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儒林外史》 ① 是一部叙述儒士故事的小说，其实《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批判之作、反思之作，它反映的社会面要广阔得多，描写的群体要丰富得多。围绕儒林，作者笔涉士、农、工、商、兵、僧、优伶等群体，这些群体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社会，其中武侠即为这些群体之一。本文拟就这一群体展开论述。
一
顾名思义，武侠即精通武艺的侠客，他们以“武”行“侠”，“‘侠’是灵魂，‘武’是躯壳”。[1](P96)武侠是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现实而产生并被赋予了理想色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他们主要活动于体制之外，但又偶尔涉足于体制之内，与主流社会既有相矛盾的一面又有相和谐的一面。中国最初的侠是游侠、文侠而非武侠，他们没有盖世武功，只是比别人稍勇猛，敢于以武犯禁。随着武技的发展，侠的武功也相对增长，武侠逐渐定型，但与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神奇武功还是有距离的。古代文学中行踪飘忽、亦正亦邪、功夫盖世的武侠形象倾注了作者的想像，迎合了读者的需求，成为一种超现实的审美体验。侠是一种行为、一种气质，更是一种品德，这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早期的侠颇多“不轨于正义”、[2](P3181)“惜乎不入于道德”，[3](P3699)但在紧要时刻，他们的生命能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掩盖阴翳，因而无损侠之名号。唐传奇、宋话本里的侠客很多都是瑕瑜互见的，文人理想的侠客应是“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4](P433)“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楼醉”，[5](P8)然而大节不拘细行，该出手时就出手，侠性仍存;明之后，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侠客活动空间相应缩小，但民间对侠的呼唤并未减弱，这样，侠的存在就产生了一种合理性、合法性的问题。于是，虚拟中的侠客减少了反抗性，与体制的矛盾也相应减缓，与社会规范越来越相符合，而且这种观念中的侠又加强了人们对现实中的侠的评判;到了现当代，尽管侠的形象复杂化，但实际上侠的精神实质在人们心中固化了:扶危济困，舍己救人;见义勇为，扬善惩恶;重义轻利，慷慨好施;肝胆倾交，义重于山;守信重诺，一言九鼎;有仇必报，有恩必酬等等。②总之，武侠的形成经历了由非理性(非正义)到理性(正义)的长期积淀，折射出中华民族对是非、正义的心理和价值评判标准。
结合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儒林外史》中以下人物可以称之为武侠:萧昊轩萧云仙父子、郭力、卢信侯、凤四老爹等，本文也主要就这五人展开论述。而另外一些人我们就排除掉，比如说号称张铁臂的张俊民，虽然文中称其为“侠士”，也有一定的武功，能“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份来。舞到那酣畅的时候，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并不见个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看者毛发皆竖”。[6](P124)而且常对人夸耀自己“只是一生性气不好，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所以落得四海无家，而今流落在贵地”。[6](P123)但是话说不久就拿猪头当人头来骗取娄府五百青蚨逃之夭夭，实在是有悖侠之风范，后又在“豪华公子”杜少卿处招摇撞骗，完全是一骗子、一伪侠。
5个人当中，萧昊轩自负、机智。当庄绍光告诫他小心防备响马时，萧昊轩并未在意，笑道:“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内，用弹子击物，百发百中。响马来时，只消小弟一张弹弓，叫他来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个不留!”[6](P342～343)并当即展示其弹弓绝技，结果被做了贼人眼线的店主人探知，乘夜做了手脚。第二天果真碰到响马时，弓弦一拉即断，只得眼睁睁看着银子被强盗掠去。好在萧昊轩急中生智，拔发续弦，赶上强盗，弹爆群贼，最终追回了饷银。
萧云仙貌美，聪慧且心存侠义，自信而不自负，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之一。当遇难老和尚求救时，萧云仙尽管弹术才学到九分，且面对的又是极为凶恶残忍、广有羽翼的恶和尚，仍毫不犹豫地答应施救并作了周密的安排，机智地惩罚了恶和尚，又背着老和尚跑了四十里脱离险境，不图回报只为除害。随后，他又听从郭孝子的建议投身从戎，实现从武侠向循吏的转变，但是才华难施，郁郁终身。萧云仙的人生遭际既是现实的反映又是作者对武侠出路的一种探索。武侠游离在体制之外，有与体制相冲突的可能，冲突产生时武侠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随即凸现。作者钦佩武侠，想为他们找到一条出路，投身从戎、建功立业从而融入体制之内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既能侠尽其用，社会清明，又能保持武侠和体制的和谐。但在那样的社会，像萧云仙这样才华横溢的侠客是很难被重用的，透过笔墨，作者的苦闷犹能感知。
再谈郭孝子，这是一个被生活际遇改造了的人。他曾经豪杰了得，是和萧昊轩齐名的大侠。然而，其父因降宁王而被朝廷缉拿，家庭突遭变故。郭孝子易姓改名，耗费一生寻父，蹉跎光阴，一事无成。家庭不幸使他整个人都变了，变成了“一种极枯槁寂寞之人”，③曾经的豪气荡然无存，碰到两次老虎，都是装死躲藏，天可怜见才化险为夷。不过，苦难经历也增添了他的仁慈之心，见到木耐夫妻夺财害命，并没有像萧云仙那样劈头就打，而是劝其为善，不仅赠银十两，还教木耐武功，让其谋生计，可见侠性仍存。这是一个很见写作功底的人物形象，个性独特，刻画深入细腻，避免了武侠人物扁平化的倾向。
卢信侯则是个另类武侠，他喜藏禁书，爱好搜集前贤文集，而这些前贤大多是人品、才华俱佳却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而赶尽杀绝之人。朝廷为抓捕他派出很多兵丁，然而总兵还是很忌惮，可见卢信侯武勇了得。为了不牵累他人，他主动投监，光明磊落，很有武侠风范。
最后谈谈凤四老爹，凤四老爹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二回都是他的文字。凤四老爹无论做人处事，都现大侠风范。他在叫好声中登场，显示出壮士身份和英雄本色，又通过秦中书之口道出他功夫了得、极有义气。小说主要写了凤四老爹四件事:替人纾难、智助丝客、力斗无赖、勇讨赖账，展示他的万丈豪情和高超武艺。他人有难，甚至那些“朝廷柱石”都一筹莫展时，他不需人请即挺身而出自揽麻烦，有勇有谋，该用智时用智，该用武时用武，豪气冲天，化难为易，做别人所不能。
《儒林外史》中的武侠属于奇人系列，是作者激赏、敬仰的一类人物，这从吴敬梓对萧云仙、凤四老爹等人的着力刻画中可以看出来。尽管人数不多，但绝不雷同、各具特色:萧昊轩为镖师之侠，萧云仙属亦官亦武之侠，郭孝子可称为孝侠，卢信侯则为书侠，凤四老爹则是传统型武侠，5个人形象各异，个性鲜明，可见作者写作时的用心。一般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很容易被写成一个模型，大同小异，无非是行侠仗义，情节故事不同而已，缺乏个性。《儒林外史》中的武侠描写既有情节故事，又有人物刻画，而且作品描写人物致力于勾勒人物的灵魂而不拘泥于描画形貌，④这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生活阅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微，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是彼世相，如在目前。”[7](P156)此外，细节描写也成为作者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卧贤草堂评论萧氏父子的武功:“萧云仙弹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绝不与萧昊轩犯复，笔墨酣畅，无所不可。”[6](P393)在作者笔底，萧昊轩能弹子追着弹子打并将其击得粉碎，击打盗贼“好像暴雨打荷叶一般”，[6](P344)精准快疾;萧云仙练习打弹子是“觑的较近”、“一下下都打了一个准”，[6](P386)青枫城之战打得敌人鼻塌嘴歪，虽慢但狠。因此，《儒林外史》中的五侠客既有共性又各具个性，形象鲜明，特别是郭孝子、萧云仙、卢信侯，他们的形象极大丰富了传统小说的武侠画廊。
二
《儒林外史》中的吴氏武侠亦侠亦士，血肉丰满，颇具特色，体现了作者的独特匠心和卓越写作才能。
首先，吴氏武侠轻武重侠。唐传奇恢宏大气，对武功、武侠的描写奇幻空灵，形成超凡脱俗的玄幻风格，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得以真正确立。宋代武侠被赋予了过多的超自然因素，“唐代神奇的剑术与轻功到宋代竟为咒语、画符、阴风、隐形之术所替代”。[8](P55)明清两代武侠小说写实化，并在清代形成武侠剑仙小说。自唐代始，无论是写虚还是写实，武侠小说都非常重视武技、武功的描写，主要的或者作者心仪的侠客都奇功盖世，这是武侠生存的需要，以此武侠才能笑傲江湖、武定乾坤。这也是文学审美的需要，踏雪无痕的轻功、行云流水的剑术极大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侠客的审美幻想。而《儒林外史》中的武侠描写并没有很多刀光剑影的火爆场面，而且武侠的本领也有局限性，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武只是武侠稍强于普通人的一种本领，大多数情形还要靠智慧和人格解决问题，武只起着辅助的作用，比如小说中萧云仙救老和尚的情节。《儒林外史》中的武侠更接近于司马迁笔下的侠客，是以精神、气节也即侠质为重。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侠还是士，作者的诉求是一致的。
其次，吴氏武侠具有人间烟火气。首先，许多研究者认同《儒林外史》中的大部分人是有现实原型的，武侠同样如此，“……凤鸣岐为甘凤池，……萧云仙姓江……”⑤实际上凤四老爹力斗无赖的故事就跟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卷十五《技勇类·甘凤池拳勇》中记载甘凤池的事迹相同。其他两人尚无令人信服的考证结果，但“或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矣”，[6](P552)估计也是有现实原型的。另外，《儒林外史》中的武技描写具象实在，令人信服，不像唐宋武侠小说，神乎其神，充满了虚幻色彩。由于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吴氏侠客往往瑕瑜互现，是真实的人，而不是完美的神。张文虎评凤四老爹:“所谓豪杰者，必其人身被奇冤，覆盆难雪，为之排难解纷，斯为义士。下面至于丝客、陈正公之被骗，稍助一力犹之可也。如万中书者，冒官撞骗，本非佳士，特高翰林旧交，秦中书乡愚，慕势因亲及友，于凤四老爹何涉?”[6](P513)尽管这个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也说明了凤四老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还有，萧昊轩的自负，郭孝子的枯寂，萧云仙的软弱，都说明问题。作者并没有人为地拔高侠客，一般武侠小说中的武侠，特别是主要的武侠，总是无所不能的完人，而《儒林外史》中武侠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郭孝子竟落到要靠装死来躲避猛虎，萧云仙尽管具有文韬武略却也抱负难伸，卢信侯还得乖乖去投监自首。总之，这些具有生活真实感的侠客如同凡人一样，有血有肉，形象丰满，令人信服。
最后，吴氏武侠深具文人气。《儒林外史》中的侠是文人化的侠，同时代及前代一些武侠小说中的武侠，要么线条粗犷世俗味很浓，要么仙气飘飘不食人间烟火，但《儒林外史》中的武侠都有儒士之风。萧云仙在取胜青枫城后开垦田地、兴修水利、与民同乐、教化百姓，这一番作为非一般武侠所能为，“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⑥完全是大儒行径。更有意思的是，萧云仙广武山赏雪吟诗的背景却是阮籍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喟叹，千载之下，是两个胸有大志却不得施展的知识分子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郭孝子这样一个极枯寂之侠，谈起道理完全是士的心思和口吻:“这冒险捐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6](P389)卢信侯一生的志向是“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藏在家里”。[6](P346)他用了20多年重金搜集前贤文集，而且不畏朝廷禁令，其胆略、识见实在令人佩服。就是凤四老爹，虽奔走于权贵之门却不当门客，行侠有勇但更显谋，其谋略胆识非一般武侠所能及，是融侠与士为一体的武侠。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武侠除了救急纾难，还担当着本应为儒士担当的兴学促教、传存文化甚至启蒙思想的职责。正是由于武侠的文人化，小说中的武侠非常理性，有的甚至呈现出柔弱的特征，少了同类小说中武侠所具有的硬气和无所不能。
《儒林外史》是写“士”的小说，作者之所以在小说中精心写侠，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概略如下:
1.作者个性。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吴敬梓)尤负隽才，年又最少，迈往不屑之韵，几几乎不可一世。所席先业綦厚，先生绝口不问田舍事。性伉爽，急施与，以‘芒束’之辞踵相告者，知与不知，皆尽力资之，不二十年，而籯金垂尽矣。”[6](P551)竭力夸赞吴敬梓慷慨豪爽、重义轻财的英雄本色。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也说:“(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携文士辈往还，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9](P131)另外，吴敬梓30岁时的作品《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三谈到自己的青春过往是“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9](P123)面对“田庐卖尽”，“客况穷愁两不堪”的窘境，他是“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二十年。狂来自笑，摸索曹刘谁信道?唱尽春阳，勾引今宵雪满门”。[9](P123)豪侠本色和浪漫性情跃然纸上。作家往往将自己的性情投射到他所喜爱、敬仰的人物身上，或者以自己的性情塑造人物，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曾反复强调的:“艺术的印象(换言之，即感染)只有当作者自己以他独特的方式体验过某种感情而把他传达出来时才可能产生，而不是当他传达别人所体验而由他转达的感情时所能产生。”[10](P107)因此，慷慨重义、颇具侠气的作者在书中结撰武侠群像也就不难理解了。
2.创作环境。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历经千余载的发展，清代武术已臻成熟，各类拳种业已形成，并在民间盛行。统治者也提倡“武功”，带动各种武术专书纷纷出炉。另外，还有遍及城乡的形形色色的秘密团体，以武为号聚拢成员，可见习武之风盛行。我们经常说文学是社会、时代的缩影，武侠小说在我国本来就有着悠久的传统，到了清代，创作风气更盛，许多作家都涉猎这一领域，既有如李渔、王士祯、蒲松龄、袁枚、纪昀等文学大家，也有如宋芬、许奉恩、陆长春、贺贻孙、管世灏等相对不显于当时文坛的文人，如此繁盛的创作风气，不能说跟社会、时代没有关系。作为反映现实之作，《儒林外史》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社会呢?不难看出，正是“乱世”。上文讲过，乱世是产生侠客的沃土，乱世既有产生侠客的必然又有产生侠客的必要，在统治阶级无法保证最起码的公平正义且自顾不暇时，各路侠客以己之力快速除暴安良、伸张正义，这也是底层民众的期盼。因此，《儒林外史》中出现武侠描写乃情理之中的事。
3.创作需要。《儒林外史》是写士之作，然又分笔及侠，实欲以侠衬士。正如卧贤草堂评论所云:“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6](P344～345)虞绍光属于贤人系列，贤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评论大有深意，值得注意。《儒林外史》中的“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想通过科举来追求功名富贵的，这类人占士中的大多数，他们的世界就是科举，无论是金榜题名还是秋闱失意，他们都是科举的牺牲品，因为科举让他们变态、失去本性，也失去了士本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能力;一类是对功名富贵不感兴趣而意欲保持自己独立心性的，比如王冕、杜少卿、虞郁德、庄尚志等，心性独立对个人而言无疑是可贵的，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很有限，面对罪恶更是无力。而士是社会期许的精英，前一类人靠不住，后一类人又往往耽于清谈，清谈无补于世。武侠敢说敢做、敢于担当，跟当时的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衬之下，士的弱点与危机暴露无遗，这正是作者写武侠的深层意旨所在。
三
其实，透过《儒林外史》中的武侠描写，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许多学者认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原儒文化”来构建理想社会，这是就社会层面来说的，就群体、个人呢?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具有相同背景的个体形成群体，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角色的不同又促使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期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自视甚高，过高的身份认同就必然带来过高的自我角色期待，北宋大哲学家张载曾经讲过“士”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1](P396)角色期待不可谓不高矣，这种自我期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作为一个群体，士把自己看作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语句就是士的行为准则，概而言之，就是“内圣外王”。这种理念溶入古代士人的血液，形成一种永难释怀的情结，这种情结甚至影响到当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内圣外王”唯有心智健康、文武双全之人才有可能担当，心智健康是个体的、自我的、内在的，大多时候对改变社会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于是文武双全就成了古代士人的自我期许。但这往往是士的一厢情愿，他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实际身份和地位，在皇权社会里，士阶层本身不具备独立性，它要依附于皇权生存，而且是政治、权利、人身的三重依附，正是这三重依附导致知识分子柔弱化，自身实际与自我角色期待发生严重背离，“内圣外王”也就成为古代士人崇高而难以实现的无奈梦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余英时先生说过:“中国的‘士’则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12](P215)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吴敬梓同样不可能释怀自身的角色期待。“原儒文化”社会的建构，士自然应首担其责。但是在当时社会里，士不仅没有解决天生的弱点，还由于科举加剧了士群体的危机，大部分士因科举变得愚昧、迂腐、虚伪、吝啬和贪婪，另一部分则洁身自好、不屑入世。从一些清醒的士的视角来看，当时的儒士世界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而士没有希望社会也就没有希望，理想社会就更无从谈起。然而，对满怀抱负的吴敬梓而言，他又怎能忘怀天下，怎能看着社会没有希望呢?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迫使作者进行思考，既然最大的危机是士的危机，那就要重塑士的形象，重构士的精神。也就是说，《儒林外史》的落脚点不是批判社会，也不仅仅是批判士的堕落，而是重构士人精神，这种意图已充分体现在小说文本之中。首先，小说中对鄙儒的描写穷形尽相，批判士之力度可谓空前，爱之深，恨之切，作者对士的猛烈批判其实是建立在对士的过高期望之上的，正因为现实之士不符合作者理想之士的范式，批判是警醒，是希望士的转化;其次，小说始以王冕，结以“四大奇人”，尽管这5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士，但其共同特点是不为世俗所动，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因此，作者的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把这5人当作标杆，希望士能学习他们的精神;最后，泰伯祭是小说中一个很关键的部分，迟衡山谈大祭原因是“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6](P333)从贤人们的现实行为及思想来看，他们对士德的堕落是深感忧虑的，故建议一出贤人纷应。泰伯是道德模范，泰伯祭可以说是贤人们对士精神进行的一次集体“招魂”活动。
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作者思想也很难超越儒家概念，其重构士精神的指针无非是“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13](P683)这样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外王”在封建时代很难统一，比如书中的贤人们，他们“内足以资修养”但是外不足以经世，理念与现实有着深刻的悖离，“每当儒家理念已经无法整合思想时，出现某种普遍的精神危机，侠形象作为一种各阶层都能认同的英雄形象，会被密集地召唤出来，类似于进行一种‘集体心理治疗’。”[14](P30)之所以选择侠形象进行“集体心理治疗”，是因为侠与儒有着某种一致性。黄侃在《释儒》中谈到:“侠之名，在昔恒与儒似，儒行所言，因侠之模略。随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斯於?古之圣哲，悲世之沈沦，哀烝民之失职，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又云:“相人偶为仁，而夹人为侠。仁侠异名，而有一德。义者，宜也。济元元之困苦，宜孰大焉。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言侠者莫任矣。”[15](P13，P15)也就是说，儒、侠之间有着悠远的文化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们容易接近。另外，“古代知识分子‘发现’了侠，因为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的匮乏，这匮乏便激起了他们的创造欲望，而他们与侠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就很自然地把侠改造成艺术中的另一个‘自己’”。[16](P308)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在《儒林外史》中写入武侠，是一种“集体心理治疗”的表现，是他发现了自身这个群体的匮乏和衰微，做起了千古文人同做的一个梦———侠客梦。具体到《儒林外史》中，武侠描写应该不仅仅是吴敬梓的梦，基于现实和理想，武侠承载着更多的内容。武侠拥有士所没有的武功，武功是解决许多问题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武侠勇于担当，敢走自己的路，主体性很强，而这种精神正是当时士所需要却又非常匮乏的。作者希望通过武侠群体的构建，将武侠的血液注入到士的身上，重构士的精神，重塑士的形象，以期挽救士这个群体，从而改造社会，实现理想，这应该是作者在《儒林外史》中写入武侠的宗旨所在。作为一个思想家，作者也明白自己的这种期望是徒劳的，在科举面前，能做到“内足以资修养”者尚且寥寥，更不必谈文武双全这种理想范式了。推行科举的是最高统治者，一介布衣的吴敬梓不可能否定、推翻这一制度。一边是身处“乱世”渴望重建理想社会，一边是理想的不可能实现，作者就只好在入世与出世的夹缝中徘徊，这也是《儒林外史》从头至尾弥漫着感伤情调的原因。
综上所述，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心雕塑武侠群像，希冀以勇武、正义、慷慨的侠气警醒、救赎儒士阶层，促使其摆脱衰迈之气，奋发有为，从而创造清明安乐的理想社会。因此，武侠群像在小说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深意及作用。理解了这点，对于我们了解作者的情感、思想以及小说的主旨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①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原文引文、何满子言语、卧贤草堂评语、金和《〈儒林外史〉跋》、张文虎评语皆据此书。
②参见郑春元:《侠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参见《儒林外史》之“卧贤草堂评语”。
④参见《儒林外史》之何满子序。
⑤参见《儒林外史》之金和跋。
⑥参见《儒林外史》之“卧贤草堂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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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S30403)
作者简介:施晔(1965-)，女，江苏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陈伦文(1979-)，男，湖北蕲春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