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儒林外史》写成于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最早述及《儒林外史》卷数的是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他在于乾隆三十五六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儒林外史》为五十卷。但现今所见《儒林外史》的最早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刊刻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①。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原书到底是多少回？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持续的争论，一直聚讼纷纭。胡适、吴组缃、章培恒等学者持吴敬梓原作为“五十回”说，章培恒先生更具体地分析五十六本中哪六回为伪作；赵景深、房日晰、陈美林等学者则持“五十六回”说，认为卧闲草堂本中的五十六回全部出于吴敬梓之手；亦有持“五十五回”说的，认为今本的第五十六回(即“幽榜”这一回)系后人窜入②。《儒林外史》原貌问题最近再次成为《儒林外史》研究领域的热点：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③，《文学遗产》先后发表商伟的论文《〈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④和郑志良的论文《〈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⑤，对“幽榜”这一回的真伪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和判断，强调《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确为吴敬梓原稿所故有，重申“五十六回”说。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一书影响甚大，被学界称为“《儒林外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郑志良的文章也受到了《儒林外史》研究界的极大关注，“五十六回”说似乎已然成为定论。拜读商伟、郑志良的大作后，笔者虽钦佩不已，深感受益匪浅，但对他们的结论未敢苟同，仍认为吴敬梓《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回，在宁楷写《〈儒林外史〉题辞》时，萧云仙的故事尚没有窜入，从种种迹象看，“幽榜”这一回的窜入很可能与宁楷有关。现试陈管见于下，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先从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差错谈起。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在杜少卿饯别虞育德时，虞育德向他说：“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⑥对《儒林外史》文本稍有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虞育德是在南京做博士的第二年主祭泰伯祠大祭，在祭泰伯祠之后至四十六回饯别虞博士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沈琼枝的故事、汤镇台父子的故事、余大先生的故事等，时间跨度至少十四年；仅仅第三十八回至四十回所写，从郭孝子由同官赴四川，直到萧云仙被任命为应天府江淮守备，来到南京，就至少有十一年(具体分析见下文)。那么，在杜少卿饯别虞育德时，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至少已有十五年。倘若这些故事皆为吴敬梓原本所固有，为什么只说“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呢？对于这一时间差错，章培恒先生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指出，吴敬梓在写这些句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计入萧云仙故事的时间，书中涉及萧云仙之处，当都是后人窜入⑦。对此，商伟作了针对性的批评：

章培恒引这段话作例子，证明小说的这一部分是出于伪作，因为小说之前的部分表明，到这时为止，虞育德在南京已经住了不止十年。章培恒指出了这个问题，这无疑是对的，但他的结论却把事情弄反了。因为吴敬梓在写作这一部分时，心里想的是吴培源的生平，这样就偏离了他为小说虚构的时间框架。换句话说，尽管吴敬梓的叙述表明，虞育德在南京至少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但在构想虞育德对杜少卿的这一段临别赠言时，他却完全被自己的经验素材所左右了。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吴培源在离开南京时，也许确实对吴敬梓说过类似的话，结果被吴敬梓用在小说里，连时间也没有改过来。这当然导致了混淆和错误，但关键恰恰在于，只有吴敬梓才可能出这样的错。如前文所说，吴培源在南京生活的时间前后不过八年。虞育德说他“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约略其数，与吴培源的生平基本吻合。任何一个伪作者都不可能如此熟悉《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以至于出现这样一个失误。也就是说，这个例子恰好证明了小说这部分的作者是吴敬梓，而不可能是别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让我喜出望外。而更有意义的是，这样一类失误也绽露了小说内部的罅隙，由此切入文本，就如同庖丁解牛，“批大却，导大窾”，不以目视，却可能别有洞见，让我们对小说的写作方式、经验素材与时间参照获得一以贯之的透彻领悟。⑧

商伟先生认为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之所以出现错乱，是因为作者本人过于忠实虞博士的原型吴培源的生平履历，这个例子不但不能证明小说中有伪作的部分，反而恰好证明了小说这部分的作者是吴敬梓，因为“只有吴敬梓才可能出这样的错”。但是，商伟先生想象、推论的逻辑起点并不能成立。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吴培源《会心草堂集》卷三有《初夏之任上元学署谒郡守广川张公蒙留郡署校士阅文同江宁府教授张存斋句容教谕沈篷庄共赋》，此诗在《戊午春之姑苏寓虎丘半塘谒怡贤寺莲峰上人以吟稿见示诗以赠之》后，由此知吴培源当于乾隆戊午(1738)初夏至南京任上元县教谕的。卷三还有《庚申新正大雪戏作长歌》，诗中有“我来金陵甫二载，两见亢旱飞蝗蝻”⑨，亦可证吴培源至南京任上元县教谕的时间为乾隆戊午(1738)。吴培源《会心草堂集》卷四有《丙寅冬日留别金陵诸绅士》《丙寅十月入都赴调舅兄王鹏程自江宁渡江舟中和鹏城韵二首》，由此知吴培源是于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秋冬之际离开南京入都谒选。那么，虞博士的原型人物吴培源在上元做了八年多的教谕。按表述习惯，倘若“约略其数”的话，应该说“在南京来做了八、九年博士”，至少也应该说“在南京来做了七、八年博士”，何得说”六、七年博士”？简言之，虞育德说他“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与其原型人物吴培源的生平并不吻合。

第二，在吴培源赴京谒选时，吴敬梓作有《送家广文俸满入都谒选》：

清江帆重秋烟起，君今北上长安市。长安卿相交口称，卓鲁龚黄执鞭棰。君行何匆匆，别意临西风。邮亭一祖送，感激心忧忡。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桃叶轻阴泛小船，梅花香霭吟新句。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网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辛大匠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阳春。人生知己不易得，何况情深骨肉同天亲。歌亦不能长，泪亦不能堕。梦魂相随千里遥，云山万叠愁中过。君不见，邻家失母儿，暂时不见泪交颐。亦知后会应不远，无奈樽前离别悲。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⑩

从这首诗看，在吴敬梓送吴培源入都谒选时，二人已交往八年，感情极深，是介乎师友之间的知己，这与《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与虞育德的关系相吻合。吴敬梓既然写过“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他应该清楚地知道吴培源做了八年多的教谕，那么，倘若如商伟先生所言，吴敬梓构想虞博士对杜少卿的这一段临别赠言时，他完全被自己的经验素材所左右了，又岂能再写出“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这样的话？至于吴培源，他在离开南京时，他怎可能连自己在南京做了几年教谕都弄不清楚呢？他更不可能对吴敬梓说过类似的话。

第三，《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杜少卿与武书泛舟秦淮，偶遇庄绍光、庄濯江等人，庄绍光说杜少卿“已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可是追踪《儒林外史》的叙述，杜少卿移家南京的那一年，也正是虞育德开始做南京国子监博士那一年，这就是说此时虞博士当在南京已做了八、九年的博士，这显然与第四十六回饯别虞博士时，虞育德向杜少卿说的“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存在矛盾。对于时间出现差错的原因，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一文作了这样的解释：庄濯江这一人物部分采自程梦星，吴敬梓于1740年四、五月间出游扬州时，第一次与程梦星相见。小说中写庄绍光向庄濯江介绍杜少卿说“已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或出自与程梦星第一次见面时友人的介绍语，因为时至1740年春天，吴敬梓迁居南京已七年有余。也就是说，吴敬梓写杜少卿与表叔庄濯江在秦淮河上相遇，心里想的却是他本人与庄濯江的原型人物，也就是他自己的表叔程梦星在扬州的首次相会。按，吴敬梓于1740年四、五月间出游扬州时是否与程梦星初次相遇还是个问题，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记载证明这一点。即使如商伟先生分析的那样，按表述习惯，如果是“七年有余”，应该写“已在南京住了七、八年了”才对，为何要写作“八、九年”？八年多被约略为“六、七年”，而“七年有余”却被想成“八、九年”，如果把商伟先生对两处时间差错的解释联系起来看，包含的矛盾就比较明显了。

由此可见，商伟先生对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时间出现错乱所作的分析和解释恐怕难以成立。这里至少存在三种可能性：一、“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中“六、七年”系传抄错误，第三十六回至四十六回中的内容都是吴敬梓原文所有；二、“六、七年”这个数字是原文所有的，但第三十六回至四十六回中有后人窜入的部分；三、“六、七年”这个数字是后人篡改的，因为在窜入了一些内容后，窜入者察觉到原文中的数字跟窜入的故事存在明显矛盾，就将原文中的数字改为“六、七年”。到底哪种可能性符合事实呢？

新发现的宁楷《〈儒林外史〉题辞》或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线索(11)。宁楷《〈儒林外史〉题辞》提到《儒林外史》的情节时说：“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黄金散尽，义重怜寒；白骨驮回，勋高纪柱。”“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显而易见是指庄征君，《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可证；而“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只能是指虞博士。那么，宁楷所看的《儒林外史》文本中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当与“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相应。换言之，宁楷所看的《儒林外史》文本中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当是三年左右(12)。了解了这一点，《儒林外史》另一处所谓的时间差错也就迎刃而解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迟衡山对杜少卿说：“前日承见赐《诗说》，极其佩服。但吾兄说诗大旨，可好请教。”而《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武书在高家饮宴时却说：“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根据小说叙述的线索，从三十四回杜少卿把所作《诗说》送给迟衡山至第四十九回武书在高家饮宴，时间跨度至少已经十六、七年(13)，这意味着此时距杜少卿纂《诗说》也至少有十六、七年，与武书所说的“四、五年”相差甚大，时间错得非常离谱(14)。若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为三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原文在时间计算上的精细：第三十四回杜少卿把所作《诗说》送给迟衡山与虞育德开始在南京做博士为同一年，第四十六回虞博士离开南京“入都谒选”，众人饯别；九月，余大先生在与杜少卿等一起饯别虞博士后回乡，“在虞府做馆，早出晚归”；一天，被任命为徽州府学训导，在任所遇到王玉辉。不久王玉辉女儿殉节，“过了两个月”，王玉辉出游，经苏州至南京，“过了一个多月才离去”；“王玉辉”去了好些时，高翰林请武书吃饭，“这时天气温和，兰花开放”，且正是“开芍药的时候”。据此，武书在高家吃饭，当是饯别虞博士的第二或第三年春天，距离杜少卿把所作《诗说》送给迟衡山正好为四年或五年(15)。所以，武书在高翰林家饮宴说出“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这句话，在时间上非常吻合。正因为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为三年左右就在时间上如此密合无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吴敬梓原文，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应是三年左右，与此相违的内容，当为后人窜入或篡改。

既然吴敬梓原作中虞博士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为三年左右，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儒林外史》文本中所写的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沈琼枝的故事、汤镇台父子的故事、余大先生的故事，有的定非吴敬梓原文所有，而是后人窜入，因为上文已提到，这些故事都发生于虞博士在南京做博士这段时间内，其时间加在一起至少有十四年。我们认为首先可确定萧云仙的故事非吴敬梓原作所有，书中涉及萧云仙之处，当都是后人窜入。其证有四：

其一，在四十六回饯别虞育德的宴会上，萧云仙自称“小弟在青枫城六年”，根据小说叙述，萧云仙故事前后至少有十年，这与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只有三年左右相矛盾，也与四十九回让武书在高翰林家饮宴所说的“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合不上榫。换言之，萧云仙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虞博士在南京做博士的这段时间内。萧云仙是由郭孝子寻亲的故事引出的，故事的时间顺序大致是这样的：海月禅林的方丈(即二十回出现的甘露僧)到四川去看郭孝子，遇到恶和尚(即三十四回出现的贼头赵大)，遂在老妇人的指引下向萧云仙求救，萧云仙出场，这大概是祭泰伯祠的次年年底。此后萧云仙回家奉事父亲。“过了半年”，生番闹事，抢占青枫城，朝廷差平少保征剿生番，萧云仙投军，其时当在祭泰伯祠之后的第三年。投军后萧云仙被赏给千总职衔，经过椅儿山破敌，取回青枫城，萧云仙实受千总，负责监督筑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筑的成功，其时当在祭泰伯祠之后的第七年。接着，萧云仙兴修水利，种柳栽桃，“到次年春天，杨柳发了青”，其时当在祭泰伯祠之后的第八年。接着，萧云仙开了十个学堂，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都养在学堂读书，“读到两年多”，由沈先生教他们做八股文，其时当在祭泰伯祠之后的第十年。不久，因修城工，被工部核减追赔，萧云仙回到成都府家中，此时他父亲正卧病在床，伏伺“十余日”，他父亲去世，丧事已毕，家产都已赔完，萧云仙到平少保那里去，“侯了五六个月”，被推升为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萧云仙上任后随奉粮道文书，押运赴淮，在扬州钞关码头上遇到沈先生，萧云仙说“向在青枫城一别，至今数年”，其时当在祭泰伯祠之后的第十二年之后。简言之，萧云仙的故事至少有十年，而这一故事发生在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期间，倘若吴敬梓原本确有萧云仙的故事，这意味着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超过十年，那么，宁楷《〈儒林外史〉题辞》提到《儒林外史》的情节时怎么会说“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吴敬梓又岂能在《儒林外史》四十九回让武书在高翰林家饮宴说出“四、五年前，天长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诗说》”这样的话？

其二，小说第三十九回，郭孝子劝萧云仙不要做侠客，便向他道：“这冒险借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材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后来萧云仙的父亲萧旱轩吩咐他投军去打松藩，也说：“我听得平少保出师，现驻松潘，征剿生番。少保与我有旧，你今前往投军，说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留在帐下效力，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从叙述口吻看，郭孝子、萧旱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吴组缃先生早已觉察到这与吴敬梓思想的矛盾：“这样再三宣扬‘报效朝廷’、‘替朝廷效力’、‘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和全书精神、作者思想完全违背。”(16)

其三，小说第四十回表扬萧云仙的业绩，其中一项，就是“把百姓家略聪明的孩子都养在学堂读书”，由沈先生教他们做八股文。“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些人也知道读书是体面事了。”章培恒先生早已注意到这些叙述不合情理：“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八股文的，这从他的传记和《儒林外史》中都可以看出来；这着力描写萧云仙请先生教百姓家孩子做八股，跟吴敬梓的思想完全相反。”(17)

第四，宁楷《〈儒林外史〉题辞》没有涉及萧云仙故事的情节，这亦可作为旁证证明宁楷所看到的《儒林外史》文本中尚没有窜入萧云仙的故事(见下文对《〈儒林外史〉题辞》的解读)。

萧云仙的故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有这样一段叙述：

次日，带了帖子去回拜萧守备。萧云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书道：“昨日枉驾后，多慢!拙作过蒙称许，心切不安。还有些拙刻带在这边，还求指教。”因在袖内拿出一卷诗来。萧云仙接着，看了数首，赞叹不已。随请到书房里坐了。摆上饭来，吃过。萧云仙拿出一个卷子递与武书，道：“这是小弟半生事迹，专求老先生大笔，或作一篇文，或作几首诗，以垂不朽。”武书接过来，放在桌上，打开看时，前面写着“西征小纪”四个字。中间三幅图：第一幅是“椅儿山破敌”，第二幅是“青枫取城”，第三幅是“春郊劝农”。每幅下面都有逐细的纪略。武书看完了，叹惜道：“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这做诗的事，小弟自是领教。但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限于资格，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须得几位大手笔，撰述一番，各家文集里传留下去，也不埋没了这半生忠悃。”萧云仙道：“这个也不敢当。但得老先生大笔，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书道：“这个不然。卷子我且带了回去，这边有几位大名家，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若是见了老先生这一番事业，料想乐于题咏的。容小弟将此卷传了去看看。”萧云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谒？”武书道：“这也使得。”萧云仙拿了一张红帖子，要武书开名字去拜。武书便开出：虞博士果行、迟均衡山、庄征君绍光、杜仪少卿，俱写了住处递与，萧云仙带了卷子，告辞去了。

既然萧云仙的故事系后人窜入，那么，上面这段话当然非吴敬梓原作所有，而是后人添加的。添加这段话的人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个信息，萧云仙的故事素材是萧云仙自己提供给武书的，希望能借武书的大笔“以垂不朽”。武书最早出现在虞育德的故事中，在三十六回以后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起着很重要的“贯索”作用。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武书的原型为“上元程文”，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收录了一些程文的资料，但从中很难看出他和武书有何关系。郑志良将宁楷《修洁堂初稿》卷八《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与《儒林外史》第四十回所写的杜少卿与武书相约到王府塘去访沈琼枝的情节对照阅读，认为宁楷是武书的人物原型，且武书这一人物的写实性很强(18)。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发现。既然武书的人物原型为宁楷，吴敬梓对武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很强的写实性，而据小说的叙述，萧云仙想借武书的大笔以不朽，武书也对萧云仙的事迹非常感兴趣，由以上种种迹象判断，萧云仙故事的窜入很可能与宁楷有关。

确定了萧云仙的故事非吴敬梓原作所有，这意味着吴敬梓《儒林外史》原作并非现在所见的五十六回。接下来谈谈“幽榜”这一回是否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问题。

最早提出“幽榜”非吴敬梓所作的是金和，他在《儒林外史跋》中指出：“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19)胡适、吴组缃等也赞成金和之说，认为“幽榜”是后人增加，但没有深入论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幽榜”的真伪问题成了《儒林外史》原貌论争的焦点，房日晰、陈美林、谈凤梁等学者认为“幽榜”这一回为吴敬梓原作，而章培恒先生重申“幽榜”这一回系后人窜入，并作了细致论证，虽然有一些学者对章先生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也得到了张锦池、齐裕焜等学者的赞同(20)。最近，商伟先生在研究《儒林外史》版本时再次提及“幽榜”这一回的真伪问题，认为迄今为止对《儒林外史》作者和版本的研究，并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材料用来证明1803年的版本出自不同的作者，并从写作方式等方面解释小说内部之所以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原因(21)。实际上，章培恒先生《〈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共提出4条证据证明第五十六回不出于吴敬梓手笔(22)，《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又逐条驳斥了认为第五十六回“幽榜”为吴敬梓所作的证据(23)。说得直白一点，商伟先生的疑问、设想和解释，章培恒先生在文章里都曾触及到，且有颇具说服力的分析或批驳，就目前情况看，章培恒先生的观点并没有被驳倒(24)。在“幽榜”这一回的真伪问题上，值得重视的倒是郑志良先生最近发现的一则材料，即上文已提到的宁楷所作的《〈儒林外史〉题辞》，为便于讨论，转引于下：

粤稽太和景运，五百载以为期；文教敷宣，三千年而必振。人才菀结，每归鼎盛之朝；士类销亡，惟托幽通之识。表性情于白楮，追风雅于青霄。孔、颜出而周文存，班、范生而汉史立。王侯将相，何须定具冠裳；礼乐兵农，即此周知德器。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

采风骚于胜地，若接音容；搜遗事于先民，何嫌琐细。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黄金散尽，义重怜寒；白骨驮回，勋高纪柱。考稽典礼，收宝鼎之斑斓；衡鉴名流，挹冰壶之莹彻。伐苗民而灭丑，华夏为功；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非圣贤之滴(嫡)派，即文武之全材。舍俎豆以妥神灵，何忠贞之能鼓励。至于笔花墨沈，或领袖乎词坛；黄卷青灯，或专攻乎帖括。尊贤爱客，雅怀若谷之虚衷；选妓征歌，争得空群之妙评。琴堂破俗，远过墨吏之风；绛帐论文，犹念师承之旧。古音未绝，风度宜褒；标一代之遗徽，固人心之快事。他如吴头楚尾，悲冷落于天涯；帝阙皇都，冒功名于咫尺。玄栖梵想，或参出世之因缘；小技雕虫，或泥良工之矩矱。乌丝粉印，赋萍水而无归；古寺长衢，埋姓名而又激。虽立身之未善，实初念之堪怜。得阐发以显沉埋，非瑕疵所能委翳。

嗟乎!芳年易尽，性迹难稽。大地茫茫，共下伤心之泣；中原邈邈，谁招久屈之魂？陶弘景怪谱神仙，庾子山哀生藻笔。光分甲乙，俨天爵之荣华；品第高卑，非一人之喜怒。高才绝学，尽入收罗；孝子慈孙，更难论断。玉堂金马，被薜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今兹琬琰，诚为李杜之文章；异日缥缃，即作欧苏之别纪。

宁楷(1712—1801)，字端文，号栎山。乾隆十八年(1753)中举，翌年受泾县教谕，未几罢归，先后掌教菊江、敬亭、潜川、正谊、蜀山等书院。蒋寅先生在宁楷《修洁堂集略》中发现了吴敬梓乾隆十三年(1748)所作的序，序云：“仆与宁君，交称密契，昔亲兰臭，今托丝萝。”(25)可知他们的交情非同一般。由于题辞是用骈文写成的，使用了很多典故，所以有些地方表述比较模糊，要准确理解其含义颇为困难，这里先加以串讲，并对之作相应的解释。

第一段从宏观上述论文人学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暗含着对《儒林外史》作者才华的极大称许和对《儒林外史》价值的高度赞扬。由于《儒林外史》第一回点明所写的主要是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从“士类销亡，惟托幽通之识”看，此段已含有怜才阐幽之意。

第二段对《儒林外史》先作以整体评述，然后分三个层次概括《儒林外史》的人物和情节。“试观”这一层涉及的都是《儒林外史》里值得褒扬的正面人物：“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显然是说虞博士；“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指的自然是庄征君；“考稽典礼，收宝鼎之斑斓；衡鉴名流，挹冰壶之莹彻”大概是指迟衡山；“伐苗民而灭丑，华夏为功”当是指汤镇台；“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应指郭孝子。这些人“非圣贤之嫡派，即文武之全材”，应该“俎豆以妥神灵”，得到追赠和奉祀，否则的话，“何忠贞之能鼓励”？“至于”这一层中“笔花墨沈，或领袖乎词坛”可能指赵雪斋；“黄卷青灯，或专攻乎帖括”显而易见指马二先生；“尊贤爱客，雅怀若谷之虚衷”应该指二娄；“选妓征歌，争得空群之妙评”当指杜慎卿；“琴堂破俗，远过墨吏之风”或指蘧祐(26)；“绛帐论文，犹念师承之旧”或指范进。这一层所涉及人物虽德行不如前一层那么高尚，才能也不是那么完美，但他们毕竟“古音未绝，风度宜褒”，也应加以追封和旌扬，即“标一代之遗徽，固人心之快事”。“他如”这一层在理解上稍有难度：“吴头楚尾，悲冷落于天涯”或指王惠；“帝阙皇都，冒功名于咫尺”当指万中书；“乌丝粉印，赋萍水而无归”郑志良已考证其指沈琼枝(27)。这一层所涉及的人物尽管都“立身之未善”，但考虑到“初念之堪怜”，也应该追封，即“得阐发以显沉埋”。

第三段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述应该把《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各类人物“尽入收罗”，将他们“光分甲乙”“品第高卑”，予以追封，加恩旌表，让这些“久屈之魂”得到祭奠。

不难看出，宁楷《〈儒林外史〉题辞》几乎处处关涉“幽榜”这一回，第二段中的“得阐发以显沉埋，非瑕疵所能委翳”与“幽榜”这一回御史单飏言上疏中的“臣等伏查，已故儒修周进等，其人虽庞杂不伦，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互相吻合，第三段中的“玉堂金马，被薜荔而来游；丹诏紫泥，杂椒浆而共锡”与“幽榜”这一回御史单飏言奏疏中的“诸臣生不能入玉堂，死何妨悬于金马”、礼部尚书刘进贤的祝文里的“金堂玉马，邈若神仙”若合符契。有的学者以此推论宁楷看过吴敬梓原稿，“幽榜”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我想，恐怕还不能遽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

第一，题辞的性质与序跋相似，一般表明全书要旨，并对作品进行评价或叙述读后感想。而从上文的解读可以看出，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与其说是在概括《儒林外史》的情节，赞扬《儒林外史》的价值，倒不如说是在为“幽榜”张本，反复提醒阅者注意“幽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倘若“幽榜”这一回为吴敬梓原稿所有，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为何单单把笔墨集中于“幽榜”这一回？试问这可是正常的现象？

第二，在“幽榜”中有两份名单，一份是礼部采访到的儒修名单，一份是“幽榜”。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很多书中写到的重要人物都未被列入，而萧云仙故事中的萧云仙、木耐、甘露僧都榜上有名(28)。上文已指出，萧云仙的故事为后人窜入，武书的原型人物宁楷很可能是萧云仙故事的窜入者，至少他对这段故事窜入的情况是了解的，而宁楷《〈儒林外史〉题辞》提到《儒林外史》的情节时有“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这说明宁楷写题辞时，他看到的《儒林外史》文本中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为三年左右，这意味着此时萧云仙的故事尚没有掺入。“幽榜”这一回出现在前，而萧云仙的故事窜入在后，而“幽榜”中的两份名单中却出现了萧云仙故事中的人物萧云仙和木耐，这说明今天看到的《儒林外史》中的“幽榜”这一回当在窜入萧云仙故事后做了相应修改。简言之，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宁楷或宁楷所了解的人先妄增“幽榜”这一回，接着又增窜了萧云仙的故事等，然后又对“幽榜”这一回作了相应修改。

第三，以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吻合推论“幽榜”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需要一个大前提，即只要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这一回相吻合，就足以证明“幽榜”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事实上，这一大前提是虚假的：《〈儒林外史〉题辞》不见于嘉庆时刊刻的《修洁堂集略》，而《修洁堂初稿》为抄本，无序跋，其成书时间尚不能确定(29)，倘若“幽榜”这一回是宁楷或宁楷了解的人增窜的，宁楷所作的《〈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这一回相吻合不是很自然的吗？换句话说，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这一回相吻合可能是因为宁楷看过吴敬梓原稿，而原稿中就有这一回，也可能是因为“幽榜”这一回是宁楷或宁楷了解的人增窜的，宁楷之所以在《〈儒林外史〉题辞》把笔墨集中于“幽榜”这一回，就是为了使人相信“幽榜”的不可或缺。

倘若上述分析没有大谬的话，宁楷所作《〈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这一回内容相吻合，是否能够作为“幽榜”这一回为吴敬梓原作的依据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儒林外史〉题辞》与“幽榜”这一回内容相吻合，即使不能以此作为“幽榜”这一回为宁楷窜入的证据，至少不能将其作为证明“幽榜”这一回是原作所固有的证据。考虑到“幽榜”这一回无论是思想倾向还是人物评价都与全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此套用天目山樵对“幽榜”这一回的评点：“我疑此五十六回即宁楷所作。”

总之，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萧云仙的故事当系后人窜入，这说明《儒林外史》的原本并非现在所见的五十六回，而是吴敬梓的老朋友、好朋友程晋芳所说的五十回。从种种迹象看，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深为了解的宁楷很可能是萧云仙故事、“幽榜”等内容的窜入者，至少也是知情者。

注释：

①参看李汉秋《〈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儒林外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236页。

②参看陈美林主编，陈美林、李忠明、吴波《〈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82页。下文涉及《儒林外史》研究历史的内容参考了此书及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不再一一注明。

③⑧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9-420页。

④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⑤(18)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⑥吴敬梓《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63页。本文所引《儒林外史》文字皆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⑦(15)(17)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73-474、476、471页。原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⑨吴培源《会心草堂集》，乾隆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⑩此诗被误收入吴烺《杉亭集》中，周德恒《读〈杉亭集〉札记》(《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第56-5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作了细致考证，认为是吴敬梓所写。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77页)也认为该诗是吴敬梓所作，并作了补证。

(11)宁楷《〈儒林外史〉题辞》，《修洁堂初稿》卷二十二，嘉庆抄本。此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郑志良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并披露的。

(12)需要指出的是，“三”既可实指，亦可为虚数表数目多。从“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的语境看，“三年”当为实指。退一步说，即使“三年”为虚数，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本文的结论，因为商伟先生对虞育德在南京做博士时间出现错乱所作的分析和解释难以成立，这意味着章培恒先生所说的“书中涉及萧云仙之处，当都是后人窜入”是可信的。

(13)谈凤梁《〈儒林外史〉纪历》(《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推算，从三十四回杜少卿把所作《诗说》送给迟衡山至第四十九回武书在高家饮宴，时间共十九年。

(14)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一文也注意到这一时间差错，但他推想，这四、五年或许正是吴敬梓从三十四回写到四十九回所花费的时间。

(16)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页。

(19)金和《〈儒林外史〉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1页。

(20)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齐裕焜《读〈儒林外史〉札记》，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商伟《〈儒林外史〉的作者、版本及其相关问题》，《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附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2)章培恒《〈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献疑集》，第456-461页。

(23)章培恒《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献疑集》，第496-511页。

(24)商伟在《最终的评判》(《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216-225页)这一节里论述“幽榜”这一回为吴敬梓作的理由主要有：一、“幽榜”这一回符合章回小说的常规范式，构成了《儒林外史》结构的一个部分，它呼应了小说开篇第1回。二、《儒林外史》通过预示和呼应的有意配置，展示了小说结构的内在统一性，第37回的泰伯礼预示了第五十六回的祭礼，参加泰伯礼的人品良莠不齐，我们并没有因此认为第37回为伪作，又有什么理由因“幽榜”里有匡超人、牛浦郎这样的人而怀疑其真实性呢？三、作者可能不过是借“幽榜”这一回收结全书，让人疑心是有意的反讽。前面两点理由陈美林先生在《论〈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中也提出过，章培恒《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已有针对性的讨论；从表述语气看，第三点理由似乎只是推测，可暂置不论。

(25)蒋寅《新发现的吴敬梓研究资料》，《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6)参考了2015年9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儒林外史》新文献研讨会”会上专家的意见。

(27)需要指出的是，宁楷对沈琼枝的评价恐怕并不符合吴敬梓的原意，吴敬梓对沈琼枝是敬重的，借杜少卿之口称赞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摄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极了。”

(28)叶楚炎《地域·人物·题旨：〈儒林外史〉结构新论——兼谈〈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9)在《修洁堂初稿》的成书时间上，笔者比较倾向于赞成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一文的观点，即该书成书不会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