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定录》传奇小说集。唐·锺簵撰，锺簵，今本皆作锺辂。疑为一人。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今本附有《续录》一卷。今存《百川学海》本、《学津讨源》本、 《说郛》本、 《唐人说荟》本、 《唐代丛书》本等。
《四库总目》说“是书所录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言合……《续录》一卷，不题撰人名氏， 《书录解题》亦载之。观其以《唐明皇》与《唐玄宗》列析两条，知为杂采类书而成，失于删并。又《柳宗元》一条，乃全引《龙城录》语， 《龙城录》为宋王铚伪撰，则非唐以前书明矣。”
这是一部谈命定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说： “人之有生，修短贵贱，圣人固常言命矣。至于纤芥得丧行止，饮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他认为，人生寿命或长或短，地位或贵或贱，都属于“命”，而且“莫不有前定”。所谓“前定”，就是在生前即由上天安排好了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在后天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因为“或逢一时，或偶(遇)一事”， “其不在我明矣。”
为了证明这种事皆“前定”的思想，作者“从乎博闻君子，徵其异说”，凡是有关“前定之事”，则“提笔记录”，于是就写成了此书。他相信故事本身具有的劝戒和教化作用，可以使“达识之士，知其不诬，而竟奔之徒，亦足以自警”。
但是，这种“事皆前定”的思想，既有对现实利禄之徒的针砭，又有其不可忽视的消极一面。既然世间一时一事莫不有前定，那么人们尽可以碌碌而无为，完全听凭命运的摆布，它实际上起到了麻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作用。因此，统治阶级特别欣赏它，认为“较他小说为有劝戒”。 (《四库总目》)
全集共收入四十七个短篇(包括《续录》二十四篇)，其内容无一不涉及“事皆前定”这一主题，它们或写术士看相预言日后贵贱，或说鬼神投梦卜测将来归宿，或讲魂游地府先看异日玄机，或言交结仙人早知以后行藏……总之是无言不验，无梦不灵，无书不巧，无事不合，把“事皆前定”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李敏求》和《袁孝叔》是作者阐明前定思想的纲领性作品。前一篇写李考试失利而神游地府，遇到泰山府君柳十八郎，柳出书一卷，李一生命运全载此书。柳对他交底说：
人生在世，一食一宿，无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虑君子不进德修业，小人惰于农耳。
后一篇写一老父用“九灵丹一丸”治好袁孝叔母亲之病，临别之际又赠书一编给袁，并嘱咐袁说：
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
这里，作者反复强调了“事已前定”、 “无不前定”这种思想，并要求君子、小人各安本分，不必“躁求”，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
但是，作者的这种主观意图与其作品反映出来的客观现实，有时却是扞格的、抵牾的。他的作品里写了那样多的人世间的不平， “大凡物不平则鸣”，处在这样一个不平的社会，人们又怎能安贫守命而不鸣呢?
《郑虔》一篇就写了一个贫士的失职之鸣。郑虔的侄子郑相如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读书人，五十多岁了还在应“明经”考试，他非是无才无能，请看他向叔父的自诩：
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在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
但是，才高命蹇，又七年后才选授了“县尉”这样一个小官。“廉颇老矣”，上任后才数月就“暴卒于佛寺”，其命运真堪叫人一哭!
《薛少殷》亦写得伤心至极。薛举进士“久未成名”，一日忽然“暴亡于长安”。薛之暴亡非他，原来是他的亡兄见其在人世不能成名，就“假追来”在阴间“分主公事”。如此“成名”之法，用心不可不谓良苦，薛生真千古之伤心人也。
有才者只能老死、屈死和假死，无德者却可官运亨通，连连升级。张宝藏原是唐太宗的“金吾长”，因为献了一个药方治好了皇上的病，于是就被授以三品文官，封鸿胪卿。一个偶然的机遇，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一个并无治国之才的卫队长竟然平步青云，统治者就是这样凭一己恩怨用人。(《续录·张宝藏》)
上行下效，君上可以凭恩怨启用庸才，臣下亦可以按亲疏举荐僚属。宰相赵憬因与王蒙有“布衣之旧”，就向德宗保举王与另一人为御史监察。当德宗问到赵憬： “卿何以知此二人?”赵憬是怎样回答的呢?他说：“一是故人，一与臣有微亲，谙熟之。” (《续录·王蒙》)这就是统治者的用人!他们哪里还讲选贤授能和唯才是举。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伊始的时代，它一开始就暴露出无穷弊端。一部《前定录》，如果剔除其讲命运，说前定的那部分说教，剩下的则是一部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求仕史。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仕途坎坷、寂寞，有的白首不得封侯，有的至死未能及第，有的忍痛丢弃爱情……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不知出现了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和可堪一哭的悲剧。
陈存是一个“能为古歌诗”的进士，尽管他才高八斗，但命运却十分不济： “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后来他的旧相知许尚书知举， “万方欲为申屈”，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陈却已经中风不能说话了(《续录·陈存》)。
《李凉公》(《续录》)是一篇颇有点讽刺味道的作品。李未作官之前，闻说家中老婢“好言梦”，于是就求老婢为其梦“除官”之事。当老婢第二天大清早告诉他做梦不祥，梦见有人抬了一口棺材时，李闻言非但不悲，反而“窃喜”，因为“棺者，官也”。这真是对那些官迷心窍者的辛辣讽刺。
《武殷》是一个为官丢妻的爱情悲剧。武殷与从母之女郑氏自小相爱而订有婚约。武为求官赴举，与从母约定三年后完婚。哪想就在武殷赴举的两年后，从母因贪财竟将郑氏改配郭绍。郑氏在“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这时，武殷在京师：
梦一女子，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殷惊问其故。良久言曰：“某尝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恨，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
故事悲痛，哀婉，读来叫人叹息，这都是求官不得而酿成的苦酒!
这样多的不平，这样多的悲剧，作者都一并地归咎于“命运”和“前定”。其实，不管是“前定”，也不管是“命运”，它们都麻痹不了有识之士的精神，安慰不了仕途失意者的灵魂，因为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客观形象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