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汇编。八十卷。本书不著编撰人,亦无序跋,以故难详其源。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华书局刊行。

过去学者认为,该书系由原清国史馆所修《大臣列传稿本》选录辑成。近据王钟翰先生考证,其稿本来源主要有三:一、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是书未刊,现已散佚;二、《满汉名臣传》,乾嘉之际依据国史馆重辑的大臣列传刊刻成编;三、《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同治中李桓辑。其中,可以肯定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六百余篇,钞自《满汉名臣传》及其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重见的四百二十六篇,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一千二百七十八篇,另有一千一百九十篇查无下落,据估计应出自《大臣列传稿本》的散佚部分。

本书共分八门,首为宗室王公传,三卷;次为大臣传,内分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四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三为忠义传,一卷;四为儒林传,四卷;五为文苑传,四卷;六为循吏传,四卷;七为武臣传二卷;末为逆臣传,一卷。共计传记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文为正史列传体例,叙传主生平、仕宦经历、主要事迹、言论、奏议及有关上谕。每一门各按传主生活年代排列顺序,线索明晰。

在目前所见几十种清代传记中,本书与《清史稿·列传》并为囊括有清一代三百年间重要人物的两部大型传记汇辑。全书收正传人物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另有附传多人,起自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迄于清末王懿荣、李鸿章等。与之相比,《满汉名臣传》所收不足千人,《国史列传》(罗振玉编,东方文化学会印行本)仅五百人,一为乾、嘉以前人物,一为乾嘉时期人物。又如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收同治以前人物一千一百余人,亦远少于《清史列传》。书中第一、二种来源的传记,取自清国史馆的第一手资料,《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转录的,其主要资料亦来源于清国史馆,多为原始或较原始的资料,因此不仅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本书与《清史稿》的列传相比较,虽然后者所收有少数不见于《清史列传》,但绝大多数的传叙事简略,有年无月,甚至年月全无,对深入研讨十分不便,而《清史列传》叙事较详,年月首尾具备,可以因人依时,追溯源流,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一般认为本书史学价值要超过《清史稿》的列传。本书所记还有弥补《清实录》阙失或纠正其错讹的作用。如书中张鹏翮传有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 一疏,备言黄河河之情形,而《清实录》失载;又田从典传有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乞休得旨原文,较《清实录》远为详晰。再如道光六年(1826年)八月,因浙江学政朱士彦被劾,巡抚程含章奉命查核覆奏,《实录》作“原参有因而未尽实”等语,颇难理解,经查对《清史列传》朱士彦传,知原文为“原参各款,有并无其事者,有事出有因而未尽实者”,其意遂通。但是,在抄录成书的过程中,由于所用底本或转录时笔误的关系,本书某些传也存在脱字,讹字,不够准确的现象。如额亦都传中的“布寨”误为“布齐”,费英东传中“赐敕免死二次”的“敕”字误为“勋”字,佟养甲传中“先世为满洲”误为“先是为满洲”,韩菼传中的“《平定朔漠方略》”脱落“方略”二字,魏象枢传中“吏科都给事中”脱落“都”字等等,利用时有必要参以他书,对照补正。

本书目前共有两种版本,一为民国十七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凡八十册,线装。后台湾中华书局再加翻印,装成十册精装本。一为王钟翰先生以民国十七年排印本的底本的整理标点本。标点时曾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残本及有关各书与底本对照校勘,写有校勘记的二千条,对上述脱漏、讹误加以订正。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凡二十册。