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来，民间广泛流传有关济公的故事。形成文字者，今天所知最早的是明代晁瑮《宝文堂书目》记载的《红倩难济颠》平话，但未见传本。另有明隆庆三年刊沈孟柈述《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一卷，清康熙年间刊王梦吉编《新镌绣像麴头陀济颠全传》三十六则，务本堂刊墨浪子《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宝仁堂刊《新镌济颠大师玩世奇迹》二十回，乾隆九年仁寿堂刊西湖渔樵主人《济公传》十二卷。坊间刊有《评演济公传前后集》一百二十回，以大约成书于清代中叶的坊间刊无名氏二百八十回本《济公全传》最为完备。花城出版社1983年删去后三十八回，出版了二百四十二回本，为现今通行本。
《济公全传》述写南宋临安灵隐寺济颠和尚事。书中说济公本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下世，投胎在浙江天台县李氏家，俗名修缘。十八岁去灵隐出家为僧，法名道济。然而屡犯寺规，不忌酒肉，终日疯颠，不修边幅。又四处游逛，出入人家，惩恶扬善，大显法力。小说以济公的活动为中心，描写了广阔的中下层市民的社会生活，小说虽然情节荒唐，结构支离破碎，艺术上十分幼稚，思想和感情态度也东摇西摆，毫无定准。但从这种拙劣的描写里，也可以朦胧地看出清代中叶市民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一些特点。
市民阶层是植根于封建制度中的赘物，具有既区别于传统社会又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心态，这种矛盾在清代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期——显得更为突出。市民阶层是依赖商品经济存在的，他们有着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各种观念，特别是《济公全传》产生的东南沿海一带，市民阶层还通过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受到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思想影响，因而其个人的独立意识有所发展，如尊重人的个性和私有财产，追求享乐——物质享受和感官享受，甚至放纵各种人的本能欲望。但是，这时期的市民阶层毕竟处于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大环境中，因此，他们的思想又不能不与封建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王朝取得统治权后，采取了一系列严酷的政治文化措施，重新恢复了宋明理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重视社会整体谐和稳定而泯灭个性发展，使得色彩纷呈的晚明文化归于沉寂。
在这种状况下，市民阶层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体现这一时期市民心态的《济公全传》，其价值观与审美观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印记。
《济公全传》的前半部，叙写济公为秦相追回被华云龙窃走的玉镯和凤冠。凤冠的来历不得而知，但玉镯却是外国给朝廷的贡品，“被秦相留下”，实在是贪污，地道的不义之财。然而，显然作者认为这宝物如何获得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财物一旦被个人拥有，财产权便不能轻易地被剥夺，所以，济公翻山越岭，走村串镇，不惜劳苦，死死跟住华云龙，必追回宝物而后快，最终完璧归赵。这个事件体现了近代社会价值观中的最重要部分之一：私有财产的神圣与不受侵犯。表面上看，这与晁盖等英雄在智劫生辰纲时提出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观点相比，确实不够进步。实际上，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包含着深刻的贱视个体和扼杀个性的因素，《济公全传》中这种对私有财产——哪怕是不义之财——的尊重，让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有趣的是，作品衡量官员的标准也因之发生了倾斜。中国的儒家政治伦理，常常把官吏的行政才能和政绩置于第二位，却将是否尽忠尽孝、廉洁奉公等道德品行作为考核官吏的最高标准。《济公全传》中写了一批符合这个标准的中下层官员，其中不乏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之辈，但这些清官却显得十分无能，稍遇疑难案件，便只能把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抄手问事，万不肯应，拉下去打!”以致屈打成招，表现出十足的颟顸无能，只能待济公以神力相助。因此，对这些清官的描写，并不能使读者产生那种对包拯、海瑞的敬意，恰恰相反，只有揶揄和嘲笑。与这些官员截然不同的是秦相，无论如何不能算好官——作者也没有把他写成好官的企图，他的长相近乎小丑，品行也无一可以恭维，但作品中认为他唯一难以宽恕的罪恶是为修自家楼阁去强拆灵隐寺牌楼。当他一有悔悟，退回庙产后——虽然其他方面毫无改善，济公马上称赞他“有佐理皇猷、参赞化育之才”，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替身僧，并以此为荣耀。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员标准在作品中已经相当程度地被市民阶层更为看重实利的自私内容所取代，即官员的好坏不能只看个人行为是否端正，更要看其对他人财产是否尊重。这无疑是市民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支柱。但在传统社会中，爱国精神与忠君意识是两位一体，密不可分的。爱国，即要承认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忠君，则要肯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朕即国家”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但是在《济公全传》中，两者却出现了某种分离的倾向。对秦相形象的肯定大于否定，也可以看出传统爱国精神的淡化。另外，这里还出现了对封建社会血统株连即“罪及妻孥”的观念的否定倾向。秦桧在后代人们眼中是汉奸卖国贼的同义语，这甚至使秦姓后代子孙往往蒙上不白之冤，直到如今，我国许多地方还流行着岳与秦姓不通婚的习俗，反映出人们对这位奸相极度厌恶的心理。然而，在作品中被描写成秦桧之子的秦相，正如前边分析，却并没有因此受到株连。他的善恶，完全是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动善念，罪愆全无。特别是对爱国主义的核心部分——民族矛盾的淡化，极可注意，书中的秦桧作为鬼魂，在书中曾直接出现，他对儿子忏悔道：“为父在阳世三间，久站督堂，闭塞贤路。在风波亭害死岳家父子，上干天怒，下招人怨。”历代所公认、所共谴的通敌卖国这一最大罪行，却毫未提及。而书中所描写的南宋，正是宋金矛盾激化、全民抗战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这种时代特点在书中没有得到任何反映，联系到秦相父子的形象，恐怕不能认为是疏略。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是金的后裔，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把古籍中的宋金矛盾都加窜改，删改或磨平其尖锐的语气，目的是淡化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清王朝的文字狱和一切文化钳辖，也着力于削弱这种民族观念，因而，在写成于清代中叶的《济公全传》中，也视民族矛盾为忌讳而有意避开。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封建制行将崩溃，近代社会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的联合成一个大家族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淡化宋金矛盾，未始不是与这一前景相符合的，因而也可说，这是与传统的“夷夏之辨”分明的封建爱国思想相游离的市民思想的征兆。
与晚明文学中的进步思潮相比，《济公全传》的价值观也有明显的后退，特别是在妇女观方面。
晚明市民文学中有大量的色情描写，虽说这与当时上层社会以“渔猎女色为风流”的时尚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市民阶层从本能欲望出发，对传统观念的蔑视。男女之大防的道德堤坝崩溃了，诸多的男女以纵欲来享受现实人生。这种道德的沦丧是忧是喜姑且不论，但起码可以说，它反映出妇女不再被单纯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家庭的奴隶和男性的玩物，而是承认了她们也有正常人的欲望。难怪近年有个剧本将《金瓶梅》中的淫妇潘金莲写成妇女解放的代表，上演后轰动一时。晚明小说家凌濛初更直截了当地为寻求性刺激的官家姬妾辩护：“岂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提铃喝号，防得一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同时，凌濛初也确实写了一个因丈夫长期不在家过夜，耐不得寂寞的妇女莫大姐与人私通的故事，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这种描写和主张在《济公全传》中是没有的。作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多次宣扬“寡妇失节，不如老妓从良”等封建节烈观。凡是逾越礼法的妇女，都被作为大加鞭挞的对象。沈国栋之妻，因丈夫长期出外保镖，便与邻家公子孙祖义私通。作者借书中闲人之口对沈妻作了道德审判，又安排了沈国栋佯装离家，半夜潜回，将妻子与其情人“结果了性命”一段情节。作者充满快意地下笔时，并不知道他在进步的历史观与落伍的道德观之间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看法。承认人的本能欲望合情，就必然会承认自主婚姻的合理，因此，汤显祖认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游园惊梦时青春意识的觉醒是自然的，也认为她与柳梦梅之间的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自主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与晚明文学中那种“理有者情必无，情有者理必无”(汤显祖)的叛逆思潮相比，《济公全传》无疑大大倒退了。小说中不仅没有对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进行任何肯定，甚至对那种经封建礼教认可、以男才女貌为基础的婚姻方式也持否定态度。自幼与济公定亲的刘素素原本打算“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至死不二”，但济公出家后长期杳无音信，收养她的舅父硬逼她另找婆家，于是，她想出以对对联招亲的办法。她出的上联是：“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表露了她因虚度青春年华而产生的苦闷心情，用这种方式招亲，是她冲破封建礼教罗网的最后机会。但是，来应对的偏偏是济公，竟以“远避迷途，退还莲径返逍遥”这一充满佛教色空观的下联来“暗度”她。这姑娘的青春被葬送了，终生过着青灯古佛、晨钟暮鼓的苦寂日子。而作者对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结局却很欣赏。
另外，周堃为救被王胜仙抢去的姐姐夜闯王府，“逢人就砍，遇人便杀，杀了有十数个人”，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李逵在江州和祝家庄挥舞双斧、滥杀无辜的场面，同样都反映了封建观念中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贱视。
济公是作品中唯一的主要人物，也是作者全面肯定和极力歌颂的人物，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
济公实有其人。据孙楷第先生考证，宋代僧人居简《北涧文集》有《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一文，题下侧注“济颠”二字。此文为其师而作，称其师是天台李氏子，时人呼为“湖隐”(见谭正璧等《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济颠禅师语录》亦称济公是天台县李氏子，俗名修元。这种说法也被《济公全传》继承，只是更“元”为“缘”。
济公身上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恐怕就是那种超人的神通。小说中说他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奉佛旨为度世而来”。所以，他一出生便被非凡之光环绕，“临生之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出家之后，更有了一手未卜先知的本领，任何事变，只要他“偶然打一个冷战，罗汉爷一按灵光，早知觉明白”，于是“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说不管，我和尚焉能不管!’”更兼手段高强，善于降妖伏怪，战胜邪恶。白水湖出了修炼万年的鳄鱼精，专食小儿，假济公降伏不了，险些丧命。济公现出了“身高十丈，头如麦斗，身穿织铎，赤着两条腿”的“真身”，呼风唤雨，挟雷掣电，以千钧霹雳劈死鳄鱼精。然而，没有任何一个读者会因此把济公等同于孙悟空，这是因为，孙悟空的神通几乎不与人间烟火发生关系，而济公的神通是直接干预现实生活的，两者给人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最突出的是对那些威胁市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矫正和补救，从而给群众以一种麻醉式的精神安慰。
济公的外表无疑是丑的，他“身高五尺来往，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滋着一脸的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拖一双破草鞋”。丑陋、肮脏、窝囊俱全。但他所干的却是无告的群众所做不了的“善”事(虽然有些“善”事并不善)，于是，肖像和性格形成了触目的反差，这对于衣冠楚楚却干尽坏事的上层人物确是奇妙的讽刺。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这点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小说总体而言，《济公全传》是一部迎合落后愚昧群众审美趣味的作品，不论是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不宜给它以太多的肯定。
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津门煮字山房石印本,二百八十回;中原书局石印本;上海章福记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普新书局石印本;江左书林石印本;有益斋石印本;萃文斋石印本;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民国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启新书局石印本;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上海天宝书局石印本,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扫叶山房石印本;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世界书局铅印本。1991—199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济公传系列小说”排印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上海普新书局石印本及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大古典神怪小说》丛书”排印天宝书局石印本,199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神怪小说大系”排印本。
南宋年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李茂春,平日乐施好善,扶危济困。夫人王氏年近四旬,未曾生育。这日,夫妻斋戒后,同到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归后不久,夫人有喜,期满生子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孩儿生得五官端正,品貌清奇。国清寺方丈性空收为记名徒弟,取名李修缘。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修缘长至七岁,入学读书,才学出众,目读十行,过目不忘。至十四岁,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背诵极熟,尤好道学。正当要博取功名之时, 李茂春夫妇相继过世。
修缘十八岁时,孝满脱服,看破红尘,立志出家。来到杭州西湖飞来峰上灵隐寺,拜方丈元空长老为师,取名道济。元空知他是西天金身罗汉降世,奉佛法旨度世而来。道济坐禅坐颠,还有些疯,庙里独叫他颠和尚,外面又叫他疯和尚、济颠僧。道济在庙内偷物、吃肉、喝酒,与监寺僧广亮不合;在外却济困扶危、劝化众生。凡人眼中的济公,是一个穷和尚,短头发有二寸多长,一脸的油腻,破僧衣短袖缺领,光脚穿草鞋,长得人不压众,貌不惊人。实际济公是“参透炎凉,看破世态,散淡游灵径,逍遥无挂碍。了然无拘束,定性能展才,撒手辞凡世,信步登临界。抛开生死路,潇洒无静界”。
一日,济公长老在西湖见一人要上吊,按灵光一算,知晓此人叫董士宏,事母至孝。因家贫无力赡养病母,将女儿玉姐典在顾进士家作使女,十年回赎。典银五十两,给母治病。哪知老母病重,一命呜呼。士宏尽力葬母后,到镇江忍耐时光。十载光景,好不容易积凑了六十两纹银,来到临安赎女。不料顾老爷升了外任,自己又丢失了银两,想想生不如死,就此上吊。济公叫士宏跟他来到仕宦赵文会家门,自己进去,用自制的“八宝伸腿瞪眼丸”医好了因心疼孙子而生急病的老太太;又施禅机,以治好赵子之病,需用五十二岁且五月初五生的男人与十九岁且八月初五生的女子的眼泪作药引子才行。结果当然是士宏父女相见,喜极而泣。赵子吃了泪水化下的药,登时病症痊愈。
监寺僧广亮一心要害济公,以泄私愤。乘济公在大碑楼睡觉时,派徒弟放火,欲烧死济公。只见烈焰腾空,火光大作。等众人把火扑灭,广亮自以为得计时,济公却从大雄宝殿走出,大笑说:“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人死有何难。”结果,方丈要济公化缘重修大碑楼,众议给济公一百天限期,化一万两银子,将功折罪。济公胸有成竹,每日仍是装疯作傻,舍药救人,普渡众生。百日期满,门头僧进寺报告,西湖大路来了二、三百位临安官绅富户、商贾人等,由赵文会、苏北山两位员外带领,到灵隐寺找活佛罗汉。两员外带头各在缘簿上施银一万两,余者纷纷响应。同时将城里关外十六座木厂木料施舍给寺,修盖大碑楼。监寺择吉动工,不日修理结束。恰巧秦相府花园中二十五间阁天楼,被火烧要重修,得知木料都给了灵隐寺,秦相遂派四个管家到灵隐寺借大木修楼。这四人仗势欺人,拆毁大碑楼。济公闻讯显神通,使恶管家及从人之间互相扭打,打得鼻青眼肿。众人吃亏后,在秦相面前添油加醋,挑拨是非。秦相大怒,派兵围困灵隐寺,锁拿疯僧。济公夜来施佛法,秦相梦中见老太师秦桧,带着手铐脚镣,鬼卒押解,奉阎罗天子之命回煞归家,劝戒秦相行善积福做德,赶紧放众僧,重修大碑楼。秦相梦醒后,心有所动,但被无知夫人一番言语,又把善心截住。结果公子秦怛遭速报,头大如瓮。名医治疗无效,推荐济公治好奇病。秦相方知济公真是圣僧。秦相与济公两人高谈阔论,甚是投机。
一日,济公在赵员外家留住。临安来了两位班头,请济公有紧要大事。济公按灵光一算,知临安出了塌天大祸。原来西川路出了一个江洋大盗,叫华云龙,绰号乾坤盗鼠,文武全才,却是个奸盗邪淫之辈。在西川作案留下九条命案,都是先奸后杀。地面官差总领各处寻踪缉拿甚急。华云龙离西川,浪迹江湖一晃几年。这日到了临安城,游城隍山时,见一带发修行少妇,生如瑶池仙子、月殿嫦娥,进乌竹庵。当夜便去作案,因奸不允,杀死节妇。次日在泰山楼喝酒,一言不合,又将酒楼东家杀死。华云龙一不做二不休,竟要取秦相人头,做惊天动地之事。入夜,和同伙到秦府偷盗,并题诗藏名。临安太守赵凤山奉令捉贼,两个多月一无所获,实在无法,只得恭请济公。济公先抓同党,再带班头出外缉拿华云龙,历经险阻。华云龙边逃边作案,来到曲州府镇山豹田国本家躲藏。田国本仗着与秦相兄弟沾亲带故,也是无恶不作。济公一行追到此地,定下妙计,一举将华云龙、田国本拿获归案。
济公在行善惩恶中,常与妖魔鬼怪斗智斗法。每到关键时刻,用手一摸天灵盖,露出佛光、灵光、金光,现出知觉罗汉本像,使人敬叹佩服。济公先后收圣手白猿陈亮、风里云烟雷鸣、黄面真人孙道全(悟真)、飞龙僧(悟禅)、金风和尚(悟缘)等为徒。 当得知赤发灵官邵华风一伙为非作恶、兴妖害人、招聚贼党、拒捕官兵、劫牢反狱、自立为王时,济公师徒齐心协力,捉拿恶贼妖魔,舍生忘死,终将邵华风等擒拿归案,监斩处死。
灵隐寺方丈元空长老功满归天后不久,圣罗汉济公也驾离灵隐。梦中治好了太后的病体,皇上敕封济公为护国散禅师,并赐字:“疯癫劝善,以酒渡人。普渡群迷,教化众生。”诸事一了,济公又走游天下,济贫扶危。
一日,济公下山,边走边唱山歌,迎面遇见了徒弟赵斌,见他一脸愁容。赵斌正为老母身故而无力下葬犯愁,济公忙安慰赵斌,答应替他抬一口棺材来。随后,济公来到秦相府管家秦安家中。恰秦安发妻韩氏亡故,秦安命人到三官庙将早已漆过十数次的沙木寿材抬来。正自悲伤时,家人报济公来给主母治病,秦安忙请圣僧入内。济公对秦安说:“治好韩氏,如何酬谢?”秦安道:“只要人活,要什么都给。”济公指明要那口棺材。随后用手一指韩氏,口念“唵嘛呢叭吽”六字真言,韩氏即死而复活。济公见状,就叫人将棺材抬到赵斌家,赵斌连忙叩头,求众人帮助入殓。济公见这里吊祭人少,就赶紧施法,不多时,先后有几十人来到赵家吊丧、烧纸、祭灵、痛哭。
刑部衙门仵作子徐贵,年纪四十多,正室过世。有一姓周的读书人家之女,父亲早死,两个哥哥皆是临安不第的秀才,自己三十多岁,还未受聘。经人撮合,与徐贵成亲。因新娘情窦早开,徐贵总疑她另有旧交,自成婚后,处处防备,无紧要事,决不出门。这日合该有事,徐贵同衙门的萧麻木夜晚打着灯笼到徐家借物,恰巧徐贵出外讨钱。这萧麻木生性麻木惯的,向周氏说明借物的话后,顺便油嘴打活闹个不了,又不知避嫌,随便进房。正巧徐贵回来,见家门开着,忙骂:“是哪个小杂种跑进人家房里,干甚事的?”周氏正要开口,哪想萧麻木也不回个三长两短,拔脚走出房门,吓得连灯笼都不要,没命地跑了。徐贵疑心更重,冷言冷语,使周氏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周氏受不了徐贵的冷言冷语,就吊死在房内床柱上面。待到徐贵发觉,知道事情弄僵,忙找近邻料理,托人到周家送信。同时去将萧麻木捉回,用铁链锁在房内下手床柱上。这样,上手吊着一个女的,下手锁着一男的,暗暗做个因奸致命的势子。后来幸亏济公施佛法,救活了周氏。济公告诉大众,因为周氏是个千贞万烈的妇人,麻木是个孝感天地的子弟,所以来救他们;并规劝徐贵以后再不许无端怀疑妻子不贞。
当济公长老与伏虎罗汉普妙,得四海龙神相助,几经周折,将八魔再次擒获,准备交给长眉罗汉处理时,突然心血来潮,心突突乱跳。普妙等忙问何故。济公道:“吾自小由舅舅王安士扶养,情如父子。现舅舅大难临头,不去救他性命,全家都要不保,迟延不得。”于是忙告别众人,急急奔台州府天台县水窦村店。快到家时,变做一个翩翩年少公子,大摇大摆向家中走来。看到舅舅,见老态毕现,想想不能在家侍奉,养老送终,心中实是歉疚,忙走至舅前,双膝跪下,连连磕头。老员外见一陌生少年行此大礼,百思不解,当他得知此系外甥派来的人,乃问外甥情形,方知修缘原是如来佛祖手下的知觉罗汉转世,奉着佛旨,普渡众生,因算出舅家要被绿林所害,故特派此少年来保护。两人正说着话,一家人慌慌张张进来高声叫喊:“有鸡冠山强盗到来,借银三十万两,作山中粮饷。如牙崩半个‘不’字,就使姓王的没有一方容身之地。”济公扮的公子吩咐,要强盗明日来取银。随后,济公调度布防,按奇门遁甲之法,排石阵,安设罗网。阵内风雨雷电、江翻海倒、地塌天崩,变化万状。结果,众盗全陷阵被捉,送至天台县衙门法办。济公扮的公子见诸事办妥,留下书信一封,告辞而去。济公走后,员外看信,才知是外甥修缘变化模形,特意前来救难。
济公的前身,乃是隋炀帝的心腹大将蔡容,因将即将修炼成仙的南山白额飞虎,用强弓毒弩无罪射死,飞虎阴魂不散,天天找蔡容报仇。不料蔡容再为人时,皈依佛教,顶上放光。到了第九世,竟成罗汉,成了佛门高足。而飞虎阴魂飘荡已七百余年,无处伸冤,听说到西天寻找如来佛祖,就能报仇雪恨,因此千辛万苦赶往西天,得到佛祖金符,前来报这十世冤仇。飞虎见到济公,把金符一扬,万道金光射在济公身上,济公身子顿时缩成尺余,并由和尚变成将官;飞虎再一扬金符,将官又缩小了。济公知道厉害,连忙逃脱,后借火遁到西天论理。途中,见如来佛祖的坐骑——金毛十头犼私自逃出在半空盘旋作怪,济公费尽神力拿住修炼近万年的金毛犼,献还如来,做为进见之礼。佛祖传言:“二人永不准报复;济公尚须留滞人间,办出些惊天动地的事,给佛教争光。”济公感激不尽。回到山门,见一美少年前来拜自己为师。原来就是欲报仇的白额飞虎,尊佛旨,忘却前仇。于是两人同到人间去办大事,以便将来可证果成佛。一日,济公在温州把所有事情办完,立时同徒弟月空乘船而去。在大海中,济公师徒先后被双龙岛蛇王用缩地易眼法捉去。亏得看押月空的童子俞庆祥仗义搭救,月空带童子借地遁法来到关押济公的房间。只见济公一丝不挂,赤条条躺在炕上,身上盘着一条有碗口粗的人面雌蛇。那蛇浑身如火,面白如粉,头发有三尺余长,披散四周。还有许多小蛇,在济公七窍中钻进钻出。皆因济公是金刚转世九世童身,吃了他的精血,立时可成正果,飞上天庭。济公虽会闭血诀,但一过七天七夜,命就休矣。月空见蛇王本领高强,为救师傅,就和童子历经险阻,逃到放鹤岛求救。岛主朱鹤道人,久知蛇精害人,顾虑伤害物类,上干天怒,所以并不去相侵。可是,双龙岛因逃走月空及童子,起兵打上门来,来势汹汹,倾巢围攻放鹤岛。朱鹤道人及玄鹤道人师徒胸有成竹,布出八门阵,大败群妖,只逃脱两个受重伤的蛇王。两蛇王邀两道人来双龙岛和议,欲谋杀之,两道人将计就计赴妖会。月空破了蛇精的迷魂阵及海市蜃楼,朱鹤道人师徒则破了蛇王的迷心花,用替身法炸死顶替蛇王的蛇精;救出济公,去除他心上之蛇,用无心草挽回济公性命,使之恢复如常,度过大难。为了彻底收伏蛇王,除去人间之害,济公到杭州法海禅师那里,借来紫金钵,重进双龙岛,和两蛇王斗智斗法。人面蛇王及两头红蟒现出原形,垂死反扑,终逃脱不了被吸入紫金钵的命运。后来济公又用计惩治了余孽,让放鹤岛派人来岛布防,处理善后。
济公师徒出海以后,天色渐暗。济公眼望远处台湾岛黑气重重,连月光也透不下去,毒气已迷浸沿海地方将及内地。原来,西海洋中岛国——其利国中有一对夫妇,设立烟火教,男教主叫男芙蓉城主、女教主叫女芙蓉城主。两人收受徒弟,如不入教,即在梦中吸收他的精血,使其得头脑疼痛、四肢绵软的怪病,不几日就一命呜呼。国王也不敢惹他们,连哄带送,才使两个教主移祸江东,来到东海台湾岛之上,从此中国百姓遭受大难。师徒说话之间,海船快如箭发,已到福建海面。邪教夫妇已迷惑到福建巡按御史刘积健家了。刘一生清廉,视民如子。济公到后,直闯后堂。此时刘家二子一女已经犯症病倒。济公见刘积健脸色渐白,血脉将停,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救他脱险,并设法治了刘家二子一女。济公因刘积健做了半世清官,百姓受福不浅,眼前急需补心血,须用神龙、凤凰脑液才成,于是施佛法,招来龙、凤,吸取部分脑液,给刘积健服下。 哪知刘积健服后不久,即大叫一声,栽倒在地,命在旦夕。 原来男、女两妖已知济公用意,特地变化龙、凤来斗法。 因两妖妖法厉害,变化无穷,连济公用佛家神光、慧眼也瞧不出一丝破绽,所以竟受愚弄。 济公此时正焦急得无法可施,大慈大悲的南海观音菩萨来了。 济公马上飞身而出,撞见菩萨扮的婆子,央求婆子大施法力,救回这位清官之命,以赎自己之罪。 于是菩萨取出净瓶仙水、葫芦神药,救治刘积健。 济公几经周折,历经磨难,斗智斗勇,斗法斗宝,最后得如来佛祖等帮助,终将男、女妖人拿获,为天下百姓除去祸害。 后又奉佛命,济困扶危,普渡众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