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是《水浒全传》的众多续书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种。早在18世纪末，此书就已传到了日本。当时，日本的著名作家龙泽马琴，就是在《水浒后传》的影响之下，激发了思想，创造出具有转折意义的“江户读本”手法，并以这种手法写出了第一部重要作品《椿说弓张月》。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约1613—?)是明末清初的通俗文学作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明亡后不愿做官，依靠卖卜测字为生。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所作诗词感慨时事，风格刚健。除《水浒后传》外，他还有《续廿一史弹词》、《痴世界》曲本及诗文杂著等，可惜均散佚不传。从《水浒后传》第1回冠首诗“白发孤灯续旧篇”句来看，这部小说应是他晚年的作品。
读过《水浒后传》，就不难发现，作为《水浒全传》的续书，虽难与原书比肩，然而无论是在思想内涵的拓展上，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有其独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者以满腔热情讴歌了三十几位幸存的水浒英雄和死难英雄的后裔，继承并发扬梁山好汉的精神，在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起义的英雄业绩;在与统治阶级以及侵略者的殊死斗争中，英雄们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用其惊天动地事迹续写了梁山英雄谱。小说中以许多精采动人的章节，将李俊、燕青等英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格局紧凑，虽然几条故事线索交叉演进，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义军与朝廷、义军与外寇、朝廷与外寇、内陆与沿海、国内与海外，暹罗国内的忠与奸等诸多矛盾同时展开，但并不让人感到杂乱，相反倒觉得复杂曲折、翻新出奇。因此说，《水浒后传》是一部引人入胜、值得一读的作品。
从审美鉴赏的角度看，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欣赏习惯;从审美心理角度看，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这种习惯和要求。在《水浒全传》中，虽然获得了较大的满足，但仍然留有遗憾，这也许是《水浒全传》的续书接连不断行世的重要原因之一。按广大读者的习惯和需求来说，希望看到奖善惩恶的道德标准的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愿意接受悲剧色彩很浓的结局。即使英雄死去，也要死得悲壮，而不能像《水浒全传》中的英雄们死得那样窝囊。同时，读者特别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尽管英雄人物战败或牺牲是出于无奈，但也要求作者写出英雄们不死的精神。中国古典小说的作家们，对于自己的读者心理是理解的，也是相通的。因此很多作品不是以大团圆结尾，就是让逝去的英雄升天成神。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父子等。《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也是基于此，向广大读者奉献了近三十万言的长篇续书。这部续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本着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要求，续写了水浒英雄的精神，并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而且取得了最后的理想式的胜利结局。
大凡读过《水浒全传》的人，都会在为英雄们惨遭杀害而洒下悲愤热泪的同时，对宋江等人的愚忠愚孝行为深表不满和遗憾，对轰轰烈烈的起义竟这样完结，心理上难以保持平静和平衡。而当你再读《水浒后传》时，审美心理需求得到了补偿，心理上获得了平衡。《水浒后传》以“阮统制梁山感旧”开篇，当时阮小七的心情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看似在写阮小七的心绪，实际是写出了作者、读者的心理。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的基点和起点。因为“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诔，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根荄，逢春即发” (《水浒后传》第1回)。由此便引发出梁山泊所剩的三十二位英雄，“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功垂竹帛，世享荣华，成了一篇花团锦簇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欢欣鼓舞，快意舒怀，不禁拍案叫绝”(《水浒后传》第1回)。
作者采用先分后聚的手法，同时分头写出了孙立、邹衍等人在登云山举义，重新打出了梁山义旗;李应等在饮马川重举义旗;李俊等在太湖称雄。他们除了与官府继续斗争，还与入侵的金国征战。值得玩味的是，不仅梁山幸存英雄前仆后继，而且梁山英雄的后人也继承遗志投入义军行列，如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宋清的儿子宋安平，呼延灼的儿子呼延钰，徐宁的儿子徐晟等。令人深思的是，不但梁山英雄及其子弟如此，而且就连当年与梁山义军仇怨甚深的人也改变了看法，转变了立场，参加了义军。如扈家庄的扈成，他上山入伙后，对前来攻打的官军将领——自己的师父栾廷玉劝说道：“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最终，栾廷玉在扈成的劝说下，也相机入了伙。(《水浒后传》第3回)正如李应所感慨的那样：“当年宋、吴等人未成此等大事，而今却有这个基业。” (《水浒后传》第13回)
作为读者，不但喜欢故事有头有尾，而且更希望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水浒后传》满足了读者的这一审美习惯和心理需求。各路英雄大会师，并“驾长风群雄图远略”。(《水浒后传》第11回)泛海辟地，在暹罗国平寇除凶，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拥戴。最后，李俊受封称王，三十多位英雄冠袍加身。在金銮殿上，四美结良缘(《水浒后传》第39回)，庆功宴上，“赋诗演戏大团圆”(《水浒后传》第40回)。
作者正是以群众的代言人的身分，不但写出了英雄的善始善终，而且还对假、丑、恶进行无情的鞭笞，实现了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戒，这在《水浒后传》的第27回作了集中的描写。由于奸臣弄权，残害忠良，遂致半壁丧倾，万民涂炭。朝廷降旨将蔡京、高俅、童贯、蔡攸四个奸臣削职发配，途经黄河时与李应所率抗金义军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应、燕青等先是以宴请为名，将四奸“请”进大营，在对四奸进行一番戏弄之后，李应、王进、柴进、裴宣、燕青、樊瑞等控诉了奸臣的罪行，接着李应命撤开筵席，摆设香案，供上宋公明、卢俊义、李逵、林冲、吴用、花荣六人名号，众好汉一同拜了四拜，说道：“宋公明哥哥与众位英魂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贯、蔡攸四个奸贼在此，生前受他谋害，今日特为申冤，望乞照鉴!”李应的悲愤陈词，无异于对四贼的宣判书，说出了千万读者的心里话。最后李应说道：我今凛遵“大臣有罪，勿加刑戮”的祖训，也不加兵刃，只叫你们尝尝鸩酒滋味罢! 只听天崩地裂发了三声大炮，兵士齐声呐喊。这里两个服侍一个，扯着耳朵把鸩酒灌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死于地下。众好汉拍手称快，互相庆贺。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任从鸟啄狼餐。从感情上说，对读者是一种满足，虽然是虚幻境界里的满足。
很显然，《后传》的故事离史实相去甚远，但却无伤大雅。正如泷泽马琴在《椿说弓张月》的注上说的那样： 这种历史上的非正确性是无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很浅，他们不会注意到这种错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好的行为会得到好的报应，而坏的行为一定会得到惩罚。我想，就是今天的读者在获得审美心理上的满足后，也不会再去计较历史究竟是如何的。
人们欣赏文学作品，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实现审美的愉悦和满足。那么，当人们读过享誉世界的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之后，再来读《水浒后传》，是否还能继续得到这种享受和满足呢?作者陈忱正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之后，才进行创作的。
首先，作者抓住了读者最关心人物命运这一重要审美心理，在原书的基础上续写水浒幸存英雄的命运，并在原来人物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人物的血肉灵魂。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随时都有可能因艺术的才气和笔力的不足，造成狗尾续貂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水浒全传》中的主要人物都已亡殁，所剩三十二人基本属原书中的二三流人物形象，这便为作者驰骋才华留下了余地。同时，栾廷玉、扈成、王进、闻焕章、费保、高青、倪云、狄成、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钰、徐晟、暹罗国主、奸相共涛等，不是原书顺笔一点的人物，就是《后传》新出人物，写来更无拘囿。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集中笔墨，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精雕细刻了燕青、李俊、穆春、乐和、李应、阮小七、扈成、共涛等主要艺术形象。燕青在《水浒传》七十回本中，虽名列天罡，而且是“天巧星”，但所费笔墨甚少，只有救主一段，况且地位只是卢俊义的一个奴仆。而在一百二十回本中，曾用两回(85回、110回)文字着力描写，从而使一位智巧过人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后传》把燕青作为主要人物形象来塑造，作者在燕青的智与巧上做文章。第24回写他智闯金营，面见道君皇帝，并献上青子黄柑，感动得这位皇帝老儿叹道：“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 不料卿这般忠义! 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如果说燕青在《水浒全传》中对卢俊义舍命相救属于尽忠主子的话，那么，这里甘冒险阻入虎穴面见被囚的皇帝就是具有爱国精神的大忠了。拾木夹救关胜一节，也是在写燕青的智与巧，为此作者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先写燕青心知此木夹的重要用途，再写拾起那金朝军官掉下的木夹，取一大块银子丢在柜上，也不等找钱，抄小路如飞走出了城。杨林不解其意，说道：“要这东西何用?这般慌促!”第二天，就连戴宗见了木夹，也不知何用。待燕青说明后，杨林才恍然大悟道：“你真是天巧星，有这许多机变。”原著写燕青机巧，是以李逵等粗人为衬，这里以杨、戴作比，避去重复。写燕青救关胜时，作者忙里偷闲插入燕青救莫氏、卢氏二位安人的情节，其实并非闲笔，目的是写燕青的无私仗义，二安人说将女儿许配给燕青，燕青拒绝道：“若是这样说，我小乙无私也有心了。”(《后传》第25回)作者还用群星托月手法，写王进因不听燕青之计而遭惨败，月夜浩叹，“把一世英名都丧了”。这里是明写王进暗写燕青，因此凌振才对燕青说道：“你干的事出人意料之外，其实可敬!” (《后传》第26回)。第27回戏弄、处死四个奸臣的点子，也出自燕青。老将呼延灼说得好：“平日只晓得他巧慧，见机而作，不想有这副忠肝义胆，妙计入神! 我等只晓得上前厮杀，那里及得来!”总之，与原著中的燕青相比，《后传》里的燕青，已从一个忠仆成长为一位智勇双全、忠义兼备的军师兼大将军了。
对其他人物，如写穆春柳塘湾除凶报怨和喋血双峰庙的情节，其气氛之紧张，其画面之明快，其人物之活脱，其文字之简洁，几可与《水浒全传》争辉。
与人物性格相谐调的景物描写也比较出色。在第22回里，写戴宗、杨林去东京的路上，傍晚山村讨米充饥的情节。便是“杨林依道人说的路径走去，果是出了林子有座石桥。立在桥上，看那一带清溪潺流不绝，靠着山冈，松竹深密。有十余人家，都是草房，门前几树垂杨，一阵慈鸦在柳梢上呀呀的噪，溪光映着晚霞，半天红紫。下得桥来，人家有锁着的，有紧闭的，通不见个人影。到村尽处，一带土墙，竹扉虚掩。杨林挨进身去，庭内花竹纷披，草堂上垂着湘帘，紫泥垩壁，香几上小炉内袅出柏子清烟，上面挂一副丹青，纸窗木榻，别有一种情况”。如此清静幽雅，古朴天然，你道是何人所居?原来却是浪子燕青。与前边穆春杀妇的情节相比，这里是随着杨林的行走路线，目之所及，由远及近，由大到小，逐层写来。既让你领略欣赏林村夕阳的如画美景，又引出所要写的人物。燕青隐居在此，如同阮小七梁山怀旧、李应在家赋闲、孙立为官、顾大嫂开店一样，不但与原著相衔，而且所居所为更与人物性格相适。穆春的除凶喋血是续写这位疾恶如仇的血性男儿的质朴勇武，而燕青的隐居林村草庐，是写这位乖巧人的清高机变。看得出，《后传》中的一景一物一言一行，都不是闲笔冗词。
此外，《后传》在写人物的心理、神态的变化上，也颇有特色。不仅写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绪、心理，神态的倏息起落，而且随着情节的演进，情绪、心理、神态也相应有层次的递进，从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如第27回写众英雄鸩杀蔡京等四个奸臣的情节，除对话、动作极富戏剧化、很有影视效果外，蔡京等人的心理、神态变化也是由表及里，如影视的特写镜头一样，将其内心剖白于读者目下。先是燕青等到押差官寓所，“见蔡京等四人立着闲谈”，当听到李将军请他们去赴宴，蔡京寻思道：“想是门生故吏。世态炎凉，还有这等存厚道的人!”等到了李应的军营，“酒过三巡，蔡京、高俅举目观看，却不认得，忍不住开言道”。当听了李应一番话，蔡京等“踌躇不安，想道：‘请我们吃酒，怎说出这大帽子话来?’ 面面相睹，无言可答，起身告别”。在李应说出：“某非别人，乃是梁山泊义士宋江部下扑天雕李应便是”并“请奉一杯”，“蔡京等惊得魂飞魄散，推辞不饮，只要起身”。接着王进、柴进、裴宣控诉自己所受迫害，而且裴宣舞剑后弹剑作歌，使蔡京四人“面色如土”。最后李宣布为宋公明等英灵申冤时，蔡京等四人“尽皆跪下哀求”，当四碗鸩酒斟毕，四个奸臣“满眼流泪，颤笃笃的那里肯接”。从开始的“闲谈”到最后“颤笃笃”，四人的心理、情绪发展、变化轨迹，犹如荧屏上的心电图一般，清晰可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书中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说作者与读者的审美沟通问题。作者的一片创作苦心之意，读者是否能真心领略。一个“解味”，道出了审美欣赏的真谛。中国传统的鉴赏理论中，总是用一个“玩味”的概念，其涵意的核心，就是在艺术审美中如何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足见理解作品的意蕴乃审美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后传》对《水浒全传》的内涵开拓上，给人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其一，是在忠君爱国方面。原著中，梁山义军的“替天行道”，主要是替皇上除奸，即所谓的反贪官不反皇帝; 虽然阮氏兄弟、李逵等也大叫皇帝轮流做，杀进东京夺了鸟位，但毕竟是没有领导决策权的少数人。最后接受招安，转而征剿其他义军，是宋江等主导思想的必然结果。而《后传》中，幸存英雄的再度聚义，不采取宋江的投降路线。《后传》里的英雄与朝廷中主战派联合，为的是抵抗异族侵略者，保卫的是祖国。燕青、李应等人也声明拥护皇帝，但这时的拥护皇帝与宋江的接受招安在内涵上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忠君与爱国便成为一体的了，这时的皇帝就上升为祖国的政治象征或偶像了。更何况，李俊等英雄们，只是与朝廷联合抗金，并非归顺朝廷。无疑，这位作者是代表了广大读者的意愿的。
其二，是英雄与皇帝的历史性反思。幸存英雄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不能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这是以众多英雄的生命换来的结论。所以，李俊入太湖隐居消夏湾，打鱼饮酒，图些快活;李应辞官重返独龙冈，甘做田舍翁;燕青隐居，逍遥自在，……因为他们明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祸，所以燕青曾苦劝东人隐逸，东人欲享富贵，坚执不从，终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他们由隐到出，也是在遭到官府的继续迫害，如李应、李俊、乐和、孙立、杜兴、安道全、阮小七等;同时也是外寇入侵引发了英雄们保家卫国之心。特别是在宋江等被害以后，道君皇帝继续重用奸相佞臣，祸国殃民，使这些英雄更加认清了统治者的本来面目。燕青与杨林在驼牟冈金营中见过徽宗这个亡国君后，感慨犹深：“从来亡国之君多是伶利的，只为高居九重，朝欢暮乐，那知民间疾苦! 又被奸臣弄权，说道四海升平……一朝变起，再无忠直之臣与他分忧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如果说这番感慨是对最高统治者而言，那么，乐和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乐和辅佐李俊开辟金鳌岛，物阜民安，李感慨当年宋、吴等人未成此等大事业，乐和则将此归结为朝廷上下的“奸邪忌妒”，邪不容正。倘若说作者写李俊到暹罗为王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毋宁说是对理想王国的一种追求和期望。
书中在写英雄们反思的同时，还写了三个皇帝的忏悔与反省。道君皇帝对燕青说：“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朕失于简用，以致如此。”钦宗说：“朕在东宫，深知此数人坏事，但是太上皇宠任大臣，朕初即位，未可骤改其政，以伤太上之心。今可将此数人暂行贬斥远方，俟金兵退后，再加诛戮。”高宗说：“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怀忠义，为朝廷立功”，并说燕青“忠义过人，识见卓荦，朕铭于心”，遂赐号加封“忠贞济美”。联系起来，便可看到这样一条思路：承认错误、惩罚奸佞、为英雄平反。当然，这也许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反省，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其三，是对正义事业的肯定和赞美。《水浒全传》以悲剧结局写出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这虽说是对现实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在读者心理上总是罩上了一层阴影。《后传》创作于明朝沦亡之际，从抒发民族感情出发，作了弥补性的开拓。书中用了较多篇幅写李俊率领众英雄“驾长风群雄图远略”、“金鳌岛开基殄暴”(《水浒后传》第11回、12回)。除这两回外，后十回都是写李俊支持协助暹罗国王马赛真除奸平暴，以及国王被奸相谋害身亡后，在朝野的拥护下李俊做了国王的情节，使亡国的义士有用武之地。李俊等人并不是侵犯强掠，更不是采取军事的或政治的阴谋手段夺位称王的。而是与暹罗国王建立一种睦邻友好关系，并协助其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李俊最后做了暹罗国的国王，不但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戴，而且也得到了以前王妃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的拥护。这就昭示了一种深层意蕴，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失望，不得不寻求一处世外桃源去实现英雄业绩。
作者为避免前后情节上的复沓，将英雄们的国内聚义、抗敌与海外建功立业交叉穿插写出。先是在第11、12回写英雄远略，再接写国内英雄除奸御寇，最后集中笔墨大书英雄们海外团聚。这种结构形式，读来令人感到既别致又自然平实。同时，多种矛盾的纠葛，既令人感到丰富多彩错综复杂，又感到紧凑简炼。
总之，《水浒后传》作为《水浒全传》的续书，不少方面有其成功处，在《水浒》续书中算是比较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