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以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西厢记诸宫调》是传世诸宫调中保存最为完整而且水平最高的作品。由于诸宫调说唱时要用弦乐器琵琶和筝伴奏,所以又名《弦索西厢》、《西厢掐弹词》,或冠以作者董解元的姓氏而简称《董西厢》。传世明刊本有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1957年在绩溪发现的嘉靖三十六年张羽序刻本、闵齐伋刻《西厢六幻》本。清刘世珩暖红室本即据闵本翻刻。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凌景埏校注本,系以闵齐伋本为底本,参校多种版本而成。上述各本卷数划分颇不一致,有2卷、4卷、8卷三种情况。

“解元”是金元时民间对读书人的一种敬称。本书作者董解元,其名讳、里居、生平事迹均不可考。近人卢前《饮虹簃曲题跋》引《玉茗堂钞本董西厢》清人柳村居士跋,说他名朗。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卷上“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将董列为第一,注云“大金章宗 (按,1190—1208在位) 时人”。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略同。从《西厢记诸宫调》卷首几支自叙曲所述的情况看,他是一个蔑视礼教、狂放不羁、落魄江湖、喜好民间说唱艺术的下层文士。

《西厢记诸宫调》所写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来源于唐代的《莺莺传》。《莺莺传》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而又“文过饰非”的一篇传奇,不过它最初写莺莺冲破种种束缚和阻力,在爱情上的大胆追求,对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有相当的吸引力,所以作品流传较广。北宋秦观、毛滂都有 《调笑》转踏咏其事,但仅用一诗一词,只涉及故事的某个侧面或片断。与此同时的赵令畤 《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删除了传奇中“文过饰非”的内容,在末章对张生甚至颇有微词而寄同情于莺莺,思想内容比传奇有所进步。但由于体裁的限制,人物形象还不丰满,故事情节也未能展开。只有到了董解元的笔下,崔、张的爱情故事才获得了崭新面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厢记诸宫调》把传奇中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改变成以张生、莺莺、红娘、法聪等为一方,与老夫人、郑恒的矛盾。第二、增加了许多情节,如佛殿奇逢、月下联吟、张生遘疾、莺莺问病、长亭送别、村庙惊梦等,而且以崔、张相偕出走终于成就美满姻缘代替了传奇的悲剧结局。第三、改造了原来的人物形象:在本书中,张生已不再是一个文过饰非、玩弄女性的无行文人,而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热血男子。莺莺也不是软弱无力逆来顺受的大家闺秀,而是一个置封建礼法于不顾的贵族家庭的叛逆。老夫人与红娘在传奇中出场不多,无足轻重,在董解元的笔下,老夫人却成为集冷酷、虚伪、奸诈于一身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红娘则被赋予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泼辣大胆、聪明机智等可贵品格,成为获得后世读者和观众普遍喜爱的一个典型人物。以上这些改变,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而且具有揭露封建礼法的作用,这就大大突出了作品的反封建主题。

《西厢记诸宫调》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作品的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它把一篇短小的传奇扩充为讲唱文学的鸿篇巨制,字数由3000增至5万余。曲词部分共用了14种宫调的193套组曲,蝉联而下,用以状物写景,刻画人物,中间穿插说白,复述情节,使故事脉络分明、情文相生。作品中无论景物点染、气氛酝酿、场面烘托、事件发展,作者都能挥洒自如地加以表现,而且擅长人物的内心刻划。在语言运用上,作者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入曲,也善于吸收前代诗词的句法与词汇,写出朴素流畅极富表现力的曲词。明胡应麟盛赞此书“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 《少室山房笔丛》卷41)作品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情节不够集中,个别人物的性格前后不够统一。

《西厢记诸宫调》对元代王实甫 《西厢记》杂剧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杂剧充分继承了诸宫调思想和艺术方面的优点,又进一步作了加工调整,使故事在许多方面愈臻完美。两部作品的样式不同,风格各异,但都是我国戏曲文学中表现同一题材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