旺的趣事自不难想见矣。

陈氏家族与阳羡词派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海立山飞，由朱明王朝改入清王朝治下的词人甚众，为什么只有陈维崧鹤立鸡群，创立了一个特色鲜明的阳羡词派？学者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出种种原因。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其家族文化的激发作用。陈氏家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孳生了阳羡词派。我们来看其家族文化中潜藏着哪些生成阳羡词派的密码。

陈维崧远祖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著有《春秋后传》《止斋集》等，事见《宋史》卷四三四。

高祖陈一经，字怀古，至性纯孝，乡党私谥“孝洁先生”。

祖父陈于廷(1566-1635)，字孟谔，号中湛。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左都御史赠少保衔。因抗击宦官魏忠贤篡政，两次被落职。黄宗羲称之为东林党之魁首：“天启间，逆阉窃国。是时有《百官图》《邪党录》《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依之以尽杀朝廷之士，所谓东林党人也。其间侍从之臣，杨左之外，宜兴少保为之魁。”(13)

叔祖陈于鼎于顺治十八年(1661)因牵涉通海案被清政府杀害，惨不忍睹：“溽暑，无收之者，故奴李彦夜窃出，购其元，纫之，载而南，葬土穷山人迹罕至处。”(14)

父亲陈贞慧(1605-1656)，字定生。廪生。崇祯二年(1629)加入复社，为“清流”之魁。以气节著称，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商丘侯方域合称“四公子”。著有《雪岑集》《秋园杂佩》等。明亡之初，贞慧曾谋与陈子龙、周镳抗击清军。及清兵过江后，“凿坏不出，坐卧山中一小楼，足迹不入城市者二十年”，“而遗民父老时时犹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怳如月泉吟社也”(15)。请注意这一时间节点，当清兵残杀迦陵叔祖，致迦陵之父困死山中，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时，正值迦陵二十至三十来岁，血气方刚期间。

陈贞达(1602-1644)，字则兼，维崧伯父。官户部主事，“左迁顺天府知事。甲申三月，流贼陷燕都，被执。嗔目骂贼，贼怒，以刀斫之。流血赭体，骂愈甚。桎两足，投马枥中，渍以马矢，骂犹不绝，三日而死”(16)。

陈贞禧(？-1645)，字寿先，陈维崧嫡堂叔。戏曲名家，著有《梅花梦》传奇。死于江南抗战。“顺治乙酉(1645)七月，中书卢象观启兵张渚。荫生陈贞禧，字寿先；诸生吴国士，字森于……俱不屈死。”(17)

陈维嵋(1630-1672)，字半雪，维崧二弟。工诗词，兼南曲。工词。著《亦山草堂遗稿》。早岁“好饮酒赋诗，不谐于俗，一时名士多与之游”。及父死，家道中落，“益困，惟以诗自娱”(18)。

陈维岳(1635-1712)，字纬云，维崧三弟。工词，有《红盐词》。早年“刻苦砺学，与仲兄半雪皆以诗古文词名世，一时先达如徐健庵、王阮亭、朱竹垞皆称之，谓可与伯兄相埒”(19)。父死后，飘零为幕宾。

陈宗石(1643-1693后)，字子万，号寓园，维崧四弟。父死后，以十四岁之少年入赘河南商丘侯方域家，遂寄籍焉。能词，见《荆溪词初集》《瑶华集》。

陈维岗(1652-？)，小名阿龙。父死后，以年幼，随兄宗石至商丘。

陈维岱(1636-1700后)，字鲁望，号石闾，陈贞达子，维崧嫡堂弟。“贞达死国难，维岱悲愤，终身不求仕进。工诗古文，与兄维崧、维岳唱和”(20)。能词，曾结集《石闾词》。

由此简述，已经不难看出，陈氏家族文化中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必定流淌在陈维崧及其诸弟的血液中。(1)高贵的忠义人格。从陈于廷、陈于鼎到陈贞慧、陈贞达、陈贞禧，无不以实际行动为子孙们诠释、传衍着忠君爱国的文化内涵。所以维崧兄弟等坚持不懈，续成一门忠义，彪炳史册。(2)高华的文学素养。谢章铤对此有赞曰：“陈氏门材最盛，《乌丝》一篇，既推老手。而半雪(维嵋)有《亦山草堂词》，纬云(维岳)有《红盐词》，鲁望(维岱)有《石闾词》，皆迦陵兄弟行，莫不含咀宫商，埙篪迭奏。……盖定生先生为党人魁首，名在三公子之列，文采炳蔚，贻为渊源，故不独迦陵有凤凰之誉(迦陵与彭古晋、吴汉槎，并称“江左三凤凰”，见《今世说》中)，即群从亦半是惠连”(21)。(3)埋藏心底的与清王朝的宿仇。尽管清人居有天下，陈氏兄弟无法报复，甚至也不敢明言，但种种切肤之痛他们如何能忘？所以他们或直接不与清政府合作，如维岱、维岳等，包括五十五岁以前的陈维崧；或迫于无奈，但必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离心离德，如陈维崧晚年的就任翰林院检讨。(4)曾经“宰相衣冠，党人子弟”(22)，丰腴的物质生活，令他们能够看淡物质享受，有足够的心理素质蔑视、抵御、拒绝新朝的物质诱惑。陈宗石《湖海楼词序》云：“方伯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溢，谢郎捉鼻，麈尾时挥，不无声华群屐之好，故其词多旖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23)是述说迦陵词风变化的轨迹，更是在揭示迦陵词风变化的动因。

迦陵词风因何“跋扈飞扬”(24)、霸悍淋漓(25)，正在于上述诸方面。细绎迦陵词，以上几方面其实都有表现，只不过表现得有些散碎，一般读者不易觉察罢了。且看：“万里关河，百年身世听更点。”(《城头月·秋月感怀》)“兄作楚囚，弟成秦赘，枕上鹃啼血。”(《念奴娇·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这是抒发国仇家恨。“倏忽过江门第换，沧桑飞渡群伧。”(《临江仙·偶作》)“负暄邻叟，两两私语茅檐，料他也为王孙叹。”(《石州慢·冬日舟过亳村旧居有感》)这是自叹国破家亡，门第变换。《念奴娇·半雪弟四十，词以赠之》：“讵料轗轲半生，蹉跎万事，不称男儿志。”既然彼时不仕新朝，那么此“男儿志”，舍家国之仇，还能怎样理解？

陈维崧及其众兄弟以积极的态度、优秀的作品，构成了阳羡词派的核心力量，造就了阳羡词派的特立品格。家族文化，既是词派产生的诱因，更是词派前行的动力，词派特色的标记，于阳羡词派这里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潘氏家族与吴中词派

“吴县潘氏以甲第文章冠吴中，声望之崇，尤推芝轩相国(世恩)，……子星斋司空(曾莹)、绂庭侍读(曾绶)，均生长华膴，而词甚轻绮。……司空兄功甫舍人(曾沂)、弟季玉观察(曾玮)，词笔亦工”(26)。这是无锡丁绍仪最早向读者描述的潘氏家族的词作盛况。民国张茂炯在为潘承谋(字聪彝，号省安)词集《瘦叶词》作序时述之更详细些：“吾吴家世填词，首推潘氏。自三松老人始制《水云词》，实我省安同年之五世祖也。君曾祖顺之公有《西圃诗余》，祖辛芝公有《鹊泉山馆词》，并得传诵于世。其他如船庵(功甫)、如小鸥波馆(星斋)、如陔兰书屋(绂庭)、如玉淦咏花(季玉)、如花隐庵(补之)、如香隐庵(子绣)，则皆君之从曾祖行也；如香禅(麐生)、如晓梦春红(椒坡)、如箬红(树轩)、如竹山堂(谱琴)、如芬陀利室(文勤)，则皆君之从祖行也。此第就予所见刻本言之，若有词而未刊行，或刊行而为予所未及见者，当又不止此数。呜呼盛矣！”(27)关于吴中潘氏家族的词学业绩，沙先一于《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一书中，已立专章《吴中潘氏词人群研究》予以讨论(28)。本文主要从家族文化传承的角度，追究潘氏家族文化中有哪些因子形成、巩固了一门词业，潘氏子弟又是如何吸取家族文化中的各种有利因素融入词作，保持一门词业绵延瓜瓞的。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潘氏家族成员并非吴中词派的创派元老。当吴中词派酝酿形成时，同处一地的潘氏族群中虽然已有词作成绩相当不错的成员，如潘奕隽(字守愚，号榕皋，晚号三松居士)，有《水云词》二卷，但因为其远赴京师仕宦，所以没有和吴中词派元老七子盘桓切磋的机会。潘氏词人介入吴中词派活动，始自潘曾莹。其为潘钟瑞《香禅词》题辞时明确说：“予年二十学填词，与陶凫香、徐山民、朱酉生、沈闰生、孙子和、沈式如相唱和。”(29)朱酉生、沈闰生，即七子中朱绶、沈传桂二位也。

潘氏家族文化的特点主要有：

好读书，求上进。“苏州潘氏，由歙而杭而苏，百余年来，为吴会巨族，好行其善，子弟除读书无旁务，是以列黉宫、登贤书、捷春榜者，指不胜屈”(30)。检《大阜潘氏支谱》(31)，自乾隆年间至清末废科举时，潘家金榜题名者有状元一人，进士八人，举人三十二位。其余取得贡生、监生、诸生等科名者不计其数。在一个“除读书无旁务”的家族里面，其文化氛围之浓郁不言自明。

好藏书，不断丰富知识，提升文化品位。潘奕隽筑三松堂藏书，编《三松堂书目》，后入藏其孙潘遵祁(字觉夫，号顺之)香雪草堂，大藏书家黄丕烈往观校跋百余种。后裔词人兼藏书者多多，著名者有潘祖荫(字在钟，号伯寅)的滂喜斋，潘祖同(字桐生，号琴谱)的竹山堂，潘景郑(谱名承弼)的宝山楼。潘祖荫将滂喜斋藏书的最珍本一百三十五部编为《滂喜斋书目》，成为目录学著作中的经典之一。至潘景郑，藏书精品竟多达三十万种。丰富的藏书为族人读书求知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提升着他们的文化修养。

好填词，乐此不疲。沙先一据《大阜潘氏支谱》列吴中潘氏家族词人十代世系，见《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对照《全清词》顺康与雍乾两卷，知今存者实字潘奕隽始，前四代词已不可见。奕隽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官至户部贵州司主事。奕隽以下六代词人结集传世者就有十六位，其余以吉光片羽式散篇流传的，不计其数。

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氛浓郁、词人杂错纷陈的家族中，练习填词自然就会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荣耀事，雄厚的词学积淀成为催生词人辈出的肥沃土壤。

有了这样的外在环境还不够，潘家好词者自己还会想出各种办法促使本族习词者的填词技艺常用常新，保持活力。

其一，长辈主动提携晚辈。如潘祖荫《宋四家词选序》载，潘曾玮(字季玉)曾以周济《宋四家词选》作为教材，传词法给潘祖荫，所谓“季玉叔父尝以周止庵宋四家示读”(32)。平时，潘曾玮会随机选调命题，让潘祖荫去填制。潘祖荫词集《芬陀利室词》中现存《湘春夜月》“赋石绿饼，季父命作”即是其例。有时还会带领潘祖荫联吟唱和，《芬陀利室词》中现存《卖花声·和季父词帕韵》《虞美人·步季父原韵》便是例证。

其二，兄弟之间相互切磋促进。切磋的方式，或是唱酬答和，或是联句。如潘曾莹“克承家学，与兄功甫、弟绂庭以吟咏相尚”(33)。通过联句，加强对词律的熟稔程度，激发敏捷的才思，是巩固词艺的有效方法之一。尽管联句本身并不一定能出好作品，但通过联句，能够促进词艺的进步。把这种反复训练的技法应用到其他题材的写作中，就能够快出作品，出好作品。我们在潘曾莹的词集中仍能够看到其与潘曾绶(字绂庭)的联句的实例：《摸鱼儿·芭蕉联句》《摸鱼儿·钓竿联句》《临江仙》“题张茶农惜花仕女图，联句”(案，与绂庭联)、《百字令》“水亭雨过，新绿压檐，飞泉琤瑽，如戛碎玉。因与绂庭联句，以蕉叶写之”。

其三，夫妻之间砥砺促进。如潘曾莹(字申甫，号星斋)与夫人陆韵梅(字琇卿)夫妇之间，“德俪琇卿夫人亦能词，玉台唱和，江左风流”(34)。陆韵梅有《小鸥波馆诗钞》。星斋《鹦鹉帘栊词钞》卷二有《清平乐·雨后同琇卿坐月联句》，妍雅清秀，空灵隽爽，生香活色，特录以为证：“湿云低扑(星斋)，凉意含疏竹。闲倚红阑干几曲(琇卿)，一点流萤闪绿(星斋)。小窗月上迟迟(星斋)，送来花影参差。爱把湘帘半下(琇卿)，秋痕筛满罗衣(星斋)。”不惟潘曾莹夫妇，同时潘曾绶与汪纫兰(有《睡香花室诗钞》)亦是潘门佳偶。再推而广之，闺房唱和，乃是清代江南文化家族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更是江南词坛一缕缕耀眼的霞光，如陈之遴与徐灿(有《拙政园词》)、周济与苏穆(有《贮素楼词钞》)、顾夔与王清霞(有《小嫏嬛诗余》)、蒋萼与储慧(有《哦月楼诗余》)，都是清词史上比翼双飞的一对对神仙佳偶。

其四，与族外高手切磋，促进词艺提高。潘曾莹《小鸥波馆词钞》中有《甘州·寄吴清如、朱酉生、沈闰生、戈顺卿诸君》云：“蓦晚风、吹近画阑干，秋雨又潺潺。只垂杨一树，搀黄减碧，愁绪难删。料得空江忆远，帆影白云边。画到荒寒处，一雁声酸。记取良宵觅句，有秋窗几面，落叶飘残。乍芙蓉红褪，鸥梦已阑珊。更萧萧、万芦花里，飐秋灯、飞雪上晴滩。添惆怅、暝烟开处，瘦了青山。”玩词意，一是问候各位，二便是寄作品请各位商订。试观其换头“记取良宵觅句，有秋窗几面，落叶飘残”，自道填词觅句的辛苦，再结合其为叶英华《花影吹笙词钞》作序时之自陈，即可瞭然。该序曰：“予少时喜为倚声之学，与同里朱酉生、沈闰生、吴清如、戈顺卿诸君互相商榷，略解声律。”(35)《小鸥波馆词钞》中保存戈载、庄缙度、戴熙、蔡宗茂等诸多名家与潘曾莹的酬唱词，均是显证。潘门其他词人此类作品甚众，恕不遍录。

如何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如何磨砺提高自己的词作水平，潘氏家族为人们提供了可以重复试验的模式。

张氏家族与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家族，是一个“十世业儒”的寒门素族。但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族，却创造了江南文化史上的几项奇观，至今仍是常州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

其一，矢志不渝坚守儒家文化，钻研儒家经典。

张惠言《先府君行实》曰：

先府君……其先自宋初由滁迁常州。常州之张，多由滁。谱牒废，世不可纪。其后曰端，当明弘治中，居南门德安里，是为大南门张氏。张氏非大南门不共谱。端孙钦，钦生洲。洲生宏道，万历中举于乡，官开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铭伛。铭伛生采。采生金第，娶于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补郡县学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为事。而铭伛当明之亡，独不为制举业云(36)。

所述先世十余代，无显宦达人，然独尚举业，不以贫贱异志。故惠言为宗谱作序称颂祖德时，追溯远古，“我张氏于唐则著相业，于宋则传道学”(37)，以砥砺族人。

在这样一个寒素清贫的宗族里，由于有持之以恒的坚守，惠言的近祖们依然对儒学，尤其是经学研究，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检地方志所载，至少可见：六世祖张宏道著有《科名盛事录》七卷、《明三元考》十四卷；宏道子张典辑有《国朝诸儒语录》二十卷；张典子张以鼎著有《诗经贯》二十卷、《四书贯》三十八卷；曾祖张采著有《易贯》。悠久的家族经学文化，为张惠言的终成大器埋下了优良的种子。张佩琛言：“由南轩而递考之，至逊清之皋文公，则《易》学独臻绝诣。”(38)虽追溯得过远而显得有些缥缈，但张氏先人确实遗传了张惠言研治经学的基因，则是确凿无疑的。以往学者探究张惠言经学渊源，只注重外围因素，如庄存与公羊学的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

至于张惠言所云先人多“以教授为事”，验之于史，还真属实。如张采二弟衍黄“授徒为生”，惠言伯父张思楷“为人缄默，不与外事，教授生徒”(39)，父张蟾宾“常教授乡里间”(40)。这样一个绵延的结果是，“常州文人显宦大都著门下籍。故虽贫弱不达而为名族”(41)。如此“名族”文化氤氲百年，终于推出张惠言这位一代名流。

其二，宗风不坠的母教文化。

雍正十一年(1733)，惠言祖父张金第卒于京师，家境跌入困顿。或劝祖母白氏放弃让幼小的孩子们继续读书，以谋生路。白氏断然回绝曰：“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直至“日常不得再食，冬衣无袽，夏无帐，食以糠覈为粥”(42)的境地，仍不言弃。不仅保持了张家的业儒之风不绝，而且把娘家习儒的韧性精神也带入张门，加强张氏子弟追求向上的毅力与恒心。在白氏苦撑之下，终于等到子女长大成人，且“三子皆以文行有声”(同前)，包括工于诗歌的“文儒”张蟾宾(著有《张云墀诗集》四卷)，即惠言父亲，为玉成张惠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岂料张蟾宾三十八岁即卒，其时张惠言年方四岁，姊观书亦仅八岁，弟弟张琦(初名翊)还遗腹未生，张家生活再度陷入危机，以至一贫如洗，“无以为夕飧，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43)。此时张惠言的母亲姜氏，毅然挺起脊梁，带领女儿昼夜做针黹女红以糊口养家，供惠言读书。“惠言依世父居，读书四年。反，先妣命授翊书。先妣与姊课针黹，常数线为节，每晨起，尽三十线，然后作炊。夜则然一灯，先妣与姊相对坐，惠言兄弟持书倚其侧，针声与读书声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寝，先妣乃就寝”(同前)。继承婆婆的精神遗产，通过如此非常地艰辛，最终培养出一代通儒张惠言。

姜氏而后，张门此风未泯。及至张惠言以四十出头的壮年，賫志而殁时，其子女也还甚幼。其妻吴氏(1760-1829)，“自都下率子成孙扶柩南返，家贫如昔，而成孙年甫十四，或劝遣习贾以谋生。孺人(吴氏)曰：‘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业儒。隳祖业不可自吾子始！’不数年，成孙文学斐然，人皆谓编修宜有贤子，不知其实成于贤母也”(44)。濒临破碎的家门，摇摇欲坠的家风，又在一贤妇人坚守下得到维系。张成孙后来于嘉庆二十四年会同王曦(张琦女婿)、蒋学沂(张惠言门人)等人，在京师组织萍聚唱和，结集《萍聚词》，并为序，是常州词派推广过程中的功臣之一。

作为常州乃至江南地区寒门母教的典型，张氏家族的三代贤母为常州词派的形成与推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三，敢争第一的创新精神。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恽敬(字子居)选授浙江富阳知县。张惠言作《送恽子居序》，其中说道：“始，子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45)这是恽敬对惠言的期待与共勉，这期待成为张惠言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也成为常州人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的驱动，促使张惠言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达到了第一或第一方阵的水平。(1)常州词派创始第一人；(2)阳湖文派创始第一人(46)；(3)《易》学研究达到清代一流。梁启超言：“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47)惠定宇即吴县惠栋，焦里堂即扬州焦循；张皋文便是张惠言也。(4)篆书水平达到当时一流。《清史稿》卷四八二张惠言本传载：“篆书初学李阳冰，后学汉碑额及《石鼓文》。尝奉命诣盛京篆列圣加尊号玉宝。”表明其篆书水平在清朝廷那里被认可为一流。

张氏家族以其独具特色的寒门文化构成了常州词派的精神支柱，促成了常州词派“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志”(48)的平民立场。表现在词作实践中，便是广泛地兴寄幽微，吐露寒士处境与愿景。如：

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祗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

这是张惠言的代表作之一。全词借鉴北宋章楶、苏轼二氏《水龙吟》调咏杨花的意境，将自己思想的“愁影”和“疏狂情性”赋予杨花，不着痕迹地寄托着自家飘零的经历、困顿的境遇、狷介的品格以及不见容于世俗的孤寂“春恨”。游转不定的杨花，既是当下词人的自我肖像，亦正是天下寒士群象的生动写照。

碧林风树夜争鸣。离绪最先惊。分明付与人肠断，为秋声、怕听春声。却是清商送我，谁人解道愁生？莫须收汝泪纵横。余恨更难平。断魂化作蛛丝去，向檐前、粘住红英。怎祝东风一夜，和他尘梦吹醒。(董士锡《风入松·感逝》)

董士锡是张惠言外甥，也是常派词学嫡传弟子。此词感叹时光流逝，岁月蹉跎，而自己却功业未就，一事无成，不免自嗟自怜，自怨自恨。写愁恨至极而生幻觉，竟“为秋声、怕听春声”。尽管如此，却仍不放弃实现理想的一线希望，“断魂化作蛛丝去，向檐前、粘住红英”，这岂不正是努力挣扎、苦苦追求的寒士之形象写真？

即此已经显然可见，张氏家族文化濡染了常州词派的底色，贯注了常州词派特有的精神状态。也可以反过来说，常州词派的特色正多根系于张氏家族文化。

联姻文化与词派结盟

上文讨论的是传统的以男性祖先为主体的宗族或家族文化对于清词流派形成、发展的影响，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女性输出形成姻亲的角度去观照联姻文化对清词流派的影响，还会有另外更令人惊喜的收获。“着力于以联姻为脉络的‘文化板块’，可理解地方性文人群体和地方性文学(学术、艺术)流派形成的基础，类似阳羡词派、桐城文派、秀水诗派、扬州学派、贵州文人群体、福建文人群体、湖南文人群体、吴中文人群体、常州文人群体、常州学派、常州文派等等，皆可藉家族与联姻的视角探究其形成过程与文化意义”(49)。徐雁平先生提出的这一构想，值得尝试去实验。据本人考察的结果，清词流派成员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联姻关系，联姻文化对清词主要流派的影响都是积极且饶有意味的。

(一)阳羡词派。严迪昌先生曾据《亳村陈氏家乘》得知，陈维崧家与万树家存在着复杂的姻亲关系：“陈于明(陈维崧二叔祖)长女‘适平阳府同知万德鹏次子诚，太学生’，是则万诚系维崧之嫡堂姑父。陈于明长子陈贞元‘配万炯女’，是为维崧堂叔母。陈贞裕(维崧二伯父)女‘适万濯之子复古，郡庠生’，是为陈维崧之堂妹婿。陈宗大(维崧嫡堂长兄)之继配为‘邑庠生万石居女，辛丑进士万彦胞妹’，是为维崧之堂嫂。而陈维崧唯一女儿复‘适庠生万峰，系万濯之孙’。”故陈维崧与万树之间的知己相交，“除却志趣与共外，二家间尚有深厚之姻亲关系”(50)。万氏家族中，除了万树以《词律》著称，万锦雯(字云绂)、万廷仕(字大士)的词写得也都不错。

曹亮武，谱名璜，字渭公，号南耕，在阳羡词派中与陈维崧“名几相埒”(51)，有《南耕词》与《岁寒词》两个集子传世。论私人关系，则曹亮武与陈维崧为亲表兄弟。陈于廷二女儿是曹亮武母亲，亮武是维崧表弟，亮武父亲曹茂勤是维崧二姑父。侯方域《曹秀才墓志铭》：“君姓曹氏，名茂勤，字曰文友。……陈少保公于廷以爱女妻之，即璜母也。当是时，曹氏门第甲于阳羡，少保公家更赫奕。两姓辉映，人以比江左王、谢。”(52)

吴本嵩，字天石。有《都梁词》传世。他是阳羡词派成员之一，有《三台·送其年再游大梁并之邺下》可证。《国朝常州词录》卷四引《感旧集(小传)》：“天石与弟天篆俱善诗余，尝与南耕作叠韵词，陈其年为之序，亟称之。”天篆，指吴梅鼎。以工诗能词享誉当时，有《醉墨山房词稿》存世。其《玉女剔银灯·听风有感》《风流子》“将之芜城，留别诸同人及伯兄天石”等词，潇洒恣肆，浑灏流转，与迦陵词风消息相通。吴氏家族与陈维崧家数世联姻。吴本嵩本人娶维崧堂姐，其父亲吴洪裕娶维崧姑母，其侄女嫁维崧弟维岳。

吴家与万家亦世代联姻。万树的父亲万濯娶的是戏曲家吴炳的妹妹。吴炳(1595-1648)，字可先，号石渠，晚号粲花老人，有“粲花五种曲”(《绿牡丹》《画中人》《西园记》《情邮记》《疗妒羹》)，其中以《绿牡丹》最负盛名。万树自己也娶吴氏族中吴贞裕女。万树舅舅吴白涵能词，《临江仙·煨芋》写乡民生活之乐，《沁园春·孤松》写遗民高洁心境，对万树必有影响。

任绳隗(1621-？)，字青际，号植斋。诗词与陈维崧齐名，人称阳羡双绝。同时的任氏词人还有任观、任弘嘉等。检徐雁平编《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53)，任绳隗娶宜兴吴氏之吴中行曾孙女、吴思贤女，任绳隗的侄儿任甡(任绳昉之子)也娶了万氏家族的万邦怀女，另一侄儿任琦娶储福智女。是则陈维崧与任绳隗为娅姻亲。

储氏是宜兴文化望族之一，词人辈出，仅顺康间就至少有储欣、储方庆、储右文、储福观、储福畴、储福宗、储贞庆等好几位，都是阳羡词派的忠实成员，有的还存与陈维崧交往的词作传世，如储贞庆(字雪持)《玉女摇仙佩·送其年应名入都》、储福宗(字天玉)有《满江红·秋杪忆其年客中州》。陈氏家族与储氏家族亦连环联姻。陈维崧娶妻即万历朝四川兵备副使储昌祚的孙女，储欣的嫡堂姐，其岳父名储懋学，其岳母即其叔祖陈于扆之女，维崧原本应称其堂姑。后来维崧孙陈克猷娶储懋学曾孙女。

阳羡词派中有史姓词人三位，分别为史鉴宗、史惟圆、史可程，其中以史惟圆声望最著。史家与储家是直接联姻。储昌祚将次女许配史汤浩，史汤浩即史惟圆之父。是则陈维崧与史惟圆亦为娅姻亲。储右文称史惟圆为表叔祖，称陈维崧祖姑父。

(二)梅里词派。梅里词派先驱曹溶(字洁躬，号秋月，一号倦圃)与骨干朱彝尊两家为姻亲关系。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三《秀水文苑·俞右吉传》：“曹、朱，戚也。”曹溶《静惕堂诗集》(雍正三年刻本)末标注：“外孙朱丕戭编。”曹秀兰《曹溶词研究》引《秀水朱氏家谱》，朱丕戭的父亲朱德遴，“德遴，字人选，号简在，冯孺人出，邑庠生。著有《百拙斋诗稿》。顺治己亥五月二十六日生，乾隆己巳十二月初三殁，寿九十一。配曹氏，庠生清女，顺治丙申正月二十一日生，康熙丙申九月二十七日殁，寿六十一。”(54)检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所附《嘉兴望族血系分图之二十二“朱氏(附曹氏等)”》，曹清与曹溶，亲兄弟也(55)。曹清女嫁朱德遴，与《秀水朱氏家谱》吻合。曹溶之子曹彦栻，娶朱魏云。又，朱彝尊叔祖朱大烈娶陆氏(56)，而陆氏之兄启鏻有孙曰陆世楷，陆世楷之母为谭氏，陆世楷长子陆大勋亦娶谭氏女。是则陆氏与谭氏亦两世联姻，朱彝尊与陆家为中表亲，与谭家为娅姻亲。正因为有如此连锁联姻，所以谢正光推导出如下结论：“秋岳因和朱氏有姻亲关系，而朱氏和陆氏及谭氏两族有姻亲关系，以故秋岳与陆氏、谭氏自然带上关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像这种士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是足以抵挡得住改朝换代之际所衍生的政治冲击的。”(57)怪不得朱彝尊会远赴广东、山西去投奔他的幕府，尽管从政治品格的角度而言，此时的曹溶已然是“贰臣”。

李良年与陆家亦为中表亲，李良年称陆嘉淑(字冰修)为表叔，《秋锦山房集》卷一有《西湖呈陆冰修表叔》可证。因此朱彝尊与李良年之间有娅姻亲关系。

据陈雪军《梅里词人关系考》：(1)词派内钱枋(字尔载)为前辈王庭的女婿，钱枋的儿子钱炎是朱彝尊的女婿。这表明朱彝尊与钱枋家是直接姻亲，与王庭家族属娅姻亲。(2)沈进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缪启武，一个嫁朱彝尊从孙朱丕戭。而缪启武即词派内主力之一缪永谋之子。这表明朱彝尊家与沈进家是直接姻亲，与缪永谋家也存在娅姻亲关系。(3)徐在是朱一是的外甥，李琇是钱枋的赘婿，舅甥俩、翁婿俩分别都是派内有词集传世的高手。(4)蔡耀称徐在为外从祖，而李符称蔡耀为表弟，是则徐在与李符亦属娅姻亲(58)。

要之，梅里词派的朱、曹、李、陆、沈、缪、徐、钱诸家联姻交织，盘根错节。

(三)初期常州词派。张惠言姊张观书嫁董达章(字超然)，张惠言女嫁董达章之子董士锡(字晋卿)，详《南门张氏族谱》。

董士锡为陆继辂之表侄。陆继辂《亡女君素画像记》：“董士锡，余妻祖姑之孙。”(59)董士锡《表甥女陆氏圹铭》：“余友陆祁生第二女采胜，字君素。其母钱，先大母之从侄孙女也。”(60)转弯表亲，辈分差别。

陆继辂家族与常州经学公羊派初祖庄存与家族数氏联姻。陆继辂《潼关同知庄君墓志铭》：“余家与庄氏世为婚姻。”(61)

丁履恒与庄家姻亲，他本人即娶了庄存与孙女、庄逢原之女庄秀芬。

左辅家与庄家姻亲，其子左曜孙娶庄叔祖女。左辅与魏襄是亲家，左辅之子左昭娶了魏襄女儿。

宋翔凤家族与庄家姻亲。宋翔凤是庄存与外孙、庄叔祖外甥。

张惠言与庄家有姻，惠言挚友庄宇逵之妹嫁给了惠言姊夫董家的董云锦。

张惠言与恽敬家有姻，惠言姊夫董家董思駉妻与恽敬妻(高光启女)同高祖姑侄。恽敬《董孺人权厝志》：“吾常董浔州思駉，以户部员外郎出守，卒于官。恭人高氏，与敬妻为同高祖姑侄。”(62)

张惠言家与钱季重家有姻亲，因为张惠言叔祖张因理“娶太学生钱伯起季女”(63)。

周仪暐家与陆继辂家为姻亲，仪暐是继辂的表弟。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三有《答周表弟仪暐》可证。

与阳羡词派、梅里词派如出一辙，常州词派同样也是在若干文化家族联姻的基础上构建成的一个更大规模的文学联盟。

无需更多举证，仅就以上所列阳羡、梅里、常州三派成员内部的姻亲关系，已足可见出：在宗法社会里，文学流派的形成，主要成员之间以家族或姻族关系相联结为基础，是路径选择的最佳方案之一。有了这样坚实的人力基础，才便于逐渐向外围扩展，串联起更多的成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去，一个区域内的家族之间，尤其是文化世家之间，通过联姻，缔结成一个稳固而庞大的亲族群，可以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互补共存，即今日之所谓之“命运共同体”。彼此帮衬，彼此扶持，激发集体忧患意识、集体荣誉感，合作应对外来势力的侵凌。谢正光先生论梅里文化家族联姻具有超乎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其实通用于所有文化家族，比如阳羡词派姻族顽强地默契联合抵拒新朝，常州词派姻族“试图创立一个合法批判乾隆晚期政治的尝试”(64)。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去，它有助于人才的产出与培育。潘光旦先生根据嘉兴望族联姻(亦即梅里词派姻缘网)状况，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血缘网不能不说是一个产生人才的集体。要说嘉兴是一个人才的渊薮，这血缘网真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把人才笼括起来的网子。”(65)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家族，上述词派的主要成员多来自联姻望族成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若专就文学发展，或更具体到词业发展的角度而言，文化家族联姻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其一，有利于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空间，相互影响，促成愈益浓厚的创作氛围。即便是在最容易生成词的江、浙两省，即便是在产出词作最多的环太湖区域，为什么有的家族以古文名，有的家族以戏曲名，有的家族以诗名，而有的家族偏以词名，这恐怕只能从家学传承、姻族内大咖的濡染方面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如阳羡词派陈维崧不仅引导诸弟习词，还引导表弟曹亮武走上作词道路。陈氏兄弟与储氏、万氏、史氏、徐氏姻族成员之间的唱和联吟，送别迎还等词作，有力地促进了阳羡词派的兴盛繁荣。常州词派张惠言不仅指导弟弟张琦成为名词家，还带动外甥董士锡成为词坛重磅明星，并影响着姻族内众多成员。其二，有利于扩大相互交流、知音共赏、融通无间的良性文化圈，一个良性文化圈自然又会反过来成为个体成员兴趣爱好的选择与坚持的动力，使得一种文学传统能够突破血亲家族传承的局限，获取更广泛地传播与延续。以常州词派为例。周济曰：“吾郡自张皋文、恽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竞出。”(66)何谓“一时作者竞出”？陆继辂说：“自是二十余年，周伯恬(仪暐)、魏曾容(襄)、蒋小松(学沂)、董晋卿(士锡)、周保绪(济)、赵树珊(植庭)、钱申甫(相初)、杨劭起(士昕)、董子诜(基诚)、董方立(祐诚)、管树荃(贻葄)、方彦闻(履篯)，又十数辈皆溺苦为之，其指益深远，而言益工，又骎骎乎驾张氏而上，而倡之者则张氏一人之力也。”(67)汤成烈亦云：“吾乡皋文、翰风两先生，与同时左、钱、李、陆诸君，咀徵含商，唱酬风雅，可以谐金石而协管弦，此其盛也。其后杨君劭起，魏君曾颂，方君彦闻，董君子诜、方立，赵君树珊宣南结社，觞咏流连，咸遵斯轨。时君方遨游京师，与之揽辔齐驰，争标树帜，别后尚多寄怀，诸作亦志一时之胜也。后起之彦张子仲远，董子子远，及从子子厚，皆嗜雅音，不同凡艳，可歌可泣。”(68)其中多如上所述为姻族或姻族后学，即是最好的证明。

①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②陈维崧：《贺新郎·魏塘舟中读钱尔斐先生菊农词稿》，《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41页。

③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印本，第46页。

④钱谦益：《钱湛如先生祠堂记》，载《初学集》卷四一，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页。

⑤《柳洲词选》，戈元颖、钱士贲等辑，康熙初年刻本。

⑥魏学渠：《青城词》三卷，《全清词(顺康卷)》第五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41～2634页。

⑦朱彝尊：《振雅堂词序》，见柯崇朴《振雅堂词》卷首，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⑧柯崇朴：《词综后序》，李庆甲整理本《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卷首第4页。

⑨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68页。

⑩《重修嘉善县志》卷三《区域志·古迹》“柳洲亭”，江峰青修，顾福仁纂，光绪十八年刻本，第73页。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四《柳洲诗集提要》，《万有文库》本第39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5页。

(12)沈雄：《柳塘词话》卷一，《词话丛编二编》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13)(15)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前集》，《续修四库全书》第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14)顾于咸：《翰林院左庶子陈公墓表》，《亳里陈氏家乘》卷一一，1940年开远堂藏本。

(16)(17)(18)(19)(20)见《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忠义》，李先荣原本，阮升基增修，嘉庆二年刻本。

(21)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22)周星誉：《念奴娇·十六夜对月读湖海楼词辄题其后》，《清名家词》第9册之《东鸥草堂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7页。

(23)陈宗石：《湖海楼词序》，载《迦陵词全集》卷首，康熙患立堂刻本。

(24)沈初：《编旧词存稿，作论词绝句十八首》：“悲歌最爱陈阳羡，跋扈飞扬气概中。”见《兰韵堂诗集》卷一《南窗集》上。

(25)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99页。

(26)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九，《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8页。

(27)潘承谋：《瘦叶词》卷首，刻本。

(28)参见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香禅精舍集词》卷首，光绪十年刻本。

(30)阮元：《潘氏科名草序》，《潘氏科名草》卷首，光绪三年松鳞庄重刻本。

(31)《大阜潘氏支谱》，潘承谋等纂修，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

(32)潘祖荫：《宋四家词选序》，《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8页。

(33)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九，《清代传记丛刊·儒林类》第25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536页。

(34)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3648页。

(35)潘曾莹：《花影吹笙词序》，叶英华：《花影吹笙词钞》卷首，光绪三年羊城刻本。

(36)(40)(42)(43)(45)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9、89、91～92、93、27页。

(37)张惠言：《张氏宗谱序》，1916年递修本《张氏宗谱》卷首。南宋理学家张栻，字钦夫，号南轩。

(38)张佩琛：《张氏宗谱序》，1916年递修本《张氏宗谱》卷首。

(39)《张氏宗谱》卷三，第22页，1916年递修本。

(41)包世臣：《皇敕授文林郎山东馆陶知县加五级张君墓表》，载张琦《宛邻集》卷六附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4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44)包世臣：《皇敕封孺人故翰林院张君妻吴氏墓志铭》，《小倦游阁集》卷六，《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86页。

(46)详拙作《张惠言事迹新考》，《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

(4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48)张惠言：《词选叙》，嘉庆二年刻本。

(49)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联姻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50)严迪昌：《万树三考》，载《严迪昌自选论文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205页。

(5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万有文库》本，第40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1页。

(52)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53)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54)曹秀兰：《曹溶词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5)《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56)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谓“朱彝尊叔父朱大烈”，误。案，朱彝尊父辈为“茂”字辈，其生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晖。祖父“大”字辈，名大竞。朱大烈的儿子朱茂曜，孙子朱彝哲。故朱大烈是其叔祖。

(57)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58)陈雪军：《梅里词派研究》附录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9)(67)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264页。

(60)《齐物论斋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72页。

(61)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一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62)载《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63)《武进大南门张氏宗谱》，1916年递修本。

(64)[美]艾尔曼：《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艾尔曼论说的是庄存与复兴公羊学的政治意图，张惠言借助庄氏学说的治经方法所建构的常州派词学品格，正与其同一机杼。

(65)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余论》，《潘光旦文集》第3卷，第375页。

(66)周济：《味隽斋词自序》，《周济词集辑校》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8)汤成烈：《鸥汀词草序》，陆循应《鸥汀词草》卷首，同治十一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