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訄书》是中国近代的一部学术著作。章炳麟著。初版于1900年,后经删改,1904年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刊行。1914年又作根本性的增删,易名为《检论》,次年收入上海右文社出版的《章氏丛书》。现有1919年浙江省图书馆出版的 《章氏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本等。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今杭州)人。青少年时代饱学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曾从师于著名古文经学家俞樾。28岁时任上海 《时务报》撰述,后任职于 《经世报》,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通缉而流亡日本,后割发辫,宣布反清革命,与维新派决裂,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言论,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出狱后赴日,参加同盟会,主编 《民报》,宣传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任南京总统府枢密顾问。五四运动后逐渐颓唐,宣传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晚年赞成抗日。1935年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 《制言》,以讲学终老。章炳麟学识广博,在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逻辑学等方面皆有较深造诣,著述很多,主要有《訄书》、《国故论衡》、《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訄书》初版共50篇,1904年版收入论文63篇,更改书名为《检论》时,改变结构而为9卷。本书古字较多,颇晦涩难解。所论内容广泛,既论述了中国古代各时期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又集中反映了作者早期的民主主义政治观点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本书运用近代科学知识,批判了古代天论中的神学迷信成分,认为古人所说的那种积气而成、块然大物的天是根本不存在的,宇宙万物受阳光的普照而生存,与天并没有关系,宇宙是由无数星系构成的,每个星系皆有自己的恒星,太阳与其各行星相连骈衍。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驳斥了中国古代纬书中的六天地说。进而对人们仰视所见的苍苍者作了解释,认为地球周围的大气,看上去如苍苍的颜色,而大气“在地曰气,仰瞻则曰天,犹之云与雨也,非有二质,顾其所见异尔”。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认为世界上的生物都不是一下子产生的,都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蛴螬化而为复育,复育化而为蝉,物之更迭也”,“惟人亦然”(《河图》),人是由低等动物逐渐进化而来。概括了由无机界到有机界、由低等生物到人类的演进过程。认为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民族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阶级差别、制度风俗等都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不仅人种是进化的,而且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化的,都经历了由蒙昧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自皇氏,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同上),从夏代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实行同姓不婚制度,以利于种族的繁衍和生存,“上世同部,男女旁舞交会,无夫妇名。战胜略他族,女始专属,得正其位号”(同上),人类脱离了杂乱婚配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还探讨了生物及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认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进化皆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指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原变》) 人的进化不同于自然界的进化,它是以“器”即生产工具为标志,“人之相竞也,以器”(同上)。具体论述了古代社会中“器”的改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在神农时代,人们 “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 至黄帝时代,人们 “以玉为兵”,伐树木为宫室;在大禹时代,人们 “以铜为兵”,开山劈岭,疏导江河,使天下通平;此后,人们 “作铁兵”,惊恐野兽,折扬江水,表现出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因此,石器、铜器、铁器是区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

《訄书》在认识论上,主张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有交错,以成智虑” (《原教下》),认为外物的颜色、形状、声音、味道、香臭、冷热、干湿、软硬等作用于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生理感官正常的人,感官相同,所获得的感觉也相同。如果人的眼睛生了毛病,看见火光为青色,因此认为水光的颜色不是正常的,那就错了。取三棱镜对着太阳看会产生七色。这七种颜色不是由三棱镜产生的,而是太阳光所固有的。蜡烛燃烧时,外层火焰强烈;冶铁炉温度炽热时,火焰呈现白炽状态,看上去好像无色,实际上并不是无色,不能由此认为颜色不存在。

本书还用生物和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阐明感觉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不能以人的感觉的差别性否认事物的客观性。认为海鱼从卵到长大都生活于海水之中,但不感到水是咸的,不能以此判定咸味是人味觉的产物而否认咸味的客观存在。一个人每天都吃醯梅,久而不觉其酸,不能以此否认醯梅不是酸的。本书不仅重视感觉经验,而且重视理性思维,主张人的认识应该由感性认识不断上升为理性认识。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印象,然后通过抽象思维而上升为概念,再经过归纳类比,形成更大的类概念。这种更大的类概念,间接地反映事物,似乎是远离客观事物,但它并不是没有客观标准,而是更深刻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质。

本书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反对狭隘经验论,但具有夸大理性作用的倾向。还认为一些谶纬迷信的东西也值得肯定,人们可以利用宗教预见来为自己服务,甚至认为 “圣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则不藉于物矣” ( 《订实知》)。

本书在道德观上探讨了影响人的道德风貌的原因: 其一是地理环境。指出: “寒冰之地言齐萧,暑湿之地言舒绰,瀛邬之地言诙诡,感也”。(《原学》)寒冷地区的人讲话严肃;湿热地区的人讲话随变;滨海地区的人讲话怪诞。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同上),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地理环境的影响就不大了;其二材性的影响,如“倍根性贪墨,为法官,以贿败”,“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能光大冥而极自由”,即培根生性贪婪,受贿免官;卢棱放荡不羁,但却能反对封建专制,将自由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认为真正具有特异材性的人,累世不过一二人,他们对社会道德面貌产生影响也不大;其三政教风俗对社会道德面貌产生重要影响。“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旨)”。(同上)

除上述之外,《訄书》1904年的东京重订本,作者对以前的尊清政治思想作了自我批判,批判了维新派,由赞成维新变法转向倡导反清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