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藏本,中国男儿轩辕正裔译述”。十回,光 绪癸卯(1903)上海独社铅印本,标“政治小说”。书中谓中国有一高 隐之士数十年前著《惨祸预言》,日本东江女士译为东文,轩辕正裔复 据以译成中文,且照原意编为章回小说云云,皆出于假托。
《瓜分预言惨祸记》是和《自由结婚》等同时问世的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醒 目主题的小说,在爱国主义的激情方面,《瓜分惨祸预言记》与《自由结婚》,可 以说在伯仲之间,而在叙事方法上,却不同于 《自由结婚》之立足未来、“回 叙”历史,而是站在现在,“预言”未来。此书付印于光绪癸卯(1903)十一月, 却假托明遗民《预言秘牍》 中之 《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详叙中国光绪甲辰 年 (1924) 以后,万民遭劫,全国为墟,积骸成山,流血成河的惨祸”。小说预 言各国已经实行瓜分中国,地图上“这北方一带,便换了俄国的颜色了,这山 东便变德国的,两广云南便变法国的,福建浙江便变日本的颜色了,此后,地 图上再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可怜我们四千年的国家,一旦灭了,连图上 也不能占一颜色”。洋兵杀来,“只见大街路上几残椽败瓦,地上堆积着尸骸,断 头破脑,裂腹流肠,及那残手缺足的,色色都有,那地上的人血,好不滑人。又 见鬼火如球,远近乱滚,黑夜里西风飒飒,鸦鹊无闻,只听啾啾鬼泣之声,那 满地尸骸,都隐隐有坐立哀啼之状”,真把战祸之惨,形容得淋漓尽致。洋人瓜 分中国之后,又实行残酷的灭种政策:“民间妇女,彼国兵可以任意奸占,若奸 生了子,便扑杀了,盖以不愿与中国种混合也; 每有小童,或被游兵抽在枪上 作戏,其法先抽在枪末刀上,尽力一送,腾到空中,却将已装的弹子击去,及 小孩坠下来,又用枪口刀戳上接着”,人民受此残虐,不及一年,恐当被灭净尽 了。小说在结尾处云:如人人读了此书,“能知吾人身上一点血一根毛、连那吾 人宗祖父母的一点血一根毛,都是这国培养的,不可不爱;又知那无国之民,必 被人斥逐,不可不惧,并知国家本人民之公产,人民乃国土之主人,便能发出 宁舍此身以存吾国的思想,那中国非但不至瓜分,直可雄甲地球。只可怕是读 此书的,不能将此书中可丑可惧可惨之事,作为鉴别,将那可喜可慰可望之事, 极力研究,那我的预言,恐怕都一一应验了,定不可痛?”作者称此书为《醒魂 散》,又名《赔泪录》,并自觉将小说的付印出版称为“一宗的报国之事”,这种 爱国热情,是极为可贵的。
那么,作者所说的“可丑可惧可惨之事”是些什么呢?这就是: 当外洋各 国欲要吞灭中国之际,“不趁早预备抵挡,却只满是私欲,专打一身一家之计, 及到那祸已临头,父母被杀,妻女被淫,财产遭劫,身躯受戮”。如富翁金虞、 任不显,临难不肯捐钱兴办乡团,不特钱财一空,身躯难得,还要被人唾骂;教 习吴钟清恋着妻子,怕死贪生,结果妻子被淫,性命不保; 学堂监院王本心胡 说“我们自身保自身,管他国家则甚?”后被洋兵杀死;商州知县石守古“本是 个汉人,却尽力助着满洲朝廷来欺压我们同种,如今见又来了别一个满洲,他 便将这忠满洲的去忠他”,竟诬爱国混乱,终为义民所杀; 申为己、胡国襄本为 义军成员,临阵投降洋人,反来残杀同胞,实为民族败类,也不得善终。小说 写申为己后被英人逮捕入监:
申为己能说数句英语,每见监狱的英人,便打着英语和他说话,一 日大触洋人之怒,骂道: “你能懂英文,何不考究我国政治法律之书, 将你国家变革起来,以图兴盛,便与诸国往来交通,互受利益,也免 得各国劳师动众,前来灭你们。你不能藉着能懂英文,去求学问,倒 想藉着会英文,在我们面前玩弄,想做着我们的奴隶,岂知那满洲人 才是我们奴隶,你是满洲人的奴隶,何能配做我奴隶呢!”
同《自由结婚》一样,《瓜分惨祸预言记》在对“爱财不爱国、爱身不爱群”的 同族丑类进行抨击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全民族的觉醒问题:“他们口口声声说 国家是皇帝的,地方上的事有官呢,甚至说一时乱了,富的变穷,穷的变富,或 且我反发一番财,得一个好婆子呢”,这等“刀子过颈,也是无热血出来”的麻 木心态,才是使中国寂然无声的亡了的最根本的原因。要使中国死中复生,关 键一着在 “人人醒悟”,这可说是这类小说最杰出的贡献。
至于小说中所说的“可喜可慰可望之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有一批志 士仁人,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奔走,且他们之“布置”,确 有转祸为福之功效。发州公立学校教习华永年听说东三省瓜分已经实行,养成 自己寸肤滴血的中国即将灭亡,激励学生说:“这国一日未亡,我们须是竭我心 血,尽我心力的图谋挽救,就是到那无可奈何的时候死了,也算略曾代这所爱 的国用了心力一场,若是便胡乱死了,这中国生我,岂不是和生鸡狗虫蚁一般 么?”充分道出了一大群“竭我心血,尽我心力”以图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人物 的心声。这里既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人物夏震欧、华永年、曾子兴,也 有奋勇杀敌、以身殉国的烈士史有名、方是仁、章千载、万国闻等。女英雄夏 震欧于举国皆亡之际,倡兴华府独立,新立兴华邦共和国,被推举为大统领,自 谓“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 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故誓为中国 “抚孤”,不及嫁人。华永年领导璇潭实行 自治,卒得保全,也说“中国乃其爱妻,而今所存之兴华邦璇潭,乃遗留的簪 珥也…”,故曰“吾有一强壮美丽之妻,已经亡失了,剩这遗留簪珥,吾望着, 每暗自神伤,不忍复娶也。”尚水与洋人一战,史有名引发炸药炸死洋人,不防 身上火药着了,烧断两腿,半身焦烂,临死犹说: “诸君须是用心勉力,为我中 国留个纪念。我们今日不死,到了没有国的时候,到东被人逐,西被人杀,…… 那时也是死,倒不如今日战死了,尚留些英气存在世间。”忠义之气,直逼云霄。 唐人辉、史有光与俄兵鏖战,全军覆没,连西洋赤字会也大为叹服,尽将这班 志士的尸体摆在一处照了像,带回西国,置在博物馆世界英雄遗像之傍。曾子 兴向美军求援不遂,撞墙而死,临终时口内犹喃喃呼道:“我们的爱国,我等同 胞,我如今不能爱你了。”在旁边的美官十分钦敬,命人厚殓,并录下遗言,送 交其友人。
《瓜分惨祸预言记》是所有同类小说中唯一终篇了的,是唯一具体构想了 《自由结婚》所要写而未能写的如何在亡国灭种的威胁日益迫近的情势下,“以 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的。小说重点叙写了商州、发州、兴华府等处 的 “布置”及其结局。商州民众推举曾子兴为领袖,成立义勇队,誓与洋人决 战。知县石守古诬以 “倡乱”罪名,将曾子兴拿办。群乃知用 “和平办法” 已 无效果,便杀了知县,推曾子兴当之,将一县的内政急急整理起来,“行仿那世 界通行的政治,分着立法、行法、司法三部,立法权归民人,由全乡人民公举 的议士操之; 行法权须经学过专门者掌之; 司法部是监察行法的,只举公正之 人当之”,惟因地少力薄,终为抚台率兵围捕,归于失败。后英王郡主喇弗青奈 见商州人誓不乞降,大为叹服道:“中国有如此人杰,而至于灭亡,真不幸也。” 归奏英王,英王许商州一县人民与英民平等,同受自由之福; 发州华永年,帮 助璇潭乡练乡兵,设警察,以抵御九国洋人,且实行地方自治:“乡人定每月或 两月聚会一次,每年大会一次,公议一切有益大众之事,每议事皆以举手为 决”,又将地方管理得清清洁洁,“不给外人看是野蛮地方”。洋人清乡至此,闻 此乡早已自治,派洋官验看,“果然自治规模,粲然可观,有议事厅,有乡官办 事公所,有乡兵军械所,有农牧试验场,有警察署,有图书楼,有学堂,有卫 生局,道路清洁,屋舍整齐,人民武健,妇孺雍容; 又见到有通乡办理公事出 入清单,及所有乡事公议布告之文,都是有益全乡人智慧身体财利之事”,洋官 吃了一惊,以为遇文明之人,妄以野蛮之法加之,犯了公理,必为万国所唾骂, 璇潭乡以弹丸之地,竟得保全。兴华府则将官府赶了,自为一国,制了独立的 国旗,定国号为兴华邦共和国,公定了官制宪法,宣布“不能承认满清政府与 外人私订之约”,“所有内治外交之权,实惟我新立兴华邦共和国人民之所自 操”,老幼男妇,无不存以一死报国之志,外国见其民气如此,只得承认独立, 自此兴华邦遂克屹立海畔,为汉种仅有之一片土,以延黄帝之裔,不至尽数为 奴,以底灭亡。欧美各国新闻,皆言必能渐次克复全国故址。由此可见,作者 所构想的救国方案,除了动员民众,进来英勇抗争之外,还得与民以权,实行 民主政体,这就将民主革命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确为卓见。
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瓜分惨祸预言记》在两个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一 是关于仇满的问题。小说痛斥满人之阻挠变法,说“我们汉人已知非变法不可 以图存,彼等偏恐变了法,我们汉人乖起来,彼便不得奴役我们,宁可将我土 地割与外人,不许我们汉人得志”。革命派之仇满,并非不赞成改革,不赞成立 宪,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满人是异族,是决不肯改革的,只有铲除满州,方 得救国。作为一种救国方略,本也无可非议,然小说所宣扬的 “杀尽满人” 的 极端主张,甚至以赞扬的笔调写屠尽满人之后,“有提着满人的腿的,有提着臂 的,纷纷取向炉火烘来乱啖,以为下酒之物”,又将满妇淫遍,口中嚷道: “你 们入关时淫我妇女,而今也要偿债了!”却是毫不足取的。另一是关于对待洋人 的态度。小说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揭露洋人对“野蛮人”烧杀奸淫的令人发指的 罪行,另一方面又对洋人的文明与公正给予好评,一再表明 “洋官定不轻杀爱 国的义士”。第九回叙华永年至洋官衙署索还被擒义士甄得福、刘千秋,洋官答 道:“敝国所到之处,从不难为有智慧的爱国之人。若是有智慧而不爱国,如留 学欧美回来,仍祇求利禄之辈,有爱国心而无智慧,如义和拳之不知国家为民 众之公产、而妄行仇外者,皆必杀却无赦。至如刘甄二君,毁家为国,此敝国 文明人所礼敬者也。”小说对洋人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列强 既是侵略者,又是先生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矛盾,其中固不乏对侵略者的幻想 成分,但确实具有其历史的规定性,一般不必绝然否定。
应该顺便提到的是对于留学生的评价。同一时期的 《浙江潮》 曾刊出一篇 文章,认为“今日之责任,断不能不归于留学生”,因为只有留学生,才能“挟 其学,挟其智,挟其才,挟其手段以救中国”。但这类小说却颇不以为然。如 《自由结婚》写道: “那时留学生,仿佛是个英雄豪杰的别名,少年人以留学为 大荣耀的事情,足迹出了国门,没有一个不诩诩然拿国家自任。岂知人心叵测, 天良难恃。起初虽然有些大志,后来也终究变去了。其中缘故,不止一端。大 约因为起初富贵功名相去还不知几千万里,乐得大言欺人,博得些声名; 后来 富贵功名近在眼前,只要降心辱身,蝇营狗钻,便有无穷的希望。所以从表面 上看起来,好像先好而后坏,先智而后愚,其实他们这种人,始终惟利是图,倘 若要问他们究竟守定什么宗旨,他们只好呆呆的不作声了。” 《瓜分惨祸预言 记》 也提到,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单日本己有千余人,亡国时真归来为国流血 的,只有二十四人,因而感慨道:“看官,你不要听留学生三字,便敬的了不得。 他们那里真个爱国,不过因那爱国,爱群,革命,流血,独立,仇满,保皇,立 宪等语,是那时行的口头话,若不能说说来给人听,便觉得没趣,何曾有是言 有是心呢?”这一声声对于自命不凡的口头爱国分子的当头棒喝,都归结到一个 “革命志士”的自我改造的问题,令人想起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提出的革命 志士 “必须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的主张。
从美学意蕴上讲,这类小说的情调是低沉而悲壮的,因而同作品所要表达 的主题一般是合拍的,但题材的非写实性和民族情感的偏狭性,又使作品缺少 生活的灵气。由于现状形势的严峻性和急迫性,使作者无暇更多地赋予作品以 审美性,理念往往压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