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碾玉观音》
(全文略，据影元本《京本通俗小说》)
这篇小说选自《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京本通俗小说》为清末民初人缪荃孙所刊，据称是他在上海发现的“影元人写本”的残本，共存九篇，此书刊印了七篇。据现代学者近年来考证，此书实非古本，而是缪氏本人根据明代冯梦龙所编《三言》中的宋人话本编纂而成，“元人写本”云云乃是一种伪托。不过，书中所收作品确为宋元话本则无疑义。《京本通俗小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小说在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中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并注明：“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这是宋人话本中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名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爱情婚姻的悲剧。古代小说中描写爱情婚姻悲剧的作品非常多，这篇小说有它独特的思想艺术成就，反映了新的时代内容和话本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
跟唐传奇相比，宋人话本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和理想成为作品描写的重要内容。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不是应举书生和贵族小姐，而是属于城市市民阶层中的小手工业者，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封建官僚家中的工奴，因此它跟我们通常所见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风貌。
秀秀和崔宁都是心灵手巧、技艺精湛的手工业工匠，秀秀善于刺绣，崔宁长于琢玉。凭借他们出色的手艺和辛勤的劳动，本来是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但因他们都是咸安郡王府中的工奴，便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爱情故事便是在这一具体的生活背景中展开的。作者用较多的篇幅，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女主人公秀秀卖身为奴的过程及其悲惨遭遇。秀秀因家境清寒，父母连让她出嫁的钱也没有，只好把她卖到王府里去做工奴。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不要说自由恋爱，就连封建社会里一般妇女由父母包办的命运也得不到，秀秀被剥夺了作为人应该享受到的基本权利，而只能听凭主人一时高兴将她指配给某一个人。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奴的身分和地位，决定了秀秀取得爱情婚姻幸福的斗争，跟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带有鲜明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性质。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不是封建礼教的迫害造成的，也不是宗法制度下封建家长的专制造成的，而是残酷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郡王并不反对他们的婚姻，倒是相反，因为崔宁替他碾了一个精美的玉观音，讨得了皇帝的喜欢，一时高兴便信口将秀秀许嫁给了崔宁，这竟成了两人相爱的最初的因由。可见，郡王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以致造成四人丧生的社会悲剧，从根本上说来并不简单地是因为他们相爱，而是因为他们结合在一起双双私逃，破坏了封建的蓄奴制度，触犯了他的根本利益。郡王指婚得到了众人“好对夫妻”的赞美，也正合于两人的“痴心”与“指望”，但作品中却没有一句他们在王府中幽会谈情的描写，因为他们作为工奴没有这样的权利和条件。他们的爱情，是从秀秀趁王府失火带物私逃，撞见崔宁，两人相携出走才真正开始的。人身自由乃是他们实现爱情婚姻的前提，因而他们争取爱情婚姻的斗争过程，也就是争取人身自由和反抗命运反抗封建蓄奴制度的斗争过程。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这一斗争过程及其悲剧的结局，也就有力地暴露了封建官僚阶级压迫虐杀工奴的残酷本质。表现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幸福而进行顽强的斗争，跟揭露阶级压迫、揭露蓄奴制度的罪恶紧密结合，是《碾玉观音》在思想上的显著特点，也是它的深刻所在。
与此相关，这篇小说在思想艺术格调上跟一般以才子佳人为主人公的爱情小说也很不相同，绝无那种缠绵悱恻、低回感伤的意绪，而显得那么单纯、率真、明朗。奴隶的爱情追求跟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联系在一起，具有非常质朴和实在的内容，很少脱离实际的虚无缥缈的浪漫成分。他们相爱，除了结成自由婚姻然后凭着自己的手艺自食其力，过一种不受压迫剥削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以外，并没有更高的追求和目的。对于他们，生活理想和爱情理想是天然地相统一的。这种理想反映的仅仅是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只是因为现实世界太冷酷无情，连这种基本要求也不能实现，它才变成了理想。因为它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又过于实在，所以似乎显现不出理想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光彩和崇高的性质;但它却反映了在封建桎梏下手工业工奴的觉醒，反映了他们反封建制度的初步要求，因此它脱尽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追求夫贵妻荣的庸俗的思想气息，倒反而显现出一种质朴无华的高洁。
由于这一原因，也由于女主人公的出身、环境、教养决定了她较少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因而她在追求爱情时才显得那么主动、大胆、热情，丝毫没有像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等贵族少女在爱情上所表现的忸忸怩怩的羞涩之态和悲悲戚戚的感伤情绪。一个爱情悲剧而具有较明朗的色调，不能不说跟爱情追求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理想有关。
小说的人物描写是相当出色的。全篇主要写了四个人物： 秀秀、崔宁、郡王和郭排军，各有其性格特点，又各有其独特的思想意义。其中写得最突出和最丰满的是女主人公秀秀。她聪明、美丽、勇敢、热情，虽因家贫而沦为工奴，却不安于奴隶的命运，敢于起来抗争，去争取人身自由和爱情幸福。趁王府失火的机会，她“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便逃了出来，是那样果决勇敢。撞见崔宁，马上就提出要他带自己出外躲避。出行中，先是说脚疼，使崔宁带她到自己家中歇脚;既而又说肚饿，要崔宁去买点心买酒;然后乘酒大胆主动地提出要崔宁当夜便跟她先做了夫妻。一言一行是那样聪明机智，使崔宁一步步就范而不自知;她热情勇敢，毫无一般女孩子的羞怯之态，竟使得须眉男子的崔宁也手脚无措，只是被动地连连应喏。这整个一段的精彩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她不屈服于封建制度为她安排的命运，又无视当时严酷的封建道德观念，为争取自由幸福生活而斗争这种大无畏精神。由于她的机智勇敢，她终于和崔宁逃出火坑，美满地结合，实现了过一种自食其力的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郡王的魔爪破坏了他们的自由幸福生活，秀秀被抓到王府后花园活活打死，她死了也不屈服，成了鬼还要追上崔宁，同他到建康府继续无所畏惧地公开生活在一起。后来恰巧又被郭排军撞上，鬼的身分暴露，人间不能存身了，她便戏弄了迫害她的郡王，惩罚了背信告密的郭排军，泄了胸中之恨，然后扯着崔宁到鬼世界去继续做夫妻。这样一个由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而形成的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秀秀争取自由幸福、反对封建势力的顽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这里表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爱，一种超越生死的追求，它是如此热烈、执着、顽强，是不可阻挡、也不可摧毁的。作者在这里运用了超现实的幻笔，但它所揭示的生活内容，所揭示的秀秀的思想性格，却是十分真实的。本来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悲剧故事，作者却通过幻想将它处理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是颇富于思想意蕴的。它告诉人们： 爱是不能消灭的，人对自由的追求是不可战胜的，郡王可以杀死秀秀，他却既不能摧折她的意志，也无力阻止她到另一个世界去跟她相爱的人做夫妻，过她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一个悲剧故事读后不仅不使人感到悲观，反而获得一种积极的鼓舞力量的根本原因。
男主人公崔宁的形象跟秀秀具有对比的意义。他跟秀秀的身份地位基本相同，都是王府中的工奴，也有以自食其力过自由生活的愿望和要求。郡王将秀秀许与他时，他也怀有“痴心”;跟秀秀一起逃离王府后，他也有跟秀秀“安心”“做长久夫妻”的打算。但他却处处胆小怯懦，在爱情上也表现得十分被动。事发后，在郡王和官府的威势面前，他不但战战兢兢地“一一从头供说”，不敢有半点隐瞒，而且说他是不得已才与秀秀同走的，将罪责都推到了秀秀身上。在发遣去建康的路上听见后面秀秀叫他的声音，不但没有生离死别突然又重逢的惊喜，反而“心下好生疑惑，伤弓之鸟，不敢揽事，且低着头只顾走”。最后一次见到秀秀，已经知道她为了自己而屈死成鬼，他不但没有哀怜痛惜的感情，却怕得要命，赶紧说：“告姐姐，饶我性命!”
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写出了崔宁这种安于现状、胆小懦弱性格产生的生活依据。他虽然同为工奴，但因手艺精湛颇得郡王的喜爱赏识，在王府中生活的时间也较长，其身分地位显然比秀秀要高。这些，作者都在叙述故事中于不经意处多次给读者以暗示。例如，一出场就介绍他已“趋奉郡王数年”;跟郡王讲话，口称“恩王”如何如何;碾出一个玉观音，郡王马上就给他“增添请给”，而且一时高兴就随口将秀秀许嫁给他。看他身为工奴，却可以自由外出，游春、交友、饮酒，这种待遇显然是相当特殊的。因此在崔宁身上表现了对贵族官僚阶级更大的依附性。郡王府失火时，他的表现就与众不同，别的工奴都乘机逃跑(“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他却毫不犹豫地从外“奔到府中”。这种地位，加上他有较秀秀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因而造成了他既胆小怕事又精细谨慎的性格。秀秀在与崔宁逃出王府后，立即要求跟他先做了夫妻，至于后果和前途，她并未计及，于大胆热情中又表现出简单粗放。崔宁却不同，他考虑问题相当周到，要做夫妻可以，必须趁失火人乱时当夜就远走高飞;到信州住几天，便考虑到此地与行在时有客人来往，于是又奔向潭州，因潭州“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无事”，这才安心跟秀秀做长久夫妻。
崔宁和秀秀不同的思想性格，实际上反映了手工业工奴对官僚地主阶级人身依附关系的不同态度。崔宁因为待遇较好，又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因而但求苟安，自私胆小，不敢大胆反抗;而秀秀则对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强烈不满，坚决要求摆脱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而显得勇敢、顽强。作者在热情歌颂秀秀斗争精神的同时，对崔宁既给予一定的同情和肯定(如他的勤劳质朴、聪明灵巧、精细谨慎等)，又对他的缺点作了很有分寸的批判。
作为秀秀和崔宁对立面的人物是咸安郡王和郭排军。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但都写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同时作为艺术形象又各有其思想意义。咸安郡王是一个极有权威的封建官僚，他只要看中了某个平民百姓的女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她买到府中来;对府中的工奴，他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高兴时可以给予赏赐，一旦触犯了他的利益，就可以置之于死地。篇中写他在自己府中取刀杀人，充分地暴露了他凶残专横的面目。咸安郡王就是南宋时著名的抗金将领韩世忠。虽然小说人物出于作者的艺术创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等同于历史人物;但作者在小说中无所避忌地将他揭露鞭挞的对象坐实为当时民族斗争中一位有贡献的著名人物，写他屠杀无辜百姓跟他在沙场上抗击入侵的敌人时同样地使性逞威，这至少反映了作者并未忽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他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人物的看法是相当全面的。就反映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面貌来说，咸安郡王这一形象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郭排军不过是郡王府中的一个卫士，其地位比秀秀和崔宁高出不了多少，按情理他本应对秀秀的遭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给予热情帮助;但他却口是心非，奸险狠毒，一再向主子告密献媚，是一个既凶残可憎又愚蠢可笑的奴才形象。这个人物在封建时代也很有典型性，它所概括的社会内容和体现的客观的思想意义，显然比作者在篇末所批评的“闲磕牙”要大得多。造成秀秀悲剧的首恶元凶是咸安郡王，但秀秀复仇时却将只是走狗帮凶的郭排军作为主要对象。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秀秀的认识当然有很大的局限;但这种局限正符合她的身分地位和生活经验，是十分真实的。同时，秀秀对郭排军的态度，也反映了那种口是心非、献媚邀宠的巴儿狗型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格外招人憎恶的。
《碾玉观音》是宋元时代早期话本的代表作，在体制格局、艺术表现上都表现了话本小说的典型特征。例如开头有一段“入话”，以若干首“春归词”引入正文故事;分上下两篇，显然是分两次讲唱的痕迹(宋元人“说话”中，短篇的“小说”一般是一次说完，分几次说完的是特例)，转接处正好是情节发展的关键，戛然而止，留下悬念，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叙述中间穿插进诗词偶语，或加强描写，或烘托气氛，或贯串情节，或褒贬评说，正是说话艺人有说有唱、得心应手的表现手段的反映。
这篇小说在情节的组织安排上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是利用偶然性因素来转换或发展情节，即所谓“无巧不成书”，但却巧得自然，合乎情理，因而真实可信，不留编造的痕迹。例如由郡王府的失火引出二人私逃、结为夫妻等一系列重要情节;郡王派郭排军给处境孤塞的刘两府送钱去，不期遇到了逃到潭州的崔宁夫妇，使情节陡起波澜，急转直下，最后酿成悲剧的结局。这两处都是情节发展和转折的关键，都是利用偶然性因素实现的，都极自然而不生硬，偶然中寓着必然，显得合情合理。其二，是对秀秀和她父母的死不采用明写的手法，而是在前面叙述故事的过程中隐隐约约地多次点示，埋下伏笔，直到最后才揭破他们早就变成了鬼。这样写，读前面时处处有悬念，引人注意，发人思索;读到后面知道秀秀是鬼时，虽出意外，回味前文，却又有恍然大悟之感。这些都反映了说话艺人为了吸引听众，在故事情节的组织安排上独具匠心。这种由说话艺术带来的话本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对后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