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传》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云合奇踪》等。写的是朱元璋和其他“开明英烈”反抗元朝统治、战胜割据势力、建立明代王朝的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以赞许的口吻评论道：“叙一时故事而特置于一人或数人者……《水浒传》即其一，后出者尤夥，较显者有《皇明英烈传》……”，由此可见《英烈传》既属于讲史类小说，它搜罗故实，写了众所瞩目的明朝开国史，又属于英雄传奇类小说，塑造了朱元璋和其他英烈形象，而且是这两类小说中的较出色者，尽管它和这两类小说的顶峰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差颇远。《英烈传》影响广泛，读者队伍庞大，京剧和各地方戏常就它的一些情节进行改编演出，现代评书还有专说《英烈传》的，可见其艺术生命力之强。
《英烈传》作者是谁，写于何年何月，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属明中叶作品，至少是在嘉靖年间该书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且被内廷搬上宫廷舞台(见郎瑛《七修类稿》第24卷)。一说作者系明代嘉靖时期武定侯郭勋，当时支持郭勋的人说郭为宣传其祖郭英之功而作，郎瑛《七修类稿》之说即是一例;而反对郭勋的人却丑诋郭勋为人卑劣，贪天之功，归为其祖，百计设谋，冀达上听，企图封赠世袭，沈德潜的《野获编》中有关记载可见一斑。双方的争论的焦点是鄱阳湖大战中射杀陈友谅的功劳是否属于郭英，郎瑛旁征博引，振振有辞，以为射杀友谅乃郭英无疑;沈德潜据理力争，愤愤不平，斥郭勋冒窃流矢之功，归于其祖，实小人所为。陈友谅究竟死于谁手，作品是否郭勋所作，暂且存疑，单就他们认真的程度，就可推知《英烈传》的真实程度和反响情况。明中叶人写明朝开国史，时隔不久，记载完整，《功臣录》、《传信录》钦颁，人们记忆犹新，热门话题，广为流传。加之英烈后裔健在，官居高位，手操生杀予夺之权，且关系网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陈友谅是否被郭英射杀，这一细节竟引起轩然大波，其他情节焉敢不实?实则存，虚则亡;信则传，妄则砍。从这个意义上讲《英烈传》是一部形象化的功臣簿，真实性极强的历史小说。
《英烈传》作为历史小说，脉络清楚，线索分明。它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朱明王朝的产生、发展、壮大为发展线索，把元末明初四十年的历史，编织成八十回近三十万言的历史英雄传奇。
《英烈传》从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写到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写了这四十年间的政治风云变幻。纵向上以时间为轴，顺叙其事，但每一个段落均非平铺直叙，而是有重点、有波澜、有悬念，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朱明王朝酝酿期主要写招集贤才和攻占滁州，主要写了请徐达出山的经过。朱元璋麾下文武贤才都有一个非凡的降生故事，说明他们上应星宿，而这些贤才都异口同声向朱元璋推荐徐达，朱元璋、李善长专程聘贤，入村前下马步行，以示敬意，未进庄先闻徐达歌声，弹剑作歌声琅琅，继而议论国事，二人话语投机，所见略同，双向选择一举成功。整个过程的描写，既突出了徐达的儒将风度，又写出了朱元璋思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统帅气质，而且给这部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增添了诗情画意和艺术氛围。朱元璋有这样的文武贤才，在滁州城初试锋芒，便大败元军。
朱明王朝的萌芽期主要写了攻占金陵。取金陵必须用水师，正好有巢湖水军头领俞廷玉父子向朱元璋求援，这里作品采用插叙方式，描写了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三人的武艺，特别是对俞通渊过人膂力刻划细密而又跌宕有致。十四岁的俞通渊能托起千斤大鼎本是件奇事，作者以几十人议论此鼎无人可动，十几人试抬纹丝不动作为反衬。俞通渊当时不是逞能显技，而是跑到后殿试举石狮成功作为烘托，又以众人看他膂力非凡，请他托鼎，他反调皮逃出山门，适遇其父，他还故意说：“我自在后殿把石狮子托托耍子，不知他们何意阻拦。” 作为一个波澜。在众人邀请，父亲劝说下，他这才手举铁鼎上下台阶三遍，然后还把鼎故意放在台阶下，自己回家，又起一波澜，长老埋怨俞通渊未把鼎放回原处，众人自信地说：“不打紧，我们几十人包抬齐整还你。” 而几十人怎么也抬不动，只好再去俞家请俞通渊，俞母笑而允许，“俞通渊只是笑，也不应他们，大步到庙，仍将手托起香炉，依旧放端正了”，再度渲染。经过这烘托、反衬、一波、一折、一染，一个膂力超常而又顽皮可爱的俞通渊便活脱脱地立在读者面前。
《英烈传》写了元末明初四十年的割据兼并，具体的战斗、战役，是全书主要的叙述描写对象。《英烈传》描写到大的战役就有鄱阳湖大战、湖州大战、成都大战。这些战役都是硬仗，而具体的打法又有不同。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兵多船大，气焰嚣张，湖州战役张士诚地富人猾，难以对付;成都大战，长江栈道，易守难攻，但是硬仗方显将士勇，艰难才见英烈强，鄱阳湖建立敢死队，以硬拼硬，死地求生，获得大胜。湖州战役以智斗智，围城打援，更高一筹。成都战役避实就虚，以奇取胜。三次战役都是水战，而战法不一。鄱阳湖大战火攻为主;湖州大战先烧后溺，水火交替;成都大战水陆夹攻。这三次战役都很注重情节的曲折性，都是朱军处于不利形势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反败为胜。鄱阳湖大战，朱元璋龙船搁浅，陈友谅以朱元璋死作为解围条件，韩成代死才躲过一劫，然后朱元璋组织敢死队，安排丁普郎诈降纵火，才彻底扭转局面;湖州大战，徐达、常遇春水军深入太湖，尹义迎战，初时常遇春见他人少船小阵乱枪歪，大笑说：“这都是个打鱼的把势，说什么舟师!”但那小船号炮一响，忽地变换阵势，迅速把朱军割成前后两段，包围了常遇春为首的前队，继而常遇春部下纷纷报告船底被凿破，水泛上战舰，常遇春船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而后队徐达既无法和他们联系，又不能前去解围。在这紧急关头，常遇春与俞通源诸将临危不乱，互相切磋，终于想出奇计，利用夜色作掩护，趁敌初胜大意，把破船拆开结成大筏，把底朝上，以免铁钉扎脚，载一部分将士到敌岸，打它无备之敌，同时，好船火攻敌水寨。筏子上岸后，把钉子朝上，专扎敌水军逃兵之脚，这样水陆同时进攻，外围徐达听见炮声，及时救应，这才得以进驻湖州城下，然后围城打援，消灭张士诚主力，取得大胜。成都大战，汤和率兵攻瞿塘关，初战不利，损伤朱兵无数，康茂才，汪兴祖两大将中炮身亡，瞿塘一路只好待机再战。秦陇一路也不见奏捷，朱元璋再派朱亮祖部援助，乘虚直捣成都，同时在长江投下木牌数百面，上刻攻克蜀城的日期，下游汤和捞上木牌便知瞿塘守将大都去救成都，于是加紧从瞿塘入川，水陆合击，夏主明升投降。
不仅三次大的战役写得险象环生，扣人心弦，全书大部分战斗也都写得惊心动魄，激烈壮观。虽然也写到梦中神仙帮助，但是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凭着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敢顽强。
《英烈传》是一部写战争为主的历史小说，每写一段金戈铁马，紧锣密鼓的战斗，总要写段诗情画意的文字，以调节气氛，使得张弛相间，松紧有致。金陵之战杀声一息，刘基、宋濂隐歌继起。鄱阳湖大战炮火余焰还在弥漫，古雷音寺香烟却已缭绕; 姑苏城士诚命殒，灵谷寺哑钟悠扬。至于小的战斗间隙作诗论文，长歌啸吟，更是随处可见。因而漫漫长卷，读之无人生厌。
《英烈传》塑造了众多的开明英烈的形象，其中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朱元璋了。朱元璋的形象贯穿全书，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他从牧童——神策将军——吴国公——吴王——明太祖的发展变化过程。
朱元璋性格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他才能的逐渐增长上。首先是组织才能的不断增长。朱元璋十来岁时因家贫到刘大秀家牧牛，就以敢做敢为赢得了同伴的敬仰。他们几个放牛娃饥饿难忍时杀了小牛充饥，然后朱元璋把牛尾插在山缝，说牛钻山，刘大秀拔出牛尾辞掉了他，饭碗虽然砸碎，但同伴更加信任佩服他。离开皇觉寺，贩乌梅的路上，他看见众多习武之人口渴难忍，就不顾“金陵地方遍行瘟疫，乌梅汤服之即愈，因此梅子大贵”。主动“从车上取百十个梅子送与他们”，渴中送梅如雪中送炭，仅此一举就令众人心服，而他们就是后来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大将邓愈、汤和、郭英等人。朱元璋投郭光卿后，立即设立招贤馆，招纳文武贤才，迅速形成以他为中心的战斗集体。他还注意招降纳叛，团结曾反对过自己的人，使一切人为己所用。攻占金陵过程中，朱军杀死元将陈也先，其子陈兆先率众而降，朱元璋鼓励他：“尔果同心协力以救生民，他日功成，富贵与共。” 即授千军长左军掠阵头目，选他带来的五百精锐，听他指挥。发现这五百人多疑惧不安，朱元璋即唤这五百人与陈兆先当自己的贴身护卫，晚上朱元璋“解甲熟睡达旦”，五百人和兆先深被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感动，于是“个个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
朱元璋还很善于利用奖惩调动众将士的战斗积极性。胡大海和常遇春是两员猛将，在攻打滁州中都有大功，朱元璋更喜欢常遇春，欲授他先锋之职，胡大海不服，二人欲以比武定高下，朱元璋说：“君等皆我手足，今欲相争，便是我手足交击，有何利益?”因命胡大海为左先锋，常遇春为右先锋，然后得头功的为正先锋。后来攻打金陵，采石矶元军把守严密，朱军死伤严重，朱元璋传令胡、常二将：“二公先锋定在今日，有先登采石矶者，即为正先锋。”这样把内部矛盾转化为一致对外的同向运动，事后以先登采石矶的常遇春为先锋，胡大海还有不平之色，朱又说：“此举非崇奖遇春，正以激励诸将”，顾及了胡大海的自尊心，使他心服口服。朱元璋这种非凡的组织才能，是他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法宝。
朱元璋的组织才能的增长，还贯穿于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中，当他是神策将军时，普天招贤，思贤若渴，每到一处先请人推荐贤才，得了李善长、徐达，刘基后，向他们请教经史，议论治平之策，闲时还和他们作诗论文，采石矶抒怀的诗句和气氛就透露出他们亲密无间、平等和谐的关系。做吴国公、吴王阶段，他信任他们，委以重任，放手使用，使他们全心全意为己效劳。如第31回刘基请他亲征陈友谅，他立即照办，临走时，刘基对朱说：“此行径逆大江而上，从安庆水道越小孤山，直抵江州，以袭友谅之不备，彼若迎战，即当发陆兵围之，彼若败走，弃江西而奔，主公不必追袭，惟尽收江西州郡，然后取之未迟。”朱元璋说：“军师所论最是，孤不敢忘。”可谓言听计从。后来果按刘基方略，一一实行，取得步步胜利。但在朱元璋准备讨伐张士诚之时，偶遇彭友信，适逢天边云霓灿然，朱顺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彭十分乖巧，应以“玉皇知有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一句话吹拍得朱元璋得意洋洋，也不和他谈论治平，也不讨论策略，立即对侍臣说“此有学有行之士，我欲任为翰林编修”，众人即说“极当，极当”。一句阿谀逢迎之词，即得高位，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变化。到他称帝之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一方面他猜忌刘基、宋濂等一班有功之臣，刘基看出端倪立即急流勇退。另一方面随心所欲对付一般文臣，高兴时，一句诗文即轻授侍郎，如江怀素(第72回)，不高兴时一句话可惹来杀身之祸，如第79回，朱很喜欢唐肃的文才，唐肃侍膳，“自己食罢，把两手拿着箸儿，甚是恭敬，太祖问‘此是何礼?’ 便答说‘臣幼习的俗礼’，上怒：‘俗礼可施之天子平?’”便以不敬罪，谪戍桂林。唐的儿子之淳有文才，朱召之淳进京，之淳上殿前先到他姑母家说： “圣威不测，姑娘可为我敛取尸首。” 真是人人自危，如履薄冰。
招贤思贤——敬贤爱贤——用贤——忌贤，就是朱元璋用人路线的发展轨迹，这为他后来大兴兰党大狱、胡党大狱，埋下了性格伏线。
朱元璋的政治才能也在不断增长。在他起事之初儒生朱升告诉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把它一直当作基本国策，贯彻始终。滁阳王死，他决意拥立其子;而和阳王死，他已为吴国公，手握兵权，占有相当大的地盘，文武大臣劝他早登王位，他仍辞以“访有德者立之未迟”。朱元璋灭汉以后，众文武又劝他登帝位，他反复思考才自称吴王，直到灭周之后，才称帝。他这缓称王的策略，使他目标小，可以乘机发展。而陈友谅、张士诚急着称王称帝，目标显著，成为元统治者及其他割据势力对付的目标，客观上又给予朱元璋发展的良机。这样的基本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元末明初那种占山为王，有兵即称王的年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取得天下，非朱莫属，因为他一开始就有不同凡响的政治头脑。
朱元璋在关键时刻具有卓尔不俗的政治眼光。当张士诚进攻韩林儿、刘福通时，他如去救，必然金陵空虚，陈友谅则可能趁虚而入，如果不救，他就会失去政治优势(当时他名义上还隶属于韩、刘)，他看到当时小明王韩林儿还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利用他可以扩大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威信，加之安丰乃金陵屏障，救安丰即是保金陵，所以他毅然去救。果然此策极佳，既救了安丰，又保了金陵，还回过头打击了陈友谅，解了南昌之围。而到了攻打杭州时，他发布了有名的讨张士诚檄文，他在檄文中咒骂红巾军“妖言”惑众，彻底扔掉红巾军这根拐棍，因为这时红巾军早已被消灭，政治余威已被他利用净尽。这时他需要中小地主的支持，于是在檄文中正式承认中小地主财产所有权，并强调无苛捐杂税，保证永保乡里平安(第52回)。如果从农民起义的角度看，这时的朱元璋完全成了农民起义的叛徒，但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他这一着毕竟是一着有政治眼光的高着，因为当时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中小地主社会主角的地位，得他们之拥护，政权即稳固，反之就动摇。而朱元璋公开转变立场，依靠中小地主，自然他的政权就一天天兴旺起来。
朱元璋还具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政治理论，早在他当神策将军时他就告诉部下“克城以武，安民须用仁”的道理，每到一处首先张榜安民，迅速展开政治攻势。他还总结元朝失败的原因：“他的行径如筑堤壅水，惟恐漏泄”，而自己的成功在于“爱恤军民，则人心之归，犹水之就下，是穿其堤防，使所聚之水都漏泄也，用力少而成功多”。为了执行他的政治路线，他还制定并执行一套严明的纪律作为保证，李文忠占领杭州后，宣布“擅入民居者斩”，恰好有一士兵到民家借锅煮饭，“文忠登时磔杀示众”(第52回)。
朱元璋的军事才能也在不断增长，年轻时他打擂台胜陈也先，显示了超人的膂力和智慧(第7回)，后来他攻州打县，才能不断提高。到了陈友谅约张士诚合击金陵时，他基于张士诚盐商出身胸无大志，只图自保，决定集中力量打陈友谅，但陈友谅在上游，自己主动出击，逆流而上，不易取胜，于是出奇计着康茂才诈降，以便陈友谅先到早到，李善长问“太祖方以寇来为忧，今反诱渠早至，却是为何?”朱说：“大凡御敌，促则变小，久则患深。倘二贼合并来攻，吾决难支。今如此计诱他，友谅必贪得，连夜前来，我自有计破之，士诚闻风胆落矣。”朱元璋真可谓胸有成竹，稳操胜券的常胜帝王。
朱元璋的性格在发展变化，唯有农民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始终如一。他戒奢侈，例如有人把陈友谅的镂金床献上，他说：“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如此奢侈，焉得不亡”，即命毁去(第40回);惜民财，见两内侍穿新靴踩水，即大加训斥(第63回); 尚节俭，知民疾苦，有地方臣子来进香米和凉席，朱说：“方物之贡，古已有之，但收了竹簟，天下必争进奇巧之物。朕又闻所贡香米，俱于民间捡择园净的，盛在黄绢囊中，封获而进，真是以口腹劳民! 今后竹簟永不许献;朕用米粒也同秋粮一体，纳在官仓，不必另贡。”(第68回)，不贪女色，有人把自己女儿献于朱元璋，朱大怒;“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耶?可即选佳婿配之，你做父亲，不令练习女工，反事末务。”重人伦，轻愚孝，有一男子为治母病杀死亲生儿子，乡人以为大孝，朱元璋把其重杖一百，“因命礼部今后旌表孝行，须合于情理者，不许有逆理惊骇之事”(第68回)。这些优良品质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凝聚，也是朱元璋取得胜利的个人品质保证。
《英烈传》虽然缺乏《三国演义》那样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描写也欠细致，语言比较简陋，但它以其描写的真实动人，赢得了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