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官场现形记》谴责小说，甲编八回。白眼著。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九至二十一号， 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九月至三十四年(1908)九月出版。标“社会小说”。光绪戊申(1908)小说保存会出版单行本，二册，题“冷泉亭长著”。卷首有冷泉亭长自序及陶报癖题词。

《后官场现形记》作为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的续编，是从其第五编“甄阁学的大哥害了病，甄阁学去看他续起来的。”作品的缘起，按照作者自述，是托了南亭亭长(李伯元)的“遗言”而赴命的。小说第三回中述到：“南亭亭长著这书的原意，并非只毁官场，形容丑态，他的苦心是烛奸借镜，警惕官邪。无奈读书的只看了一面，当作他处世的金针，为官的秘宝，专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来，成就人材却实不少。所以《官场现形记》竟美其名为‘官场高等教科书’，不胫而走，海内风行，‘洛阳纸贵’。南亭亭长虽然发注横财，曾对白眼说：‘我这几个钱，赚得实在有些作孽。我现立定宗旨，要查几件循吏清官，德行善政，编纂这后半部，使这一般披人皮、具兽心的看了，见善而迁，知过必改，或者于社会会少有补救，我也可以问心无愧。’谁知，丁此季世，豺狼兼道，狐狸横行，再也访不出一位豈第君子、民之父母的贤长官。南亭亭长此志未遂，玉楼赴召。白眼尚存，应该担任起这桩义务，慰我之友。”又说：“《四书》上有一句是：人洁己以进，以其洁也，不保其往也。白眼就是体会这两句圣经，要借他来规劝官场。”由此可见，作品仍不外是一部纲常名教的“官场规劝教科书”。

小说在“规劝”这一宗旨之下，描写了晚清社会官场中的腐败与黑暗，揭露了上自皇帝、下至州县杂佐的种种欺世盗名、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在这个世界里，“官场中事是纸老虎”，表面上堂而皇之，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皇上巧立名目欺骗官吏，官吏弄虚作假欺骗皇上，最后吃亏的还是天下的老百姓。作者借甄阁学大哥的话指责道：“碰着这个时代，说是做官的，真能够替国家办事，为祖宗争光，我敢大胆说一句，一万当中选不出一个。只望做一场官，不与祖宗丢脸，不为子孙造孽，就算是天字第一号的了。现在捐输滥贱，皇上家无非是借这没相干的名器，骗换天下人有用的银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些芸芸众生“一官到手，象得着一把开山斧，去掘金窖一般”，“这些狐群狗党，跋尾招摇，混的世界糊里糊涂”。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许多人都巴望着做官，“好象世界上除了一个‘官’字，再也想不出第二个字”。在他们眼里，做官就意味着“出必轿马，衣必锦绣，食必山珍海馐，居必大厦高楼。前拥后卫，一呼百诺，炽炽烈烈”。既可封妻荫子，又可显亲扬名。“真个是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完的富贵”。于是，卖官鬻爵之风风靡全国，官场成了商场，官吏成了市侩，皇上成了老板。殊不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地方大肆兜售差缺，只不过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骗局罢了。但就有许多名利熏心，执迷不悟的官迷，为了跻身官场，六亲不认，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可最终没有硬关系、没有大后台的，哪一个会有好结果呢?如第三回写到的赵青云，“他少失父母”，曾替人家放牛、检柴。堂房婶娘抚养了他，宁可自己过苦日子，送他上了两年义学。后被荐到王三太爷开的一家大盐号里，帮助做盐务生意。这王三太爷因年事已高，对他很是栽培，一切盐务上的来往都由他应酬，把他当作亲人一般看待。不料他在与官府的交接中，“眼见的不外脚靴手版，红顶花翎，耳闻的不外署缺委差，封妻荫子”，又学到了许多类似“鬼接头”、“飞过海”(冒死人名顶替)的官谱秘诀，竟名心利欲膨胀，官兴大发。于是哄着王三太爷，干没了盐号里二万“办秋纲盐”的银子，用“飞过海”的手段，买了一个江西卫高县的实缺。依据作品提供的梦兆，最终被“尖而又弯的羊角穿入腹中”而亡。又第四回写到的余宝光，也是少失父母，由外公扶养长大。不想他也名利熏心，向往官场那一本万利的“金窖”。于是瞒着外公，在外公“劝办捐输”的单据中，偷填了“一张通判实收”，干没“一千多银子的捐款”，弄得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而他却又“找到外公的一家要好亲友”，再蒙骗了五百银子，意欲捐出一个“通判”。纵然如此，经费还是差之甚远。后来跑到上海，姘识了一个妓女，遂结为夫妻。靠了这位妻子，出了五千两银子，总算捐出了一个“试用通判”。随后，为了谋个实差， 费了不少的心思，花了不少的银子，通关节，找门路，行贿赂，最后由于事不缜密，天机泄露，反被“用了‘工于钻营’四个字，送终了余宝光”。还有一个更惨的，名叫赵棠。他“平生只慕做官， 自家积蓄不多，亏他的交游广，东拼西凑，弄了上万银子，捐了个海防先知县，归部铨选”。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没等到实缺，结果焦思苦虑得病，撇下妻儿，”也就寿终正寝”。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那些既已做官的又都想着升官发财。于是，不惜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极尽钻营之能事。如第一回写到的黄二麻子，他本是济东武宁道甄观察的舅爷， 同时又是下属，为了“赶紧抓一两个优差到手”，对甄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百倍地加以奉承。称自己的姐姐为“宪太太”、“姑太太”，称姐夫为“大人”、“他老人家”。见了甄家太爷、二爷，必用“蟹行法”走路;让坐时“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边上歪斜着坐”。在为甄太爷看病过程中、在为甄观察母亲治丧时，无不一呼百诺，特别小心，唯恐不周，惹恼了上司，失去一个优缺。至此，作者沉痛地写道：“做官这样事，到了现在时候，实在是个最坏人心术的一种毒药。凡人中了这个毒，比鸦片烟还利害，是无药可医的。只要一颗顶珠在头上一压，立刻利欲熏心，伤天害理的事全做得出来。心目中只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司，什么人都可不认，就是父母妻子，不是要借他‘亲老丁多’四个字的题目来做求差求缺的文章，也可以不必认了。”所谓“金兰交谊”、“车笠同盟”，就更是“化作一天风雨”了。

在这个糊涂世界里，所有的官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而实地里却都是污浊不堪的。如第二回写到的夏方伯，他在山东由知府坐到藩台， 表面上摆出一副“倜傥不群、风流自赏”的架子，实际上是山东的一个“地头蛇”。他自命为老山东，“抚台要办一件事，须先同他商量”，“抚台的权柄， 一大半都被藩台揽了过来”。公干之余，就“把官样文章一笔勾销”，邀集手下一批狐群狗党，“对花饮酒”，听歌作乐。他与省城最负艳名的“当代名姝红菊花”打得火热，红菊花曾在酒席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什么抚台、藩台， 岂光是用私人?连私孩子还不知道有多少呢!”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又如第五回写到的苏州抚台思中丞，他自到任苏州，就“在二堂上设了一间办事厅”，“成日家坐在厅里，外来的公事亲拆观看，从不假手于人。一时‘弊绝风清、颂声载道’。”而实质上是由于他的禁令，“逢到二五八、三六九这些衙期总没有人到，只有逢朔遇望循例和司道站个香班，也不过是场面上当差事几个人”。于是乐得他品品鼻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暗地里却干些“假公报私”、欺兄“盗嫂”的无耻勾当。

此外，作品还写到了这个糊涂世界中科场的黑暗与腐败。甄阁学的大哥甄太爷，素来醉心功名，热衷科举，“原想在书堆中，寻一个黄金屋出来”。惟科场中，从主考到帘官到誊录、直到看栅栏的门人，一个个都瞪着两只钱眼，“拜门要银子，送关节要银子，敲竹扛又要银子。”这甄太爷即不谙于此道，又不肯“贴钱求售”，所以，“自十六岁下场起，一直到四十八岁，三十年里头，连正带恩，下了十七、八场，把一个举人不得到手，把一身心血反耗尽了”，差点一命呜呼归了西天。后来反省自己“困顿场屋”阅历的种种“牛鬼蛇神”， 知道自己就是下场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也不得中，就“把功名思想付诸大海汪洋，一心想在教育事业上栽培后辈。”他为两个儿子取名学农、学艺，让他俩专门在“农工”两件实业上去做，切莫象自己一样，“自误一世”，或奔走官场，“做庸庸碌碌的蠹禄虫”。从全书来看，开办实业，注重农工商，亦是作者规劝官场，改良社会的寄托所在。

小说作为《官场现形记》的续编，着眼于官场的暴露，以及对晚清腐朽、黑暗社会的描绘，可以说，基本上还是成功的。甚至有些重要方面，如对朝廷包括皇上的揭露，对社会提出重农工、兴商业、振经济的主张，明显地比前者更深入、有进步。但总的说来，无论在政治思想倾向上还是艺术表现方法上，同样存在着《官场现形记》所具有的局限。就政治思想而言，作者虽然批评了皇帝，谴责了官场，但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着眼于唤起人民推翻封建统治，而仅仅是为了规劝，这反映出改良思想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尤其是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这种思想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无疑地带有消极的作用。就艺术表现方法而言，作品完全沿袭了《官场现形记》的衣钵，两者的体式庶几没有差别。全书结构散漫，缺乏线索的连贯，看不出中心人物，因而影响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不难看出，仍然深受《儒林外史》一路作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