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创作的一组重要诗作，但其在唐宋两代的接受过程却沉寂而缓慢。考察唐宋《古风》接受史的历时性演变，以及受众“古风”观变迁对其接受方式、方向、效果的影响，是李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学界还少有人对此展开接受史层面的专论，台湾学者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①，侧重于李白《古风》对前人接受的研究，而对其在后世的被接受却不曾论及；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②虽涉及朱熹的《古风》评点，但对其特殊意义的认知似一间有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就此一问题作些考察，既勾勒《古风》在唐宋时期的接受脉络，发掘其内在意蕴，也尽可能地补足其缺失环节。

一、接受方式变迁与重要节点

唐宋时期对李白《古风》的接受，大致分为三个节点：先为晚唐贯休、宋人田锡等人的同题仿作以及员兴宗之戏作，次为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和北宋姚铉《唐文粹》的编选，终为南宋葛立方特别是朱熹等人的评点。从仿作到编选再到评点，呈现出既有交叉又步步深入的接受进程。

(一)仿作与戏作：诗歌创作层面的继承与模仿

李白之后，韩愈有杂言《古风》一首，李绅《悯农》也曾题为《古风》。虽题目相同，但其语言、内容及艺术手法，均与李白《古风》相去甚远。到了晚唐，作者渐多，《唐语林》卷二《政事下》谓：“张维、皇甫川、郭鄩、刘庭辉，以古风著。”③可略见一时情形。据《宋史》卷二○八《艺文七》载：刘驾、李殷、于濆各有“《古风诗》一卷”，曹邺“《古风诗》二卷”。④只是这些题名《古风》的诗集，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很有可能为宋人裒集编纂而成，故存而不论。

值得重视的，是晚唐诗人贯休所作《古风杂言》二十首，⑤其中包括五言为主的《古意》九首、杂言十一首。《古意》九首从语言、内容到风格特征，均呈现出对《古风》明显的模仿痕迹。首先，吸收借鉴了大量李白《古风》中的词语，如“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李白)——“我有双白璧，不羨于虞卿”(贯休)；“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李白)——“唯寻桃李蹊，去去长者门”(贯休)；“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李白)——“莫见守羊儿，谓是初平辈”(贯休)；“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李白)——“是何清风清，凛然似相识”(贯休)。其次，句子结构也有相同处，如“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李白)——“人生非日月，光辉岂长在”(贯休)；“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李白)——“红泉浸瑶草，白日生华滋”(贯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稍加寻绎，即不难发现二者间的内在关联。当然，贯休《古意》对李白《古风》的接受，更多地是整体糅合后的一种吸收借鉴，而非单篇一对一的简单模仿，诸如《美人如游龙》篇，即融合了李白《古风》其四十九《美人出南国》与二十七《燕赵有秀色》对美人形象和结局的描写；《阳乌烁万物》篇，更是吸收了李白《古风》其二十、二十五、四十、四十五、四十七多篇诗句诗意，重新组合而成。对此细加体察，会有不少新的发现。

宋初田锡以实际创作追摹李白《古风》，其《咸淳集》现存诗歌中，“古风歌行”从卷十七到卷二十，共四卷四十五首，整体追求清真的格调，其中卷十七《拟古》十六首，从语言到风格与李白《古风》都极为贴近，一脉相承。史浩有《古风》四首，另加标题《颐真》《云壑》《月岩》《善渊》，虽为写景，却有古味，得李白《古风》神韵。苏轼有《古风》一首，“俯仰凌倒景”⑥等句，在内容、风格上颇得李白《古风》游仙诗之精髓。惜乎三人均未明确提及其创作与李白《古风》之关系。与之相比，员兴宗的戏作就直接、明朗了不少。其《李太白〈古风〉高奇，或曰：能促为竹枝歌体，何如？戏促李歌为数章》，用竹枝歌体把李白《古风》中的《黄河走东溟》《天津三月时》《郢客吟白雪》《郑客西入关》由五言古诗压缩、改编成了七言绝句。这组诗歌，从诗意、用典到遣词造句，皆明确祖太白《古风》而来，全用《古风》中语进行剪裁压缩，很少自创新句。这样的仿作和改制，虽只能称为游戏笔墨，却丰富了对李白《古风》的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古风》的影响。

(二)从《才调集》到《唐文粹》：选本标准的变化和接受程度的加深

别集、选本是诗人诗作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不幸的是，唐人魏万、李阳冰、范传正所编李诗全本迄今全部散佚，现存四种入选李诗的唐人选本中，只有殷璠(盛唐时人)《河岳英灵集》和韦縠(五代时人)《才调集》收录了《古风》之作。然而，前者虽收有《庄周梦蝴蝶》一篇，却题作《咏怀》而非《古风》，这就在影响力上打了折扣；相较之下，后者明确以“《古风》三首”为题，堂堂正正地亮出了招牌，成为迄今所见最早连选《古风》三诗且以“古风”为题的唐诗选本，这就有了标识性和集中度，因而特别值得重视。《才调集》所收三诗，分别为《泣与亲友别》八句⑦与《秋露如白玉》⑧《燕赵有秀色》两篇。韦縠为何选这三首，而不选最为后人看重的《古风》首篇《大雅久不作》，也不选在后世选本中入选频率较高的《西上莲花山》《大车扬飞尘》等篇？或与《才调集》编选标准独钟中晚唐温丽秀美的诗风有关，其自序明确选诗标准为“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⑨，所选《古风》三首，尤其是《秋露如白玉》《燕赵有秀色》两篇，韵致高雅，清丽秀美，是符合这一审美倾向的。由此，也可见出晚唐文学审美风气对李白《古风》接受趋向的影响。

真正使李白《古风》走入人们接受视野的是《唐文粹》的编选。从初盛唐到中晚唐，姚铉共选十六家诗人六十四首作品，汇编入“卷第十四上诗五”，总题曰“古调歌篇一《古风》”。兹按顺序摘录如下：

李白《古风》十一首，王绩《古意》三首，道士吴筠《览古》十四首，贺兰进明《古意》二首，释贯休《古意》九首，李涉《咏古》一首，卢仝《感古》三首，贾岛《古意》一首，释皎然《效古》一首，吕温《古兴》一首，刘禹锡《讽古》二首，白居易《续古诗》十首，孟郊《古意赠补阙》一首，祖咏《古意》二首，陆龟蒙《古意》一首，李白《古意》一首，权德舆《古兴》一首。⑩

由上可知，姚铉所选诗题中皆含“古”字，直观地体现了其“以古为纲”的选编准则。这些诗歌多以五言为主，重视讽谏，言多比兴，颇有古意。从内容看，或以古今对比穷究天人之理，探寻兴亡变化之道；或以历史人物遭际表达富贵无常、荣辱无定、祸福难料之慨；或以香草美人喻君恩难求、贤士见弃之感，是李白《古风》的自然延续。从风格看，继承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整体上较为克制，浑厚温婉，与李白《古风》多有相似处。从语言、意象看，尽力淡化斧凿痕迹，摒弃浮艳华丽之风，追求清真自然，意象偏清新明丽之景，色调以雅致冷淡为主，契合李白《大雅久不作》篇所谓“绮丽不足珍”“垂衣贵清真”(11)的诗学追求。从诗中人物和用典看，多用历史典故，尤以历史人物为主，如吴筠《览古》中的尼父、巢由、子胥，卢仝《感古》中的箕子、比干、苏秦，祖咏《古意》中的楚王、夫差等，皆为上古三代高士，与李白《古风》中频繁出现的庄周、鲁仲连、郭隗等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此而言，这些入选诗作体现了古朴、厚重、平实、淡雅的特点，具有诗歌风格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使受众易于形成所选诗歌属同一类型的认同感。编选者在选择诗人作品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姚铉以“古风”为这类诗歌命名的一大要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类诗歌的肇始者确定为李白，而且把李白《古风》放在最显要的打头位置，连选了十一篇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对李白此类诗作的一个大力彰显。在某种意义上，他既借此展示出其尚古态度和复古倾向，又为李白此类诗作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使后来者只要涉足古题古意，便无法越李白《古风》而过之。

(三)由偏误到矫正：朱熹评点的奠基意义

目前所见，唐代尚无对《古风》直接评点的资料传世。宋初最先论李白而涉及“古风”概念者是田锡。其《贻陈季和书》曰：

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12)

这里，“古风”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非专指《古风》五十九首。由“观其乐府”可知，他所说的“文之变”“变于文”，主要指李白那些乐府诗作。所谓“豪气抑扬，逸词飞动”“放为狂歌，目为古风”，似与《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格调不相吻合，也与李白在《古风》中表现的复古倾向和诗学追求不尽一致。这只要看看《古风》首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等诗句，即可明显感知到李白以复归《风》《雅》为己任的创作旨趣了。事实上，《古风》五十九首从整体上大多展示出一种雍容和缓的基调，较少出现“豪气抑扬，逸词飞动”的情况。就此而言，田锡这段评说，虽然涉及“古风”一词，却并非对李白《古风》的准确评价。

与田锡相比，南宋初葛立方的相关评说更具针对性。在《韵语阳秋》中，他曾数次发表对李白《古风》的看法：“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则知李之所得在《雅》。”(13)“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景，或欲留玉鸟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挹卫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于安期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固为是以信其说邪？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邪？”(14)这两段议论，一方面为李白《古风》寻找到了久远的源头，谓其“所得在《雅》”，另一方面又不无偏颇地认为这些诗作多游仙之词，是李白主观上对“谪仙”称谓的自我强化。当然，他同时也提出另一种解释，即在这些貌似游仙的作品背后，也许深藏着作者“郁郁不得志”的现实情怀。细味葛氏上述意见，尽管尚未尽善，但毕竟已接触到了《古风》的几个重要特点，为稍后朱熹的评说作了先期铺垫。

或许受到葛立方看法的影响，朱熹的《古风》评点在准确度和深度上有了大幅升进，并对田锡的偏误认识起到了根本性的矫正作用。其观点约有如下几端：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

张以道问：“太白五十篇《古风》不似他诗，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然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篇者。(15)

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16)

这些论说，都注意到了李诗不专主豪放飘逸，而是还有“雍容和缓”的一面。朱熹所举《大雅久不作》，正是这种和缓诗风的代表。平实而论，这一观点是准确的，是深具慧眼的，在此前的评点中，似尚无人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在朱熹看来，太白尊慕子昂，其《古风》学的是《感遇》，这就为其找到了一个近源；这类诗与杜甫的一些古体名篇一样，均具“萧散之趣”，能令人从中体悟到言外之“余味”。从这一角度出发，他还指出李诗非无法度，而是运用随心，消弭于无形，这是李白圣于诗的表现。以“法度”和“圣”论李白而非杜甫，也是朱熹的创见。进一步看，朱熹指出了《古风》的文本错乱问题，认为这种错乱是后人所为，虽未明言错乱的具体文本为何，但就其“一篇分为三篇，二篇合为一篇”的说法，结合《才调集》、“两宋本”来看，似指向其二十《昔我游齐都》篇。而由文本的错乱，又间接引出篇数不定的问题，从而使《古风》文本的不确定性凸显出来。

朱熹对李白《古风》是非常熟悉的，对其内涵也有深入的体悟。据稍后于他的罗大经记载：

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17)

这里所录诗，是《古风》中的第二十五首，表面上看，似与广成子遁世求仙相关，但深一层看，透露的却是诗人对“世道日交丧”的无比愤慨之情。“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以比兴手法出之，讽谕当世，余味曲包，给人留下多少警醒和启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朱熹才在观友人所示广成子像时将此“偶记”之作表而出之，并直斥今人虽口称李杜，却未得李杜真精神，谓其“何曾梦见他脚板耶”？某种意义上，朱熹对李白的称赞，是以他对李诗的真切体察为基础的，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这段记述，也适可成为前引评点的某种印证。

朱熹之后，刘克庄(1187～1269)、方回(1227～1305)等对《古风》亦有所论及。刘克庄延续了朱熹的观点，认为《古风》源自陈子昂《感遇》：“太白《古风》……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18)更晚的方回则认为《古风》是学《选》体的结果：“太白初学《选》体，第一卷《古风》是也。”(19)比之朱熹，两人所论新见无多，只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延续和发挥而已。

二、唐宋接受史中“古风”观的变迁

唐宋《古风》接受方式和节点变化，根植于时人创作和“古风”观的变迁，在仿作、编选、评点三个层面互相影响，呈现出由偏误到矫正、由浅显到深入、由模糊到清晰的特征。

“古风”一词，中古时期已经出现，其义皆指太古之风、古朴之风，且多用以评人。到了唐代，“古风”始与诗文创作发生关联，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开始多样化起来。据《唐摭言》载，“孟郊……工古风，诗名播天下”“王贞白、张蠙律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域者也”“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20)这里的“古风”，似已专指特定的诗歌类型，即与今体律诗相对的古体诗，除其风格古朴、真淳，形式上不拘格律、可以自由抒写外，在内容上也与风雅比兴挂起钩来。如宝应二年，唐代宗在写给刘晏的制词中，就说他“词蔚古风，义存于比兴”(21)；《旧唐书·李翱传》载李翱奏状，批评当世“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22)，即将是否合乎“比兴”之法、发扬“《六经》”之旨，视为“古风”的一个基本义项。这种情形，在中晚唐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就更明显了。

考察此期诗人们对“古风”的认识，大多与李白所倡诗旨相契合。这可从涉及“古风”一词的诗句一窥其貌。王鲁复《吊韩侍郎》“星落少微宫，高人入古风。几年才子泪，并写五言中”，(23)将五言视为古风诗歌的主要语言样式；刘驾《送人登第东归》“见诗未识君，疑生建安前……我皇追古风，文柄付大贤”，(24)以建安前诗为标准判断所作古诗是否具有古风精神；姚合《赠张籍太祝》“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25)、齐己《览延栖上人卷》“今体雕镂妙，古风研考精”(26)，认为“古风”是与“今体”“新语”相对而言、同时而生的概念；郑谷《访题进士张乔延兴门外所居》“近日文场内，因君起古风”(27)、李中《和昆陵纠曹昭用见寄》“还往多名士，编题尚古风”(28)，注意到当世追慕古风的热潮，文人编题“崇尚古风”的风气在晚唐文场得以复兴；李中《览友人卷》“初吟尘虑息，再咏古风生。自此寰区内，喧腾二雅名”(29)、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30)，皆追踪溯源，将“古风”与《雅》诗关联起来；李咸用《览友生古风》“分明古雅声，讽谕成凄切”(31)，更将讽谕之旨和凄切之调视为这类源于雅诗之作的传统。此外，从上述引诗还可看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诗，称其“有古风”或“得古风”乃是一种赞美性的正面评价。从语言风格、艺术手法到追根溯源各方面，唐人对古风诗歌的认识，及对当时文场复归古风思潮的直观感知，都是比较敏锐且有见地的。这些认识虽皆产生于李白《古风》之后，与李白“古风”观和《古风》五十九首整体风格相契合，但因未明确提及与李白《古风》之关联，我们还难以将二者简单地捆绑在一起。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至迟至晚唐诗人张祜之时，李白的此类诗作似已冠以“古风”之名，张祜也读到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其《梦李白》有言：“我爱李峨嵋，梦寻寻不见……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振振二雅具，重显此人词。”(32)这里，张祜由读李白“《古风》诗”，既表达了对其人的追慕，也揭示了此类诗作对“二雅”的承接。由此反观前引中晚唐人有关“古风”的诗句，则其以五言为主，上溯风雅，崇尚复古而志在讽谕的“古风”认知和创作旨趣，已昭然可见。

唐人对“古风”的这种认识，在宋初田锡这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和泛化。田氏在“目为古风”的论点下举李白乐府为例，而不选《才调集》中即已定名为“古风”的《古风》五十九首，以及《咸平集》中“古风歌行”四卷混编的做法，皆缘此而致。到了稍后的姚铉这里，田锡的偏误方得以纠正。姚铉编选《唐文粹》，将关注点放在《古风》五十九首，在“古风卷”编次中“以古为纲”，抓住了古风诗歌的精髓，使其“古风”观得以明确展现。从其入选作者、篇目、数量诸方面综合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认识：其一，入选诗篇题目中皆含“古”字；其二，所选诗人从初唐王绩、祖咏，到盛唐李白，再到中唐孟郊、权德舆、刘禹锡、白居易，最后到晚唐陆龟蒙、贯休，形成一条古风诗的创作主线，大致涵盖了唐诗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三，盛唐、中唐无论诗人数量，还是入选篇数，都大大超过初、晚唐，这与唐诗发展的整体态势相当，也表明编选者以盛、中唐为重心的倾向；其四，姚铉把李白《古风》置于首位，其余诗人大体按生活时代先后为序，并把李白《古意》也编排于后，极有可能是为了照应总题名中的“古风”二字，隐射“古风自李白始”(33)的观点；其五，诗人诗作能否入选“古风”卷，除以题目中是否包含“古”字为准则外，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主旨到艺术手法诸方面看其是否与李白《古风》相契合，李白《古意》的入选即证明了此点。如此看来，姚铉从“古题”“古意”两方面着眼，秉持“以古为纲”的原则，选取唐诗各阶段最能代表古风精神的诗人诗作，以编选方式间接地展示了其“古风”观。

相较于“仿作”和“选编”在接受上的间接性来说，知名诗人的“评点”更加直接、明确，对诗歌价值的发掘和接受方向的导向作用更大。朱熹的“古风”观是在评点李白《古风》时展示出来的，既精审公允，又新颖独到：从近源看，《古风》来自《感遇》，与陈子昂一脉相承；从风格看，雍容和缓，而非专是豪放；从内容看，多有寓目现实、抒写怀抱者；从手法看，从容于法度之中，有规可依；从艺术造诣和效果看，则属圣于诗者，饶有余味。这些意见，如散点透视，从不同方面概括出李白《古风》的几大特征，使人真正认识到了此类作品在李诗中的特殊面目和独有价值，具有《古风》接受史的奠基意义。如果将考察的视线再向后延伸，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如刘履、朱谏、胡震亨、陈沆诸家对《古风》的评价，几乎都沿着朱熹指点的方向细化、深化，而少有大变异者。由此，也可见出朱熹评点的导向功用。

三、《古风》接受史之特殊性及相关启迪

《古风》从产生到真正走入诗人及评论家视野，其价值由沉寂到渐次呈现再到被人重视，大约持续了300余年。考察此一接受过程，其特殊之处约有两端：

一是相较于李白隆盛的诗名，《古风》五十九首接受速度缓慢，潜藏期较长，出现了长时段的评点空白。直至朱熹等人，才真正以“评点”的方式揭橥其价值。究其原因，除唐人所编数种李白集过早散佚(34)、后人难睹其最初面目外，《古风》五十九首本身雍容和缓、清真雅正、似乎略显低沉消极的整体格调，与受众群体所熟知并偏爱的李白昂扬激烈、豪放飘逸的主体风格相去甚远，以致掩盖在李诗众多名篇璀璨夺目的光环之下而为人忽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其接受过程缓慢、价值发现较晚的最重要因素。

二是诗人对其所看重作品的期待，与受众接受效果之间，在较长时间段内存在“错位”现象。毫无疑问，《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极为重视的一组大型诗歌，承载了其中晚年以诗垂名的宏愿。组诗首篇《大雅久不作》开宗明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表明诗人想要以此留名千古的宏愿。但诗人自身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受众接受方向和效果的同步，这期间的“评点空白”及宋初田锡的偏误认知，即显示了诗人期望与读者接受之间的错位。

究其原因，这种情形又与唐宋时人抑李扬杜的诗学评价有关。李杜诗歌捆绑式的对立品评肇始于唐时元稹、白居易，至北宋王安石等人杜优李劣的舆论造势，此风变得更加炽热。对立式的评价方式必然诱发对诗人主导风格的过分强调，而相对忽视了脱离主导风格之外的其他作品，并最终导致对李杜诗歌评价的标签化倾向。诸如杜为“诗圣”、李为“诗仙”，“杜诗沉郁顿挫”“李诗豪迈飘逸”这类标签式、印象式的单一评价，对迥异于李诗主导风格的《古风》组诗，起到了很大程度的遮蔽作用，以致大批受众往往受其影响而不自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的话，用在《古风》接受史上，倒是很贴切的。

《古风》五十九首于唐宋时期特殊的接受历程，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首先，在对诗人主导风格认知的同时，更要关注知名诗人的小众另类诗歌，尤其是诗人自身比较看重的作品，以避免后者为前者遮掩的“灯下黑”现象。其次，受众群体对诗人某种诗风的集体认同易于形成强大的惯性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后来的接受者往往形成“接受盲区”。只有在某个历史节点，出现有识见、有影响力的评说者揭破其面目，才会使这部分作品真正走入接受者的视野。再次，这位有识见、有影响力的评说者，对深入认知某一接受对象所起的作用和效果，可能远远大于被认知惯性遮蔽的受众群体。用西方接受学术语来说，这位评说者即“第一读者”，他在准确揭示文本深层内涵的同时，也大致规定了接受维度，引导了后世的接受方向。就此而言，将朱熹视为《古风》接受史上矫枉开新、引领方向的第一读者，也未尝不可。

注释：

①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95～399页。

②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9～209页。

③[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7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第十六册卷二○八《艺文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42～5343页。

⑤[唐]贯休著，陆永峰校注：《禅月集校注》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21～29页。下引贯休《古意》诗句皆出此本。惜此本删去了善本古籍卷二后的“古风杂言”字样，不利于直观了解各卷诗歌的归类，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本《禅月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保留原貌，可参看。

⑥[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四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41页。

⑦《昔我游齐都》篇的分合颇有争议，两宋本作三篇，分别是“昔我游齐都”十句、“泣与亲友别”八句、“在世复几时”十二句，刘世教本注：“是篇世本具作一首，宋本作三，今从之。”咸淳本分为两篇，“泣与亲友别”与“在世复几时”合为一篇。杨萧本将三者合而为一，王琦本、《唐宋诗醇》、瞿朱本、安旗本均从之。明胡震亨《李诗通》、清王士禛《古诗笺》把“昔我游齐都”“泣与亲友别”合为一篇。朱谏将“昔我游齐都”“在世复几时”合为一篇。韦縠《才调集》选“泣与亲友别”八句为一首。朱熹论及《古风》“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篇者”，似指此诗，然惜未深论。

⑧各家李诗版本，唯《才调集》和“咸淳本”作“如白玉”，余皆作“白如玉”。

⑨[五代]韦縠辑，[清]殷元勋注，宋邦绥补注：《才调集补注》，据清乾隆五十八年宋思仁刻本影印原书。

⑩[宋]姚铉：《唐文粹》卷十四(上)，光绪庚寅秋九月杭州许氏榆园校刊本。

(11)李白《古风》引文出自清末聚锦堂藏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卷二，并结合中华书局2011年校注整理过的《李太白全集》和两宋本。下引《古风》诗句除特殊情况，不再另注。

(12)[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2页。

(13)[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原书。

(14)[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原书。

(15)[宋]朱熹著，朱杰人等主编，郑明等校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十八册)，《朱子语类》(五)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323页。朱熹为何会以“雍容和缓”评价李白《古风》，王红霞认为与其理学家的身份所带来的内敛、温厚的气质有关(《宋代李白接受史》，第201～202页)，此论颇有合理处，可为参考。

(16)朱熹著，朱杰人等主编，郑明等校点：《朱子全书》(修订本)(二十三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肆)卷六四《答巩仲至》，第3095页。并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甲编《朱文公论诗》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6页。

(17)[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六甲编《朱文公论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18)[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19)[宋]方回：《桐江集》卷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29页。

(20)[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卷七、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6、74、50页。按：“张蠙律诗”，原作“张蠙诗”，据李昉《太平广记》卷一八四《贡举七》引《摭言》改。

(21)[宋]王钦若等编修，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七三《帝王部·命相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87页。

(2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李翱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65页。

(2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7册，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346页。

(24)[唐]刘驾著，[清]江标编：《刘驾诗集》一卷，湖南：灵鹣阁，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25)[唐]姚合著，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26)[唐]齐己著，王秀林校著：《齐己诗集校注》卷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27)[唐]郑谷著，严寿澄、黄明、赵昌平笺注：《郑谷诗集笺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28)[五代南唐]李中著：《碧云集》卷下，《唐诗百名家全集》，洞庭席氏琴川书屋，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席素威，清光绪八年(1882)后印。

(29)[五代南唐]李中著：《碧云集》卷中，《唐诗百名家全集》，洞庭席氏琴川书屋，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席素威，清光绪八年(1882)后印。

(30)[唐]聂夷中、杜荀鹤著：《聂夷中诗杜荀鹤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7页。

(31)[唐]李咸用著，[清]江标编：《唐李推官批沙集》第二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洞庭席氏琴川书屋，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席素威，清光绪八年(1882)后印。

(32)[唐]张祜著，尹占华校注：《张祜诗集校注》卷第十，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32～533页。

(33)李白之前并未见以“古风”二字作为单篇或组诗题目者，自李白《古风》之后，才有了以《古风》为题的现象，此点在学界已得到广泛认同。

(34)唐人魏颢、李阳冰、范传正所编李诗全本尽皆散逸，以“古风”为题选李诗者只有《才调集》一种。目前所见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最早的全本是两宋本，虽经过曾巩考订次序，李诗面目自此始治，然亦自此始乱，已远非唐人所编李诗全本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