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梦,又名《绮红小史》,清俞达著。俞达(?——1884)一名宗骏,字吟香,自号慕真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全书六十四回,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有1878年袖珍活字排印本为底本,1884年《申报》馆仿袖珍活字排印本。
《青楼梦》是晚清狭邪小说中一部描写才子与妓女相怜相爱的情爱小说,它与晚清狭邪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在题材和内容上有许多类同与沟通之处。全书叙述的是吴中才子金挹香“游花国、拥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的封建士大夫完美的人生理想过程。全书所展示的故事结构,就按照这样的发展脉络展开铺叙。
金挹香才情富瞻,体貌风流。平时除了遵父命读书作文,最喜欢的就是偕同好友邹拜林、叶仲英同游仙窟,与青楼女子盘桓厮守,唱和相随。小说开头,模仿《红楼梦》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描述金挹香梦游神仙洞府,得月下老人指点,与众美人相聚,因而结得一段人间的风流孽缘。在“江南册”中,有偈语为金挹香与众美的命运作出谶兆:金挹香功成名就,得一妻四妾;还有所谓的“三十六宫春一色”,为他以后与三十六个青楼女子款通琴曲伏下草蛇灰线。
从第二回开始,小说重点铺叙金挹香与三十六美人的起居生活和交往经历。金挹香怜玉惜香,多情护花,平等待人,相交知契,因此很得众美芳心,众美对他也是牵肠挂肚,备至关切。她们中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的吕桂卿,有“秾纤得中,风流可人”的陆丽仙,有“才貌双全,色艺双绝”的谢慧琼,有“态度端庄,容貌香冶”的朱月素,有“春风玉树,秋水冰壶”的褚爱芳,还有“薰香摘艳,茹古涵今”的郑孝卿,“志和音雅,气爽神清”的何雅仙……她们一个个都是貌美容娴,德才兼备。其中,妓女纽氏于桃花深处筑有一园,名为“挹翠园”,仿佛《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金挹香与众美不时相聚于此,依红偎翠,宴笑嘻乐。她们建诗社,拟诗题,咏梅赏雪,分韵联句。三十回中他与众美在挹翠园中坐花舫游河,一时珠环翠绕,笙歌沸水,极尽一时之盛。当然,才子既有美人作伴,功名自然是不可缺少的。金挹香进学不久,又南闺赴试,得中高魁,娶进一妻四妾,醉入花丛,悠乎乐哉。
然而,乐极悲生。三十一回金挹香的南柯一梦,为他日后与众美鸾离凤散、出家慕道埋下伏笔,实为小说的一大转折。金挹香因感风寒,久染沉疴,一命呜呼。但在魂游地府时,终因尘缘未断而被月老赐与仙丹,死而复生。但随后不久众美却纷纷从良:有给官府作填室的,有为姬人作伴的,有远嫁东洋扶桑的,有脱离青楼、自立谋生的,也有遁入禅关的。个别的虽然滞留风尘,也与金挹香情亲日疏了。这些变故使金挹香顿生悲凉之感,每告别一个美人,他都要泪洒语噎,情不能已。四十五回他拥一妻四妾虎丘游春,虽得一时之乐,但与往日和众美共伴之景,却是繁华处见凄凉了,于是产生了出道慕真的意念。
出道之前,金挹香要把尘事了断得尽善尽美,于是就有所谓“报劬劳,勤王事,敦友谊”之说,还要了却儿女登科望甲之愿。为了报效双亲,他捐了一个同仁衔,邑任余杭(杭州)县邑。在任期间,他广施恩惠于百姓,除暴扶良,清正廉明,于是声名大燥,百姓称颂。为了医治母病,做一个“全孝儿”,不惜割股疗母,因之感动上苍,协助办案,使他成为“再世龙图”,官升杭州知府,皇帝赐他二品封典,父母及一妻四妾俱得诰绶,“子道得全,夫纲克尽”,不久,父母得道飞升,羽化登仙;儿子钦赐状元,与好友之女成亲。于是心无挂碍,做了一篇“自悟文”,参开色界,看破世情,“芒鞋竹杖寄山滨”,到天台山“企真”求道去了。不久他就得道成为仙人,与众美人重逢仙界,演出了一出凄测玩艳的青楼之梦。
《青楼梦》产生的时代,正是清王朝日趋衰亡的时期。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清王朝是“外面的架子虽也未到,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封建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加之兵燹蜂起,灾荒不断,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然而,在物产丰裕、相对稳定的东南地区一带,统治阶级依旧笙歌管箫,奢侈放荡。于是,在大小城市中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繁华——烟馆遍地,娼楼林立,狎妓玩伶,几成风尚。地处东南一隅的苏州,“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奋少俭,竟物奢,好遨游”(台湾版《中国方志丛书·苏州府志》卷16),其风气尤甚于其他城市。士大夫常常以风流自命,留连青楼。在这样特殊的时代氛围里,才子佳人式卿卿相恋的故事自然而生,为晚清狭邪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式的故事,其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地位必定是十分般配的:男的一定是书宦人家的子弟,才高八斗,貌比潘安,一朝赴试,状元加身;女的则必是独处深闺的相府娇娃,天生丽质,才情高韬,一个白衣秀士是断断配不上佳人的。《青楼梦》却打破了这样的模式。金挹香的家道只是小康,尽管中过秋魁,却没有尝到状元的滋味,他做的官也是用钱捐来的。而所谓的“佳人”,却是一群溷迹青楼而被时人睥睨的卖笑女子,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反差,然而,《青楼梦》却以自然、客观而现实的态度描绘了这个社会现象,并没有因为女主人公的身份而作肆意的恶谑和诬蔑,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刻画人物形象,凸现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因此,当我们透过笼罩在这部狭邪小说中的种种雾障,我们可以发现深藏在作品内部的某种民主意识。
《青楼梦》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民主意识,是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作品中的折射。作者俞达以教馆为业,未涉仕途。家道原本殷实,然“中年沦落苏台,穷愁多故,以疏财好友,家日窘而境日艰”(邹弢《三借庐剩稿》)。他身性浪漫,好作冶游,曾结识了众多的歌妓舞女,并深切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芳魂地下曾知否?踏遍斜阳我独来”(《遨游真娘墓》)。他一生偃骞,颇不得志,所以作斯书以寄“美人沦落,名士飘零”的感士不遇之慨。世路既然不通,那就只有到歌楼舞榭中去寻觅心灵的慰藉了,因为他能在青楼女子中得到心灵的沟通,“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种“理想化”的写法,使作者的怨悱情绪得到渲泄,士大夫倾斜的心灵取得平衡,因而,他在描摹她们的形象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抒情与赞美的色彩,所以,我们在《青楼梦》中看到作者对妓女的态度,就决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或悲天悯人式的廉价同情。
在这种民主意识的贯通下,我们在《青楼梦》中看到的妓女形象,一个个都是聪慧美丽,博学多才。她们吟诗作赋,弄箫弹筝。尽管她们沦落风尘,但他们并没有被世俗的尘垢所玷污,保持着她们率真天然的性情。金挹香之所以喜欢与她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摒除他作为才子式的“花国领袖”的护花之意外,对她们这种处污泥而不染的率真之情十分赏识,而这也正是他与众妓女的情感契合点。他有时还要站出来护卫她们这种性情,生怕她们被世俗的铜臭味所薰染。第四十四回妓女碧珠因与粗鄙士井的欢会而使才子大为振怒,指责她不应该降低身份去接受此等“蠢物”的狎弄,试图保持她性情的率真和人格的独立。然而,小说的这种理想化意识与现实世界的残酷性是对立的。因为在青楼卖笑的生涯中,妓女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老鸨等社会恶势力手中,青春和肉体是她们生存的资本,更是社会恶势力攫取财富的源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要想得到严格意义上的率真与独立,是难乎其难的。
妓女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定的历史产物,可以说,人类社会自从脱离了原始部落的群居生活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妓女制度就产生了。我国自汉代以来,妓女制度就逐渐得到繁衍,当时的长安聚居过许多妓女,唐代教坊中的歌舞伎,大多即为供人消遣玩弄的妓女,宋朝的勾栏瓦肆,盛极一时,人们往往在其中听词赏曲。元明两代,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市民阶级的产生,妓女的规模空前膨胀,以致青楼密布,倚门卖笑者日众。有明一代,更是极乎其盛,士大夫公然以狎妓玩伶为乐,上自公卿巨宦,下至市井细民,都把狎妓作乐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妓女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角落。在《金瓶梅》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举凡官场往来,或者是西门庆的应酬交际,身边总有来自勾栏的妓女在一旁弹筝作歌,为之助兴。西门庆甚至以妓女的肉体去获取达官贵人的欢心。即使是他家的仆妇佣人、帮闲蔑片去千方百计讨好西门庆,也总是请来妓女在一旁陪伴饮宴。沿及至晚清,社会到处动荡不安,加之天灾人祸,频年不断,大批的贫穷百姓失却生活的保障,于是卖儿鬻女者有之,陷身于妓院这个火坑的,人数更是众多。从历代妓女制度的沿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妓女制度的产生有着极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贫苦阶层的妻女所以卖身青楼,是由统治阶级的腐败黑暗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造成的,所以该谴责怒詈的,应是那些“逼良为娼”的社会恶势力,而不应该把罪恶归咎到无辜的妓女身上。绝大多数的妓女是善良的,她们虽然身操贱业,但她们保持着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完善的人格,她们与普通人一样,有对理想的企望和对爱情的挚烈追求,甚至为了美好的感情不惜以身殉情。在文学史上,小说家们饱含对妓女的同情,塑造了许多真切感人的妓女形象,如唐传奇中的李娃、霍小玉、红拂妓,宋代的苏小小,元曲中的关盼盼,明代的杜十娘、冯小青到清际的董小宛等。《青楼梦》中对众妓女形象的刻画,无疑是继承了文学史上对妓女性灵与人格完美的礼赞精神,以饱蘸情感的笔墨,倾注了对妓女深切的同情与爱怜。因此,当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审视《青楼梦》中主人公与众妓女的感情纠葛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们之间确实有某种真挚情感的存在:相聚时,他们卿卿我我,情浓意洽;离别时,则泪洒陌路,黯然销魂。妓女们有苦恼、病痛,金挹香总是予以无微不至的安慰、照顾;为了挽救她们陷入恶势力的魔掌,他会以一介书生的勇气,舍身相救;为了能与众姐妹融洽相聚,他甚至把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功名也抛在一边,托病在家,放弃了上京赶考的机会——这在当时实在需要点叛逆的精神。反过来,众妓女对金挹香的多情风流也萦萦于怀,十分珍惜。她们看惯了玩弄她们肉体的酒色之徒的丑恶面目,被麻木了的心灵忽然得到一泓情感上的生气灌注,灵魂得到复苏,因此,不管是在羁旅行役还是在诗酒唱酬中,都表达了对他异于常人的爱心与情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金挹香与众妓女的感情已超越了物质功利的障碍,而在情感的等平线上建构起精神的相慕相悦之情。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这种相慕相悦之情呢?以往,人们由于受到社会传统道德意识的藩篱和自身观念的局限,常常对这种情感交流表示怀疑乃至非议,并且否认这种情感交往的真实性。在他们看来,妓女只是一群社会寄生虫,是寄生在腐败社会上的可恶的赘疣,是诱发诚实的男子堕落和美满家庭破碎的罪恶的渊薮,总而言之,她们是败坏社会的祸患。这种看法无疑地有失公允:因为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推脱了社会和政治酿造罪恶的责任,并且把绝大多数正直善良为生活所逼无辜的妓女与那些以淫谋财的人等同起来,更关键的,是他们忽视了妓女作为正常人的精神与人格的独立。她们在肉体上身不由己遭到蹂躏,但这并不能禁锢她们对情感生活的追求,她们身处社会的底层,在封建社会里,她们与乞丐、恶棍、流氓并列在一起,她们实在是不幸的一群。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我们也可以印证这种感情的存在。茶花女式的血泪交迸的爱情挽歌,玛丝洛娃与夏赫留朵夫(《复活》)历尽坎坷的情感历程,杜十娘爱极而怨的满腔情愫,不就是这种情感存在的最好的注脚吗?虽然《青楼梦》中金挹香与众妓女的感情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毕竟,它们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十六回中,纽爱卿因与鸨母反目,受屈自杀,金挹香倾身相救,关爱备至,随后就结成了夫妻;达到了感情上的另一种升华。以后他陆续娶进的四个姬妾,也都是行院出生,但他始终不以为意。作为一个“诗礼传家”出身的子弟,在当时能不顾世俗的偏见娶妓女为妻,本身也是需要勇气的;而在客观效应上,也表示了他对传统礼教观念的蔑视。
当然,我们审视金挹香与众妓女的感情交往时,也不能一味地予以拔高,更不能以欣赏甚至赞慕的态度来礼赞这种情感,而应该以批判的精神去把握这种情感历程中的合理内核。因为即使有了真,也并不等于有了美和善,情感意识的合理性,只有经过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和审美观照的过滤和积淀,才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狎妓嫖娼,毕竟是封建官僚与士大夫的一种社会陋习,是他们追求精神的自我麻醉和感官享受的一种畸形的渲泄方式。妓女作为这种渲泄方式的承受对象,她们同时担负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痛苦。她们对所交往的人所产生的眷恋与爱慕,也多少夹杂着被动、无奈的成分。恩格斯指出:“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青楼梦》的作者却夸大并虚饰了这种情感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兼以歆羡与欣赏的口吻对这一切作了不恰当的描绘,肆意渲染士大夫靡烂堕落的生活方式,并给这种所谓“风流韵事”披上精致美丽的外衣。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封建末世时期士大夫颓唐压抑的一种情绪外化,是世纪末的社会和时代意识在小说中的折射。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注意澄清的。
《青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显得苍白无力。不惟是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人物形象模糊,就是主人公金挹香的性格特证,也十分单薄。这是因为,作者不是以艺术创造规律去构造人物,而是以他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教化功能来衡量人物。人物形象只是作者进行说教的传奇筒,作者试图把主人公塑造成至善至美的读书人典型,因此,他把儒士在实现人生过程中的许多理想和希望的桂冠都生硬地堆砌到人物的头上,把他幻化的理想人物外化成一个形象的人物类型。这种臆测式的想当然的人物创作方法,必然使人物失却生活的根基,显得虚假可笑。在展开人物的形象写照时,小说也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三十回以后,人物的趋向日渐明朗,而小说却急欲收场,因之对人物之间产生的思想和活动只是匆匆带过。金挹香每作别一个妓女,不外是悲伤、哭泣,而没有描写出产生这种情感的区别和不同来,更没有细致地展示、刻画人物的心理波澜,使人读来有乏味、雷同之感。
从小说的结构组成看,整部小说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第一回到第三十九回,着重描写金挹香与三十六美的诗酒流连的风流生活;第二部分从第四十回到第五十三回,叙写众美的纷纷从良而风流云散,引出金挹香与众美的情感纠结;第三部分从五十四回到结尾,写金挹香功成名就,最后出道慕真的过程。在古代小说中,它属于常见的线式结构。在结构描写方法上,《青楼梦》处处摹仿《红楼梦》,但是,它从根本上缺少《红楼梦》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博大的民主自由精神和崭新的时代爱情观念,在艺术上也缺少《红楼梦》“追踪摄迹”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迷人的艺术感染力量。从作者对封建制度嗜痂逐臭式的卫护态度上,我们可以说,《青楼梦》只不过是封建社会末世时期没落士大夫虚弱可怜的心理补偿,它不能也不可能提供真善美的艺术魅力,更不可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永久的审美洗礼。这也是今天的读者阅读时应该注意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